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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别再“国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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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2010 03:42: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2010-12-3 04:17 编辑

别再“国父”了

曹长青
南郭点评:曹长青先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推崇的反共文人,然而对他此篇劣作主旨完全不能苟同,文中诸多论点表明先生行文天马行空,很有信口开河之味。许多史实道听途说,并无任何可信的证据证实,孙中山所犯的是错误,而非罪恶;共产党崇孙中山完全是虚情假意,仅是法统国统之需,并非真正推崇孙中山;孙中山与共和革命密不可分,当今中共最害怕的正是共和民主革命。至于“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之说,史实早已证实是中共在孙中山死后,由鲍罗庭泡制强加给孙中山的。有关暗杀事件,历史真相到底如何,未经史学家的严肃考证,由政敌瞎传的诽谤之言岂能相信。此外,论据应当有具体出处,特别是指控证据。因为论据多如牛毛,有伪证,有孤证,有虚证。论证历史话题不宜用此种记者小道消息式的体裁,特别是涉及历史人物的大是大非问题时更是如此。

2010年12月2日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共两党正紧锣密鼓,准备大型庆祝。据说两党准备在香港合办纪念会,届时胡锦涛和马英九在那里“见面”,谋划两岸统一。

连结国共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孙中山。共产党的官方电视台,现在也称他是“国父”了,统战气氛十足。而国民党的马政府,则要大手笔拍摄歌颂孙中山的大型纪录片。不久前,有人援引列宁的话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国民党文化人、监察委员周阳山则出来捍卫他的“偶像”,由此引发争议。

怎样看待孙中山,不仅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事关国共两党的历史和定性。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实是,即使毛、蒋势不两立的时代,孙中山也被两岸一致赞颂。毛称誉他为“革命先行者”;蒋则对这位前国民党总理推崇到立为国父。

帮共产党坐大的恩人

为什麽国共两党都推崇孙中山?因为这两个列宁式政党,是孙中山“养”出来的双胞胎。在国共历史上,有两个国民党阵营的人,最让共产党感激,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张学良。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得以存在、发展;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使濒临灭亡的红军得以喘息幸存,最後在中国坐大。他们当然是共产党的“恩人”。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在《孙中山传》中说,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因为这等於是联合纵容共产党。

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百合吉尔(M-C Bergere)则在她的《孙传》中指出,“孙中山在四十岁以前根本是个边缘人,毫无重要性可言”,直到共产党诞生那年他跟共产国际搭上关系,把国民党改组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之後。据这位女学者考证,连国民党的党纲,都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按苏共党纲起草的,由廖仲恺译成中文。

毛、蒋、孙都是“边缘人”

所以毛泽东们感激孙中山。在中共纪念建政的“国庆”时,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会竖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跟马、恩、列、斯、毛并列。所以有研究者说,孙中山是“中国赤化的始作甬者”。

蒋介石推崇孙中山,用意更清楚,一是用“孙总理”给自己背书,强调他权力来源的正统性。另外,孙中山确立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更有利於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

毛、蒋、孙,不仅都信奉独裁政治,在人格特点上,也是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说的“边缘人”∶不讲规矩,不按牌理出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台海两岸很多人都知道毛、蒋的“流氓治国”,但其实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就已成帮会式的组织∶孙要求入党者必须按指印、立誓约,服从他。《国民党总章》曾规定,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孙都有权否决,完全是一人独裁。

蒋介石暗杀孙的仇人

当时革命元勋陶成章对这种“一人党”做法非常反感,严词批孙,结果却因此丧命。几年前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证实,是蒋本人亲自去上海医院病房暗杀了陶成章。蒋在日记中坦承此事是他干的,因此获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孙中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还体现在用出让本国领土,换取外国的支持。史料证实,孙竟游说日本,说如获资金等支援,“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甚至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还私下对日方承诺,一旦主政,将给予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条件是日方出钱出力帮他推翻袁世凯。孙中山为了他的革命目的,竟然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
三民主义“无”党所宗

至於被国民党奉为纲领的三民主义,更是左倾的产物。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民权,孙认为建立民国就是实现了民权,所以在袁世凯当选总统时,就宣布三民主义已完成两项(民族、民权),只需抓民生。三民主义的核心,是群体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他在美国根本没有学到任何《独立宣言》所强调的那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精神。这就是为什麽今天国共两党能在孙中山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之上∶那就是国家、民族、群体,高於个人权利。

这样的孙中山,怎麽能是“国父”?对台湾来说,国父一说更是荒唐,因孙直到去世,台湾都还属於日本。孙当时建立的中华民国,下辖三十五省,并不包括台湾。国民党硬在台湾建“孙中山国父纪念馆”,实为政治滑稽剧。而将来中国民主了,认同民主价值的中国人,也不会把这样一个独裁心态的权力者,视为“国父”。马政府今天还在拍片歌颂孙国父,只能说明,今天国民党人的心态,仍停留在党国独裁时代。难怪与共产党一脉相承,再次证明是一对连体婴。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9月5日“星期专论”
 楼主| 发表于 12/3/2010 03:45:12 | 显示全部楼层
                《还原蒋介石》:壮志未酬身先死


