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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何博传 红色革命给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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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2011 17: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浩然 于 1/5/2011 16:16 编辑

何博传
红色革命给了我们什么

——从国民党将军莫雄挽救共产党红军说起

目次
1
大历史的阿拉伯图案画
2
德国人斗法,中国人拼命
3
用“一民主义”斗蒋介石
4
广东人救了共产党
5
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社会
6
革命就是“杀人”“夺权”
7
英雄无语,后人有泪
8
从“曾魔王”到“曾改革”的命运
9
680
万大冤案,越是亲密战友越惨!
10 戴笠13年捉不到的人,共产党关他24
11 三起三落的项南
12 “八字脚”的“风水发啦!”
13 莫家三代的遭遇
14 莫二公子的莫须有大罪
15 几个男儿非马牛!


1
大历史的阿拉伯图案画


英雄和人民,偶然和必然,在历史中可能是永远说不清的事情。

法国巴斯卡尔有句常被引用的话:“如果埃及皇后克莉奥佩屈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世界史也许会改观”。若认为这句话稍嫌俏皮了一点,那么法国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社尔的关系,拿破仑在滑铁卢遇到那场大雨或带错路的那位响导,西班牙无敌舰队碰到的那场风浪和那几个海盗,就是非常严肃的改写欧洲历史的著名例子。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时代的大环境、大局势与个人或自然的小动作,时常奇特地在同一个大事件中起决定作用。以致人们可惊地发现,如果不是碰到那个小动作,后来的大历史就不会是那个样。这常使历史变得像一幅阿拉伯的图案画:一条细小的根茎上,长着轮盘大的花朵。

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漫长历史中,同样充满这样的例子。例如许多人都说过,如果曹操心胸宽一点,没有扣徐庶之母为人质,就不会有徐庶荐诸葛的事,三国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如果明末不是碰到那场大灾荒,朝庭不会被迫员,驿卒李自成也不会“下岗”,后来明清的历史也会完全变样;洪秀全更典型,他本是发狂想当官的人,在多次科场拼搏中,只要有一次考官没有走眼,他便可能是朝庭“鹰犬”,“太平天国”的故事便另出花样。

可惊的是,就在我们身边竟有同样的例子。其中包含的意义、产生的影响和表现的奇特,绝不下于上述任何一个事例,值得海内外中国人深刻回味。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洪秀全故居离香港不足150公里,他在1851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金庸没有计及,更不必说康梁。当然,金庸有自己的标准。他选袁崇焕是因为袁氏在辽宁兴城把努尔哈赤的大军挡在关外二十年。

如果用金庸这个标准,又允许加50公里距离,那么至少还有一个人:英德县的莫雄。而且,他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的那种人。

莫雄的公子莫二球是原香港达德学院与何铭思同班、同室、同上下铺的学生,现与三球、六球在广州;五球还是香港著名老中医,在香港旺角花园街开有诊所;大球原为全国总工会一个副部长,已辞世。莫氏一家多是舍身为共产党卖命,又立过大功劳的人,1949年之后却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被罩上黑灰的悲凉色彩.

图 香港达德学院同学会举行60周年记念活动。图为文哲系同学在南沙(左五为莫二球,右二为何铭思)05-03-19

生活中的莫雄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虽然他是国民党元老,有“粤北王”的名号,国共两党元老均称之为莫大哥。但在大历史上甚至还不能归入“雄”字一类,自然不能与袁崇焕、洪秀全、孙中山等人比。只是,莫雄曾以一个断然的动作,挽救了整个瑞金中央红军的命运。从而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因而也是“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传奇人物。近代中国大历史竟埋伏着此等小意外,使人物和事件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令人深感讶异。

国共两党的命运,是天数,还是运气,是命定,还是人谋,是十八世纪的历史“必然”说,还是二十世纪个人奇迹的“能动”说,这要留待史学家去争论了。

虽然这段历史在六球先生手录的《莫雄回忆录》之后有过一些介绍,但笔者近日听莫公子二球、三球、六球先生的亲自叙述,已不只是莫雄了。因为他们说的不仅是国共两党生死相拼的一段往事,不仅是有关莫雄许多未披露过的细节,而且是莫氏及其朋友活生生三代人的奇特际遇。那是一页血淋淋的与当代官方所记政治史、军事史和地方史有重要差别的中国近现代史。所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为之唏嘘不已。例如何铭思。他对莫氏一家的遭遇深有感慨。他介绍我认识二球先生并建议我写此文时就对我说,连题目都给你想好了:“我何负于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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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典型广东人气质的莫雄

2
德国人斗法,中国人拼命


近代中国,又滑稽又可怜。中国人在前台生死相拼,背后斗法的却是德国人。

19349月底,瑞金四周五万平方里苏区的中央红军,正处在人力匮乏,粮食紧张,弹药紧缺,各种资源耗损殆尽,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险恶环境中。红军的最高指挥官,共产国际派出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却以骄横独断的姿态,得意洋洋地指挥实施“分兵把守,全线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以应对蒋介石已经实施了半年的第五次“围剿”。

同一个时候,庐山牯岭上,蒋介石在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专家赛克特的策划下,秘密布置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步:“铁桶计划”。计划确定以瑞金为中心,各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300华里的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前推进约8华里,6个月之内就会到瑞金城下。那时瑞金的86千红军,将在150万大军、300道铁丝网、30道碉堡火力网,加1000辆快速运送拦截部队的军用十轮大卡车的封锁中,绝对是插翼难飞。[1]

李、赛两个计划,都体现德国人刻板严谨又可怕的铁血理性。现在李德受尽指责。其实,如果没有新变数,也不会有后来的长征。这样,在“铁桶”中的红军,神仙也救不了。

事实上,所谓“长征”,也只是后来美化了的说法。当时,负责送情报的项与年101日出发,“铁桶计划”7日下午到周恩来手上,1010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便发布“战略转移”命令。16-18日,红军五个军团加中央机关便分四个渡口,渡过于都河突围西去。整个情况正如一篇报道中所说,实际是“一次带有惊慌失措色彩的搬家式大逃跑”[2]。“分兵把守”也好,“大逃跑”也好,都是李德控制的中央“三人团”的决定。

另外,即使只从方法上说,赛克特反而是应批评的失败者。因为他计划中的情报战内容太简单。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报战中,德国人也是个大失败者。这不知是否跟德国人太理性化有关。因为情报战有太多非理性的内容。
庐山会议六天结束,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致词称要:“毕其功于一役”。却万万想不到,被蒋介石特邀参加会议的莫雄竟会甘冒杀身毁家之险,在会议结束当晚就把“铁桶计划”的二三斤重绝密文件,交到共产党人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手上。于是,便有了红军惊慌失措的大逃跑。

红军能及时跳出蒋介石“铁桶”的主要功劳,现在多归在项与年身上。这其实不准确。应该明确肯定,真正指示红军跳出“铁桶”去逃命,通过“长征”得以自救的首要大功臣是广东的国民党将军莫雄。因为迫使红军长征的情报不是中共特科的人“得到”的,而是莫雄主动送到的。甚至中共特科人员能在蒋介石眼皮下大摇大摆,也不是特科的人“成功打入”,而是莫雄主动安排的。

项与年当然了不起,但不过是情报的转达人。而且在项的转达前,情报的要点已经通过电报发到瑞金。更不要说在整个事件中刘哑佛的角色比项氏更重要。刘原为莫雄当粤军师长时手下的政治部主任。正是通过刘哑佛,中共特科精英才有机会被莫雄有意邀请进入司令部。项与年之所以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仅在于他的行为更富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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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莫雄将军

3
用“一民主义”斗蒋介石

莫大哥为什么会有这一手?现在有些人用两三句诸如对“共产党有感情”之类的话作解释。

我是在听了几位莫公子的详细介绍之后才有一点明白,这个“莫雄之谜”,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他帮助孙中山打天下有过很大功劳,几次带兵救过孙中山,民国史上因救助孙中山而留下一笔的“白马会盟”就有莫雄的大功,孙中山却曾因误会,签发过命令要杀他;蒋介石大军到福建围剿蔡廷锴,莫雄冒死去给蔡报信,蔡却把他当“奸细”捉住要枪毙;莫雄与蒋介石在许崇智手下共事多年,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又因一向明目张胆帮助共产党,蒋介石两次要杀他;1951年共产党的江山刚开始座稳,这位几乎一生都在借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冒死帮助共产党的人,忽然被列为“反动官僚地主恶霸”,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亦正式签令要杀他。

