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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史话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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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6/2011 13:52: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资本主义史话之我见
                       
张小鼐 于岁末年初
                       
2011-2-23
                                                    这是去年看过了郎咸平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国式资本主义,美国式社会主义》而写的一篇读后感言,曾发给求是论坛;现仍将它附下,并重写后改成此文之;用萍乡话说去年没有“煞角”,新年也不想再做的事,经重新整理成此文以供参考。
                                                    郎先生是受西学教育成才的现代经济学者,国内知名人士,发表过一些对改革开放发展极具影响力,更有针对性的文章;这篇演讲基本表明郎先生对有称改革开放第三次争论所持的观点,更切中要害,这是因为他了解西方社会,也了解中国,并且较为熟悉改革开放的很多情况。这篇清华演讲我早已有所知,于求是论坛上才看到应该是比较正规版式的文稿。他从历史上简洁性地指出了欧美(现代)资本社会主义化的大体发展经历,也是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同时亦为美国社会历史文化起源——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美国建国是受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影响产生的,我把这认定为现代资本主义里程碑,是人类社会反殖民帝国主义的伟大性胜利。我对此经过较长期的学习和探求,前年写过一篇《论英美历史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文章,后又写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20世纪永恒的话题,历史不朽的名词代号》,和《中国民主主义——即近现代社会变革历史与新旧民主主义时期及其有关文献的学习和再认识》等文章,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共建党90周年,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个人的一些观点、认识和看法;更当还有一文,即关于中国如何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理论命题,只是我掌握的东西有限,还不能发表,准备先将一些学者对此已有的观点整理汇聚成一篇后,仅供大家参考吧——但这件事未完成,而且我认为现在并没有必要了,问题主要是在理论方面;而且对于马克思理论中曾提出的实际课题,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毋须争论。
                                                    郎先生回答了一个我们应当探讨的社会课题:理论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使我们在历史事实面前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大致发展过程,且肯定与原始资本主义不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亦为我们过去理论上的缺失和不足。郎先生不亏大家,言简意赅却又风趣生动,专业词语说得形象而通俗易懂,尤其对于我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及西方文化,有极大帮助,我受益匪浅。
                                                    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乃有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可以说,原始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历史产物,同时也产生出一个新兴资产阶级;马克思时代就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乃资本主义开始现代性变革过程,即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态时代,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出现就是其中具代表性之一;客观上《资本论》不仅不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反而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为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正是马克思理论帮西方社会指出这条路,创造出明天和未来。事实求是地说,历史上马恩和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属于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派别;也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时代中,新兴资产阶级引擎社会主义派别不断出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我所谓新兴资产阶级换言之,完全可称为资本主义出现后、就自然发生的社会主义派别——这是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的,现在要认识——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和马克思理论。
                                                    正是这样,我把资本主义分成原始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马恩时代正处其过渡态;现代资本主义确立则在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经过苏中东欧革命风暴洗礼之后;可以说苏东欧激变和中国改革开放,欧美却不断地走向发展社会主义化上去了。这就是郎咸平先生清华演讲的一大亮点,核心针对改革开放的第三次争论,也是改革开放中不可多得的思想理论,大陆学者为何看不到?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认识,也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证明的,郎先生的讲话只是其中之一;他谈到的《微观经济学》《国富论》等即为表现。我们应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结果,更是西方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西欧社会产物,它形成了一个科学的资本主义发展环境——社会人权体制,这就是我认定的东西方差异,中国长期实施的是皇(强)权政治,权力代表一切;西方对皇权的限制走向法治的法制化社会,以人权为基础——每个人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用权利制约和监督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现代资本主义实施宪政下权利相互制约政治,且必然并走向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西方社会制度模式并非能在中国复制,但以科学发展观认识,让权力回归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议会制全民性意志而立法,用法治的法制化治国,是现代历史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中共与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关系亦应该适用;从历史上去看,也是真正改变中国社会方向的举措,更为历史与现实所要求地。我们讲东西方差异是历史与文化上发展的差异,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不是文化自觉的结果。
                                                    这里我不得不首先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只有负面观点,从来缺失科学地认识,这是我们社会的严重错失,甚至用民粹主义代表社会主义,把革命手段作为目的,对有产者革命天经地义,认为有产者的财产就是剥削者的结果,今天还有人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要对所谓资改派革命,改变改革开放发展的方向;对这种看法必须高度警惕,中国再不能出四人帮或搞文革了;更要防止出李登辉或陈水扁这样的分裂主义分子和政治投机商,防止由少数人操弄政治。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的,造谁的反,革什么命?唯恐天下不乱!别有用心者决不可能得逞。一些人没有看到我们社会在思想文化、即体制与制度建设上的缺陷,毛泽东个人思想上也存在缺陷,文革毛泽东最后也是无可奈何,其结果事与愿违;他的伟大在于他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这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可以说,毛泽东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什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来没有过共识,这种概念只不过是有人自撰而已。任何理论都要能被社会接受。但我必须指出的是,我对田忠国、郑志01等人所提出的一些严重问题和事实并不否定、亦有认同,只是我的看法不同,不同意他们提出的一些很难说是的观点。我不想参与这种争论,更不针对任何个人、包括房宁、李君如等先生;只就认识和思想而言或亦有错误,理论是理性和可以认识的;仅管现在他们很多东西我不接受,这并非问题所在,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会有什么社会反映?可能这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我们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民群众真正能服从的,就是中共党和政府!