       
                                               
南郭点评:孙中山是唯一受到国共两党一致称赞的历史人物。不过,国民党和蒋介石是真心实意赞颂并毫不含糊地实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遗愿和理 想。而中共则仅是为了法统的合法性而口头上虚情假意地赞美孙中山,实际上则随心所意阉割串改甚至公然伪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假新三民主义强栽给孙中山,强暴孙意如斯!19454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响——“
战时期的情绪。他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毛泽东还说: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毛
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页。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毛泽东说过:孙中山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1927年3月,包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中共当局迄今仍公然欺骗国人胡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而大陆体制内研究蒋介石的着名专家杨天石仍公开持此谬论;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生前从未言及任何该三大政策,仅提及“容共”:‘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声明中([1]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99)近年来不少文人墨客,甚至不少民运人士,却也任意对孙中山鞭尸扬灰;有人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说:“我决不研究孙中山,蒋介石,我只研究 华盛顿和林肯”,这着实激发了南郭研究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强烈愿望,我不敢说南郭说的就是绝对真理,此篇日本专家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经典应当是相当客观公允的。以我有限的知识,吾以为孙中山和蒋介石皆堪称吾中华民族一代真正的伟人和英雄。
2010918日第238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广东商会郑连波因港英当局的支持,与孙中山政权作对,连年来广东一直受到广西和云南军阀压榨,郑从香港一家德国公司购进9000枝步枪,装在一挪威船运入广州,孙事先获悉,指令蒋介石缴械。郑即组织罢工抗议。孙认为商会会员仅1000人却购进9000枝步枪,显然旨在推翻政府,后来孙妥协,同意发还凡是会员私人出资购买的枪枝,但郑强行要求全部返还,被孙拒绝;1924年8月9日蒋率军校士官生扣下枪枝,郑于8月14日举行总罢工,广东陷入危机。8月23日郑要求立即返还全部枪枝,否则举行总罢工,英国总领事亦发表一实质形同最后通谍的声明。孙向英国工党首相Ramsay MacDonald及国联投诉,均未获回应。孙中山因志在北伐,与直隶和奉系军阀则系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故尽量避免内乱;10月9日郑号召另一次总罢工,广东再度陷于瘫痪与混乱之中。孙甚至拟放弃广州将革命政府总部移至绍关以作孤注一掷的北伐。蒋介石反对放弃广州,认为必须巩固强化广东和黄浦后方基地,否则北伐无法成功,并愿意为保卫革命基地而奋战。孙为示和解诚意,同意发还5000枝枪给商会;10月10日庆祝双十节游行时,商会武装向游行学生开枪,蒋介石即率士官生反击,缴械商会武装,并大获全胜。郑逃至香港。这是黄浦军校生首次实质军事行动。

当商会危机继续的同时,直系吴佩俘与奉系张作霖军阀第二次战争业已展开。1924年10月23日因冯玉祥部反叛其上司吴佩俘,导致直系被奉系击溃,贿选总统曹琨被废黜。段其瑞成为“临时执政府”的首席执政官。华北的实权则撑握在张作霖和当时亲苏联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手中。此时的段其瑞由于已没有自已的军队,并无实权。国民党在北方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力量,主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段其瑞,张作霖和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召开国会,以便一劳永逸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孙中山违背包罗庭和共产党的意愿,接受了邀请。后者认为国民党的任务是巩固南方广东的地位,而非介入北方事务。北京的变化,仅是军阀派系之间即英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竞争。

但孙中山决意已定。完成国家统一在他心中是头等大事,即使谈判改变成功的机会不是太大,他不想错过任何机会。1924年11月13日孙在黄浦军校登上永丰号战舰,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要员及军校师生为孙送行。孙中山满怀深情彼为伤感地告别说:

我知道赴京是件危险的事,我不能肯定我是否还能够回来,但是我已经59岁了,即便因此而死,我也将死得心安。”蒋介石听到此言感到震惊,孙继续说:“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为所见所闻而感动,军校士官生们表现出的纪律和奉献精神,使我确信你们将执行我的三民主义原则,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要是我在两叁年前死去,那我也就白死了。如今不一样了,现在已有人能够继续完成我未能完成的使命,我可以死而无憾了”[1]孙中山知道自已患肝癌已三年,他是医生出身当然知道自已来日无多,因而说出此番令人伤感的告别辞。

