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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士] 魏汝久:从郭国汀到杨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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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18/2010 15:25: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5年初,郭国汀被上海市司法局吊销律师执照,听证会是我去代理的。上海市司法局先是公告听证会将在市司法局会议室举行,但在听证会举行前的最后时刻,突然将地点改为浦东新区司法局的一个小小的会议室。要想进到这个小会议室是何其难也!可怜的是许多关注此案的朋友,当天一大早都跑到浦西区的市司法局去申请旁听去了,结果只能扑空且无时间再赶往浦东新区。更有巡捕房的人在那儿守株待兔,将兔子抓往笼子里问话去。我早就知道上海人聪明的很,至少比我们山东人聪明,这下终于看到了。
   听证会上,上海市司法局有一项指控是说郭国汀律师在江苏高院参加庭审时,“公然声称”我裆应向蒋经国先生学习,应早日结束“档禁和报禁”。我则指出,该案为“不公开”开庭审理,怎能说是“公然”呢?特别是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享有豁免权,这是世界司法制度的通例。
   导致郭国汀受罚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郭国汀律师参与的一次联合签名活动。该联名信呼吁皇上不要兼任另外一个虚的国家公职。但司法局的这一指控此前并未向我们提起,显然是在搞突然袭击。我当即提出程序不当的法律问题,被巧言驳回。我今天仍在担心,在明天下午杨金柱的听证会上,湖南律协会突然提出新的指控,打怪侠一个措手不及。杨金柱啊!江湖凶险啊!
   冰冻三尺,非重庆打黑速度所能致。郭国汀在网络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点评法例,评论时政,指点江山。司法局早就看不下去了:都学习“猪仔律协”那些大佬们,只管闷声发大财就行了,既讲政治又不折腾,你们这些怪侠给我们司法局领导惹麻烦干什么?!于是祭起杀威棒,杀猴给鸡看,拿郭国汀律师开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湖南怪侠也是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当今国运,和谐盛世,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你杨金柱竟然如此不识好歹,企图剥掉皇帝身上的裤衩,“是可忍?孰不可忍?!”(文革时小将们常用此语)湖南律协,将其拿下!
   郭国汀案上午听证,当天下午就做出处罚决定了。或者说,提前几天早就打印好了。当天晚上,我约见上海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和法制科的两位科长,我到现在也很感激,他们能在周末的晚上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去听我这样一位普通律师的请求。当时我说,今天上海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在中国最开放的地方,律师因言获罪。以后其他地方也这样学怎麽办?这将是对律师行业的打击啊!
   5年后,2010年,湖南律协又要对杨金柱下手了。
   我们当看客吗?漠然视之?美国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一段德国新教神父马丁的文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再这样下去,行吗?我们都稳做了奴隶,都在苟且地偷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律师!让我们声援杨金柱!
                                                   201011 12凌晨
 楼主| 发表于 12/18/2010 16:3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国汀因言论“违宪”行政处罚听证案代理词
   尊敬的主持人先生:
   作为代理人,我认为上海市司法局拟对郭国汀律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既不合法更不合理,且有明显构陷打击报复之嫌。
   伏尔泰曾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表达意见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世界各国宪法明定的原则,也是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
   上海市司法局因为郭国汀律师行使《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公开发表若干评论,拟对他作出行政处罚。其适用法律为宪法序言,和《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本案实质是追究律师言论责任,是对公民言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案件。
   一、上海市司法局认定郭国汀律师的言论违反了宪法序言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规定。
   (一)《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据此,律师有三种法律义务:A遵守宪法;B遵守法律;C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立法机关明确把遵守宪法和遵守法律并列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义务。也即,立法机关把宪法概念和法律概念做了明确区分。
   (二)郭国汀律师不存在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事实
   上海市司法局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事实部分中未列举任何事实,也未列出任何证据,在理由部分也没有援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任何条文,来说明郭国汀律师的言论到底违反了哪些“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法律义务。质言之,上海市司法局没有认定郭国汀律师存在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
   (三)郭国汀律师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言论
   上海市司法局同样未列举郭国汀律师的言论违反了哪条法律规定,也未列出任何证据或援引任何法律条文,来认定郭国汀律师违反了哪项“法律”规定。
