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乱扣帽子无逻辑

樊梨花

2020年5月10日曾节明在《“牲人”是政府造就的，兼论张林是中共的帮凶》污蔑：“张林之流，客观上就是中共的帮凶。”他还以徐水良“指控张林、王清营在狱中已叛变，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来美，是‘带着任务出来的’……”这都是赤裸裸的污蔑，观点不同，就上纲上线，太没逻辑水平了。

曾节明说：“为什么同样曾经被日本人统治了35年的北韩人和南韩人，现在差距那么大，北韩人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于南韩人呢？朝鲜人和韩国人难道不都是高丽民族吗？不都被日本人殖民过吗？对此草虾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很明显，今天的朝鲜人整体素质低于同为高丽民族的韩国人，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是朝鲜金家共产极权72年的愚昧野蛮统治，造成了朝鲜民众素质的低下。”

曾节明的结论“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是错误的，只能说，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我反对他100%的论调。因为：北朝鲜属于中国大陆文化圈，南朝鲜属于日本海洋文化圈。殷商时期琪子侵入北朝鲜，汉武帝直接统治北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占有北朝鲜，以后，高句丽被唐高宗灭亡。安史之乱后，南朝鲜才逐渐把势力推进到北朝鲜，之后北朝鲜又被辽、金统治，一直到元代，北朝鲜才被南朝鲜完全统一。可见，北朝鲜的专制屠杀历史比南朝鲜严重得多！现代南北朝鲜的制度是美苏占领军队移植的结果。南朝鲜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后，专制腐败依然盛行，1980年代韩国的基督教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主导了全国，韩国终于在1987年完成多党竞选、自由轮替的民主新宪法。因此可以说：基督教文化的韩国人比无神论文化的北韩人的素质高；自由民主的韩国人比一党专政的北韩人的素质高；至于政治与文化因素对人的素质影响各占多大的比重，这是可以讨论的。

曾节明说：“同样，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素质低于台湾人和香港人，也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与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今天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低下，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70年的“特色”专制统治造成的。”

我反对曾100%的论调。因为：中国的共产制是中国的精英们自己选择的结果。1918年德国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大骂列宁，中国的李大钊、鲁迅在欢呼列宁！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民意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就有291人之多，赞成民主或民权的仅69人，其它几种主义，大多仅有几人；这就说明，马列社会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潮。1949前后，蒋介石派专机接知识精英们到台湾，很多人拒绝，结果留在大陆的精英是被整得家破人亡。他们的选择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使人愚昧！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共产主义，它经过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改装，更具现代的欺世祸众的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毛在上小学时，就非常崇拜康有为的《大同书》。1949年毛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也就是说，毛找到了通往大同的路即暴力革命的一党制之路。1958年大跃进时，毛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因此，今天中国的状况，华人传统文化是有部分责任的。

曾节明说：“任何民族的素质状况，主要都是政府造就的。”这句话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素质状况，主要是政府造就的”，“主要”即大部分的意思；另一方面又说：“素质状况，都是政府造就的”，“都”就是100%的意思。在一句话，出现了模棱两可的情况，违反逻辑学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建议曾兄认真学逻辑。

曾节明说：“民众素质低下，和中国社会沉渣泛起一样，明明是专制野蛮政府统治的必然结果，明明是共产党阻碍着中国的民主化，但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却倒果为因，硬把把由共产党政府造成的民众素质低下，当作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

张林、王清营、尹胜所说的“民众素质低下是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是成立的。民众素质低下就是愚昧的意思。愚昧野蛮的社会就是动物社会，是绝不可能民主的。共产主义是愚昧的产物，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狡诈的共产主义。先有马列文化，后有马列制度。所以，是文化决定制度。马列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文化与中华的弱肉强食的吃人文化是高度契合的。

黄帝是华人国家的始祖，这个始祖却吃了蚩尤，搞得人头滚滚。因此，形成国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弱肉强食传统！其实，在黄帝之前，东方就有吃人的文化习俗。这种文化陋习不可能尊重他人生命，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决定了东方的国家只能搞搞帝王一人垄断权力的独裁。黄帝独裁，归根结底是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所致，这导致了中国人长期扼杀女婴、吃人肉、人殉（冥婚）等血腥现象！

