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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中国] 中共党(君)主立宪制与中国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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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28/2018 02:55: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陈泱潮 于 3/28/2018 03:05 编辑

中共党(君)主立宪制与中国民主化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3月25日 来稿)
   ——兼谈“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
    作者:桑潮流(旅美历史学政治学学人)

   近日,“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在海外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恶评如潮,可归纳为“终身独裁论”、“复辟帝制论”、“历史倒车论”,虽有不同声音如“集权宪政论”,但“凤毛麟角”、“孤鸿哀鸣”。

  笔者基于“集权宪政论”,以漫谈、甚至调侃方式,参与“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的讨论,探讨“中共党(君)主立宪制与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及相关问题。

    一,“中共党(君)主立宪制与中国民主化”界定

    笔者对此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共为合法执政党,绝对领导军队。习近平为“党(君)主”,非个人君主(皇帝),即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国家元首,拥有最高最终决定权,可以但未必一定任职终身。习近平之后的中共“党(君)主”也如此。

     政府、人大、政协三权分立,三者平行,相互监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政府、人大、政协三位首长必须是中共党员,不由党(君)主钦定,不由党内酝酿候选人后等额选举产生(黑箱操作、走过场),而由分期“直接民选竞选”产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两届。三位首长各自组阁,由中共党内、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类精英人士组成,等等。

    二,“中共党(君)主立宪制”的必要性

    “中国民主化”的理论意义无需赘论。仅就其实践功能之一“反腐败”而言,人人都知道“专制独裁是腐败之源”,而“民主监督是反腐之本”,是制度性措施,即法治而非人治,是治本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内外全体中国人、包括中共全体党员都会赞同“中国民主化”,习近平、中共领导集团以及学贯中西的高参智囊们当然知道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

    “中共下台实现中国民主化”?这是“普世价值宪政论”民主人士们(泛指,包含但不特指六四民运人士,下同)的一致诉求。天方夜谭, 梦人呓语!

    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原理认为,任何政治人物与平民百姓,都要权衡自己的进退得失。中共领袖、领导集团, 以及红二代、全体中共党员及其家属,都决不会接受这样的“民主化”。更何况执政地位,绝对领导军队。某红二代将军说的很实在:“自由派上台,我们的骨灰盒都将无处存放”!中共党、领袖个人坚守执政地位,不仅是因为“你死我活”,而且更因为“死后有无葬身之地”。斗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也无可厚非,远远超越思想、理念、道义等等范畴。例如,八九六四时,面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动用军队竟然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中共当然知道极端手段的严重后果及其历史责任,但面对两难困境“死亡还是恶评”,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再如,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骨灰盒异名存放,林彪摔死在异国他乡、头颅遭锅煮去皮鉴定,江青上吊、墓碑易名,周恩来、邓小平骨灰撒向大海,以防日后“鞭尸”,毛泽东遗体未来去向如何,难以预测;台湾国民党下台后遭受民进党清算,马英九可能步陈水扁之后尘而走进监狱;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冲锋枪击毙于厕所之前,连走向刑场都不可得;甚至,俄国叶利钦交权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接班人普京时,还要后者为其签署“保证他老人家安度晚年”协定书;等等,可谓“惊心动魄”。民主人士们也不妨扪心自问:面对“你死我活”的斗争,狭路相逢,是甘愿“死无葬身之地”呢,还是“杀他一个够本,杀他两个赚一个”?流亡海外的六四民运人士三十年来逢共必反,也是这个道理。

    八九六四时,就“中共下台实现中国民主化”而言,中国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远远胜过苏联与东欧,“中共一党专政”可能崩溃。三十年来,中共深刻反省、精励图治,巩固了执政地位。问题当然存在,但“中共崩溃论”等等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不客气地说,只是诅咒,半是挽歌,半是自嘲;自我安慰。

  反之,海外民主运动,自1989年六四至今已三十年,怎么样?不必评论了吧。

    一言以蔽之,“中共下台实现中国民主化”没有可能。

    民主不是消灭异己,是妥协、是共存,是思想、言论共存,更是生命共存。“中共党(君)主立宪制”就是中共与民主制的妥协与共存,即中共坚持执政地位的同时,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中共党(君)主立宪制”是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政体形式。

    三,“中共党(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  

     “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表现为多种形式,如美国民主(总统制),或泰国、日本民主(君主立宪制),等等,都不尽相同。那么,何为“中国”民主?