   (四)上海市司法局认定郭国汀律师的言论违反了“遵守宪法”的义务
   上海市司法局引用《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认为郭国汀律师的言论违反了“遵守宪法”的义务,即违反了《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言之即违反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代理人认为批评一党专政,嘲讽四项基本原则,调侃党的领导是否违宪言论,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纯属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范畴之事,与违宪毫不相干。况且违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而非公民个人。
   二、郭国汀律师的言论完全符合宪法规定
   (一)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公开或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此种自由除非法律有明确强制性禁止性规范,当然包括说错误言论,违反主流言论或与宪法与法律不一致的言论的自由。这是法律常识也是我国宪法学界的共识。公民秉承心中的道德正义感诉说自己的心声不能没有言论自由。也只有当政治上的争论是自由放纵而无限制时,政治权力的运作才更可能发现真理并排除谬误,产生正确或英明的决策。
   指控郭国汀律师违反宪法的证据,仅仅是他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接受记者采访的言论、及他在法庭上的辩论发言。郭国汀律师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出于忧国忧民的情怀,凭着道德良知勇气,以真名实性公开发表众多评论文章;对社会阴暗面有所批评,对执政党的某些政策(诸如64,法轮功)持反对意见,对司法不公的现状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大胆抨击,这正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公民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政治现实,热爱国家人民的表现,应当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而非打压;况且纯属依法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无可非议。郭国汀律师不同意中共领导一切,要求由非中共党员审理政治组党案,呼吁结束一党极权专政,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均不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范,也完全符合受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原则,何违宪之有?!
   (二)郭国汀律师的言论不存在污蔑中国共产党,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上海市司法局指控郭国汀律师的言论“污蔑中国共产党,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所谓污蔑,是指捏造事实败坏别人的名誉;而“诋毁”与“污蔑”在汉语中是同义词。上海市司法局既未指证郭律师在哪些问题上污蔑或诋毁了共产党或社会主义,也未具体指明到底哪些具体言论有所谓污蔑或诋毁之嫌。郭国汀律师的评论文章根本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实”之情事,也未败坏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的名誉,何来污蔑诋毁之说?!
   何谓“社会主义制度”是个概念混乱模糊几乎无人知晓其为何物的怪物!社会主义大体上有经济,法律,政治三方面含义。
   就经济制度而言,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到“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再到改革开放中的抛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和“国退民进”,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然而都叫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郭国汀律师的言论到底诋毁了哪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就法律制度而论,从1957年的取消律师制度,到1966年的“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再到依法治国,都称做“社会主义法制”。郭国汀律师的言论又诋毁了哪种社会主义法制?!
   就政治制度以观,“反右”,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天安门事件”,再到后来的平反冤假错案,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郭国汀律师的言论诋毁了哪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无论在经济制度方面,还是在法律制度层面,或是政治制度领域,什么是“社会主义”,是连中共权威的理论家们都不明白变化无常的东西。上海司法局据然以抽象指控郭国汀律师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却无法具体指出到底诋毁了什么样社会主义制度。岂不荒唐!
   (三)至于郭国汀律师参与网上签名,反对胡锦涛先生大权独揽任国家军委主席,当然不违反宪法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郭国汀律师公开反对胡先生大权独揽,是郭律师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乃现代政治自由民主化应有之义,以免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独裁暴君,培养国人奴性何罪之有?!
   (四)郭国汀律师在江苏省高级法院庭审中的发言,系依法行使辩护权完全合法
   在黄金秋(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的庭审中,郭律师当庭发表辩护演说,纯属行使辩护律师的法定辩护权。法庭理当认真听取并采纳有理有据合法合理合情雄辩的辩护意见,即便不予采纳,司法局岂能以辩护律师的辩护演说追究其责任。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均明确赋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豁免权。上海市司法局却堂而皇之地以郭律师的法庭辩护意见为依据课加行政处罚!未免贻笑大方,岂非咄咄怪事?!
