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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件] 武汉肺炎成灾的疑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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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31/2020 04:56: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陈泱潮 于 1/31/2020 05:09 编辑

武汉肺炎成灾的疑问和思考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   费良勇

武汉肺炎来势汹汹,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个病例起,短短1个半月导致武汉封城,蔓延中国和全球。这证实了萨斯(SARS)专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先生的预言:“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对这次武汉肺炎,我真的感到极其无力。根本没法跟SARS疫情相比较•••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但愿武汉肺炎不要导致人类的大劫难,不要成为继天花、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之后肆虐人类的第五大瘟疫。
如今已经确认武汉肺炎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蝙蝠是这种病毒的宿主。武汉疫情伴随了一系列重大疑问:武汉肺炎的源头究竟何在?官方所指的疫情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为什么直到2020年1月1日才关闭?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的检测数据属实吗?为什么疫情发生初期当局特别强调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案例?新型冠状病毒是否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没有当初的封口会有后来的封城吗?为什么武汉当局由不作为到过分作为?谁是武汉肺炎肆虐人类的头号推手?

新型冠状病毒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吗

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布研究,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序列,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也就是说,引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可能仍然是蝙蝠。石正丽女士是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主任。其团队曾证实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10多年来,一直在做相关研究,取得很多重要成果。2018年11月14日,石正丽应邀在上海交大做了题为《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的主题演讲。

有人说,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共当局授意病毒研究所有意释放出来的,笔者对这种说法持完全否定态度。中共当局和病毒研究所都不至于如此丧失理智和癫狂,首先残害自己的人民,伤害自己的周围地区,甚至伤害自己。兔子不吃窝边草,人的智商还不及兔子吗?

但是,意外事故泄漏病毒是可能的,如同原子反应堆的放射性溢出事故。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研究所自己知情,一种自己是不知情。如果个别研究人员防护不当,操作失误,下班时消毒不严,防护服装手套鞋子等没有按照规定处理,引起病毒外泄,研究所不知情,是可能的。只不过这种概率非常小。如果研究所知情,怕承担责任,怕遭到谴责,怕引起社会恐慌,首先隐瞒不报,也是可能的。如果内部人员受到感染,可能会作为机密甚至绝密信息进行封锁。但若外部民众受到感染,根据中共维稳至上的惯例,也是尽可能隐瞒真相,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设法转移民众视线,直到纸包不住火了,才采取断然措施。

武汉肺炎是生化武器引起的吗?
有人指出武汉肺炎是中国研制生物武器过程中发生事故引起的。还有人指责武汉肺炎是美国对中国悄悄施放生化武器的后果。我认为这都是毫无证据的胡猜瞎说。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草案于1971年9月28日由美国、英国、苏联等12个国家向第26届联大提出,经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推荐此公约。1972年4月10日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签署。1975年3月26日公约生效。中国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公约。截至2019年11月共有183个缔约国。公约对于禁止和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难免有国家不遵守公约,不过,一旦消息泄露,其代价也是极为高昂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是核大国,根本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研制和投放生化武器。

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P4实验室,安全级别最高的实验室)位于武汉市江夏区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园区,距离中国官方宣称的武汉肺炎源头华南海鲜批发市场30多公里。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在这儿研制危险性极大的生化武器。中国幅员辽阔,有的是海岸、沙漠、荒原,谁会傻到在长江中游的九州通衢建立生化武器基地,这可能首先祸害本国的中心地带呀!法国协助中国建设了这个P4病毒中心。法国有专家担心中方会使用法国提供的技术来研製生物武器,法国情报部门曾向政府提出过警告。法国和联合国有可能对P4实验室进行必要的监督。

生化技术应用日益普遍。科研成果用于军事目的是完全可能的。中国是生产力强大的化工大国,必要时完全可以快速研制生化武器。但生化武器不方便存储和管理,稍有不慎,可能首先祸害自己。相对核武器而言,见效慢并且不确定性大,所以中国加入了反生化武器条约并销毁了所有生化武器。不过,中共当局的官场文化及处事风格会导致相关科研工作具有危险性,关键是其决策和相关信息不具有透明度。

武汉病毒研究所同武汉肺炎有无关系,目前不得而知。人们难免会猜想,全中国到处都在吃野味,唯独具有现代化高科技病毒研究所的武汉,却首先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人类的重大疫情。希望武汉病毒研究所能够拿出一份严谨的有足够说服力的声明!

