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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郭国汀

[法律法治] 《共和革命之父孙文》郭国汀编译 天易论坛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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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28/2011 02:06: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3 编辑


23、袁世凯破坏共和体制
轻易镇压二次革命后,使袁世凯的野心膨胀,不再满足于临时总统,他要当终身总统,准备最终实现皇帝梦。第一步,袁世凯促议会于1913年10月5日颁布总统选举法,次日,议会两院举行总统选举,议会大厦外,袁派化装成平民的士兵,警察,便衣高喊“如果你们不选择我们要的总统,别想离开”。但袁世凯在头两轮投票时仍未达到法定选票。(一共759票,一轮471票,二轮479票)直到第三轮才通过。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临时政府转正。10月31日议会颁布天坛宪法,采用内阁而非总统体制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袁大怒,要他的将军们攻击其是不符合国情,是作为国民党控制议会的工具。当议会坚持原先的立场时,袁世凯干脆于11月4日解散国民党,以他们介入二次革命为由,取消358名议员资格(随后另取消80名议员资格)。结果由于议会达不到法定人数,将宪法,议会和反对党抛弃一旁,袁世凯获取实质上的独裁权。[1]
由于在乎合法性的重要性,袁世凯于1914年3月18日召集国会,修改1912年临时宪法。22个省每省两名代表,首都和全国商会各四名,蒙古,西藏,青海各八名,一共60名。大会旨在将内阁制转变成总统制,并授权总统和议会制定新宪法1914年5月1日颁布新宪法。扩展总统任期为十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有权指定其继承人。袁世凯成为没有封号的皇帝,但袁世凯仍不满足,他不但要事实上的而且要法律上的皇帝。袁之子袁国定为了确保他的皇帝继承权亦极力促成袁称帝,1915年袁世凯已准备完全背叛共和。[2]为了预先阻止外国反对,袁世凯同意接受日本臭名昭著的21条,并分别与俄国,英国签署承认其在外蒙和西藏特殊利益的协议。[3]
由于政府财政困难,该贷款尽管对民族感情有损,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违反临时宪法,袁世凯未要求议会批准。正是因这一宪法事件,仍犹豫不决诉诸武力的国民党,选择挑战袁世凯,同时,保留协商的大门;然而,国民党持续施压。5月孙文呼吁外国列强不资助破坏议会的政府,但是袁世凯仍获得贷款并据此行动;6月袁解除三名国民党都军的职务;7月初调军队进入战略要地;7月20日一位国民党将军(李烈钧)回击引发“二次革命”。此时孙文正因为大女儿之死而深感沮丧,但孙支持起义,黄兴再次采取了更积极的行动;军事并非孙文的强项,尽管有非官方的日本民间支持,革命从未有成功的机会,并于9月迅速崩溃。(据一份未经确证的日本来源的材料,孙文和黄兴同意日本政府的要约,提供他们2000万元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代价是承诺割让满洲;该计划据称曾在东京政府表决)。[4]
袁世凯获胜不仅是由于他有更优势的军力和外国资金的资助,他亦获得更多公众支持。公众对纯共和事业的激情并不高,国家仍面临外部危险,因而公众更支持保守的国家统一。甚至有些资深的革命者亦反对二次革命。国民党温和派(分裂出的一个派别),继续留在北京议会。梁启超于1912年10月回到中国,是支持袁世凯的国民党竞争对手之一,甚至当袁世凯粗暴对待代议制政府时,梁警告并反对过早采纳共和制。[5]
10月6日,袁世凯施压议会选举他任总统,次日各列强(除了美国在5月已先承认)均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满足了他们对西藏,蒙古和其他问题的要求。袁世凯则在二次革命期间,便已开始恐赫和威胁议员,于11月4日驱除国民党议员,并宣布国民党非法。1914年1月,袁世凯干脆休止议会,随后数月确保了其独裁统治。[6]
1913年8月9日始,孙文再次避难日本。公共论同情他,孙文在超国家主义者中间有些密友,如TM,但日本政府如今对他不再那么有用,他们施压袁世凯让予满洲和内蒙铁路,但仍不满意。泛亚分子不得不等待另一次机会来资助孙文。另一方面,袁从二次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后,获得以英国为首的欧洲更坚定的支持,孙文的声望再次坠落低谷。
那些先前称赞孙文自我克制的爱国行为的西方人,如今开始谴责孙文为追求个人野心而搅乱国家隐定。一个传教士将孙文与华盛顿比较,宣称孙文“不成熟”;而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则归因于孙文“缺乏内心的平衡,除非色盲者这早已是明显的事实”。在随后几年中孙文的行为的某些方面,导致其他人亦赞同此看法。[7]


[1]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8

[2]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8

[3]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9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5.

[5] Harold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1980.p.175.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6.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6.