   上海市司法局荒唐地指责郭律师公开宣称早日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并以此为由施以行政处罚。代理人认为这纯属郭国汀律师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对是错大可公开辩论,批评或论战。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是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司法局不同意郭国汀律师的政治观点并不能赋予其任意处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正当权力。
   三、上海市司法局引用《宪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对郭国汀律师所谓“违反宪法”的言论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至为明显
   前已论及,郭国汀律师根本不存在所谓违反宪法义务之情事;即便退一百万步言,假设郭国汀律师的言论确实有违宪之嫌,上海市司法局引用宪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仍然毫无根据,错误至为明显。
   (一)宪法和相关宪法性法律均未规定公民违反宪法应承担何种责任。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迄今尚未建立;
   (二)《律师法》及其相关规章,对律师违反宪法的言论如何处罚同样没有任何规定;
   (三)司法行政机关无权引用宪法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同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据此,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必须存在“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且只能依据“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根本没有《宪法》适用之余地;而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处罚无效!郭国汀律师一没有任何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规定的任何行为;三无任何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作何行为;四不存在应当处罚的法定依据;因此上海市司法局拟对郭国汀律师作出行政处罚毫无根据,肯定非法。
   (四)依我国法律实践,宪法不能在具体的个案中被引用为案件处理的依据;
   1955年0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规定,不能在个案中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上海市司法局居然引用《宪法》序言《律师法》及《律师法》两个“及其他情况”模糊的“口袋条款”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足以证明处罚毫无根据,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至为明显。
   四、上海市司法局无权解释宪法;更无权依据宪法对公民的言论进行行政处罚。
   宪法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海市司法局无权解释宪法,当然也没有任何权力认定公民的言论是否违宪,更不用说依宪法对公民施加行政处罚。即便郭国汀律师的言论真的违宪,也应由宪法法院依据宪法判断评价其言论是否违宪及是否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及应负何种违宪后果。以公民的言论违宪为由却进行行政处罚岂非张冠李戴?
   五、如果放任该明显非法的处罚成立,对中国律师业将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若该项显然毫无依据的行政处罚成立,中国律师业将面临毁灭性的严重后果,意味着可以引用这种模糊不清的条款随心所欲地指控律师“违宪”,意味着可以任意剥夺律师执业权,意味着律师的言论自由权连普通公民都不如。在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为了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律师业的发展负责,代理人认为,上海市司法局应当立即停止该不合法缺乏法律依据带有明显打击报复性质的所谓行政处罚,以免贻害无穷。
                                     代理人:魏汝久律师
   2005年03月04日
 楼主| 发表于 12/18/2010 16:36:3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认识的浦志强大律师/郭国汀
   本律师于2003年2月23日被上海当局采取流氓手段非法停业后,当即拟请某大律师作为我的代理人申辩,但他却以要保存力量为由婉拒了我的要求,令我深感失望,同时也放弃了在国内继续抗争的决定。不久,浦志强律师主动电话对我说:“郑恩宠律师有你,你就有我们!”张思之大律师也捎话“国汀,放心还有我们呢!”两位大律师的一句话,令我泪水夺框而出。因浦志强马上要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进修学习,为不影响他的行程,我让他放心出国。待复议起诉时再请他出山。他在美国学习时,经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写出了下述堪称法律文书经典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在2003年6月6日至10月28日郑恩宠所谓“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案两审过程中,作为郑恩宠的辩护律师,我曾先后直接向上海市律师协会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管律师维权的副会长付洋及另一会长求援呼吁,但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朱洪超竟否认郑恩宠是律师,其理由居然是:郑恩宠已经两年没有注册,因此已经不算上海律师!(真TMD混战的歪理)而全国律协则刚脆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在2005年2月23日至5月20日我被上海市当局串通上海市司法局、公安局、国安局采取流氓手段非法强行停业、枉法拘留、非法取保侯审、及违法软禁使我失去人身自由整个期间且迄今,上海律师协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均保持高度沉默!中国律师网不但没有任何郭国汀律师受难的信息,而且随即强行删除了我在中国律师网上发表的数百篇短评,辩护词、代理词及所有涉及郭国汀律师的相关文章。而上海市5600名律师中唯有一名美丽的女律师打来电话:“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然而次日她便受到国安人员登门警告!全国12万名律师唯有北京市数位勇敢的律师公开声援。他们是浦志强,张思之,韩冰,李和平,高智晟,莫少平,李建强等律师。魏汝久律师为了不让我孤单地出现在听证会上,自告奋勇自费代理我出席了听证会;然而两度赴上海却事前事后均被北京市司法局专门关照!
