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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维权] 何清涟:从乐清观察团被“围观”看知识精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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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6/2011 18: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柏桥按:何清涟这篇文章非常及时。国内出现于建嵘这样的蝙蝠:亦禽亦兽,非禽非兽,即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又为当局的专制统治服务,还情有可原(虽然我会鄙视这些软骨头,但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硬起来),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共的高压之下。但是,海外自由社会长期来也存在一群这样的蝙蝠,他们既以民运或人权斗士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处处为中共谋。生怕没有协助好中共的维稳工作。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民运很难有所突破。我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本着良知写作的人出现。如此以来,那些多面通吃的蝙蝠们就没有了市场,他们的主子们也会弃他们而去。没有了他们,中国民运才会有蓬勃的发展。


何清涟:从乐清观察团被“围观”看知识精英的困境


               
      
内容摘要 :            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           
     

这次乐清钱云会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
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24小时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中南海智囊于建嵘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余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候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我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后来的围观却表明,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wentommy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zhanghui8964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公共人物产生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中国学者当中,99%的人无法满足这种公众期望。
公平而言,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我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的。
上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零年代,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借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Baiqiao Tang (唐柏桥)
发表于 2/7/2011 00:59:17 | 显示全部楼层
体制内及留在大陆暴政下的知识精英,无论如何先进,也不论其有多高的境界,必定会有一致命的弱点:对能摧毁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根基的敏感话题有所保留,不可能畅所欲言。正因为如此,反对派不应当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真理撑握在两种人身上,一是与中共当局彻底决裂的反对派,若在国内绝大多数在狱中,或保持沉默;二是被迫流亡海外坚持战斗的反对派。大陆体制内精英只要不为暴政涂脂抹粉歌功颂德,能说真话,便不应太苛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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