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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化唯有适应国情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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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9/2011 19:2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曾节明 于 12/10/2011 09:47 编辑

    中国民主化唯有适应国情才能成功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没有根的树,移种后很难存活,这是很多人知晓的常识;许多人至今却不懂得,向西方学习宪政民主政治,就和移植树木的道理相似,如果习来的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人文土壤中生根,民主制度很快就会夭折。中国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追求民主共和一百年了,收获的却是极权暴政,今天还在胡锦涛的师朝鲜新极权暴政里苦苦挣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知名异议人士把中国百年的深重苦难全部归咎到孙中山头上、甚至否定孙中山领导推翻满清的事业,这既不正确、也非公允。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这种手段是错误的),孙中山追求的是富强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共产极权苏维埃国;满人当年屠杀汉人如刈草杀鸡捻蚂蚁,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没有鼓动滥杀满人,没有鼓动清算清室、“二次革命”后也没有煽动阶级屠杀和清算,孙中山从没有象曾国藩、李鸿章一样屠杀老百姓,孙中山也没有以权谋私...因此,孙中山不是枭雄黑道,他和毛泽东有本质的区别,他更不是“一党专制斯大林模式”的罪魁祸首。
  孙中山虽有错误,但他领导推翻帝制,追求共和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传统的帝制王朝因为缺乏修错能力,也不能有力推动科技发展,因此无法带来国家富强;满清的统治不仅是帝制,而且是落后少数民族的一族专制殖民统治,这样的王朝是根本不可能立宪成功的。因此,晚清时期的中国,走向共和是大势所趋。

  中国百年苦难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精英人士整体地没有找对救国之道,他们未能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建国国方案。这远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错。
  康有为食古不化、死扛爱新觉罗家的大腿,而根本不知道:他的君宪方案在大国不可行,对满清更是行不通的。
  民初,孙中山、宋教仁一度要在中国搞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等当权的前清官僚对民主共和缺乏常识,老百姓对现代国家概念更闻所未闻,因此“三权分立”必然严重走样,这时候本应该有耐心,让各种程序稳定下来以为新国家建制生根,孙中山却燥然地发动“二次革命”,使得新国家在政治上无法生息沉淀。政治不稳定极大地助长了人心的混乱。
  本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应该追求类甘地的精神领袖低位,创办政治大学,大力传播基督教、儒道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说以为安邦定国的基础,同时积蓄和发展国民党的力量,如果这样,天下必归孙中山,民国也不会走火入魔。因为袁世凯、段祺瑞等前清旧官僚,缺乏建设现代国家的现代常识。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抛开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宪政学说,另造“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比起西方正宗宪政学说政治上倒退,而且在中国传统中也无根基,所以国民党得不到士人阶层的支持,非武力北伐不足以建鼎。孙中山和国民党企图通过黑社会个人效忠的手法,树立个人权威,但这种个人崇拜手法,怎敌远为极端的共产极权组织——共产党的个人崇拜手法?所以国民党遭共产党克制是必然的。