   中国律师群体,上海市律师协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面对同行,会员受到迫害极不公正的非法对待时,保持高度沉默说明了什么?!自私自利、麻木不仁、见义不为、维钱是追、维权是崇、自宫自阉!
       中共当局自3月6日起将我非法软禁在家中,直至5月19日才口头宣布解除取保侯审。由于被强行非法剥夺了生存权,鉴于深刻认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个表面强大实则虚弱至极但毫无原则流氓成性的暴政,我被迫暂时出国谋生,再度蒙受韩信之辱。5月19日是我复议时效的最后一天,拟正式邮寄出行政复议申请书,确被上海公安整天封锁在家中。状告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公安局非法行政及国家损害赔偿案终于被当局故意拖过了诉讼时效。考虑到中共当局操控下的法院根本不成其法院,不可能公正审理我自已的案件,尽管我对最终胜诉充满了信心,但“最终平反人已废”的悲剧实在太多,老子不陪你们玩!故还是留给历史去审判吧。浦志强和张思之大律师为此案付出了相当的精力,行政复议申请书写得十分精彩感人。
       浦志强大律师是我认识的颇具才华与胆略的中国人权律师。他学识渊博,文采超群,思维敏捷,口才一流。中文本科,历史研究生,法律自学成才的三重背景,使他能从历史的高度,文学的视角,法律的严谨,进行全方位立体雄辩,因此任人权律师可谓得天独厚。我在绿色和平组织与金光纸业集团因云南原始森林被烂砍伐引起的名誉侵权法律研讨会上,有幸得以首次会见浦志强律师,领略他的大律师风采。他在研讨会上雄辩涛涛逻辑清晰论证严谨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我当场挥笔写下了:“天生的律师!”五字赠言。浦大律师在农民调查名誉侵权案中有十分精采的表现。可以预料浦志强律师必将迅速成为中国人权大律师。
   浦志强律师撰写的《复议申请书》特点是:内容充实详实,文采一流,使得本来枯燥乏味的法律文书富于文学色彩从而引人入胜;体现了作者办案认真细致的负责敬业精神,他是在通读了郭国汀律师的文论,全面了解郭律师的思想观点后,将郭律师的主要思想论点归纳成简洁明白流畅易懂的论点行文陈述;
   中国人权律师自张思之创始,莫少平律师,郑恩宠律师,郭国汀律师,高智晟律师,浦志强律师,李建强律师,李和平律师。。。。。。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曙光就在前头,今日的牺牲与奉献,必将结出丰盛的硕果。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新中国就在前方!
 楼主| 发表于 12/18/2010 16:39: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为自由表达而抗争
                                ——郭国汀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案的复议申请书
                                浦志强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郭国汀 男 1958年1月10日出生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1号世外桃源612室
   工作单位:上海天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执业证号:091286115187
   委托代理人: 张思之   北京市吴栾赵闫律师事务所律师
               浦志强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010-85271736    13901008963
   被申请人:上海市司法局
   法定代表人:缪晓宝                职务:局长
   申请事项:请求撤销上海市司法局沪司罚决字(2005)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郭国汀律师不服上海市司法局给予其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部申请行政复议。
   我们的观点是:该处罚认定郭国汀的言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该法第44条第11项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8条第21项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鉴于行政当局在处罚决定中,认定郭国汀律师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客观上使得本案在我国宪法司法化进程中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亦将主要依据宪法原理进行抗辩和申诉。我们认为,这是一起践踏公民宪法权利的典型案件,其结论必须纠正。
   一、对处罚决定的简要分析
   题述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是郭国汀的执业行为和若干不合时宜的观点;处罚决定的核心内容,是认定郭国汀发表文稿、接受采访、参与请愿签名和公布“敏感案件”辩护大纲的行为,构成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诬蔑和攻击,构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认定其反对一党独裁的极权政体和“结束一党专政”的观点违反宪法和律师法的规定。上海市司法局之处罚郭国汀,还在于认为他的言行,“违背了一名职业律师的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了我国律师的社会形象,且造成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概言之,该局对郭国汀律师的处罚,直接指向为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
   行政处罚所列举“违法”行为,是郭国汀在若干网站上公开发表《我的二十年律师生涯》、《面对十八层地狱,我的真情告白》、《虚伪是极权专制的必然副产品》、《我的心里话》、《成为一名人权律师》等文稿,参与阻止胡锦涛接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的网上请愿签名,接受海外若干电台和媒体的采访,以及在办理黄金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案件中的若干执业行为;关于观点部分,主要指他在上述言行中,认为“中共已经到了末日”,宣称要“结束一党专制”,请求江苏省高级法院指派由非中共党员组成合议庭审理黄金秋案,以确保“司法公正”。至于美国“希望之声”电台发表题为《中共的末日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的专访,因属于该台的发表行为,与郭国汀无涉,我们对此将不做过多申辩。
   二、对郭国汀观点的综述
   1.鼓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在《我的二十年律师生涯•哲思飞天》中,他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国家进步至关重要,表示愿意为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而奋斗终身。在《面对十八层地狱,我的真情告白》等文章中,他声称只愿做思想、行动、灵魂自由的人。他列举了郑恩宠律师获罪和近年来的若干个案,认为当局以言治罪是“极度虚弱的表现”,是“缺乏自信的必然结果”。在担任师涛的辩护律师之后,他表示“自由就是无所畏惧,中国人民同样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2.否定和反对专制极权独裁政体,反对一党专制。
