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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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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12/2017 16:5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5/13/2017 15:56 编辑

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
“我一直想做個公正的律師。原以為所有的律師都在賺錢。到北京後,才知道,也有不喜歡錢的律師,”伍雷被許志永的理想主義追求吸引。許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畢業,曾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與其他兩位博士一起上書全國人大,最終推動了備受批評的收容審查制度的廢止。
       伍雷認識許志永那年,許正在推動大陸的教育平權、反暴力拆遷等行動。伍雷參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遷團。在這段時間裡,他接觸了大量訪民,包括“樂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屬。在他的記憶裡,彼時的北京,氛圍比較寬鬆,常常有各種講座,也活躍著很多維權律師。
       2009年,因代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師李莊在重慶被抓。這件事情深深觸動了伍雷,“可以說,沒有李莊被抓,我還只是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後我會想,重慶怎麼對律師這樣?
       李莊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對法治失望。那時候,幹別的都沒有意思了。”他和大陸很多律師一樣,以社交平台微博為陣地,投入對重慶的批判中。2011年,李莊案進入“第二季”(注:李莊因所謂“律師偽證罪”被判刑後出獄前夕,重慶當局又以所謂“漏罪”為名對其二次追訴),法庭外現場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時寫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給王立軍的公開信等。和很多中國律師一樣,經過李莊案,伍雷開始關注整個律師行業,他甚至認為,從此時起中國律師開始真正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2011年6月,廣西北海“11·14殺人拋尸案”的四位辯護律師在當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證”,這引發全國范圍內律師的關注,並演變為北海事件。先後有二十多名律師趕赴北海,聲援支持同行,參與辯護。彼時還不太懂刑事辯護的伍雷,找到大陸刑訴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先生,在北京開會研討北海案。
       “就這麼稀里糊塗地一下,一腳踏入到刑事辯護圈裡去了。”那段時間,伍雷與數十位趕赴北海的律師團同仁,感受風雲激盪,在凶險的環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對中國刑辯律師的處境有了深切的體認。
      此後的“貴州小河案”,在貴州省貴陽市小河區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師協同作戰,就一起被指控為“黑社會性質集團犯罪”的案件進行無罪辯護,讓伍雷徹底感受到了刑事辯護的魅力。他體會到,“最高價值還是救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國“死磕律師”這個稱謂正式登場。“死磕”,背景是刑事辯護在中國的艱難。律師們用一些非常規的辦法,包括用自媒體直播現場等方式,和司法部門“較真”,這種做法,得到叫好,也受過一些質疑。而伍雷,至今沒有為作為一名“死磕律師”後悔過。
       在一次次“較真”司法程序的過程中,他也和法庭產生過對抗。他記得一次開庭,法官晚到40分鐘,並和檢察官一直在竊竊私語。他現場提出一系列問題,質疑法官,還摔了杯子。最終,他被法警架著離開了法庭。
       律師伍雷,就這樣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轉變。“脫胎換骨一般”,從此踏入刑事辯護的領域,為一個個具體的案子,“死磕”程序,成為“死磕律師”的代表之一,並漸漸成了冤案平反“專業戶”。挑戰“中國式冤案”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是一處簡陋的小區套房。牆上除了那些他長期關注的冤案當事人頭像之外,掛著“ 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頭”的條幅。辦公室放著一個小滑板車,堵車嚴重的時候,伍雷會蹬滑板車回家。
