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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春: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及其破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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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3/2016 09:07: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贻春: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及其破解(中)


作者:郑贻春【民主中国首发】來源:電子郵件时间: 6/6/2016




民权抗击强权的信息、极权专制日趋衰落的信息、赵家人腐败团伙全面崩溃慌不择路的信息,确实是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令人鼓舞的铁板钉钉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有根据地作出明确的信息预测:中国大陆正在从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状态一点一滴地、艰难曲折地转向民主宪政的方向上来;从排斥、围剿、镇压人权,正在逐步地转入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并实现人权的目标上来。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信息垄断封锁的壁垒就会被击碎,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就会降临。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201665zhonggongjiquan.jpg (280×196)网络封锁与突破(网络图上)




中国大陆对境外网站的严控与屏蔽为当今世界所仅见,除了朝鲜,可能中国就算是搞得最为厉害的了,以至于国际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竟成为实质上的“局域网”。最近中共又遇到了几个严重的挑战,一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年度报告首次将中国互联网过滤和拦截系统,也就是“金盾工程”之类的“防火长城”列为贸易障碍年度清单,因为大量的新闻网站、搜索引擎和商务网站,包括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在内的国际网站均遭到中国的屏蔽;二是新近解密的“巴拿马文件”对中共高官及其亲属设立离境帐户藏钱的指控沸沸扬扬,但中国的“防火长城”却将所有的“巴拿马文件”列为封堵和屏蔽的对象。香港多家媒体获得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提供的“巴拿马文件”并不约而同地发稿,再次披露中共现任及退休高层家族在海外拥有离岸公司及涉足的庞大商业活动的秘闻,共涉及3.3万名中国人、4188间境外公司。通过在资料库中搜寻,发现不少榜上有名者与中共高级官员的拼音相同,已发现疑似卷入的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高官有十余人。这次报导揭露了至少6名中共高层或前高层的7名后人或其配偶拥有香港身份证,包括张高丽女儿、刘云山儿媳(贾春旺女儿)、贾庆林女婿及外孙女、李鹏之女以及邓小平的外甥女及丈夫,还包括财政部长楼继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和刚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中共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等。“巴拿马文件”泄露事件仍处在不断的发酵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凡是正常的真实的信息、凡是不利于统治者利益的信息、凡是不利于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信息、凡是中共领导人不喜欢不高兴的信息,都要一概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蛮横霸道地予以阻止、排除、封堵,就像防洪似地防堵、就像防瘟疫似地防堵、就像防火灾似地防堵。防堵信息,就是要让外面的不管什么样的所谓不好的信息一丁点儿也进不来,就是要让应该交流的信息都不能够自由地通畅、也根本沟通不了,就是要让人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




网络防火墙,即所谓的金盾工程,还有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莫名其妙的干扰台之类的屏蔽设施,就是这种劳民伤财的、匪夷所思的、乱七八糟的、臭名昭著的货色。除了屏蔽,还是屏蔽;除了封堵,还是封堵;除了垄断,还是垄断。一切外媒报道的信息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都是捕风捉影的;而一切捕风捉影的所谓不真实的信息,既不允许证实,又不允许证伪;既没有任何说法,又没有任何下文。哪怕外面的舆论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里面的世界却无声无息、纹丝不动,不受任何影响。实在地说,掩耳盗铃的能力堪称一绝,欲盖弥彰的水平非同凡响,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却做起了自以为是的滑稽可笑的缩头乌龟或自欺欺人的鸵鸟?只要不符合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便予以概莫能外的封锁,也都被排除在外、屏蔽在外,以让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当今社会里都成为荒唐的睁眼瞎,有耳听不见、有口说不出。仿佛只要人们都变成有特色的脑残,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傻子,都成为泱泱之众的不可理喻的奴隶、奴才和犬儒了,那么一切就都可以OK了,即恬不知耻的权位稳定就可以压倒一切的人性、一切的良知、一切的道义、一切的正义了。




