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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郭国汀

[法律法治] 《共和革命之父孙文》郭国汀编译 天易论坛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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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3:02 | 显示全部楼层
31.孙文护宪
1917年7月初,孙文采取行动,他说服或贿赂海军将领,将好几艘军舰开往广东。150位议员,后增至250位议员受到类似的引诱,在广州孙文组建了一个军政府,其表面目的是护法。9月1日该议会特别会议选举孙文任大元帅。但实权撑握在该省军事首领手中,他们对宪法的关注并不比对北方对手的关心多。孙文仅是该议会有些影响力并拥有一支小海军,一种靠不住的合法性主张,仅此而已。
国内的虚弱再次使孙文匆忙向外救助。由于北京军阀独裁了中国的战争努力带来的利益,孙文迅速对些和出反应;确信欧洲人是为扩张而非为原则而战,他向所有交战国提供他的服务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他的策略唯一错处在于他没有什么可出售。
8,9月当他的反战小册子油墨未干,孙文通知在广州的美国领事,他准备在美国资助下参战,并提供投资机会,以换取贷款。他亦试图植入一种观念:日本人在为某种交易赌博,但坦言愿意与美国交易。9月26日,他的广州政府宣布对德宣战。然而,美国人已闻悉孙文与德国人之间的接触,认为他太不可靠。他们既不承认孙文的政府,也不予以任何贷款。[1]事实上,没有外国政府承认广东政府。连他一直勾搭的日本也对他关上大门。1918年孙文转而救助德国,尽管他的政府曾对德宣战,孙文派了一位代理人至德国,建议用中国的自然资源换取德国帮助他对抗北方军阀及对抗英国和日本。结果在德国未及考虑他的建议时,战争业已结束,而那时南方军阀对孙文已不再友善。
否决孙文的北伐恢复宪政的计划,南方军阀采取措施削弱他的影响力。1918年1月2日好些孙文的卫队及一位他的主要同盟海军部长被暗杀。4月,孙的对手们取消大元帅职,并重新任命孙仅作为一个七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孙文对此深感不满,但仍主张经1913年选举的广州议会代表唯一合法政府,孙文于5月离开广州赴上海;6月孙文花了数周,试图寻求日本资助未果。日本此时通过收买北京军阀,业已在北方军阀中赢得影响力,故与孙文保持距离,甚至不允许孙文进东京。1917年-1918年段祺瑞的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接受日本贷款或贿赂款约一亿美元)。6月底孙文退休至上海法国租界内隐居了两年,静心写作,剖析过去的失败经验教训,精化他的计划,同时他仍在寻找外国同盟。[2]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总统,立刻出现1912年和1914年宪法,哪个合法的问题。南方革命者坚持前者,而段琪瑞北京政府则坚持后者。6月25日,在上海的海军司令宣布独立于北京政府而支持南方政府。冯国璋担心失去他在上海建立的权力基础,向北京政府施压承认1912年宪法。8月1日,总统黎元洪接受请求,重建1914年1月10日被袁世凯非法解散的旧议会;并依1912年宪法重新任命段琪瑞任总理。革命者则同意为了国家统一,废除他们的军事委员会。
段琪瑞再任总理,此时梁启超的研究系支持段琪瑞。梁任财政部长,研究系辩称由于复辟已终结共和,因此国家应在段琪瑞领导下重建共和,第一步重建一个临时议会。当段于11月10日重组议会,而不是恢复6月12日被黎元洪解散的议会时,南方革命者指责他违反了1912年宪法。孙文再次在广州组建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
为粉碎国内反对派,段琪瑞以参战为对价,协议外国贷款,他操控临时议会,修改1912年宪法中的选举和组织法,组建了一个安福俱乐部,汇集他的军事和民事支持者。在1918年8月12日举行的重选议会中,安福系控制了超过330票,研究系得20票。这个安福系议会于8月14日轻易通过了参加对德宣战的决议,使之能够协议贷款一亿四千五百万元。
段琪瑞决定摧毁南方军政府。派军进军湖南,对广东革命者施压,入四川制约任何可能的云南起义,由此段琪瑞启动另一场内战。然而,继黎元洪后任总统的冯国璋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争议。结果北洋军分裂为安福系和直隶系。冯国璋的追随者破坏了段琪瑞的护法护宪军的计划,造成段琪瑞的军事政策失败,并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随即直隶系与安福系陷入一段疯狂争斗时期,最终因奉系支持直系,而击溃安福系。
直系8个师和4个旅控制了北方和中部及北京等八个省;奉系5个师23个旅和3个骑兵营控制了满洲,内蒙和北京以北地区。1922年4月直奉之间爆发战争,结果直系获胜,不过张作霖仍保留满洲独立于北京政府地位。
获胜的直系向黎元洪提供总统职位,期望通过与南方广东政府和解,实现国家统一。但却遇内部强力反对。1922年中叶分裂成①吴佩孚支持黎元洪主张军事征服中国;②支持曹琨做总统的反吴佩孚的天津保定派。最后,黎元洪被以极不体面的方式赶出总统宝座。曹琨以每个议员5000元贿赂500名议员于1923年10月当选总统,国人因引对北方政府政治厌恶倾向于南方政府。
然而,孙文在南方亦有足够麻烦。他的护宪运动进展不大。因为自1917年8月25日建立广东军政府以来,他并未直接撑控军队,尽管有大元帅职。真实的权力在广东和广西军头陆炯庭手中。陆于1918年5月将孙文赶出广东军政府。逃至上海深感失望和沮丧,孙文过退休生活,主要致力于写建国方略,计划重组党。1919年10月10日孙文将中华革命党重新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经一系列斗争,孙文才恢复广东军政府,1921年4月2日正式建立共和政府,孙文任大总统,以对抗北方军阀政府。[3]1922年3月2日孙文恢复北伐,继续他的护宪运动,由于广州发生兵变被迫撤回,孙文逃到中山舰上。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3.

[2] Harold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1980.p.194.

