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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件] 胡耀邦先生逝世30周年紀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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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15/2019 15:42: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陈泱潮 于 4/15/2019 15:44 编辑

胡耀邦先生逝世30周年紀念2
               
沉痛缅怀张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中篇)

陈泱潮(陈尔晋)

(2005-11-20)

圖片見:https://blog.boxun.com/hero/2007/chenyc/42_1.shtml

胡耀邦与张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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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上篇

1、我的“或从王事”(推背图47像讼卦爻辞)传奇经历
2、中共决策层赋予筹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任务
3、张黎群先生概况:完全可以说是胡耀邦先生的心腹股肱重臣
4、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名副其实是“庙小神灵大”

中篇

5、我被物色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缘由
6、深刻难忘的第一印像
7、不耻下问,虚心追求新知
8、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
9、改革开放后鲜为人知的第一次学潮
10、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1、“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
12、行船偏遇打头风:忽遭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下篇

13、又经10年铁窗烈火熬烤之后,重见张黎群先生
14、“您的那位学生说的很透彻……实在是三难得啊!”
15、耀邦最后岁月两首有关文章、理论、学术的诗词
16、泪撒耀邦书房
17、胡耀邦的遭遇甚于屈原尽忠受谗的遭遇
18、耀邦才真正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19、真是胡耀邦传人,就必须下决心、有行动,切实执行《胡耀邦政治遗嘱》
20、胡耀邦的政治遗嘱
21、本文和《特权论》是对《胡耀邦政治遗嘱》的有力佐证和诠释
22、张黎群问:谁有福气来摘取开创党团宪政民主万世基业的桃子?
23、胡耀邦是中共的异数
24、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
25、今日中共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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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被物色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缘由
   
    我是因为《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被借调(当时用人制度还不能从不同系统尤其是不能从边疆基层外单位一下子把人调到中央机关)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的。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届2次会议开幕当天,由北京《四五论坛》以大字报和油印本两种形式,公开张贴上北京西单民主墙,并且分两次发行了油印本。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响应。人称这一天是民主墙的复活节(详见《我的第四次人生十字路口》)。
   
    1979年6月18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墙的发表,就篇幅而言,相信是中国大字报史上最长的大字报,可载入大字报迪斯尼记录;就思想新颖重要切中时弊发人深思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轰动效应而言,也可以载入思想振频迪斯尼记录
   
    其实,早在《四五论坛》正式公开张贴和发行前,中共已经派来特工人员以自愿义务作本期《四五论坛》特刊校对的名义,参加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翻印工作,已经获悉我的情况。知道我才从看守所死囚牢笼出来——因而当然知道我《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文文本和整个案由卷宗,以及我是云南宣威人,和邓小平夫人卓琳有着世交烟亲关系等等一应情况。
   
    事实上,中共最高层对我应当是早有认识。因为《特权论》早在1974年、1975年、1976年、1978年,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名,先后用马东伍、殉道者的名义,多次采取异地投邮等方式,寄送给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我本人又在1978年4月30日被查获抓捕,坐实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作者……在当时那样一种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和敌情动态的风气和惯性力量下,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如此新颖深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最高层不可能不重视,不可能不调阅研究。
   
    了解和熟悉中国当年那种思想禁锢和中共运作规则的人,会认识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对中共决策层的影响,早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就已经产生。

就非最高权力机构和非掌握政法系统机密的人来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当时特有的、今天依然可见的理论深度和整个改革思路,足以令当时的所有读者,产生发聋振聩的感觉。当然,更会引发中共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专业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我想,恐怕正是这个原因和青少所上述三个任务的需要,使联合筹备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才会把目光集注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及其远在边疆地区社会底层的作者身上。
   
   6、深刻难忘的第一印像
   
    我和张黎群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团中央大楼政策研究室谢昌逵办公室。那天门敞开着,我正坐在面门的方位,和谢昌逵谈话。忽然有一位身材魁梧头发浓密乌黑,显得十分健壮的中年人,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出现在门口。他专注地看看我,就径直向我走来。谢昌逵赶忙起立介绍,说:“他就是张黎群同志……”
   张黎群先生边听谢昌逵介绍,边十分亲切热情地和我紧紧握手!
   