                            (一)因为资本主义乃有社会主义
                                                    我只就理论问题谈个人认识和看法,如以社会主义的确切定义,过去无论实践与理论,都未能真正说明事物和道理,因为我们对资本主义过去都不甚理解和明了的。在马克思故土,没有马克思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也非就是马克思理论;但西方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理论,马克思资本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而如何看待马克思理论及其著名地一些结论性的观点等,郎先生用西人思想说白了一些问题,也与我们在理论上不无共识吧,但西方先进国家争论是用理性的学术观点去解决的。郎先生说:“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_‘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
                                                    郎先生把一个于我们而言一直有争议的话题这样摆到了桌面上: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至今,马克思晚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实际放弃过继续出版《资本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有动摇,恩格斯后来不断作出过说明。只有靠自己去做才能实现资本主义,这是西方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现象,它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却有严重的负趋性——只对自己负责而不顾社会发展环境和别人的死活,这个社会也将没有真正的发展,最后每个人甚至都不能生存,社会主义意识从中而来!马克思理论实质上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和所有人的生存环境问题,即社会主义之,也是西方历史的必然。但我认为,马克思学术上缺陷,就在他把问题认定为私有化(即原始社会解体,这是马克思理论课题概念之一)造成了私有制的恶果,即人性的另一面——趋恶地自然性所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从而完全否定历史发展上私有化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却正是人类社会得以自然发展的一大主要因素,使个人智慧在自然中能得到不断开发的结果。事实证明西方胜出这一点亦与我们不同:我们因为落后挨打社会发展在近现代不得不采取非正常手段搞革命解决,从而发生了人为地消灭私有制,结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不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行为;而在中国西化中可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乃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两个具体史实,现在来看的话,既具有共性,且殊途在同归,必然要走到一起去。改革开放中恢复私有制,但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没有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行,人权是现代法治的宗旨和核心,权力回归于权利其基础就在人权,必须重建个人所有制。换言之,重建个所有制在中国大陆,就是保障人权机制,法律上每个人的权利平等。实际上马克思理论中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看法;而在马克思理论中并没有过后来的公有制——即苏马式社会主义和过去那种公有制;他看到的是巴黎公社及他对巴黎公社的个人认识,却提出了有关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观点,表达出对公有制之所见。更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理论,而且《资本论》就属于西方经济学!
