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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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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1/2011 22:35: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共满清意识的不断增强(表现为对满清的大力粉饰和吹捧),否定孙中山的思潮一再涌动:
  江泽民时期,辫子戏漫天飞、康雍乾“圣主”光芒照,中共满清意识隐然成形,从余秋雨到阎崇年,捧满贬孙竟成时髦;八年前央视开明派制作的《走向共和》,虽然隐晦表达出宪政民主的追求,但却给慈禧平反、大力颂扬李鸿章、更把武昌起义前的孙中山,描绘得近乎小丑,其褒改良贬革命、讨好当权者的媚态跃然银屏;但讽刺的是,即便这样的讨好,亦为心向朝鲜的新主胡锦涛所不容,胡上台未及落座,便迫不及待地把《走向共和》“和谐”干净,《走向共和》横遭查封,反映出中共顽固派对“共和”和革命的极端恐惧;在胡锦涛的主持下,中共宣教部门和御用史家,一方面精心淡化辛亥革命形象,一方面竭力宣扬孙中山“联俄联共(实为 “联俄容共”)的“伟大历史功绩”,完全一副唯我所用、阉割历史的流氓手法。
  在中共的纵容下,社会上讨孙思潮汹涌,满清遗老遗少沉渣大泛起,孙中山滑向“乱臣贼子”、“汉奸国贼”、“恐怖分子”...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民主派阵营中有一些人士或认为:
  孙中山发起的革命推翻满清,令中国丧失了君主立宪的机会,坠入百年祸乱深渊;或认为:孙中山推行的“联俄容共”,让中共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种下了赤祸的祸根,他们因是而全盘否定孙中山;旅美作家李劼更痛斥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也有反毛、反共的满清精神遗民或复辟分子、“满独”分离主义分子,从仇恨情绪出发,对孙中山大张挞伐,必欲泼污搞臭捣毁而后快。
  这些人都要把孙中山从“中华民国国父”的地位上敲落下来,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这些人的行为,客观上起了与中共纵容的贬孙思潮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民主派阵营中反孙的人,有些人是非常真诚的宪政民主人士,但他们全盘否定孙中山的观点,却正中中共忧心“共和”、恐惧革命的下怀。
  种种迹象表明:为了“维稳”,今年中共将严密控制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刻意压底纪念的调门、淡化革命的色彩,在这个时候否定孙中山,客观上是帮中共的大忙。