    张黎群先生给我的第一印像是,他的眼睛显得非常睿智、明亮,热情而充满善与义!
   
    他的眼神对我而言,感到非常的慈祥、非常的友好,有一种纯粹天然的亲近感!
   
    他的手浑厚温暖有力!他作为领导和长者,反而向我微倾的身体,使我深深感到我和他之间,似曾相识……
   
    那一刻,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一位心怀坦荡,我完全可以信靠的好人!
   
    对于我这样一个童年丧父、不仅一直遭受着严重压抑、而且遭受过铁窗酷刑的严重摧残,以至于曾是面临过死刑威胁几于绝望的青年人,那一刻深感幸运的感觉,此刻犹存我心,令人难以忘怀!
   
   7、不耻下问,虚心追求新知
   
    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分在理论组。
   
    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充满了朝气。尽管我的正式学历只是中专,但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仅是把我作为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力,才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而且是把我当作老成持重,已经具有相当学术造诣、德才兼具,前途看好的后起之秀看待。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好和尊重。尤其是两位领导,对我都给予了相当感人的关心和爱护,令人难忘。
   
    由于《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的原因,同事们往往谦虚地和我探讨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张黎群先生也多次不耻下问,不仅很有兴趣地就《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关问题听取我的陈述,而且还向我询问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问题和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等等理论问题。
   
    我也总借这样的机会,除了大力宣传、深入阐述和发挥我的《特权论》思想观点之外,还积极鼓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等等可用于推动共产党进行民主变革的思想,以期说明共产制度异化和进行民主变革的必然性。
   
    记得多次中午在团中央饭厅就餐的时候,张黎群先生总来相就我,和我坐在一桌,而且,他总要单独多买一个菜给我,或者邀我同吃。我们边吃边聊,往往就在这种无拘无束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谈论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改革开放的一些现实问题,或者评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事,例如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等等。有时也互道一些家常琐事,个人经历。
   
    张黎群先生具有四川人“摆龙门阵”(即聊天)的特点,十分活跃健谈。我那时也正是意气风发之际,往往指点江山,警句妙语连珠,有问必答。我们很谈得来。彼此之间,大有忘年之交的情谊,而没有上下级之间那种拘谨。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新知的精神,在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像。
   
   8、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
   
    那段时间,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气氛之中。这是我们今天从那时过来追怀胡耀邦时代的人们,都不免会具有的共识。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在张黎群先生的领导下,更是显得朝气蓬勃。
   
    1980年开始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是在11届3中全会后“新时期”的标志下,前所未有的实行民主自由竞选。
   
    早在年中,我在云南时,就积极鼓励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等民运朋友积极参加本单位的人民代表竞选。由于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所没有过的民主选举,当然会遭到中共传统的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改革与反改革,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问题上,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在竞选过程中,都遭到很多压制和非难。
   
    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久,适逢北京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潮十分高涨。仅北京大学就有18名学生报名参加竞选,提出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前民刊人士【北京之春】的王军涛、李盛平,【沃土】的胡平,都参加了北京海淀区北大人民代表的竞选。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通知山东以宣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探讨新形势下民主革命理论为宗旨的民刊【理论旗】主编牟传珩来京,白天去各高校观察、交友、访问,晚上回来和我同住,交换观感情况。他在这次赴京考察学习活动中,获益良多,结识了不少民运活跃人士,包括后来崭露头角的方觉等人(详见牟传珩79民运回忆录:《我是枫叶编辑的书》)。
   
    整个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在张黎群先生的领导下,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我接受任务,到各高校观察竞选情况。回来汇报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反映和报告。同时,也把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在竞选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甚至连同他们给我的书面材料,乘机反映上去。
   
    张黎群先生曾就北大竞选事,亲临北大,召集参选人谈过话,尤其对王军涛、胡平等人,给予了特别的鼓励。
   
    钟沛璋先生率谢昌逵等人也亲临北大一分校竞选会场,听取了李盛平的竞选演说和答辩。
   
    这时的中国真是大有希望!
   