                                                     这方面郎先生几乎很简明性地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演说:“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如果不是弱智,我们应已看到了人类社会精英(包括马克思)在西欧一些国家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否认“白条”(股票)市场在历史上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社会效益,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一种只有人的思维才有的智慧,恐怕当时是没有东西可以去取替的;这里面更有政府的力量——它在历史上至少中国人眼中权力是代表一切的,更是原始资产阶级的本质,所以,在相应社会里能够一下子便成功,使资本主义得到一次重大的突破性发展,而“白条”市场转变为名副其实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分家,并且出现《国富论》和民营化,市场化理念等等,正是在走向社会主义,也正是如此社会,能产生出《资本论》了。谁说不是么!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定上述是属社会主义化的真实过程,又还能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我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人们真实地生活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必由结果;也可以说,社会就是每一个人——即个人组成的,民营概念与市场化所形成的《国富论》,实质上在奠定社会主义基础(这个基础即欧美人权,法治和私有化,所以马克思也会提出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同样,资本主义只有社会化才能人性化,才有发展和未来;这就为《资本论》创造出思想土壤,或即“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而郎先生称“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这里所说的当然是西方社会,但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西化概念,且就是这样产生来的。也就是说,历史产生出《资本论》,包括了马克思的伟大;人们接受达尔文主义,接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意识,也接受资本主义;更当然,毫无疑义,亦当接受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理论并形成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却始终是社会文化历史不断自然发展的结果,并且早把亚非拉等国家远远抛在了它的屁股尾巴尖上去。人性趋势乃群体生活本能,欧美先进国家成为现代化与革命的目标,也是被逼地;别无选择,只有走西方发展的道路才能生存。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都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革命也如此。但在后发即亚非拉等国家,现代历史与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欧美影响,并非文化自觉了,人性趋势下很多后发国家又不甘于现实,使革命成为非常地反动性行为;这种情势下强人更加胜出,成为英雄形象和领袖,20世纪的革命也步入了歧途。反侵略战争,反剥削压迫,求生存到以你死我活为目的,欧美社会也遭到了报应。问题至今,这些后发国家还是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因为不是历史文化自觉的行为;我们必须从历史文化上理性地认识,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出全面而客观地评价。
                                                    我看郎先生这篇演讲就正是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他举例道:“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的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他所讲之,应该对我们大家深有启发——也就是社会主义!但当然要看他的全文。
                                                    社会主义如果可以不要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却也是资本主义早就存在的东西。其实,“资改派”出问题即在这里;我是很早就提出过,亦发现在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某些直接参与者或著名人士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对此可能有所评估,如有人说什么理论的勇气、及先发展了再说等便可为例,则这正是政府机会主义表现;也要看到我们社会体制本身的先天不足,它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西化中不具有西方社会经济和相应文化基础——杨小凯生前就说过,我们缺失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相应的政治体制(制度);同时我们又是用革命手段、即阶级斗争消灭定理建国的,根本不接受西方人权和法治政治,缺失民主法治的社会基础与思想理论科学指导,改革开放后才由人治转向于法治建设,法治的法制化却不完善,加上官本位的社会历史传统,权贵资本主义得以泛滥成灾。但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只有在改革开放中去解决,毛泽东如果天上有知,也不会答应再把他搬出来的。资改派不妨肯定其名,这本身并非是贬义性,则更能说明各自的立场观点。正如邓小平生前指出的,没有毛主席中国还要在黑暗中;没有资改派也没有今天。我为资本主义正名,也为资改派正名,历史和事实从来就没有能否定过、也否定不了的。但改革开放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借鉴人类一切文化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从思想理论上完善自己的社会变革指导,对历史作出事实求是地认识;这即文化自觉,我们必须有大家能理解并可接受的自己的文化:西化只有中国化!
                            (二)郎先生谈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由理论所产生的,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产物,更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能阻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都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结果。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不同,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意识都是西化的,中国社会自己不能产生出来,且又必须有西方的发展——对此很多人没有认识,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对立物而不是因果关系,何以为社会主义?又何来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认为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甚确切,理论与实践就都未真正回答问题,这是苏东欧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我想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自由、民主、议会制、宪政及民营经济和私有权等等,确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条件;以英国为例,就是通过议会制对皇权的限制和天赋人权观等,而形成了法治的法制化社会,从文化即体制包括制度上对原始资本主义不断改革,逐次摆脱掉老牌帝国主义的历史包袱,并避免了殖民帝国主义灭亡的命运,而走上现代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至今的。这期间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像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欧美才先后走上现代资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原始资本主义相区别。
