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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 极权主义的根源是基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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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4/2010 23:0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结束时间: 3/24/2011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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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12/28/2010 19:4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吗?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12/28/2010 18:53 编辑

             南郭点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文化的基础。基督教思想教义主旨乃是爱、博爱、爱人如已、宽恕、忏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实际上基督教文化乃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道德伦理基础。然而,中国知识精英中确有不少唯物无神论者,迄今对宗教信仰的本质,人类心灵灵魂精神灵性生活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以致人云亦云。南郭以为基督教文明博大精深,是自由宪政民主的道德伦理与理论基础。

                   
    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吗?

    郭国汀[1]
    极权研究专家仲维光先生认为极权主义有哲学思想,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三大根源:其中对宗教文化的根源言及:苏联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2]归纳仲维光先生有关极权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论点[3]
    (1)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基督教救赎思想的一种典型的基督教政治化、尘世化;
    (2)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尘世化、政治化、现代化的产物;
    (3)极权主义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畸形产物;
    (4)极权主义文化是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
    (5)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是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
    (6)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
    质言之,仲先生认定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尘世化,市俗化,政治化的产物。进一步推论势必得出基督教文化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的结论。另有个吴华先生也称:“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间”[4]。然而对此种论断,吾实在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将极权主义归因于基督教、基督教思想及基督教文化的说法恐怕仅是反基督教学者们的一种偏见,由于未见其论据及其论证过程也未见其原文,暂无法做细致评论。欲解决此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何谓基督教思想?什么是基督教文化?是所有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还是其中的某个论点?其次,基督教思想文化市俗化政治化具体表现在哪些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主要论点上?欺骗宣传?强制洗脑?精神控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财产私有制?暴力专政?恐怖?屠杀?第三,有证据证实,马克思在上波恩大学一年级时,抛弃了基督教信仰,改信了魔鬼教,那么为何不是魔鬼教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什么是极权主义?
    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里查德指出:基督精神教义与共产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自愿自觉,从不强制更不滥用暴力;而共产主义根本违反人性违反自然,违反物质和人的本性,共产党全部依赖强制与暴力来强加其主张与理念。[5]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认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则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续,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切证实马恩列斯毛均严重缺乏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基本原理常识,也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知识。吾以为共产主义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其创始人及追随者们均不了解人的本性,也不了解物质的神密性,同时误解了人的角色妄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本身。我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是天然的永恒的,这是由物质的神密本质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天性就象本能一样不可能改变,而只能限制。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由和人权的前提与保障,凡是没有私有财产之所,就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人权,而自由和追求幸福均是人的天性,凡是与人的天性本性作战者,注定彻底失败。具体言之:
    首先,仲先生未明确基督教文化到底是极权主义的根源还是其产生的条件或原因之一。因为根源只能有一个,有根源必有结果或产物,而条件或原因则可以多种多样,但具备某一条件或原因却未必有结果或产物。虽然仲先生未明确指称基督教文化是极权主义根源,但从上述归纳之仲先生极权主义的六个论点,极可能误导读者得出基督教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之谬论。然而,仅从形式逻辑推论便能证明该论不能成立;如果基督教文化是所谓极权主义的根源的话,按常理凡是基督教国家必定(至少最容易)成为极权国家,因为有根必有果,然而实际情况恰恰好相反: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全部是极权国家,共产党则全部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理性至上论),绝大多数基督教国家则从未产生极权体制;虽然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均是基督教国家,但法西斯与纳粹均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极大,也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极深。
    其次,仲先生至少用了“基督教救赎思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政治化 、“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现代化”六种表述与极权主义相联,但这些表述并非同一概念,其内含与外延相差甚大;比如,“基督教文化”绝不等于“基督教救赎思想”更与被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基督教世俗政治化”也与“基督教的政治化”不完全相同。
    再次,“基督教文化及基督教西方文化”含义更包罗万象,因为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基督教文化含义非常广,至少涉及文学、诗歌、音乐、舞蹈、艺术、美术、雕塑、绘画、服装、建筑、哲学、精神、心灵、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神学、宗教与科学技术等人类社会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吾以为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乃是爱、忏悔和宽恕的文化;用神学研究者陈尔晋先生的话来说,基督教的教义主旨是“爱、博爱、宽恕、爱人如己、尊神为大。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都是卑微的也是平等的”。[6]因此将基督教文化等同于基督教救赎思想完全不能成立,认为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更无丝毫说服力。
    第四,仲先生列举德国政治学者埃瑞克弗格林之“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既未列原文也没有注明出处;反之当代极权研究专家Abbott Gleason在其《极权主义:冷战史》中指出:“德国政治哲学家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与其他宗教心灵思想家一样,认为极权主义(最终)根源于非宗教主义或现世主义。他同意阿伦特之‘改变人性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但他认为极权主义是被中世纪无所不在的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念的市俗化版本”。[7]