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肺炎的源头吗

据中国央视新闻1月26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但是,首例病患同该市场毫无关系。

1月20日,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就疫情防控情况介绍说,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况,还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在此之前,武汉卫健委官网发布过十多期针对此次肺炎疫情的通报。要么根本未提“人传人”,要么说“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仅在1月15日的通报中提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高达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为什么还说“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难道这些医务人员都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或者直接接触过该市场的野生动物?
正是官方造谣胡说让民众放松了警惕,当局的不作为让武汉肺炎泛滥成灾。如果一发现不明肺炎,就马上组织有关专家紧急研究,尽快隔离治疗,并向民众公布:“发现不明肺炎,有致死可能,源头和传播渠道暂不清楚,宁愿视为可能人传人而加以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少去人群聚集处!”同时向高层政府和有关医疗防疫机构汇报实情,要求马上组织研究并采取防护措施,那么,武汉肺炎不至于如此肆虐人类。

根据大量文字图片显示,华南海鲜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市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管理松弛,脏乱臭,的确是一个细菌病毒滋生传播的场所。但若新型冠状病毒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华南海鲜市场就是一个替罪羊。也可能有人从别的渠道受到感染,传给了华南海鲜市场。也许数个野味市场同时或先后受到感染。

没有当初的封口就没有后来的封城吗?
武汉肺炎发生初期,官方表态和官媒报道都是胡说八道。在这种情况下,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士在网上转发了相关实情,提出了疑问。中共警方一如既往采取了封口行动。2020年1月初,武汉警方宣布,因网民传播肺炎不实消息依法查处8人。疫情发展证明,这8位人士说的都是真话。他们是事前诸葛亮,是社会的良知。外界也愈发关注这8人的情况。连专制卫道士、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呼吁武汉市公安局重新开展调查,并依据更新的事实情况做出结论,通报社会。

我们要求武汉当局和警方公开向这8位人士认错道歉,赔偿损失,给予嘉奖,并向社会谢罪!武汉警方查处他们,起到了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阻断了真相的传播,扼杀了网络讨论的空间,侵犯了公民的发言权和知情权,起到了为疫情发展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如同大魔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镇压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导致砸锅炼铁毁林炼钢的“大跃进”,酿成饿死四千多万人的古今中外最大饥荒。

同时,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惩办有关官员!公布打压这8位人士的前台和后台指挥以及相关黑幕!以便改革体制,防患于未来。

如果没有封口,民间一直拥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疫情一发生,民众就了解,迫使官方采取措施,不会错过黄金防范期,疫情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泛滥成灾,当然就不需要封城了。20世纪50年代,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要搞计划生育,被毛泽东这个流氓暴君打成大右派。错批一人,误生三亿。从70年代开始,中共不得不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扼杀了大量婴儿。如果50年代就开始搞计划生育,像台湾那样提倡两胎化,那么,中国大陆的人口可能会稳定在七、八亿左右,根本不需要强制推行一胎化,也不会出现急剧老年化的极端状况,中国的人口结构比现在好得多,人民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

谁是武汉肺炎成灾的主要责任者?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中国央视专访时表示,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采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封城措施,是迫不得已的。他还透露,上级早知情,没有高层授权,他不能披露真相。他也表态,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周先旺明白,习近平政权迟早会拿他开刀。早披露真相,早被惩治,事到如今,也会遭整肃。他如此讲话,把矛头引向朝廷,更可能激起习近平震怒而受到清算。