黄帝吃人影响深远！一代又一代的帝王沿用同样的把戏：强迫臣民吃人肉。大禹开会，杀了迟到的防风氏，并聚众吃他的肉。商纣王杀害了周文王之子，制成肉酱迫使周文王吞食！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命令下属吃彭越的肉酱。王君操6岁时，父亲被李君则所杀。20年后，当李君则回州府自首时，被王君操杀死。王君操取出李君则的心肝当场生吃。由于他杀人是为了报杀父之仇，事后还获得了皇帝李世民的赦免。唐太宗贞观17（643）年一月，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一月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生食之。上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耶？行恭惭而拜谢（《资治通鉴》）。皇帝责备吃人者，你若忠孝，就该让太子诸王先吃人肝，哪里轮到你一个人吃独食？可见，唐太宗好吃人肉（李世民在带兵打仗时肯定也吃过敌人，只是他删除了这方面历史记录而已）。赵匡胤的内弟王继勋吃了一百多人，皇帝对老百姓的举报却装聋作哑。

1040年，英国考文垂城的“裸体减税”Godiva故事，说明了西方女人比东方女人地位高。孙武练兵，连偷笑的国王爱妃都被他杀了。吴起求将，杀了自己老婆。三国演义里，刘安杀自己老婆给刘备吃，曹操予以重奖。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因嫉妒而杀了皇帝的爱妃，和孙武杀人类似。武则天害死了自己二个儿子，够残酷的了。东方没有西方那样的女神。与Godiva同时的东方，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河北大饥，人相食；而华南广西侬智高的母亲阿虎爱吃人肉，每顿饭都要杀死一名小儿供她食用（《宋史.卷495.蛮夷广源州》）。1149年，金朝发生了自然灾害，金熙宗下令翰林学士张钧为此事起草大赦诏书。张钧在诏书中用了套话“顾兹寡昧”“眇余小子”，就被皇帝用剑剁成了肉酱，让众人吃。

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宙斯和基督教禁止了西人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不像黄帝、皇帝以食肉寝皮处罚人。当1215年英国人剥夺国王权力的时候，中国的宋朝吃人成风。1215年，由于税收斗争，英国国王被迫签订了大宪章，开始由贵族们组成国会决定税收的共和新时代，此时，蒙古人攻打金国和西夏，没有带粮草，他们饿了就抓老百姓吃。老百姓被吃光了，成吉思汗就命令自己的每十个士兵中抽取一个人作为其他九个人的食物，以此来维持战斗力。这就是用我们的血和肉煮成“新长城”，元末红巾军队伍就人吃人，朱元璋在其中；明代朱棣杀方孝孺，颁令：吃一块方肉，赏银一两。当英国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明末上万的中国人自掏腰包抢吃了袁崇焕的肉。人吃人的病毒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向西方输出货真价实的病毒。未禁止弱肉强食的东方不可能像英国人通过税收斗争而民主的。建议曾节明认真学历史。

樊梨花

“牲人”是政府造就的，兼论张林是中共的帮凶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5月10日 来稿)

     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大骂中国人是素质低劣的“牲人”，并称中国人素质低劣，主因不是中共的统治，而是由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而草虾，格丘山之流，甚至声称这是华人的“劣等”基因造成的。
   
     但他们却无法解释：同样是华人，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更好的台湾人和香港人，整体素质要比中国大陆人高？
   
     对此，自诩“冷血汉奸”的草虾狡辩说：台湾人素质较高，是因为日本人的统治；香港人素质较高，是因为英国人的殖民；
   
     但为什么同样曾经被日本人统治了35年的北韩人和南韩人，现在差距那么大，北韩人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于南韩人呢？朝鲜人和韩国人难道不都是高丽民族吗？不都被日本人殖民过吗？
   
     对此草虾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
   
     很明显，今天的朝鲜人整体素质低于同为高丽民族的韩国人，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是朝鲜金家共产极权72年的愚昧野蛮统治，造成了朝鲜民众素质的低下。
   
     同样，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素质低于台湾人和香港人，也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与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今天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低下，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70年的“特色”专制统治造成的。
   
     其实，不仅不同的政府，可以造成其统治下民众素质的不同，同一政府的不同时期，也会造成民众素质的显著差异，比如：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公认的迄今为止中共统治下最开明的时期，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和道德也是迄今为止中共国最好的时期，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比例不仅空前，也远远超过今天的同类，彼时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尚有形成民主合力的道德基础，如1989年5月，北京甚至出现小偷为支援民主罢偷的现象，当时广大北京市民热情为游行学生送水送饭，甚至为保护学生冒死堵军车，这种道德行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这么做，一定会被当作“神经病”。
   