 楼主| 发表于 2/26/2011 16:51:4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2 编辑


21、宋教仁遇刺
3月20日,31岁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台上被雇佣的枪手枪击,两天后死于医院。暗杀者以200英镑价格受雇佣,他的同谋很快被捕。书证与袁世凯的总理赵秉钧和一名内阁秘书牵连。虽然未发现袁世凯亲自下令暗杀的证据,几乎无人怀疑他的介入。这既非第一次,也非唯一的一次,为他的政治需要进行的谋杀。[1]
宋被杀于国民党于12月和1月大选中大胜,拟前往北京任职之际。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在议会两院中皆获压倒性胜利。虽然选民被限于拥有财产或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此后从未有过任何接近民主标准的中国选举。由于宋教仁变得日益公开批评袁世凯,意图用议会将总统限制于合适的宪法的地位,或甚至替换之,因此必须清除他。[2]
袁世凯相信自已是唯一能够将中国团结在一起的人,因而拒绝受法律或其他限制。作为一个君主体制下杰出的改革才和进步人士,他从未考虑新的政府形式超过橱窗的作用:政治对手是讨厌的人,必须通过贿赂,讨好,威胁或谋杀使之中立。
由谋杀者牵涉袁世凯的亲信所激怒,构成国民党核心的前革命者想举行决一胜负的武力示威,但由于他们的军力虚弱而犹豫不决。作为那些满怀善意支持袁世凯的人当中最重要的人,孙文举棋不定。当3月25日回到上海时,孙文仍然陶醉在中日合作的美好前景中,他在媒体采访时未言及宋教仁事件。反之,他发现日本的真实目的,“日本所要的不是中国领土,而是增加贸易。”而这唯有通过采取和平政策才能达成[3]。但一周后,一家国民党机构,敦促孙文主张强力领导,维护革命成果。孙文与黄兴皆主张通过法律手段惩戒罪犯,尽管他们在国内和日本发出潜在军事行动的试探,反应不容乐观。[4]
与此同时,袁世凯经长时间谈判,成功与国际银团签定贷款协议。4月26日他的亲信涉嫌宋教仁谋杀案被公开确认,外国列强确予袁世凯信任票--亦在贷款协议中强制加入没有先例的控制条款,重组贷款2500万英镑。但中国仅能得到2100万英镑,且到1960年还清本息合计达6800万英镑。此外,该2100万英镑,很大部分被用于偿还外国银行,并从不离开欧洲。美国于3月份撤出银团,由于新总统威尔逊发现该贷款条件予外国人监督基金花费的权利,涉及中国的行政自由权。
依临时宪法,应在六个月内选举议会,组建政府。1912年8月,临时政府颁布选举法和议会组建规则,包括两党制和立法体制。12月大选时,在宋教仁主持下同盟会合并了其他四个小党,组成国民党。宋教仁曾在日本学议会理论,强烈主张用政党政府和责任内阁,使国家按宪政制约总统,预防其滥用权力。[5]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与国民党竞争。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下院596席,国民党得269席;上院274席国民党获123席。[6]此时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合并成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政府。国民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宋教仁的工作,他的杰出组织能力和经常演讲,主张内阁和忠诚反对体制,制约总统权力使袁世凯不快。试图收买宋未果后,袁世凯决心除掉宋教仁。由于担心总理职位被宋抢走,赵秉钧亦参与谋杀。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拟赴京就任国民代表职时,遇暗杀身亡。杀手坦白与总理赵秉钧有牵连。开审前杀手突然死于监狱,赵秉钧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庭,后赵被调直隶总督,却于1914年2月17日在办公室内神秘地死于毒杀,因此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3.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3.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3.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4.

[5]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5

[6]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6


 楼主| 发表于 2/27/2011 14:31: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2 编辑


22、二次革命
1913年4月为增强其对抗国民党的力量,袁世凯与五国银团协议贷款2500万英镑,重组贷款。孙文与黄兴敦促议会否决非法贷款,总理段其瑞派军队包围议会,宣布无需讨论。当议会中国民党议员弹劾政府时,袁世凯与革命党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袁世凯以闪电般的方式解职江西,广东,和安徽国民党都督职,而且袁的军队作好了进攻南方的准备。[1]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独立,不到一个月内,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开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在几个月内平息了南方起义,袁世凯的将军们分别成为各省军阀。
孙文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内部远比袁军的强大。孙文主张与袁世凯作不妥协的斗争,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孙文指令黄兴在南京起义,但很快由于缺乏资金而放弃,加之,黎元洪在湖北意外地加入袁军,为北洋军进入南方开了关健的通道。此外,英国驻华大使约翰乔丹支持袁世凯,安排贷款,供应弹药,同进却禁止孙文,黄兴从香港获得任何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人民厌战希望和平。他们要不惜代价的和平,也不明白为何已走上共和还需要二次革命。
孙文二次革命后逃至日本,认为内部不团结是他失败的主因。故于1914年7月8日重组国民党成紧密结构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要向孙文宣誓忠诚,在书面誓词上按手印。孙文严格撑控中央省级组织及指定任命各级负责人的权力。即后来的民主集中制的萌芽。孙文命陈琪美暗杀了袁世凯在上海的都督。