       2013年底,伍雷啟動“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是中國第一個民間洗冤行動組織。此前,他和幾位律師建立了“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關注被超期羈押者。在吳昌龍冤獄平反、被無罪釋放後,他們把這個基金更名為“吳昌龍基金”, 旨在幫助那些為“申冤”而身處艱難困苦的人。
       2014年被無罪釋放的念斌,是基金會第一位受益者。吳昌龍曾蒙冤12年。他被認為是2001年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的主凶之一,兩次被判死緩,案件幾經反复,終在2013年5月被宣告無罪,獲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師的身影。
       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師楊金柱代理吳案之後,為了爭取對吳昌龍的會見,兩位律師買了紅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諷刺法院院長“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並最終會見到了吳昌龍。“近些年來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關,”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說,“他非常勇敢。為了維護當事人利益,真是願意將自己置身於水火之中,包括靜坐、絕食,舉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過,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雖然我對個別'死磕律師'的業務能力並不欣賞,但對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業務能力不錯,最重要的,他把當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律師這樣說。
       2014年,“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團隊介入的多個案子改判。2014年7月,24歲的歐陽佳被改判無罪。2009年,19歲的歐陽佳因被認定為一起持刀搶劫案的主犯而入獄,坐牢5年後被平冤。而曾經四次被判處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來了無罪判決。2016年底回家的陳滿,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觀察裡,是伍雷組織研討會,確定申訴格局,竭力推動,最終促成陳滿被釋放回家。
       伍雷說,導致這些“中國式冤案”的背後,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國刑訴的一些痼疾。幾乎每個冤案背後都有刑訊逼供的身影。2017年春節前,已被“停止執業”的伍雷到吉林見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認定為當地一起強姦殺人案的兇手,前後四次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至今已被關押了21年。他入獄後,父母憂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堅持申訴喊冤,最終被伍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列為救助對象。
       “拯救無辜者”行動啟動三年來,每年伍雷都會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訴材料。對這些材料,他會和專家一起仔細研討,確定能否進入行動程序。“一旦確定,就意味著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個案件,我們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遞費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說。
       曾經有一位醫藥行業的人大代表問伍雷,中國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說,“你的藥店裡有多少藥,我們就有多少冤案。”意指這是一個無法確認的數字。“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伍雷說,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像陳滿、金哲宏那樣無人關注的案子。這些疑案的當事人,父母年齡大了,家裡沒錢,無力關注,就這樣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當事人可能已死,也可能在冤獄中度過一生。