     但是，随着“六四屠杀”和中国大陆政治的不断倒退，中国大陆民众转向越来越低劣、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生动变化，就是大陆大学生群体的“牲人”化：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以追求民主为时髦，追求民主的比例最高，而且迄今为止中国反对派异议群体的担纲者，仍然是“六零后”（八十年代的民运大学生群体）；
   
     江泽民时期的大学生，以闷声发财、“不关心政治为时髦，追求民主者为边缘另类；
   
     胡锦涛时期的大学生，以和谐爱党、“岁月静好”为时髦，追求民主者是神经病；
   
     习近平时期的大学生，以成粉红当五毛“正能量满满”为时髦，追求民主者都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不仅仅大陆人素质，随着政府的倒退而倒退；香港人的素质，同样随着政府的倒退而倒退：
   
     董建华和曾荫权时期，香港警队还多少保留了港英时期的遗风，极少对示威者暴力相向，比美国警察还文明有礼；但自港奸梁振英于2014年滥用香港警队残暴镇压“占中”之后，香港警风大幅转坏，到了比梁振英还要卑鄙和蛮横的林郑月娥时期，香港警风更是急转直下，从镇压“反送中”开始，随着港府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不断升级，香港警队已沦落得与大陆公安别无二致：滥用暴力、黑打、造谣、栽赃、抵赖、反诬、暗杀、勾结黑社会。.样样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随着港府的越来越专横和卑鄙，香港的市民也戾气也越来越多，在中共的打压及大陆五毛脑残流氓的刺激下，他们前所未有地对大陆人产生了无差别的仇恨，地域仇恨的情绪高涨，而民主观念退潮。
   
     同样是香港人，同样是97年之后的“特区政府”统治，为什么港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倒退？就是因为梁振英、林郑月娥的统治，比董建华、曾荫权大倒退的结果，当然，是中共于背后伸手造成了这种倒退。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今后中共操纵港府改造香港教育体系，对香港年轻辈人施以爱党（“爱国爱港”）的洗脑，香港新新群体的素质将进一步大倒退，急剧地向深圳人看齐。
   
     可以说，任何民族的素质状况，主要都是政府造就的，政府开明，民众的素质就高，政府野蛮专制，民众的素质就低下。我们甚至可以在照片和油画上看到这种规律：
   
     在张林所吹捧的满清统治下，油画和照片中的汉族百姓，普遍都是牲畜般的麻木不仁表情，这完全是满清的愚昧野蛮统治造成的——满清的民族压迫和愚汉政策，是中国历朝历代空前的；
   
     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就普遍有了焕然一新的气质，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连老照片农民，都比中共国的农民气质好。
   
     民众素质低下，和中国社会沉渣泛起一样，明明是专制野蛮政府统治的必然结果，明明是共产党阻碍着中国的民主化，但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却倒果为因，硬把把由共产党政府造成的民众素质低下，当作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而且当作根本原因；并从这点出发，恶狠狠地讨伐共产党统治的十几亿受害者，他们就象中共一样指斥“中国人素质低下（言下之意就是活该被共产党统治；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有“特色”，不专制会乱）；
   
     张林之流的行为，不仅对中国进步毫无意义，客观上反而是帮中共甩锅维稳——既然中国沦为“牲人国”是“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那么中共自然就是无罪的。张林之流，客观上就是中共的帮凶。
   
     徐水良对此怒不可遏，指控张林、王清营在狱中已叛变，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莱美，是“带着任务出来的”；
     我认为还不至于，因为从言谈举止来看，他们还是反共的，但是很明显：现在张林和王清营对共产党的痛恨，仅因为他们自己糟了罪挨了整，欲报私仇；而他们打内心里，早已经与中国反对派事业一刀两断了——不屑于再为“牲人”的民主而付出。
   
    曾节明 2020.5.10 凌晨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樊梨花

臭味相投的病毒文化

世界只有两种文化，文明的民主文化和病毒的专制文化！120年前，8国联军占领北京，满清政府被迫承认西方是文明上国，中国是野蛮国。中国全社会崇尚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就一直流行到1920年代。随着马列侵入中国，西方文明被视为帝国主义而遭唾弃，李大钊、鲁迅就是反帝的急先锋。反帝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弱肉强食的吃人文化又被中国人进一步发扬光大，以至于今天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病毒输出国。华夏文化落后归根结底是华人价值观落后，华人的价值观就是你死我活的弱肉强食价值观，与马列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文化高度契合。这导致了中国成了共产主义病毒价值观的最强大最顽固的堡垒！