[3]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75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3:37 | 显示全部楼层
32.著书立说 异想天开
此期的成果是《孙文学说》(亦称《心理重建》)英译本《中国革命回忆录》于1919年5月完成。孙的目的是教导他的同志们如何纠正导致革命失败和增加人民痛苦的错误思想。如果他们不是认为他的观念太高尚和无法实现,他本应可以非常容易将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付诸实践。为什么他们不跟随他呢?在承认作为领导者的责任的同时,失败的根源在于他的同志,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孙文宣称这是另一理论突破。
孙文归因于他们同志们缺乏信心,他认为古训所言之知易行难是错的,恰好相反应当是知难行易。孙文试图说服他的同志们相信,他已为他们发现难知的部分,如果他们信仰他的学说,那将非常容易实现。他说心是任何事物的开端,当我们的心相信我们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后,即可移山填海,可以很容易实现理想。[1]孙文认为,人民分为三大类,领导人,发明者,传播者或信徒,及实践者。后者不怀疑不犹豫地执行头两类人的指令。
孙文试图赋予在一个先知先觉的领导人领导下的一党训政的哲学依据。他对群众的态度,采纳了传统儒学之精英主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任人经适当训练,均可达到圣人境界。
这篇说教性的文章是为一个已停止作为一个团结实体的党的指导之用的。孙文并不急于恢复之。对日常组织事务太过缺乏耐心,孙文亦对他的同志们对他的不敬愤愤不平。他宁可等待海内外重新撑权的良机,而战争结束似乎提供了此种机会。1918年夏天,刚离开广东,他以南方中国议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发电报给列宁,表达对俄国革命开展的“无情斗争深感羡慕。”[2]希望两国革命能够“联手共同奋斗”。他说“在俄国存在了8个月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予东方人民希望,他们可以建立相似的新社会秩序。”8月苏联外交委员Chicherin回复“中国革命领导人”,并同意“俄国和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共同利益”。然而并非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吸引孙文。在此方面,他觉得完全自足,他心中想的是军事援助。不过,他视此仅是他的外国选择之一,且远非最有希望的。[3]
11月下旬,趁着一个更可接受的新组建的内阁,及利用日本担心战后英美“傲慢”,孙文再次号召东亚团结。1913年孙因提供满洲交换日本资助反袁而声誉受损,这次,按照一位日本企业家的说法,他拟放弃蒙古换取日本资助反袁的继承者。他们已向日本提交自已的交易。12月,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呈交的孙文的要约被否决,同时,战争结束,及由威尔逊总统激发的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和平合作新时代的希望,促使孙文草拟了一份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公开声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及仍欢呼反西方的泛亚主义梦的同时,他却向西方资本主义提出了最大的赌注。[4]
1918年11月,停战后,孙文即开始写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此书扩展到他早期的铁路计划,他拟定改善交通的计划,包括铁路10万英里,公路100万英里,运河,电话,电报系统,河流管理机构;建造三个港口,均达到纽约港的货运吞吐能力;发展城市,水利,钢铁,水泥厂,矿山开采,农业,贯溉,重新造林,殖民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他设想一家中国轿车工业生产足够的轿车,“便宜到任何人想拥有皆可拥有之。”燃料他预言不成问题,因为“中国已知含有非常丰富的油田”。[5]
这是一份为迅速工业革命和超越西方和日本的扼要概述计划。外国人将提供管理和训练,中国提供劳工大众。例如,道路建造他将100万英里的项目分解成四百万段,每一英里由400名劳工负责;因为由400人建造一英里道路,不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但是资金如何解决?
除非善意和合作取代无情的竞争和争夺领土,孙文宣称世界将面临另一场战争。确信常识将占上风,威尔逊的主张,鼓励了他相信,他看到没有理由为何主要强国不能联合投资中国,此种投资仅仅是他们扩张战争所花费的一小部分而已。按他估算只需战费的一半,每天6000万美元,或一年近220亿美元,便足以完成他的计划。它将为外国资本提供利润,为劳工提供工资,扩大生产,国有工业获益。一言以蔽之,这是我的观念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创造社会主义。[6]
孙文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观念,自本世纪初以来实质未变。他仍然视中国的落后为某种优势。“不象西方,中国并未受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麻烦。然而,中国必须用所有的手段,发展她的工业,我们是否应当遵循西方文明的旧道路?该旧道路相似于哥伦布首航北美的海上航道,但是如今通往美国的航道是从不同的方向且缩短航程好几倍。西方文明的通道,是一条未为人知的道路,那些犹如哥伦布首航美洲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中国作为后来者可以沿着西方先驱者业已开拓的航向,而受益非浅。”孙文相信工业世界的真正利益,在于相互援助而不在于相互斗争。物质文明的目的,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他觉得中国应当成为战后道德的测试场所。[7]
朋友们帮助孙文写他的书,1919年初,人开始向各种外国机构和政府散发概要(部分亦发表于上海一家英文杂志,首版于1920年出版,第二版于1921年在英国和美国由GP P公司出版)虽然他的所有方案,原则上没有错,一揽子计划的观念,皆基于令以难以置信的想象。回应者包括美国驻京大使和美国商务部长,作出礼节性回复。他们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指出仅仅是制定详细计划就得花上好几年。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几乎不可能筹集仅是某些计划所需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何况当时受到重创的欧洲正在致力于恢复战争创伤。他们得醒孙文,中国的岁入业已对每年应承担的利息偿债不堪重负。而有关具体方案且更谨慎的项目“有足够回报率者更吸引私人资本”。美国部长保罗表现得最感兴趣,给予孙文最佳建议:调整每个计划,集中于涉及80%的中国人农业发展。但是孙文并不居于发展任何事情的位置。没有政治的立足点,仅是他年青的妻子和一群追随者的鼓励,他砍掉一些数据作为他向西方政治家狂轰滥炸,用他的盘大计划发展中国,并阻止另一场无意义的战争。
很可能孙文想他的计划将吸引列强重视其作者。但是除了其行不通之外,孙文的说大话的名声亦妨碍了他。1918年11月当孙文直接呼吁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南方议会,反对北京军阀时,威尔逊虽然对孙文的理想表示同情,却拒绝回复。他的国务卿告诉威尔逊“关于孙文有些非常丑恶的故事,事关他接受贿赂和他随时准备向最高出价者服务。”(他向威尔逊出示孙文向日本的最后一次请求和孙文警告反对英美统治的声明)孙文对有关社会主义的宣言,亦引起怀疑。[8]
此外,象孙文的许多观念一样,孙文的现代化计划有某种预言性质。发展的国际援助并不总是保持某种靠不住的概念。60年后,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创造社会主义的说法似乎不再可笑。他设想的每个中国家庭拥有轿车梦仍然远,但是他对石油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当然问题是孙文经党试图使任何事情似乎如此容易,好象他完全超然于现实,而没有实现他的计划所要求的时间和条件的观念。他期望可以无需外国专家帮助,中国在十年后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并开始偿还贷款。
他对他的同胞的想法和心情完全脱离现实。仇恨日本和自1915年建立起来的强权政治。然后,1919年春天,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西方的背叛,催生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转折点。如今它已变成一股巨大的充满能量的力量,刺激了大众行为,强化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动荡。在他的事业最后一个阶段,孙文试图采纳旧策略和口号,应付这种新的政治环境。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5.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6.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7.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7.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8.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8.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199.