    我在这种感受下,放弃了出国组织【民主国际】的打算,决心留在国内,借助并支持胡耀邦~张黎群这样一些充满人性的共产党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新生,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从而促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邪路上走回正道,毕四功于一役。
   
    在我当时看来,如果这时就能从竞选人民代表开始,逐步启动中国民主化变革,建立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当时不仅一、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深患“恐苏核大战威胁症” 的欧美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对我国的鼎力支持;二、而且既能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可及时防范官僚特权阶级坐大、把中国变成官僚特权阶级暴富、广大人民百姓被进一步强化为奴的岖型社会;三、有效瓦解苏东集团及其所奉行的特权超级奴役制度;四、有效制止因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而可能导致的核大战;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问题,统一祖国……
   
    因此,1980年11月,当北京香山枫叶红了的时候,李盛平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一次游香山观红叶的活动,我也去了。这次郊游,除李盛平外,还有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以及胡平、闵琦(他此时已作黎澍助手)等人。记得在留言条幅上题词签字时,胡平写的是前人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就能够运动地球”。我也好像加了新意,借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一词中的意境,题曰:“又是满山红叶时,问苍茫大地,今日谁主沉浮?!
   
   9、改革开放后鲜为人知的第一次学潮
   
    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第一次学潮,乃是1980年11月因为当局违背选举法,而造成的湖南长沙高校的抗议活动。
   
    因湖南省委连续数次违法取消长沙数所高校人民代表选举结果,而导致这些高校师生连夜上街游行以及静坐示威,最后组成了由陶森为团长的长沙高校22人代表团赴京上访。
   
    我在当时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之后,看望和会见了陶森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依法选举和谴责湖南省委违法干预竞选结果的谈话。
   
    我首先指出,这次全国范围内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是党中央贯彻执行11届3中全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路线和精神,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决策,是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局面,杜绝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重大举措。高校学生,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走向民主化的时代浪潮中,积极响应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敏锐地正视我国社会方方面面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敏锐地正视我国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根子,正是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因而积极投身到此次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公民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无愧新时期大学生的称号!你们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选举自己信赖的人作人民代表,你们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你们的选择合理合法,也完全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不得违反宪法把选举当作玩弄人民的儿戏!任何人不得违反宪法剥夺你们的权利、蹂躏你们的意志……
   
    我的讲话,并无煽动学生闹事的意图,而是依法支持正义,顺应民心、化解民怨、理顺民气,既有利于缓和矛盾,又有利于引导民众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学生有气,官方有病。顺气治病,才有稳定。
   
    当我后来在监狱中看到李鹏处理89学潮的态度和做法时,深感这不仅是水平太差失策的问题,简直就是不通人性!共产党邓小平用这样不通人性不尊重民心民意的畜类蠢货当总理,怎么不会背时怎么不会捅出大乱子?!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陶森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并且也许是唯一一位以将军身份,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解甲归田的人物。因此,陶森本人对我运用民主竞选,反对和杜绝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讲话,十分赞成!他爽快地接受了我把情况上达中央后,尽快返回学校的建议。他后来还和那次陪同我前去看望他们的牟传珩保持着联系(详见牟传珩79民运回忆录:《我是枫叶编辑的书》)
   
    陶森等人回到长沙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赴京上访结果,当然以我对他们的讲话作为指责湖南省委的“尚方宝剑”。
   
    毛致用为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旋即为此专门打报告向中共中央点名指控了我。

所幸诚如以上所说,当时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全体成员,都鼎力支持人民代表民主竞选,因此,张黎群先生、钟沛璋先生,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领导,以及谢昌逵等同事,只是向我通报了湖南省委向中央点名状告我的情况,并未因为湖南省委把我告到中央,而责难或者批评我。
   
    现在回过头去看,1980年公民自由竞选人民代表这一势头,如果能够继续深入拓展下去,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恐怕已经大功告成。
   