  袁世凯大搞尊孔读经、又企图复辟帝制,这表面上顺应了中国国情,实际上是大大悖逆了中国国情。中国人虽然“习惯有个皇帝”的心理根深蒂固,但亦有“天下皇帝轮流做”、家家想出皇帝的枭雄传统,辛亥革命后,皇帝被替换成总统,总统权位不能世袭,于是其他人,尤其是其他高官,就有了“天下皇帝轮流做”(当总统)机会,这时候如果复辟帝制,等于断了其他高官的前途,必然会遭到上上下下的强烈反对,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复辟帝制是绝对行不通的。
  袁世凯眼见当总统远不如做皇帝来得滋润和威风,企图复辟帝制,结果遭致全国讨伐、顷刻间众叛亲离,就是这个原因。今天金复新还在不遗余力地劝薄熙来称帝,殊不知,薄熙来一旦称帝,他身边的人就会造反,根本费不着胡锦涛、习近平一兵一卒。
  袁世凯听信奸人复辟帝制,是中国近代史最大的悲剧,复辟帝制失败导致袁世凯的早死,而袁世凯的早逝,造成当权派权威大真空,从此无人再镇得住各路督抚,中国遂滑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乱局当中;这种乱局,又刺激老百姓追求强权,并为苏联的赤化和毛泽东等蟊贼野心家的崛起,提供了天赐良机。如果袁世凯没有复辟帝制,必然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袁世凯如果能够长期担任总统,中国决不会走上党国政治的邪途,民国必然会逐渐走上正轨。袁世凯虽然独裁,但袁世凯的独裁,是比蒋介石独裁宽松许多的非党国独裁,更容易向宪政转型。
  袁世凯尊孔读经是切合中国国情的,民国初年,人心浮动,各种思潮学说流行,真伪莫辨,亟需抚民、安邦、建制的学说和思想,儒学有助于抚民、安邦,但中国历代王朝证明:光靠儒学是不够的。袁世凯、段祺瑞光尊孔读经,而不推崇基督教安人心、不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建制,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诱因。
  知识分子精英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鲁迅等人,对国学对西学都是半桶水,却骄傲狂妄,偏好“立异以为能”,他们利用民初的自由环境,大放厥词、盅惑人心,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推介马克思、尼采等异端邪说,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知识分子引上叛国造反歧途。胡适虽然敏锐,却漠视中国传统,结果他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市场,他名气虽大,却没有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在宪政民主上有多少觉悟,就在异端知识精英的误导下,就在列强欺凌而民族主义高烧中病急乱投医,愤世嫉俗恨传统,转向党国政治、转向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人,误把鬼火当曙光,明明是错投了鬼胎,还以为是获得了新生。
  蒋介石敏锐地看到苏俄的赤化野心,修正了孙中山的错误,提倡儒家以为安邦之道,又在宋美龄影响下信奉和推崇基督教,但蒋介石却拒绝宣扬西方正宗的宪政学说,也不重用胡适,这让躁动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没有自由主义的援助,就照不出共产党的原形,破不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盅惑。
  蒋介石虽然推崇儒家,政治经济上却不以中国民族为本,二战后过分依赖和听从对中国事务幼稚愚蠢的美国,以致在抗共战争中反胜为败。蒋政权形象上过分崇美洋化、上海滩买办气盛、严重脱离内地、特别是农村的士绅群体,以致于统治虚弱无力,并遭到广泛的误解。

  许多人认为作为马克思徒子徒孙的中共,是完全背离中国传统的;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毛共虽然极端反传统,但毛共却是靠极力投合中国人的劣根性传统上台的,毛共真正得以动员民众的,更多的是平均主义而不是不是枯燥的马克思主义,“均田地,等贵贱”、“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毛泽东一伙还精心煽点中国穷人的嫉妒心,如“越穷越革命”、流氓地痞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由于宗教传统的缺乏,中国人的嫉妒心本来就较强,穷人的数量众多,民国又有太多的空子可钻,经过这一煽点,星星之火也就成了燎原之火了。对愚民大众来说,毕竟,把地主、“劣绅”、资本家...打倒分赃,“翻身做主人”,毕竟要比辛苦劳动诚实守法来得痛快和有吸引力。
  毛共疯狂破坏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的优良传统,发掘和放纵的却是传统糟粕和人的劣根性。
  因为马克思主义违背人伦天理传统,因此以马克思立国,既无法带来国家富强,也难以长久。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异端邪说,与中国道统不符,本来共产党的政权长不了的,“六四”屠杀后,马克思在中国信用破产,同年,马克思挂帅的政府在欧洲各国纷纷垮台,内外交困的中南海,本该在1994年步苏联后尘,但邓小平反马克思主义的“南巡”救活了中共。为了抢救政权的合法性,中南海先后炮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对马克思施以奸尸,把诸多与马克思理论尖锐矛盾的理念,硬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糊弄了二十年后,这种手法因太弱智,现在不行了,胡锦涛就偷偷摸摸地学满清,阉割儒家以为己用,于是又是强调愚忠,又是强调“武德”,中南海在继续寡廉鲜耻毁弃黄钟的同时,拼老命兜售地传统糟粕。但是社会不和谐度仍然继续高涨,李长春等人慌忙又把孔子像搬到天安门广场,但很快被胡锦涛移走,胡锦涛瞪着三角眼扬言:“决不搞指导意识形态多元化”,据说是为了“不给反华分子错误信号、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指导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真空很久了,还不让“多元化”,这实在是一个斯大林牌脑残的梦呓。不知道李长春侍奉着这一个严重脑残的主,会有什么感想。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胡锦涛在意识形态形神皆破的临界点上继续挂羊头卖狗肉,结局只能是彻底崩溃。