[8]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00.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4:12 | 显示全部楼层
3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决定支持日本接管山东,激发了中国最大的民族主义抗议浪潮。始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但五四运动涉及面更广泛;它引发了知识分子自1915年至1920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评价。由于对1911年革命的失望,知识分子意识到满族并不能对中国问题负单一责任,直接关注1911年革命未能触及的深层原因。受到外国观念的激励,一群作家和学者大胆建议创建一种新文化取代仍规范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的旧文化。这种革命观念,特别在1919年爆发的爱国运动后,在学生知识分子中赢得共鸣;虽然很快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分裂,新文化运动最终将富于民族主义和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引入大众政治活动。
确切地说,传统态度早已开始崩溃。中国第一次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引发的鸦片战争,震醒了中国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兴趣。到世纪末,改革先驱者严复和梁启超,引进了外国政治和哲学。在义和拳乱后收拾残局的改革期间,知识现代化亦助长了反王朝怒潮。然而,革命者们,特别是孙文,强调改变政府的形式远盛于改变思想模式和社会机构。因此,不是孙文,而是严复和梁启超指出新一代的道路,严复和梁启超讽刺孙文简单化的政治变革观念。在其深度和影响方面,五四运动史无前例。过去从未有过传统的机构,包括迄今不可动摇的儒家基础,家庭制度,曾受到如此毁灭性的攻击。不到20年,知识界的心情已从改革转变成攻击传统信仰和习俗。
36岁的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首先向旧文化开火,陈曾留学日本和法国。陈认为东方缺乏创新意识和想象力,无法与西方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意识较量。由于受过时的习俗,法律,伦理和社会义务的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已落后西方一千年。除非由一种全新的个人精神赋予生命活力,中国将蒙受古巴比伦一样的命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显示无情,陈独秀争辩创造了西方精神的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的典型表现,而传统文化信仰的整个结构均是反对这些赋予生命力的价值。
作家们纷纷响应陈独秀号召改变价值观。1917年北京大学重组给新思想尚开了大门,并予之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园。过去北京大学以保守研究和注重名利著称于世。曾留学法国和德国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北大成为追求自由知识的中心。作为杰出的经典学者和反满革命家,蔡元培不拘政治观念而唯注重教师的学术能力,鼓励文化发展和互助学生组织,创造了一种产生不落俗套的首创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环境。
1917年蔡元培任命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继续编辑和发行《新青年》,读者群及其竞争者持续扩大。是年,年仅26岁的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未来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亦加盟北大,胡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杜威教授指导下的博士学位,强调研究历史,哲学和文学需要应用科学的批判方法,他力促白话写作使之闻名于世。
文言文只有极少数精英能够撑握,他们利用它作为统治传统社会的工具。白话取代文言,正如拉丁语被欧洲各地方言取代一样,是普及文化教育和大众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步骤。这并非首次变革建议,有些政论作者早已使用地方方言写作,但是胡适颇具说服力的论辩来得及时,到1920年在他提出白话写作倡议后三年内,绝大多数周刊报纸皆已改用白话。
中国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因为这是中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作为战争胜利方,而且按照威尔逊总统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另一场战争,而是一场结束强权政治的战争。中国人倾向于相信威尔逊,尽管有俄国十月革命,至少直至1919年威尔逊而非列宁才是新时代的预言人。中国期望与她的同盟做新交易,代表南北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提议改变不平等条约,最低的也更紧迫的要求是归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许权。这至少能消除《中日21条》的污点。4月底,巴黎和会否决了中国代表的两项要求。中国人寄予如此厚望的威尔逊总统,因日本出示其与英国和法国的战时秘约,不得不对日本妥协;更令中国爱国者恼火和愤怒的是,披露了北洋政府于1918年9月与日本秘约保证其在山东的特权。[1]
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在大学生领导下,示威游行至天安门,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谴责北洋政府与日本勾结出卖中国利益,但和平示威很快演变成暴力。学生们放火烧了一个叛徒的房子,欧打了另一位官员,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一位学生因伤致死,32名学生被捕。随后数周内,全国超过200个城市爆发各阶层人士参与的声援支持北京学生的抗议活动。
运动的中心是有利于民族经济兴起的反日抵制日货。(战时欧洲进口缩减,而日本进口增加了三倍)学生们组成十人小组,强制执行抵制日货行动,领导街头集会和抗议活动。在上海的一次集会有十万人参加。学生们在各主要城市继续罢课,有些商人和工人亦加入其中。上海举行总罢工,使整个城市和国际区陷于瘫痪,甚至臭名昭著的上海黑社会亦宣布爱国休息!在各城市,包括租界,军警打伤了一些示威者,枪杀了一些人。虽然断续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了一年,主要的抗议运动直到6月底才平息。但学生们赢得胜利,北京政府内阁辞职,政府解除了三名亲日官员的职务,释放了上千名被捕的学生。
5-6月的抗议活动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政党或既存的组织策划,学生们证明了他们作为组织者和宣传家的勇气和精神,亦显示了广泛呼吁的民族主义;全社会包括商人和乞丐,秘密会党帮派,苦力及熟练工人均参与;但农民仍未直接介入,这完全是城市现象。然而,城市发生的事件,突显了现代教育及战争期间迅速工业化的效果,并使传统农业经济的危机进一步恶化。
自十年前的改革,至1919年尝到现代化教育的成果的人,即使仅受过小学教育,可能已超过千万人。尽管如此亦仅不到总人口的3%。然而,高度集中在城市里的青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潜在民族主义的煽动者。许多青年男女,来自涉及爱国商业活动的新商业阶级家庭。
战争期间,本地资本已从农业转向城市轻工业。新商业中心漫延至内陆,沿海旧工商业中心继续扩大。失地农民涌入这些工业中心,形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劳工无产阶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达150万人,比1914年几乎增加了三倍。自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这种工人阶级和本土资本家阶级,均富有组织经验。虽然民族主义予他们一种共同事业,超过40%的产业工人受雇于外资企业,1919年从欧洲回国的工人使工联活动生机勃勃。
新文化运动聚集了力量。积极的鼓动家仍是一小群,北京大学仅有不到2500名学生,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在文化界相当大。他们对传统的谴责,包括对家庭与宗族制度,祖先崇拜,缠足,女性歧视,道家魔术,旧信仰和习惯的整个体系,变得更加大胆。成千上万人阅读他们的出版物,五四运动后的6个月期间,出现了400余种白话报刊杂志。对西方文学的渴望,刺激了一股翻译潮。同时,新文化运动要求一种更加务实的倾向。
学生们组建了十几种新组织,并参与公共活动和计划,诸如夜校,为穷人的子女举办免费学校,公共图书馆和演讲,工作和学习小组及墙报。其背后是日益增长的深入大众的情感需要。虽然他们的主要努力仍局限于城市,学生们亦开始走向农村。但在军阀统治下,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有限。当封建军阀浪费60-80%的国民收入于不是捍卫国家而是分裂她的军队时,宣杨教育的品德又有何意义?政府教育拨款或许少于在王朝虚弱的年月期间。然而,要求国家现代化和表达自由的呼声大得多。
在分裂和不稳定的军阀统治下,公共意见无法象在中央警察或极权社会下那样残酷高效被窒息抑制。在五至六月骚乱期间,北京当局对上海无能为力,在1916年-1928年整个军阀统治期间,伴随着中国知识界的花样岁月。然而,军阀太弱,以致无法抑制思想,军阀是用枪和金钱而战,而不是用观念作战。军阀的蛮横残忍,浪费生命和资源阻碍了国家现代化的更大目标。普通民众比在满清王朝统治下过得更艰苦。饥饿驱使成千上万农民参军,包括小于15岁的儿童加入靠榨取税收种植鸦片及与外国列强合作维持的军阀军队。尽管有个体军阀的民族主义情感,军阀体制延长了帝国主义的影响。这是五四运动后几年内,将大批深感挫折沮丧的年青知识分子,引入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条件。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05.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4:36 | 显示全部楼层
34.新文化及五四期间的孙文
1919年夏天发生需用一种新的独占的意识取代儒学的争论,马列主义从三方面,作为现代的西方意识形态,作为夺取的策略,和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与帝国主义相连的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祖国的民主两者的比较,对学生们的态度而深刻影响。1920年3月他们获悉去年7月苏联外交部负责人卡拉汉(LeaKarakhan)曾宣布苏联政府愿意废除沙皇政府强迫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马克思主义并未赢得五四运动,但它感染了其领导人,包括陈独秀,渴望根本变革使他早期的民主和个人主义变得暗然失色,预示了他从文化教育的努力朝革命的政治行为的转变。1919年陈独秀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入狱数月。两年后他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学生运动新潮流,首先使孙文和国民党获益。[1]
孙文最初对五四运动并不热心。虽然上海是1919年动乱的中心,孙文仍忙于他的宏伟计划,仅是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当然并非领导者。据称法国人允许孙文住在法租界内是基于他不参与政治活动为条件。但对他对待新思想及民族主义抗议运动持矛盾态度另有解释。
孙文对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耐心,因为他们时常给他麻烦。既然他宣称似乎他拥有独家卓越超常的知识,当学界和学生们表现出对西方观念的热恋时他习以为常。他们全盘谴责中国传统惹火了他。尽管他的西方背景和习惯,包括他在上海家中草坪热衷于玩门球游戏,孙文地古圣人的教诲有一种深厚的情感,除了将“知易行难”纠正为“知难行易”,唯有士绅教育的主流产物才能够象新思想激进分子那样漫不经心地对待传统。对于象孙文那样的局外人,经典或许有某种神密的吸引力。这亦可以解释他反对放弃文言文,尽管他对文言文的撑握不如对白话熟练。作为精英,孙文并不认为扫除文盲有多么重要,或其对群众政治热情的潜能。而且断定基于文化革命的中国复兴,将搅乱他的突然跃进成强国地位的计划。正如他曾向严复报怨,中国还要跟在他国后面多久?[2]