   他认为:“专制极权独裁政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给人类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政体,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主张“坚决反对一党专制,坚决反对极权专制独裁!”他认为,建国以来国家屡次出现重大决策错误,根源“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郭国汀慨叹虚伪是极权专制的副产品,认为一个禁止讲真话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他指出“一党专政的极权独裁政治不改革,就别指望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在办理黄金秋网上组党案件中,他指出“结束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必然”。
   3.否定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表态“不爱共产党”,认为“中共已经到了末日”。
   早在20年前,他就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永远无法实现”。他自述“不爱共产党”的理由是:共产党进行专制封锁,推行愚民政治;共产党不仅独霸主流媒体,而且把互联网变成了“国内局域网”;共产党厚此薄彼,军费高昂而教育穷蹙,造成文化成就乏善可陈;共产党的腐败难以遏制,官僚、司法和学术“都已腐败不堪”;他认为共产党用自行纠正错误来证明自身伟大是荒唐的,因为“纠正错误理所应当,根本不值得夸耀”。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他认为“中共已经到了末日,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4.认为中国“伟大的律师”应当是一名“人权律师”。
   有感于在办理郑恩宠案、黄金秋网上组党案和瞿延来宣传法轮功案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司法不公,郭国汀认为人权律师才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他认为中国律师肩负着伸张正义、推动政改、维护人权的使命,伟大的律师应当着眼于国家民族的长远福祉,应当勇于直面真相言说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他表示要像张思之大律师那样,诚实正直胸怀坦荡,富于正义感和献身精神。针对共产党统治下新闻封锁、司法不公的现实,郭国汀大声疾呼开放党禁报禁,主张从推动党派退出司法领域入手实现司法公正。毋庸讳言,正是这种果敢无畏的信念,使他已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权律师,并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赞誉。
   5.反对胡锦涛将国家最高权力集于一身。
   《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绝对不能由胡锦涛集权接掌请愿书》,是签名者致吴邦国委员长及全体代表的公开信。请愿书认为,鉴于国家军委主席职位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是共产党的私事,请求人大“将国家军委主席一职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职务分开”。请愿书还呼吁胡锦涛能“有自知之明”,“主动让贤”或“推荐其他合适人选”。或许是反感权力过分集中的情景再现,担心效法朝鲜控制言路成为“新政”加强执政能力的主旋律,郭国汀认同请愿书的核心诉求,并参与了请愿书的网上签名活动。

6.网上公布辩护大纲与申请中共党员法官回避。
   除将为黄金秋案一审的辩护大纲公布在“中国魂”网站上之外,鉴于该案被告人系因从事网上组党活动而被共产党控制下的检察机关指控,郭国汀认为,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法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难免有失公正”,并且一审判决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此,他代理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出回避申请,希望该院能“指派非中共党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他还认为,黄金秋“是国家最需要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年轻人在海外自由的天空下,发表过激言论实乃再正常不过之事”,呼吁二审法院公正司法,“绝不应当把他一棍子打死”。
   综上,郭国汀的言行集中在争取言论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结束一党专政和呼吁司法公正,他的行为也不过是这一观点的表达方式而已。
   三、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上海市司法局认为,郭国汀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应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维护宪法尊严,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认为他的观点和表达行为,“违背了一名职业律师的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了我国律师的社会形象,且造成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我们认为,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其处罚没有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认定郭国汀的言行违反宪法,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律师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我们认为,处罚依据的“事实”,除发表黄金秋案辩护大纲之外,大多是郭国汀以公民身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不是他的律师执业行为。另据律师法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众所周知,作为辩护律师,郭国汀关于该案的言行属于职务行为,他的身份仅是代理人——申请回避的后果显然应由委托人承担。假如认为他公布辩护大纲的行为不当,有权指责和解聘他的只有当事人本人。上海市司法局在委托人没有投诉的情况下,援引律师法的条文处罚郭国汀“律师执业”行为之外的言论,不仅显属张冠李戴,而且直接违反了宪法。
   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是律师法第44条第11项的规定,该条款的内容居然是“……(十一)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该决定援引的对“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解释,是司法部颁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8条第21项。无独有偶,该项规定竟然也是:“……(二十一)有其他违法或者有悖律师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的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我们不禁要问,莫非负有依法保障郭国汀律师执业权利的上海市司法局,劳师靡饷地处罚郭律师的法律依据,竟会是“某须有”的两个“其他行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该局显然是在滥用职权!