     美国民主,“三权分立”,有民主而无集中,互相制约而没有权威,以至于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此地执行,彼处拒绝,扯皮推诿,长期内耗。政党利益绑架国家人民利益,甚至一意孤行,闹到政府关门的程度。

    台湾民主,与其说对中国人民有正面积极的“借鉴”作用,不如说有负面消极的“警示”作用。姑且不论中华民国中央与地方选举的五花八门,仅就民主圣殿立法院而言,“地痞泼妇,吵架闹事,淫语放浪,文武双全,应有尽有”;民主分子成群结队任意冲击占领中央行政机构,以至于“国将不国”;甚至“黑老大、小流氓、嫩婊子”也是什么组织或运动的“领袖”。

    民主本来是个好东西,民主先贤的美好理念与成功实践为世界人民所垂范。但丘吉尔说的好,“糟糕的民主比糟糕的独裁还要糟糕”。蒋经国开启台湾民主至今已三十年,本来是一盘开局好棋,却被臭棋手们下成屎棋,“无序、低俗、闹剧、恶质”的民主,误国误民,污染社会,贻误后代;甚至出现“台独”棋子,危及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两岸同胞可能以战火流血为其买单。“龙种变跳蚤,烧香听鬼叫”,这也是经国先生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领袖铁托就是集中。铁托逝世后,有民主而无集中,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国家解体。

    专制独裁政体,没有权力制衡,自我纠错更难。领袖个人素质定夺国计民生,或高瞻远瞩导致辉煌,或错误决策产生灾难。世界各国,古往今来,封建帝王、共产党领袖,皆如此。

  中国的“中共一党专政”,无论有无领袖任期制,都是专制独裁政体。“中共一党专政”无以制衡,不可异议,更不可挑战;试图以“领袖任期制”即不同的人治达到自我纠错的目的,不可能奏效。因为,“与中央保持一致”就是“与领袖保持一致”,唯领袖思想为思想,全国一个声音说话。实际上,仍然是毛泽东式的专制独裁,区别只是终身(二十年、三十年)或十年而已;仍然是“没有权力制衡,自我纠错更难”、“或辉煌,或灾难”。

  泰国民众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表现为红衫军与黄衫军,两军对垒,势均力敌,轮番示威;代表两派民众的政治人物也是“你演罢来我登场”;今年全民大选,来年军事政变;国无宁日,全靠泰皇一言九鼎,维系社会稳定。

  日本战败前,军方与部分政客叫嚣,“一亿玉碎”抵抗美军攻占日本本土,近乎集体疯狂。恰恰是天皇宣布投降,才避免了日本的灭顶之灾。否则,可能有东京的第三颗原子弹。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体,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有。比较而言,“君主立宪制”是介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扬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的混合政体,或内政或外交,“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较好地化解了“民主而没有权威,专制而没有制衡”的两难困境。“中共党(君)主立宪制”当然也如此。

    如果说,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是历史的产物,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是美国占领军根据日本国情所做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共党(君)主立宪制”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合理政体。更何况,中共一党专政而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如同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的成功发展模式。民主人士们认可泰国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当然也要顺理成章地认可中国的“中共党(君)主立宪制”。

四.“中共党(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宪政”民主的历史与实例。作为执政党,列宁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中央设立“工农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行使监察权。越南共产党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已经实现党内民主,而且效果颇佳。古巴共产党即将民主选举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至于非执政党,如西欧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等,更是“宪政”民主了。“中共党(君)主立宪制”是正本清源,不是离经叛道。

  “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经济成就不能回避之,强力镇压不能阻挡之,可回避阻挡于一时,不能回避阻挡于永久。中共当然知道这些极其简单的道理,而实现“中共党(君)主立宪制”是“即坚持执政地位,又实现民主化”的两全选择。更何况,“政府、人大、政协三位首长必须是中共党员”的宪法规定,将强化中共的执政地位。

  本次修宪设立“监察委员会”已向宪政方向迈进。宪法明文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不就是中共的宪政吗?当然不是全部。

  假定,未来某时,政府、人大、政协三位首长由全民直接竞选产生,那不就是宪政吗?“中共党(君)主立宪制”最终实现是完全可能的。

    民主人士们一定会讥讽反驳:“政府、人大、政协三位首长必须是中共党员”,还是一党专政,虚晃一枪,政治游戏;是假民主,真独裁!

    泰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任何政党与政治人物首先是“绝对服从泰皇、天皇”,其次才是“这个党、那个党,不同的思想与政策,争论与竞选”。换言之,后者哪怕是孙悟空,也终究跳不出前者如来佛的手掌心。中国的政府、人大、政协三位首长“必须是中共党员”,就是异曲同工。

  多党制,无非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制,表现为不同的政策与纲领;甚至没有重大政策与纲领的“原则性”分歧,只是表现为不同集团的诉求。谁能指出,日本各大小政党的党纲有何“原则性”区别,工人党、农民党、白领阶层党、蓝领阶层党?泰国的各党又有何“原则性”区别?

    同理,全体中国人民区别为不同的阶层、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作为他们的代表,都是中共党员的不同政治人物、有着不同的思想与政策、争论与竞选,非常自然。别说全国,即使省、县、乡、镇也如此。如果说,泰国、日本的多党争论与竞选是民主,为什么中共党内的争论与竞选就是独裁呢?