1、封堵、屏蔽、垄断信息的广大禁地




信息封锁、屏蔽、垄断,途径之多,简直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举不胜举;手段邪恶、卑鄙、下流、无耻,罪恶昭彰,令人发指,且形成了铁桶一般顽冥不化和垃圾场一样满目疮痍的广大禁地:除了中国大陆的党姓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被认定是唯一正确的存在之外,境外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的媒体,无论报纸,还是广播电台;无论网站,还是电视台,均被囊括在中共所认为的反动媒体之列,因而统统地予以排斥、予以拒绝、予以屏蔽,如《民主中国》、《人与人权》、《北京之春》、《纵览中国》、《议报》、《黄花岗》、《自由写作》、《参与》、《开放》、《争鸣》、《动向》、《大纪元》、《看中国》、《博讯》、《阿波罗》、《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唐人》、《希望之声》、《纽约时报》,等等。如上所述的媒体,倘若站在中共的立场来看,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些媒体都是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总之是一心一意地专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是一定要在中国千方百计地实行和平演变的,因而都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国家反领袖反革命反人民的统称为反华的敌对势力,是必须予以警惕也必须予以防范的极其可怕的害人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




凡是不能进行正确舆论导向的新闻媒体、凡是给伟光正的党和国家制造麻烦频频添堵的媒体、凡是替中国人民说话而不能够替党说话属于吃饱了饭撑的没事儿干尽是挑刺的媒体,因其与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所以就要毫无疑义地予以封堵,就要千方百计地并且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予以屏蔽、予以抹杀。一党专政极权专制主义的伟光正,是绝不允许这些媒体擅自做主、兴风作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倘若任由境外而来的各种信息在“毛病不改,久已成习”的统治区域里自由自在地蔓延开来、扩散而去,进一步地泛滥到范围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横扫千军如卷席地攻城略地,占领各个机关、工厂、学校、自留地,尤其是无可阻挡地闯进大陆人民的情感、记忆、思想,乃至灵魂深处,那么,有如山呼海啸一般无以招架的呼吁、举旗、呐喊、散步、饭醉、游行等,就势所必然地造成大权旁落、“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了。




2、一切的历史信息,都必须公开而透明




一切的历史信息,无论好的,还是孬的;无论与现实有紧密联系的,还是关系不那么大的,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是公开的,也是毋庸置疑地透明的。以往发生的一切,哪怕再残暴、再血腥,哪怕再阴暗卑鄙,再无耻下流,乃至鲜血淋漓、血泪滔滔、悲剧连绵、人祸不断、灾难频仍、惨不忍睹,都必须予以全面彻底地揭露,都必须统统地大白于天下。对于历史,任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遮掩、覆盖,任何支支吾吾的闪烁其词、避重就轻,任何虚与委蛇的强词夺理、文过饰非,都是瞒天过海、欲盖弥彰的,都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都是经不起时间的风霜雨打之剥蚀的,都是兔子尾巴——长(藏)不了的,也终归是乌云要散去,太阳要出来的。




凡是过去了的,都已然成为无可挽回的历史;凡是历史的东西,都应该恢复原有的样子、原有的面貌;没有历史的真相,就注定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实;真实的历史化为空白,眼前的虚幻就一定会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没有真相,又如何可以有和谐,又怎么能够有和解?




为此,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现代史、对我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一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以认真仔细的条分缕析的爬梳、整理和归纳,也没有任何托词不进行适得其所的和恰如其分的深入探究、反省和反思。哲学家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的至理名言昭示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就是:研究历史、反思历史、把握历史有利于人们汲取教训、摆脱愚昧、明确认识,提高觉悟。我们要研究、反思、把握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历史,最起码应该做到必须做到的两点,一是要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了解并认清历史的罪恶及其根源。首先需要从制度方面追根溯源,批判的武器须介入,用显微镜查找出祸根之所在,用放大镜通览其所造成的遗害千秋之影响;二是要在此一基础上汲取历史的深刻教训,以彻底地杜绝历史的悲剧、人祸和灾难改头换面地重演,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开辟出一条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故此建立政治文明的民主宪政之制度,是必须提到我们应有的议事日程的,是刻不容缓地需要在中国大陆应运而生、闪亮登场的;人类文明普世价值是必须立足于中国大陆的,也是要化为时代最强音并成为卓然醒目的明亮之旗的。