有趣的是,每次大灾大难,莫雄都是摇着大葵扇哈哈而过。

原因很奇特。他是叶帅、贺龙、陈赓及一班中共特科精英的好友因亲共带“红”,又曾派人加入乡间日本皇军想争取保护乡亲的权利而带“黄”,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大头目康泽等是他的好友又使他带“蓝”,他自己在国民党里又是将军级的白军头目,中南一带的黑道人物更没有不认这个莫大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五色将军”。更奇的是,在战场上他竟是个打不死的人,有时从铜帽到腰带,浑身弹孔,却仍皮肉无损。黑白两道最怕这种人。

莫雄为人耿直,性格豪爽,好打不平,无患得患失之心,在红黄蓝白黑五色道上都有出生入死的至交,是个得道多助的人物。恰好近现代中国正是五色俱备,五毒俱全的中国。所以说莫雄的一生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不会太过份。

莫雄16岁跟孙中山,成为同盟会中坚人物。不论反清还是建民国,都是元老级人物,在北伐东征中更骁勇善战,又与陈济棠一起参加讨伐陈炯明。孙中山的爱将张民达手下五虎金兰结义,以莫雄为大。此后,民国史上就出了这位连蒋介石、叶剑英等人都尊称的莫大哥。蔡廷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也有他策马挥军的身影。

莫雄是个认死理的人。他一生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定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利用一切主义挽救中国是最好的政策。莫雄最重民生,一生喜欢以咸鱼青菜度日。并说:“民族、民权我不会搞,我可以搞民生。我是‘一民主义’”。他的一民主义,就是人人至少可以有咸鱼青菜过日子,就是解救陷于苦难生活之中的民众。由此,他更误认“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所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是李克农通过地下党人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莫雄:“留在党外比在党内更便于为党工作”。莫雄实际上是党外的“共产党”。

莫雄对共产党的东西也不是全部照办。余汉谋和薛岳曾当面问莫雄:“有人说你是共产党”。莫雄虽然贫穷小工出身,后来却有五个老婆,染得一身恶习。他骨子里正气堂堂,仇恨邪恶,好讲义气,爱交朋友,生活上却又似“玩世不恭”,嫖赌饮吹,粗言烂语,样样不忌,是有真性情的人。所以莫雄回答说:“我像共产党吗?”说完三人哈哈大笑。

用“一民主义”斗蒋介石。这就是五色将军莫雄之谜。

最早跟随孙中山的军人,特别是广东的地方势力,一向不买蒋介石的账。像张发奎、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还是蒋介石的死对头。莫雄也是其中一位。蒋介石在奸夺许崇智兵权时,竟假借许的命令,以“反革命军队”罪,迫使莫雄在东莞的11师缴械遣散。一个堂堂粤军中将师长,忽然遭“生死之交的兄弟”毒手。还有什么比这更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偏偏莫雄一身侠骨气,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便反蒋,并先后两次参加张发奎的反蒋行动。

蒋介石也算一代奸雄。但有时也会奸错地方。就是这样的莫大哥,后经蒋介石江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说项,蒋竟然又拉他回身边,安排到南昌和九江之间处于剿共第一线关键位置的德安,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拨出军费让他自组人马,更亲自破例特邀他参加庐山的高层绝密会议。

蒋以为就此可得莫雄的忠心。对蒋介石非常反感的莫雄,认为这是可以借共产党人力量向蒋介石报一箭之仇的大好机会。恰好莫雄又非常欣赏他所认识的几位共产党人的才气,在筹组人马之初便亲自到上海把中共特科的一班精英请来,安排在自己的保安司令部机要部门,一心要跟蒋介石斗一场。他说:“蒋介石剿共,我莫雄保共、通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可以救国。他要剿共,我要剿蒋。用他的拳头打他的额角。”

莫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从副司令、主任秘书、主任参谋、情报参谋到各级军官,竟有几十人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刘哑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为主任参谋,项与年任情报参谋。一切事务皆在共产党人手里。上海中共特科精英,一时云集德安。他们不仅自己组织队伍、派人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打入蒋介石的南昌大本营等,且竟然戴上专署特工袖章在德安和南昌之间蒋介石亲自坐镇的剿共基地通行无阻。

于是中国现代史上惊天的一幕便发生了:蒋介石的“铁桶”神秘地破裂,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死里逃生。


3
江西瑞金,19341010日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地方。

4
广东人救了共产党

莫雄舍命交出的情报,由中共特科高手“红狼”项与年冒死送到瑞金周恩来手上使红军逃出“铁桶”之后,因为是惊惶失措的大逃跑,仅湘江一战,86千人的队伍便只剩下3万。但中央红军得救了。毛、周、邓之外,后来在开国十位元帅、十位大将、56位上将加176位中将,共252位开国大功臣中,只有8位上将与23位中将不在长征的队伍中(802位少将未计)。这31位战将和另一些领导中还有一部分是留在中央苏区原地打游击的人。如项英、陈毅、瞿秋白、邓子恢、陈潭秋、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

事后有人写过,惊魂甫定的毛泽东,这时面向东方大呼三声“阿弥陀佛”。又有资料记载毛泽东当时曾神情黯然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三万人能活着出来,我们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其实,立头功的应是国民党元老莫雄。

红军跳出铁桶的原因,蒋介石不仅毫不知情,还急调莫雄部队到贵州毕节地区去堵截长征路上贺龙、肖克带领的红二、六兵团。存心与蒋作对的莫雄有意放走红军。蒋介石一气之下,以“通共”罪把他投入南京监狱。

几个月之后,莫雄得国民党几位元老相助出狱,并转到粤北南雄当县长。不料莫雄“变本加厉”。他干脆直接送枪炮弹药,送经费人员给共产党。

当时在韶关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知道莫雄在南京时就曾冒险保释过重要的共产党人,便写信请莫雄帮忙把被余汉谋囚禁在南雄近七百名共产党的人释放出狱,其中还有20多名“要犯”。

莫雄不认识云广英,却居然照办。其他县官反对,要他请示“余总司令”,说:“如果余汉谋跟你要人怎么办?”。莫雄竟说:“杀头就杀我的,与你们无关!余汉谋连自己有几个妾侍都不知道,怎会记得这些人?”直到蒋介石后来发现,粤北一些共产党的部队,原来就是莫雄属下的“支队”。于是亲自下令追杀莫雄。

蒋介石败在莫雄手里,是因为他的假仁义,以为自己又打又拉那一套可以收服莫雄这样的人,却不懂广东人的性格和脾气。蒋是从粤军手里夺得兵权,跟粤军怨仇极深,怎能续用莫雄?南蛮子恩怨分明,性格耿直,立场坚定,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江浙人不易了解的。

不仅是广东人救了共产党,蒋介石也是在广东失败的。

蒋介石真正起家是在广州黄埔军校,但反蒋的主要力量,不论是国民党内还是共产党内,主要也出自黄埔军校。蒋介石五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主要对手是红一方面军;红军长征主力,且是唯一走完全过程的部队也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这支军队的前身是1925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的叶挺独立团。该团基础是在肇庆组建的原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又招收了一批黄埔精英。北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主力都是从这个团发展出来的部队。“红军”的旗号最早就由叶挺在广州起义时打出。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并说:“人民军队的历史要从你写起”。后来毛泽东当红一军团政委,开国十大元帅中有八位出自这个军团。只有贺龙和徐向前未在红一军团工作过。但徐向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并参加北伐。

十位开国大将除王树声外,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三位出自黄埔军校),粟裕、黄克诚、肖劲光、张云逸、谭政、徐东海(六位同是北伐名将)全出自红一军团。此外,一班上将、中将,如杨至诚、宋时轮、肖克、杨成武、耿飙、杨得志、黄永胜和彭明治、吴法宪、梁兴初、李作鹏、王东保、张池明、宋维轼等亦出自这个军团。周恩来、李富春、陶铸等都从黄埔军校出来;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是叶挺;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明原就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百色起义的总指挥张云逸是海南文昌人,他从北伐、南昌起义出来,还当过叶挺部队的参谋长;解放军最著名的两位战将粟裕和林彪原均为叶挺手下的班长和排长;军事史上七十年不倒的总参谋长叶剑英跟叶挺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现在解放军最著名的两支王牌部队,是54集团军的127师和38集团军中的112师。127师的前身就是 “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后来编为新四军三师七旅,陈毅去当旅长时,朱德对陈说“我把红军的老祖宗都派给你了”。新四军本是五岭各地的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大难不死从梅岭下山后组建起来的。112师的前身是1928年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部队,57个开国上将中有十余人出自该部队。这两个部队是长征的主力。但仍以叶挺的部队为主。

若当年没有莫雄的情报,所有这些共产党的精英,能够跳出蒋介石“铁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原解放军127师老政委、铁道兵团政委宋维轼将军就曾说过:“曾经有人问我:解放军的老底子究竟在哪里?我说,追根溯源,也就在我们广东”。[3]
现在可以加一句:共产党也是广东人救的。