   行政处罚决定认为郭国汀的言行“违背了一名职业律师的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了我国律师的社会形象,且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同样是无中生有。不难想象,以郭国汀的放言无忌屡触逆鳞,早已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倘有丝毫“有悖律师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的行为,必然早已身败名裂,何劳该局如此费尽心机黔驴技穷!那么,郭国汀的“行径”果然“严重损害了我国律师的社会形象,且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了吗?
       我们看到,郭国汀立志成为人权律师,孜孜以求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他是不可多得的拥有健全人格的好律师,更是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毋庸讳言,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圆梦之旅,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字狱的利刃还高悬在心灵之上,“忍”字还是多数人安身立命的要诀。或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正是因为有了张思之和郭国汀大律师的存在,孱弱无助的中国律师才有了一只可以依靠的肩膀,才有望书写用法律捍卫言论自由的诗篇,才有可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只要看看国际舆论对郭国汀的好评,听听黎民百姓对郭国汀的赞美,就会明白上海市司法局对郭国汀的指责,无异于信口雌黄桀犬吠尧。
       此外,上海市司法局对郭国汀的处罚在程序上尚有若干违法之处。2005年2月23日,律管处朱姓处长一行,先是以欺骗手法诱使郭国汀交出律师执业证并拒不返还,造成处罚未出笼而“先予执行”的既成事实,随后又在缺乏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搜查郭国汀律师的办公室并抢走电脑硬盘;3月4日听证会召开之际,该局未经公告临时改变听证地点,导致大批关心郭律师命运的同行和群众无法适时赶到现场,不少试图前来旁听听证的人士遭到警方的盘查与刁难,客观上将法定公开的处罚听证程序变成秘密审判政治迫害的走过场;听证会结束当天,处罚决定即迅速下达,但来自治安当局的迫害并未结束,警方先是非法将其控制在家中不得见客,致使郭国汀无法就行政复议抑或行政诉讼的申请事宜与其委托代理人进行磋商,复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指控将其刑事拘留并旋即取保候审。更为荒唐的是,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指控,竟然建立在听证会吸引和“聚集”了大批旁听群众和国内外媒体!从此,郭国汀这位矢志成为人权律师的“被害人”,日常起居无不受到警方严密监控,娇妻弱女频繁受到骚扰,不仅电子邮件、电话被持续监控,甚至连日常必备的手机通话卡也被“没收”!我们不理解,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先与国际接轨的首善之区,司法局何以如此处心积虑地对郭国汀赶尽杀绝?莫非司法行政当局真的以为,惟有铲除郭国汀这位手无寸铁的“害群之马”,被“严重损害”了的中国律师的社会形象方能挽回于万一,其所造成的“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才可能被消除于分毫?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这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起看似单纯的行政处罚案件,背后无疑包藏着政治迫害的险恶用心。我们不希望听到,伴随着加强执政能力的信誓旦旦,耳边传来的竟会是扼杀言论自由的夏日惊雷。
   综上,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并且显然是政治迫害的结果。
   四、郭国汀的言行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
   1.郭国汀的言行应受到宪法有关公民权利条款保护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若以此对其言行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郭国汀行使的是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存在任何违法性。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是中国的古训;“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可是我要拼命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这是伏尔泰的名言,这表明言论自由对于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郭国汀顶礼膜拜并身体力行之,当然并未违反宪法;否定专制独裁极权政体,主张结束一党专政,不仅是郭国汀的观点,更由于宪法并未规定我国政体是一党专制下的“专制独裁极权”,因而更加不会违反宪法;郭国汀是基督徒,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甚至表示坚决“不爱共产党”,是公民信仰自由范畴和处理情感好恶的私事,毕竟宪法并未规定公民具有信仰共产主义和“爱共产党”的义务,因而郭国汀此举也不违反宪法;参与网上签名活动,反对胡锦涛出任国家军委主席,是郭国汀关心公共事务的表达行为,这在声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当然不构成违反宪法。至于在执业过程中,要求法院指派由非中共党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黄金秋案件,则属于律师受托依法申请回避的行为,即使认为该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至多能产生裁定驳回的后果,其申请理由和行为不能构成律师违反宪法的事实依据。
   2.郭国汀的言行没有违反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
   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义务,如公民有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扶养未成年子女和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等等。