    此段论述与仲先生援引的沃格林之“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说法相差甚大,意思则刚好相反。因为“基督教文化或其政治化市俗化现代化”与“被中世纪的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念的市俗化”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沃格林的原话准确翻译不太可能是仲先生援引的说法。因为沃格林认为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非宗教主义或现世主义’(亦即理性至上论),同时他所指的‘基督教救赎观念’前面有‘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定语。亦即沃格林所指的‘基督教救赎观念’有极严格的含义,与仲先生所说的“基督教救赎思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政治化 、“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现代化”完全不是一回事。质言之,沃格林对宗教持充分肯定立场,而按仲先生之论,则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简直成为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沃格林认定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非宗教化与现世主义’,在于‘被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的世俗化’。按照他的说法,唯有‘异端邪说和社会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才可能与极权主义有某种关联。但是此种被歪曲救赎思想,与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政治化显然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基督教救赎思想与极权主义无关,被社会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赎思想又怎么能与正常的基督教救赎思想相提并论?更遑论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了。
    第五,虽然汉娜阿伦特(Arendt)是全球首个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但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从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入手。她认为意大利不够成极权[8]。她认为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9]Pan-Germanismand Pan-Slavism) 提供了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两个思想逻辑根源。这种部落民族主义将人民分为‘我们的’和‘非我们的’。[10] 阿伦特曾研究极权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和经济理论根源(A113),她相信马克思理论的某些要素涉及极权主义的崛起,她虽未指控马克思造成极权主义,她确实指出了马克思思想中有诸因素与极权主义的堀起有关联,将人类的自由完全消失于“集体生活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如果人理解历史的必然进程,并按其指导行事,‘任何事物均是可能的’。正是这两种观念的组合创立了一种可被极权主义使用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当人类‘作为个体实体过一种集体物种生活’时,历史即将终结。(C75,83,85)[11]马克思贬低法律和政府的价值,他的‘从经验里解放思想’及其体制决定论,试图说服人民,即使他们没有权力采取独立行动,未来是可预见的,不可抗拒的乌托邦(C89,90,97)。亦即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极权研究专家根本未提及极权主义的宗教根源。
    第六,与阿伦特同期的极权研究专家塔尔蒙(Jacob Talmon )则是从苏俄下手研究极权主义,他在其《极权民主的起源》[12]中重点研究苏联,认为极权主义源于启蒙运动。我认为塔尔蒙的研究路径比阿伦特更正确也更科学,因为,虽然“极权主义”一词最早由意大利记者和政治家阿曼多拉于1923年5月23日首创,但极权政体最早出现于苏联;事实上,无论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均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极大[13]。塔尔蒙认为法国大革命雅格滨专政与苏联1938年大清洗有关联。[14]塔尔蒙第一次将极权主义区分为左右两类。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以集体,国家,民族和种族对抗个体。左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主张人的基本良善和人性完善化的可能性;右的极权(法西斯和纳粹)则强调人的弱点和腐败趋势。因此,极权民主只适用于左的极权而不适用于右的极权。(A114;T6)他认为‘极权民主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启蒙运动产生了两种独特的民主思想。一种是自由的假定政治学是审查和纠正政治制度;另一种是极权民主学派,基于政治学真理单独和排它的假设的政治摩赛亚主义。自雅格滨专政到布尔什维克专制再到20世纪激进主义哲学观的政治摩赛亚主义,驱动创设苏联共产主义及苏联权欲知识分子对苏俄革命提供了主要支持’。他指出‘极权精英是不惜一切代价重造世界’。他还讨论了霍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Holbach)摩莱里(Morelly)马布利(Mably)等人的哲学,但重点放在卢梭(Jeah-JacqnesRousseau)的‘普遍意志’与‘所有的人的意志’,他认为卢梭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先驱(T116)。英国爱丁堡大学格林教授经研究卢梭亦确认卢梭‘构成了20世纪极权国家的基础’(A116)。[15]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里查德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与霍尔维修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影响极大。[16]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哈佛大学教授布林通(Crane Brinton )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马、列、斯主义的全部基础均可追溯至1796年雅格滨专政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所有其他实体的消亡,启蒙运动先驱者或精英的作用,对群众鄙视的态度与最终信任相结合,革命选定的人民,需要用铁幕保护,以防止外国腐蚀等观念。
    [17]
    塔尔蒙教授反对理性至上论,批评以‘理性’作为指导政治行动唯一依据,因为它导致乌托邦兰图。他指出人类需要考虑习惯,传统与偏见,他十分怀念被丢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原罪观。正由于宗教信仰的迷失,使得乌托邦思想堀起成为可能(A116)。他指出作为极权民主的意识形态根源,他们无法意识到‘理性’永远无法命令人民一致同意。因此,如果期望全体人民一致同意,最终必然导致专制。个体要么被强制同意,或其意见必须作某种虚假处理,或他必须被当作破坏法律者,叛徒,反革命或其他任何名义被处置(A117)。[18]着名民运理论家陈尔晋先生亦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是源于反上帝的尼采的超人意志,超人哲学,主张个人英雄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
    塔尔蒙在其《政治摩赛亚》第二卷中继续展开研究极权主义的根源,自圣西门至付利叶到马克思,最重要的是他指出右派极权主义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可以通过民族主义之桥与左派极权主义合并。(A117)他指出1848年以后,原始极权民主观念,在西欧由于物质进步和阶级冲突减弱而向东转移。也即,塔蒙德与阿伦特一样,作为极权主义研究最重要的专家,同样只字未论及基督教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似不太可能是由于疏忽。
    第七,英国史密斯学院教授查波曼(John W.Chapman)虽然部分同意塔尔蒙的观点,但认为他对卢梭与极权主义先驱之论有误。他认为卢梭的“立法者是个有魅力的领导人,通过他使普遍意志得以表达。普遍意志的表达要求团体和正直的个体共同努力,基于一种有机交融过程。”[19]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塔尔蒙之启蒙运动及卢梭是极权主义先驱的论断。例如,1960年一位着名英国历史学家AlfredCobban追宗研究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康德、卢梭、洛克、霍克尔(Hooker)和阿奎那后,发表了启蒙运动思想解释,批评了塔尔蒙。数年后,彼特(Peter Gay)出书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与塔尔蒙所归纳的有较大出入。他指出卢梭对政治思想家们的影响面非常广大(A118)。里查德(Richard Hunt) 随后研究马克思政治观念,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极权民主相联。这些不同意塔蒙德有关极权主义先驱是启蒙运动社会改造思想及卢梭的政治思想的学者们同样只字未提基督教与极权主义的关系。
    综上所述,上述极权研究专家学者绝大多数根本未言及基督教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及两者关系的专家沃格林教授的原意与仲先生援引的话意思正好相反,他们对极权主义的根源研究提出的各种解释中,塔蒙得和阿伦特的主张更具说服力,极权主义根源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界共识;但将极权主义的宗教根源归因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世俗化,显然不能成立。