当晚孙中山带着20馀位随行人员(包括汪精卫,邵源中,李烈钧)离广州赴上海,然后转船于11月24日先到日本Kobd停留六天,28日五家日本组织邀请孙到一个女子中学演讲。孙讲述了泛亚主义:“日本和中国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取得了令人妒忌的伟大成就,获得当代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洲文化的基础是王道,西方文化的基础是霸道。我们现在必须在王道文化基础上创设一个新泛亚文化。虽然为了自卫目的,我们也应当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日本对未来世界文化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处于特殊的地位”。[2]孙希望日本不应在亚洲行霸道,而应当用她的影响力使东方的王道发杨光大。这就是孙的泛亚洲主义的含义。在另一次演讲中,孙呼吁日本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Kobe乘船抵天津,因已病重,而北方寒冷的天气加重了孙的病情,在天津调养数周后于12月31日抵北京,在火车站受到万众极热情的欢迎。他已无力演说,而是提出一份国家统一的书面概要,诊断出他患肝癌业已三年。3月12日这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与世长辞。他为中国的国家统一,独立和民主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心血。成为现代中国不屈精神和意志的象征。他与苏俄结盟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仍关心担忧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孙中山病故时第一次东征正在进军当中。3月30日蒋介石在黄浦军校举行的悼念孙中山集会上,率领全体军校师生宣誓:“我们军校全体士官生和国民党员宣誓绝尽全力,实现总理的意愿,并将继续奋斗,以实现总理国民革命的遗愿,直至生命最后一息”[3]

陈炯明趁孙中山远行之机,发起另一波攻击。1925年1月广东政府决定反击,云南,贵州,广东三省军队由广西将军杨西明指挥,军校两个团的学生兵由于云贵军均不要他们,并入广东军,蒋介石兼任广东军参谋长。学生团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他们干劲热情十足,知道为何而战,因而表现英勇顽强,一路捷报频传,连克一连串战略重镇。陈炯明军虽未被彻底击溃,但从此已不再构成对广东政府的威胁。

云、贵军在东征中无所作为,其将官更关注消费广东人民的费用远胜于战斗,事实上,他们与陈炯明秘密联系,当广东军和学生军攻占新宁缴获敌军文件中发现,杨西明与陈炯明私下往来电报。广西将军刘正潢秘访云南军阀唐诗尧密谋联手袭击广东军;还发现杨西明曾秘访香港英国当局,谋求支持他夺取广州控制权,煽动广东商会向北京政府指定他任广东军事总督。

4月28日蒋介石赴汕头会见广东军司令许崇智和党代表廖仲凯,他们决定立即进攻云、贵军阀。5月21日蒋介石令他的军队回师广东,6月第一周,蒋军进逼Sheklung郊区,因廖仲凯发动铁路工人拆除铁轨,云、贵军被困,数日内2万馀名云、贵军将士丧失斗志,纷纷缴械投降溃败,杨西明和刘正潢逃至英国驻汕尾领事馆避难。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定组建国民政府取代军政府,因云、贵雇佣军尚在广东,及陈炯明入侵而推迟。孙中山死后,广东政府废除了元帅职,以防野心勃勃的军头独裁。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东正式宣誓就职,汪精卫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许崇智任战争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凯任财政部长。两天后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任军委主席,蒋介石是8名军委成员之一。先前的各军事单位全部废除,统一组成国民革命军。汪精卫此时身兼国民政府,军委和国民党三重首脑。他的后面却是包罗庭,他实际撑控着广东政权的政治。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遇刺身亡,包罗庭指定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负责调查破案。胡汉民及其兄胡义生被疑为幕后指使人。包罗庭相信胡汉民本人涉嫌,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包敦促按党纪处置胡汉民,胡被逼迫离广州赴莫斯科“考察”。事实上因胡汉民公开反共,以致无法被一个受共产党撑控的政权容忍。
8月26日广东各军重组成五个军团:第一军团(黄浦或党军)蒋介石司令;第二军团(湖南军)谭元凯司令;第三军团(云南军)朱培德司令;第四军(广东军)李济深司令;第五军(广东军)李福林司令。

重组军队后,广东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以清除陈炯明残部。9月28日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司令。蒋指挥第一、四军团,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团第一师党代表。蒋于10月13日正式发起猛攻,一路势如破竹,势不可挡,一个月后,彻底击溃陈炯明军。蒋在巩固后方基地后,即开即计划统一中国的下一步进军。


[1] Keiji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51

[2] Keiji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51

[3] Keiji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52


 楼主| 发表于 12/3/2010 03:47: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2010-12-3 02:47 编辑

                《还原蒋介石》:孙中山的“联俄容共”


        
                                                
南郭点评:共产党除了依赖暴力以外,最重要的手段乃是欺诈,我曾在《论中共的骗子本能》充分论证了中共极权暴政是个典型的骗子匪帮政权。共产党的欺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世界上没有不诈骗的共产党,一旦共产党不再欺骗,它连一天也无法生存。因此,正如蒋介石早在1923年11月考察苏联归国后所下的结论那样,“共产党不可信,对苏共所说的话,最多只能信30%”!共产党以欺诈始,必以欺骗终。中共公然伪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是中共流氓公然欺骗的又一经典例证。