4
长征前主要从叶挺旧部发展起来的红一方面军队伍,就是打败蒋介石的解放军老底子。

5
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社会

当然,打人拉人那一套,蒋的权术远在毛之下。这是蒋败在毛手里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央军委一些材料介绍林彪时,说他“攻于心计,贯用机巧;深沉寡语,用心歹毒;残忍虚伪,阴险诡谲”。果真如此,毛泽东也是败在林彪手上。选这样的人接班还写入党章,对“高瞻远瞩”、“战无不胜”的领袖来说,是何等的失败!现在一切有关“阴谋恶毒”的指责,都泼到“四人帮”身上,大家好像忘记,正如漫画家廖冰兄所说,那只是毛的“四爪”。

毛蒋两人的差别,反映出中国政治文化一个特征:在玩弄政治权谋方面,一代胜于一代。从古至今,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的阴谋篡夺,充满中国政治史。就连尧舜开创的所谓“禅让”,实际也只是一场阴谋[4]

中国文化传统中积累的政治权谋资料是世界最丰富的。从鬼谷子、吴起、孙滨、吕后到萧何、陈平、孔明、刘伯温,从秦王汉武、朱元璋、康乾、慈禧到现在充斥书店的“谋略”类出版物,和一个接一个从墓穴中爬上荧屏的大奸大恶人物,都能作说明。

所谓“先礼后兵”者,是借“礼仪”讲诡计,借“道德”讲权谋。中国的“文兵法”远胜“武兵法”:专讲权谋、心机,讲揣摩、猜度,讲驭人术,讲巧诈机变、深藏不露,“闷着不出声就是发财”,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挑拨离间、落井下石、栽赃陷害、斩草除根那一套阴险毒辣的东西烂熟于心。社会上互相比狡诈、比无耻、比狠辣,人人嘲笑“力敌”,吹捧“智取”,真有强大外敌杀到,大家便争做缩头乌龟,“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就此成名句。

为什么“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个诸葛亮”?原因就在于个个比诡计,而诡计又太普及。历史上,多少正气堂堂的勇猛之士,从李广、高仙芝、岳飞、于谦、袁崇焕到彭德怀,最后都是功成祸至,败在别人的计谋、心机之中。忌贤妒能不整到死不会罢手。像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廷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上不疑”者绝无仅有。

最无稽的是从夏商周开始,每一朝代的灭亡原因,都赖到一个女人头上。这其实只是一个脱身诡计。这场戏竟会演到文革之后,真是中国人的耻辱。

直到现在,一边宣称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一边是源源不绝的权谋文化向全民深入骨髓的灌输教育。一代一代人在这种浸满权谋心机的环境气氛中成长中国就这样,把世界史上最丰富最独特的流氓政治文化,当作最大的遗产,当作民族“智慧”,一代一代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本就是“小人打败君子”、“阴柔人物得胜”的无赖社会。想笑不能笑,想爱不能爱,连想做好事也不成。黄永玉就有“为善最苦”之叹。真能喜笑怒骂者有几人?一切都在某种“高瞻远瞩”的计谋中作了“安排”。

按此下去,我想中国社会很快会发展成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社会。

比较起来,莫雄十分可爱。他对国共两党都作过巨大贡献,如果他不是一身侠骨气,如果他也是阴险恶毒,以他的资历和才气,也不至于最后才当个被一再被人追杀的小县长。

顺便再比较一下毛蒋的晚年。毛执政27年,所出冤魂数目远在战争年代之上。但毛从没有过悔意。晚年还是为一个权字,想着每七八年再来一次“继续革命”。直到临终前,他对守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讲到文革“未竟”之事时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5]毛是至死不忘血雨腥风!

1949年后蒋介石年复一年发表“反攻”文告。当年他为一个题匾写下跋文:“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只是,他又说“但不敢示人。”与此同时,他不断说自己是“第一罪人”。这使人想起,蒋曾为自己生母王采玉墓撰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6]蒋再奸滑,也不至于在慈母墓前勒石作秀。不管怎么说,蒋还是个知悔恨的人。


5
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演习——原成都军区领导黄新廷被批斗

6
革命就是“杀人夺权”


“红狼”项与年另有一番故事。他深沉、狡黠、孤独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杀人无数,是个特工奇才。他是那种只要想做便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人。为找到出卖彭湃的军委秘书叛徒白鑫报仇,他在上海街头猎犬般蹲伏三个月;为要剌杀蒋介石,他爆破了南京至上海的整列火车,不顾众多无辜者的生命;为扮乞丐把莫雄的情报送到瑞金,他竟动手用石头血淋淋地砸掉自己四颗门牙。

这当然是莫大哥非常欣赏的坚忍不拔又豪气万丈的江湖英雄。所以直到现在,莫家几位公子,每有提到项氏,都十分亲切地称之为“项叔叔”。

只是在项家后人看来,这位“红狼”却是自私、绝情、乖戾、没有人性、毫无信义的“魔鬼”和君,一个不负责任、不可理喻的恐怖的暗杀者。以至项家人都不愿跟他接触。

项与年的孙女,军中作家项小米以祖辈家史为背景写的小说《英雄无语》中,主角也不是祖父,而是奶奶。项小米的祖母只字不识,卑微、善良,受尽损害、屈辱、折磨,内心又极度沉痛和寂寞,一生从来没有得到过爱,却不管白兵、红兵,一样烧饭给他们吃。项小米以她为真英雄。却认为项与年只是个又红又黑的“紫色英雄”。

6
周恩来、康生的杀手项与年

对项与年,项小米直写:“他对待上级近乎愚忠,而似乎完全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表现出对家人的一点爱。”对他的英雄事迹,反而是“无语”。

项小米写到:当“桐”(项与年化身)和战友打入敌“保安司令部”时,敌特为审查他们,故意在隔壁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一个年仅19岁的女共产党员:扒光衣服,用火烫皮肤,用钳子把十个手指甲一个个拔下,用铁丝穿过乳头,用利器切戳她的……她“两腿之间血肉模糊,屋里弥漫着血腥味和烧焦的皮肤味”。蹂躏进行了整整一夜,女孩凄厉地惨叫了一夜。连伙夫都恶心得呕吐,站在院子中大骂凶手“不是他娘下出来的”。

项和他的“英雄战友”却若无其事地喝酒打牌整整一夜,连牌都没有出错!第二天,女孩自杀了。要知道,这时莫雄司令部从上到下有几十个共产党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位。

所以项小米完全有理由问:“爷爷他们,能救而没有救她,这合乎逻辑吗?这是真实的吗?是党性允许的吗?或者,是人性能容忍的吗?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吗?遗憾的是,这是事实。”[7]

项和他弟兄的“残忍”,和比“坏蛋还要坏蛋”的做派,也会得到“革命理论”的“理解”。我的一位朋友曾写文章说,因为他们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救星”,从而体现了“革命的人性”。我不明白,人性可以这样“分类”吗?这与莫雄后来在粤北,一句“杀头就杀我的”把顶头上司捉的几百共产党人放走比起来,这种“革命的人性”,不是在“烧焦的皮肤”中散发出一股丑恶、堕落、血腥和残忍味吗?

或许这位有公有私、有得有失、有深沉有绝情、有美好有丑恶,有壮丽有肮脏的项与年,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革命英雄”。他的真正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再次询问“革命”和“英雄”究竟是什么?项与年是“革命英雄”,还是自私、无人性,甚至丑陋的病毒蠕虫?又或是两者的“性格组合”?