  全盘否定孙中山,既不公正,亦非常有碍于瓦解中共专制的合力形成。
  首先,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完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正义行为。
  其进步性在于:辛亥革命去除了当时阻碍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帝制和满人殖民特权地位,顽固阻断政治体制改革,拖拽着中国滑向腐朽贫弱、列强分割的深渊,满清政权成为当时中国转型的最大障碍,是必须去除的附体毒疮。而辛亥革命以雷霆万钧的效率,一举扫除了这一障碍。
  孙中山推动革命的行为也是正义的,其正义性在于:满清顽固拒绝宪政,且残暴杀戮改良派和政治反对派;人民有抵抗暴政的天赋权利,既然和平变革无望,人民就有权暴力造反。
  1895年,孙中山曾上书求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力陈改良主张,结果遭到蛮横拒绝,李鸿章乃洋务运动头面人物、当时清廷最开明的权臣,李鸿章都是这种态度,其头上愚傲的满人统治者就可想而知。满清政权的落后少数民族殖民性质,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改良)的不可能,这,也为其后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的“跛足”新政、载沣的假立宪所验证。在统治者顽固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孙中山推动的辛亥革命,就具备了正义的性质。
  孙中山固然不如康有为博学,但却更有先见之明,他看出了当时极少人能看出的两种必然性:一是满清不可能改良;而是帝统不可能存留,中国必须走共和制的道路,并且,他敢为天下先,秉力实践他的先见之明。这就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和永恒魅力所在。
  由史实可见:孙中山没有“上断改良之路”,自断改良之路的是顽固坚持一族专制、种族压迫的满洲权贵,是杀害六君子的慈禧、是导演假立宪的载沣...既然追求变法的结局是杀头,毫无成功的希望,追求革命风险很大,但有成功的机会,那么,你能要求孙中山放弃革命,象谭嗣同那样愚蠢地去送死?
  李劼先生对满洲贵族凶残顽固抗拒变革、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宁曾外邦,不予家奴”的行为不置一词,却跳脚大骂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罔顾是非。
  固然,孙中山身上有许多缺点,有的非常严重,造成了相当的罪恶。但是这远不足以否定孙中山的功绩和地位,这一则因为,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政治是世界上最为功利的事业之一,不宜以道德家的标准对政治家求全苛责,否则,政治就无文明可言,谋求政治进步亦无意义,林肯为了捍卫联邦战死了六十万人,以道德家的标准衡量,林肯纪念堂早该拆掉了;如果政治家以道德家行为准则自律,则无异自缚手脚,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浪得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虚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无全民性宗教信仰、深具厚黑政治传统的环境中,搞政治的人若以道德家准则自律,只有死路一条。
  公道地说,孙中山身上的主要缺点——不择手段,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变革者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也是革命者的共通之处。革命领袖为什么几乎都有这种缺点?这是由从事革命的危险性决定的。各国的反动势力(尤其是中国的反动势力)都无一例外的凶残和狡诈,在中国,往往是你不推翻他(她),他(她)就要搞死你、甚至搞死你全家、诛灭你九族,这种情形岂容绅士君子做派?
  林肯不惜血流成河,也要阻止奴隶制扩张;埋葬苏共的叶利钦,关键时刻匪气十足,调军镇压十月事件、炮轰白宫、一举端掉共产国会,彻底挫败了前苏共势力的复辟企图,但“十月事件”造成至少一千四百人丧生。林肯、叶利钦的杀人行为难道是“择手段”的行为?林肯、叶利钦的不择手段,难道能抹杀他们改天换地的历史功勋?同是变革者,戈尔巴乔夫固然比叶利钦绅士得多,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新思维”政治民主化改革,但如果光有戈尔巴乔夫、没有叶利钦,“八一九就会改写、苏联无法变天。从个人道德讲,戈尔巴乔夫更加完美,但从宏观角度看,比较不择手段的叶利钦才是大善。
  政治家不是道德家,两千多年前的大儒孟子就懂得这个道理,孟子曰:“徒善无以为政”。中国也有古话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再说,孙中山固然不择手段,但他不择手段的程度,比起他的政敌、比其他同时代或邻近时代的诸多政治人远为轻。孙中山的敌人,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满洲权贵,以空前残酷阴毒的手段屠戮、摧残、压迫汉民族,但孙中山却从未主张种族报复:孙中山发起的历次起义,目标针对满清官僚,从未下令滥杀满清旗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发布政令,禁止滥杀满人,并且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并未对满族还之以种族歧视。这就具有现代政治家的文明风范,可以说,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治家。
  相形之下,作为孙中山对立面的满清政治家,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左宗棠,无不滥杀无辜、杀人如麻,以同胞人血染红顶子:曾国藩滥杀无辜如割草,屠杀数百万人,还恬不知耻地倡言:杀人要快、杀人要多,曾下令对凡是有“谋反”嫌疑的农民,不要证据、不问口供,先砍头再说,而且还丧心病狂地不准被杀者亲人哭丧;左宗棠在征新疆时,把维吾尔老百姓杀得血流成河;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不仅疯狂屠杀平民,而且还赤裸裸地背信杀害主动投降者,其在苏州骗降和屠降的行径,因极度卑鄙和血腥,连贯来“事不关己”的英国人都看不过眼,洋枪队首领戈登,义愤于李鸿章之卑劣与凶残,一度拔枪要杀李鸿章...试问,在某些中国人眼中的这些个“有修为”的“正统”政治家,其行为难道是“择手段”?
  比曾国藩等人文明得多的孙中山被抨击为“乱臣贼子”,而没有半点人权人道意识,徒以人血染红顶子的曾国藩等人,倒成了“正公”、“文襄”、“修为之士”、“现代中国之父”...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儒家史家和某些文人的混账与无耻。

  “二次革命”后直到“联俄容共”之前,孙中山因转向武力统一,而思想日趋偏激,但比起当时许多军阀统治者,仍算文明者。孙中山至少坚持要恢复“临时约法”,北洋军阀当权者却坚拒不行——袁世凯复辟帝制、段祺瑞操弄一府两院、曹锟收买选票、张作霖干脆不要国会,直接实行“安国军”军政府统治,张作霖大言不惭地说:“刘邦约法三章,老子只有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张作霖说到做到,一进北京,立马杀了邵飘萍等一批“不听话”的人,又和段祺瑞势力制造“三一八”惨案,充分反映出东北军阀特有的鄙劣素质...比起他们的不择手段,孙中山难道不算相对文明?