[1]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6


发表于 3/6/2011 16:13: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4 编辑


25、袁世凯背叛共和
云南都督蔡鄂将军1915年11月11日从北京拘留处逃回云南,与梁启超组建护国军,首举反袁世凯称帝义旗,“消灭国贼,捍卫共和,维护民主,发展大众主权精神”。12月23日,蔡鄂予袁世凯最后通谍,限他两天内取消称帝。当袁世凯拒绝后,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一万人兵分三路挥师北上;12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推迟原定的1916年1月1日加冕典礼。他的两名主要将军段琪瑞和冯国璋,分别称病拒绝任征讨护国军总司令。[1]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同时山东成立反袁称帝军。日本政府此时宣称将视南北双方为交战双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放弃称帝,但他仍期望保住总统大位,通过恢复内阁制,来平息安抚革命者;然而时局的进展超过了他的期望。广东于4月6日,淅江4月12日宣布独立。5月5日各革命集团联合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拒绝承认袁世凯为总统。甚至康有为两度敦促袁世凯辞职出国旅游。此时,袁世凯大势已去,其追随者相继开始背离他。当他要求冯国璋召集各将军和各军政府都督支持他任总统时,冯国璋只是要求他辞职5月9日山西,5月22日四川,5月27日湖南宣布独立。据称当袁世凯读到四川通电时当场昏倒。醒来后,袁衰叹道“现在连陈环都这样,我还能说什么?请电告他,我拟退休。”由于众叛亲离,令其羞愧难当,整日焦虑不安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突然死于尿毒症。
梁启超评价袁世凯说,“他不懂人和动物的区别,以为可以用黄金和刀剑威胁获取任何东西,他的愚弄宪法,非法操控议会,行贿,威胁,谋杀,奴役手段,对共和精神和道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奠定了随后十年无法无序的乱局”。
一旦当选临时总统,袁世凯即开始曲解共和。首先,在内阁四个最重要的部:外交,内务,战争和海军部,安插亲信;同时,将四个次要的部:教育,司法,农业和森林部,让给同盟会员当任。黄兴原为革命战争部长,袁仅予黄兴任南京地方军事长官,且由于袁世凯拒绝支付他的五万人的军响,黄兴很快便被迫遣散军队。总理唐绍仪,真心渴望将国家引向法治,与袁世凯的秘密意愿发生冲突,为羞辱他,袁世凯解除直隶军督职,并派他前往南京遣散军队,而没有依临时宪法所须的总理附署。于是唐绍仪于1912年6月16日愤而辞职抗议,四名同盟会部长亦辞职抗议[2]
下任总理是个低能的外交官,原驻俄大使陆征祥,由于他缺乏政策与方向感,受到议会弹劾,7月27日即称病不上班;故由袁世凯的亲信内务部长赵秉钧代总理,并于9月24日成为总理,结果使整个内阁变成总统的傀儡,五个月内,袁世凯便将责任内阁变成杂乱无章。然而,袁世凯对南方革命领导人表面上非常重视,袁邀请孙文,黄兴赴京商谈。孙文先赴京26天,受到袁世凯热情款待,袁13次认真听取孙文有关土地改革,单一税理论,及从北京迁都内地的重要性和建造20万公里铁路的必要性。9月9日,袁任命孙文全权负责铁路总监,建造国有铁路体系。孙文离京时相信袁世凯是个有能力且真诚的人。认为袁将“不可避免任10年总统”。然后,黄兴进京会见袁世凯,亦受到热情款待,袁亦认真听取黄兴谈论工业发展之需,高效议会体制的必要性,黄兴被任命为广汉线和川汉线铁路总经理。
单一的个人野心无法解释袁世凯的决定。由于共和主义尚未扎根于公众,袁世凯希望一个新王朝能为国家统一和便利中央集权提供一种焦点;中央集权行政亦非某种独裁个性的怪想,袁视之为实现国家目标和促进国内发展的条件,袁的错误在于假想。首先,更熟悉帝国传统的普通人民,当他的政府对于解除农民苦难未做任何事时,对于恢复帝制更易于适应;其次,袁错误地将支持他反日的力量,当作支持他个人集权,恢复君主制的力量;士绅阶层已经阻止他的中央集权措施,他的好些将军们亦反对。此外,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支持现代共和体制,他们反对任何时光倒流的举措。简言之,袁世凯骑虎难下。孙文利用日本协助摧毁袁世凯的计划,突然似乎更可行且更合理。此时宋庆龄成为孙文的新妻,激励了孙文奋斗。[3]


[1]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71

[2]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64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4.