                            郎先生说:                         “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从根本上看文中谈到的也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不是文化自觉,思想只停滞不前于精神层面上,不能形成制度规范化,所以,改革开放中又重蹈原始资本主义覆辙,并且就是在“三个代表”提出来后,发生权贵资本主义严重倾向的,造成现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完全是历史与理论上的反动,即政府机会主义!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也无法避免这种历史与理论缺陷的误区,更是要认识的。(关于上述欧美资本主义股市,谢韬、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一文中曾指出:“马克思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他们的观点更是值得参考的。)
                                                    郎先生从历史文化层面剖析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精辟演讲,又极其恢谐地认为说:“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这里把西方制度说白了。当然,不仅如此,同时更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如欧美等国家的完善;郎先生因而大胆地提出来;“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却应是我们在看郎先生讲话中的一大亮点。
                                                    为什么苏东欧和中国社会变革现在都出现了根本的转化?可以说,问题的根源,即西方文化是大家一直争论的焦点,郎文亦有其参考价值。首先从理论上要看到,它是我们过去文化上的严重缺陷;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革命以后我们必须有相应的文化,解决革命后的负趋性——即其非常严重而明显的负面作用。这里边除了一些理论概念模糊,还存在着社会观念更新的制度化建设,如对人权观和私有权以及私有制、私有财产、私有化的历史作用等,过去都是完全否定的(也都是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完全被概念化。所以没有普世性价值观念,不接受西方文化,有学者称被边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对马克思这一思想命题完全被忽视了。问题出在前苏联模式及其指导思想观念上,过去时那种马克思主义把私有制视为罪恶之源,消灭私有制,大搞集体化和全民所有制工(企)业,实际是名为国有制,乃既得利益与少数统治集团说了算的所有制,广大民众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在阶级社会,公有制无论中外、于历史还是现实,至今都没有过真正的全民所有制;20世纪苏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这样,把公有制看成社会主义根本行不通。历史作出了结论:过去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会有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却无人权观,没有个人基本的权利,结果特权盛行,只有所谓社会主义(集中),没有民主自由及个人的任何可作为,吃大锅饭,生产力反而下降,社会落后了,时代等于在倒退,无以再发展之。(我们倒底要如何来看待革命、以及如何重建个人所有制?等等,这是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关系于社会主义未来,对此我本人确不具条件,但学者们当挑起责任)。
                                                    在某些人看来,改革开放的问题就是所谓“资改派”了,问题却不是如有人危言耸听地那样严重,我可能比田忠国等人更早提出过一些东西,甚至在郎先生之前我就参与了对去美国化的争论;这里主要不能否定改革开放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中必然会有的,因为我们的体制与改革开放的要求不相适用;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有政治改革。我们及时地发现且能够指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我就不认为可以用毛泽东搞文革的方式,邓小平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也是全国人民认同的、坚决拥护的。“资改派”功不可没;否则不会有今天的丰功伟绩!郎先生的演讲说出了问题,更结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站在历史的最高点作出了具体的解答。发展不是平衡态,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才是现实的客观事物(当然社会主义必须要先富带后富,此当别议;即怎样帮、如何来带,才能体现社会主义之)。
                                                    正如郎先生所言,问题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上,这是宪法规定所明示公告的,不能否定改制等发生过掠夺性行为等,我是亲身有感受、并至今还在打官司。也如郎先生所言之,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培养的人,精英现象却是社会客观事物,不能否定世界政治今天都是精英化主宰,但西方对精英(权力)采取法治的法制化制约,能够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形式下,使民众基本上都能参与,做到权力在法治下通过具体的法制,让民众能对权力给予授受上通过选举等形式,掌握自己的基本权利,并且用法治的法制化作为一根鞭子,去实施(权利)监督权力以赶牛(精英)耕田之。例如前几年国企改制,北大少数学者只从理论上去认定事物,完全不顾客观情况,大喊要卖尽,极力鼓吹私有化,得到上层个别决策者的支持,这不是理论的勇气,而是完全脱离我国社会现实和社会主义制度,剥夺了广大工人们的权利。郎先生说出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一定要有能完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改革开放问题再明显不过的是制(体制)度缺失,也是文化的缺失。西方社会制度上保证了非精英的权利;我们因为没有重建个所有制,没有个人所有权,所以,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民众的基本权利都往往受到侵犯(占);西方文化不同之处在于精英政治中文化向下,文明向上,形成了社会法治下法制化的体制(制度)保障。欧美通过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地奋斗(如从《国富论》到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资本论》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理论,就是明显的思想观念更新,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发展与进步),走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光辉里程,乃是西方文化形成的社会制度的伟大结果。否定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对资本主义没有事实求是地认识,就不是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正是能对资本主义正确判断而胜出的。以人为本实质在以民为本,在中国民权就是人权,民众要有能真正行驶的政治权力;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人——即人民!主权在民(人权),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法治的基础!