2010年10月3日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十二、孙中山“联俄容共”

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者是共产国际的马林于1921年12月赴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的,当时中共所有的党员一共只有423人。[1]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最初提出此建议者是共产国际的荷兰人亨得里卡(Hendricus Sneevliet)。

1921年底,经陈独秀介绍,马林到桂林找到正在忙于准备北伐的孙中山,此前马林已会见陈炯明,但两人话不投机;在张太雷陪同下,马林于12月23日抵桂林(孙中山的北伐总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了两次长谈,在场的有胡汉民,许崇智和其他国民党要员。马林建议:①重组国民党,以便向全社会扩大其影响力;②建立军校,以便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的基础;③国民党应与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马林确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于是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未作肯定答复,仅是表示同情苏联革命,但怀疑适宜苏联者未必适于中国。马林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答:“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马林再问:“为何你毕生致力于革命?”孙答“因为我爱人类”。马林对此答复感到迷惑不解,事后他对张琦说:“以人类的名义进行革命只能失败,成功的革命必须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2]

1922年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会议,列宁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涛讨论了国共合作事。中共在苏联的强压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不接受。孙认为自已和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他并不想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座,由于孙不接受共产党以平等地位组成联合,马林被迫同意共产党人不以共产党的身份,而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当孙中山被陈炯明于1922年8月赶出广东转到上海后,马林赴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并促使他用军事手段,取代以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广东的任何企图。孙中山因对西方列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寻求苏联的帮助。马林同年9月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新进展,基于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决定放弃扶持北方军阀吴佩孚的努力,转而扶持孙中山。马林在苏共党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点,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新起点。[3]随后苏联政府委派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孙中山保证:实现中国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以依赖俄国的援助[4]

1922年8月越飞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见孙中山,告知苏联拟帮助他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孙此时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急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以实现其毕生奋斗的目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绝对独立的力量,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故命令中共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必须保持其绝对政治和组织独立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民党的合作者。”于是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其决议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应居于领导地位”。[5]

苏联驻北京外交代表越飞因争取北京政府承认失败后,1923年1月7日抵沪与孙中山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于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孙博士认为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②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6] 双方同意:“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即‘联俄’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此即‘容共’的条件)。④苏联承诺向孙中山提供200万金卢布和武器援助。

该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而非与共产党员名义加入国民党,更非国共两党之间的平等合作。据说当年的蒋介石相当激进,他于1924年说:“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7]。但此说吾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因为蒋从莫斯科考察归国后,对苏联政治体制有明确清晰的否定性结论。

尽管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他的顾问却明智地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8]。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三叉”政策:①派共产国际代理人进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②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权从中国取得的特权,并派外交代表到北京;③派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代表说服和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联援助。[9]鲍罗庭评价孙中山:“非常迟钝,他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力非常差。他经常用一种大街上行人的简单方法理性。他自认为是英雄,其他人则是暴徒,他仅是一个乐观的小暴君。”孙中山称国民党有3万党员,但仅5-10%积极参与者。然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唯一核心,拥有独特的能提供合法性而军阀们所不具备的民族主义观念。”英国驻华总领事基勒斯(BertramGiles)认为孙中山“有朝一日,如果他活着的话,他将统治全中国,他是狂热,执着,不可预测的;依我看他是一个麻烦人物,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伟大的种子。”[10]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此时陈炯明已被赶到广东东部。孙中山自已没有军队,依靠广西雇佣军,每月支付他们35000元,但雇佣军仍然偷商店,设赌局,开妓院,贩毒品。一个对中国人素有好感的美国旅游者哈里(Harry Francke)说:“中国没有任何一省比孙中山和他的军队控制下的人民过的生活更悲惨,它或许是中国管理最差的城市。当局强制富人借款,对一切东西均加附加税,全市有800家鸦片烟馆”。

苏联政府派鲍罗庭(Micheal Borodin)于1923年10月6日抵达广州,他并非国民党邀请,而是苏联政府主动委派,给孙中山的介绍信称:“我党最老的一名党员,有多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苏联永久和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情进展将极大加速。[11] 鲍以罗斯塔通讯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达广东,他是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的确切任务未定义,主要是重组国民党并向国民党注入生机;随即成为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庭一开始便相处甚欢合作良好。鲍说服孙,国民党应改造成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并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在后面支撑。孙接受了鲍推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党纪,重组国民党成金字塔结构,中央执委会在最高层,同时坚持他的‘三民主义’。[12]鲍罗庭基于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国民党新计划,并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结果,国民党被改造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粗糙的复制品。引进了布党的煽动宣传术,创建了一支有国民党观念的军队。1924年5月由苏联出资金和军事顾问,创建了黄浦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凯任党代表(廖于1925年8月被暗杀,由邓演达继任军校党代表;据称胡汉民和许仲青(Hsu Chung Chin)涉嫌,鲍罗庭令两人出国),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苏制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广东。鲍罗庭非常器重蒋介石,鲍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均必须服从蒋介石将军”。[13]蒋介石常在军校大会上说“孙中山指示我,鲍罗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有关政治问题,他的意见应当接受。”“苏联同志对我党是真心实意的,你怎么能说鲍罗庭是一人专制呢?[14]


[1] Dick Wilson, China'sRevolutionary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1991)p.6

[2]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1981)p.132.