3、六四大屠杀惨案的信息,必须完全彻底地公开




1989年六四大屠杀惨案到今天业已过去27年了。当年由中共的实际掌门人邓小平一手策划并一手导演的残暴行动——三十万野战军涌进首都北京,以机枪扫射、刺刀横行、坦克碾压、铁蹄践踏的血腥方式极其残忍地对中国人民展开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广大民众和莘莘学子被肆意击毙、被焚尸灭迹。这一鲜血淋漓的惨案立即传遍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全世界。六四大屠杀,随后引发了前苏联以及前东欧共产八国人民同病相怜的义愤填膺,致使这些国家都纷纷地改旗易帜,毅然决然地抛弃为非作歹几十年的专制独裁体制,昂首阔步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光明之路。




六四惨案,是神人共愤、天理难容的国家恐怖主义暴行,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赤裸裸的杀人如麻;六四惨案,是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是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历史关头发生的疯狂至极的法西斯复辟;六四惨案,其肇事者的历史罪责必须得到应有的深入的和全面的追究、必须予以毫不含糊的坚决彻底的清算,因为这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可是,从尸体成堆、哀嚎遍地、恐怖至极的那个黑沉沉的夜开始迄今为止,六四大屠杀的信息一直以国家绝密、以国家机密的名义被封锁、被屏蔽并且被埋没,这是对大屠杀的封杀。大屠杀,是罪恶昭彰、伤天害理的暴行;对大屠杀信息的封杀,也是不能容忍的欲盖弥彰的罪恶。杀人犯在杀了人之后,再毁尸灭迹,难道就一退六二五地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难道就可以装模作样地金蝉蜕壳、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了吗?这,分明就是在犯罪之后死不悔改、顽抗到底、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罪责的重大罪行。对于这样重大的罪案,必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刑事侦查,必须对每一个蛛丝马迹、对其来龙去脉都要做以认真、仔细、详实之探究、分析、鉴定、评估等,以恢复案件的真相;对于惨案的始作俑者一定要缉拿归案,绝不能让他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肆意妄为地为非作歹、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一定要坚决地斩断他们实行恐怖主义大屠杀的恶魔之爪。




对于六四大屠杀的血腥惨案,中国大陆所有的党姓媒体总是极力地避免涉及,不着一字,连提也不提,连说也不说,就好像在这个最悲惨的日子里、在这个最残暴的时刻,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甚至连一滴鲜血都没有流、连一个人都没有死似的,总之,一切都是风平浪静、悄无声息了,都被故意地更是可耻地隐藏了、掩盖了、遮蔽了,然后就给统统地遗忘了,并且是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遮蔽六四大屠杀的信息,就是遮蔽中国人民对于这一历史惨案的刚强记忆,就是进行恬不知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试图抹去根本抹不掉的残忍而又可耻的血污遗迹;遮蔽六四大屠杀的信息,广泛地形成了中国人民灵魂迷失、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末世之景象。灵魂之堕落,简直无以复加。信仰空白、人性不彰、良知泯灭,引发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全面崩溃。这是中国大陆百弊丛生的最大的危机,实为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历史所罕见。这,还哪里谈得上一点点文明的气味?既谈不上政治文明,又谈不上社会文明;既没有道德之规范,又没有法律之约束,简直就是一片混乱,混账透顶;遮蔽六四大屠杀的信息,意味着到处歌舞升平、鸟语花香、纸醉金迷、歌功颂德,一切都似乎美妙得可以,一切都被掩饰得天衣无缝无且可挑剔。难道说,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信息都没有,什么样的邪恶罪恶都不提、更不让说,参与大屠杀的位高权重者、相关责任者、天良丧尽者就可以安之若素、高枕无忧、自鸣得意、得意忘形了吗?不提不等于没有,不说不等于没干;不准提是蛮横霸道,不准说更是强奸民意。你赵家人已经干下了罄竹难书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你赵家人不提不说,自然有不是赵家人的其他人来提来说,自然有国内外有人性、有良知的人来提来说,自然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识之士来提来说。虽然赵家人仍然在时时刻刻地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地掩耳盗铃,也如临大敌一般地地对待每一年所谓敏感的日子——89六四纪念日。今年的六四也同样不能例外:严防死堵的绝密文件要传达,内紧外松的策略要掌握,异见人士的言行要跟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没有风吹草动的风平浪静之时,都无事生非地紧张得要命,都要忙得个四仰八叉、脚打后脑勺,甚至吓个半死;要是有了点什么动静,那岂能不吓得个气喘吁吁、头皮发麻、惊慌失措、屁滚尿流,再有个三长两短,再来个呜呼哀哉,那也都是说不定的了。