1，臭味相投是中国接受共产主义的主因。马克思晚年相信：他的理论也许更适合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文化更适合共产。今天看来，适合共产的就是东方文化。例如，印度的邦有共产党竞选上台执政的，美国的州就没有共党上台执政的，美国现在只一家人是共党。这说明东方文化适合共产。俄国和中国等国搞马制，主要原因是臭味相投；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国家的传统观念一致，对上了胃口。

黑格尔说：精神推动历史的进步，马偏要搞“物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岂不是误人思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无神论思想是一致的。又如：老子道的物质性以及高下相依、祸福转化的巫术辩证法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是契合的。西方主流思想认为：辩证法却是没什么价值的前科学的东西。伯恩斯坦说：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运用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提出了原始社会-剥削社会（阶级社会）-共产社会的人类道路论。马克思一直强调暴力，就是因为他的辩证法需要质变阶段，不通过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质变（暴力革命），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马的暴力革命思想，对上了中国古已有之的造反文化，现在已经被吴思升级换代为暴力元规则的血酬文化。

儒家的“小康”“大同”思想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孔子对帝王五体投地的跪拜就是要维护“小康”时代的帝制万寿无疆。在帝制破产后，国人就发扬光大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共产主义，它经过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改装，更具现代的欺世祸众的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毛在上小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大同书》，并非常崇拜。1949年毛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也就是说，毛找到了通往大同的路即暴力革命的一党制之路。1958年大跃进时，毛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农家的“并耕而食”的思想类似。《老子》的天道平均主义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和马克思的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平均主义思想类似。而老庄思想进一步深化就是无政府主义。1907年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蔡元培也是其中的要角。他们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认为“共财”二字“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共惨行列的。

张五常说：一些学者认为获得“不劳而获”的地租是剥削；美国的亨利.乔治（H.George）在其《进步与贫穷》一书中提倡加大对土地征税。孙中山是个医生，对经济学一无所知，跑到美国读了《进步与贫穷》，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天下为公”为一回事，最后联俄。国民党的代理事长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国民党的要角朱执信1906年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赞誉俄共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胡汉民、邵力子、宋庆龄、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这就是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引进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而且，陈炯明在孙中山联俄以前，就邀请陈独秀到福建广东任教育厅长，为共党壮大创造了条件。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以及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早年都是儒学之士，他们主动接受共产文化，说明中国文化适宜于共产。由于国人不懂逻辑只会崇拜古人，而共产主义恰恰是中国古人说过的，所以许多儒生就信仰了共产主义，并一跃就入了共党，如袁世凯的帝师杨度！对于百年前的国人来说，他们确实信仰共产主义！陈独秀晚年虽然骂了斯大林，但他至死都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的！正如王蒙所说：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信服共产主义；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理想遥相呼应。中国被共产主义统治，绝非偶然。

2.不择手段的病毒基因。马列的无神论和中国文化的无神论是契合的。《道德经》没有神创宇宙的思想，显然是无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也是内心不信神。无神论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无恶不作。太监、人殉、酷刑、缠足、吃人、贞洁牌坊这些非人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这种病毒文化和共产党的不择手段的文化完全一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狂妄地叫嚣：“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要与人类文明的价值——同情心、博爱心等道德底线决裂，暴力夺权不择手段，对“阶级敌人”格杀勿论。

众所周知：愚昧和贫穷是共产主义的土壤。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驱除了愚昧，明治维新取消特权压迫驱除了底层的贫穷。更重要一点是：日本没有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外儒内法的非人制度如太监、人殉、缠足……，脱亚入欧彻底排出了中国文化的病毒。日本文明程度高于中国和俄罗斯，因此，虽然俄罗斯用巨大的资金收买日本人成立日本共产党，但应者寥寥，翻不了大浪。反观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从北大发起马列小组，被苏俄小额资金就收买了，他们甘愿为苏俄效劳，并迅速地扩大队伍，其效率极高，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和当今的民主派的效率。国民党中的隐蔽的共党特务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熊飞骏说，红军之所以在中国能迅速发展，不是因为他们得了民心，而是因为他们极端野蛮，其恐怖程度是空前绝后的，红区的民众不得不支持它。

3.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中国一直处在半野蛮半文明国有制阶段；一切都归皇帝所有，政府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孔子包庇攘羊贼，搞“父子相隐”，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民国大佬阎锡山1921年提出“土地公有私种”，蒋介石早年说，中国要把资本家全杀光，中国就有希望了。在西方，私有财产制度健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马的消灭私有制，就无人响应。这说明了西方比东方先进。