后来《英雄无语》被拍成电影。几乎一切负面的东西都被倒转、被美化。我们只看到一个假英雄——“党的优秀儿女”。最无聊的是在电影中,“桐”和他的战友,“机智勇敢”地“救”了那位女孩!这是一个可恶的篡改。因为他们把悲惨现实所撕破的美丽,用意识形态的混浊浆水重又拼贴出来,去引诱新一代。


7
1976
9月毛泽东病危时,当时毛泽东最信任的“革命领袖”之一、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写下手稿:“历史与现实。为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革命就是“杀人夺权”。张春桥是清醒的。他对我们理解“英雄”和“革命”大有帮助。转自杨克林编《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东方图书公司、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第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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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语,后人有泪

莫雄、项与年和许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包括“创造了红军”的英雄,在革命胜利之后,得到了什么?这是最使人迷惑的问题。一方面是当年的理想、信念和激情令人唏嘘不已,另方面是后来的冤屈、悲痛和愤懑使人惶惶然。

对此,可以看一下闽西。红军长征前,国共两党的斗争,从广东南部移到北部五岭地区。当时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就在五岭东北角的赣南和闽西。

项与年是闽西连城人,他的父亲是邓子恢的至友。项与年的儿子是当代改革开放猛将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所以邓子恢、项与年、项南可以看作是闽西三代革命精英的代表,都是对革命有过大贡献的人。但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是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这个地区为红色革命献出过20多万精壮汉子的生命。何叔衡、瞿秋白等都在闽西被捉牺牲。闽西更出过刘亚楼、杨成武、张鼎承等几十位高级将领。当年毛泽东在苏区被贬到陈毅手下,就是在闽西工作。

邓子恢其实是共产党内最正派、最务实,又最贴近农民的领导之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挨整时,邓子恢竟“不识时务”,先后11次向毛泽东进言。终于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从此郁闷在家。到1972年,闽西第一代革命领袖便含冤而去。当然,他没有像杨成武那样在文革中挨批斗并获六年半的牢狱之灾,更没有像刘亚楼那样55岁便辞世,算是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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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最正派、最务实的领导人之一:邓子恢

项与年1922年参加北伐,1925年入党,随即被派往南洋组织华工“反帝爱国运动”。192711月被驱逐回国后,改名梁明德在上海加入周恩来、李克农手下的中央特科“红队”(行动科)工作,成为特科精英。

项与年不仅资格老,且可谓功比天高。解放初被安排到辽宁监察厅当个副厅长。已经是很重要的岗位了。其他白区英雄,绝大多数都分在民政局、计量局、农业局等单位,而且都是副职。在项与年的单位,红区出身的厅长总骑在他头上。但他一样忠心耿耿:主动把房子越换越小,所有的收入除最低的伙食外,全部上缴作党费,自己明知一身牵着几头穷到发霉的家,却从未想过要去照顾一下。革命年代他就把历年积下的几十元大洋全部交作党费,不肯送回家一分钱,致使一个亲生女儿活活饿死!即便这样,他退休前最后得到的正式职务是“省文史馆员”。——一个被公认为“救过中央红军”的大英雄!

项氏的真正命运还未开始。因孤身只影在关外生活,他请求接两个孙过去,却被全家一口拒绝,家人都视他为自私的魔鬼。30年代项曾受命调查江青,更参与联名写信中央,不赞成毛江婚事,致使埋下祸根。

“文革”时,在“中央”授意下,项与年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大帽。他被审查一大串闻所未闻的“历史问题”。七十多岁的人,被轮番游街、批斗、毒打,一次一次整得死去活来,直打到从七层桌椅垒起来的“高台”上滚下来脑震荡,中风失语,以“大叛徒”、“特务”罪名开除党籍,送去农场劳改,1969年遣送回连城老家孤身生活。一生被“革命”折磨、损伤和迫害,使身体从孔武勇猛变为佝偻驼背,瘸拐失语,眼球混浊,精神和心身受到彻底摧残的项与年,文革后,经胡耀邦干预才被允许回北京。但还没来得及动身,便在龙岩病逝。

斗来斗去,项与年最大的“罪行”其实只有一条:当年为什么没有死!这几乎是所有白区英雄和朝鲜战场遣返战俘的全部“罪行”。

项氏在后人的埋怨、愤懑和喝斥中,在自己颤抖、失语、凄凉和孤独中了却残生。他唯一的知己竟是在远方一样挨斗之后躺在医院中的“中南第一大特务”——国民党元老莫雄。

不知那时项与年有没有想到40年前那位被折磨致死的19岁女孩悲惨的喊声,不知他在高台被打翻落地时有没有想过“革命的人性”。

这就是用闽西20万精壮汉子生命换来的“英雄”和“革命”。或者用项小米的话说,这就是“用他的四颗门牙挽救了一个军队,一个政党,同时也就挽救了一个国家”的英雄和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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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魔王”到“曾改革”的命运

战时白区特科人员保护红区将士,个个英雄了得;战后红区的人根正苗红坐天下,白区特科一身瘴气,包括在白区搞统战工作的人,个个成“特嫌”。即便查无实据,也只能限制使用。就算你有泼天大功,只要稍有差池,必定大祸临头,少有例外。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何家栋原来就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三反”时就被“清除出党”。后来更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流放山东14年。他在《那一段尘封的历史…..》中说到,进城之初,康生给毛泽东打报告,提出对待白区人员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遂步淘汰”。毛即批示施行。现在有充分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最直接的原因出在情报系统。国民党从国防部掌握作战机要的“战略家”刘斐、郭汝愧到各大战区司令部的陈其五、韩练成、邓宝珊等都是共产党的人。战争期间,国民党13位上将、28位中将、10位少将,其中3位战区司令、3位集团军司令,共55名军级将领转投共产党[8]。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系统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共产党后来对白区人员的“十六字方针”显然是与国民党的这一教训有关。随后,当把知识分子称作“白专”人员时,此方针顺手被推到知识分子身上也是“理所当然”了。何家栋原单位的二三十名知识分子后来均以投机分子、右派、反革命、特嫌等名义,被从红区来的“识字的农民”全部淘汰。[9]

连刘少奇最后都成为“叛徒、内奸、工贼”,周恩来最后都要为是否“叛徒”挨整,其余像潘汉年、冯雪峰、饶彰枫等还有什么好说?钱壮飞(1935年逝世)、李克农(1962年逝世)如果不是早回红区又早逝,也不会有好结果。整人到这一步,已经离开“政策”问题了。

回到白区问题。早回早逝,两条缺一不可。项与年的老战友,军委参谋部谍报科长曾希圣就是一例。他是黄克诚的同学,与项氏一起参加北伐、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后从上海转到中央苏区接钱壮飞任军委二局局长。长征路上,使红军一再避免覆没危险的几个关键战略行动,如转兵贵州、四渡赤水,包括假蒋介石之电调走国民党主力等妙计,主要得益于曾希圣的工作。

1931年至193381日,曾希圣的二局破译国民党100份机密电报。到19347月,更破译密码400多本。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从瑞金一出发便碰上蒋介石的“铁桶”边缘,湘江一战,红军只剩下三万人,然后经二万五千里到陕北时还是三万人。长征一路胜利前行,后来都归为毛泽东“用兵如神”。“四渡赤水”时,林彪不满这种“走来走去”的打法,毛即斥之为“娃娃懂什么”。林彪当然不懂。因为他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情报在起作用。

叶剑英说曾希圣“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刘伯承又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毛泽东更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朱德和我。”[10]

项、曾两战友都是红军的救命大恩人。一个在中央苏区救红军,一个在长征路上救红军。曾的哥哥曾中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之一,曾任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兼革委会主席,却在红军内部斗争中惨遭秘密杀害。

[1]广东省政协等编《莫雄回忆录》第9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厚朴,深圳《百姓周刊》2003623

[3] 见新四军研究会第三师分会1993年编《军旅足迹》第304

[4] 何兰生,禅让是一个谎言,搜狐2004-8-20

[5] 毛泽东和蒋介石鲜为人知的遗愿 20030816深圳新闻网

[6] 《蒋介石家世》,第8、第5页,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7] 项小米,《英雄无语》,第16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

[8]见《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晓冲主编,夏菲尔出版公司,2003年,第564

[9] 《粤海风》2005年第3期,第65

[10] 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


 楼主| 发表于 1/5/2011 17:12: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浩然 于 1/5/2011 16:14 编辑

曾希圣因早到红区,有技术,又在毛身边,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地位比项与年高得多。大跃进时曾希圣大搞浮夸风,是紧跟毛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1960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专程飞安徽向曾希圣要粮,说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可能饿死。曾氏立即上调粮食。这使安徽进一步陷入绝境。1959-1961年安徽饿死439万人。按全国平均比例计,多死200多万人。曾希圣因此被后人称为“曾魔王”。[1]那情形跟四川李井泉调粮到北京一样。结果是四川饿死的人全国第一,安徽第二。

后来曾希圣终于说:“我对人民犯了罪”。于是1961年,他站出来揭露人民公社的弊端,第一个提出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也是他先提出。

李先念称曾希圣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而且曾希圣搞“包产到户”是预先征得毛泽东同意的。当时毛对曾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后来又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想不到的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曾希圣,读得懂“天书”却读不懂毛泽东。“曾魔王”变“曾改革”之后不过一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被毛宣布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是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大会上直指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同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当即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与邓子恢一起,就此回家“靠边站”。

文革一开始,曾希圣就被康生指为“安徽的黑手”,惨遭残酷迫害。结果是加速他的癌症恶化,在19687月正处于66岁的盛年时去逝。如果他不是早逝,就凭毛的那句话,其结局不是死无全尸,也绝不会比项与年好。但曾希圣也确实比项与年高。在弥留之际,曾氏断断续续地说:“出路在于改革农村体制”。[2]


9
50
年代末,曾希圣(右一)等同志在安徽省接见全国技巧冠军。

9
680
万大冤案,越是亲密战友越惨!