武汉疫情初期的申报和公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武汉当局和有关机构欺上瞒下,直到疫情严重到难以收拾了,才不得不向高层汇报,同时向民众摆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另一种可能是只向民众隐瞒了真相,而向中共高层汇报了实情,但最高统治者没有表态,下面无所适从,直到“一尊”表态了,才急急忙忙采取行动。

根据周先旺的透露和目前所知的其它信息,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习近平早就知道武汉疫情,最初没有当一回事,迟迟没有表态。习近平知情不管,武汉当局根据维稳至上的原则对公众谎报疫情,声言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这才导致疫情快速蔓延。所以,习近平严重渎职,对于武汉肺炎泛滥成灾负有首要责任。

即使习近平早期不知情,他也要为武汉肺炎成灾负重大责任。习近平上台以来,走薄熙来唱红打黑之路,以反贪名义打击政敌,整肃官场,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要求媒体都姓党,不断强化控制媒体,控制舆论,抓捕维权律师,镇压异议人士,向毛泽东极端反动时代回归。在他所掌控的官媒管制下,民众对武汉肺炎的了解比2003年萨斯疫情发生时差得多。毫无疑问,禁言是武汉肺炎成灾的催化剂。为了维稳,为了升官发财,官员们一遇到问题,首先是掩盖真相,封杀舆论,打压揭露真相者和提出疑问者。媒体不敢报,律师不敢说,民众不敢问,大难临头之际,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习近平必须为营造如此恶劣的政治社会环境承担责任。

1月23日,在武汉当局宣布封城以制止疫情扩散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讲话中,不管救命只谈做梦,只字不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问题,显示出极端的冷酷和蛮横。但凡发生大灾难,前几位中共最高领导人都会快速奔赴灾区,稳定民心。但习近平同魔王毛泽东一样,从来不到灾区视察,绝对不管人民死活,连逢场作戏,亲民作秀的姿态也不摆一下。

庸官当道社会扭曲
中共当局的思维变态,不可能任人唯贤,只能在奴才当中选人才,在矮子当中挑高个,导致官员弱智守旧、媒体迟钝、社会扭曲。中共选择官员之道远远落后于中国历代的科举制度。1月26日晚在湖北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直播现场,湖北省长王晓东作报告时尽管照本宣科,还是两次更改武汉地区口罩生产数量,先说年产量108亿只,下边递上来小纸条,就说是口误改成18亿只,然后再说口误改成108万只。如此庸才,不学无术,还当省长,简直是笑话。武汉市长周先旺将口罩戴反了,被人们嘲笑为“造反(罩反)”。王晓东和周先旺代表了中国官员的普通水平或者说平均水平,揣摩上意,奉迎拍马,只对高层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怕说错话,怕承担责任,缺少独当一面的能力,效率低下。

放开媒体和网络有助于社会进步
中共历史上错误不断,罪恶累累,如今极端腐败,民怨沸腾,所以,中共时刻担心江山不稳。连“官员公布财产”这个民间诉求,中共也视为洪水猛兽,并试图将一切不利于专制政权稳定的声音扼杀于摇篮中。

中共将新闻分成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两大类,通常报喜不报忧。只要对中共专制统治不利的新闻,当局就当成负面新闻,尽可能隐瞒遮盖、压抑消除。
对于武汉疫情,官媒先是不报道,接着跟随官方口径造谣惑众说“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案例”。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居然还举行了一场“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一起共度小年。如此大规模人群聚集显然加速了病毒传播。这显示出当局和媒体严重渎职。

2020年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而宣布当日10点“封城”,全市公共交通暂时停运,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引发了中国和世界新一轮担忧和恐慌。但中国第一官媒人民日报23日的头版闭口未提这件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继续充当马屁媒体为中共权贵歌功颂德。

如果官方隐瞒负面的政治经济新闻、隐瞒官方丑事,甚至隐瞒人为灾难,人们还可以从某些角度加以理解,可是,把疫情也当成负面新闻围追堵截,打压传播真相者,这是多么的荒唐野蛮啊!可笑可悲可恨可叹!专制统治的丑恶形象暴露无遗。