                            (三)西方先进国家政治体制是社会发展基础
                                                    西方社会的历史巨变就在于先进的思想文化下不断形成了先进的社会体制(制度),从而有一套科学地管理方式,又能不断地产生出先进的技术去提高生产力,并创造出惊人的速度。过去我们洋务运动失败就在只看到其“器”的先进性,而看不到社会先进文化思想引领着地真正是人的因素才是第一的,这才是我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没有先进思想引领下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社会发展出来。还要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是其主要因素,环境造就社会,同时改变一切的人。
                                                    郎先生指出了改革开放现在所发生的严重情况(即是杜润生老人说过的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他结合事实以及西方有些国家曾经同样出现了类似的社会发展过程和后果,且与中西方在这些方面所都采取过的一些具体手段和对策比照,包括学者的思想理论发现成果等,这不是一般学者能做到的,我们有些学者至今也看不到。这里面根本的是起点不同,我们通过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有严重地非理性一面。
                                                    郎先生文章更指出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郎先生说:“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可以说,此乃事实求是,从历史发展上对现代资本主义认断,有一个可具结果性的理论概念,而此前,绝大多数的大陆学者都没有或不可能作出上述结论。
                                                    郎先生明确了现代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化的事实——至少已经在走向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也即马克思理论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理论源自于西方社会(即西方资本主义),它只能是西方文化地产物——西方文化产生了马克思及其理论,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文化分开来,这是我的观点;郎先生说得很明确,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如《国富论》《微观经济学》乃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说上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随后不断出现地思想解放运动等,西欧产生了社会主义派,而探究其源,社会主义派历史上最早即为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等党派;实际上既是资本主义文化,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在马克思著作中我在看《资本论》时就发现,其中很多观点都是引用其它学者的,甚至对原始资本主义本质的结论——那句很有影响的话——也是引见于别人说的;过去被我们认定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历史上就叫社会民主党,属社会主义派别,马恩列等人都曾是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才以我划界,把共产国际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形成两大世界的思惟观,但后来也看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的,晚期思想有过很大的转变。只有看到并接受事实求是,才可能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它乃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时俱进,随历史发展而不断在发展的理论,不能把理论与社会分开来!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有科学而事实求是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决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历史时代;100多年过去后有很多结论都要重新认识。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首先就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且只有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问题搞清楚,中国才有发展,我们的国家才有长治久安,改革开放才有未来。
                                                    郎先生讲话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不可多得的突破性,必将产生相应影响。不错,中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坚持实行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发展的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中国社会变革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政党,历史上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说明中共的思想理论,正是在马克思理论旗帜下不断发展地征程中,从而走过了灿烂辉煌的60多年执政党道路,能从自身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里进行学习和探索,才有改革开放事业伟大实践发展至今地。毛泽东不懂得资本主义,他生前更无法解决发展社会主义问题,并且造成过灾难,尤其他要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自己对马克思理论却不能摆脱时代局限,反而看了很多传统封建文化,对封建主义不能作出正确地判认,把极权专制看成历史继承。
                                                    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我们现在的社会“仍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过去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不全面”。如果要问,用什么方式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呢?中国社会变革早就作出了回答:就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必须用彻底消除体制障碍的方式,在中共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地和平进行、去有效推动;肯定的是,矛头直指过去的体制本身,必然要产生强烈的震憾性,也可想而知它具有和必然会带来的艰巨性、复杂性,因为它肯定会触及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决不仅只是经济方面的改革。有人搬出毛泽东作话题,就是要反对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改革开放本身就决定了政治必须变革的任务,是绕不过去的,某些人可能就是代表着部分既得利益人群,但反对改革者也无法阻挡得住,邓小平早就说了“改革是一场革命”。这里必须指出,人的解放才是生产力的彻底解放,还权于民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点,中国从历史到现实始终为民权问题,社会主义必须有民众真正的权利。在改革开放第三次争论中,理论界高层展开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认识大讨论,就是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提高,为改革开放发展开辟着道路。正如邓小平生前指出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要指出的是所有一切离不开社会主义主体——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老百姓。
                       
后记: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
                                                    此文写后,有朋友对我提出来的“历史要求我们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完成的任务,乃现代史发展根本上的变革”之说,要求能作出具体地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思想理论的核心课题,源于马克思理论中本来就有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否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事实求是!上述也早已说及。改革开放恢复了私有制经济(主要以个体经济开始),很快就得到发展,并进行对国有经济(历史上称全民所有制)的改制,目的是要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方法上基本大都是参考西方的成功经验,理论界亦同时产生相应认识,因为我国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立即出现了对马克思曾提出过重建个人所有制看法的文章;后谢韬先生生前又不顾高龄影响且已退休,几年前却发表很有深度的观点,指出我国革命后社会基础由于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一直造成共和国的长期困境至今。我于2007年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质疑及看法》中,专门谈到有关方面的一些情况,后于两会期间又把它抽出来形成一文,篇目即《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见载在《求是论坛》上,具体不再重复;我国公有化是革命结果,却并非理性自然之,并不是自己文化历史所产生的。有关认识可参考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一些具体的理论性观点与文章,我亦有过认识;求是理论网好象载过我个人对此写的一篇专题;民粹化实是中国社会病因。