    仲维光先生认为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的论断明显不符合形式逻辑,与共产主义实践完全相反,与基督教文化的实质内容相悖,因而根本无法成立。我认为极权主义的哲学思想根源在于启蒙运动主张的,源自洛克和霍尔维修至黑格尔、尼采、卢梭等思想哲学家们的社会改造运动,到马克思和列宁而登峰造级,特别是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一切传统文化,宗教,道德,习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及一党专政创造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20]。极权主义的制度根源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从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皆演变成共产党极权暴政的事实得以充分证明。

    基督教文化决非极权主义的根源,也非极权主义产生的条件或原因;恰恰相反,基督教教义和信仰是共产主义的天敌,而共产主义则几乎是极权主义的同义词,因此基督教文化信仰是极权主义的天敌而决非其产生的根源、条件或原因。

    至于表面上似乎与极权主义有关的‘基督教救赎观’,决不等同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的政治化 或“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现代化”,何况被“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根本不是正常的基督教救赎观。而将此种被“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救赎观”,继而替换成“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进而得出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之论断,其中的逻辑断层,概念混淆,偏离主题,因而其结论的荒谬性不证自明。吾以为基督教文化不但不是极权主义的渊源,而且是现代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根据,近现代全世界自由宪政民主体制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由信奉新教的美国率先确立决非偶然;是因为实质上人权、自由、民主理念成为普世价值,并推向全人类,得益于基督教教义主旨:“尊神为大”“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和“爱人如己”的基本原则。

    2010年6月20日第225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1]郭国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权律师,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法学与政治学翻译家。着译及出版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国际海事海商法》;《审判的艺术》;《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条款中译》;《郭国汀海事海商论文自选》;《油污和碰撞责任》;《郭国汀辩护词代理词自选集》;《国际贸易法》;《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民主导论》;《郭国汀自传》等专译着。

    [2]仲维光先生在“极权主义研究及其政治文化问题探源”中写道:首先,源于十月革命,然后是法西斯和纳粹希特勒极权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工业化社会的特有产物。当代极权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共产党问题!在哲学上,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黑格尔、柏拉图等。这些论断吾基本赞同。然而,仲先生还认为极权主义的宗教根源是基督教文化。理由是: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思想结构,管理办法,清洗手段,乃至借口、共产党国家的建构方式,都是典型的西方教会式的;此外,共产党社会的精英的选拔,对下一代人的教育培养,都是典型的基督教会式的;是中世纪前教会一元化的统治在当代尘世政治社会的再现,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化宗教,或者说政治化、世俗化,没了神和上帝的基督教社会文化。再者语录形式,歌曲形式,都是基督教式的;宗教救世(弥赛亚)的基本特征是纳粹产生的根源,弥赛亚运动的后面都是西方文明通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引进救世主思想的尘世化。


    [3]仲维光先生在“再论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中反复提及:“马克思没有走尊崇个人权利的人权、自由之路,走的是复活犹太教、基督教古来已有的救赎思想,千年王国的以赛亚思想的路。以先知,以救世者自居,是一种典型的基督教政治化、尘世化”; “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本身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尘世化、政治化、现代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畸形产物”;“文化大革命证明中共具有一切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特点;例如战胜黑暗势力改天换地都是基督教式的语言”;“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是百年来诞生于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倾向”;“极权主义……相应于早期基督教那种政教合一的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据Maier的研究,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语言表述就都是基督教救世主式的了”;“对于共产党及其极权主义的研究,使我看到...在文化上,它是基督教世俗化、政治化的产物,是一中没有了神的基督教的产物”;政治宗教概念是德国政治学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并用它来剖析希特勒和布尔什维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 “当代两个极权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从来自己也没有产生过民主,它的民主是战后盟军用枪给与的,却和中国一样没有了王室。中世纪最黑暗、最朦昧的基督教...”

    [4]吴茂华:共产主义的基督教色彩03/24/2010

    [5] Richard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modern Library,New York 2004; pp.3-20.