  反思以上百年的人物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失败者都没能在西学和传统之间找到平衡——要么食古不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致不能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趋势;要么痛感于中国只落后,一边倒地崇拜和拥抱西方,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以致误入歧途,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其共同点就是:这些变革都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南海政权表明上看很适应中国“国情”,实际上它是在利用中国的劣性毁灭中国。
  经过百年的折腾,我们必须坦然承认:中、美国情差别巨大,中国没有宪政民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土壤,因此,照搬(直接移植)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体制是种不活的。英国之所以君宪成功,因为她有君主制传统和《大宪章》以来的中古自由传统;美国之所以成民主共和楷模,是因为她有英国人的代议制和基督教的传统,它们早随“五月花”,“独立战争”一百年前,就已在北美殖民地牢牢生根。
  正常的人都知道:不可能灭掉中华民族,或者向毛泽东一样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因此要想成功移植宪政民主于中国,就必须把它嫁接在中国文化的根系上,耐心且适当地浇灌施肥,才能成功。诸多事实表明:这个嫁接口就在以中国儒家为主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上。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虽经毛共疯狂破坏、虽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集团虽然精心扭曲,远未被消灭,因为它的典籍众多、根系深广、广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人有信仰的本能,既然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都现了妖魔和骗子的原形,民众自然会去信仰别的东西,共产党压是压不住的,一味地压制,只的能导致道德大败坏。因此,现在儒释道在中国大陆复兴,基督教也前所未有的迅速传播。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借助这种情势,因势利导。中国现在社会道德极度败坏,社会面临崩溃的危机,中国大陆人毫无共识、相互仇恨、一盘散沙,亟需要弘扬儒家以唤醒民族认同、以回归“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美德,同时也需要基督教超越世俗功利、救赎灵魂。
  儒家信徒不可排斥基督教,因为没有超世俗的彼岸追求,不可能节制腐败;基督徒也不可排斥儒家,因为拯救中国要靠中国人,要救世救心,就不可与中国人为敌;中国政治活动人士如果与中国人为敌,开口闭口“支那劣种”,则是政治自杀。
  除了儒家安邦维护秩序、基督教救赎安人心之外,还需要西方正宗的政治学说以建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政治学说,而不以现代政治学说建制,无法建设现代化国家。
  这就是嫁接西方宪政民主于中国的——西天取经之道,概括起来就是以基督教安人心、以儒家救世、以西方正宗的政治学建制。湖北宜昌异议人士张国堂先生,首先发现并阐述了这一救国真道。
  张国堂先生并提出救国总路线:
  “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正宗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和平手段结束一党专政,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公开、公平、公正地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现代化国家。”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最全面的中国民主化政治路线。
   要想救世,先须救心;要救心,光建立新政府是不够,还须建立新的教育,设定新的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内容,以培养年轻代人,塑造健全的人才,消除愚民脑残,因为年轻代人,是中国复兴的希望。张国堂率先于2009年系统地提出了新国家人文教育大纲:
   “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和《百家姓》。
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论语》,课本(教材,下同)可暂用徐志刚先生的《论语通译》。我希望徐志刚先生要读了我的《基督徒读〈论语〉——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之后,对《论语通译》进行修订。
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大学》和《中庸》。课本可以暂用梁海明先生译注的《大学、中庸》。
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要教学《孟子》。课本可以暂用杨伯峻、杨逢彬先生译注的《孟子》。希望杨伯峻、杨逢彬先生读了我的文集之后,对该书进行修订。
老师在讲授《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时,要参考朱熹的《四书集注》。
要重视历史课的教学,要读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必通读,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老师的要求选读。
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学英语。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英语课要教学《圣经》,以中英文《圣经》作为英语课的课本。小学毕业时,要把中英文《圣经》学完。
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要教学我张国堂的文集。
初中和高中的英语课要教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中学生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要以中英文相结合进行教学。
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行政学、新闻学、哲学等类大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英语课要教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和林肯的《林肯选集》”(张国堂《远离现代的喧嚣,回归古代的经典》)
  除开中英文《圣经》对小学生而言难度太大(或可采用少儿版《圣经》)不妥以外,其纲目都很切中时弊、且为拯救中国社会亟需。
  践行张国堂之道,中国必然能够平稳地和平演变和复兴崛起。中国人必然会归向张国堂之道,但希望中国民众不要到灾难痛楚时才想起张国堂。
  日本、韩国、台湾民主化的成功例子表明:宪政民主制度嫁接在儒家等东亚传统文化上能够存活。蒋经国改革之后的台湾,就是以基督教安人心、以儒家救世、以西方正宗的政治学建制的华人社会成功样板。当然台湾政体还有孙中山遗留的“监察院”、“考试院”等画蛇添足弊端。