[3] 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 KommunistischeSept 13,1922.

[4]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540.

[5]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1.

[6]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7] Allen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55)p.25.

[8]李劼在“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中称:“孙中山翻来复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南郭点评:李文很有瞎编乱造的味道,诸与史实严重不符。是苏联主动多次找孙中山,列宁仅是建议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而非建党;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何来赞不绝口?孙中山从未改变三民主义的内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完全是包罗庭和中共于1927年4月以后伪造强暴孙中山意志的欺骗谎言。

[9]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22.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Penguin Books, 1969,1980).p.185.

[10]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2004) P.64.

[11]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p.243-244.

[12]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York, Day,1934) pp.270-272.

[13] Tang Leang-Li, Inner History, p.234.

[14] 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766.


        
发表于 12/3/2010 03:48:29 | 显示全部楼层
先SF,再细读,品味!
 楼主| 发表于 12/3/2010 03:49: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2010-12-3 02:50 编辑

                《还原蒋介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骗局


        
                                                南郭点评:最近馀杰写道:“孙中山…由于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默许“非宗教同盟”[1]李劼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2]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杨天石教授迄今持此谬论。虽然这些人并非造假的始作俑者,最早是1925年12月孙中山死后中共造假;首次公开欺诈是鲍罗庭(1927年3月);而大张旗鼓公然欺骗者则是毛泽东(1937年9月)。


2010年10月3日第240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十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骗局
毛泽东在1939年即公然欺诈“中囯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3] 1937年10月25日,毛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含糊地道:“…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4]1937年5月3日,毛在“中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文中誓:“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5]

1981年,日本中日关系研究专家Keiji Furaya 在《蒋介石传》中便明确指出:“1927年3月18日,吴玉章在武昌主持一个反蒋群众大会,邓演达和郭沫诺的反蒋文章登载在武汉报纸上。此时鲍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6] 1927年春,鲍罗廷在武汉中共机关报“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宣称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着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在1991年也已指出该所谓新三民主义纯属中共欺诈的产物。辛灏年先生在《孙中山与共产党》中论述道:

台湾着名现代史学家李云汉教授指出:“孙先生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一词,孙在世时,共党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25年12月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承认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 大陆陈锡其教授在《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日后总结的提法。”黄彦教授认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906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介绍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开始简称“三民主义”。孙中山一生演讲论着三民主义数十上百次,从来仅谈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1924 年春,在“联俄容共”后,孙在广州作《三民主义讲演录》,仍是“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上海联合声明中。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真实意图表述得清楚明白: “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孙说:“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7]1923年11月孙中山强调:“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党,他将被开除”。[8]

苏联方面同样十分清楚联俄的含义与底线:鲍罗庭说“中国远未准备好共产主义,从摩天大厦到人力黄包车的比较,中国至少落后时代100年”越飞说:“苏联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唯一目的是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他解释说“唯有孙中山的三民民主义可在中国适用,共产主义决不适于中国。”

孙中山因急需要苏联的财金和军事援助而联俄容共,孙中山自信有能力控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部分是基于他对苏联意图的理解,部分是因为他对中共瞧不上眼。他认为俄国之所以欲与国民党合作是因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能够实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孙中山富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当然深知国共合作仅是权宜之计,日后,俄国会支持共产党,以实现革命的高级阶段。但共产党还很弱小,人数力量微不足道,充其量仅是一种潜在威胁而非现实危险。而孙中山太需要俄国的军事和武器装备援助了。孙中山不能让将来可能的威胁,干扰其现实的目标,而若国民革命成功,国民党的声望也足以对抗共产党,因此不必害怕共产党。

因此,所谓孙中山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改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之说,纯属在孙中山死后,中共和鲍罗庭及毛泽东强暴孙中山精神意志的政治阴谋。毛泽东直到1937年5月间仍不敢公然欺骗,但四个月后即开始公然欺诈,中共的欺骗一以贯之,以致直至今天仍有馀杰,曹长青,李劼,杨天石等文人仍上当受骗而不自知


[1]馀杰我们从哪里步入了通往奴役之路?

