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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制度之“形”只能在中国语境中熔铸 - 姚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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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23/2012 18: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成庆先生发表《知识分子对“政治儒家”的偏好》一文,对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儒家思潮提出批评。成庆先生立论之本是区分文化儒家和政治儒家。他注意到,今日国人正在重新认识传统,重回儒家,儒家在个人修心养性、教化德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成庆先生又说,儒家对中国人的价值,应当到此为止,安于充当文化儒家。


  成庆先生撰写本文之目的就是批评有些学者,包括笔者,竟然越雷池一步,讨论政治儒家。根据我的阅读和接触,这是今日大多数批儒者所奉持的观念,如过去一周在新浪微博上持续抨击儒家的萧瀚先生,语气虽决绝而不乏粗鄙,其理念无非这个二分法。


  人们何以有如此想法?这也许是因为,牟宗三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过分强调心性之学,外人就以为儒家就是心性之学。这样的认识完全不准确,余英时先生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已从根本上矫正了这种偏颇。


  宋儒开始推崇《大学》,其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由此可自修己身,而成就君子。然而,君子绝非自了汉,绝非醉心思辨之哲学家,而具有构造和维护优良秩序之强烈意向。君子必“亲民”,而投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业,由此才可说是“止于至善”,即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余先生说,修、齐、治、平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儒家之整体规划”。君子要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践中持续修身。若无齐、治、平之实践,儒家士君子之修身,就与佛家没有区别了。


  要求儒家局限于个人道德修养、社会教化领域的另一重要理据是政教分离原则。问题是,儒家从来不是宗教,也不可能成为宗教,因而对儒家谈论这一原则没有意义。儒家之“教”是人文“教化”,儒家之承载者是具有构建和维系合理人间秩序的士君子,而非神职人员,儒家从来无意于限制其他宗教。


  这样看来,文化儒家与政治儒家的二分法或者不乏善意,但这是对儒家之肢解,将从根本上抽空儒家之根基。人们正是有意肢解儒家的,因为他们断定,过去两千年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历史实践已证明:儒家没有能力实现优良治理,甚至一直在充当专制帮凶。那么到今天,儒家必须切割其政治维度,才能在现代获得存在之正当性。成庆先生“儒表法里”的论述就隐含了这一观点。


  然而,中国古代,尤其是西汉中期以来的治理架构究属何种性质?儒家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这里,我只想提出两点略作讨论:第一,“儒表法里”之说并不准确。而暂且接受这一说法,岂不可以排除儒家的专制嫌疑?第二,既然政治结构如此,就有必要区分儒家之理想与制度、政治之现实。历代儒家均试图限制绝对的权力,为此而提出了很多制度构想,且通过艰苦卓绝之努力,将其付诸实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权之绝对权力,推动了社会自我治理。


  当然,儒家的这些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古代政治也确实不是民主宪政。但是,这是儒家的挫折,而不是儒家的错。而赓续其事业,探寻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其理想之制度,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我说的“接续道统”。


  很多朋友疑惑:拿来现成的现代制度即可,何必绕道古人?我的回答是:这世上从无现成的制度。西方制度自有其历史文化社会脉络,对中国而言绝非现成,可借鉴的只能是其制度之“理”。对中国而言健全制度之“形”只能在中国语境中熔铸。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子、朱子、阳明、曾文正诸圣贤不是古人,而始终活在中国,活在每个人心灵最深处。这就是生生不息的道之统绪。这个道已推动了儒家在文化、社会领域之复兴,也定会自我构建合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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