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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中国]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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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29/2012 09:4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2012 (二)柏拉图的理念说和素质论辩证法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追究绝对定义的否定式辩证法基础上发明了理念说和素质论辩证法。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年)出生于贵族家庭,是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老师,师徒三人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形而上学基础。他在苏格拉底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神秘主义理念说和爱奥里亚学派存在说基础上,创立了集理性主义大成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则是经验主义哲学集大成者。怀特海宣称西方哲学传统“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拉斐尔绘画《雅典学院》用柏拉图手指向天和亚里士多德手指向地细节,象征老师认为美德来自于“形式”的智慧世界,学生则认为知识是透过经验观察获得的概念。

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逃离雅典,经麦加拉、埃及和昔兰尼转赴南意大利,同毕达哥拉斯派信徒交往,通过他们结识了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一世。同孔子周游列国说服诸侯尊王攘夷处处碰壁一样,柏拉图也不得不回到雅典,试图通过办学实现贵族政治理想。前387年,他创办阿卡德米学园,为理想国培养反民主人才。他在前367、前361年还两度造访叙拉古,试图教化狄奥尼修二世,均无功而返。从此潜心教学和著述,成为万世师表。

他通过划分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创立了形式理论,使人类抓住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这个哲学主题,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但对理性能力、绝对真理和终极至善过分迷信,对贵族阶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过分追求,让他一叶障目。这种片面的深刻和贵族立场结合在一起,导致其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理论误入歧途,沦为专制辩护士和极权主义祖师爷,自由人类、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的敌人。

按照神化的理念说,一切可感知现象的具体事物都变化无常、相对、不真实;具体现象都有抽象理念(一般概念),理念永恒不变、绝对真实、独立存在;各种理念构成理念世界;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或影子。按照理念说,人的概念比具体的人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因此抱怨客体只有靠“参与形式或理念才得以存在”。说他目中无人并不为过。我们睡的床并不真实,只有床的理念才是真实的。智者派哲学家安提丰最早对这种理性的僭妄进行批判。他在《论真理》残片中驳斥道,把一张木床埋在土中,腐烂后会长出一棵树而不是床;做床的材料先于床的理念,再生的木料需要新的工匠将它制成新床;普遍性概念是具体事物形而上学的影子。这位经验主义者把柏拉图的宇宙图景翻了个底朝天。跟墨家学说汉以后被儒表法里的国家意识形态湮灭一样,智者派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思维也被专制黑暗吞噬。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1卷也提供了一幅相反的世界图景:“人们原来用人的模样塑造着神的形象,那么凭人类生活来设想神的社会组织也就极为自然了。”(1252b)第5卷论述诸政体和君主制毁灭和保全原因时,指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牵强附会,借苏格拉底之口用生命演化周期隐喻政体变迁遵循毕达哥拉斯数论,把政治事务纳入神秘的数式成数:

苏格拉底曾经对政体的变革有所论述,但他的论旨是有缺憾的……进而叙述一般的变迁都可由“数理(数式)”推求其原因,这种数式中的“三分根”(3:4),“婚配于五”而成“两个谐合律数”——照他说来,这种律数可在他们转作“立体”时发生。(1316a)

第7卷论述灵魂和肉体、理性和非理性、情欲境界和玄想境界关系、认识论和教育方法,也迥异其趣:“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便显见于孩提;而辩解和思想的机能则按照常例,必须等待其长成……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1334b)

直到近代,经过亚里士多德预留的经院哲学狭窄门缝和奥卡姆的唯名论剃刀,休谟等人才将这种带有经验理性色彩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发扬光大,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理解能力的有限性,任何主观真理都是一种意见,一种或然性的解释或预测,其能力取决于或然性大小。那些获得承认的所谓客观真理,不过是各种意见通过自由交流达成的意见共识。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作为交往理性的主体际性。交往理性如何可能?现代民主实践已经给出答案。