 楼主| 发表于 3/4/2011 14:44: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4 编辑


24、中华革命党
在日本休整沉思后,孙文发现自已成为多重的受害者。先是本党,然后是袁世凯,最后是西方民主国家,皆对他和在国内他们称赞的三民主义关门。要是缺乏适应能力和自信者,本应一切皆完了;正如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那样,他的政治生涯,充满挫折失望,最终陷于绝境。然而孙文却以另一方式对待失败,他决心证明他一生的事业尚未完结也未白废,未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次年在一封给一位美国同情者的信中,孙文披露了他正在忙于准备另一次行动。“这次我将亲自处理全部事务。。。第一次革命在我能够回国之前已爆发,二次革命我没有参与,因为我想有许多相当能干的人能成功完成任务,但是太多的厨师毁坏了炉子”!在内部通讯中,孙文对他的同志们不那么客气,直言不讳地指控他们在两次革命中阻碍了他,如今,他要求绝对忠诚和服从;于是孙文在日本创建了一个新的秘密和精心挑选的组织(即中华革命党),计划推翻袁世凯,并指导国家的命运直到实现民主宪政。[1]
成立于1914年7月的中华革命党与传统的秘密会党和列宁主义的党相似,孙文当选总理。该党吸引了先前革命者的一个分支和少数激进分子。黄兴拒绝加盟,因为孙文坚持每位成员发誓忠诚于他个人而不仅是党的纲领。此外,成员需按手印也令他反感。回答那些党的独裁与民主的目标不符的批评,孙文援引一位欧洲权威罗伯特米歇尔的说法“即便最热衷于大众统治的政党,也不得不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2]。显然,无论什么党,都必须服从党魁的独裁,在必须服从军事命令的革命党的情况下是多么地真实。接受此种绝对政治领导权观念者之一是27岁的蒋介石,蒋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二次革命,当时尚不是孙文核心层人物。
中华革命党的计划包括民权,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孙文对最后一项作出重大变更,在夺权到完全建立代议制政府之间的九年过渡期间,他插入一个国民党的三至六年的统治期间,如今称做训政。[3]该计划取消了民族主义,是为避免外国干涉革命,但中国人真正想要独立并非秘密。一位英国外交官1912年5月给伦敦的汇报中指出:“中国是中国人的观念很有市场,从日本,英国,美国归国的学生们均强烈渴望收回租界,取消域外管辖权。他们抱怨在上海和其他条约港口,受到外国人的不平等待遇,并希望他们自已控制金融,铁路和其他产业。”一位高级外交官在该报告上批注:“我不喜欢中国是中国人的观念”。[4]
取代解除帝国主义的压力,结果却使此种压力更重了。袁世凯试图通过让外国人之间相互对立而缓解之。当然他所能做的相当有限,不只是他自已缺乏远见,因为他鄙视公众政治行动,他无法完全利用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孙文却由于他的近似疯狂的筹资而直接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1914年在原始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影响了海外同情者,资助亦随之减缓。虽然南方华侨并不喜欢袁世凯,但孙文的同志(在二次革命中更有名的)亦向他们求助。在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时孙文寄希望于夺取一省政权,然后引起连锁反应,面对袁世凯的强大武装的敌人,需要更多的金钱购买武器,或贿赂军队,这是孙文更注重的方式。由于英国全面支持袁世凯,孙文转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寻求资助,他从未考虑到西方国家是重建中国的自然合伙人。因此,在此事业最低点,孙文并未改变他运作革命的模式。因共和是孙文奋斗一生的事业,一心一意渴望报仇背叛了共和的袁世凯,使他变得更加轻率。[5]
1914年5月日孙文致函日本首相奥库马(Okuma)承诺日本一种实质断中国商业的比英国对印度取得的更大的利益,换取其帮助建立共和军。[6]孙文的慷慨要约,比较美国帮助巴拿马获得独立,日本的项目获取的利益要更大,但仍未能打动日本政府。它仍在等待其外交部长一度所称之“心理时刻”,以实现其在中国的目标。但是此信在中国报刊上被披露,使孙文的信誉受损。[7]