中共文件明确规定:不要提六四,不要讲历史,不要提党的错误。中共向来把自己所犯的杀人如麻、罄竹难书的罪恶轻描淡写、偷梁换柱地说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心办了错事的所谓“错误”,而把其他人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正义行动都统统地指斥为不可饶恕的所谓重大“罪行”。正因如此,杀人如麻的邓小平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特色之路的领路人,如同不提对六百万犹太人的“最后解决”,不提对欧洲各国闪电战的大规模侵略,希特勒仍然有功于法西斯的纳粹德国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讲,六四大屠杀的中共与种族大屠杀的纳粹,究竟有何不同?何其相似乃尔?!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模一样。




作为六四大屠杀惨案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硬把不是当理说,用穷凶极恶的“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根本不是人说的鬼话,虚张声势地为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六四大屠杀的罪行寻找冠冕堂皇的所谓托词和理由。他这分明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草菅人命,他这分明就是瞒天过海的胡诌八扯,他这分明就是硬把不要脸当饭来吃了。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




连大屠杀都可以杀得那么有理、那么气壮如牛,还有什么不能够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指鹿为马的呢;连大屠杀都可以杀得那么冠冕堂皇、那么张牙舞爪,还有什么不能够颠倒黑白、是非混淆、似是而非的呢;连大屠杀都能够杀得那么信心十足、那么自鸣得意,还有什么不可以两面三刀、假冒伪劣、坑绷拐骗、巧取豪夺的呢;连大屠杀都能够杀得那么酣畅淋漓、那么自吹自擂,还有什么不能够野蛮变文明、邪恶变正义、无耻做光荣、强权为人民的呢;连大屠杀都能够杀得那么假公济私、那么颐指气使,还有什么不可以肆意滥权、吃拿卡要、胡作非为、权力寻租、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易、卖官鬻爵、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的呢?




怪不得,乱象横生:人性泯灭,兽性十足,良知匮乏;怪不得,信仰空缺,道德无存,好人遭难,恶人得逞,明规则不起作用,潜规则却无所不能;怪不得,会骗的就是能耐,被骗的就是无能。欠账的就是大爷,被欠的就是三孙子。说假话就吃得开,讲真话就无出路。投机钻营步步高,老实巴交没出息。这,就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必然形成的乾坤颠倒、蛮横霸道、强权就是真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伟光正的无耻之尤的中国大陆浮世绘。




、信息的性质




信息的愚昧,是最大的愚昧;信息的贫穷,是最大的贫穷;信息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


聪明,因为禁锢而愚昧;富裕,因为封闭而贫穷;先进,因为封锁而落后。




中共建政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几十年如一日地极权,自始至终地专制,从来如此地独裁,一直实行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并且一以贯之、概莫能外地封锁、屏蔽和垄断信息,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大陆的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愚昧、贫穷、落后,卓有成效地阻滞了中国人民迈入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应有的历史进程。




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向来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极其巨大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予解决,愚昧的,还是那样的脑残,觉悟的日子遥遥无期;贫穷的,还是那么贫穷,只不过多了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可以吃上几顿饱饭罢了;落后的,依然是那么落后,只不过是多盖了一些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而已。根本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变,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专制极权涛声依旧,大灾星还是所谓的大救星,痞子王还是祸国殃民的伟大领袖。无耻的,仍然在横行无忌;超级恶魔的画像,一如既往地占据着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时刻监视着、威胁着、仇视着中国人民一切自由而正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虽然时间迈入了今天的日历,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过是又换了一个不同的时间之名称。所谓的换汤不换药,是也。人们不禁浩叹:何时能够有制度性的根本变革?中国人民何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自由的信息何时能够像空气、水和食物一样,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寻常之物?