    张黎群先生和胡耀邦先生担任中共总书记时代的共青团中央,在政治上所展示的开明的进步的态度,对1980年那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活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今天从当年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例如胡平的《偉大的容忍——論胡耀邦精神》)中,依然能够强烈的感觉得到。
   
    遗憾的是,在人民代表自由竞选结果证明共产党指派的候选人大多太失民望的情况下,胡乔木、邓力群等肖小作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决策集团,断定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竞选,共产党非失势下台不可——他们的昏庸、低能和维护既得利益的贪婪,使他们根本看不到,共产党如果在斯时斯刻作了这样的改革之后,必然造福中国千秋万代,必然从正面而不是从反面影响苏东,造福整个世界,彪炳史册,共产党必然大得民心,在民主政体中势必永远长存下去,而不至于再度祸害国家,面临被全民清算彻底覆亡的下场!是邓小平~王震……以及胡乔木、邓力群这帮平庸短视贪婪的枭雄黑道中共慈禧和太监佞臣,葬送了中共,葬送了中共再造乾坤的极好的历史机遇!是这帮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大官们的代表”(1976年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结论),使我国及时实现和平民主化转型的这一宝贵良机,消失于无形。
   但是,请不要忘记:胡耀邦先生为此尽了努力!张黎群先生为此尽了努力!我等也为此尽了努力!
   
   10、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980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在安徽合肥举行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
   
    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特意邀请我出席这次会议。我向筹备组报告了此事。张黎群先生和谢昌逵先生一起和我谈了话。说明我此次去参加联合学术讨论会,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是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式代表去出席此次会议。由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是中央机关这样的一些特殊背景,而且又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第一次公开亮相,所以,讲话发言要谨慎。与此同时,还交待了其他一些公派人员经济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而这次出席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代表,则是由后来担任中共河北邯郸市委书记的唐若昕担任。
   
    我知道,由于张黎群先生和胡耀邦先生有着这样一层特殊关系,在由张黎群先生主持工作的这样一个当时新冒出来的中央机构,会倍受相关高层的瞩目。在政治斗争中方方面面有着很复杂的关系。作为一个要成就大事的政治集团,对于代表它亮相出面的人物,总是会审慎选择的。我充分感到这是张黎群先生对我的信任。
   
    因此,我取消了原来答应雷祯孝准备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打算。重点放在收集资料,准备会后发表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上。
   
    尽管我没有发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并且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是当时身为国家科学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属国务院系统智库)负责人的童大林和吴明瑜,他们俩人在主导会议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都抓紧时间阅读了我带去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四五论坛】翻印本。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应当好好研究研究”。童大林最后约我春节后一定好好谈谈,并且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他要借去认真看看,春节过后见面时,再还我。
   
    在这次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结束时,在人才学学术讨论会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中,大约方励之以及当时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等人亦在其中,我手里拿着一卷资料坐在第一排正中,很显眼。可惜,我的这张照片后来被公安抄收了。如果有这张照片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将这张照片拷贝一份给一再遭逢劫后余生的我,以为纪念。谨此致谢!
   
   11、“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
   
    这次会议还给我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印像:童大林在这次联合学术讨论大会主题报告中,讲了一些很符合客观实际的话。对坚持“两个凡是”的时弊,批评甚是尖锐。当他说道:“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一句时,会场全场哑然,刹时寂静无声,片刻之后,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赢得了人们极大的共鸣!
   
    这个场景,是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代的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镜头!深深值得人怀念!
   
    当我回京向张黎群先生汇报到这一幕的时候,张黎群先生若有所思地说:“的确是到了结束人民公社万万岁的时候了!”
   
    这些,在这篇缅怀和追思胡耀邦及其时代、缅怀和追思胡耀邦先生忠诚的挚友和部属的文章中,完全有必要记载下来。
   
    那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是主张农村改革应当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吴象是省委秘书长。多年以后,我在云南接待来访的吴象。回忆当年的农村改革,评价89/6.4事件,知道像万里这样一些人,正如耀邦和张黎群先生这样,是中共之中富有人性和良心的人。
   
    30年前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政策,对我国农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据最近解密的部分中共官方《大跃进秘密档案》证实:1959~1962年,中国全国非正常死亡实即活活饿死的人数一共是3755.8万人!其中种地生产粮食的农民居然高达3068.5万人!这是何等样罄竹难书的罪恶!
   