4.愚民反智是中国的传统，被中共发展到顶峰。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都是愚民反智的提倡者。中国文化落后，无语法、无逻辑。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汉人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民族，李大钊就鼓吹：赤旗满地球。中国的愚民们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做；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权威，而权威最讨厌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党要依靠盲从、容易被煽动的无产者来建立独裁的党国，而其它较为富裕的阶级往往保守、独立、不喜欢独裁，所以被马克思视为“反动”。1919年中国的《平民教育》上发表了署名为“德”的文章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中共诞生时，有人主张消灭知识分子；而毛泽东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始作俑者，后来中央苏区肃反、延安整风以及建国后连绵不断的运动，首要任务就是整杀知识分子。这就充分说明，狡诈的共产主义害怕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所以，共党想尽一切办法实施信息封锁、篡改历史真相，使人们愚化。人们越愚昧，狡诈的共产主义越容易推行。而破除共产主义愚民的最好方法，就是言论自由和翻墙上网。一旦广大人民拒绝谎言，只说真话，勇于争己之正当合法权益之日，也就是是共党政权彻底跨台之时！

5.西方人能自治而且还能够统治别人；而东方人没能力自治，只能被他人统治。华人在秦政以后，就丧失了自己统治自己的能力，因此成了北方草原民族的奴隶。从汉高祖始，湖南的武陵蛮每年交纳自制的土布（实物税）。但在东汉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说：大汉征服武陵蛮已几百年，“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廷议中，朝臣们基本赞同，只有尚书虞诩摇头说：“自古圣王，不臣异俗……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意思是：人家跟咱们风俗不一样，也不识汉字，课堂上也不教中国史，还没有民族认同；名义上臣服咱们就行了，咱们也别得寸进尺，逼人家狗急跳墙。皇帝没有听他的。这年冬天，武陵蛮们果然因此举兵造反。大家想想，如果这些蛮夷都学会了说汉话\写汉字，还会反吗？肯定不会。他们一定认为：给朝廷缴税服兵役，是臣民天经地义的职责。所以，归根结底，华人是被专制文化奴役而且成了心甘情愿的“心奴”，即张林先生所说“牲人”，是失去了“自治”能力的“刍狗”。

有人拼命地鼓吹“中共≠中国”，这个口号只有宣传意义，而实践上的意义不大。由“中共≠中国”，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在这不等式两边同时乘以“人”，得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在这个新的不等式里，从外延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外延小于中国人的外延（外延不相等）；但是，从集合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集合属于中国人的集合的。也就是说，在实践中，你无法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区分开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所以，“中共≠中国”，意义不大。

很多华人如尹胜有一种奇特的思维，那就是，你既然改变不了共产党，那么就离开！离它远点，它就影响不到你了。是的，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去了美国，依然无法躲开了中共制造的瘟疫，得了新冠肺炎！共惨国家对世界的危害是无孔不入的，你躲到天涯海角都躲不掉！哪怕你离中国很遥远，共惨病毒依旧可以无孔不入的对你造成威胁。看看瑞典书商桂民海，已经入籍瑞典，却依旧无法逃脱共产病毒的迫害。2020年2月25日，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人打出的示威标语为——“中国病毒祸害世界”，英文叫，ccp virus harms the world。这就说明，中共代表了中国。

著名的民主斗士张林先生争民主一辈子，坐牢20年，他逃离中国后感慨：在洗脑之下的中国，多数人已变成“中共人”，失去反抗的勇气，自愿为奴。他强调：与世界各地普遍使用马不同，在中国内地，民间一般无马可骑，只是少数农户用马耕种、拉车，这样的马已经不善于奔跑。假如民众普遍拥有了骑乘的马，就可以逃亡或反抗。靠近海边的中国人，还屡被禁止拥有船。因为有了船的家庭或族群，面临暴政时，可以全家坐船逃亡，比骑马还方便。所以英国或日本，从来就没有过类似中国的极端暴政，因为居民至少能逃亡！同样道理，有马的族群，也能够集体逃亡。全世界几乎唯有中国人，几千年没有逃亡机会，只能像牲口棚里被缰绳拴住的牛马那样，对暴君统治逆来顺受、任劳任怨、任打任杀。少数反抗者总是首先被消灭，久而久之，就成为牲人……科学家曾把野生动物抓起来驯养，不断杀掉有反抗习性从而携带更多自由基因的动物，而只留下驯顺的动物繁衍后代。经过几代挑选屠戮之后，剩下的就驯服了。中国历史上曾经遭受过14次人口大屠杀，大多数被杀者都是男性。在大屠杀的过程中，越是驯服的人越有可能幸存下来。这些人就成了“上善若水”的沉默寡言的“牲人”。

