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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北欧神话的破产 作者:汤玛斯·迪洛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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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25/2018 18:49: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欧神话的破产

作者:汤玛斯·迪洛伦佐 (Thomas DiLorenzo)

翻译:小林家的龙女仆

民主社会主义者喜欢把瑞典当做重度政府干预可以比自由市场体制好的一个例子(所谓瑞典模式),但是他们错了,几乎毁了瑞典,自由市场改革把她从灾难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瑞典的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和社民主义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她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她在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政府管制最少、税收最低的时候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十九世纪晚期及二十世纪早期瑞典高度的经济自由帮助她孕育了许多卓越的发明家和企业家,比如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硅藻土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奖根据他的遗嘱于1901年开始颁发;工程师斯文·温奎斯特,斯凯孚集团SKF的创办人,发明了自动调心滚珠轴承;古斯塔夫·达伦,AGA燃气公司创办人,达伦光发明者,19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尔扎·冯·普洛顿,吸气式制冷机发明者。沃尔沃(财富500强企业,创始人古斯塔夫·拉森原是斯凯孚集团的工程师,1935年沃尔沃从斯凯孚脱离独立),萨博Saab(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的领先者,1942年诞生的SAAB 18,是当时全球速度最快的单发动机轰炸机),电信公司爱立信(财富500强企业,由拉尔斯·马格努斯·爱立信于1876年创立;1994年爱立信首创短距离无线通讯的蓝牙技术),都是创立于这一时期。
归功于其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和避开战争的本事(瑞典于1809年割让芬兰,在拿破仑战争中参与第六次反法同盟,1814年入侵挪威,此后没有参与过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冷战时期没有向两大阵营任何一方靠拢),瑞典从1870年到1950年享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长。
从1930年代开始,瑞典的政治家痴迷于法西斯风格的社民主义经济计划。法西斯主义,当然并没有在瑞典流行,但在战后时期瑞典一直推行各种社民主义政策及福利制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20%(这个数字今天看来已属温和)增长到1975年的50%。各种税收、公共债务、公务员人数无休无止地上升。瑞典人,事实上在享受前代创业者们的辛勤劳动。
国家虽然暂时维持着相对繁荣,但终究无法逃避数十年来的经济后果。经济繁荣与高税收、奢侈的福利制度(付钱让人不工作!)、大规模的政府开支和借债是无法共存的。到1980年,瑞典的经济增长开始急剧下滑,政府为了快速重振经济而采用的大规模信贷扩张带来了经济大混乱,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泡沫,瑞典中央银行把利率推高到原来的五倍!到1990年,瑞典在国际收入排名中从第四位滑落至第十二位。
这场大衰退激起了对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反抗,保守主义的政府急剧削减边际收入税率;废除货币控制;取消银行借贷管制;私有化数个大型政府企业;取消对零售业,电信行业,航空业的管制;同时极大减少政府开支。因为瑞典福利制度的负担,这条经济恢复之路仍然漫长。瑞典经济协会的期刊Ekonomisk Debatt2009年的一篇文章表明,从1950年到2005年,瑞典的私营部门完全没有工作岗位的增长!感谢保守派的改革,瑞典的国家债务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80%下降至2008年的40%。
虽然保守派政党的改革在恢复瑞典的经济,数十年社民主义的政策后果仍然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比如说,许多瑞典人严重依赖政府的疾病补助和提早退休政策,以至于瑞典的实际失业率可能比官方数据至少高三倍。成千上万的瑞典人被政府雇佣去参加劳动力市场的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官方的失业率统计数据。
瑞典的社民主义也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新人”。按照瑞典经济学家裴德荣(Per Bylund)的描述“当政府分发各种福利补贴救济金的时候,也取走了人们掌握自己人生的责任心,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产生了—不成熟的不负责的依赖他人的个人主义(…)福利制度创造了一群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儿童”裴德荣写道,跟更早的几代人相反,福利制度下的子孙们年幼时在公立学校里就被灌输了一种“天赋人权”观,他们有权享有“免费”的教育、医疗,一份收入,或是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当然,他们“免费”拿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别人付钱。几代瑞典人已被教育成觉得自己有“权利”让别人付钱。
他们也认为,他们的长辈们——他们自己年老的父母和祖父母,理应由别人来照顾,也就是国家。结果是,裴德荣写道,“大多数瑞典的老人们要么在自己的家里活得抑郁而孤独等待死亡,要么被送入公共养老院,每分每秒都有人监控,好让工作中的年轻一代们减轻负担。”
与之相似的,瑞典的父母们也认为孩子们“绝对不应该干涉自己的工作、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长期的国外休假。”瑞典的福利制度,裴德荣说,通过给每个人各种优惠与补助(据说又不需要任何人付钱)已经创造了一群“自我中心的怪物”。
尽管瑞典的经济从1990年代中期后开始恢复,当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得知瑞典比密西西比州(全美收入最低的州)更穷时,也许他们会表示惊讶。(2007年,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Mark J.Perry指出,在失业率和平均家庭收入方面,瑞典比密西西比州还差)另外让民主社会主义者惊讶的是,瑞典已经在私有化部分原来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和教育的部门;私营的健康保险业在飞速发展,因为人们受不了政府的公立医院无法避免的配给制、各种短缺、以及漫长的等待时间。
丹麦是另一个明智地想要逃离社民主义的北欧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十八岁到六十六岁)在领政府救济金;一百个全职的就业人员要供养六十个处在劳动年龄的福利领取者。在一个五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度有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全天不工作靠纳税人给予的救济金养活。这对税负提出了沉重的要求,其中包括,我引用2016年的数字,55.6%的边际收入税率(对55000美元及以上的年收入征税),25%的国民销售税,还有林林总总的其他税目,包括针对购买汽车的一项180%的附加税。1990年代社会民主党掌权后,在供暖、电力、用水、燃气方面的环保税显著增加。
丹麦经济学家Per Henrik Hansen估算“总税率接近70%。”他把这叫做“对个体经济和财富积累的持续不断的戕害。”
像在瑞典一样,许多丹麦选民已经转向保守主义的支持自由市场的政党,以期恢复丹麦的经济健康。事实上,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丹麦自由党在2001年到2011年间与保守人民党联合执政,在2015年的丹麦大选中,自由党党魁拉斯穆森再次担任首相。
看起来,北欧社民主义给我们的教益,就是它损害经济,最终导致选出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党来纠正这些错误。


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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