  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还在于:孙中山推行“武统”和“联俄容共”的罪错是探索性的罪错,非故意犯罪。
  孙中山之所以主张“武统”,是因为他看出了武装力量的割据,是民国初年乱政之根,要真正宪政共和,就必须统一全国的武装力量;孙中山认为要统一全国的武装力量,唯有“武统”一途。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且这种做法很冒险,因为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武统”带来的混乱和管制危机,为国际共产势力乘虚而入中国洞开了关门。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已经证明是历史巨谬,但也应该看到:孙中山的实践理论并非杀人理论,其追求的目标是宪政,而非乌托邦类目标,因此孙中山的罪错,与阶级灭绝理论实践者列宁、毛泽东等人罪恶有着本质不同。
  一则,孙中山从来不是马列主义信奉者,且明确反对共产革命。他“联俄容共”的前提之一就是苏俄作出的承诺:决不移植共产革命于中国。孙中山尝明确表示:若中共在中国搞共产革命,他就要开除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
  二则,孙中山虽然崇尚武力,但明确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现实目标,孙中山明确肯定民主和普世价值;而马克思专政理论的实践者们大砍大杀,则是为了群体灭绝(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缥缈虚无的乌托邦,而且“乌托邦”迅速转化为托词,实则把原先的有产者消灭干净,让“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首长们及其家族、鹰犬共同垄断集体占有,以政经一体特权阶级的方式施以更残酷的压榨、剥削和掠夺。自始自终,马克思专政理论的徒子徒孙们都无一例外把民主打成”资产阶级民主”,以阶级性为由,明确否定民主和普世价值。

  笔者无意为孙中山的罪错辩护,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开党国政治先河,并埋下了日后赤祸浩劫的祸根,其客观造就的祸患不可谓不深远。孙中山误认为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想借卢布强国,他不谙共产之邪恶,也大大低估了列宁、斯大林们的智商。
  只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罪错,罪有可赦,情有可原;更何况,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仍推翻满清之功绩铸就,与“联俄容共”几无关涉。我们肯定和维护的孙中山是领导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孙中山,而非“联俄容共”的孙中山。

  有人以孙中山签订卖国密约为由否定孙中山,这并不能成立:一是孙中山“卖国”时并未掌握政权,并未构成事实上的卖国;二是孙中山之“卖国”是想获取外国支持以夺取政权,这是当时政治家的常见权谋手法,并非孙中山真想卖国,这种当时袁世凯、段祺瑞都用过,德国的艾伯特政府也用过...其中最典型的莫如列宁,1918年初,列宁以辞职为要挟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把整个乌克兰送给德国,以换取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列宁真想卖国吗?非也,德国一投降,红军就开进乌克兰。不能依据政客的策略手段而定“卖国贼”的罪名。
  有人以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在美国为由,贬低或否定孙中山的价值。这种理由站不住脚: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固然不是孙中山亲自发动和指挥,但确系孙中山“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火炬所点燃,孙中山是一面旗帜,一蔟火种,其共和革命精神和先驱实践,鼓舞着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十仆十竞,终至倾覆满洲一族专制,结束两千年王朝帝统。孙中山的作用就好比印度甘地,甘地没有直接领导创建印度共和国,但谁能否定甘地印度之父的地位?
  而且,孙中山亲自缔造的1912年中华民国,直至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之前,是一个三权分立的真共和国,毫无党国政治之弊,因此,不能因为共和制后来的被扭曲,而否定1912年中华民国“第一共和”的伟大意义。作为辛亥革命精神领袖的孙中山,当之无愧是中国的共和之父。
  1912年中华民国,亦当之无愧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恰如其国歌云:

  “东亚开花中华早,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飘扬五色旗,国民荣光,
  锦秀山河普照。
  我同胞,鼓舞文明,
  世界和平永保。”