6.推责是病毒文化的特色。推责意味着“伟光正”，意味着“家丑不可外扬”。文明的西方文化强调人有原罪，罪在自身。中国文化吹嘘人能成圣人，罪在他人；共产党宣称自己“最先进、永远正确”，错在他人。这样，推责就是中国文化和马列文化的特色。制度派把一切归于制度，就是推责甩锅的体现！一个没有责任的人，一个不承认人性有毛病的的人，就是把人看成了机器人，以为有了完美的程序即制度，就一切都OK了！事实上人不是机器人，制度不是万能的，没有人的道德底线和正义的素质提高，把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当成元规则，以此形成的任何制度不过是吃人形式变化而已！

中共的近代史教育，总是说中国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每次战争失败，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我们武器太落后，很少去反思中国的错误与缺憾。传统粉总把百年灾难都推给苏俄，说是俄罗斯侵略中国导致中国赤化。问题是，俄罗斯侵略奥斯曼帝国更深入持久，两国交战了数百年；一战结束后，列宁也援助过凯尔末反抗西方，但土耳其军方拒绝了赤化；而中国却赤化了。这是因为东方社会一盘散沙，没有回教组织的强大的抵抗力，因此共产主义能渗透成功。把中国赤化的责任全部推给苏俄这个外因，那是片面的，忽略对内因即对本国文化的反省批判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的惯技。如果东欧人说“苏俄强加马制于他们”实有几分道理，苏俄确实是用枪炮强奸了东欧国家。而中国不是被强奸而是野心家主动卖身，正符合中国文化“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的特点。

总之，社会主义消灭中华民国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缘由。一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的国奴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度契合，很容易被国人接受；二是共产主主义学说根本不需要现实基础，具有极大的谎言编造空间，很容易变通和宣传、传播；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迎合了中国人的阴阳诡辩的二分法，就是简单、原始而专制的思维模式；四是，在现实方法论层面，共党的确抓住了国人的功利诉求，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惑方式，极大的满足了国人的发财思想。五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这一惨痛教训，使许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国，加上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把青岛转让日本，导致了中国人反西方“帝国主义”情绪高涨。于是，苏俄收买中国的“反帝”分子，在李大钊等人鼓吹下，“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选择。当然还有地缘的原因，就是苏联在地缘上对中国的操纵更加便利，而英美当时对中国又有着重大的战略误判，最终才导致中国赤化。

樊梨花

黄帝吃蚩尤说明价值观决定制度

制度是人制定的，人是有价值观的，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什么样的制；人也是有信仰的，什么样的信仰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华人国家的始祖皇帝吃了蚩尤，当然，吃人不是黄帝首创的。黄帝之前，东方人就有吃人的文化习俗。这种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导致了中国一开始就是独裁专制的制度，否则的话，别人就会吃你。

一，“人头滚滚”还是“食肉寝皮”惩罚蚩尤？

司马迁说，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诸侯相侵伐”，天下一片大乱。那时实力最强大的两个部落，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为了争夺霸权，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黄帝便以人类领袖的名义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仗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至“流血百里”“血流飘杵”，最后杀得“九隅无遗”。据说：蚩尤作五虐之刑逼九黎人跟他一起发动叛乱，从山东追杀炎帝至涿鹿，被黄帝镇压后，一部分九黎人被俘，被称之为“黎民”，一部分南下江淮，与黄帝派去的管理人员，以及炎帝的后裔等，史称“三苗”。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经》，对发生在冀州中部的黄帝蚩尤大战（距今约6465年）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据其《十大经.正乱》载，黄帝对被俘的蚩尤处以极刑：先折断他的脊骨，然后剥下皮肤制成箭靶，令人射，多中有赏；削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称之为“蚩尤旗”；割下他的胃，填满杂物，做成球任人玩耍；把他的肉腐为肉酱，让天下人尝食。上帝震惊，禁止黄帝如此行径；黄帝说：不要阻止我，否则便是“反义逆时”（详见王大有《中华龙种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84～86页）。

《五正》：黄帝于是出其锵钺，夺其戎兵，身提鼓鞄（枹），以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帝箸之明（盟），明（盟）曰：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伓（倍）宗，其法死亡以穷。

《正乱》：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剥其□（缺字）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鞫（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噍之。上帝以禁。帝曰：毋乏（犯）吾禁，毋留（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止〈乏〉禁，留（流）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之（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窬。不死不生，悫为地桯。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视（示）后人。