[2]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

[3]有关毛泽东的公然欺骗,辛灏年先生在《孙中山与共产党》的演讲中作了细致的论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8年,第611页。1937929日,毛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文中,再次宣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338页;19401月,毛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661页;为了将鲍罗廷伪造的新三民主义合法化,毛开始攻击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伪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此前,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650页;毛还胡编:“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654页;毛泽东的谎越撒越离谱,干脆悍然弄假成真去真存假“…这种新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假三民主义。650页。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8年,第348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8年,第 239

[6]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99

[7]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1934) pp.267-268.

[8]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37.


        
 楼主| 发表于 12/3/2010 05: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国汀 发表于 2010-12-3 02:42
别再“国父”了

曹长青

孙,蒋,毛岂能相提并论,前两者皆国学功底深厚,同时皆是基督信徒,老毛虽然国文尚可,是个宗教信仰盲的唯物无神论者。孙蒋皆有某些错误,包括用人不当,识人不准,偶尔甚至犯大错,但他们皆极少或没有犯罪;毛泽东则经常犯大罪,而且是滔天大罪,因此,将孙蒋与毛相提并论,严重混淆了是非。
发表于 12/3/2010 17:00:24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12/3/2010 21:29:47 | 显示全部楼层
曹此人海外之政治表现,令某及一大批同观點之知識分子极度失望,文章望风隨义,不学无术,水平甚低,不足为訓。
尤其此人鼓吹台独,隨陳水扁分赃,更令人不耻,他的盈利拙文,已无影响力了
 楼主| 发表于 12/18/2010 04:07:03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郭点评:李大立先生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比较客观公正,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注重细节诸如时间地点人物等考证,重证据和逻辑分析,而非主观意断任意随心所欲推测。孙中山确实也存在好些毛病,但其目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设计的政治纲领。而且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宪政明确规定了期限,表明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中共一党极权专制暴政条件下,绝对没有任何实质性政治改良的任何可能,中国的前途唯有革命,因为极权流氓暴政的本质,决定了中共政权决不可能改良,只不过是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之别。中国民主运动应当力争的是前者,但决不能主动放弃正当防卫及推翻暴政的天赋权力。当下一批党用文人密切配合中共暴政大唱改良高调,实质上仅是误导公众,以便为中共暴政继续苟延残喘提供所谓理论依据,同时麻醉国人的反抗暴政争民权的抗暴精神。
               
李大立:孙中山上断皇权下启共和
(首发稿)
文章摘要: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证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
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作者 : 李大立,
发表时间:9/18/2009
正当中共大张旗鼓准备欢庆「建国六十周年」,而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却在反思晚清复亡之际,却看到有人歪曲历史,反说「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否则,中国百年史就会改写,早已是现代化民主国家了。如李劼先生《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以下简称劼文,2004年笔者「毛泽东难望孙中山项背」曾质疑过此人对「孙文」的不实之词)
不知诸位读者阅后有何感觉?笔者只惊叹中共狼奶毒害之深!读大陆背景作者所写的史论,总让人感到其喜标新立异,却荒诞不经;大气磅礡,却空有其表;大扣帽子,却无内容;轻率结论,却不经推敲。对比一下海外背景学者所写,差距立见。笔者猜想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颠复历史
「挖掘真相」的英雄,反对共产专制的急先锋,殊不知正中了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简单化机械化思维的遗毒;同时也继承了毛泽东那种「众
人皆醉我独醒」、「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派头」,不信请看劼文片断:「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袁世凯看不懂……、孙中山更加看不懂……、孙文既看不懂……也不明白……、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事实正相反,梁启超反对袁称帝——笔者注),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言下之意,是否无论过去的政治人物还是今天的黎民百姓统统都是笨蛋,只有你一个人聪明?
事实却是,尽管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有很多改变,官方的史观有所不同,但民间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诸如忠诚、正直、为民、无私等,自古以来不乏董狐之笔。唯到了共产社会,一切政治挂帅,才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窜改历史的丑剧闹剧,毛泽东带头为曹操、秦始皇等翻案,江胡为曾国藩、李鸿章等翻案,其中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始作俑者及跟风者也不动脑筋想一想,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他的原因,长期形成的历史人物公论总有他的依据,你想要轻易推翻,就必须拿出双倍的史德史识史材,才能服人,否则只有自暴其短,甚至自取其辱。