曾希圣的例子说明,闽西以外的,红区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对此张爱萍深有体会。1974年冬,被投入监狱五年多的张爱萍将军在囚室写下《长夜曲》。在感叹“专案组”“胜法西斯狠毒”之后,他写道:

四十六年,
斗敌牢房,
丹心似火,
血战疆场,
从未有他图。
入死又生出。
历尽艰难克险阻,
何曾梦得枷锁锢,
不顾日夜劳碌。
落个革命囚徒!

为革命,四十六年入死出生,最后竟成革命囚徒。这就是革命对英雄的“奖赏”。对专制主义的革命来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

列宁生前,史大林称他为“父亲”。1927年列宁的的遗霜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解放前,毛泽东多次称鲁迅为“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又认自己是他的“学生”。解放后毛泽东关于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的谈话是近年一再得到证实的事情。许多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专制革命的本质所在。与史、毛关系不大。

林彪出事前,陈毅指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赫鲁晓夫对史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之后,讲到林彪大捧特捧毛的时候,他对陈丕显说:“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4]当然,陈毅有陈毅的理解。

真正不可理解的是,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文官刘、周以下,武将朱、彭打后,人人有坏,个个挨整。而“总是有理”的只有一个人。
近日莫三球先生对我说:“有个最新说法:毛泽东是反革命分子家属”。我愣了一下。他接着说:“因为江青是反革命分子”。按共产党的标准,结果是一个好人都没有。这是什么历史?

中国是世界顶级“冤案大国”。中组部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5]1983年中国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是400多万[6]。建国后到1981年累计培养的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数量为800多万[7],加上建国前遗留下来的人数,顾则徐先生估计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总数约为1000万。按此,中国知识分子冤假错案每百人有68个,即每三个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中,有两个以上在1978年前遭受过冤假错案,有过禽兽不如的遭遇。[8]仅以文革计,据各地检察厅起诉书统计,正式被“起诉”迫害的有744,554人,34,766人至死,受牵连者超过一亿。其中受害的政治局委员22名,中央委员(含后补)96人(1968年有“叛徒”、“特务”、“有历史问题”罪名者占总数72%!),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3 人,全国六大局的4个第一书记,29个省市区的60个主要领导人,中央监委34人,人大常委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军委副主席5人,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军队干部8万多人(其中1100多人被迫死)。以政治局委员计,1965-69年,10个人打掉7 个;1965-73年,10个人打掉8个。1965-69年的5个侯补政治局委员打掉4个。文革十年间,国家领导人从主席到副总理共21人,除宋庆龄被架空,董必武、谢富治、柯庆施三人早逝外,12个被打倒,3个被斗,一个被批。21个人只剩一个未计入,就是死无全尸的林彪。在迫死的人中,包括张闻天、李立三、王稼详、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黄克诚、周小舟、李井泉、陶铸这些中央级的人。地方情况更不用说。仅“广东地下党案”就有林锵云等85人被逼死。[9]

地方各级单位未“立案”的冤狱,自然未计在内。这部分资料,直到今天,不要说统计,就是估计亦无法进行。正如刘少奇在文革被斗时所说:“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这个“你们”是谁呢?真是“秦始皇算什么?”他两次坑儒,才坑一千人。

最不明白的是,国民党的大战俘都得到许多优待,为什么会对自己人,越是得力干部,越是大功臣,越是亲密战友,恨得越深!整得越惨!海外早有传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还应加一句: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把“革命”换成“爱国”,情况一样。

反右时毛泽东说:要“像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文革时又说以后“七、八年来一次”。后来被认为是笑话。其实1978年后,冤假错案一样层出不穷。例如,1978年陈云给胡耀邦写条子:“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潘案由此才得以平反,第二年华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又得平反。陈云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后来,我们在后文还会提到,陈云又给项南制造冤案。这是为什么?。


10
罗瑞卿一生为毛卖命,忠心耿耿,最后被整到跳楼致残

10 戴笠13年捉不到的人,共产党关他24

莫雄到上海找共产党人帮忙组班子时,主要是找刘哑佛、严希纯、项与年和华克之。

刘哑佛在1939年牺牲了。严希纯1923年参加过国民党,后来当中共中央军委交通员,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曾被捕,1945年赴香港搞地下工作,还在香港达德学院当过教授,在反右时又有几句入了文献的“右派言论”。如果他不是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去世,其结果未必比项与年好。值得再写一句的是,解放后何铭思搞统战工作时,还在北京认识严希纯。但达德同学会收集整理的所有资料,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严希纯的记录。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当年共产党是从多条不同的路线进入香港达德学院的。
其实,在进入达德的共产党人中有不少神秘的人物,是至今未被认识的。其中严希纯就是一个。
根据《莫雄回忆录》中第93-94150-151157-158161166-167172页和贵州毕节日报网上国民党将军莫雄在江西德安专员公署情报组长中共特科人员贾希谊等到人的回忆资料,严希纯在党内外均有多重身份。党内对外是上海地下党重要领导、中央军委联络员,实际是直接与李克农联系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干部、中共特科的重要领导。莫雄在上海碰到自己旧部的政治部主任刘哑佛(刘和珍之兄,在上海加入中共特科)要求跟共产党联系时,刘去找的领导就是严希纯,代表党接过蒋介石给莫雄两份委任状的是严希纯,莫雄入党要求转到李克农处时,向莫雄转达李克农建议,希望莫雄留在国民党内为共产党工作的人是严希纯。直接安排卢志英、刘哑佛、项雨年等中共特科精英及几十位共产党人在莫雄公署和司令部工作及打入国民党特总部的人是严希纯。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挽救中央红军、在贵州毕节挽救萧克、贺龙红二、六军团的大功劳,有严希纯的大功。(我在莫雄的六公子家里访问,听到莫公子讲到严叔叔时特别兴奋,在他们的相册中,莫雄与严希纯的合照也作了特别保存。
1949年之后,他参加开国大典,成政务院32名参事之一,但只任国家计量局副局长(项小米的《英雄无泪》中讲到白区人员不如红区时说的“计量局”可能就是指他。)在白区,又曾被捕,就属内控人员。(严氏1945年到香港,入达德,应跟潘汉年有关)。
严氏在共产党、国民党、致公党之外,还参与创办中国科学院及九三学社,又是中国民主建成国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是第四届政协常委和右派代表。
1957年反右史上所说如“外行领导内行”等最早的右派言论,就出自严希纯。
什么人会有如此复杂的政治面目?

图,严希纯()与莫雄

图,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致公党代表
左起:雷荣珂、黄鼎臣(主席)、陈其尤(主席)、官文森(副主席)、严希纯(副秘书长)

蔡廷锴别墅、达德学院、马礼逊楼这幢小房子还有什么故事?!
中共特科的人还有什么故事?
莫雄的生死之交,原“三民主义”者后来也在上海加入中共特科的华克之,其经历最有神秘色彩,其遭遇亦最是负屈含冤。华克之是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生。他与莫雄一样,发现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时,便决心与蒋为敌。他开始是“中国剌杀王”王亚樵“铁血锄奸团”的第一号骨干。后来成“红色谍星”有“百变特工” 之称。中国特工,可能以他最为神奇。

华克之多次策划剌杀蒋介石。1935年他再次策划刺蒋,结果他的助手孙凤鸣射中汪精卫三枪。九年后汪精卫因枪伤复发而去。当时人人以为是蒋介石下的毒手。蒋因受怀疑,气急败坏地悬赏10万元要华克之的头。
华克之1937年到延安,经廖承志、潘汉年介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加入共产党,并派他回上海。华当即在毛面前发誓:“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从此,他成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在李济深、陈铭枢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做信使。

蒋介石连下五道通缉令,戴笠、沈醉在海内外疯狂搜捕他13年,竟奈何不了他。悬赏10万大洋缉拿他的告示还遍布各地街头时,华克之一样在香港、广州、上海、南京之间出生入死,为红色革命做出卓越贡献。华的工作,神秘惊险、变幻莫测。随时准备献出全家性命。他有“七不”真经: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想出头,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但他在香港时却曾三过莫雄家门而不入,只得自己潸然泪下,是怕累及好友。

何铭思说:“华克之是个伟大的人物。他跟许多杰出的地下英雄一样,用伟大的牺牲体现伟大的爱”。

经历九死一生的红色特工,解放后便大祸临头。1955年,潘汉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株连一千多人。现年94岁的华克之就是其中之一。1955521日华克之作为“最危险的敌人”被捕,判刑11年。他极度痛苦,竟将筷子捅进自己的眼窝,眼球都掉了出来。刑释后被押送徐州监督改造又是13年。