孙文当然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有自已的表达方式,它并不包括对帝国主义激进的反应,诸如1919年学生们所激发的民族主义,他从来对他称之为“暴民行动”的示威,罢工和抵制货物缺乏信心;此外,帝国主义不是他即刻考虑关注的问题。他的首要目标是取代北洋军阀,实现他过去25年来为之奋斗的雄心。然而,他期望积极支持他的日本却正在扶持他的敌人。而他希望获得政治和道义支持的美国,却只与北京军阀指定者交道。然后,他看到上海街头爆发的学生力量,发现甚至军阀亦不得不向反帝浪潮让步。
孙文并未突然放弃旧策略且将永远不会完全废弃,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他领导了一场大众民族主义运动时,尽管五四事件时,他仍怀疑群众运动的效果,并继续希望尽快取得政权,通过利用外国或军阀对手。1919年夏天发生的事件,向他显示了一种附加道路的可能性: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帮助下,他可以重新赋予党以生机与活力,并创某种自治政治力量。这首先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停止对于最具煽动性的民族主义问题,为骗人说模凌两可的话,这并不难,因为他正好已对日本失去了耐心。
6月13日,当上海总罢工刚结束,孙文告诉一名日本记者,日本自1915年以来的政策,已不可弥补地损害了中日关系。该记者想要知道为何中国人单挑出日本作为仇恨的目标。在他的回答中,登载于1919年6月22日东京和Osaka的Asashi报上,孙文指控日本的行为比欧洲人更糟。他比较日本犹如一个弟弟加入盗贼帮来抢劫哥哥的家。然后弟弟还抱怨,尽管有兄弟关系,哥哥恨他超过恨盗贼帮中的其他盗贼。这类似于日本人争辩同种同文。10月在上海对学生演讲时,孙文首次公开攻击21条要求。
孙文现在更重视宣传武器。1919年孙文的追随者在上海创办《回顾周刊》,加入反帝合唱,《重建》月刊于8月创立,刊载他近期的著作,使得更多有理论爱好的同志们能加盟进行理论探讨。时年29岁的记者戴季陶,自1912年成为孙文的亲信,资深追随者胡汉民,帮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起源的同时,两者均淡化阶级斗争概念,两人后来均激烈反共产党。作为他对知识分子姿态的一部分,孙文亦对新文化运动示好。1920年1月孙文宣称“革命的成功。。。必须依赖思想的改变。。。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项最重要的事件。”为了吸引到青少年,孙文又创设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1919年10月,孙文重新开始,当他重建国民党,取代在海外的中华革命党。次年他开始重组国内国民党。1920年11月9日在上海通过新党章,加入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一党训政计划。虽然他放弃了令人不快的专制性质的未能凑效的中华革命党,他仍然主张他作为总理的最高权力。他指出这是共同惯例。因此,服从孙逸仙,他说,仅是意味着发誓忠诚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个人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密不可分。[3]
民族主义恢复作为三民主义之一,不再宣称随着推翻满清该目标业已完成,孙文如今触及中国的核心问题: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他警告域外法权赋予了外国人压迫的权力,比如上海,即便泰国在世界上也享受比中国更好的地位。他敦促抵制外国人试图统治中国,并号召五族共和:汉,蒙,藏,满,穆斯林,成为一个大中华共和国(后来孙文解释说,按美国式的大熔炉由汉族同化少数民族)。因此,至1920年孙文最终开始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语言。然而,他建设一个开放式政党的计划,立即被转移。一个似乎对孙文友善的军阀,占领了广东,11月29日孙文回广东,重新拟凭地方基地,征服全国的希望。[4]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09.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0.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2.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3.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13:45:00 | 显示全部楼层
35 广东根据地
陈炯明,时年41岁,是个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党员,时常给孙文和他的随行人员制造麻烦。自1918年陈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地区管理一个改革政府,拥有自已的军队。虽然他无法完全与军阀模式决裂,他力图结交某些五四知识精英,先进教育家,并试图与劳工和农民运动合作。除了个人的竞争之外,他与孙文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想重建广东省,而不想耗废资源在孙文的含糊的军事计划上。[1]
致力于北伐而不集中于建设革命政治基地是错误的。广东太穷以致无法支撑北伐,孙文的政府与典型的军阀政府实质并无两样,将不得不课加重税。孙文享受相当知名度,尤其在学生和工人当中,但是他的战争政策引起反对,在广东省,不仅在士绅纳税人当中,当地共产党领导人支持陈炯明[2]。孙文不关心农业问题,且甚至不愿意帮助香港海员,其1922年1-3月的罢工标志着大规模劳工行动的开始。从各方面看,孙文的计划均是轻率的。他没有自已的军队,且高估他驾驭陈炯明的能力。陈虽然名义上是他的部下,陈比孙文拥有更直接的对军事和财政资源的控制力。而且,发动北伐,将把孙文卷入军阀政治的危险游戏之中。孙文将不得不与他和学生民族主义者曾谴责过的同一北方军阀结盟。
孙文对党务的兴趣和所谓重组,通常突然爆发,当他的宏大计划错误执行和在第一眼见到权力花招的机会时平熄。现在尤其是着魔于假定的国家领导驱使他心中的任何想法。1921年4月他让自已当选,中华共和国特别大总统,并在广东成立了一个国家政府。虽然他辩驳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而他自已的政府的合法性很成问题。1917年被解散的250名议员(不足法定人数)选举孙文。陈炯明很不高兴,甚至崇拜者蒋介石也觉得孙文的举动过早。5月5日的就职演讲中,孙文赞同省自治和通过和平手段统一国家。仅数周后他就启动了军事冒险。不过,成立国家政府,并不仅仅是或甚至主要为国内目的。孙文视之为一种对外国的赌注,尤其是美国的支持。他急需国际承认,特别是这将给他分享关税,如今全部被呈交北京,虽然北京的军阀仅实际控制一小部分国土。[3]
在一份对外国的声明中,孙文承诺尊重条约义务,并鼓励外国投资。虽然近年来他已变得对民族主义问题更加自信。在他的态度中仍没有威胁性或激进的成分。他竭尽全力,安抚西方的担忧。前年孙文在上海对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演说,他限于攻击日本和21条要求和作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工具的军阀。他回顾赞同John
Nay的门户开放政策,并请求对中国保护性干预。1921年6月在广东的一次党代会上,他采取相同的温和方式。他用威尔逊主义的自决术语谈论民族主义,强调联合中国少数民族的积极目的。但是温和未获回报。美国人不但否决他,而且羞辱他。
3月,华盛顿拒绝承认他对新当选总统WarrenHarding的贺信。国务院亦拒绝承认收到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5月孙文致Harding的函被退回。在另一封信中,由他的代表呈交给国务院。孙文请求“民主之母”的承认。9月另一封致Harding的信但从未抵达总统,而是存档于国务院,在该函中,孙文预言除非美国支持广东政府并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日本将于1925年占领满洲。[4]他宣称:他的政府坚持“中国人的中国”的立场。北京政府仅是日本人的玩物。此时,即将召开的议定处理中国的问题的华盛顿会议,计划正在拟定中。广东政府想出席,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美国国务院甚至制止美国投资者与广东政府交易。英国政府则禁止香港的中国人庆贺孙文就职。
如今,假如考虑到孙文的反复无常性,装腔作势和不现实,就易于理解西方外交官们迅速拒绝他。军事上,孙文和国民党在一个数百万军队分裂成许多军事阵营的中国几乎无所依靠。
孙文个人的感染力正日益增长。在中国舞台上与无人可与之匹敌。在一个中国爱国者们,尤其是青年人,几乎没有英雄值得欢呼的时代,孙文为民主,民生和强国地位长期不懈的斗争具有英雄般的重要性。与绝大多数政客不一样,孙文亦有个人诚信的纪录:他未从政治中捞钱。如果他不是个理想的政治家或政治领导人,那么谁是?而西方各列强仍在寻找强人,能够统一中国并满足他们的所谓利益。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19世纪条约安排的终结。新的力量正在中国浮现。试图适应他们,本应是很实际的。那么还有谁比孙文更能适应他们?建议美国停止排斥孙文的广东政府,停止反对孙文的少数意见,美国政要均犹如耳边风,听而不闻。
当孙文就职广东政府时,美国驻广东领事建议美国应当对一个代表中国民主最佳机会的政府,“拓展真正的同情”。总领事认为孙文是中国“最诚实,爱国的管理者”。[5]并试图说服北京使馆和华盛顿不要污辱他。6月来访的教育哲学家杜威,对陈炯明的热情更盛于孙文,建议美国对孙文的国民政府采取“更仁慈的中立”。[6]BertrandRussell亦在此期间访问广东,称赞孙文和广东政府,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政府。9月纽约时报一个编辑宣称在中国有两个政府,均应参加华盛顿会议,该报甚至争辩,广东政府在法律上比北方军阀政府更具合法性。[7]
然后,突然陷入北伐,孙文使许多支持他的最终目标的人失望。1921年夏天陈炯明支持孙文打威胁广东广西将军,但是当孙文受到胜利鼓舞决定继续推进北伐时,陈炯明阻止了他。[8]北方局势的发展,似乎有利于孙文的计划,年底,当权的直隶新兴军阀吴佩孚与东北军阀张作霖之间关系恶化。这是1920年将安福系政府强行赶下台的同盟,孙文试图与各方交易,结果与张作霖和段祺瑞达成协议。早些时孙文曾谴责两者均是日本的工具。现在他派代理人北上与之谈判,并于1922年2月在广东款待他们的代表。根据协议条款。如是直隶集团被赶下台,孙文将出任北京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副总统。依赖军阀是件危险的事,但是孙文几乎不放过协议通往权力的机会。该协议从未付诸检验。
5月,吴佩孚击败张作霖,并牢控北京政府,孙文此时正在广东北部绍关,率一支忠诚于陈炯明的军队。孙文刚解除陈炯明在广东政府中的民事职务和军中职务。孙文于6月1日匆忙返广,试图抚慰对手。并虚张声势吓唬他们,威胁使用毒气弹未果。[9]陈此时与吴佩孚结盟,要求孙文辞职,6月16日孙文从总统府的攻击中险逃至停泊在黄浦珠江上的中山舰避难,下令炮轰城市,并等待忠诚于他的军队拯救,他等了6个星期,直至确信局势毫无希望,在试图由广东领事团出面调停与叛乱者之间,换回面子的企图失败后,孙文要求美国领事安排一安全通道至上海。而领事奉命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并拒绝协助。英国人则急于将他送走,8月9日将他运送至香港,次日孙文一行转船至上海。
一生中充满失望的孙文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蒙受罕见的羞辱。当他正试图换回在广东的地位时,吴佩孚的胜利集团,在相当共公意见的支持下,恢复1912年宪法,并重新招回旧议会的残余议员。6月11日,黎元洪复任总统,虽然军阀仍然控制着北京政府。孙文捍卫的统一和宪政如今最终似乎成为可能,但却没有他的份。他已失去了他主张的合法性,甚至象元培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亦建议他辞职,不要搅黄国家的希望。1912年孙文接受过相似的争论,这次他拒绝了。并继续签发总统声明,甚至当陈炯明的士兵正在威胁他。然后,而来的海外严峻考验,没有一位国民党其他领导人支持,但是蒋介石回应了孙文的呼吁,于6月29日赴广东陪孙文返上海,深受蒋介石忠诚的感动,孙此时赋予蒋介石更大的责任。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3.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3.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4.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5.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6.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1980.p.216.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7.