    [6]这是神学研究者陈尔晋先生归纳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主旨,吾以为然。

    [7]Eric Voegelin, “A Review of theOrigins of Totalitarinism” Review of Politics January 1953, pp.68-76.“ It to befinally a secularized version of the Christian idea of redemption, distorted bymedieval immanentist heresy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Quated from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13.

    [8]E.OHNBramstedt“Dictatorship &Political Pore:The Technique of Control by Fear”London1945P51。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中写道:法西斯主义专政之非极权主义性质的证明是,政治犯人数少得令人惊奇,判刑也相对较轻。在法西斯主义特别活跃的1926年至1932年,对政治犯特别审判的结果是:死刑7人,10年以上徒刑者257人,刑期10年以下者1360人,被放逐者更多一些;逮捕了12000多人,但判决无罪,这在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情形下是难以想象的。

    [9]泛斯拉夫主义是指源于强调斯拉夫人民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的政治文化运动,后来与俄国扩张领土相联。Pan-Slavism
    apolitical and cultural movement originally emphasizing the cultural tiesbetween the Slavic peoples but later associated with Russian expansionism

    [10]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11. Brown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istory.

    [11] Canovan, Hannah Arendt:AReinterpretative pp.63-98, the best connection between Marxism andTotalitarianism.

    [12] 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Totalitarianism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2)

    [13]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由自私和仇恨构成,是一种断绝人性毁灭性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由自私和仇恨构成的,它能够像数学定律那样引向胜利,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断绝人性。我还领悟到这种毁灭性的学说和人们天性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者满嘴社会辞藻,弄得云遮雾障,其关于目的的那些错误概念以及这个政党的主旨,在人们眼前像面纱似地飘落。”“马克思主义是精神瘟疫,比古代的黑死病更可怕,民众正在感染这种瘟疫。那些知识层次越低的工艺匠人,他的心灵就越是一望无际的沃野,这种恶棍最后就成为一种垃圾分离器,把他的那些肮脏物泼在人类脸上。……这些拙劣的作者们像十分可怕的病菌携带者那样毒害着人类的灵魂,毒害着他们的同胞AdolfHitler,Ralph Manheim1999 p.51.

    [14] Jacob Talmon,The Myth of theNation and the Version of Revolution(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81) p.535.

    [15] F.C.Green, Jean-JacquesRousseau: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 Cambridge University,1955) p.54

    [16]Richard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pp.3-20.里查德着,郭国汀译《共产主义的历史》: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有关人类理解的论文1690年)中,否定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观念,认为出生之时,人的心灵(灵魂)是一块干净的白板。所有的观念及价值源于感官经验据此理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而非始终不变的;因此,人民可以用哲学家推崇的自然的善良改变自私的本性的方式重新塑造。18世纪法国思想家霍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阐释道:适当的指导和立法不仅能够,而且强迫人获得完全的品德。这种值得高度质疑的哲学理论成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遗产。他们均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指教式强制,以达到其各自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列宁创建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共教育的不切实际的实验,按照霍尔维修的模式旨在创造一个摆脱了各种恶包括贪婪的全新的人类。

    [17] Crane Brinton, “Idealists in aHurr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ust 10, 1952. P.9.

    [18] Talmen, “Utopiaiusm andPolitics: A Conservertive view”( Commentary Aug 1959.pp.149-151.

    [19] John W.Chapman,Rousseau-Totalitarian or Liberal ?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vii,78-80.

    [20]马克思说:过去的哲学家们仅是解释世界,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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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12/28/2010 19:58:50 | 显示全部楼层

    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与基督教及罗马教皇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12/28/2010 19:2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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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均是基督教国家,但法西斯与纳粹均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极大,也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极深”。

                                    
    南郭点评:德国和意大利虽然均是基督教国家,然而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却仅是表面上仍属基督教,而实质上则均严重歪曲悖离基督教本质精神,实践中则疯狂迫害基督徒。罗马天主教庭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均签定条约,但并不意味着罗马天主教认同之,那仅是为了保护天主教在极权暴政下的生存权的一种权宜妥协。罗马教皇早在1860年代开始便不断公开强烈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1864年罗马教皇比乌斯四世发表一份通谕(Sythbus Errorum),列举了80种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的错误,他公开强烈谴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对合法君主的反叛是不可接受的。[2]尤吉尼奥(比乌斯十二世罗马教皇),早在19231124日即谴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17年至1929年作为凡蒂岗的代表发表44次有关德国的讲话中,有40次谴责纳粹的内容。[3]他称纳粹是假先知,指责纳粹是种族血统迷信膨胀;希特勒完全是自我膨胀;希特勒是破坏者,能令僵尸惊跳起的人,基督教与纳粹水火不相容无法调和。[4] 193998日在其第一份通谕中,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明确谴责纳粹主义,明确反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19316月比乌斯六世教皇谴责法西斯政权是国家崇拜异端,并在Non Abbiamo BIsoguo通谕中谴责法西斯主义者的效忠誓言,违背了上帝的法律[5]1937年初罗马教皇比乌斯六世在其训谕(Divini Redemptoris)中公开谴责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人类公敌[6]纳粹高官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43年春对部下说:“我们不应当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皇是国家社会主义比丘吉尔或罗斯福更大的敌人[7]事实上无论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意大利均迫害基督教神职人员,迫害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任何性质的极权主义的天敌,至于那种“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之论”显然系敌视基督教的某些无神论学者的严重偏见。