       從2014年到2016年,大陸有一大批冤案平反,但伍雷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勝利”。他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下,冤案的平反有太多的偶然性。以“樂平特大殺人案”為例,從10年前申訴,到2012年真兇出現,一直到今天,歷經一波波律師堅韌執著的“較真死扛”,還有當事人家屬的堅持,最終才得以昭雪。“在這些喊冤案件中,律師代表當事人,有點像足球運動員一樣,不停地把球踢到法院門前,”伍雷說。但法院基於各方面的因素,往往會抱持比較保守的態度。相當多的“喊冤”案件並不能進入法院的再審程序。
       伍雷舉例,有一次,他到最高院向法官匯報一起刑事案件。給一位年輕的法官說了半天,法官回了一句:“現在告訴你,基本事實清楚,回去做好當事人工作。”“我急了。對法官說,你很年輕。我看出你還沒有顧上看案卷。任何一個受過良好法學教育、有良知的人,看了案卷之後,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冤案。 ”沒想到這句話觸動了法官。馬上問他,當事人的名字,真兇怎麼回事。聽他陳述後,最後說了一句:“打住。我收回剛才的裁定,我們會通知調卷。”
       這件事讓伍雷感觸頗深。他說,雖然理解最高法院人手有限,但無論如何,人命關天啊。“冤案,在我們這裡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以及他們身後的家庭。可在司法程序裡,只是一個個數字,冰冷的。”“我最痛苦的,是一些案子,辦案的人明明知道是錯的,最終因為各種原因,還會辦成這樣。”
       從事刑辯多年,伍雷還是沒有學會壓抑自己的感情。他記得,有一次在吉林開庭,天黑時才宣判。站在辯護席上的他,離女法官很近。“我都能感受到她宣讀判決書時的不自信,以及委屈。很久之後,一位和她很親近的人告訴我,這個女法官在宣判後回家痛哭了一場。事實上,她曾答應過我們公正審理,但她沒有做到。”
       “司法改革勢在必行。作為律師,我們即使不談政治改革。但至少你不能出冤案。冤案的社會危害性太大了,每個冤案背後,都可以說是一部寫滿血淚的長篇小說,”伍雷說。但他也同時認識到,“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因為,沒有言論的自由流通,沒有對權力真正的監督,冤案就不可能禁絕。”
       念念不忘“7·09” ,“大家都還在”2017年2月17日,伍雷正式向山東省司法廳提交行政復議申請,要求撤銷對自己“停止執業一年”的處罰。當天,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同時呼籲:社會各界應更加關注“7·09案”李和平律師、王全璋律師、謝陽律師、江天勇律師,希望他們盡快獲釋,回家與親人團聚。
       3天前的2月14日,王全璋律師被以“顛覆政權罪”起訴,他的妻子李文足、一直在抗爭著的“709”案家屬之一,在情人節這天,接到了這份“黑暗的禮物”。對伍雷來說, 過去的這一年多,中國律師所遭遇的、承受的,“一日三省, 從來不曾忘記”。
       他記得2015年的7月。他當時在安徽蒙城參加長達近20天的庭審,為一起特大聾啞人盜竊案的第一被告擔任辯護人。數十名被告,日日不斷的持續開庭。他身體就要支撐不住了,“幾乎有瀕死的感覺。”彼時,他的朋友們一個個被抓走。他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也被上門查抄,警方拿走了辦公室裡的案卷、投影儀等。聽到消息的第一時間,他震驚之餘,又有恐懼。但隨之就坦然接受了可能要發生的一切。
       他在開庭,下面有“國保”人員(大陸監視、追查異議人士的國家安全保衛部門工作人員的簡稱)就在旁聽。“我隨時準備著,走下辯護席被抓走。”最終,沒有人抓他,總算平安返回。事後他想,或許是因為自己沾了冤民的光,一直在堅持為最冤屈的人奔走,“抹黑的成本比較高。”也可能,是自己當時“太認真”的一個回報。
        那近20天的開庭,幾十人的辯護席上,一直堅持下來的,幾乎就他一個律師。“7·09”之後,伍雷沒有停止“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的工作。“7·09”家屬的抗爭,則日益受到世界的關注。2017年春節前,律師謝陽曾遭受酷刑的消息被曝光。伍雷承認,“7·09”案對他所主持的洗冤行動也造成很大衝擊。“我們手裡唯一的本錢,是律師之間的聯絡支援。而'7·09'打破的就是律師的聯絡支援。”
       他舉例而言,過去如果有一個案子,大家一起研討,一起分析,會十分熱鬧。現在就案子本身舉辦研討會,都變得特別敏感而困難。“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2016年,中國司法部修訂《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其中第38條規定,“律師不得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者藉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影響依法辦理案件。