   不难看出,郭国汀在行使权利时,没有违反宪法规定的上述公民义务。与同行相比,他至少依法执业兢兢业业;与同龄人相比,他受过良好教育,他的女儿也在接受正规教育。他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他无从接触和泄露国家秘密,他无力损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没有资格使国家蒙羞,他没有逃避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他的童言无忌和口诛笔伐,不仅未能使共产党改变丝毫,甚至没能阻止胡锦涛先生大权独揽,就任国家军委主席。我们认为,他的麻烦来自勤于思考和勇于表达,但这恰恰是法治社会下公民最为可贵的品德,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稀缺的因素,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郭国汀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已经到了末日”,甚至认为其死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同样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大凡生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政党也不例外。马克思曾经满怀信心的预言,“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在“剥夺剥夺者”的革命中,列宁也曾指出,帝国主义已经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仿佛吹灯拔蜡立等可取指日可待;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毛泽东,也曾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峰回路转转眼已是百年,不仅敌人没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更没能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认为,郭国汀预言中共去日无多,不过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旁人无需担心一语成谶。共产主义的学说告诉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国家和政党都将消亡,因而郭国汀所谓“中共的末日是迟早会来的”,是永远不会错的一种“观点”。他说中共的末日迟早会来,恰似鲁迅笔下的傻子,“不合时宜”地预言新生儿将来肯定会死一样,话糙理不糙,他不该“遭到大家合力的痛打”,更不该被上海司法行政当局停止律师执业。
   诚然,郭国汀的特立独行,在当今社会还显得大逆不道。他的言行显然对共产党的统治不利,其结束一党专政的呼号在短期内也难以见容于世。但关键在于,宪法所规范的,显然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而非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宪政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遵守宪法的义务,显然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而不是普罗大众。进而言之,以限制公权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宪法,本身就不应该规定公民的义务,作为自然人的郭国汀,不具有违反宪法的主体资格。我们认为,立宪的目的,不是通过正当程序肯定任何政党的权威,更不是为任何政党千秋万代的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具体到本案而言,上海市司法局无权假手国家公器,为共产党官报私仇!郭国汀的言行,并不违反、甚至也不可能违反宪法。

3.郭国汀作为自然人没有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的法定义务,评析共产党及其主义,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不构成对宪法原则的违反。
   处罚决定中所谓需要遵循的“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在现行宪法序言中有如下表述:“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内容曾长期被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或曰“四个坚持”。我们认为,围绕着四项基本原则,改革经历了太多风雨,社会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谁有义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四项基本原则本身的效力如何,至今仍然是人们思考的禁区。郭国汀律师此番获罪,要求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一问题。
   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认为,考察郭国汀的言行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看他是否负有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的法定义务,其次要看这些规定是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冲突。
   宪法序言表明,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像郭国汀这样的自然人。郭国汀不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妨碍“中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一规定对于本案而言并不适用。我们认为,宪法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与对该制度的研究和批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必须是具体的行为,而后者则属于言论和学术自由范畴——即使言辞激烈甚至观点错误,其表达行为仍为宪法所保护。
   郭国汀在黄金秋案《辩护大纲》中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建立自由民主共和人权法治的宪政共和国”要求,不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首先,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既不是一党专政,也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更不是必须乞灵于厉行党禁报禁,郭国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和开放党禁报禁,不等于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上海市司法局应当清楚,郭国汀的身份是黄金秋的辩护律师,而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的主张,属于职务行为,他维护的是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第三,郭国汀批评的是共产主义理念,否定的是极权专制独裁政体,主张的是结束一党专政,他的言行恰恰没有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更谈不上对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了任何具体的“破坏”行为。