李劼先生为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封他们为「大改革家」,说「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
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谬论!大量史实证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满清专制王朝,就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根本谈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实为康有为、梁启超。像这样轻易推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早有公论,却拿不出什么实质依据,在洋洋万言的劼文中比比皆是,驳不胜驳。为免篇幅太长,唯择其对孙中山袁世凯评价一二异议一番,请教李劼先生和广大读者。有关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笔者向读者推荐曾节明先生《曾国藩的真面目——兼论中共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惊人的相似——从央视为李鸿章「平反」说起》、蒋悦先生《平反李鸿章引起的「卖国贼」争议》……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証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此试举数例,比如李劼先生指责孙中山先生说,「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
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其实只要稍为动下脑筋,就不会说出如此肤浅无知的话来。照你所说,各省民意代表齐集南京,公推一个与辛亥革命「毫不相干」的「打杂工」出来当堂堂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岂不是都是疯子?岂非成了国际大笑话?若没有孙先生长期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屡败屡试武装起义做基础,辛亥革命会无缘无故地偶然发生吗?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冲击、给清廷造成四面楚歌的压力,清廷会甘愿逊位吗?袁世凯若真那么把炮,十几年前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密会他,请他解救光绪,迫慈禧「逊位」,怎么不见他的「杰作」?反见他吓得两腿发软,做了可耻的告密者?
事实却是19121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身在北京拥重兵的袁世凯对此很不服气,一面挟天子令诸侯,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视眈眈。为国家民族而非个人权位,孙中山承诺袁世凯:只要能说服清帝退位,并来南京就任,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他。212日,清末帝宣统退位,孙中山第二天即向国会递交了辞呈,14日正式辞职。紧接着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但坚持袁到南京就职。还派出专使团北上迎袁来宁。北京忽来「兵变」,袁借口维持秩序,拒绝南下。再者,孙中山在让位袁世凯之前,就力图以实行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限制袁世凯独揽大权,实现其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兴致勃勃准备组阁,可是,袁世凯将宋教仁暗杀了1914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不但取缔国民党,连保皇党梁启超与国民党激进派章太炎合组的进步党也被取缔,禁止政党活动,各党领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说——笔者注)废止「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要求孙中山黄兴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
以上历史事实及后来发生的袁称帝已经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议会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将中国社会拉向后退
史载「宋教仁案发生后,舆论哗然,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在议会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况下,请问,如果中国人不想走回头路,有何选择?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
革命」无可厚非,各省纷纷起兵护国讨袁,代表了当时的民意,劼文对此的指摘毫无道理。正如今天,中共多次明确宣布「绝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
绝不搞三权分立……」,连组织政党都不容许,谈何议会道路?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会政治改革,放弃权力,还政于民,未免太天真了!
又举一例,劼文说:「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原文如此——笔者注),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一个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2004年笔者在「毛泽东难望孙中山项背」一文中比较过孙毛两人的学历:孙13-17岁上美国檀香山英美教会意奥兰尼学校和阿厚书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当于高小和初中)17-20岁上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Centralcollege相当于高中毕业)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 (相当于大学毕业)26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The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上见叶彦帮「孙逸仙博士一词引发的联想」2005-11-25)毕业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院(Canton Hospital )实习,然后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行医,(在香港和澳门,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不可能成为执业医生),从他连续的学历和他就读的学校在当地的地位看,孙中山先生大学本科毕业程度无可争议,
怎么成了「夏威夷
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和「江湖行医」?
众所公认,香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于说孙中山博士名衔,英语中医生和博士都是同一个词「Doctor」,所以西方人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李劼先生说:「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笔者看李先生要么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学校学制,要么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习惯。如果李劼先生等见识过孙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书信,就不会说出如此不敬的话来了。
由此引出的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功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就远不是学历高低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学历的不同、家庭环境影响的不同、接触社会层面的不同、对外部世界认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标不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已经被实践检验过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才刚刚在台湾开始接受实践的检验,哪一种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国人民普遍的愿望和中国社会的实际,不需笔者赘言,读者自有分晓。
再举一例,劼文大书「宋教仁被刺案」,既然说「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証。」你现在又说「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请问又有何証据?你说「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
议会政治。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这祇是李劼先生个人的推断,用这样空洞的语言可以完全排除袁刺宋嫌疑,而将孙视作杀人凶手吗?相反,「宋教仁之死」一书评论说:「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比孙中山、黄兴还可怕,后两者在袁世凯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这个宋教仁欲作宪政民主的斗士,宋不达到内阁制共和政府毫不罢休。在《临时约法》下进行的民国首次大选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竟轻松胜出,这令袁世凯大光其火。」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124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下令解散国会,内阁总理唐绍仪被迫辞职,时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同时下岗。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氏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2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组成混合内阁(不分党派),但宋教仁一贯主张组建一党内阁,这样会对袁不利。所以袁世凯提拔前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因宋教仁组阁的决心和实力,赵秉钧视宋为政敌,欲除之而后快。
当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准备着。南北小党共数百家之多,这些小党若想当选议员,并非易事,所以他们需向大党靠拢。
1912825日,
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的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此时,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于前一日抵京,当天也出席了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1130票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宋教仁代理。(一说孙中山对国民党一盘散沙失去信心,将党务交给宋教仁,自己到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去了。另说孙中山热心筑铁路,黄兴淡出军界,宋热衷党务,遂被推举为国民党执行理事长。非如劼文所说「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党领袖由选举产生,非由自封——笔者注)
1912年秋冬,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根据宪法,国民党即将组建责任内阁。国民党选战初胜,多数党员难免骄纵,有人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袁世凯闻讯色变。为了安抚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袁世凯对宋教仁采取了传统的收买手段加以笼络。袁声称让宋出任国务总理,并派人给宋教仁送去50万元的银行支票。宋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长江流域各省演说,阐述政见,声称要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并痛陈袁氏政府的腐败。袁世凯见宋教仁顽固,一计不成,再想它辄。在听说了宋教仁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后,袁世凯气得咬牙切齿,连电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国事。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宋教仁奉袁的电召于1913320日晚乘夜车去北京,在上海北站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地顺利。  323日,古董字划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划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应家搜查。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来往电文见「宋教仁之死」一书,此处不赘——笔者注),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
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赵秉钧直接指挥。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