[8]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7.

[9]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7.


 楼主| 发表于 8/15/2011 22:42:28 | 显示全部楼层
36、联俄注下大错
在赴香港之夜在一艘英国军舰上,孙文再次显示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勾勒出外国政策的事略。他说,中国的即刻利益,应当与苏联和德国紧密配合作。从地理邻接和亲密关系术语看,俄国独具重要性。他说列宁的政府,被不公开地指控为过份激进,而实际上他的新经济政策,业已从共产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而德国虽然战败,却拥有人材和学识,能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德国没有侵略中国的计划。中德关系将对双方互利;不过,他仍断言,新中国应当特别植入法国,英国,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政策不应忽视这些海上强国。但是中国不能盲目追随其他国家,中国应当照顾她自已的利益,并特别关注大陆强国,俄国和德国。这正是他在广州的一年前期间所做的。[1]
被列强象一个被遗弃的人那样地待,孙文开始寻找与被国际遗弃者建立联系。德国与苏联均不满于战后解决方案,并被孤立。如今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形成于1922年4月在R。两者均不属在中国建立的帝国主义。虽然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仍未结论。俄国自1919年7月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德国由于1921年5月在北京签定之和平条约,已成为按照平等和互惠原则对待中国的第一个欧洲强国。不再有域外法权或其他特权,除了国际法明确规定者外。[2]
刚开始孙文对德国更感兴趣。他们曾在1917年帮助过他,而孙文在1918年试图获取德国更多的帮助。当时,在战争仍在进行期间,他首先想与德国和俄国建立三边关系。当他回到广东后,曾与1921年9月抵达广州的德国领事协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苏联的正式官方接触更难得多。除了勾通的实际困难之外,孙文对德国的军事工业及其对中国经济援助的总体能力印象更深。而苏联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更不发达的国家,仍不得不从内战和外国干涉中恢复,仍处于克服经济崩溃的边缘。
在广州孙文劝说领事外交承认和予经济援助。他在德国有位秘密代理人,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德国留学生Chu Ho-chung, 朱现时的任务是向德国外交部和企业界,呈递经济合作计划,建立三边关系的讨论,预定与一位前外交部长PaulVon Hintze会谈,他赞同孙文密谋的品位;在战争期间,他先任驻墨西哥,然后任驻华大使,曾促使墨西哥与日本结盟反美。正是他在1917年离开中国之前,签署命令资助孙文。[3]1922年1月朱报告有相同想法的H已有他自已有关中、德、苏联三边关系的想法。取决于德国总理的批准,他已准备赴广州负责一个协助计划,将提供德国顾问和物资。
该计划未产生结果。德国外交部对孤立插手中国事务犹豫不决,亦怀疑孙文在广东的地位,而当陈炯明将孙文赶出广东时得以证实。柏林象其他外国资本家一样,将再次闻孙文。同时,三边关系的建议已不再保密。9月一家香港报纸披露了孙文的广东政府与德国和俄国交往的通信,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引起敏感反应。孙文回应伦敦说是与该两国建立正常的互惠关系。否认意识形态上亲共,孙文特意提及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及仍然坚持向西方资本提出要约。但是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污名,给予英国和美国另一理由乐见他的最后失败。而德国否认与孙文有任何官方联系,孙文的其他合作对象远没有那么多限制。
仍处于国际弃儿外境的苏联,并不过份挑剔选择同盟。而且莫斯科不受传统的外交方法的约束。它亦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神经中枢。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本能地和有组织地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其他列强视五四运动为一种威胁;对俄国它是一种机会。而列宁的策略,是一种实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相混合的不固定的混合体,使得苏联能够利用它。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列强和日本对立即恢复中国主权仍犹豫不决,但是卡拉汉则重申其1919年7月宣布的废除与中国定立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使得俄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捍卫者。
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亚洲的民族主义整体,正是列宁寻找的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自1900年以来,列宁一直对被压迫国家的反帝运动予以同情。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他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垄断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附产品。
列宁注意到,帝国主义榨取的巨额利益,在工业化国家使得资本家能够腐蚀工人阶级的特定部分,并使之与无产阶级大众分离。1920年他进一步强调劳工领袖和其他劳工贵族,有被帝国主义的超级利润贿赂的危险。质言之,帝国主义,通过激发落后国家的反抗,而自掘坟墓的同时,在发达国家和谐阶级斗争,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至1920年列宁决定亚洲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有帮助,而且对于加速推翻资本主义有必要。[4]
仅仅幅员广大便使亚洲大众成为可怕的同盟。正如一位共产国际发言人所指出“共产国际确信,在他的旗帜下,将不仅欧洲无产阶级,而且我们巨大的大众贮备,我们的粮食大军,居于亚洲的数亿农民,我们的近东和远东,将迅速壮大”。[5]列宁对此问题的最后指示于1923年发表,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即时危险在西方已渐渐消失时,亦强调了此种数量优势“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事业,占全球压倒多数的人口,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世界斗争的最后结果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绝对保证的。”1923年因脑疾已使列宁丧失能力,此前数年,俄国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一直试图在中国运用列宁的策略。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上,采纳了列宁的与被压迫国家的国民革命运动临时联盟的策略。根据列宁的说法,这些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他们与本地的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战斗,因而值得支持。但是由于他们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此种支持只能是暂时的。本土资本主义的胜利,在服务独立国家的国民得利以及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同时,将为亚洲社会主义革命开拓道路。因此,列宁给亚洲的共产党附加了双重角色;帮助资产阶级与共同敌人作战,并准备与资产阶级本身作战。在追求首要目标的同时,不应忽视他们的第二个特殊任务。列宁命令亚洲共产党煽动工人和农民,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在苏联帮助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受社会主义革命干预,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将仅维持所需的尽可能长的时间。
苏联人将孙文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1920年外交委员Chicherin曾于1918年回复孙文者,发给孙文另一封友好函,列宁邀请孙文访问苏联。但是孙文未接受,此时双方互相感兴趣,但没有一方想建立联盟。共产国际不能确定国民党的潜能。而孙文则更倾向于与富裕的和更易接近的联盟。他还担心与布尔什维克联系会引起英国的干涉。1920年秋,孙文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位代理人维斯基(Gregory Voitinsky)有过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谈,其人在8月份帮助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当孙文担任广东政府首脑后,俄国对他更加关注,因西方国家反复侮辱孙文,他亦处于更能接受的心态。
1921年12月初,孙文对苏俄革命的评价混和着怀疑和同情。他说“俄国废除了资本主义,但是人民蒙受了极大损失,其未来不稳定。他引证这些困难,旨在表明在确立资本主义之前,先行社会革命的好处。12月底,另一个共产国际特使JFM Sneevliet前往广州会见孙文,为建立亲密的关系扫清了道路。[6]
Sneevliet是个菏兰共产党人,先前曾在印尼引进统一战线策略,在那儿可能已从华侨处听到有关孙文的传说。在中国他使用“马林”化名,他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确立的双叉方法。1921年7月他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寻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机会。这使他首先找吴佩孚,吴是一位有着坚定民族主义者名声的北方军阀。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支持学生运动,曾击溃亲日的安福系,此时正与日本的最后扶持对象张作霖发生分歧。马林与吴谈判的结果,使得共产党组织北京汉口铁路工人在吴与张作霖战争期间护路。
马林到广西桂林的北伐总部访问孙文,在12月底停留了数日。在他们的长淡中,孙文更多地了解了苏联的政策,包括新经济政策,反映了列宁与孙文的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别。当马林想知道是什么激励孙文革命时,他接到的是令他困惑不解的答复。孙文仅仅是扩展源自古代中国圣人传承下来的未中断的传统。对孙文的政治思想及军事前景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马林认为国民党可以适合共产国际的计划。马林首先提及双方合作的主题,根据马林的报告,孙文尚未准备冒险。他希望进军长江流域,那些吴佩孚的地盘,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要是他与苏联同盟,孙文担心英国将支持吴佩孚。因此,孙文建议与苏联建立道义关系。会见马林后不久,孙文称赞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的社会成就,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7]
1922年1月在一次演说中,孙文宣称法国和美国代表旧共和模式,俄国民产生一种新样本,而中国将根据三民主义建立最新的模式。民族主义意味着全世界各种族平等;民权即在一个国家内政治平等;民生是指经济平等。最后一项主义,已经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实践过,并在最近的俄国实践。[8]当月在对士兵的演讲中,孙文明确指出,尽管羡慕苏联的目标,他更倾向于他自已的方法,土地价值和关健工业国有化。他仍然支持从外国借资本发展中国。但是他以苏联为例,表明社会动乱的不可避免性及多目的革命的可行性。俄国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只是比他的三合一模式少一项。“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世界”,而新世界将是“孔子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今,只有新设立的俄国政府似乎与此相似。虽然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发生,它已取得更多成就,因为俄国已关注公共福利”。尽管如此,他觉得中国将最终取得更佳的成绩,因为俄国在北极圈,而中国处于温带,俄国已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9]
孙文亦注意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恐慌性的反应。害怕他们自已的国家会受社会革命观念的影响,他们对俄国发起了四年战争,但未能成功;因为俄国意识形态优越。这个例子被适用于他的“士兵的精神教育”演讲主题。[10]
早些时侯,孙文曾怀疑外国资本主义不喜欢中国现代化的观念。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他的社会主义是由孔子,孟子,洪秀全,亨利乔治和林肯的激励,但与马克思无关。孙文有理由觉得与列宁情投意合。两人皆主张社会主义,皆引起西方的敌意。[11]
实际上,西方拒绝孙文主要是因为他威胁到西方希望的中国的稳定。单一税社会主义被认为仅是他的另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然而,英国和美国持续拒绝孙文,将他推向苏联,并导致他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立场更强硬。在1922年1月对士兵的同一演讲中,他对整个帝国主义条约体制作了最强烈的抨击。他宣称,域外法权,外国奴役,外国控制中国海关已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下目标是恢复完全的主权。否则中国将沦为象缅甸一样的结局。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9.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19.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0.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2.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2.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4.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5.

[8]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5.

[9]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6.

[10]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6.

[1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6.