     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政党、选举或轮替都是为了利国利民;未必一定表现为多党制,也可以表现为一党的党内民主。民主本来起源于古希腊奴隶主 民主,就性质而言,作为“手段”服务于奴隶主群体利益这个“目的”,就形式而言,表现为争论、制约、投票,等等,未必一定表现为多个集团(党)。

  如果说,紧急必要时,“泰皇、天皇一言定乾坤,也决定任何政治人物的去留”不是假民主、真独裁;那么,“中共党(君)主的一言与决定”也不是假民主、真独裁。为什么前者是民主,后者就是独裁呢?

  至于“中共就是专制独裁,江山好改、秉性难移,万变不离其宗”,那就另当别论了。

  “中共党(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不是一步到位的,必须渐进而水到渠成。“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是实现“中共党(君)主立宪制”的历史步骤。习近平接受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年度述职并做个性化点评,还真的颇有点像泰皇、天皇的御前接见。

   五,“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的讨论。

  “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大可不必如此轩然大波。

  无论有无主席任期制,“中共一党专政”都是专制独裁政体,党的领袖都可以任职终身。作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执政党,中共党章(尤其军委主席)远远高于宪法,后者只是前者的“橡皮图章”,所谓“中共依宪执政”,纯属“扯淡”,所谓“习近平修宪而终身独裁、复辟帝制”,也是“扯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制,毛泽东作为两者主席任职终身,无所谓国家主席任期、甚至主席有无;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任职终身,也无所谓国家主席,甚至无所谓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当然可以终身任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而无所谓国家主席。本次“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既不改变中共专制独裁政体的性质,也不决定或制约习近平作为党的领袖的任期短长,只是工作程序需要。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位一体”将避免现在和未来“三者分立、国家两个头甚至三个头、退而不休、垂帘听政、架空领袖,等等”制度上的不伦不类的荒唐乱象。

  “终身独裁论”、“复辟帝制论”都是反应过激,危言耸听,没有根据,甚至别有用心。《人民日报》说的很实在:“这一更改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在,习近平自己也许还是“骑驴看账本-走着瞧”,视工作而定任期,没有明确的任期设想。即使终身任职,也不是“复辟帝制”,女儿继位做女皇,西太后、武则天?

  “历史倒退论”更是无稽之谈。所谓“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反邓小平理论,开历史倒车”的说法,失之浅薄。邓小平废除他人终身制,坚持自己终身制,而习近平却未必终身制,何来“历史倒退论”?

  如果说,修宪真的有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为王岐山施展拳脚提供了舞台与无限任期,这才是修宪的真正目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治国理政工作需要。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强人长期执政。

    就“政体性质及其相应形式”而言,专制政体与独裁领袖相配套,民主政体与任期领袖相配套。“中共一党专政”与独裁领袖相配套,与任期领袖不配套。不配套的领袖任期制未见其功,反蒙其弊。若“辉煌”,英明领袖两届任期十年后也必须交班,以防专制独裁产生灾难,似乎领袖“前期必大功、后期必大过”;若“灾难”,也只能灾难十年后、而不是及时由新领袖纠错,似乎新领袖“肯定比前领袖更英明而且一定纠错”。十年任期走马灯,一朝君子一朝臣,政治路线、组织结构、干部队伍与政策方针,十年一变,没有连续性;而且,十年换届,党内外权力斗争、政治清洗,循环往复;凡此种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

  俄国的普京、英国的撒切尔、德国的默克尔和日本的安倍晋三,等等,都是强人长期执政,只不过以“普世价值”的民选走走过场而已。普京任期二十年,与其说他有多少能耐和个人魅力,不如说他符合俄国人民的需要。中国人以推崇赞赏的口吻称其为“新沙皇”,甚至对他的举止动态、生活轶闻都津津乐道,没有一人贬斥其“专制独裁”。原因也许是“普世价值”的宪政民选,也许是中国人民推崇强人。中国当然需要宪政民选,但中国更需要新时代的强人。

  中国现在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内政外交任务极为艰巨,三位一体的“一龙独裁”远远优于“九龙治水”,寄希望于强人,是应对眼下情势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更何况,中国梦蓝图及其政治、组织、军事和外交,等等配套措施,才刚刚成形,有待完善与实施,五年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的任期短长,不仅基于个人政治地位,更是基于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抱负、对人民的历史责任感。

  归根结底,领袖功过,不在任期短长,而在历史建树。习近平究竟是毛泽东、袁世凯、蒋经国,还是泰皇普密蓬,或者说,就是新时代的“中共党(君)主”;或颂扬、或贬抑皆为时过早,最终要由历史给出结论。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发表于 3/29/2018 17:38:56 | 显示全部楼层
     此种论调反动落后致极,既严重高估中共暴政的实际实力,又严处重低估国人要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巨大潜能,同时为极权流氓暴政的深重罪恶洗地。请问暴政有何德何能主导立宪?中共暴政对国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是否一笔钩销?果如此,无异于鼓励千万贪官污吏纵情贪腐继续犯罪,因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寄希望于中共暴政本身在中国实现自由宪政民主,无异于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作者极可能是个高级五毛党徒,此种论调不受天易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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