    邓小平推行让共产党当权派即大权在握的官僚特权阶级先富起来的政策以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有限的短暂好处,再次无情彻底剥夺!今天中国城市的灯红酒绿,相当程度是建筑在我国广大农民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血汗和眼泪的基础之上!
   
    我苦难的农民弟兄!作为中共人祸大饥荒的幸存者,作为与你们血肉相连的一员(我的胞弟亲眷至今仍然是农民),每当想到将近60年来中国农民的境遇,我都不禁流泪!当听到童大林那一声:“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我的心灵为之震颤!我希望今天纪念胡耀邦的中共高层衮衮诸公,好好反省邓小平~江泽民以来的农村政策,不要做小恩小惠欺世盗名的表面文章,而是必须切切实实真正彻底解决农民深受压迫深受剥削的问题!
   
   12、行船偏遇打头风:忽遭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正当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这种环境下,雄心勃勃,拟定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写作计划(我在1979年写的《特权论•重印前言》中,已经部分地提到了这些课题),准备好好利用这样的平台,为从中共体制内外加快和平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有所作为的时候,遭遇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国际形势的变化,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全国风起云涌的民办刊物和民间社团的涌现,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实践中,中共官方指派参选的人全面败北……所有这一切,使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特权阶级决策集团深深感到中共一党专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加上胡乔木、邓力群之流左棍的拼命捣鼓,1980年底~198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决定》,下发了贯彻这一决定的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
   
    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传达了邓小平的关于“中国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讲话,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中,邓小平惊呼提出并且论证了“共产中国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势必产生官僚特权阶级”因而主张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他们人数极少,能量极大!”“他们那个纲领是旗帜鲜明的!”……等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邓小平这个讲话,是直接针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及其作者而说的!
   
    果然,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引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一系列原话,比如“必然产生官僚特权阶级”,“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发动宫廷政变”,“进行第二次武装夺权”……甚至连中国现在“遍地都布满了干柴和汽油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火星足以燃起满天的大火”这样的话,也很煽情地引用进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件之中,作为镇压民办刊物民间民主社团的口实。
   
    由此可知,以邓小平为首的骨子里反民主反人民的中共专制独裁寡头势力,正如他们后来在对我的《起诉书》中所说的那样,已经把我内定成是“给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所谓民主运动“祖师爷”!
   
    1981年4月4日,我首先在南京火车站被非法绑架。4月10日后,才开始抓捕徐文立、何求、傅申奇、王希哲、徐水良、王屹峰、……等等各地民运骨干,对全国民运激进骨干,实行一网打尽的毒辣手段,从而整个地镇压了79民主运动,也断送了中共适时起死回生再造乾坤的历史机遇!
   
    对这段历史,请参看我的《危难时刻的救助与安慰——悼念王若水先生》等文。此不赘叙。
   
    从而嘎然中止了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嘎然中止了我的这些已经切入当时有可能影响中共首脑人物的智库圈子、推动通过中共体制内和平地适时进行民主改革、敢于高屋建瓴的政治活动……
   
    可以说,我们的这次被捕,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民运的力量,使89学生运动,失去了非常必要的成熟的坚强的智慧的指导,而且,也使胡耀邦这样的一支十分可贵的中共开明力量、胡耀邦这样一位心怀坦荡毫无防人之心的政治家,不仅少了一支有力的支持力量,而且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一个主意甚于军万马的政治博弈中,少了一个敏锐的哨兵和参谋!
   
    但是,就我个人的命运而言,正如我在《中国民运首次组党》一文中所说,“现在看来,这也正印证了《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预言本像事主必有的一段人生经历:‘或从王事,无成’。怎么能说这一切不是天命前定呢?”

13、又经过10年铁窗烈火熬烤之后,重见张黎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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