       觀察者認為,依據這樣的規定,從2012年以來出現的、律師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為打壓律師的罪證。中國律師,在不斷衝撞現有體制的前沿,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可是,這一切對律師來說,有什麼損失?真正損失的,還是民眾,是那些喊冤的人。因為律師無法再幫助他們,他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說。但伍雷也認為,中國律師不會輕易被打散,大家其實都還在。
       隨著時間的推移, “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樣。其實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對所有的人都造成衝擊,但地震之後,很多人又要回來,救人、生產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復。”
       伍雷喜歡一部日本電影,片名是《這不是我幹的》。電影中,主人公說,“我通過這場審判,對法庭完成了一次審判。”伍雷覺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飛雄一案,不管對當事人,還是對辯護律師來說,都是如此,他有這樣的“內心確認”。“當你突然發現身邊最優秀的人成為這個國家的壞蛋時,徹底顛覆了你的價值觀。他們才是真正的時代英雄,國家卻把他們送到了監獄,
       伍雷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他想起“7·09”之後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著,突然聽見“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聲,朦朧中,以為是警察上門了,定神,才發現孩子在看電視,那是電視上的聲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說的“克服恐懼”。那一瞬間,反而覺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願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來。我答應過的當事人,也都會幫到底。我不會撒手,”伍雷說。在“下崗”之後的這段日子,他有時也會陷入沉思:“冤案的發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律師對於國家的法治狀況,是不是也要承擔自身的歷史責任?自己苦苦推動的這些案件,是不是對法治的進步於事無補?”而這些“反思”,讓他痛苦,甚至有一絲焦慮。
      徐昕則說,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那些有擔當的護法的律師,“讓我們看到中國這個社會,還是有些光明的。總有一天,人們會知道, 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他們是推動這個國家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樂平案2000年5月23日深夜,江西省樂平市中店村蔣某和外地女子郝某在約會時遇害。2002年6月5日,樂平市公安局宣布,該案與1999年9月9日晚發生的情侶登山約會遇劫,男青年被殺,女青年被輪姦一案,雙雙告破。黃志強、方春平、程髮根、程立和、汪深兵等五人被認定涉案,除汪外逃外,其餘四人均被逮捕。四人先後被景德鎮市中級法院兩次判處死刑,2006年江西省高級法院終審改判死緩。
       在歷經十餘年申訴上訪後,2016年12月,江西高院再審宣判四人無罪。(來源:財新網)廣西北海四律師偽證案北京律師李莊刑滿獲釋之後僅3天,廣西北海殺人拋尸案4名辯護律師被抓。
       2009年11月19日,北海漁輪廠附近海域發現一具漂浮男屍,警方在2009年11月14日凌晨將與死者黃煥海發生糾紛的裴金德、裴貴、楊炳棋、黃子富、裴日紅等嫌疑人抓捕歸案。
       2010年8月9日,在兩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後,北海檢察院將該案起訴至北海中院。為楊炳棋等人辯護的廣西律師楊在新,找到了該案關鍵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三人的證言有利於上述嫌犯。2011年春節前後,三人先後被警方抓走,其中,宋啟玲因涉嫌“偽證罪”被羈押達兩年之久。不久,楊在新、楊忠漢、羅思方、梁武成等四名該案首批辯護律師也被抓捕,導致2011年7月下旬“殺人拋尸案”開庭之際,全國各地律師組成20人律師團,接替被抓的四位律師,前往北海辦案。楊忠漢等三律師獲釋,僅楊在新一人被正式批捕。此後一個月,前來辦案的律師團成員陸續遭遇解開腰帶安檢、不明身份人員圍毆、“啞巴會見”等諸多事件,被律師界稱為“律師執業權利受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侮辱”。

 楼主| 发表于 5/12/2017 16:54:59 | 显示全部楼层

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5/13/2017 15:37 编辑