华的夫人出身香港银行界大富豪之家,后来亦成潘汉年的下属,1955年被捕审查,1963年获释后下放到徐州当图书资料管理员,两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资苦度光阴。想当年华克之并无工薪,他利用工作之余从事金融与商务活动,曾赚了42万港币,折合黄金4200两,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了活动经费。1955年被捕时,搜查结果,他与老伴的全部积蓄只有50元人民币。

华克之在回忆潘汉年时说:“同年5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下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倭国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

潘汉年为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主动交待自己在不知情之下曾见过汪精卫一面。不料却因此成“反革命”。轰动世界的“剌汪案”的策划者华克之更万万想不到,自己怎会因潘氏见汪一面又成“反革命”。戴笠、沈醉倾全力13年捉不到的人,共产党却关押折磨他24年。1979年华克之终于在北京与莫雄见了面,1983年沈醉亦如愿以尝在北京见到自己几十年想一见的华克之。但莫雄与沈醉都想不到,1949年之后,红色谍星华克之的遭遇比他们更惨情。

莫、华两人的性格人品及他们之间的交情可以在19847月华克之为悼念擎友莫雄(志昂)的两首七绝中看到:
举世传颂莫志昂,一诺千金是特长;
西苑饭店一分手,从此只有泪双行。

秀才人情纸一张,遂字遂句断我肠;
仅可告慰于公者,雄风山高将水长。

11
1948
年,经历国民党特工13年疯狂追杀的华克之偕夫人朱蕙风在香港留影,一样春风满面。此时蒋介石还未解除对他的通缉令。(转自秦兵 天津党务咨询 2003916日)。

11 三起三落的项南

历史以巨大的惯性滚动。但毕竟在向前。这可以在闽西第三代人身上看到。这里说的是项与年之子项南。项南父母叔叔和妹妹可以说都是以不同方式为红色革命牺牲的人,习仲勋誉之为“满门忠烈”。

项南直到过世前几年才知道自己父亲的真实情况。他自小与父亲失散,18岁参加救亡运动,两次入党,长期在出生入死的敌后坚持斗争,全凭个人的努力成为团中央宣传部长、福建省委书记,是个公认的一身正气、大智大勇、敢作敢为的改革开放猛将。他的品格、才情和勇气应不在任仲夷之下。就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干部,却四次受党“处分”,被打成“叛徒”、“右倾机会主义者”、“留党察看”、关押和轮翻批斗、降职降薪、贬落农村劳动。为什么一个刚直不阿的灵魂,一再遭受打击,左右为难,动辄得咎?

项南主政福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成绩斐然,受到福建人民和海外华人喝彩。但在中央的陈云、胡乔木等人看来,特区招商引资,是“旧中国的租界”,合资企业有“殖民地性质”,你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他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胡乔木终于找到机会。仅仅因一个小地方几个农民把普通饮料当作感冒药的所谓“假药”案,被胡抓住上纲,刚刚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并自称“我永远是小学生”的陈云,坚持要处分项南。项南一句为下面叫冤的话,更被歪曲为“对抗上级”,另加罪名。

当时从地方到中央,包括“主政”的胡耀邦、万里、习仲勋、陈丕显、胡启立、余秋里,许多人都为项南叫不平,但都无能为力,原因竟是“这是老人家的决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居然只能以“不唯实,只唯上”的态度去执行处分项南的决定。

“老人家”不是故意跟项南过不去。同一时间,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一样受到“海南汽车案”和“蛇口风波”的折磨。可惜现在还没有人去重审这个案子。

说邓小平三起三落是不对的,他是三落三起。项南才是三起三落。项南到福建主政前,万里对他说:“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新局面。有错误,我们担。”[10]当时谁会想到,万里的“我们”竟对分明的新冤案也“担”不了。

当薄一波拿着“警告处分”决定,劝项南接受时说:“签个字,这事件过去了,还可以安排工作么。”

薄一波搞错了,我看共产党这一套都是搞错了。他们一直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工作。幸而项南不是项与年,闽西的第三代不同第二代,而且按族谱,闽西连城客家项氏,还是楚霸王八千东江子弟的后人呢。项南是受过冤屈,又被“平反”过的人。这次他平静地对薄一波说:“不能再违心地签字了。”[11]

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大人物宁肯丢官不肯认错的极少。赵紫阳过去也做过不少错事。但他后来不肯违心“认错”,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守卫自己的尊严,是他最终获得广泛敬仰的主要原因。项南是另一个在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处分”决议中,始终拒绝签字因而守卫了自己尊严的人。

“老人家的决定”是什么意思?这使我又想起邓子恢的例子。19524月,武汉一家医院青年文书纪凯夫,因为怀疑一个部门小钱箱被盗而造成的一件小冤案,被毛泽东知道。毛直接给邓子恢发电报:“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同时要邓子恢开除市长吴德峰的党籍。周季方是邓子恢手下红军老干部,也是征战一生,战功赫赫的人,入城后更是勤勤恳恳,工作出色。只因一时偏信,犯了一点错误。

邓子恢认为处分似乎有些过重,很委婉地请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长安子文将自己的意见转上去。谁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要安子文转告邓子恢:“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12]

邓子恢是什么人?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中南局书记。而且当时毛泽东未“老”。所以,根本不是老不老问题。闽西三代精英的遭遇,从上层看,内容、结构和意义是一样的。革命从求民主自由幸福开始,最后一切生杀大权只落在一两个老人手里。而且他们手里拿着的还是“革命”、“民主”、“人权”的武器。这是三代革命精英与千万人民献出的鲜血和生命所求的吗?

所幸从下层看,又大有不同。叶永烈有文章以非常欣赏的态度介绍自己如何在陈云去世后临时应约,“半个月写出《陈云全传》”。不知道他是否七天写出《他改变了中国》?胡少安花十八年时间写了900页的《敬畏人民—项南传》。写得厚实、丰满,使人看到一个在智性自满的“众神”折磨、打压下的现代悲剧英雄。项南是偷到改革开放“圣火”的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我感谢天地图书公司的孙利川先生送我的《项南传》。

12
项南在福建主持工作

项南还不能代表共产党第三代人的遭遇。有更多共产党的第三代苦不堪言。刘哑佛的后人就是其中之一。

共产党之得到莫雄的帮助,首要关系人是刘哑佛。刘作为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人,在1939年牺牲后,公开的档案却是国民党军官,更被怀疑为“叛徒”、“历史反革命”。其公子几十年来一直背着这个黑锅,受尽岐视、打压,苦苦不得求解。其际遇之坎坷,远在项南之上。

刘哑佛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主角刘和珍的大哥。刘和珍等47位学生被杀,近200学生受伤后,知识界的强烈反应不用说,当时的总统段祺瑞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保守的国会亦即召开非常会议决议处分首犯;国务院总辞职;段祺瑞又颁“抚恤令”,并随即宣布终身素食以示忏悔。一个月后段祺瑞政府便倒台。北伐能迅速胜利就跟此有关。刘家两代所面对的政治、社会环境,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不知谁来评说。






12
“八字脚”的“风水发啦”

莫雄的故事还未完。

抗战后期,粤北共产党的队伍很惨。古大存的红11军,最惨时只剩下十几人。1940年因叛徒出卖,周恩来主管的中共南委,及其属下江西、粤北、广西三省区委全遭破坏。但位于五岭地区风暴中心的北江特委反而最活跃,主要是因为有莫雄保护。

当时知识界的情况很奇特。北方逃难的知识分子云集香港,南方抗日的知识分子云集粤北。粤北各地乡村,特别是各中小学,都有中共党员在活动。何铭思和他的几位战友那时就潜伏在南雄的植桢中学、珠玑中学等地。

近年霍英东和何铭思在五岭地区搞了四十几家希望学校,如始兴风度中学、新丰马头中学,和平四联中学、仁化秦丽璋纪念小学,大埔饶彰枫中学、江西大余梅关中学、湖南汝城大坪小学等,都是当年地下党积极活动的地方。

那时莫雄在粤北任“挺二”纵队司令。组织司令部之初,他“照板煮碗”,找古大存帮忙,请共产党人来合伙,更把挺二的三、四大队和特务二中队直接交给黄桐华、何俊才等共产党人去组建。

这些队伍后来变成东江纵队的一部分,掩护过王震三五九旅南下。当时整个挺二竟有100多共产党员,实际是由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控制。莫雄在给他们各种特权外,一样送经费、送武器弹药、帮共产党培训干部、放开辖区让东纵北上占领地盘、建立根据地。所作所为,比当年在德安和毕节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的“风度抗日大队”,当时拥有七个中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起来的。