译文：黄帝和蚩尤在战场上交锋，抓住了他。于是剥了他的皮做成一个靶子，叫大家射，射中多的人有赏；又剪下他的头发挂在天上，叫做蚩尤旗；还把他的胃填成球让大家踢，颠球最久的人也有赏；把蚩尤的骨肉也做成肉酱，混到苦菜酱里，命令所有的人分吃；黄帝颁布禁令，他说：“禁止触犯我的律令，禁止不吃我分给你们的人肉苦菜酱，禁止扰乱我的民心，禁止不按我的路子去办。如果触犯律令，如果偷偷倒掉人肉苦菜酱，如果扰乱民心，如果不听我的话，如果不守规矩时限，如果明知故犯，如果越过界限，如果私自改动制度图自己快活，如果想怎样就怎样，如果我还没有颁布命令而先起来用兵造反，看看蚩尤共工部族的下场，他们得俯首做奴隶，他们得吃自己的粪，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地底下给我当墓室的柱子。”黄帝最后说：“所以你们都要谨慎的遵从我，不许触犯我制定的刑律，以示后人。”

《仙鉴》又说轩辕黄帝异地埋葬了蚩尤的首级，好多古籍也有蚩尤被黄帝分尸的记载。《十大经》强调：将蚩尤的皮剥下来作为射箭的靶子，将蚩尤的头发制成蚩尤之旌，将蚩尤的胃填塞成“鞠”，并将剩余的骨肉做成肉酱，令天下人共食之。还以上帝之名下达禁令，不许他人将蚩尤的肉酱丢弃，否则严惩不贷。按照《十大经》的描写，“鞠”是用蚩尤的胃填塞东西制成的，那么“鞠”在这里可能就是当“填塞”讲。这个“鞠”又可称为蹋鞠、蹴鞠，被誉为原始的足球。《战国策》注引刘向《别录》：蹙鞠，黄帝作，盖因娱戏以练武士。战国时代的人们便认为蹴鞠这个“恐怖发明”是黄帝的杰作。这让人联想起美洲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中的足球比赛。玛雅和阿兹特克人在许多神庙内设立球场进行比赛，并且将足球作为一种宗教活动，被称为“乌拉马（Ulama）”。对战双方的球员三到五名，用臀部、膝盖以及肘部推动重达4公斤的实心橡胶球进行比赛。以将球顶入用岩石雕成的环形球筐为胜。考古学家还发现玛雅人以人头作为足球，这就是成语“人头滚滚”的来历。

二，蚩尤时代的吃人风俗

周行易认为：“三星堆”是远古蚩尤部落国家的遗存，这个部落国家最后被黄帝族给消灭了！黄帝杀蚩尤后，以其面具威慑天下，《尸子》中有“黄帝四面”之说，“四面方鼎”应即黄帝用以威慑天下的蚩尤面具权鼎。鼎内有铭文“大禾”二字，说明此鼎与南方稻作民族有关，而蚩尤亦为稻作民族始祖之一。另，大铜铙上的纹饰除个别饰以云纹装饰外，其它都为“饕餮纹”，学界皆认为“饕餮”即蚩尤面具，这更是这些青铜器与蚩尤有关的明证。这就在暗示：黄帝剥掉了蚩尤的皮！

涿鹿民间传说，蚩尤爱吃人。古代典籍没有蚩尤吃人的直接记述，但在有关史料的记述中却间接地说到了这个问题。如《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注：“三代（指夏、商、周）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即：三代彝器上所铸的饕餮纹，是蚩尤之像。《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三朝记》言：“蚩尤，庶人之贪者。”《尚书.吕刑》备言蚩尤之暴虐。《左传.文公十八年》及《史记.五帝本纪》俱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而山海经中的饕餮是贪婪的神秘怪兽，其形状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虽体型不大，但却天生贪婪，喜欢持食，周身万物，无物不食，无物不可食，任何攻击都会被噬，有吞天食地之能，象征着生灵最本能的贪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吃人）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据有关资料记述：在德国，已发现的埃林斯多夫头骨化石，在南斯拉夫发现的克拉皮纳头骨，考古学家们都认为：这是吃人者食用人肉后剩下的骨头；在澳大利亚，有一些部落过去确实存在过杀食敌对部落人的习俗。后来，这被当作一种宗教仪式保留下来；在大洋洲新衣尔兰地亚、新格布里德等岛上的少数部落，一直流行吃人的习俗……

那么，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有吃人的风习。从历史资料的记述和考古发现中，都能够证实。如《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意思是说，这个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就会大加赏赐。