8月,孙文开始与一个美国加州人吉姆斯(Dietrick)交易,他早些时曾对孙文的铁路计划感兴趣。孙文的诱饵是在全国百货商店的特许经营权或负责各种工业计划。他的唯一条件是他的未来政府拥有这些企业的一半股份。孙文与吉姆斯的通信持续了近两年,与他曾与雷亚的合伙人布斯的交往一样,他开始时要求吉姆斯资助数百万,后降至几十万,当他最终一无所获时,要求返还全权代理授权函。与此同时,孙文在日本的前景日益明朗,1914年8月以后,东京等待的“心理时刻”已接近。[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转移了对中国的国际关注。援引英日同盟,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而英国需要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帮助,故无法阻止她的同盟利用此机会进军中国。11月,日军攻占防务空虚的山东。虽然英国和德国亦侵犯了中国的中立,日本却更进一步,占取了半个山东省。11日,日本宣布由于他们不得不与德国战斗并驱逐之,他们没有义务返还租界地给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交21条要求,这是它拖延已久的在中国主张帝国主义地位的要价。[9]
一周后,该新闻在报上披露,引起前所未有的骚乱,且公共意见如此广泛传播亦史无前例。报纸读者群已达400万人,群众游行集会号召坚决反对。三月下旬开始反日罢货,首次显示这种武器的真正潜能,游行集会在实务中则是中国武器库中唯一的武器。象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反日煽动仅影响了一小部分人口,正在成长的劳工运动亦介入。
袁世凯并非领导大众民族主义运动者,但公众的愤怒加强了他谈判的筹码。日本在独特的国际环境下,有更多可用于对付中国的武器和利益等有利因素。三月初日本开始派三万军队登陆中国,增援其既存的兵营,这是条约的安排允许的措施。然而,中国利用外交途径对抗,通知各国外交官,中国使英国反对二十一条第五组条款,因其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权利,数月来袁世凯的职业外交官在条约细节上纠缠拖延。直至受挫的日本人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谍:要么中国在两天内同意,要么日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此时,日本人划掉了第五组条款。5月9日,中国接受了其他大多数条款。但是日本的最后通谍和袁世凯接受21条,使中国公众的愤怒达到高潮。5月7日和9日亦成为国耻日。
日本最终获得的让步和投资机会,或许本应可悄悄地获取,因为西方资本陷于欧洲在中国更少竞争力。然而日本人却使用老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最强悍蛮横的方式,激发了一种新的激烈和不妥协的中国民族主义,随后三十年日本饱偿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兹味。
大多数中国爱国者(包括孙文先前的同志)支持袁世凯或抑制反袁行动而抵制日本,孙文却站在另一边,他不顾黄兴的警告“不要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继续向日本提出出让最大利益的要约。[10]虽然孙文辩称袁世凯事实上想要该21条,以便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私下孙文向日本提供相似的独家特权。1915年3月14日正当日本对北京施压的同时,孙文将他的建议呈交东京外交部,[11]以换取日本帮助除掉中国邪恶的政府。孙文邀请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训练,这是一种更新的泛亚观念,因为孙文建议日本放弃其他同盟,协助中国摆脱治外法权和其他不平等的义务。[12]
然而,为了东京的目标,仍然没有必要武装孙文,但是武装孙文的威胁,加强了它对北京的影响。虽然孙文提供要约的细节未公开,但是他已无意中成为日本扩张主义者的马前卒却不是秘密。孙文在日本,其他人则返回国捍卫祖国挫败先前的赞助国。一位资深革命者HH孔,认为孙文是受精神压力损害的不明智的爱国者。四月在一封致袁世凯的澳大利亚顾问的函中,孔先生说“尽管孙文出于好意,但因为他的错误观念,日本人能操控他”。有些人认为“他的危险处境和焦虑已影响他的神经系统”。[13]孙文如今是个孤独和失去信誉的人物。8月袁世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正如孙文曾警告的那样,袁世凯开始发起称帝运动。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7.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7.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8.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9.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9.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79.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0.