 楼主| 发表于 8/16/2011 15:14:22 | 显示全部楼层
36 联俄容共 后患无穷
1922年4月-6月孙文与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的达林(SergeDalin)有数次会谈。在达林描述统一战线的益处时,孙文充满渴望地与苏联在广东的领事们谈论,让苏联帮助建设铁路,包括一条连接广州与莫斯科的路线;然而他仅仅承诺待攻占预期的汉口后承认苏联。他再次辩称,过早行动会引起英国干涉。广东易受来自香港的进攻。质言之,此时与俄国联系的风险比需要更加重要。
孙文明显觉得他可以凭自已的力量赢得北伐的胜利。这将使他成为竞争最优先者,迫使西方列强与他合作,而如果不是由于他打上了布尔什维克标签,本来也是西方愿意做的事。如果他们仍然拒绝他,他随时可以转向俄国。然而,在与达林最后一次会谈后数日,陈炯明的叛乱粉碎了他的北伐希望。与苏联结盟的冒险日益推进,在逃亡途中,孙文披露了他与苏联和德国结盟的优先决定。[1]
张绒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道:“孙中山让位一袁世凯后,试图建立自已的军队,以推翻北京政府。这个目标引导孙中山最终与苏联合作。俄国分享他的目的,推翻北京政府,因后者拒绝同意俄国占领外蒙。俄国在中国各地寻找合作者,发现唯一愿意与俄国合作者便是孙中山。孙要求苏联帮助他建立一支军队征服中国。1922年9月孙中山告诉一个俄国特使:他想建立一支军队,武器装备由俄国提供。作为回报,俄国占领外蒙,孙中山提议俄国并富于矿藏的新疆。阿道夫越飞1922年11月向苏联报告称:孙中山要求我们用一个师占领新疆,并入东土耳其,该省仅有4000人的军队,孙告诉苏联人,不可能有任何抵抗。孙中山还建议,俄军可从新疆直驱中国四川成都。越飞告诉列宁:孙中山是我们的人,其要价是200万墨西哥元,相当于200万金芦布,这200万是否太值得了”?[2]
1922年8月14日在回上海途中,孙文已准备与任何人交易。尽管他最近的挫折和暗淡的前景,孙文的个人知名度却与日剧增。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转而支持他。他是个全国性的人物,他自已明显几乎没有机会赢得权力,却拥有足够的公共影响力,令所有当权者不敢不重视他。各派系军阀都愿意利用他,中国共产党亦然。
1922年5-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纪律。依照莫斯科的策略,大会号召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均仅有建立一个松散合作关系,而无将共产党置于资产阶级之下的任何计划。共产党对孙文和国民党几乎不存在敬意,有些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与国民党合作。不过,统一战线拥有一个更广泛的运作空间,并可得益于国民党的声望和更大的威望。(1921年7月中共党员仅57人,1922年二大时仍不足300人。国民党虽然没有孙文宣称的那么多,拥有数万党员和在全国学生及广东工会组织中更多的同情者)。共产国际决定国民党是唯一拥有某些“民主革命精神”的党。其组织的脆弱性适合共产国际的策略,据此策略在统一战线内操控资产阶级,而当时间成熟时再抛弃他们。孙文的知名度是国民党的巨大资产,被期望成为一个易受影响的同盟。1912年列宁曾形容孙文是“不可救药的处女般天真”。孙文的无边自信,的确予共产国际谈判者提供了方便,不过,孙文并不象一个政治处女般行事。[3]
他并不担忧被弱小的共产党吞并且看到合作的好处。“这些年青人”,孙文称呼他们,可以给国民党带来所需的热情和组织上的才干。更重要的是,如果放任之,共产党会成为争得苏联援助的竞争对手。他亦知道,如果他不与共产党人合作,俄国可以选择另一个侯选择人,例如,陈炯明。孙文想垄断俄国的武器资金和顾问,正如他想让他自已的党成为最高级的革命工具,并成为在训政期间国家唯一负责指导大众的监护者。他越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便越决心依一党专政实现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计划。因此,当8月间马林在上海提出统一战线计划时,孙文欣然接受之。但是须以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且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为条件。[4]这是一个中共或许列宁内心均明知的“内部阵营”而非“外部阵营”。马林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克服了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于9月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加入国民党。马林的基本原理乃是:国民党不仅代表资产阶级,而且代表了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阶级。陈独秀接到一份孙文的组织计划书。孙文每当遇到挫折时,均会仔细考虑重组党。
然而,共产党坚持维护其党组织的独立性,孙文同意。因为允许名义上的双重党员是苏联援助的对价之一。2月列宁曾收到过苏联外交委员C另一封赞美函。8月孙文开始与苏联外交特使越飞(A J)通讯。此时越飞正在北京试图与孙文的主要敌人吴佩孚支持的政府签定条约。当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煽动起反帝国主义和革命烈火时,捍卫苏联国家利益的越飞和其他自1920年比他更早抵中国的苏联代理人及中国共产党人或至少其中好些人,相信有利于苏联的事情,均有益于世界革命。但是北京的专业外交官们发现难以区分苏联和沙皇的政策。因为当他们认真协商时,苏联却为其早先全面废除的帝国主义特权辩护其合理性。[5]他们仍然准备放弃域外法权和其他各种权利,但是主张沙皇帝国主义最丰富的成果—控制满洲的中东铁路及对外蒙的支配权。北京政府业已拒绝承认这些条款,俄国人希望他们与孙文的调情,软化抵抗,正由于他们与北京的求爱行为,使得孙文更加渴望与之交易。而且,当越飞于8月抵达北京时,莫斯科对赢得军阀争战的最后胜利者吴佩孚抱极大希望。如今吴与本土共产党合作,预期更易于协商。有些共产国际的策略家和中共党人,亦认为吴是比孙文更理想的合作者。有吴的军事实力和资源,包括长江流域和国民党的政治潜能,资产阶级民族统一战线将变成共产国际一直在寻找的可怕的力量。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7.

[2]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32-33. Sun and outer
Mongolia; Elleman, pp.58ff.63-4; offers upXinjiang: Joffe cable to Chicherin, 7-8 Nov, 1922,in VKP Vol. I. p.139.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1980.p.228.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29.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0.


 楼主| 发表于 8/16/2011 18:44:17 | 显示全部楼层
37 孙中山与苏俄
郭国汀[1]
南郭点评:还原历史真相至关重要,中共暴政铁血统治六十年,任意串改伪造中国历史特别是当代史,旨在故间抹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因而有关中华民国史被随心所欲瞎编乱造得一踏糊涂。近日读西方学者专家当年写的有关专著,发现有关孙中山、蒋介石与苏联交往的部分史实,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当事人,而是外国大学研究机构专职学术研究者,没有个人利益冲突,尽管不排除因个人信仰与意识形态立场而有自已的独立见解,但是西方学术研究有严格的学术规范,非常讲究论据出处与客观公正因此其论述真实可信度极高,值得每位关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中国人参考。
2010年7月4日第227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苏联当局自1918年始至1922年连续四年向当时亲日的安福系北京政府而非向孙中山发出无偿归还中国被沙皇非法侵占的领土的意思表示,是因为苏联当时认为弱小的孙中山南方政府无法支持苏联的利益。苏联当时另外看好的是实力派军阀吴佩俘,吴为取代安福系派军队占领了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但吴佩俘亲英美而反共不亲苏。
共产国际派马林(Maring)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马林在访广西后确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1922年1月省港大罢工进一步印证了他这一判断,于是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当孙中山被陈炯明于1922年8月赶出广东转到上海后,马林再度会见孙中山并促使他用军事手段,取代以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广东的任何企图。孙中山因对西方列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深感失望,才开始考虑寻求苏联的帮助。马林同年9月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新进展,基于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决定放弃扶持北方军阀的努力,转而关注扶持孙中山。马林在共产党党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点,成为苏联政策趋向的新起点。[2]随后苏联政府委派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孙中山保证:实现中国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以依赖俄国的援助。[3]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称:“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绝对独立的力量,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民党的合作者,于是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其决议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应居于领导地位”。[4]苏联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与孙中山建立正式联系后,于1923年1月26日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5]亦即:「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共產主义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容共’的條件則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这一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仅是允许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而非与共产党合作。当年的蒋介石实际上相当激进,他于1924年说:“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
尽管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inimitable virginal naivete)他的顾问却明智地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6]。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三叉政策:派共产国际代理人进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权从中国取得的特权,并派外交代表到北京;派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代表说服和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联援助。[7]
正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孙中山由于急于寻求外国援助,同意接受共产党人个人加入国民党,并于1923年7月,派蒋介石赴莫斯科学习考察苏联军事,并面呈斯大林、托洛斯基和Chicherin私信:“朋友们能帮助我在中国的工作,我派蒋介石先生赴莫斯科与诸位讨论具体方法和途径”[8]1923年在莫斯科,中共动员蒋介石参加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拒绝,理由是参加中共这是一件大事情,他要请示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从苏联回来给孙中山写的报告,对苏联有所批评。俄国则派鲍罗庭(Micheal Borodin)到广东,他的确切任务未定义,但向孙中山介绍时称:“我党最老的一名党员,有多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苏联永久和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情进展将极大加速。”[9]
1923年10月,鲍罗庭以罗斯塔通讯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达广东,他是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的任务是重组国民党并向国民党注入生机,随即成为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庭一开始便相处甚欢合作良好。鲍罗庭说服孙中山,国民党应改造成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并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在后面支撑。鲍罗庭基于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国民党新计划,并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结果,国民党被改造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粗糙的复制品。引进了布党的煽动宣传术,创建了一支有国民党观念的军队。1924年5月由苏联出资金和军事顾问,创建了黄浦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凯任政治部主任(廖于1925年8月被暗杀,由邓演达继任政治部主任;胡汉民和Hsu Chung Chin涉嫌,鲍罗庭令两人出国,汪津卫成为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成为广东军总司令),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苏制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广东。鲍罗庭非常器重蒋介石,极力将他推至最高军事统帅地位。蒋介石常在军校大会上说“孙中山指示我,鲍罗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有关政治问题,他的意见应当接受。”“苏联同志对我党是真心实意的,你怎么能说鲍罗庭是一人专制呢?[10]鲍罗庭则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均必须服从蒋介石将军”。[11]
军校初创时仅有960名军官,仅一年后便剧增为30000名军官。孙中山需要苏联的财金和军事援助,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12]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推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党纪,重组国民党成金字塔结构,中央执委会在最高层,同时坚持他的‘三民主义’。[13]鲍罗庭说“中国远未准备好共产主义,从摩天大厦到人力黄包车的比较,中国至少落后时代100年,”。1924年7月孙中山任命鲍罗庭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高级顾问。1925年3月20日孙中山死于癌症,临死时说:“现在我们有了黄浦军校,我可以放心地去了。”[14]



[1]郭国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权律师,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法学与政治学翻译家。著译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国际海事海商法》;《审判的艺术》;《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条款中译》;《郭国汀海事海商论文自选》;《油污和碰撞责任》;《郭国汀辩护词代理词自选集》;《国际贸易法》;《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等。

[2]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Kommunistische Sept 13,1922.