要专制当局全面开放媒体和网络讨论空间,犹如与虎谋皮,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有正常思维的统治者,有人性的统治者,一旦发生疫情,应当把民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允许媒体及时报道。一旦发现不明病症,有可能人传人,掌握准确信息的医生、有关机构专家和官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向民众如实公布疫情,向民众普及相关知识,提醒大家注意防护。谁都知道,疫病的发生通常是人不能控制的(生物战例外)。疫情发生时,如果媒体报道及时,官方处理得当,民众一般都会自动配合,社会自然稳定而不会发生动乱。

顺便举两个例子。一是香港民众“反送中”抗争活动,连绵不断。发生武汉肺炎疫情后,几乎全部停止了。二是法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引起的罢工风潮,也随武汉肺炎扩散草草收场了。谁都不愿意引疫丢命呀!

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自由公正中立敢言的媒体是人类社会正常运作的保护伞。在中共的控制下,中国的自由媒体早就灭绝,而官方媒体全都丧失良知和勇气,成为骗子和帮凶,中国人必然要经历巨大的磨难。

中国人为什么要命悬独裁者?
武汉肺炎的第一个病例发生于2019年12月8日,到12月28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外通报了27例确诊病例,当时特别强调,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案例。按照这种说法,这些病患都接触过野生动物,或者进入过疫情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华南海鲜市场直到2020年1月1日才闭市。1月16日,武汉卫健委对外宣布只发现了41例确诊病例,但日本、韩国、泰国等周边国家已经发现该肺炎病例。直到1月20日武汉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只有3人。

可是,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1月20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构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后,犹如山崩地裂,江河改道,官媒通报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马上急剧攀升,截至到1月23日为止,25个省都发现确诊病例,全国共确诊571例,95例重症,17人死亡,中国境内已大半沦陷。1月23日10点,具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封城,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截至1月24日,湖北省共有15个城市宣布封城(公共交通停运)。武汉市政府还宣布,“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行战时措施”,在6天内建立一间新医院收治肺炎病患。这让全球瞠目结舌。

“封城”是迫不得已的举措。只要当局能妥善安排人民的吃穿用住,这对于阻止疫情蔓延也许多少是有效的。但还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封城不封网。不说全面放开网络,至少让人们把耳闻目睹的疫情公布出来。真实疫情公开透明,这对于控制疫情显然是有好处的。可是习近平政权迄今为止还在隐瞒真相,剥夺人民的知情权。

凭心而论,在中共这种维稳至上的专制体制下,一切都政治化,疫情也政治化,各级官员十分为难。率先公布疫情,万一引起骚乱,可能首先被拿来祭旗。如果没有及时作为,错过了黄金防范期,疫情泛滥,同样会成为体制和高层的替罪羊。

14亿人的命悬于独裁者一人,危险性超过盲人瞎马,夜半水深千百万倍。经历过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耳闻目睹八千万人被超级大混蛋毛泽东害死饿死,也经历过2003年萨斯病的中国人,怎么好了疮疤忘了痛,在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方面毫无进步呢?

天灾人祸常常相互共振,酿成更大灾难。人类的巨大灾难,常常是人为造成的,而专制制度和专制寡头,是最大的灾难制造者。专制制度的基础就是剥夺人的自由,禁锢人的思想,把人变成没有独立思维的奴才。拿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无条件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性高于人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呢?当然是最高统治者。共产党还有一个对抗自由民主法治的法宝,那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个人独裁制。这里的民主,是集中的遮羞布,而集中,则是独裁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谬论,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先进思想,需要领袖人物灌输。这就奠定了共产主义必然是个人独裁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很容易被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变成独裁主义和恐怖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波尔布特和金家王朝都通过自我吹嘘、杀人立威、垄断媒体,欺骗宣传、钳制思想、消灭异己等手段建立起红色恐怖,将人民变成他们随意驱使的行尸走肉和奴才帮凶,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共的所谓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地地道道的乱世害人思想。中共正在吹嘘塑造的习近平思想,是维护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狗屁思想。习近平的专制蛮横渎职,延误了对武汉肺炎的防护。说习近平是武汉肺炎的推波助澜者一点不为过。醒醒吧,中国人!