  此是何等健朗和潇洒!其神其韵一若先秦重生、盛唐再世,国歌满溢的,是“五族共和”激扬下,一个民族获得新生的清新、自豪和自信感。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唯一一次划时代的骄傲,象一颗璀璨流星划过两千年黑沉沉的夜空,换来一线光明;辛亥革命引领的变革,不动于以往所有的改朝换代,它是一次真的变革、善的变革、美的变革:两千年来惨无人道的太监制度、人格自贱式的跪拜、荒唐的三宫六院、残暴的株连制度...俱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试想,千千万深受专制帝制和一族专制双重奴役中国志士仁人,在甩掉鞭子的那一刻是何等的扬眉吐气!就像一个解缚的充沛少年一样又蹦又跳、庆祝狂喜。
  一个被专制帝制和蛮族压迫在到地狱深处的奴隶民族,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推翻了列强扶助的满清殖民朝廷,一时间彻底挣脱了奴役、打碎了枷锁,这实是比明治维新、二月革命更为自豪的变革。
  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容否定,而且,象孙中山这样在华人中具备广泛认同和感召力的现代政治家,百年来无出其右,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无可替代。孙中山是革命的旗帜、共和的象征、民运的源头,丢弃孙中山这面大旗,民运将无序无统,很不利于凝聚国内各派各阶层、调动两岸三地华人群体形成反专制合力。
一百年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是何等的振奋人心!它竞凝聚起包括黑社会和妓女在内所有阶层的求变奋进之心,以摧枯拉朽之气势,结果了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一个王朝,这是一种全民的伟大凝聚力;今天要倾覆以满清自居、且比满清更为邪恶中共专制政权,更需类似的凝聚力,这,同样需要孙中山旗帜和辛亥革命的精神来感召。

曾节明 成稿于辛亥革命百年元月二十一日中午于曼谷流亡寓所

 楼主| 发表于 1/21/2011 22:40:47 | 显示全部楼层
增加的两权,弹劾和考试两权,实际上的用处是进一步应用分权制衡原则,把选举分裂为两权,
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共和,五权宪法,三民主义,超越西方民主的路一定要走下去。
发表于 1/22/2011 01:50:50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承志 发表于 1/21/2011 21:35
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不可替代

好文,赞同节明此文绝大多数论点。唯有“联俄容共”之大错,稍有不同见解。孙文完全知道其中的问题,他仅是为了200万金芦布的权宜之计,此点当蒋介石从俄国回上海后向孙文汇报后的对话业已证实,孙文并非真心联俄容共,而是看在钱的份上。因为孙文长期以来一直被英美国法日等西方诸国政要拒绝财金支持,唯有俄国同意财金与武器支持。因此孙文主观没有错,客观导致了错误。
发表于 1/22/2011 11:40:46 | 显示全部楼层
刚想上帖,才发觉已经贴出来了,谢谢王承志兄!
发表于 1/22/2011 11:45:26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郭国汀 的帖子

谢谢国汀兄指点!适才看到孙中山孙女的声明,说孙中山没有说过:“联俄容共”,果如是,当属我史实有误了,中共历史教科书误人不浅。
 楼主| 发表于 1/22/2011 12:28: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承志 于 1/22/2011 12:43 编辑

苏俄当时在地缘政治上有求于中国。苏俄当时的对抗重点在欧洲,而远东有个曾经打败过俄国的劲敌日本。后来本人看到一些说法,西安事变中,实际上是苏俄发出指令救了蒋介石一命,并非中共不想杀蒋介石,而蒋介石和苏俄关系本是很差的,而且有共产党的血仇。可见这个地缘政治的利害性。

当时苏俄扶植南方的国民党即是要对付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也是为了培养一个对付日本人的助手。中国如果善于利用和挑逗苏联的这个战略地缘需求,中国在1930年后不久迅速实质统一除了东北一样的地区,应该不成问题,中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准备军工重工,整军备战,中国能够在抗日中有更好的表现,不需要苏俄出兵中国东北,甚至不会有抗日后的内战,甚至不会再次丢掉外蒙和唐努乌梁海。