[8]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0.

[9]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1.

[10]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2.

[1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3.

[1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3.

[1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3.


 楼主| 发表于 3/8/2011 15:36: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5 编辑


26 孙宋联姻
1915年10月25日孙文与崇拜他的年青美丽的宋庆龄结婚,她相信孙文是从事伟业。宋庆龄是孙文最好的老朋友宋查理之女,时年23岁,比孙文小26岁。1913年宋庆龄与家人一道随孙文逃亡日本,宋谒龄一直任孙文的英文秘书。当1914年谒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庆龄接替她成为孙文的英文秘书。庆龄与孙文的结婚,带给孙文由父母安排的首任妻子所欠少的爱情和陪伴。孙文的首任妻子也是个基督徒,生了三个孩子,孙文的第二任妻子并未离婚,令中国基督徒和传教界不安。该婚姻终结了孙文与宋查理之间的友谊。然而后来却极大地增强了宋家的在中国的影响力。

 楼主| 发表于 8/14/2011 17:00: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8/15/2011 00:35 编辑



27 讨袁护法
1915年秋当袁世凯的王朝引发骚乱不满时,孙文重申他追求独立的决定,为避免重犯1911年的错误,他的目标是将自已和他的党作为独家撑权者。敦促他的追随者抓住关健点,并宣布将不与袁的叛徒阵营合作。11月孙令陈其美和蒋介石暗杀了亲袁的上海都督,但11月初发动海军起义的企图未能成功。11月底梁启超的支持者蔡鄂将军在云南首举讨袁反复辟帝制的义旗,真正的反袁战争开始,但不是在孙文领导下。
现在日本如孙文所期望,变得更加积极。虽然原则上,日本领导人更倾向于中国成为君主制国家,袁世凯此时称帝,本应相当于投票支持抗日。因此,10月开始提出反君主制的外交动议,日本与本土反袁世凯运动保持同步,英国及其欧洲同盟因一战爆发而自顾无瑕,无法干预,他们需要日本更盛于需要袁世凯;而且,他们原来欢迎袁世凯是作为稳定的担保人,现在袁却制造了不稳定。12月日本派一名高级军官到上海协助反袁运动。1916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不支持袁的新王朝。2月孙文的转折点终于来临。[1]
这时,南方的反袁活动仍然遇到顽强的抵抗,日本决定资助孙文,它通过一个民间企业家KuharaFusanosuke处理,此人是军方和泛亚圈的影子人物,也是日军副总参谋长Tanaka将军的朋友;1920年代末,Tanaka任首相时,以对中国持强硬立场著称,是反袁世凯战略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从2月20日至4月27日,Kuhara共给了孙文至少140万元(约70万美元)贷款,最后一笔是由Tanaka汇的。但是在获取更多的钱以前,孙文不得不显示看得见的成果,且日本人并未如孙文期望的那样,单独支持他。[2]
3月7日东京内阁决定完全除掉袁世凯,并为在全中国建立支配机制扫清道路。为此目的,它亦决定予由梁启超的信徒领导的反袁力量以交战方的地位,在所有反袁派之间分配资金。Kuhara亦向一个袁的缩敌,与南方反袁者合作的前高官贷款100万元。另一位日本商人O向一个满族亲王贷出相似的贷款,他是满洲傀儡政府的长期侯选人;日本在满洲施行更放肆的政策。[3]
袁世凯无论如何朝着灭亡迈步,但日本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3月22日袁世凯取消称帝后,一位勇敢的中国反对派要求袁完全退休,然后,4月日本予袁世凯致命的一击。他们说服中国盐税管理国际委员会,扣住税收直到清偿贷款和偿付赔偿之后。由于缺钱,袁世凯无法阻止官员和士兵的背叛。[4]
试图从东京指挥反袁运动的孙文,此时担忧袁的其他反对派更甚于袁世凯本身。他警告他的追随者,除非他们撑握主动权,中国可能会陷入第二,第三个袁世凯手中。孙文送钱贿赂军队,称赞美国华侨志愿者,捐助飞机和飞行员,通过日本在山东的军政府贸易官员用海船运送武器(后来披露日本交易者运送的是过时的武器)。4月27日孙文启程赴上海亲自负责。此时,或许在日本人的坚持下,他放弃单打独斗的观念,指示部下与非党人员合作。虽然他警告反对与日本有牵连的广告,但是孙与日本的关连非常明显,尤其在上海和山东。在上海孙文住在南满铁路公司一个日本官员的家里。孙的卫兵是一位年青的日本军官,20年后成为日本远征军驻上海的司令官。[5]
重大的军事胜利本应可以获得更多日本资助,但孙文的部队未能赢得此种胜利。宣称在他与攻占北京之间仅差500万美元空缺,孙文向他的美国朋友D提出最后一次无结果的请求。同时,承认他的对手已再次超过他,孙文号召所有的力量团结组建共和。但是6月6日已准备逃离北京的袁世凯死于尿毒症。随即不是共和体制的恢复,而是一段由袁的北洋军军阀操控的地方军阀统治时期。随后的12年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央统一的统治。
日本通过帮助将中国带入混乱的边缘而短期获益。日本发现无法通过代理人获得大陆的支配权,而欺凌策略仅是激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抗,最终日本帝国军队不得不与中国人民战斗,因为他们的国家不供出卖。她过去从未出卖,将来永远也不卖。[6]
孙文和同样接受日本资助的孙文的竞争对手们均无意间做了傀儡。所有的人为他们各自的直接目的仅希望利用日本。然而,孙文在与日本交易时极不审慎,尤其是在突发的21条期间,孙文更真诚相信建立在真正互利基础上的泛亚主义,正如他相信整个工业世界可以通过协助而非剥削中国获利。试图说服Kuhara和美国摩根集团接受此种长远利益的观念,若有需要确保之,他可以比他们更精明,孙文当然是天真的。然而,由于缺乏建立本土权力的条件,在他事业的头20年期间,他几乎没有改变。