    2010912日第237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与基督教及罗马教皇
    郭国汀[1]

    罗马教庭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缔约
    比乌斯六世教皇对墨索里尼更加谨慎,1929年罗马天主教与墨索里尼政府签定一份协议;经艰苦谈判,教皇为罗马天主教赢得了独立主权国地位,凡蒂岗城有自已的邮局和无线电广播,并获得17亿五千万里拉补偿;比乌斯教皇因此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意委派来的人”,致使红衣主教Partido Popolare愤而辞职自我流放伦敦。但当墨索里尼坚持利用意大利童子军迫害天主教运动时,19316月日比乌斯六世教皇谴责法西斯政权是国家崇拜异端,并在Non Abbiamo BIsoguo通谕中谴责法西斯主义者的效忠誓言,违背了上帝的法律[8]19385月日希特勒访问罗马,比乌斯六世教皇有意离开罗马前往Castel Gandolfo向朝圣者解释说,他不能容忍在罗马升起一个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9月教皇向朝圣者布道时说:“亚柏拉罕是我们的信仰之父。基督徒不得反犹太人,因为从心灵精神上,我们都是犹太人”。
    希特勒纳粹政权于1933年通过尤吉尼奥(Eugenio Pacelli Pius后来成为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与凡蒂岗签约,在谈判期间希特勒已经逮捕92名天主教神父,查封了16家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关闭了9家天主教出版物。他面对德国草拟的协定,只能做出二择一的选择:要么实质上被纳粹清除天主教,要么选择与希特勒订约以图保存天主教[9],他选择了后者。经谈判争取到:教会保持独立自治,纳粹放松对教育的控制,以换取罗马天主教的外交承认;作为回报,纳粹要求所有的儿童必须参加宗教指导课;凡是脱教者必须重新加入教会;直到1936年德军要求每位士兵必须加入德国两个官方基督教之一。

    纳粹歪曲悖离基督教原理
    与凡蒂岗缔约后,纳粹发起了一场新德国基督教运动。穆勒(Muller)在新德国基督教中加入反犹太人内容,改变基督教原理;纳粹激进分子则完全清除旧约,将保罗和奥古斯汀的教义删除,因为他们为犹太人说话,并发起德国青少年运动。纳粹的这些做法,遇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激烈反对,193410月日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卢瑟福德(Rutherford)给希特勒一函,指责纳粹迫害耶和华见证人,违背了上帝的法律,“侵害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尊从上帝的旨意,如果你的政府和官员因我们礼拜上帝服从上帝而继续迫害我们,那么我们的鲜血将复盖你,而你将面对至高无上的上帝。”[10]

    希特勒与基督教
    希特勒自称在镜子里见到自已就是基督,自认是个勇敢的反犹太斗士。1922412日,在慕尼黑演讲中希特勒讲述他的哲学:我的基督情感指引我向我的上帝和救主作为一名战士,它亦引导我向人。[11]希特勒纳粹与苏联共产党极权体制非常相似。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皆是强大的无神信仰,相互最终在内心排斥宗教纳粹的仇恨是基于种族,共产主义的仇恨则基于阶级虽然两者的死亡集中营相似,纳粹德国用犹太信徒,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代替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纳粹主义用雅利安高贵血统者取代无产阶级;在阉割知识分子和国民精神,采用为一党之私的各种技巧,用非人道手段对付竞争对手及迫害宗教等方面,希特勒均决不亚于斯大林。希特勒的宗教情感是一种混杂着种族神密和暴力及返祖崇拜,沉迷于雅利安高贵血统和反犹太信仰;神学家保罗(Paul de Lagarde)在1873年一篇国家宗教论文中称“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均歪曲了圣经,他谴责圣保罗将基督教犹太教化,对犹太人的历史观都是保罗欺骗我们的。”他还论证耶苏不是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12]。西奥多(Theodor Fritsch)论证说Gulileans事实上是GaulsGauls即是德国人[13]。纳粹高官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43年春对部下说:“我们不应当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皇是国家社会主义比丘吉尔或罗斯福更大的敌人[14]

    纳粹攻击迫害基督教
    纳粹政权对天主教的攻击始于1936。自1936年始,凡是18岁以下的男女青少年儿童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其队歌为:“没有恶的神父牧师可以阻止我们感受,我们是希特勒的儿童,我们不跟随基督,我们要希特勒。[15]纳粹德国随即展开信仰运动,努力将信仰与教会隔绝。婚礼出生证皆偏离基督而全部导向希特勒。1937年纳粹颁布一项命令:取消所有课堂上的十字架。圣诞节改名为Yuletide,日期则改为121日。形容耶苏是一个胆小的犹太佬,他以贬低的方式受死污辱了大多数人。[16]
    随着自信的增加,纳粹对基督教的攻击亦随之增强。牧师被禁止在课堂上布道1936年盖世太宝逮捕了700名新教神父,因为他们布道时谴责纳粹亲异端。神父们因布道提及亚柏拉罕,约色夫,大卫,损害了德国种族的高贵性而受罚。新教主要神学家卡尔巴尔斯(Karl Barth),因宣称基督教面对纳粹已不再可能持中立,谴责人将自已视同上帝等同世界中心是最大的罪,即被解职,Dinter原是纳粹党第五号人物,负责纳粹党的行政事务,19279月日被开除出纳粹党,是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使纳粹党远离宗教[17] Dinter被开除时,他的第五号党证上被盖上“永远不得重新录用”希特勒发誓从此永远将纳粹摆脱所有宗教问题[18]。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将全波兰1/5的神父关入奥斯维亲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后杀害。[19]