[3]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540.

[4]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1.

[5]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6]
李劼在“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
中称:“孙中山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诸多重要论点均与史实不符。是列宁主动找孙中山,列宁仅是建议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而非建党,孙中山从未改变三民主义的内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共的伪造强暴孙中山意志的欺骗谎言。

[7]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22.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Penguin Books, 1969,1980).p.185.

[8]杨天石在“蒋介石日记与蒋介石其人”中另有说法:
19237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苏联去,头衔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此行目的主要是想争取苏联同意在蒙古的库仑(现乌兰巴托),允许国民党办一所军官学堂,训练国民党的军队,然后从蒙古进攻北京。当时北京是直系军阀曹锟的首都,是北洋军阀的根据地。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要求,当时苏联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托洛斯基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国民党人绝对不允许将脚步伸进蒙古的土地,你们要北伐,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蒋介石很生气,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他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9]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5) Quotation pp.243-244.

[10]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766.

[11]Tang Leang-Li, Inner History, p.234.

[12]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York, Day,1934) pp.267-268.

[13]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York, Day,1934) pp.270-272.

[14]Liu, Military History, pp.15-25.


 楼主| 发表于 8/16/2011 18:58:33 | 显示全部楼层
38 英美苏皆支持吴佩孚
吴佩孚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受到各方青睐。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家们,在仍然不满孙文的国民党的同时,仅称赞吴佩孚。一个经典的评论称吴是“自成立共和国以来……奋斗至最高层的最佳人选。”[1]他的反日成就和恢复议会政府的举措,亦给许多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包括国民党的同情者予良好印象。因而非常自然,正在使尽一切努力的孙文,不应当忽视与他的宿敌重新修好的机会。
通过中介人进行的谈判始于8月,至9月根据一位记者报导,吴佩孚希望缓解孙文的财政困境(孙文象通常主要依赖华侨和贷款一样,据称收到过吴的敌人张作霖的一笔资助)。月底计划中的和解似乎陷于冻结。北京政府产生了被称做“能人内阁”的新内阁,包括四名国民党员或其同情者。不过,在几个月内,孙文放弃了吴佩孚的选择,不久,许多吴的羡慕支持者亦改变了看法。
吴虽然对孙文的国家统一和裁军计划感兴趣,却对孙文要求任总统不以为然。即使他能同意,直系的其他军阀亦不愿放弃权力。虽然富有爱国和个人诚信的好名声,吴与军阀体制难解难分,且他最终依赖于强制力。象其他高级军事统帅一样,他作为一个松散裙带关系的将军们的首领,面临各将军们不时分裂和破坏。11月,吴佩孚无法阻止他们毁灭在军阀期间的最佳内阁--“能人内阁”。12月当吴宣布孙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打发走孙文的秘使后,孙文想达成协议的最后努力失败。[2]此前在10月间,吴对一家英国人经营的矿山罢工的残酷镇压,使共产党劳工组织者震惊(当吴的军队屠杀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时,中共在1923年2月间进一步幻想破灭,京汉铁路是吴最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资产)。对中国工人的命运不那么敏感,苏联仍视吴为潜在的合作者。然而,当北京外交部坚持满洲和蒙古问题的立场时,越飞加速了与孙文的谈判。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0.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1.