1、信息的重要性




没有或匮乏信息,事业就会大打折扣、半途而废、一蹶不振,甚至一败涂地;拥有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就可以胸有成竹、独占鳌头,并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信息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团体;无论对社会还是国家,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




掌握了民主宪政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明确地认识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之本质,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有力地、彻底地否定、排除、克服并战胜一切反民主的专制独裁,就决不能允许公权力的肆意滥权、为非作歹;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信息,指令性计划经济就无法自圆其说,就势所必然地行将朽木、寿终正寝。




2、信息的必要性




信息的必要性就是,人生在世无论干什么,都得需要一定的信息。信息是生活、工作、休闲等活动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例如在办理一个法律案子时,要件是必须提及的,也是需要强调的。信息正是这样,没有信息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息作为要件,是什么也干不好,什么也干不成的。




信息的必要性在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团体,无论对历史发展还是对社会进步,信息都能起到不容忽视的关键之作用。办好任何一件事情,成就任何一项事业,都应该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掌握并运用一切必要的信息,这样才能为最好的决策提供充分而有利的根据,少走或者不走弯路,减少或者避免失误,以卓有成效地圆满实现应有的目标。




有信息与没有信息,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有必要的信息与没有必要的信息,其结果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天差地别。没有信息,尤其是匮乏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就很难有所收获,更谈不上取得成就;反之,有信息,并且是有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就极有可能获得某种成功。




3、信息的平等性




信息的平等性是指,信息应该也能够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信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的,不管什么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与低、身份之不同、职务之大小,也无论其贫穷或富裕、信仰之不一、性别之差异、性格之分野,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而且能够接受同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信息的阳光应该普照每一个人。




追求并实现信息的平等,意味着官本位社会在信息传播和信息接收过程中所刻意制造的等级制的无效。等级制,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爵分封制,使信息的获取、接收和运用出现相当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差异。某些信息仅仅为一定的特权阶层所了解,但却绝不可以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知晓;某些信息长期地被遮蔽而成为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里的陈迹,不能够暴露并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发适得其所的众多猜疑,问号被不断地拉长加大,到最后竟也不可收拾、无法交代,于是在隐藏之上再次隐藏、再遮蔽之上再次遮蔽,形成隐藏与遮蔽的叠加效应。密不透风的绝密和秘密就此积重难返,成为现实中普遍的信息空白。哪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信息也仍然被封闭在遥远的历史尘埃里。这不但是毫无道理的,更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属于徒劳无功之举。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何等不可告人的难以言说的信息?像这样的猫腻,恐怕就只有天知晓。由于众多历史真相都被肆无忌惮地遮掩、封锁与屏蔽,人们至今仍然无法确知准确的、详实的、全面的信息,以至于在云山雾罩的糊里糊涂之中继续迷迷糊糊,还是蒙头蒙脑。




信息的秘密化是封锁、屏蔽、禁锢、垄断信息的极为重要的方式,是造成信息不平等的绝对有效之途径。信息一秘密,公开就不可以了,透明就不可能了,不是秘密的信息也都成为所谓的绝密或秘密了。在此情况下,还哪里谈得上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早该解密的档案却始终不能解密,仍然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名义尘封在自欺欺人的故纸堆里、笼罩在历史的烟雾里。苦难的根源由于朦朦胧胧,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即东扯扒拉西,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能直奔主题,就是不能把该解密的都解密,结果所有的信息都被严防死守地封闭在那里。本应明确的历史,只能通过猜测、拼图、蛛丝马迹的追寻而获得不那么清晰的大概。历史原貌的相当程度的断裂、历史图景的极大的不完整,乃至空缺,不能不人为地设置根本没有必要的研究之障碍、学术之壁垒,其结果是,历史很大部分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曾经的苦难被全面地稀释,曾经的罪恶被偷换成歌功颂德的功绩。以往的悲剧还极有可能是现实的悲剧,因为制造悲剧的根源还是雷打不动的固若金汤的根源;曾经的滔天罪恶在不可预知的暗处时刻窥视着当下的风云变幻,仍然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时机一经成熟,便免不了横行无忌、兴风作浪,因为没有任何惩罚,没有任何矫正,没有任何收敛的罪恶岂能善罢甘休、改弦更张?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从血泪纵横的历史中仍然没有汲取刻骨铭心的深刻教训,故此无可逃脱的灾难就势所必然地、改头换面地、大摇大摆地接踵而至,成为我们时刻面对着的凄惨而又悲凉的现实。