不过,中国社会继续现代化,开始为政治现代化拓宽道路。新思想潮流,刺激了社会责任感的觉醒,渗透进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了袁世凯的独裁压制,这些观念更自由地流通传播。工业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土企业家和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农村的变化要缓慢得多。民众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然而农村的剥削未受制约,更为加剧,强化了传统农民反抗的暴发。这里是个巨大不满的水库,等待积极政治活动的渠道。麻烦的是,这些新条件成熟的同时,亦强化了地方军阀的坐大,孙文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便警告过此种背信弃义。[7]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5.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6.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6.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6.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7.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7.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8.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01:42:03 | 显示全部楼层
28、袁世凯称帝闹剧
袁世凯的宪政美国顾问,后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法朗克(FrankJ.Goodnow)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国人一直怀疑中国是否适宜共和,专制传统使中国更宜君主立宪。袁世凯的日本顾问亦强调君主立宪是国家实力的源泉。杨度公然鼓吹通过君主立宪救国。1915年8月21日筹安会成立,严复(违背他的意愿)被列为六名委员之一。虽然袁世凯本人反复宣称无意当皇帝,他对一个日本记者说:在1911年革命期间,他已拒绝满清皇家提供的帝位,“如果我现在接受,我将不是人,不公不义欺负孤儿寡母,我怎么能忍受?”
1915年11月20日国民代表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皇帝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以人民的名义,请袁世凯就任皇帝。以缺品德和能力为由,经彬彬有礼地拒绝,袁世凯于12月12日不情愿地接受第二次请愿。次日,袁世凯宣布,1916年将开始新纪元,称作洪宪元年。[1]
袁世凯从未真想实施宪政,尽管梦寐以求登上龙椅宝座,他却反复否认有恢复帝制的意愿,声称将尽力建设美国式的宪政,袁聘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宪法专家佛朗克教授任中国政府顾问,为他恢复帝制提供理论依据;佛朗克强调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悠久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大量文盲的现实,虚弱的国际地位等因素,在中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合适。1915年8月13日一群中国社会名流政客,由精明杰出但投机的杨度组建筹安会,紧锣密鼓筹备洪宪元年登基大奠。
1915年8月日孙中山电召陈其美赴日本商议,10中旬陈返沪邀请蒋介石协助他除掉镇压上海二次革命最卖劲的都督(ChengJu-Ch’eng),陈其美与蒋介石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行动计划,借11月10日日本总领馆举办天皇生日宴会之机,革命者暗杀了上海都督,行刺者并不逃走而是骄傲坦然地主动向警局投案。蒋介石于是再次制定攻占弹药库的计划。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政府宣布经全民公投,中国人民批准恢复君主制,国会恭请袁世凯接受皇帝号;12月12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任皇帝,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奠。不过,宣称全民支持恢复帝制很快便证明是假的。12月25日云南都督突然要求撤销帝制,并严惩杨度;遭袁世凯拒绝,于是云南立即宣布独立,反袁称帝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省都督纷纷宣布独立;袁的部分支持者开始动摇,袁世凯本人也犹豫不决;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袁世凯君主政府,而支持反袁派财金和武器,1916年1月21日日本外交部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威胁日本将军事干预。1916年2月23日袁被迫签发赦令推迟登基日期;3月20日5名支持袁称帝的重要将军劝他放弃称帝,次日袁召集他最亲信的官员开会,3月22日袁世凯正式签发赦令,取消称帝,袁仅过了83天皇帝隐。
1916年4月14日陈其美令蒋介石和杨沪攻占江阴炮台。五天后,军队发生叛乱,虽然所有他的助手均逃避,但蒋介石仍坚定不移,后在两名士兵力劝下,蒋才平安回到上海。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收卖一个中华革命党员李海秋,假装有一个矿业投资,回报率高达40%,引诱陈其美前往签约,四名杀手当场将陈其美杀死(年仅40岁);蒋悲痛莫名,陈之死对蒋介石打击沉重,“从此以后有谁能象你一样理解和爱我?”蒋在陈其美的葬礼上悲痛地哭诉。陈死后,蒋介石成为孙中山在上海最信任的中尉军官。1916年6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前往山东组织反袁活动,日本政府与反袁派共谋以青岛作为反袁力量的基地。
1916年5月22日,袁世凯收到他最信任的将军四川都督郑义的电报:宣布四川独立,袁当场昏倒。醒来后袁悲叹道“人人皆抛弃我,我还能说什么呢?”5月27日袁病情加重,两天后更大的打击随至:他从不怀疑其忠诚的湖南都督唐湘明反叛。袁世凯的尿毒症本来及时治疗并非致命的疾病,因他及他的家人怀疑西医而宁信巫医而遗误时机,6月4日才请来的法国医生回天乏力因为时已晚;即使生病期间袁世凯仍事必躬亲处处操心,6月5日袁半身瘫痪,最后时刻仅他最亲密的段其瑞,徐世昌和王进飞在身边,6日凌晨一代枭雄袁世凯终于连病带气怀着无限的遗憾一命呜呼,终年58岁。