黄桐华在挺二组建“战工队”,请莫二公子任少校队长,莫三公子也是队员。文革时,所有这些人都有“历史反革命嫌疑”、原为地下共党员的就成“叛徒嫌疑”,一律受到无情审查自不用说。挺二北一支队队长地下党员李学林是大队长李韶光的侄。1941年北江特委指示李学林出面,争得伯父和莫雄支持,在英德以莫雄的名义先后开办榨油厂、铁矿场、养猪场、杂货店,并在各地搞倒卖,生意一直做到广州和香港,既作交通站掩护地下党,又为“北特”筹集大量经费和弹药补给,甚至还有经费支持港澳工委。

日被媒体炒作得大红大紫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奖”得奖者之一的许涤新,就是当年在香港接收李学林所交经费30万港币的签收人。共产党在香港开办《华商报》、青年书店等机构时用过这笔钱。黄松坚和他的警卫王标亦长期隐蔽在莫雄公馆旁的“义和店”内,或住在李学林家中,成了挺二的幕后指挥者。

“北特”的奇迹,除莫雄大包大揽外,李学林在筹措经费上也是有大功劳。1945年“北特”专门成立财经小组,成立昌兴公司,李学林当经理,莫二公子当秘书科长,负责提供当地情报。

当时李韶光怀疑李学林是地下党员。莫雄竟对李韶光说:“如果他是‘八字脚’,哈!这倒是你李家风水发啦。” 随后莫雄干脆组织个特务二中队,让李学林当中队长,更便于放手做大生意。莫雄知道大球早就入了地下党,自己一家又跟共产党如此亲近,当亦为“风水发啦”一类。

13
项南女儿项小米在莫雄故乡英德访问。左为三球、右为六球。莫雄实际是北江王。这里应是莫雄认为是“风水发啦”的好地方。

李学林、莫二球跟大家一起,欢天喜地迎接解放之后,怎样也想不到莫雄所说“八字脚”的“风水发啦”,竟是大祸临头。

为地下党搞经费,自然会有难以说清的地方。解放后,李学林被抓住了小丁点问题,1951年便进监。监牢虽然只坐三年,但出狱后成了“劳改释放犯”,当年大家都简称“劳改犯”。他的老战友何俊才当了广东省卫生厅长,大着胆子接收他去办公室当清洁工。几个“革命干部”质问何:“卫生厅怎么可以请劳改犯搞清洁?”李不几天就被人赶走。于是,当年粤北生意场上通行无阻的大老板、共产党北江特委的大财臣,最后流落街头,苦不堪言。莫二球先生对我说:“有时见他摆地摊卖几顶草帽,也不知如何维生”。

要知,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

但红色革命给了李学林什么?从坐监到流落街头无以为生28年之后,一句“平反”,当年的冤案就此“了事”。然后你要记住:是党为你“恢复名誉”。

一个日本留学生发了一个贴子说,“日本人之所以瞧不起中国人是,日本人尊敬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烈士,中国人自己却忘记了”。[13]日本人对200多万战争烈士不断有神社追悼。中国各地有不少抗战记念碑,但有多少纪念活动?

我想,连活着的抗战英雄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还谈什么烈士?


14
原北江二支队司令何俊才(右五)与霍英东(右四)、何铭思(右二)在新丰黄柏管理区研究改建小学校舍时前合影(1995年)。何俊才在北江能拉起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全靠莫雄支持。

13 莫家三代的遭遇


三代红色精英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余三代“黑色”、“白色”和“灰色”的人,可想而知。五色将军莫雄的一家三代就是例子。

莫雄之对共产党,除了主动送救命情报,主动拉共产党人主持他自己的司令部外,还送经费枪炮弹药、培训人员、保释囚犯、放生战俘、救助伤员、帮助长征队伍过关、替共产党组织整支队伍,直到当面向张发奎把早已是地下党员的大公子莫振球推荐给他当机要秘书。

莫雄每次帮助共产党,几乎都拿出一张王牌:“用我人头担保”。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把广州和上海的“张公馆”交莫大公子管理。这两地后来成为中共敌后的情报基地,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至今无人知晓。但可以知道的是,蒋介石后来兵败如山倒,肯定与上海的“张公馆”有关。解放军渡江前夕,上海市党组织负责人、后来的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就由莫振球安排住在张公馆。

就这样的莫雄,解放后叶剑英亲自写信请他从香港回来的莫雄,两年之后便被家乡地方政府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虽然有古大存仗义执言得以保命,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坐监、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没有一次能逃劫难。

本可为莫雄作证的有关共产党员,个个因自身难保而默不作声。古大存曾愤愤不平地说,过去莫雄是用脑袋担保革命同志的,“共产党人怎能过桥抽板!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几句公道话而已,竟然无人作声!”。

当然,古大存只是气话。古大存在莫雄手下当过参谋长,后来他与冯白驹、云广英、尹林平一起被打成“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者,也是深受其害的人。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古大存保莫雄”还成了一个重案。

古大存不会不知道,过去“用脑袋担保”可能只是“几句话”,但在假革命家横行,互相出卖,集体献媚,六亲不认,连开玩笑都有罪的时候,“几句话”可能使你要生不能,要死不得,比“用脑袋担保”风险更大。这世上还有几个像莫雄、古大存那样刚直的人?

事实上,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的古大存。1958年因所谓“地方主义”受到错误处理。文革开始后又遭受迫害,1966114日以70岁的盛年含冤逝世。

1978年台湾还曾派特务到广州要毒杀莫雄。同年莫雄却写信给尹林平重申要求入党而又一次未被接受。到1980年过世时,莫雄夫妇除400多元人民币存款外,无任何其他资产。他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一直戴着“反动地主官僚”出身的帽子生活。档案至今未改。

现在内地官方介绍莫雄的资料,都只提到1949年叶剑英南下时毛泽东如何交待一定要找到莫雄安排工作,提到叶剑英在北京如何接见莫雄。并总有一句:“党没有忘记莫雄”。但有关莫雄及其一家从1951年初“镇反”开始,一路厄运连连、斗批不绝,文革时还成“江南第一大特务”的惨痛事实闭口不谈。

对其他一些重要事实,更多有随意歪曲的地方。

肖、贺部队长征到贵州,实在走投无路。贺龙被迫冒险写信给莫雄,直言请求借路。莫雄用美人计困住当地国民党军队头目、发假电给蒋介石有意指错方向,又乘机调走自己的部队空出毕节城,让肖贺部队在那一带得到18天的休整,并就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件事,在解放军军史里全变了样。2004年,被称为“红色将军”的张铚秀在其回忆录中,作为权威的当事者叙述自己随红六军团到毕节如何勇不可挡之后,接着写:“伪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见大势已去,狼狈地向威宁方向逃窜,我军俘敌300余名。”[14]

15
1936
2月红二六军团过毕节时王震(左一)与当地苗族群众一起,还有点牛气。

不仅是军史,从中央的政治史到地方的政协史,对莫雄的记录都是变质的。

1925年在广州,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创刊写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其中提到“郑、莫”两人。1993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时,加上一条注[7]:“郑、莫,指郑润琦、莫雄,是广东的小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们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实际上1925年,正是莫雄任东征粤军右翼前敌总指挥扫荡陈炯明部队解救孙中山的时候,又是蒋介石使诡计迫莫雄缴械解散部队,使莫雄转向支持共产党,而后来中央红军又因此得以死里逃生的时候。

如果说北京的大官对莫雄不了解,广东的小官应不至于如此。但最近由广东省政协编的《广东政协五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介绍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莫雄时,关于在德安和毕节的事只有一句含糊不清的话,说莫雄:“反对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协助红军通过其核区,曾被捕入狱。”

一次以全家性命作抵押,冒死挽救整个中央红军的泼天大功,只换得冷冰冰的“反对”两个字。

莫六球对我说:“什么‘反对’,这么简单?”

是的,摇头还是举手?