不能清算以往的邪恶,眼前的邪恶就会无孔不入、为虎作伥、招摇过市,因为不受惩罚,因而不能得到遏制的邪恶具有不容忽视的难以想象的强大的传导效应;不能埋葬历史的罪恶,现实的罪恶就必然无所顾忌、横行霸道,且驱逐一切的人性、消解一切的正义、占据一切的空间,大张旗鼓地把兽性主义的旗帜插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因为不受追究、得不到清算且不能根除的罪恶,注定要飞扬跋扈地自我复制、克隆、繁衍,传染,再传染,扩大,再扩大,直到每一个人都无以逃遁地深受其害,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自认倒霉,都追悔莫及地坠入到罪恶昭彰的苦难深渊之中煎熬着、挣扎着,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要杜绝信息的绝密和神秘,就必须追求信息的平等,就必须实现信息的平等。信息的平等,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信息的栅栏与围墙,全面地取缔信息的封锁与屏闭,彻底地消除信息的禁锢与垄断。也就是说,信息平等,就是要把一切应该公开的信息从根深蒂固的顽固堡垒中全部地释放出来,把所有被捆绑着的公共信息都给予松绑,把所有被禁闭的历史信息都予以无条件地解放。例如历史的信息、官员的信息、政府部门的信息、公款去向的信息等等,都可以为任何一个人所知晓、为大众所知晓。




坚持并实现信息的平等,就是要求信息必须共享。没有信息的平等,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信息的共享。尤其在现代的信息社会里,信息的平等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没有信息的平等,人们就不会有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咨询权。




信息的平等,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与一个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在接受信息的能力方面,至少在理论上说应当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一个居住于偏僻之地而又能够上网的普通农民所能获得的信息,与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里办公的国家主席所能获得的信息,总的来说应该是相差无几的。




信息平等,这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与生俱来的热切呼唤,这是追求并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内在要求及其外在表现,这是中国大陆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信息平等,这是中国人民自我拯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创世纪工程;信息平等,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百折不挠、历久弥坚;信息平等,当仁不让、前仆后继、雄心勃勃、越来越发挥出中流砥柱的先锋作用,




4、信息的开放性




封闭的社会,注定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封锁、屏闭、垄断信息,就是贫穷落后社会的主要的和重要的标志。封闭社会,无论是历史上实行闭关锁国的历代王朝,还是毛泽东大搞的向着共产主义跑步前进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都以信息封闭为能事,都以决不允许人们接收任何外来的信息为表现。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曾经是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也是如此,金正恩统治的朝鲜亦复如是。封闭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信息的板结化、凝固化,外面的信息进不来,里面的信息出不去,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信息的自封闭状态,就像一个封锁严密的玻璃器皿那样,外面的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空气出不来,因而空气不能对流。由于不能交流,由于封锁、屏蔽、垄断,信息只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需要交流的,不交流是不行的。《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主人公鲁滨逊一个人流落到一个孤岛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还得需要一个叫做星期五的土族人与之进行某种交流呢,更何况处于比鲁滨逊的环境好得多的其他人了,所以交流是必须的,没有交流是不行的。人之交流很大部分在于信息的交流,在于信息的沟通,用语言、用肢体、用物资等方式进行交流。人类不但需要在本民族之内相互交流,而且更需要与外民族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只有相互交流并且是进行频繁的、不断的交流,才能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学习先进、克服落后,从而能够相得益彰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否则就只能墨守成规、坐以待毙,既谈不上发展,又没有进步可言。




开放,就是信息的四通八达,就是消除对于信息的封锁、屏蔽和垄断。开放的社会,就是信息无阻碍地自由流通的社会。开放,包括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开放,包括政治上的开放、经济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开放,还有其他方面的开放。比如经济的开放应该包括请进来的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也包括走出去学习外国先进的经济模式及其管理经验,并破除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生成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的规模日趋扩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曾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现在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这是经济开放带动经济改革之成果。经济改革破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不尽合理的经济结构,由此使中国经济由原先的一穷二白,变成了能够吃饱饭而且略有盈余的水平,初步满足了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如果中国至今还是不开放,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那么,贫穷社会主义的帽子恐怕也仍然摘不掉,中国人民仍然停留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忆苦思甜”瓜菜代的可悲可怜之状态:吃了上顿没下顿,饥肠咕噜饿得慌,并且在穷极生风之时还得装模作样地高举《毛主席语录》,积极表现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自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大陆一直是闭关锁国,一边倒地跟从苏联老大哥,信誓旦旦地宣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无论干什么,都是以绝对正确的看齐意识唯苏联的马首是瞻。连苏联的信息封锁、屏蔽、垄断等,也要照猫画虎地复制进来;连苏联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针锋相对的那一套,也有样学样、分毫不差地予以克隆。简言之,中国大陆早已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实质上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反映在舆论一律之类的社会控制上,就是决不允许信息的开放、公开、透明。