柏拉图三位一体的理想国建立在理念说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他根据自己主观需要排序,把理念划分为不同等级。最低级是实物理念,最高级是善;世界是神按照善的理念创造的;把埃及封闭、僵化的等级制度理想化的理想国是终极至善。他在认识论上提出回忆说,认为灵魂寓居理念世界,投入肉体后暂时忘记了理念世界知识,唤起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就能获得这种知识。辩证法就是回忆理念的过程。这套唯理主义辩证法,他把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融为一体,描绘了一幅极权主义政治蓝图。

《理想国》的现实摹本就是古埃及。埃及人把种姓等级制度神圣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法老本身就是神,既是世俗统治者,也是最高精神领袖。埃及人把灵魂分为自上而下的心(理智)、胸(情感)和腹(贪欲)三个层次,据此把社会划分为僧侣(哲学家)、武士和庶民三个阶级构成的种姓制度。等级制的合理性在于各阶级素质不同,是神由高到低分别用金、银、铜铁做成的。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法老就是“那个知道的人”。

柏拉图受埃及种姓制度和神权观念启发,把人性(灵魂)按素质高低分为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部分,国家是放大的个人。(这里不妨对照儒家自内而外的修、齐、治、平说教)对应人性三个部分,理想的国家形式就是按素质高低把人分成各安其位的三个等级:智慧者(哲学家)统治;勇敢者(武士)卫国;庶民则从事生产并以节制欲望为美德。

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统治的素质论,有个偷换概念的逻辑转换过程。他先把属于主观道德评价的好坏问题转换成客观知识的多少问题:“好人之所以好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坏人之所以坏是因为人是愚蠢的。”以便建构辩证法的逻辑前件:

1.(大前提)政治权力应当按照素质高低分配:智慧就是美德,谁拥有最高智慧,谁就占据道德制高点,有权统帅群伦;

2.(小前提)哲学家素质最高:真理只有一个,就是普遍的、绝对的定义,芸芸众生的看法不过是纷纭扰攘的意见,掌握绝对真理的哲学家是拥有最高智慧的“那个知道的人”;

3.(结论)理想国就是哲学家治国。

尽管谁也不知道终极至善的绝对定义是什么,哲学狂人一旦掌握了绝对定义的辩证法,就自以为真理在握,取得号令天下的权力。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位古典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嫌老祖宗的“理念”还不够抽象、神秘,必欲加上“绝对”而后快。“绝对理念”是什么?黑格尔一语道破天机:“所谓绝对,除了指抽象以外,别无他意。”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主要表现在《理想国》(《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篇会话中。柏拉图对话录写于不同时期,文风、侧重点和思想观念难免有变化,解读见仁见智。一般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对话或者早期对话和晚期对话。但是无论如何划分,《理想国》都是巅峰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权威说法:“最伟大的对话《国家篇》”把早期对话3项主流(《斐多篇》形而上学,《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伦理和政治学,《会饮篇》、《斐德罗篇》美学和神秘主义)“巧妙地结合成为一个艺术性整体。”《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为晚期作品。最后一部对话的未定稿《法律篇》是柏拉图死后由弟子腓力浦整理成书,他在整理过程中掺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尽管这些对话有个逐步走向成熟和面对现实的演变过程,人分三等、实行专制和反民主思想则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理想国》哲学王统治根本不需要法律,但在叙拉古受到挫折,使他认识到理想国毕竟是乌托邦,现实生活中哲学王不常有,像他那样的素王并不是真王。《政治家篇》讨论真政治家和政治定义时,不得不引入法律作为辅助工具。他在这篇对话中首次明确论述了法律的作用,并以法律作为划分政体标准;认为真政治家无需用法律统治,但现实生活中真政治家极为罕见,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仍有一定作用;法律对于政治家,犹如教练和医生的训练方案和处方,法律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中却是必要的。