    纳粹迫害攻击犹太人
    1938119-10日,在德国400个犹太教堂,数千个犹太商店和犹太人的家被纳粹党烧毁,超过20000名犹太人被捕。纳粹统治下,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报纸均消声匿迹;因缺金属教堂的钟被熔掉;十字架从所有的医院撤除;在新学校禁止言及宗教;俄国俘虏极悲惨的状态约4/5的死亡率而无人关注。

    基督教神职人员谴责纳粹迫害
    不少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开谴责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些神职人员因此而牺牲。例如,比乌斯六世教皇日益对纳粹持敌意1933-1936年期间,凡蒂岗向柏林发了36封抗议函,指责纳粹德国违反协议。幕尼黑红衣大主教于1937年星期日在Palm教堂布道时,宣读比乌斯六世教皇通谕,谴责用肉身和血取代真正的上帝的偶像崇拜,基督教是所有国家所有的人民的家。五天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又在Divini Redemptoris训谕中谴责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人类公敌[20]1938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还写下Humani Generis Unitas通谕:号召人类友爱,谴责纳粹迫害犹太人和种族主义[21],但在发表前于1939219日去世;红衣主教Galen公开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牧师在军中散发他的布道演讲者皆被枪杀;Galen红衣主教还和科隆主教Frings共同谴责纳粹谋杀人质和俘虏;教会运动的主要神学家卡尔(Karl Barth confessing)号召基督徒必须一手持圣经,一手拿报纸;杜道夫神父(DudolfBultmann)布道时称:如今民事不服从已成为实际道德,不服从第三帝国的所有命令,是所有基督徒的义务;最着名的反希特勒基督徒是Dietrich Bonhoeffer神父,他是富于学识的神学家,与美国许多神学家联系密切,1939年他主动返回德国,他说“当我的祖国陷于邪恶与混乱之际,我不能袖手旁观”。他公开谴责纳粹,虽然一直在盖世太保监控下,他坚持与反纳粹组织一道工作,与国际教会联系,由于帮助犹太人逃亡瑞士,于19434月被捕,并于战争结束前三周194549日与其他阴谋反希特勒的军官一道被绞死;新教牧师Heinrich Gvuber因帮助犹太人受洗而被捕;新教主教Theophil Wurm致函希特勒,抗议屠杀犹太人,1943年,在布道坛上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群体屠杀;教会领导人波诺福(Bonnoeffe)公开谴责纳粹19359月之剥夺犹太人的权利法,盖世太宝先逮捕他的21个学生,随后将他关入集中营,他拒绝合作宁可入狱。[22]意大利Finme主教Giuseppe Palatucci的表兄是当地警局局长,受比乌斯12世教皇尽力救助保护犹太人的指令,在大屠杀期间,他与表兄一道伪造了几千份身份证明拯救了几千名犹太人,最后被纳粹逮捕并处决。[23]
    但也有部分神职人员支持纳粹,例如:马汀主教萨瑟(Sasse)出版马汀路德有关反犹太教的论文以示支持纳粹;19413月日GrobeFreiburg 大主教在布道时称犹太人杀害了耶苏并称犹太人自取诅咒;194112月日在德国七个省的Evengelical教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犹太人是天然的德国之敌,即使受洗也没救,建议对犹太教徒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将其驱逐出德国领土;[24]19416月日当德国入侵苏联后,Jager大主教谴责苏联敌视上帝仇恨耶苏,并说俄国人是一种接近动物的人。[25]

    比乌斯12世教皇与纳粹迫害犹太人
    布莱恩教授在其名着《信仰: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未公开谴责纳粹,这很难理解,其是否有理由是另一个问题,因他想避免与纳粹发生直接冲突”。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攻击比乌斯12世教皇是纳粹德国的教皇,其理由是他代表凡蒂岗与纳粹签约,且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期间,未公开强烈谴责纳粹德国。但是这些指责显然并非事实也非常不客观公正。
    比乌斯十二世教皇(EugenioPacelli Pius1902年获神学博士,精通拉丁文,希腊,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萄葡萄牙和阿拉伯语。1939年比乌斯十二世成为教皇时已经担任神父40年,其中38年作为教会全国秘书处外交官。

    比乌斯教皇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际即下令罗马的教堂向犹太人开放,凡蒂岗一地即有5000名犹太人在其中避难。[26]事实上,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早在19231124日即谴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17年至1929年作为凡蒂岗的代表发表44次有关德国的讲话中,有40次谴责纳粹的内容。[27]