对莫雄的曲解,还来自当事人的后代。很可奇怪。

卢志英后任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前夕就义。现南京雨花台有他的记念馆,算是他们那班人中身后最幸运的一个。他的公子卢大庸不知当了什么官,后来忽然对人说:莫雄是在他父亲和刘、严、项等人的多次工作,包括“强硬威迫”下才交出“铁桶计划”的。

此说实太不合情理。不要说莫雄身为司令,手中所掐是无人知晓的绝密。就算寄人篱下的共产党人真有“威迫”之举,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莫雄,岂是怕“威迫”的人?莫雄后人对卢公子所说深为不肖。


16
莫六球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什么‘反对’,这么简单?”(200542日)


17
孙中山副官张猛的夫人、广东书法家潘景晴为莫雄书写墓志铭(1999年)

14 莫二公子的莫须有大罪

莫二公子遭遇最坎坷。他因莫须有罪名所受伤害之怪异,可列入天下奇闻一类。

解放后李学林的公司换了经理。二球也调入韶关政府当秘书。莫须有的大祸从天而降。北贸公司开始“审干”。公司小秘书曾广平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主审者说:“要积极向党交心,做事没有错,思想有没有错?”曾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件事。他说:“去年我娶老婆,急着向经理借点钱。经理唔肯。我真想做瓜他。”

“做瓜”就是“打死”。主审一听,大喜过望。立即说:“你想杀经理!谁指使的?”小伙子急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慌乱中说了一句:“我当时只是一句气话。没有人指使我。我们科只有一个科长。”
主审立即接话:“哦,那就是科长了。”

这位科长就是莫二公子。他不仅跟父亲一样,满腔热血支持红色革命事业,而且在父亲身边积极投身于具体的革命活动。后来到香港达德学院求学,听说东纵战士缺鞋,二球即听父亲建议,从陈李济处取出自己三千元港币生活费,买了一批胶鞋送给在粤北活动的东纵部队。

但革命给了他什么呢?主审一句“那就是科长”,莫二球就跟曾广平一起以“企图谋杀经理罪”入狱!

当年莫雄因“通共”罪被蒋介石逮捕,是二球陪母亲到南京监狱探监;一解放,母亲便到二球的监狱探监,莫雄更要四出活动,求人打救自己的儿子。

两年后二球被救出来,已经是“释放犯”,加上一辈子抹不去的“官僚地主”出身,此后几十年他成了“法定”的“运动员”,审查批斗、劳动改造,绝不会拉下一场。一个按文件规定,应该是“海外回归专家”的香港达德学院学生,一直被“限制使用”,28年未加一分钱工资。

二球的女儿在农场,一边劳累工作,一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大学,却因“政审不合格”,被拒绝录取,最后被迫到江村建材厂做全厂最重活的翻沙工,弄到手脚都烧烂。


当然,她还是比小曾好。曾广平坐监多年出来后,走投无路,心灰意冷,更想到自己无端使莫二球受罪,一时转不过来,自杀了。

二球的故事,是否仅出于一个主审官个人的偶然错误呢?不是。或许我们宁愿说主审者“没有错”。因为当时那种环境、那种气氛、那种体制,不管谁当主审,只要认为自己还在“参加革命”,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指使”。
这绝不是个别的小例子。“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一条罪名为:“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直到“潘扬案件”平反之后,才又有人说出了这数据的上个来源: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上海公安部长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大笑。据说就是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为定论。(见尹骐“潘扬案件”始末)


这是解放前历次党内整风的习惯做法。解放后变成对全国人民的改造方法。解放初期广东土改,叶剑英和方方实行温和路线,被中央指为右倾。于是方方被处分,叶剑英被调走,换陶铸、赵紫阳上马,实行滥斗滥杀的“村村见血”政策。1997年,原广东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就透露过当年一个小地区就有一千多人被逼自杀的残酷状况。其中没有一个居於「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偾」的人。一场“土改”、“镇反”,广东有几十万人被镇压。其中绝大多数是冤案,而且绝对没有统计在680万可查的案件中。

18
2005
3月莫二球在家里接受笔者采访时摄。八十多岁了,虽然一生冤屈,却始终不忘“忠肝正气”。

15 几个男儿非马牛!

莫三球算幸运。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来为广东农科院筹建了六家颇有成效的生物药厂,成了生物学家。但也没有好到那里。他仍跟二球一样戴着“官僚地主出身”的大帽,一样成“运动员”,一样挨审查、批斗、劳动改造,一样限制使用,一样28年不加一分钱工资。

也终于有一件使三球“高兴”了一下的事。

解放初期,全国猪瘟严重,农业部知道三球的未婚妻在美国读医学博士,便请三球帮忙设法取得美国猪瘟疫苗。三球的未婚妻几经困难冒死得到疫苗后,通过香港陈李济药房李朗如先生,绕过禁运送回国内。

此后经北京学者在所得疫苗基础上作了点改良,几十年来,救了上百亿条猪的命,为中国农业经济,为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立下巨大功劳。香港人也因此得益不小。

1983年,在外国学者的询问下,匆匆为此项目颁发了“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一万元奖金,当时国内不算小数,全给北京分光各各入袋。所有上报材料,绝无半个莫字。后来广东农业厅见“发明奖”没有自己的名字,便写报告申诉。北京方面被迫从各获奖者那里拿回共三百元转给三球。三球花了一百二十元摆酒宴请同事。为共产党辛苦几十年,这算是最大的奖赏了。

2000年前后,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夫人有疾,请莫五球看诊,且又见到陈诚的公子。此后就传说有人问五球:“你父亲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共产党对你们又怎样?”五球无以为答,嘴角展出一丝苦笑。

19
莫三球陪同项小米访问莫雄故居。五十年代初古大存曾经质问地方政府:“你们怎么把我们莫大哥的房子都给占了?”但这间七百多平方米的“莫公馆”仍然长期被政府“借用”。1982年,以25千元人民币被政府“收购”。现为镇政府办公室。

这使人想起当年白桦的问题:“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我吗?”;又使我想起,八十年前为穷而跟共产党闹革命,今天还是全国最穷的瑞金等革命老区的人,为什么不问:“我们给革命献出那么多,革命给了我们什么?”

或许邹容有答案。

被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的邹容有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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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干校”正被“改造”的莫雄

从希特勒、史大林到麦卡锡,我们看到,统治者、执政者用国家、政府赋于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

刚看报载,2004年全国反腐案,处分17多万罪证确凿的官员。其中厅局级431人,省部级16人。十年下来,不知其数。从680万冤假错案,到不知其数的真腐败案,都指向一点:用国家、政府赋予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但我们又不能不要国家、政府,而且还要爱国家爱政府。这是人类社会一大悖论。全部问题在于,人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

回头去看这一场红色革命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会使人百思不解。几乎所有投身于这场革命的人,现在都有资格讲一句:我何负于共产党。

问题是讲了又怎样?中国人必须要回头去审视历史,才有可能更好地向前寻找出路。

孙长江在为《项南传》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说:“一个没有历史感、终日沉湎于“说谎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贻误时机、被世界抛弃的;同样地,幻想以创造经济奇迹来弥补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诚如邓小平1986年所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国家有个政制骨架。唯有政制改革,才有出路。

香港《明报月刊》



[1] 罗集人:对《曾希圣传》的质疑,燕南社区网2004-12-17

[2]《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人民日报 20041018

[3]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

[4] 《陈丕显回忆录》转自羊城晚报 2005322

[5] (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知识分子工作手册》第93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5月。

[6]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5月版,第4页。

[7]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5月版,第150页。

[8]顾则徐,中国知识分子,鱼肉耳!现代金报论坛,20041029

[9] 按杨克林主编《文化革命博物馆》下册,第223225311467页的资料统计。东方图书出版公司、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

[10] 胡少安,《敬畏人民项南传》(上),第237页。天地图书公司,2004

[11]胡少安,《敬畏人民项南传》(下),第689页。天地图书公司,2004

[12] 许人俊,实事求是邓子恢,《党史博览》2003年第6

[13] 20030815搜狐网

[14] 2004 72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发表于 1/9/2011 21:01:23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有意放生中共




蒋介石有意放行中央红军入云贵四川,旨在趁机统一西南大后方,为日后的抗日基地。也是蒋向苏联示好。[3]因为经国是蒋的唯一独生儿子,生育经国后,蒋由于多次染性病,已丧失生育能力。经国15岁时被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带至苏联成为人质。宋庆林也是苏联代理人。1937年1月26日庆林致函王明。[4]


陕北根据地是蒋介石克意容留,旨在将中央红军赶到那。蒋介石将其他红区全部消灭,仅留陕北一块。蒋1933年4月任命红色代理人邵力子担任陕西省长。杨虎城曾要求加入共产党,蒋介石知道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却安排杨在西北与邵力子合作。[5]


蒋介石将红军赶入贵州后,名正言顺地追进贵州,然后,逼迫红军入四川,三面布防,仅留下一条通道,但此时毛为了党内夺权,不进四川而转入云南。毛在逃跑途中串通王家祥与张闻天,因两人均不服博古,妒忌之心人皆有之。[6]


发表于 1/9/2011 21: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边宣称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一边是源源不绝的权谋文化向全民深入骨髓的灌输教育。一代一代人在这种浸满权谋心机的环境气氛中成长。中国就这样,把世界史上最丰富最独特的流氓政治文化,当作最大的遗产,当作民族“智慧”,一代一代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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