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上)

       2017年註定是大陸維權律師伍雷(本名李金星)從業十幾年來最“輕鬆”的一段時光。春節期間,他帶家人和剛出生不久的小兒子到雲南躲霧霾,逛大理古城,在客棧裡嗮太陽。度過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輕鬆假期。只不過,這種“輕鬆”來得頗為無奈。
       2016年12月28日,山東省濟南市司法局對伍雷正式作出“停止執業一年”的處罰決定。這意味著,2002年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後轉行進入律師行業的伍雷,將再次面臨轉行。處罰決定通知是在2016年12月2日發出的。巧合的是,當天,被錯判冤殺超過20年的河北青年聶樹斌,終得改判無罪,而這宗著名冤案,正是伍雷曾參與、推動,並最終翻案平反的。消息傳開後短短數日,大陸近500名律師聯合簽名,抗議濟南方面對伍雷的停業處罰。這也是自2015年大陸當局大規模打擊維權律師的“7·09”事件以來,中國律師為維護自身權利,再次抱團取暖發聲,集體亮相於公眾面前。
       2015年7月9日起,大陸先後有上百位維權律師被抓捕或約談。彼時伍雷在安徽開庭,壞消息一個個傳來。先後被抓的律師中,諸多是他的朋友,如李和平、王全璋、謝陽等等。如今,這些人或已被判刑,或在關押中。回望當時,伍雷自嘲“離看守所只有1毫米”。逃過看守所的伍雷沒有逃過司法局的處罰。
       2016年12月21日,濟南市司法局召開聽證會,給伍雷一個所謂的申辯機會。伍雷在聽證會上歷數中國刑辯律師的艱辛,忍不住淚灑當庭。但所謂聽證不過是走個過場,伍雷的執業資格被停止,生活還要繼續。
       2017年春節前,伍雷開了家微店“伍雷之友”,開始在網上賣山東老家的辣椒醬等土特產,命名為“倔醬 ”,同時還賣菸台蘋果。也賣書,有錢穆的《國史大綱》,伯爾曼(Harold Berman)的《法律與宗教》,還有一大套“國學經典”。都放在一起,看起來像個雜貨舖子。
       開店之後,伍雷位於北京的“洗冤辦公室”,也一度成了快遞發貨的臨時地點。簡陋的牆壁上,“只向真理低頭”的條幅依然顯眼,那是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大陸法學界泰斗江平先生所寫。另一面牆上,掛滿了一個個冤案當事人的照片,有已經出獄的念斌、吳昌龍、陳夏影、陳滿等,他們能洗冤成功,都和伍雷多年的持續推動不無關係。比冤案當事人更多的,則是一個個疑案當事人的名字:陳國清、金哲宏……這些人持續喊冤都在10年以上,案件本身疑竇重重。伍雷一直在傾力幫助他們,但還沒有結果。
       樹欲靜而風不止。暫時下崗的“無證律師”伍雷,本想“好好休息一下”,為孩子洗洗尿布,彌補自己常年出差不在家的歉疚。但他卻發現自己無法平靜下來。諸多“喊冤”案卷依然會被送到他眼前,堆積如山的捲宗後面是一個個“冤案”當事人的哭泣發愁,還有“7·09”案裡的同行,諸多人命運依舊懸而不決… …這一切撕扯著他,讓他痛苦。
       春節過後,伍雷開始聯絡律師團,為河北陳國清案再度開始申訴。陳國清等人曾四次被承德中院判處死刑,三次被河北高院發回重審,但至今沒有解決。推動此案平反,被伍雷列為2017年“洗冤計劃”的重要工作目標。“這個案子,拖了20多年,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律師手上解決,”他決絕地說。
       2016年9月23日,伍雷和多位律師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為陳國清案申訴。法律規定,拒絕辯護律師複製光盤。2014年12月20日,郭飛雄、孫德勝“擾亂公共秩序”一案正式在天河區法院開庭。從上午9時到次日凌晨2時,庭審持續18個小時。伍雷和張磊律師全程為郭飛雄作無罪辯護,並多次指出,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郭飛雄是在用生命捍衛做人的尊嚴。”這是伍雷第一次介入政治性的刑事案件辯護。之前他曾設想,“把這個案子做成一個政治辯護的範例。”但他發現,“在法庭質證、發表辯護意見過程中,辯護律師只要發言,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每隔幾秒鐘就會遭到審判長的粗暴打斷、無理指責……辯護人至少被打斷發言上千次,辯護人為了爭取發言,不得不多次向合議庭抗議。”但他和張磊律師還是堅持發表了自己的辯護觀點。
       2015年11月,在歷經“延期審理”等各種風波之後,天河區法院對此案宣判。但在宣判開庭之前,法官突然告知律師,將對郭飛雄參與的公民“八城快閃”(指公民在一些城市的公園等地聚集快閃,表達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等訴求)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
        法庭的這一行為激怒了伍雷和張磊。他們認為,法庭無視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經檢察機關指控,為當事人添加罪名,是違法行為。他們當場要求休庭,至少給予辯護人3天的準備時間,以對新增添的罪名進行辯護。法官對他們的要求不予認可,雙方僵持不下,法庭上唇槍舌劍,火藥味甚濃。律師不斷申請發言,表達抗議。法庭場面激烈。