  建立新国家还需讲究一个序统。鉴于今天极其薄弱的道德环境、生态环境,若不愿中国崩溃,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能砸烂再建、“推倒重来”了。孙中山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丰功伟绩,因此不能把孙中山像敲碎砸烂;孙中山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先行者和历史财富,对孙中山,我们要继承其精神、汲取其教训,而不能全盘否定。试问那些今天放着中国现行大问题不管,全身心拼力打砸孙中山的人,砸碎了孙中山,要树谁人?难道树你们自己?中华民国政府走了弯路,但它是中国合法和进步的政府,而且已经在台湾取得成功了,中华民国决不是什么“冥国”,中华民国的国号、法统和正统不容否定。
  没有序统就没有根,正因为序统的重要。叶利钦埋葬苏共后,没有标新立异另起炉灶,而是继承了俄国二月革命共和国的法统,采用也是二月革命共和国的三色旗。今天有些中国民运异议人士放着中华民国的法统不继承,要在空气上建什么“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合众国”...这是无序无统,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曾节明 写于辛亥革命百年十二月九日于纽约州家中


发表于 12/10/2011 09:0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张国堂 于 12/10/2011 22:01 编辑

大有进步。
政治制度必须符合人的本性。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本性一样。因此,在政治制度上学美国是可行的。国情是可变的,而人性是不变的。
根据《联邦党人文集》,大国不能搞单一的共和国,也就是不能搞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而要搞联邦制。中华民国是单一的共和国,就是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中国作为大国的国情,也不会改变。
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传统,恐怕这个传统在中国的根也不深。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不做定论。
在中共垮台后,立即恢复中华民国,然后在中华民国的基础上,再按《联邦党人文集》进行改革,这可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问题现在不做定论,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
发表于 12/10/2011 09:0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民运人士对法律有兴趣的人要研究中华民国的刑法。中共的刑法必须废除,我主张以中华民国的刑法作为未来中国的临时刑法,正式刑法由未来的议会确定。
发表于 12/10/2011 09:1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张国堂 于 12/10/2011 22:12 编辑

未来中国是否用中华民国的国名,这个问题需要征求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同意。如果我们擅自用中华民国的国名,恐怕台湾方面不满。
我们现在用中华联邦共和国相号召,免得台湾方面说我们盗用他们的国名。
中国的国情与苏俄的国情大大不同,不可照抄苏俄。
发表于 12/10/2011 09:24:24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曾节明 的帖子

王承志说你病了,是否属实?甚是担心!
 楼主| 发表于 12/10/2011 10:43:48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国堂师问候。来美之前重病,怀疑得了癌症,但现在已经康复了,感谢上帝,幸好没得癌症。你也要保重,现在中国假冒伪劣毒遍地,中国牛奶尤不可食。
发表于 12/10/2011 13:01:13 | 显示全部楼层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抛开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宪政学说,另造“三民主义”,此说不确。 孙文之三民主义并非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另造,而是孙文在1896-1897年期间,在大英图书馆研读西方政治学后产物。孙文并非抛开孟氏及汉密尔顿的宪政学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正是孙文试图将西方政治制度结合中国实际的创造,至于创造物是否先进及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发表于 12/10/2011 13: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此文基本论点不错,但在细节上多有出入,对蒋介石的评价亦明显与史实不符。
发表于 12/10/2011 14:34: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承志 于 12/10/2011 16:01 编辑
郭国汀 发表于 12/10/2011 13:01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抛开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宪政学说,另造“三民主义”,此说不确。 孙 ...

孙距离参透结合中西政治文明成果,超越中国和西方只差一点点.
发表于 12/10/2011 15:13: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承志 于 12/10/2011 15:33 编辑
张国堂 发表于 12/10/2011 09:00
大有进步。
政治制度必须符合人的本性。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本性一样。因此,在政治制度上学美国是可行的。国 ...

中华民囯同样是联帮结构的本地选举本地为官.中华民国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能迅速强化基层地方政权. 中共却迅速做到了这点,且没有内部的军阀. 这种联帮结构本地选举本地为宫只有到了美国这样的新兴土地移民国家,才可能形成巨大的联帮结构国家.既使如此美国南北战争也因为地域性经济不同和社会条件不同, 白人们之间打了个血流成河. 更别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的小国林立.

口口声声中国国情,到了真格的,就忘到九宵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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