《法律篇》更是退而求其次,进一步提升了法律的作用。他虽然推崇哲学王统治,认为“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但从现实出发,强调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人类将是最野蛮的兽类。具体措施上,《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第二等好的”城邦有很大区别:后者不仅有法律,还从实行公产、公妻、公餐、公育的共产主义,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家庭;划分公民等级也从依照先天禀赋,改为依照财产多寡。这倒有点类似中共当局的国家机会主义改革。柏拉图不得不把眼光从天上投向人间,接受某种“有限制的君主专制”。但是这种单纯作为统治者管理工具的法律,充其量是单边条款的治人之法,在先秦法家思想、中华帝国刑律和社会主义法制中都能看到其现实摹本。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这三篇对话反映了柏拉图政治思想从人治过渡到法治,未免望文生义。张智仁、何勤华《法律篇》译者的话,汪子嵩《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中文版序均持此说。我在《奥瑞斯忒三部曲的启示》中曾经针对《法律篇》译者的话提出批评:

译者竟然看不出柏氏崇尚的是什么政治制度,退而求其次的又是什么政治制度,以及法治和法制、法治国等概念的区别。在柏氏设计的等级制度中,法律不过是哲学王出身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牧养草民的工具,连俾斯麦法治国那样的警察国家都不如。

《法律篇》第四卷借雅典客之口说得很清楚:“理想的出发点是独裁制,第二等好的是立宪君主制,第三等好的是某种民主制。寡头政制轮到第四,因为它有着人数极多的有权势的人,以致它难于形成一种新秩序。”即便不得已从哲学王的极权主义乌托邦堕入第二等好的君主专制,不变的依然是专制。后人不能望文生义,把“第二等好的”带有某种混合色彩的所谓立宪君主制,跟英国历史上的立宪君主制胡乱比附。《大宪章》在柏拉图眼中肯定是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产物。跟光荣革命后的议会政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汉译《法律篇》内容,有理由怀疑把“第二等好”的克里特政制译为立宪君主制是否合适。如果有法律、重视法律就是立宪,中国早在秦朝就是立宪君主制国家了。《法律篇》开篇就借克列里亚斯之口赞颂克里特法律是神制订的,然后借雅典客之口肯定“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以最大的善为目的,将伦理法律化、绝对化的法律,不仅能够从边沁、霍布斯的万全法看到其近代理论身影,更能从苏联、中国社会主义法看到实践摹本,毋宁说它就是全能的极权国家。雅典客说: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除了最高的美德外,绝不考虑其他见解,要不他就一无是处”;并称颂这种法律是“彻底的正义”。

这是柏拉图统揽全局的苍鹰之眼。如此高调立法,把人类行为的底线规则变成最高道德要求,导致只有法律规定允许的行为才是合法行为,而非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即为合法行为。这种万全法必然要全面规范人类行为:

立法者的职责在于借助于每个个人反应出的情况,分清并解释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接下来,立法者必须监督公民们获得金钱和花费金钱的方法;他必须目光锐利地注视着他们所有的人彼此结社和解社(自愿或被迫)的各种方式,注意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当立法者组织整个国家生活达到最高阶段的时候,他必须决定,应该给与死者何种荣誉,葬仪应该如何与众不同。审视了所有这些事情后,立法者要委派监护人,以至所有这些法规可以结合成为一个理性的整体,这一整体显明地是只考虑公正和自我克制,而不是考虑财富和野心。

配套的则是细致入微的青蝇之眼。这种从摇篮到坟墓无微不至的法律关怀,令人想起奥威尔《1984》中的老大哥和边沁设计的圆景敞视式监狱。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505A-509C、509D-511E和第七卷514A-521B(希腊文原著标准页码和分栏)分别用“日喻”、“线喻”和“洞喻”说明其形而上学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洞穴囚犯比喻:洞穴中有群手脚被缚的囚犯,面朝一堵白墙,背对洞口,身后燃着一堆火。因为只能从墙上看到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他们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后来有人挣脱枷锁,第一次在洞外看到真实事物。他返回洞穴告诉其他人,那些影子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出路。那些囚犯认为这个人比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宣称除了影子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东西。柏拉图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人们,“形式”就是阳光照耀下的实物,感官世界不过是那堵墙上的影子而已。跟理念世界的光明相比,现象世界是黑暗、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只能看到那些影子,哲学家则在真理阳光下看到真正的外部事物。