专制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坏事

“专制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其实,这句话是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首先,专制制度往往决策快,因为独裁者一个人随意可做决定,但不一定是干大事,而是干坏事。其次,民主制度同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只不过决策过程可能长一些,特别是要考虑代价,而专制制度往往干事不惜一切代价。第三,专制制度所干的大事,常常酿成人民的大灾大难。

专制统治者大都贪得无厌,贪权贪功、贪名贪钱、贪色贪性、贪玩贪命、贪地贪葬,活着贪,死了也贪(活着时就为死后也贪做好一切准备)。为了满足其个人欲望,不惜一切代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秦始皇时修长城的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统计,但根据各种估计,死了至少上百万人。隋炀帝修大运河征发360万民工,不到一年,死亡250万人。毛泽东干的大事全是坏事,如搞土改杀掉农村优秀人才,搞反右打断知识分子脊梁骨,将大跃进搞成大饥荒,将文化大革命搞成大整肃和大破坏。邓小平调动几十万正规军用坦克机枪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江泽民调动全国力量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毛泽东搞出了搞原子弹。我们必须指出,首先搞出原子弹的是民主美国。中国搞出原子弹是中国科技人员的功劳,毛泽东搞原子弹无非是为了称王称霸,搞得民不聊生。

假设专制统治者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利国利民的,其决策效率高,一个人拍不拍脑袋都能决定,又能得到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那么,这种开明专制比那些不成熟的、腐败的民主制度可能要好得多。问题在于,这种开明专制,或者说好皇帝,是可遇不可求的。孔孟之道等中国旧学说致力于培养圣君贤相,但纵观中国历史,有几个圣君贤相呢?即使是相当开明的好皇帝,年轻时开明,老年时可能就糊涂,这个决策英明,那个决策可能错误。真正的圣君是绝对不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人,包括各式各样的独裁者。

民主制度远远优于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让专制寡头肆意欺骗奴役镇压本国人民,对外要么卖国求荣,要么侵略别国。川普提出“美国优先”,遭到许多人指责。其实,一个国家的领袖,不首先为本国着想,不是傻瓜就是卖国贼。大撒旦毛泽东饿死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习近平继承了毛撒旦的衣钵,对内是吝啬鬼,对外是大撒币。中国近年来对外援助数千亿美元(人民币数万亿元),而当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遭受封城大灾之际,中央财政部仅拨款10亿元。武汉人均只有90元(仅可买几公斤便宜蔬菜)。

面对武汉肺炎蔓延,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护本国民众和外国游客安全。对武汉和中国去的游客也显示出人道关怀。而中国有些地方,把武汉人甚至外地人视为妖魔鬼怪,棍棒驱赶,完全丧失同胞之情。共产专制的中国,许多现象令人寒心。

美国议会可以弹劾川普,中国人大能弹劾习近平吗?仅仅因为博士论文造假,习近平这样的政客在德国就会遭到弹劾。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违背了中共党章(中共党章第10条第6款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让中国政治急剧倒退,搞假大空误国误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进退失据,引起中国经济下滑,这次严重渎职导致武汉肺炎蔓延成灾,早就该下台了。中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只是中共的橡皮图章。中国有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别说提议弹劾习近平,能够有一人向习近平问责吗?如果有代表具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提议弹劾习近平,这人就是中国的时代英雄,值得千秋万代敬仰。

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从表面上看是技术事故,从深层中看是体制事故,是僵化的共产专制导致的人为大灾难。如今的武汉肺炎疫情,无论源头如何,也是僵化的共产专制催化而成的人为大灾难。隐瞒真相是专制的本能。

中国必须民主化!

2020年1月28日 写于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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