    整个1930年代纳粹媒体称他为爱犹太佬的红衣主教,因为作为凡蒂岗国务卿他先后55次向纳粹政府送交抗议迫害犹太人的公开函。他称纳粹是假先知,指责纳粹是种族血统迷信膨胀;希特勒完全是自我膨胀;希特勒是破坏者,能令僵尸惊跳起的人,基督教与纳粹水火不相容无法调和。[28]193738日比乌斯十二世会见美国大使时私下称希特勒是个不可信赖的流氓,而且是邪恶的人1938年他给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函中解释他为何反纳粹政权,原因之一是纳粹的反宗教自由,完全缺乏诚信,与纳粹完全不可能进行政治妥协或达成协议。[29]正由于比乌斯12世的上述言论,1939312日比乌斯十二世当选教皇加冕仪式欧洲国家唯有德国未派代表出席。[30]

    193998日在其第一份通谕(Summi Pontificalus中,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明确谴责纳粹主义,明确反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呼吁和平。在整个二战期间教皇一直为犹太人呼吁,当得知纳粹在波兰屠杀犹太人后,他敦促欧洲的主教们尽一切能力拯救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1940119日在凡蒂岗电台和报纸上教皇撰文称纳粹是野蛮的暴政。在1940年复活节比乌斯十二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轰炸不设防的平民1940511公开谴责纳粹侵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426月日他公开反对在纳粹法国占领区群体驱逐犹太人,并下令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帮助犹太人。[31] 1941年和1942年教皇圣诞演说重申了这些主题。

    综上可见,比乌斯12世教皇始终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对纳粹政权始终深怀敌意,不但屡屡公开谴责纳粹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尽其所能尽力保护了数十万犹太人的生命。

    法西斯意大利迫害犹太人
    1938715日在墨索里尼指导下,法西斯教授们签发《种族宣言》,称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意大利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禁止犹太人在学校和大学里任教,而1930年意大利大学教授8%是犹太人。比乌斯六世教皇的回应是直接聘任了好些着名犹太教授到凡蒂岗图书馆。他亲自过问确保为那些被迫解职的犹太教授学者有必要的移民文件,以便移民巴勒斯坦和美国19389月日墨索里尼政府颁布第一个反犹太人的法律,模仿德国纳粹纽伦堡宣言,解聘犹太人教师教授,驱逐犹太人的孩子出学校,犹太人从大学公务和军队及其他公共生活中被驱逐。比乌斯教皇多次公开谴责墨索里尼的反犹太教立法193896日临死前一个月,比乌斯六世教皇接待一群比利时朝圣者时说,反犹太是仇恨运动,我们基督徒决不能参与。并含泪说反犹太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在精神层面我们全部都是犹太教徒。[32]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教皇持续谴责纳粹政权及其反犹太政策1938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教皇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要求美国和加拿大天主教帮助被德国驱逐的犹太学者,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寻找教职1939124日他对凡蒂岗外国使团说要大使们尽可能为被德意种族迫害的犹太人签证。他还亲自秘密准备了一份书面训谕,让美国耶苏会牧师约翰草拟,约翰将第一稿交给WladimirLedochowski修改,但由于比乌斯于1939210日突然去世,未及公开发表。[33]

    罗马教庭处置纳粹希特勒的策略
    罗马天主教确实始终未将希特勒及其高级官员革除教籍,但这主要基于现实的考虑而非教皇容忍或纵容纳粹。历史上将暴君革除教会不乏前例,但均受到被革除的暴君的疯狂报复。例如:1324年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将德国巴伐利亚民选皇帝路易四世革出教会,并号召各君主和贵族反抗路易,结果路易率兵进军罗马,赶走教皇自封为神圣罗马皇帝,而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则死于流亡地。1570年比乌斯五世教皇将英国伊丽莎白女皇革出教会,结果对天主教造成大灾难;英国圣公教会从此独立于罗马天主教自立门户,数百名天主教徒被屠杀,而大量英国天主教徒仍然忠于女皇,维多利亚女皇则巩固了她的权力。[34] 1809年被教皇革除教会的拿破伦派兵包围罗马凡蒂岗,逮捕比乌斯七世教皇强行押出罗马关押了五整年,由1400士兵看守软禁,因为他曾谴责拿破伦封锁英国并将拿破伦开除出教会。184811月日比乌斯四世教皇逃出罗马,14个月后才回到罗马。19世纪末莱克斯八世教皇亦曾被迫短期流亡。[35]希特勒曾计划攻击凡蒂岗,绑架教皇。德国驻凡蒂岗大使(Ernst von Weizsacker)写道他听闻希特勒计划绑架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他反复告诫凡蒂岗官员不要惹恼柏林。

    天主教会拯救的犹太人比所有其他教会,宗教团体和拯救组织的总和还多。二战中欧洲80%的犹太人被消灭,意大利的40000名犹太人有85%获救。[36] 19431016日凌晨530分,大批盖世太保在罗马挨家逮捕仍在睡梦中的犹太人,结果当天1259人(包括896名妇孺)关入死亡列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周后全部被杀害。194310月日至19446月日盟军解放期间,德国人又陆续逮捕和屠杀了2091名意大利犹太人。自194310月始,比乌斯教皇要求意大利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保护犹太人,在德军占领期间罗马155个修道院共庇护了约5000名犹太人。另在教皇的夏宫(Castel Gandolfo)庇护了3000馀名犹太人。60名意大利犹太人在苏会士格利高里大学生活了9个月,许多犹太人在Pontifical圣经研究院避难。比乌斯教皇亲自允许477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凡蒂岗城内避难。另有4238名犹太人在罗马城内无数教堂内避难。大屠杀研究专家也是受害人的Tagliaazzo经研究证实热那亚红衣主教Boetto至少救了800名犹太人。Assisi主教救了300名犹太人,许多其他着名的教会领导人,包括数名红衣主教,两名未来的教皇救助和庇护了大量犹太人。