 楼主| 发表于 8/17/2011 15:23:23 | 显示全部楼层
39 孙越谈判
11月孙文通知蒋介石,这些谈判虽然困难,但进展令人满意。这些困难主要是有关他要求军援和努力阻止俄国与北京政府建立联系。他觉得重夺广东将加强他的谈判地位。不过,他自信俄国人看好他:他们不是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希望获得什么?正在莫斯科1922年11月举行的第四届共产国际大会上讨论。“我们可以团结我们周围的群众,并分裂国民党”一位中共代表强调说。[1]
为使俄国人放心及或许为了震醒西方人使之改变主意,孙文开始公开发表亲苏言论,甚至提出威胁更广泛的反西方联盟。是年初日英同盟刚过期。如今日本似乎是个更好的攻击目标。11月在接受一家日本报纸记者采访时,孙文敦促日本与俄国联系,“反对央格鲁萨克逊人的侵略”。他宣称如果日本人听从他的建议“支持德国而不是协约国,则安南,新加坡和印度本应会起义。”由于日本人未能“理解高级政治。。。泛亚计划的实现已被无限期拖延”,且“中国将成为使亚洲是亚洲人的主导者”。日本仍可以通过促进与俄国的关系纠正错误:“俄国人是亚裔,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亚洲人的血”
[2]
1923年1月2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孙文数月前指定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新党章和宣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仍保留作作党的基础理论。民族主义如今包括了一项要求“民族自决权”和国际平等。指责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新设立了一个与中共之中央委员会类似的中央干部委员会,及农工委员会。在向党员的演讲中,孙文强调党的(及其宣传部门)决定性的作用,并宣称“是党而非军事行动将确保革命的成功。非常明显,孙文从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中学到的,在俄国如此成功的布尔什维克模式的特征吸引了他。
同时,莫斯科对于国民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潜能更满意。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权宜之技”。但是中共再次谨慎地保留其“特殊的政治性质”。越飞仍滞留北京,如今回复孙文之邀请到上海会商。1月17日越飞抵上海,两天前,孙文的雇佣军已将陈炯明赶出广东。现在,孙文有他自已的基地,无论是如何脆弱,加强了他的谈判地位。26日,越飞孙文发表联合宣言,公布于中外报纸:第一,越飞同意孙文的观点,共产主义和苏联体制均不得引进中国,“因为中国不存在成功设立两者的条件”。他亦保证俄国支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完全的国家独立”;其次,他确认苏联意图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定立的不平等条约。而孙文则支持苏联要求他享管理中东铁路,但要求先询他的同盟张作霖。最后,孙文接受越飞的否认苏联帝国主义对外蒙的目的,并承认立即撤离苏军不明智。该联合宣言是孙文事业的里程碑。因为这是首次一个外国强国承认他为中国的主张,这潜含着承诺支持。支付的对价是承认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利益,并不比他早先向日本要约的更多。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部分,在俄国报纸上则方便地省略,予孙文进一步担保,使他能够处理本土共产党,这也是向西方的一种表态。[3]
在与越飞谈判的同时,孙文让他的外交秘书,出生于西印度的大律师陈友仁向英国总领事保证,孙文想改善关系。陈亦暗示,孙文博士实际上与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继续反对他的话,他可能会加盟日本,俄国和德国联盟。越飞孙文宣言发表当日,陈友仁有意让外界知道,西方的政策决定着孙文与苏联的关系将走多远。1月27日他在上海一家报纸上撰文称,“继续敌视俄国,以及列强表面上似对孙文持敌意,可能迫使中国与俄国结盟。”[4]
当然,没有任何特征比孙文模式的灵活性更具特色:任何同盟均有可能且不具排它性。尽管有苏联援助及分享革命经验的诱惑,孙文始终敬重英国和美国的强权。他们亦曾资助过孙文,想让中国加速发展,还有谁有可能帮助他实现用数万英里的铁路连接他的国家的梦想?然后,又有了意识形态问题。视列宁为一个孔子式的人道主义者,并未能使孙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对英国和美国政要对他的顽固偏见非常恼火,及强烈反对他们的傲慢,孙文在文化和政治传统等方面,确实与英美远比与苏联有更多的共同点。当孙文警告他的部分追随者相信“民主和进步的祝福将来自美国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对孙文深感怀疑。时不时孙文总让克里姆林宫引起担忧,尽管他仅有两年多生命了,唯有伴演其纯属帝国主义角色的英国和美国,将使他免于倒退。
对孙文的反复无常早已习以为常的英国和美国,对越飞孙文宣言并不感到吃惊。没有一支军队,孙文似乎无关紧要。美国纽约时报嘲讽道“因作为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工具而臭名昭著,如今与张作霖携手并肩的孙文,如何为统一中国作出贡献?”其编按写道“如果越飞真的热衷于想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那么他找到了一位最怪异的伙伴。”(不过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另有评论。几周前,一家美国人主办的周报作过一次民意测验:谁是当代最伟大的中国人?结果孙文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吴佩孚,然后是冯玉祥。参与投票者是学生和商界人士)。与此同时,越飞由一位孙文的助理陪同前往日本,两个月后,莫斯科决定拨款100万美元给孙文的广东政府。[5]
不过,在实质性援助抵达之前,孙文努力加强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他甚至邀请他们利用他们撑控的关税,促使国家和平统一,并遣散军队。孙文的理由是既然他们通过分配关税余额给北京的军阀政府,已经干涉中国内政,他们亦可为积极的目的干涉。他们可以扣留海关关税,直至基于大众的政府组建。他的建议在2月间送达美国国务院,包括给国务卿CharlesEvans Hughes 的建议分送给调停的各中国领导人。孙文显然愿意基于知名度而非军事实力,赢得竞争。华盛顿视之为他的另一幻想般的计划,否决了他的观念。2月15日孙文离开上海,随行人员包括三名保镖:一名生动活泼的加拿大人,Morris上校和双枪科亨。
在返广州途中,孙文先停留香港。由于知道孙文对香港劳工运动和在他们的东南亚殖民地的影响力,英国人远比过去更少敌意,甚至显示出友善。英帝国建立的支柱香港汇丰银行总经理,请孙文喝茶;总督邀请孙文出席晚宴,并对孙文的善意宣言印象深刻。孙文的人马让外界知晓,孙文在所有各种资助和顾问的市场中举足轻重。该消释前嫌之旅,在他的母校香港大学达到高潮。介绍为“他的名字与中国同义”,孙文受到学生们热情的欢呼。外国人欣慰而吃惊地听他否认极端论;他坚称所有他想要的是有序的善政。他宣称香港是他产生革命观念的诞生地。他告诉学生们“英国应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将英国良政的例子传遍整个中国。”21日孙文返广州,第三次建立起统一中国的基地。他仍不能确定是否反帝国主义的俄国或西方帝国主义将是他的盟友。他向双方开放。在最疯狂地寻求外界支持时,孙文亦从未忘记德国或与日本结盟的泛亚之梦。[6]
没有此种支持,他似乎不太可能维持在广东芨芨可危的控制。3月2日,孙文成为一个在开入广东寻找抢劫和榨取油水的外来军队-“客军”怜悯下的军政府大元帅。仅在他的儿子孙科任市长的广州,国民党能直接控制。但是广州市一直处于来自军阀军队,包括陈炯明不时威胁之中。孙文将党的重组计划搁置一旁,集中精力于军事行动。受雇佣军的压榨,孙文试图从广东人榨取额外税收,数月后,他开始打已抵押给外国人的盐税的主意。同时,他试图利用他在香港家喻户晓的信誉筹资。
3月和随后的数月期间,孙文和他的同事们向英国资本提出了各种引诱,他邀请英国专家彻底检查他的政府的财政管理体系,并请求大规模贷款。虽然英国官员如今与孙文谈判,伦敦同意其驻京大使关于任何代表孙文进行干预的迹象均有害英国利益的判断。英国大使指出,尽管孙文“友好地抗议”,他已经擅自变动英国管理的盐政,先前的军阀们亦曾一直这样干,且或许孙文已经与布尔什维克达成某种理解。[7]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孙文仍希望他与莫斯科的“理解”将对英国和美国及日本有相反的效果。在7月份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次与YMCA会谈录中(会见或许是该年几个月前进行的)孙文发表了痛苦的激情四溢的抨击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指指控道“中国的悲剧在于她不仅丧失了她的独立,而且她有许多主人,而其他殖民地仅有一个主义。税收问题激怒了他。外国人在南方征收关税和盐税,但拒绝向广东政府支付分文。若没有外国税政支付,北京政府一天也无法维持,且用南方的税收资助打南方的战争(孙文不真实地宣称,南方六个省忠诚于他,尽管他甚至未能控制广东大部),我们已失去获得美国,英国,法国或任何其他强国支持的希望。唯一显示愿意帮助我们的任何迹象者是俄国苏维埃政府”。
然而,孙文亦重申了他的妥协的要约:外国列强可以在南方和北方收税,但应当扣留之,直至我们中国人能够直言我们的内政,并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质言之,所有他想要的是外国政府真正的中立。[8]
5月在一份致日本政府函中,孙文谴责的同时,提出了相似的新开端的要约,在会见一位日本作家时孙文宣称,苏联是一个中国可以依赖的国家,如果两国订立攻守同盟(包括土耳其,波斯,阿富汉和德国,即与苏联已建交的国家)全世界将不用再担忧任何事。但在谴责日本颠覆了1911年革命的同时,他表达了对日本的爱及对他在过去允许他政治避难的永恒感激。而且他仍对未来怀抱希望。他说,日本本质上是捍卫东方。而且“我们对在日本领导下东方人民的复兴,比任何苏联同盟寄予更多希望。”质言之,日本比苏联潜在更重要。但是日本必须放弃西方模式的侵略政策,停止帮助北京政府,并退出满洲。同时,孙文让俄国知道,他们仍不完善的联盟并非无条件的。[9]
他警告正在教他如何重组国民党的马林:“如果共产党人不服从国民党,我将开除他们;如果苏联站在中共一边,我将反对苏联”。但这并未吓退苏联。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会议,响应最近的共产国际决议,确认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建立共产党权力的策略。但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期望获得资本主义列强的帮助及其全神贯注于军事行动感到不安。而这两种错误的概念均无法纠正。
8月18日,在孙文派蒋介石对俄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考察的两天后,孙文写了一封信给柏林的特使,予之恢复与德国联系的指令。就象孙文在1921年时辩称,中国的资源和人力加上德国的机械和科学,将是一种可敬畏的组合。他想要德国在各领域的专家:军事,工业和行政,并建议德国政府和私营公司,象HugoStinnes公司,制定一个主计划。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国,他承诺中国将帮助德国解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他业已宣布他对俄国的诚信之时,他写道“如果德国政府考虑将中国视作其唯一的生命线,中国将考虑将德国作为她唯一的导师。”当孙文持续用各种经济利益要约玩耍他们时,感兴趣但非常谨慎,德国未作任何承诺。[10]
1923年9月孙文开始与卡拉汉(Lea Karakhan)俄国驻京新谈判代表通信。为他的生存仍在南方战斗,孙文建议苏联帮助他从西北进攻北京。但是在莫斯科对国民党的计划中没有军事冒险的空间。即使现在,在向卡拉汉保证南方政府将帮助挫败北京资本家的反苏阴谋的同时,孙文仍无法抑制向美国暗送秋波。9月恢复呼吁美国担保和平解决的努力再次未果。自越飞孙文签署宣言9个月以来,开始产生成果,10月6日鲍罗廷(Michael Borodin)持一封卡拉汉的介绍信与两名苏联官员一道抵达广州。“鲍罗廷同志的到达,事情的进展将大为加速。”卡氏写道。
39岁的鲍罗廷不是普通的共产国际小官员,而是一个与列宁和其他苏共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资深布尔什维克。尽管公开否认他是代表苏联政府的官员。出生于俄国,早期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党的组织者。被捕后,他被允许离境,1907年定居美国,进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为教师。1918年返俄国,随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使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最后在英国化名为布朗;短暂入狱后被驱逐出境。充满活力的组织者,一个富有国际经验专心致志又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鲍罗廷是能够驾驭操纵莫斯科为中国制定的诡计多端的道路的最佳人选。他是个高大健壮拥有威严外表的男人。真名叫Gruzenberg,但是孙文告诉好追根究底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叫Lafanette.[11]
鲍罗廷从一开始便予孙文深刻的印象。发现孙文的健康状况不佳,且被各军阀重围,尽管轻率地谈论北伐,鲍罗廷建议孙文集中精力于构建政治力量。1月孙文告诫党赢得民众支持;鲍罗廷教他如何做。与倾注孙文疯狂想象的雷亚不周,鲍罗廷强调务实的革命煽动。在数周内,孙文指定临时中央执委会计划再次重组国民党。作为该委员会的顾问,鲍罗廷成为其指导精神。他的方案将激进的民族主义与工农运动的特殊设计政策相结合,仅过了一个月,他令国民党元老震惊,建议党支持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孙文作为最后裁决者,同意一项减税25%的计划,及了为劳工的利益,诸如最低工资和8小时工作日,鲍罗廷的建议得到相当的重视,但未能象他想要的那样。
意识到孙文是国民党的核心,鲍罗廷恭维孙文,尽管他认为孙文只不过是个政治判断力差的“有见识的小军阀”。孙文自视为另一位孔子式的英雄,而其他人则是暴民。尽管如此,他尽全力改善孙文和国民党,服从孙文的指示,令共产党人亦然。共产党人与鲍罗廷一直保持秘密联系,不过鲍罗廷提醒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加强他们自已的党。[12]
孙文觉得中国人与欧洲人相较,业已享受了太多的个人自由,羡慕俄国人正成功地实现了他通过一个政党管理国家的梦想。他妒忌苏共的纪律,更有甚者,他妒忌他们的党军。同时,他自已的革命却是客军的人质。他发现一支强大的党军,清除不忠诚的成员,确保了苏联革命的胜利。11月底孙文问他的同志们为什么我们党失败了?是因为我们缺乏榜样和先例,如今我们已在一个好朋友鲍罗廷,他来自苏联,他来训练我们的同志,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革命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13]
他想努力赶上苏联使用的宣传,但是他仍坚持传播他自已的圣经三民主义,唯有现在,这使得更易于向他的同志们推销是盟。他宣称已发现在三民主义与俄国的意识形态之间完全相同。他说最初,俄国革命仅强调民主和民生,但是鲍罗廷已解释,由于外国干涉的结果,民族主义业已成为其主要的驱动力量。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2.

[2] Harold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1980.p.232.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4.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4.

[5]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5.

[6]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7.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7.

[8]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8.

[9]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39.

[10]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40.

[1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41.

[1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41.

[1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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