[1] Immanuel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69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2:18 | 显示全部楼层
29 军阀争权
袁世凯死后一年,有名无实权的续任总统黎元洪,试图维持北京共和体制的外表。孙文居幕后,同时予黎元洪恢复1912年临时宪法和被袁世凯解散的议会的努力以道义支持。对孙文这是一段深思,写作,演说时期,象1912年至1913年一样,孙文以外表的沉静再次接受失败,并在境外避难时宣称宪政正在按序进行。他再次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撰写了一本议会程序入门[1]。旨在教导人民如何行使尚不存在的民主权利(后插入国家重建计划,于1917年2月首版印行)。
针对他的党的杂乱无章,孙文提出训政观念,计划在十年内建立纯共和。以克利夫兰,俄亥俄州和瑞士为样榜,他创设了一种地方政府体制,基于普选权,弹劾权,动议权和公投权,然后,反对中国参战的斗争,使他重新投身中国实际政治。
扫除袁世凯后,更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占优势,日本改变立场敦促中国对德宣战。确保和监督中国参战,似乎是增加大陆影响力的容易方法。但首先1917年初日本要确保中国参战,不危及日本战后对山东权益的主张。日本先与欧洲列强秘约,保证得到他们的支持。中方总理段祺瑞因需要日本的武器装备和贷款故主张参战,总统黎元洪和许多其他政要否决该与中国无关的战争,且中国参战得不到任何好处。虽然他的不那么秘密的与日本交易已损害了他的声誉,孙文未介入争议而持中立。
3月孙文致电劳埃德乔治要求英国为自已也为中国的缘故,停止施压中国参战。孙文还向中国议会各议员发电文。宣称多数中国人分不清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他警告说反德战争会激发反西方主义。他还警告,中国穆斯林如果与土耳其人打战,将会造成麻烦。但孙文和国民党老议员还有更实际的理由反对参战。他们怀疑段祺瑞集团将利用特殊战争权扼杀残余的宪政。[2]
孙文的反战辩论于1917年夏天发表于《中国生存问题》后译成英文《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小册子实际上是由朱志新按孙文的概要指示写的。但无论孙文给该小册子撰写了什么内容,他视之为至关重要。过去他从未如此激烈批评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虽然英帝国和其他参战国想让中国参战,中国劳工已在欧洲履行有价值的服务。日本是中国参战主要的推手。尽管如此,孙文的反战理由几乎完全建立在敌对英国基础上,英国作为主要帝国主义强国,未作任何事值得中国帮助;因而当然无可置疑。更站不住脚的预测是若英国胜利,将出卖中国给俄国或陷于僵局的话将中国牺牲给德国。试图洗刷日本的意图至为明显。作者坚持认为日本并不想中国参战,否则他们将不会卷入外交秘密,从绝对可靠的渠道获悉,确证了此点。[3]
作者欲传达的信息非常明显:通过苦力为交战帝国服务,中国不能期望获得任何好处。中国的责任是持中立,维护好国内秩序,加强与日本和美国的友好关系,该两国视中国为真正的朋友。1917年6月孙文致函威尔逊总统,请求他运用他的影响力,不让中国卷入大战。
孙文永远无法忘记英国支持袁世凯。孙文在追求某一特定目标时,并不排斥其他可能的选择。3月英国外交部纪录孙文好象担忧日本将从中国参战中谋利。当他得悉俄国二月革命后,孙文亦想从新俄国政府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依孙文看来,中国共和革命激发了俄国人推翻沙皇。然而,是德国人因战争问题,促成沙皇政府的垮台。德国准备津贴任何使中国中立的团体。
中国政府在段祺瑞的压力下,于3月14日与德国断交。不过,在离任前,德国外交官与孙文接触,孙的反英立场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根据德国的档案,他们付给孙文200万元(约100万美元),这是孙文要求用于让段祺瑞下台的费用。[4]尽管随后孙文向美国矢口否认,该款项或许已实际支付。该年夏天,孙文拥有足够的现金,投资重返政治舞台。
6月是否参战问题在主战派和议会之间进行表决,结果议会失败随后即被解散,张勋辩子兵进京,恢复清王朝12天。段祺瑞率北洋军赶走张勋,恢复共和体制并重组议会。主要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系把持,此届政府于8月14日对德宣战。但是唯一打的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战争始于秋天,当北洋的将军们试图扩张其权力至南方时,被好些独立军事总督阻止。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集团,是最强的军阀集团,因此,获得国际承认。然而,北洋内部的安福系和直隶系竞争的派系各拥有几十万军队,阻碍其领导国家进步。随后的分裂和重组将中国陷于孙文预言的混战之中。刚开始,段祺瑞的安福系占上风,在日本贷款的帮助下,段尽量让中国参加欧洲战争。中国的主要贡献是派劳工至法国,俄国和中东,到战争结束时,一共派出20万劳工。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89.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0.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0.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1.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2:38 | 显示全部楼层
30、张勋复辟帝制
1917年2月日因中国是否参战在段其瑞,与孙中山,黎元洪,冯国章,伍庭芳之间发生严重争议,段其瑞以辞职相胁,迫使黎元洪转变立场。国民党议员绝大多数反对参战,5月7日国会参战议案引发激烈争议,引起民众暴乱,黎元洪总统解除段其瑞总理职,段立即到天津发起反黎元洪运动,12个省的都军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黎元洪紧急请张勋进京调停。1917年5月14日,在美国压力下,总理段琪瑞未经总统和议会同意对德宣战。为使议会通过,段琪瑞煽动约3000名“市民”(来自商界,政界和军队)包围议会,要求宣战。段琪瑞的将军和都督们,公然要求黎元洪解散议会,后者则敦促黎元洪解除段琪瑞的总理职。5月23日黎元洪壮胆解除段琪瑞总理职,却换来段琪瑞在各省的亲信宣布独立,山西,陕西,淅江,山东,直隶,福建先后宣布独立。他们在天津组织全体幕僚,决定进军北京。绝望之余,黎元洪求助于安徽都督张勋,但他要求先解散议会作为调停的前提条件。黎元洪别无选择,只好于6月12日解散议会,尽管明在按照1912年宪法,这样做完全非法。[1]
张勋是个未受过正规教育的铁杆保皇派旧军官,他的部队人人保留辨子,故被称为辨子军;1917年6月13日张勋将军率五千辨子军进京,他不象个调停人倒象个征服者。6月14日张首先要求解散议会,因他试图恢复大清帝制;一旦在北京立稳,在康有为支持下,并取得北洋军领导人(冯与段)的秘密同意,张勋于7月1日在紫禁城中恢复溥仪清帝位。全中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张勋被任命为内阁首席部长,兼直隶总督,取代曹琨,而段琪瑞却什么职位也没有,感到受骗后,段琪瑞和曹琨纠集北洋军攻打两万名辨子军,逃至日本使馆避难的黎元洪总统,指令被他解职的总理段其瑞立即采取措施,镇压张勋复辟7月12日将张勋赶出北京。[2]7月12日张勋本人逃至荷兰使馆避难,7月14日段其瑞胜利进军京城,黎元洪辞职,副总统冯国章继任总统,段其瑞再次出任总理和战争部长,于是张勋复辟闹剧仅持续三周便寿终正寝。由于日本认定段其瑞是能对中国政府负责的强人,决定在财政和武器装备方面扶持段其瑞,因而限制(尤其是武器装备)南方革命政权,段其瑞依赖北洋军历来有军事统一中国的雄心。


[1]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72

[2]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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