这就是《理想国》的形而上学基础:众生愚昧只能看到事物的影子,只有掌握了辩证法的哲学王才能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本来应该在介绍理念说时引用这段隐喻,放到这里是因为写作过程中想到被我在《开放社会的敌人》中痛批的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同样是逃离德国躲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极权主义乌托邦。施特劳斯却把他当成鼻祖,试图通过重新诠释古典文本复兴这位哲学王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上的影响力。惟其如此,这位终其一生都比较边缘化的芝加哥大学学者及其新保守主义,才会被进退失据的中国新左派热捧。

扭曲事实的花样不断翻新,方法还是老祖宗留下的辩证法利器。施特劳斯认为古代哲人为了缓解其思想与所处环境的紧张关系,避免受到迫害,往往会刻意隐瞒真正想法。要真正读懂哲学家思想,必须了解他可能会怎样隐藏真实想法。从这个治学方法和问题意识出发,他获得了学术生涯中最著名的独家发明:“一种被遗忘的写作方式”。据说被现代人遗忘之前,从柏拉图和色诺芬开始,古典政治哲学家都懂得在同一个文本写作中用两种语言说话,传达两种不同的教导:一种是针对一般人的,对社会有用的教导(“俗白教导”);另一种是有所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隐讳教导”)。前者任何人都能读懂,后者只有少数训练有数的人通过仔细阅读、反复琢磨才能领会。不凡结合施特劳斯“高贵的谎言”、“第一洞穴”和“第二洞穴”说辞,琢磨一下“洞喻”的隐讳教导,以便理解柏拉图那高贵的谎言。

柏拉图的俗白教导在形而上学层面,说明哲学家看到的理念世界比洞穴囚犯看到的现象世界更真实;伦理学和政治学层面,说明洞穴囚犯素质低下不能自主,只有在哲学家教导下才能走出洞穴,认识真理之光。他刻意隐瞒的真正想法或者说写给施特劳斯那样“少数训练有数”的人阅读的隐讳教导是什么?自由人类与专制主义者、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要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还是回归独裁、专制的封闭社会(洞穴)?结合施特劳斯两个洞穴理论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真理、善的代名词)只有从柏拉图的第一层自然洞穴(意见世界、政治社会)出发向上走才有可能(当然是在哲学家领导下),但是现代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在真正的哲学家眼里只是一种意见)已经推倒了这个自然洞穴,把囚犯送到更下面的第二层非自然洞穴(现代民主社会),这层洞穴已经没有哲学的可能性。只有先返回第一层自然洞穴,才有可能走向哲学,走向真理之光。恕我作出诛心之论(这种诛心符合人的欲望、意志、动机等主观需要决定行为常识)。柏拉图的隐讳教导与俗白教导相反相成,俗白教导是高贵的谎言,隐讳教导则是真实的欲望:只有让囚犯扎根洞穴,永远只能看到影子,他们才能生活在高贵的谎言里。两种语言共同构成了鸡与蛋的专制正反馈:俗白教导说的是“笨蛋生笨鸡”,隐讳教导说的是“笨鸡生笨蛋”。

专制统治者知道不能单纯依靠暴力维护秩序,必须通过教化实行精神控制和道德承诺,把专制秩序合理化、道德化和神圣化。传统专制如此,现代极权国家亦然。执行教化职能的就是从通灵的巫觋、祭师、先知、僧侣演化而来的智识阶级。传说中的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教主。儒者是从巫史卜祝分化出来的术士,后来泛指学者。《周礼•天官•冢宰》:“儒以道得民。”《十三经注疏》说(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埃及、印度那样的种性社会,最高种性就是作为精神贵族的僧侣阶级,武士倒在其次。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排序中,智识阶级也最为尊贵。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在德性、智慧、社会等级中都高人一等,鼓吹精英治国论其来有自。所以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毫不客气地抨击知识分子助纣为虐。