《后汉书.南蛮传》引万震《南州异物志》的记载说，汉代以前，南方有个叫乌浒的部落，“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南史》中提到一个叫做毗骞的小国家，“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北史》中的流求国，也有类似的吃人记载，说“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习俗了。
　　
考古发现证实了吃人风俗，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就是。所谓贝丘，即古代处于以渔猎为生阶段的人们，在食贝类水生动物肉之后，将其贝壳丢弃在一处，由于长期不断的积累而形成的垃圾堆。在此种贝丘堆积中，一般是会混杂有古人食用其他动物后所弃的残骨，以及不再用的生活用具等物的。因广西贝丘遗址中混有人骨，故有些考古工作者误以为是一种墓葬，称其为“贝丘墓葬”。覃彩銮在1984年第11期《考古》杂志上发表的《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剖析》一文中，描写道：“它们（指入骨）均处在很厚的螺蚌壳堆积之中，除少部分发现有浅小的墓坑外，绝大部分未见有明显的墓坑，所见的遗骨排列纵横交错，缺乏一定规律，头向零乱。有的遗骨互相依存，有的骨体残缺不全，还有的身首不相衔接……”覃彩銮依他自己亲自观察和试掘得到的材料说：“诸贝丘堆积中，不仅有大量的水生动物，如螺狮、蚌、鳖及鱼等，而且还有众多的陆生动物骨骸，如象、犀牛、牛、虎、鹿、猪、箭猪、獾、狐、麂等。这些堆积厚约二、三米，面积约三四千平方米，遗址里还出有鱼钩、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覃对于这种散乱，杂错、残缺不全的人骨混在贝丘堆中的现象，以“墓葬”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而感到迷茫。其实，这种混杂在各种兽骨和水生动物贝壳中的人骨，和兽骨、贝壳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吃了肉之后扬弃掉的。否则，人死葬在其中，怎么会出现骨骸纵横交错、残缺不全、身首异处的现象呢？此纯属食人之后，将骨头收罗一起而扬弃所造成的结果。至于附近山上石头，则完全是用以敲骨吸髓、砸颅骨而食人脑用的山石，用毕即随人骨一起倒入垃圾堆中。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断定：蚩尤极有可能吃人。对于蚩尤专吃小孩一说，也是有可能的（也可能是吓唬孩子让他别哭）。因为，按布留尔的“互渗律”推论，蚩尤吃小孩是为了使自己永远年轻、长生不死。这种“互渗律”即使在现代人也有残存。如：1921年英国的戴维日恩地方，一件斗鸡案的被告说：“我总是让它们（公鸡）斗到死为止，斗死的那一只鸡，我拿来吃掉，它的拼命精神就会进入我的身体里来了”；华夏一直存在着“歃血为盟”的习俗：结盟的所有人各刺其臂，将血滴在一碗酒中混合，然后再分喝掉，认为：这样你的身上有了我的血，我的身上有了你的血，就能同心同德地做事……可见，这种食人的习俗，确实在历史中存在过。

比如：殷墟里曾出土过两个装着人头的青铜鼎，鼎内有煮熟的人脑。狗不吃狗肉，羊不吃羊肉，老虎不吃老虎肉，但东方人吃自己的肉，在动物界也就蟑螂、螃蟹这种冷血动物才有，可见东方人有些方面无法和哺乳动物相比还只能和缺脑的冷血动物比较。后赵皇帝石邃，对“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还“赐左右，欲以识其味”(《晋书》)，让属下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将吃人肉的恐怖，演绎成一档品尝美味佳娱乐节目。中医鼓吹吃人肉治病，唐武宗吃人的心肝以求长生不老。辽穆宗（931-969）在位19年，女巫称有长生不老的秘方，但必需用男人的胆做药引子才管用。于是，耶律璟每日要杀一个活人，用“人胆”做药引子，连近侍随从也难免于难，“不数年，杀人甚多”，结果身子越来越坏，觉得女巫在骗他，于是将女巫杀死。《西游记》里用小孩的心做药引，就是暗示明朝的皇帝吃人。文革时期，广西、湖南一带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甚至人脑被生吃。波尔布特学黄俄而吃人脑，所以，许多高棉人被割喉钻脑。这种食物链价值观被老子称为“道法自然”，即弱肉强食乃天经地义也，人不过是“刍狗”或食物而已！鲁迅信奉进化论的超人哲学，主张“痛打落水狗”，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只有拥抱人权博爱的普世价值，彻底抛弃你死我活的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华人人才能得享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