   此外,宪法序言是否具有与条文同等的效力,在学术界也有争论。分析现行宪法序言,我们发现它主要是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肯定,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而言论自由的理念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这一口径去回顾、肯定和展望,也同样有权用自己的大脑去反思历史,分析现实和憧憬未来。每个人既可以发表言论赞同四项基本原则,也可以反对和批评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只允许赞成不允许反对,那哪里是什么言论自由!如果上海市司法局不想证明宪法的人权言论自由云云只是愚弄国人和哄骗世界舆论的东西,那么,郭国汀的所言所论,就属于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一句话,表达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哪怕以宪法的名义。
   5.郭国汀的身上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竞逐自由的骨血。
   汪振军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思考》一文中(下载自凯迪社区网站),对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竞逐自由的历程有如下总结:
   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在《论自由》中指出:任何议论不外乎全部真实、部分真实和全部虚伪。对后两种情况也不应禁止,是因为部分真实中尚存部分真理,而虚妄的议论不仅用于显示真理的魅力,还在于人们无法判断貌似“虚假”的言论肯定就是绝对的虚假。严复认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关键,在于唤醒国民自由意识,并进而形成自由意志;只有个人充分享有自由,国家才是自由的国家。梁启超在其《自由平等真解》中认为,“思想解放”的真谛,在于使人人都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自由,而中国学术长期衰落,皆源于思想的不自由。
   陈独秀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法律是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一生为自由奔走呼号的胡适甚至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陈寅恪在其《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碑铭》中盛赞王国维的气节,“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地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五十年前,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又指出,我的思想和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他还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上述先贤的经历表明,社会的进步必须有言论自由作保障。
   我们认为,严复、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陈寅恪的性格,在郭国汀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郭国汀的铮铮铁骨,放眼宇内衮衮诸公,未知有谁还敢说:“我比这个人好”!我们坚信,在中国五千年专制历史的墓志铭上,必将铭刻着郭国汀的名字,而他为之奋斗的历程和所有的付出,也将证明美国韩战纪念碑上的那句震撼人心的碑文“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至于尊敬的中国司法行政当局,将会在郭国汀案件中扮演种角色,我们将拭目以待。
   综上:郭国汀的言行,是实践言论自由的合法表达,不具有违法性。
     五、我们的观点
   郭国汀律师自束发以来,勤学苦思夙兴夜寐,孜孜以求者惟言论自由而已矣。在习惯了万马齐喑的中国,他的匹夫之勇早已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或许,于郭国汀而言,以追求自由始,复以丧失自由终,此诚可谓求仁得仁,他无所失。然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余深恐于社稷而言,若郭国汀以倾心爱国始,竟以被迫去国终,无论种瓜得豆种豆得瓜,历史收获的全都会是跳蚤,此诚不胜唏嘘长太息以掩涕兮。电影《天下无贼》里的贼王“黎叔”,都懂得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何以中国偏要把人才变成“烈士”呢?我们在此断言,无论结局如何,郭国汀都已有资格憧憬其壮心不已的烈士暮年,但“新政”是否会因此案而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恐怕全在各位肉食者好自为之了。
   本案的意义还在于,司法行政当局援引宪法原则处罚郭国汀,表明中国政府迈出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的方向错了。本案对于高高在上百无一用的中国宪法来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认为,本案参与者和广大公众将有机会思考,宪法到底是公民权利的保护神,还是百姓头上的紧箍咒?宪法究竟顶什么——是“顶个球”还是“球都不顶”?
   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综上所述,上海市司法局对郭国汀律师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处罚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申请人:郭国汀
                      委托代理人:张思之
                            浦志强
                      200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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