                            马克思理论关于私有制、原始资本主义及重建个人所有制论述,有着这样的文字:
                       
                        “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67页)以此作为对私有制的界定与区别,很明显,这里并没有认为私有制就是罪恶行径的结果及其必然地表现;对于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不同,从历史上看亦是自然发展所结果,不改变私有制属性。再从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当时的所有制中,只有股份制、以及一些社会性的合作社和合营工作坊或商场等,“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乃马克思理论中公有制形式了,这是可以肯定的,而这些所有制当时却是在私有化社会下产生或出现的,西欧国家都是建立于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我们对于所有制的认识,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来认识,才可能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有全面的认识。马克思(《马恩选集》第二卷114-119页)说过这样的话:“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成为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首先需要肯定的就是:所有制于商品(物资)性质在交换时并无区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私有化),决定西方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化)基础上形成的,又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趋势,社会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如马克思理论等,《资本论》并不是否定资本的自身。
                                                    《资本论》(第一卷103-104页)明确指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这里马克思同时说:“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那些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作为价值来实现。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这即资本运动,历史决定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又恰是在个问题上,过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无法体现上述性能,我们完全否定资本主义,也使自己限于困境。这是有违马克思理论和《资本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决非偶然。
                                                    马克思对私有制罪恶行径的揭露,使我们看到当时严重的原始资本主义行为与后果;在认识这一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知道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同时又明确“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66页)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就是以16世纪为近代史起点的。《资本论》说过“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此后,自18世纪……”等的文字表述,这里边可以从马克思时代、即《资本论》的产生说明,至少欧洲国家在16世纪之前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现象,亦然认定过13世纪就有资本发展趋势的社会雏形。换句话说,世界近代历史,也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完全是由私有制封建社会自然发生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60—261页)说明西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发展。而人的自然性决定整个社会进化过程的另一面,趋善中亦会有趋恶及趋炎附势之,权贵精英首先成为变革时对资本即劳动剩余产品的占有者,马克思理论就是对传统资产阶级的揭露,却并非对资本自身及其价值观念有改变,更未对资本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就来自资本主义自身所产生地,且决不是要改变资本自身及其形成。马克思理论是要改变传统资产阶级,改变原始资本主义,使人类历史发展摆脱自然原始态。但在马克思理论中暴力革命决不是最终选择,马克思生前最后就放弃了革命;“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发生了变化。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化。本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一直被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所忽视。万万没有想到,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请求,摘下了这段话作为答复。他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上面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既然这一句话就是表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当然是本质问题了。显然这是恩格斯晚年对自己青年时期提出消灭私有制观点的修正。这离他去世一年,应该是他的最终政治遗言。”(《炎黄春秋》刘济生:《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恩格斯是社会民主派;马克思生前甚至否认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
                                                    谢韬,辛子陵也曾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制问题发表过很有深度的见解,且根据新中国的实践说:“我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在13亿中国人民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大家尽可能多地积累一点财产。尽管客观和主观条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会不同,但要让大家共同富起来。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到贫穷的大祸饭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背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是要让全国人民,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牧民,都过上小康以上水平的生活;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是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冒尖户也要保护。避免两极分化是对的,但认识上有误区。有两种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所谓同向分化,就是大家的收入普遍增加,有的增得多一点,有的增得少一点。反向分化是少数人增加,多数人减少,多数人减少的部分进了少数增加者的钱袋。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反向分化;对同向分化不能反对,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一反同向分化,必然要走向平均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有人看到比尔·盖茨有500亿美元财产,住那样豪华的房子,就产生极大的义愤。他们没看到比尔·盖茨对美国、对人类作出了多大贡献。比尔·盖茨振兴了美国乃至世界的IT业,美国经济增长80%来自IT业,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问题。他和妻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们拿出来救助非洲穷人的慈善捐款就达288亿美元,占他的财产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对这样的人没收财产,把他下放农村劳动,灭了这个冒尖户。所以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还自我欣赏说我国劳动人民地位高。现在中央改变了这种狭隘的、短视的、哗众取宠的平均主义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提高的过程中,给有本事的人(他们代表先进生产力)充分的发展空间,制定《物权法》,保护他们个人合法所得的财富,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成功不仅属于个人,也给整个社会增加了财富,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不是修正主义,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创了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文见《炎黄春秋》)