柏拉图就是这样的教主。其俗白教导是为专制合法性辩护,隐讳教导则告诫统治者必须实行愚民政策。素质论利用辩证法的偷梁换柱手法,把知性概念转换成美德、善等伦理概念,让专制统治者占据道德制高点。再结合跟政治合法性不相干的隐喻、类比手法,把某种专业知识、技能转换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治理国家的能力。包括《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在内的一系列对话,不厌其烦地借苏格拉底或者其他人之口,用医生和患者、舵手和船员之类的治疗和被治疗、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类比应该牢固确立由“那个知道的人”(哲学王)实行统治,绝对不能搞不分素质高低和尊卑秩序的民主自治。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包括人口、区域、财富、分工和治理手段都经过立法者严格的精确计算,按部就班地把臣民当作工具规训和治理。由此不难看到现代极权国家专家治国、工程师治国的镜像。

《泰阿泰德篇》、《斐德罗篇》借苏格拉底之口谎称:美德就是知识,但知识的绝对定义是什么,鞋匠和马匹买卖者并不知道。他们既然不知道知识,也就不知道关于鞋和马的知识。照此逻辑,只有哲学王才有资格充当鞋匠和马贩。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帮愚民连自身行当都不配干,怎么好意思跑到广场、议会和法庭上,对比劳动生产更复杂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作出决定?斯东说“通过这条迷宫一样的形而上学路线,苏格拉底又回到了他的根本命题: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伙‘羊群’,不能放手信任它能治理自己。”雅典民主理论和实践早已针对这种素质论伪命题给出了最好的否证。

《普罗泰戈拉篇》就有这种否证:伯里克利好友普罗泰戈拉用神话表达了希腊民主思想。柏拉图借乃师之口攻击道:雅典议会讨论建筑工程时请建筑工人提意见,扩充海军和商船队请造船工人提意见,这时候他们依靠训练有素的职业专家。讨论政府基本问题时,站起来向他们提供意见的却很可能是个铁匠、鞋匠、商人、船长、富人、穷人、出身好或者不好的人,竟然没想到责备他缺乏专业训练。这番话是为了直接摧毁普罗泰戈拉神话的民主政治基础。普罗泰戈拉说,宙斯派赫耳墨斯带着两个能让人类成功运用“政治的艺术”礼物拯救人类时,赫耳墨斯问他如何发放礼物:发给精选的少数,还是所有的人。宙斯的答复是杰斐逊式的:发给所有的人。宙斯认为如果只有少数人掌握“政治的艺术”,“城邦(polis即公民社会)就无法形成。”普罗泰戈拉说:雅典议会讨论专门技术问题时听取专家意见,讨论政府基本问题(政治的艺术)时“很自然地允许人人都能发表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共同享有这份优越性,否则国家(polis即国家)就不可能成为国家。”

这个神话说明早在人类童年时代,民主实践和理论就知道对“政治的艺术”和专业知识、技能加以区分,利用两者的不同功能为民主政治的科学决策服务。既说明雅典公民素质很高,明白政治过程不是建筑工程那样的专业问题,涉及到不同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调整。他们的做法让两者各得其所:政治归政治,知识归知识。也说明民主政治并不是什么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多数的暴政)。毋宁说,民主政治更能取长补短,协调参与者的利益和情感。

柏拉图无法对这个棘手神话作出正面回应,只好借乃师之口称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中止了极有价值的辩论,转而讨论为美德下定义的辩证法。这种不讲逻辑的强词夺理,借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苏格拉底派对民众特别是工匠如此敌视,难怪将他告上法庭的三个人中主要一个就是臭皮匠,而非很多人故意含糊其辞的“政治人物”。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人的自由与民主存在诸多不足,缺少否定性自由(消极自由);直接民主在地广人多的现代国家无法实行,可能还会带来多数对少数的压迫(多数的暴政);能够享受政治权利的公民是自由民成年男子,不包括妇女和奴隶。按照柏拉图的素质论逻辑,即便是自由民,素质低下的庶民也不配享受自由和民主,奴隶的素质更无从谈起。但是深受普罗泰戈拉影响,被称为舞台上的哲学家的人道主义者、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认为奴隶的素质并不劣于任何人,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政治安排:

       “只有一件东西给奴隶带来耻辱,
      那就是‘奴隶’这个名字;
      在所有其他方面,
      奴隶并不劣于自由人,
      所以他也有个公正的灵魂。”


奴隶尚且如此,遑论生而平等的自由人。但是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仍然以素质论为极权国家辩护,目的无非是要国人充当驯服的“会说话的工具”。

安提丰在《论真理》残片中最早明确肯定人类是生而平等的:“我们尊敬出身高贵的人,对出身不高贵的人,我们却不尊敬。在这方面,在我们相互关系中,我们同野蛮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天生一样的,不论是野蛮人还是希腊人。”他在另一个残片中针对苏格拉底派的精英治国论提出了涉及合法性问题的“被治理者的同意”。自然法则对每个人都是强制性的,城邦的法律却各不相同,是“经过同意才制订的”。斯东称这位“杰斐逊和雅各宾派的精神祖先”提出的这一重要政治学概念“成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先声”。安提丰的另一部失传作品《论和谐》还提出了作为自由的正义的补充理论:“应该鼓励富人帮助邻人”。斯东认为他“可能是福利国家的第一位理论家”。如果说前一概念是诺齐克意义上的正义论,后一理论就是罗尔斯意义上的差别原则。前者是正义基础,后者是正义的补充、平衡和发展。难怪苏格拉底派对智者派怀有敌意,贼喊捉贼称之为诡辩派。

在实行愚民政策方面,柏拉图不愧是精通数理逻辑的哲学王,秦皇汉武“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望其项背,只有在现代极权国家奴化教育和宣传洗脑中才能找到其摹本。

为了确保理想国、第二等好的君主国的未来立法者、管理者、卫士和劳动者都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地做好各自工作,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非常注重奴化教育和宣传洗脑。这样做符合《理想国》强调的政府为公共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撒谎。该书第二卷说明了社会分工、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分工、教育和训练不仅是为了获得效率、知识和技能,还要把每个人培养成雷锋那样的螺丝钉。他提出了包括白板说、谎言欺骗、言论审查在内的一整套系统进行奴化教育和宣传洗脑措施,以便彻底清除精神污染。立法者不仅是统治者,还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柏拉图认为国民素质和品德优劣决定国家好坏,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按照白板说,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把10岁以上的人都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经受到旧文化熏染,难以改变。婴儿出生后0-3岁在育儿所接受教养,3-6岁在游乐场听故事、游戏、唱歌,6岁入学。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过严格筛选,按照理想国道德要求净化教材,清除有害思想,促进儿童心智健康发展:“我们怎能放任自流,让我们的孩子随意听那些胡编乱造的的故事,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形成我们认为不应该有的见解呢?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先对编故事的人进行审查……然后我们要鼓励保姆和母亲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通过审查的故事,用这些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为了公共利益和终极的善,必须净化社会风气,通过严格的出版检查建立一道无知的铁幕。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和悲剧诗人作品,尤其是那些有以下犯上内容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或者必须进行删改:

他们现在所讲的故事大多数我们都要加以抛弃……我指的是赫西奥德、荷马,以及其他诗人所讲的那些故事……哪怕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我认为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最好的办法是闭口不谈,如果非讲不可,也只能允许少数人听,而且在听故事之前要秘密宣誓,举行献祭,不是献一头猪,而是要献一头很难弄到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能听到这种故事的人就少而又少了。(《理想国》第二卷)《法律篇》第二卷借雅典客之口鼓吹像埃及那样禁止作家、艺术家自由写作和创作:(埃及)很久以前,他们就意识到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个原则的实质,就是该国儿童排练的动作和曲调必须是要好的。他们依照体裁编制了一份动作和曲调的单子,并把它陈列在神庙里。画家和其他每一个表现身体动作的人,都得受到这些形式的限制。这一传统框架之外的模仿和创新都遭到禁止。即使在今天,无论在这一领域或一般的艺术领域,都是如此。如果你现场考察他们的艺术,那么你会发现,一万年以前(我不是信口乱说的,我说的确实是一万年),他们的绘画和浮雕同今天的绘画和浮雕比较,既不好,也不坏,因为绘画和浮雕的创作,使用的是同样的艺术规则。……事实已经证明,采用那种表现天然的正确性和建立在立法的牢固基础上的音乐是行得通的。但这是神的创作,或者是境界跟神一样的人的创作;事实上,埃及人确实说过,保存得非常长久的曲调都是伊希斯神的作品。

这种教育理论及其木乃伊崇拜,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样板戏。他和毛泽东都把自己当成神,“或者是境界跟神一样的人”。制造思想文化沙漠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说服和强迫:这正是真正的立法者所要说服(或者说服不了,强迫)具有创造天赋的人用他的生花妙笔去描绘的,即进行正确的创作:恰当地设计舞蹈动作以及配谱作曲,描绘各方面都表现谦逊、勇敢、善良的人。

我认为,你会说服或强迫贵国的作家用文字、韵律及和声来具体地表现我的学说,他们创作作品为的是教育青年。

如果我是个立法者,我一定试图强迫作家和我国的每个居民都采取这一条路线;如果国内有人说,某些人是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很快乐,或者说某些东西是有用的、有益的,而其他的东西则是更为正直的,那么我一定给以最严厉的惩罚。

谁还敢说柏拉图眼中“第二好的”政体是从人治到法治的立宪君主制呢?他明确表示:“我要说服我的公民们去说的那些东西,显然有别于现在克里特人、斯巴达人所说的”。连克里特、斯巴达都不屑一顾,“不消说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说的。”

2005年“两会”期间,有位政协委员用大合唱作比喻,畅谈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优于西方多党制:多党制因为缺少乐队指挥,各唱各的调,难免乱套;多党合作则秩序井然,共产党是乐队指挥,8个民主党派在统一指挥下步调一致地唱出时代最强音。我在《老掉牙的马屁精》一文中指出,柏拉图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用合唱洗脑的想法:

《法律篇》非常重视强迫教育的作用,第二卷就强调从娃娃抓起,让不同年龄段的城邦居民都参加合唱队,按照“立法者”的统一指挥放声歌唱:“唱歌事实上是产生我们现在所谈的这种和谐的极严肃庄重的方法……必须考虑和发现的唯一的事情,是哪一种说服对国家最有好处。在这方面,他必须想出每一种可能的设计保证整个社会尽量在歌曲、故事和学说中保存一种绝对和永久的一致。”人家不仅将治国比喻成合唱,还力主组织全民合唱队。

堪称高素质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师徒两人拼命鼓吹极权专制,说明民主与素质高低无关。理想国的政治图景更有助于说明:“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舆论一律的国家,只能制造金字塔和木乃伊,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奇葩。
(未完待续)

发表于 6/3/2012 01:39:04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种片面的深刻和贵族立场结合在一起,导致其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理论误入歧途,沦为专制辩护士和极权主义祖师爷,自由人类、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的敌人”。

此论似乎仅是波普的一家之言,而非西方学界的共识;伯拉图并非为专制辩护,他是为贵族制辩护,但贵族制并非等同于专制。伯拉图的共产主义限制于上流社会而非全社会,而且不涉及强制和暴力。说伯拉图是专制辩护士及自由人类开放社会的敌人,似乎理由不足。尽管波普有一长达60页的长篇论文论证伯拉图是极权主义始祖,但这仅是西方学术自由的表证,而非确证。
发表于 6/3/2012 02:22:25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沈良庆 的帖子

良庆兄的哲学法学功底不凡,批判性思维突出,是当今中国为数不多的善于静心深思有独立见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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