        宣判結束時,伍雷對著匆匆離去的法官鄭昕大喊三聲:“你必須為歷史負責!”當庭和法官“開撕”的行為很快就有了後果。郭飛雄被重判6年,之後不久,天河區法院向濟南司法局去函,稱伍雷擾亂法庭秩序,建議給予伍雷停止執業的處罰。“你們把律師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嗎?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撤銷聶樹斌犯故意殺人、強姦婦女罪的原審判決,改判聶無罪。此時距離聶樹斌在年僅21歲時被冤殺已經過去21年,距離案件真兇王書金出現已11年。也在2016年12月2日,伍雷接到了停業一年的處罰通知書。
        早在2011年,聶樹斌案尚處於膠著狀態。伍雷就在石家莊召開“聶樹斌案研討會”,邀請了包括大陸知名法學者、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等人在內的專家、律師等60多人,會上形成了《關於盡快啟動聶樹斌再審程序的呼籲書》,推動了輿論對聶案的全方位關注。聶案平反,伍雷停業,這個鮮明對比讓網絡輿論對山東方面罵聲一片。伍雷說,濟南司法局官員曾對他叫苦不迭,“我們倒霉,怎麼剛好就趕在了這一天!”據悉,山東方面曾放出風聲,本打算徹底吊銷伍雷的律師執照。
       而經歷了2015年的“7·09”事件,大陸律師的處境正值低谷,諸事艱難,因此,伍雷原計劃妥協,接受山東方面“不弔銷執照,停止執業一年”的決定,正好也“歇一歇”。但他最終無法說服自己。在承諾作出“妥協”的當晚,伍雷失眠了,連夜爬起來寫行政復議書,並在網絡上宣布,不接受這個結果,會走完全部法律程序,為自己維權。
       “就當我不講信用吧,”他說,“原則上的問題,不得不擦槍走火。這個時代,你必須這樣。”伍雷得到了不少的支持。 2016年12月4日,北京律師周澤在社交媒體上呼籲聯名支持伍雷維權,聲援者紛紛,到12月8日,簽名支持伍雷、抗議山東方面處罰決定者已達470人。
       12月21日,伍雷不服行政處罰的聽證會在山東召開。當天雨雪霏霏。西安律師劉志強,在出發前被霧霾堵在機場。他換乘了高鐵,終於在聽證會前夜趕到了山東。 “也沒什麼,到場就是表達一種支持,”他說。為了不給伍雷添太多麻煩,很多律師放棄了旁聽,但還是有20多人到了現場,雖然他們都被攔在會場之外。在濟南的彩石鎮司法所,原本不大的聽證會場,已被當地的“旁聽群眾”坐滿。只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以及律師周澤,作為伍雷的代理人,參加了聽證。
       時近中午1點半。伍雷還沒發言。他拿著厚厚的講稿說,“我就濃縮為20分鐘吧。”司法局的官員如釋重負。發言到最後,伍雷忍不住落淚:“我一個律師,為當事人用心用力去辯護,究竟做錯了什麼了?你們把律師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嗎?”“那天搞得很悲情。反正我就是一根筋。我家鄉的官員也比較尷尬。我質問他們,司法局有兩個輪子。一個是律師維權,一個是管理。你們維權的輪子不轉,管理的輪子像飛機一樣轉,”伍雷說。
       “我(為別人)洗冤把自己洗成了冤民。不過,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最符合中國現實的邏輯和結果嗎?”在聽證會上,伍雷從自己的遭遇,歷數中國刑辯律師處境之艱難。“即使佔座的旁聽群眾,其實也聽懂了,”伍雷說。在休息的間隙,廁所裡就有一個人對何兵說,“你們刑辯律師真不容易呢。”
       藝術家張晨初為伍雷畫的素描頭像。“死磕律師”養成之路1973年出生的伍雷,直到2001年還是山東省章丘縣城建委的一名科員。“整天寫材料,說夠了假話,”他回憶自己當年的工作,縣城里人們幾乎天天都在喝酒,“到同一條街上的單位去辦事,中午也一定要喝頓酒。”才28歲的伍雷不想繼續這樣的生活,決定要做點什麼。單位旁邊有家書店,他看到了一些律師考試的書籍,決定試一試。
       2002年,全國律師考試改為國家司法考試。苦學了一年,原來學建築工程的他,竟然一次就通過了。此後他辭職進入律所實習,從一名小律師到擔任律師事務所負責人。短短幾年,他業務發展很快,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車,雖然只是4萬多元的“夏利”,但已頗為滿足。“賺錢會帶來一些快樂,”伍雷說。那時他的風格如同“梁山好漢”,和朋友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這樣過了5年。
       2007年,伍雷來到了北京,開辦分所。也是在這一年,他遇到了北大法學博士、“公盟”創辦人許志永。 (注:公盟前身為陽光憲政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以推動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為目標,2009年夏,公盟被指偷稅,許志永被拘留、逮捕,至2010年8月銷案,後公盟改名公民,發起“新公民運動”。)他至今記得,那是一個風雪之夜,他和許志永在北京簋街喝啤酒,相談甚歡。人生就此發生轉折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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