张学良后来在30年代搞的那个中东路事件也很成问题,日本当时在东北也有路权,而且刚刚暗杀了张学良的爸爸张作霖。以驱虎吞狼之记,也应该是用苏俄来打击日本。或者借助苏俄的援助来搞定日本先,免得引来后来的日本侵华,苏俄的重点不在远东,而在欧洲。

关于接受苏俄的援助,就要搞共产主义的问题,那就要看自己如何控制好了。地缘政治要优先于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美苏英法等大国都是这么做的。

北洋政府当时曾经趁着俄国十月革命出兵外蒙和俄国远东,最后虽然没能收回远东,但收回了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
孙中山看清了这点,能够利用这个,也加上其他列强不支持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还是很有眼光的,虽然对于当时的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是个叛乱和里通外国的嫌疑。可那个北洋政府当时自己内乱和混战,合法性已经被自己毁了。


 楼主| 发表于 1/22/2011 12:55: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承志 于 1/22/2011 13:17 编辑

梁启超痛恨这两党,也不是没有道理,可当时的北洋政府真的很不提气的,主要是北洋内部的党争,都是兵戎相见的,而且有著名的贿选。

中国的古话,结党营私。党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又不能没有。怎么办?分离选举为选上和选下两权,强化对重要岗位的人的监督,完成使命后的政党,应该被逐渐弱化,让政党自然消失,使君子群而不党,就是这条道路。梁启超出自科举,也知道中国古代言官弹劾制度。孙中山也以三权分立,加弹劾和考试两权,殊途同归,就差那么一点,中国辗转上百年至此,可惜可惜。
 楼主| 发表于 1/22/2011 13:23: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承志 于 1/22/2011 13:38 编辑

孙中山订立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也是大有问题的,实在是出于当时的民主理论的认识局限性。
以党争作为政治基础的民主体制,自然有这样的巨大的实行和维持的麻烦,所以才有这个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阶段。
如果认清了了增加的两权为民主的超越,就没有这个麻烦,甚至不在1927年流血,用法律手段和适当控制抵挡住苏俄赤化,更好地利用苏俄的远东地缘政治需求。


请看,有黄埔军校作为军事中央考试权,那么政治中央考试权的开办也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当时,中国当然没有办法搞选举,那么就派出通过中央考试权考核和培训的人到北伐军占领的地方做官,迅速强化地方政权,同时迅速打开民众的定期留罢投票权利,建立法制,让人民按照发生的事情,留罢投票决定派出的地方官的去留,不必管谁来接替,从而进行政策反馈和立刻民主,根本不必等待党争变的稳定成熟,不必等待人民的文化政治素质的提高,官员们为了自己的不被罢,尽量贴近民意地实行治理,那么就最大程度地遏制了利益纷争的激化。苏俄和中共无法挑动社会对立,那么赤化也就被限制在了体制框架内不会形成危害,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流血激化,不会有进一步的社会不稳。中共的苏维埃割据也就失去了根基。结果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不但到1936年还没有实质搞定东北以外的其他地区,甚至自己也被中共联合张学良抓住。

另外,这样的方法必然能遏制后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问题,不给后来中共的挑动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空隙。

国汀兄提出的法律解决,就有了强有力的实现根基。





 楼主| 发表于 1/22/2011 17:47: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论是反对孙中山,还是支持孙中山,隐隐地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操作。没有认清这个操作和理论,谁能保证不再次重蹈满清崩溃的覆辙?
不论是革命还是改革。
 楼主| 发表于 1/23/2011 10:07: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承志 于 1/23/2011 17:12 编辑
曾节明 发表于 1/22/2011 11:45
回复 郭国汀 的帖子

谢谢国汀兄指点!适才看到孙中山孙女的声明,说孙中山没有说过:“联俄容共”,果如是 ...


从孙中山本人的遗嘱来看,孙确实是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遗老不承认恐怕也没用。

本人只可惜,孙中山五权宪法增加的两权,能够对付赤化和社会矛盾激化撕裂,是民主超越的绝招,在不良社会条件下,在不能实行选举的情况下,完全能够实行民主的绝招。当时的条件所限,认不清这点,孙先生的接班人们因为共产主义者的激进做法,必然走向和中共流血冲突的地步,社会被撕裂,而破坏了孙先生的地缘政治考量,孙先生的接班人最终也没能抵挡住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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