当宋教仁抨击袁士凯政府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知情?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
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閒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相对客观的估计是:袁世凯或许没有立刻杀宋之心,然赵秉钧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凯不曾明示过要杀宋教仁,但手下人为邀功,自作主张,暗地收买刺客,对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湾江南案)

问题是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跷。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开庭审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买凶者应桂馨于二次革命期间,趁各方看押不紧,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狱,逃至青岛。孙、黄讨袁失败后,应公然回到北京,并传话给老袁要50万元现金的封口费,于次年1 月间由两名干探在火车将其秘密处死北京方面直接联络人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直到民国 6年,连袁世凯都一命归西了,他才敢出来活动。结果在上海惹上诉讼官司,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时年15岁)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罪判处死刑赵秉钧请辞总理后被调去当直隶总督,应桂馨死时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电话给老袁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深感厌憎,一个月后,这位老袁身边第一号亲信就在家中离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无银地辩白,民国3 6月,老袁以他贪污区区 500元之罪将其处死(见《北洋军阀史话》)这一连串事件,难道只是偶然的吗?若非偶然,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做下这一连串的杀人灭口案?

歴史资料往往有正反两面不同的说法,这就需要我们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了?比如:
一,宋教仁与黄兴同乡且是共组「华兴会」的老同志(宋任副会长),互相应十分了解;黄兴「华兴会」与孙中山「兴中会」合组同盟会,一同发起十次起义,长期共事,互相了解不可谓不深。如果确如李劼先生所指孙乃杀宋幕后凶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不可能毫不觉察,为何黄从不指孙乃真凶?李劼先生说「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为何黄兴反指袁乃真凶并撰对联曰: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案发生后,袁派工商总长、国民党人刘揆一南下去疏通黄兴,为宋案作说客,受到黄兴的严辞拒绝)
二,即使如李劼先生所设想,如果孙中山才是宋案元凶,为何租界巡捕房会抓获凶手武士英、雇凶者应桂馨、并在其住处搜出証物,包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多封来往密电,所述内容均与宋案发生时间地点吻合,而这些人物都可追溯至赵秉钧、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三,即使孙中山有能力派人在黄兴、廖仲恺等人面前枪杀宋教仁,但孙有能力在当时非其控制下的上海、青岛乃至北京逐一杀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灭口?而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不认孙为凶手,却在上海扭住洪述祖,
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罪判处死刑?
只需这样一想,反问一下便不难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而不会像李劼先生那样信口开河。笔者在拙文「孙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之父」中说过:「笔者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人包括领袖人物都应该受到人民大众的监督批评,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批评应该尊重历史,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客观给予评价。」在「革命不是革人命」中说过:「……总是以孙中山先生革命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论说事,笔者认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时宜,不值一驳。大众公认,看事阅人都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应该纠缠小事不放。无论如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政治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今天的台湾已开始实现,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后人景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局外人不应该轻易下结论。况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观环境,很多不是今天我们所能体察和理解,以此苛责孙先生反显无知(包括袁伟时教授批判孙文的万言长文,并无什么实质内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损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再次面
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理智地现实地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孙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纸堆里找孙先生的失误瑕疵。若面对中共顽固拒绝民主改革的强硬立场,还以批判孙中山先生为名,行反对革命之实,就更不应该,客观上成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凶。这样做何以对得起被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整死的数千万同胞?何以对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权贵特权阶层欺压和盘剥下劳苦大众?请诸君三思。」
最后,请允许笔者引用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眼下,在中国御用知识界,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孙中山闹革命,满清通过洋务运动,将缓慢走向君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不流血的变革,早已迎来共和与民主。此论意在责备孙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乱了中国。同时暗示,任由共产党统治下去,只要经济发达了,民主自然而来。此论不管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一厢情愿,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产生,每每源于旧势力的顽固。当权者如果不主动加快变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旧势力的复亡,也将是整个社会裂变动荡的成本。」
(写于912-916日,香港)

       
 楼主| 发表于 12/18/2010 04: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孙文写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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