                                                    《资本论》(见第一卷192页)指出说:“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72页)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资本论》第一卷663页)
                                                    马克思从理论上完成了资本非理性的全部过程,而劳动与资本并非根本对立,资本运作是社会发展同样不能改变与取代的决定要素,没有资本也就无以再发展。只有劳动创造资本,并通过资本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资本还有理性地更大一面。资本使智能找到出路,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胜出的绝对运动,劳动有了新的创造条件与革命,工业革命因此在改变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便无可取替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握资本就能掌握现代化,这是暴力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的。
                                                    上述文字写于去年,没有“煞角”——这是句萍乡话,“煞角”也可与“杀青”一词同义——即与萍乡话“煞角”的意思差不多吧;“煞角”萍乡人也是用于做事要收尾,做事就要做完的意思。萍乡学者李远实提词说:“好到熬角”,就是说要做好,自始至终完满,不留死角,不留后手,这里我却做不到了,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理论家,对马克思理论可能一窍不通。但还是读过《资本论》的;《共产党宣言》说“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且马恩还称: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而“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为他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他们对共产主义有过这样明确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以肯定的是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在这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所谓社会主义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理论与马克思理论不是一回事。
                                                     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来看,在中国现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把国资和集体财产再分给老百姓,而是明确个人所有权——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个人的权利在法律上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一个人(公民)基本生存的条件,法治社会就是通过法治的法制化明确个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制所有人(公民)的公共行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恢复了私有制,就必须保证私有权和私有财产,不搞私有化;同时在法治上完善对权力和公有共有制的民主监督和制度化管理,保证公民对权力与公有共有财产的合法权利和具体监管;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自己劳动致富。
                                                    马克思理论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不能把它与西方文化完全剥离地;换句话说,理论源于社会,马克思理论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科学更是实践的,西方先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中的具体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切实比对,人类文化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全人类最好的财富。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都不仅只是理论,首先是社会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
                       
                            所以刘济生《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文中指出:“从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行动的根本指南。请注意,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派生物,可以说是两个观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践了几十年,实践对这个理论进行了验证与回答:全盘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公有制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它的生命力。计划经济也是不能用得过分,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分配方式更不能单一化,而是根据不同的所有制采取不同的分配方法。”
                                                    尤其是西方私有制变化,在人权和法治的法制保障个人所有制下,以人权和私有制为基础的法治宪政社会,私有制都在走向社会化的合作共赢发展道路,否则没有前途。人权乃权利政治的基础,不讲人权,弱肉强食,就没有社会主义!更遑论人的尊严和民主;又何谈建设和谐社会了。郎咸平的文章告诉我们,欧美在走向社会主义,这是符合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主义没有具体地成功之路与现实标杆;只能是人们生活的结果,就象幸福是一种感觉,人们认可、社会都接受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以人权为基础的权利政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且化解着阶级矛盾,用权利制约权力,使权贵势力得到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遏制,创造着发展的环境。
                                                    这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有认识。消灭私有制,用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代替人性论和人权;对权力没有相对的制约,搞人治的强人强权政治,这是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化,必须走出历史。也正是鉴于过去的深刻教训,没有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过去那种社会主义失败了。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的辉煌;也正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切实地体验之后,中国必须重建个人所有制,只有有了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不会再被全球化时代忽悠,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大国强国,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为人类作出贡献。此不赘述,仅供参考。
 
发表于 2/27/2011 00:48:12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历史上简洁性地指出了欧美(现代)资本社会主义化的大体发展经历,也是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同时亦为美国社会历史文化起源——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美国建国是受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影响产生的,我把这认定为现代资本主义里程碑,是人类社会反殖民帝国主义的伟大性胜利”。

简直胡说八道!
发表于 2/27/2011 00:51: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如何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然提出:消灭财产私有制!恩格斯总结马克思主义时说:用一句话表述即:消灭财产私有制!此人确胡说什么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理论命题!
发表于 2/27/2011 00:54:2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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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读头几个自然段即可得出结论:此文基本属垃圾,文中充满谬论。根本不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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