    教皇还令各国天主教会尽力救助犹太人。匈牙利Tiber Baranski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了3000馀名犹太人,他证实他们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苏军占领匈牙利后即逮捕他,后来在匈牙利1956年起义后,他移民美国,1979年以色列因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贡献表璋他为“正义绅士”。“我确实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他说。

    1955年一个以色列代表团找到Giovanni Montini大主教,拟奖励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工作,被大主教婉拒:“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我的责任,而且我只是按照圣父的命令行事”。1957AngeloRoncalli红衣主教对以色列外交部对他成功救助数千名犹太人拟予奖励,他亦作了相似的回答。许多意大利天主教徒因帮助犹太人被纳粹逮捕,其中有些人被杀害。



    [1]郭国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权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FOB合同》4版;《Scrutton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 《现代提单》;《油污和碰撞责任》;《国际贸易法》;《项目融资》;《国际海事海商法》;《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条款中译》;《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精选);《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基督教与人类文明》等专译着。

    [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56.

    [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63.

    [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65.

    [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7]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8]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61.

    [1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0

    [11] Brian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p.674

    [12] Brian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p.675

    [13] Brian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p.674

    [14]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1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1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2

    [17]Brian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p.677

    [18] Hitler had decided to distancethe party from religion. Hitler vonoed to keep the Nazis out of all religiousissues forall time to come. See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9] Robert Rogal, The CatholicMarty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World History ( New York,Croosroad Publishing Co.2000) p.194.

    [2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2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4

    [2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23]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89.

    [24]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8

    [27]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63.

    [28]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65.

    [2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66.

    [30]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70.

    [31]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74.

    [32]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40.

    [3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41.

    [3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78.

    [35]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Publishing 2005).p.76.

    [36] Ronald J. Rychlak, Gold hagan v.Pius XII, First Things, June/July 2000,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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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12/28/2010 20:07: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12/28/2010 19:10 编辑

    塔尔蒙教授反对理性至上论,批评以‘理性’作为指导政治行动唯一依据,因为它导致乌托邦兰图。他指出人类需要考虑习惯,传统与偏见,他十分怀念被丢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原罪观。正由于宗教信仰的迷失,使得乌托邦思想堀起成为可能(A116)。他指出作为极权民主的意识形态根源,他们无法意识到‘理性’永远无法命令人民一致同意。因此,如果期望全体人民一致同意,最终必然导致专制。个体要么被强制同意,或其意见必须作某种虚假处理,或他必须被当作破坏法律者,叛徒,反革命或其他任何名义被处置(A117)。[18]

    英国史密斯学院教授查波曼(John W.Chapman)虽然部分同意塔尔蒙的观点,但认为他对卢梭与极权主义先驱之论有误。他认为卢梭的“立法者是个有魅力的领导人,通过他使普遍意志得以表达。普遍意志的表达要求团体和正直的个体共同努力,基于一种有机交融过程。”[19]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塔尔蒙之启蒙运动及卢梭是极权主义先驱的论断。例如,1960年一位着名英国历史学家AlfredCobban追宗研究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康德、卢梭、洛克、霍克尔(Hooker)和阿奎那后,发表了启蒙运动思想解释,批评了塔尔蒙。数年后,彼特(Peter Gay)出书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与塔尔蒙所归纳的有较大出入。他指出卢梭对政治思想家们的影响面非常广大(A118)。里查德(Richard Hunt) 随后研究马克思政治观念,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极权民主相联。这些不同意塔蒙德有关极权主义先驱是启蒙运动社会改造思想及卢梭的政治思想的学者们同样只字未提基督教与极权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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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12/28/2010 20:11: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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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极权主义的哲学思想根源在于启蒙运动主张的,源自洛克和霍尔维修至黑格尔、尼采、卢梭等思想哲学家们的社会改造运动,到马克思和列宁而登峰造级,特别是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一切传统文化,宗教,道德,习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及一党专政创造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20]。极权主义的制度根源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从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皆演变成共产党极权暴政的事实得以充分证明。
    基督教文化决非极权主义的根源,也非极权主义产生的条件或原因;恰恰相反,基督教教义和信仰是共产主义的天敌,而共产主义则几乎是极权主义的同义词,因此基督教文化信仰是极权主义的天敌而决非其产生的根源、条件或原因。

    至于表面上似乎与极权主义有关的‘基督教救赎观’,决不等同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的政治化 或“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现代化”,何况被“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根本不是正常的基督教救赎观。而将此种被“异端邪说和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观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赎观”,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救赎观”,继而替换成“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进而得出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之论断,其中的逻辑断层,概念混淆,偏离主题,因而其结论的荒谬性不证自明。吾以为基督教文化不但不是极权主义的渊源,而且是现代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根据,近现代全世界自由宪政民主体制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由信奉新教的美国率先确立决非偶然;是因为实质上人权、自由、民主理念成为普世价值,并推向全人类,得益于基督教教义主旨:“尊神为大”“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和“爱人如己”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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