信息不开放,就是各种信息乃至一切信息都被控制得死死的。任何外来的信息,特别是所谓敏感的信息都不允许让人知道。人们要想知道任何外来的信息,比如看外国杂志,看外国书籍或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等,都得面临着遭受迫害的危险,都不免有掉脑袋的可能。在这种极为严酷的状况下接收任何外来的信息,简直连门都没有,连想听想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的所谓犯罪。由于没有任何外来的信息,人们就只能收听单一的信息之来源。除了党姓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之外,人们没有获取信息的任何的其他渠道。单一的信息渠道是不可能使人们进行任何比较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分不清是非对错,就看不出鲜花毒草,就必然人云亦云、随风唱影,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分析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倘若要从单一的信息渠道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开辟出不同的信息来源之渠道,就必须通过多元的途径来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并掌握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信息。




信息开放,必须排除对信息的封锁、屏蔽、禁锢、垄断,必须打开信息之门、推开信息之窗,一定要让信息来去自如,总之信息必须四通八达;信息开放,意味着信息的接收已达到无阻碍、无限定的程度了;信息开放,应当归功于信息技术所引发的信息革命及其形成的互联网。千言万语说不尽的互联网,确实为信息开放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特别是为信息短缺的中国人提供了打破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的千载难逢的绝佳的历史机遇。




5、信息的无限性




信息之无限是指,信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之无限在于,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客观现象及其本质的探究是无限的,对于自然奥秘的发掘与揭示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发明、创造、创新的能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人类打破信息封锁、屏蔽、禁锢和垄断的决心、毅力与勇气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信息的汪洋大海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横扫并荡涤一切貌似铜墙铁壁的金盾工程之类的网络防火墙。




信息的无限性在于,自由是广阔无垠的、是没有限定的,任何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地获取任何希望获得的信息。所谓自由,就是没有阻碍、没有屏蔽、没有禁锢、没有垄断;信息的无限性需要极大的全面的彻底的信息解放。任何信息的封锁、屏闭、禁锢、垄断,都是对于信息解放的否定、限制、阻挠、干扰和破坏,因而必将在信息的无限性面前被击得粉身碎骨,有如水银泻地一样地稀里哗啦、不值一提;信息的无限性在于,风起云涌的信息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淹没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狭隘的国境线,摧枯拉朽地冲击了夜郎自大的、沾沾自喜的、自以为是的、舆论一律的党姓媒体,从根本上排斥了为防止接收信息而费劲巴力地建立起来的信息等级制和以围追堵截信息为能事的各种严苛之规定;信息的无限性在于,信息的流通是无边无际的,是完全自由的,是既不能为大一统的国家主权所阻隔,又不能为盛极一时的红色意识形态所困扰,既不能为严防死堵的各种文件及其规定所束缚,又不能为久已成习的装腔作势的舆论控制所封杀;信息的无限性特别强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息不自由是不可思议的,是绝不可能阴谋得逞的,是必然一败涂地的;信息的无限性就是要打破信息的有限性,就是要使信息的接收、加工、储存、发布、应用等充分地自由、全面地自由、彻底地自由、百分之百地自由。




6、信息的客观性




信息是一切外部事物的反映。外部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信息也是客观存在的。信息的客观性是指,信息的存在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先于主观意志的外在的客观实在。确定信息的客观性,目的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真相,就是要排除主观意识的干扰,恢复事物的原貌,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形式。




客观事物,无论人们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把握还是不把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描述以及汇总,是信息的有机构成;对客观实在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并给予不走样的表现,就是信息客观性的本质规定。所谓客观,就是该是什么样子就得是什么样子,不虚伪、不矫饰、不画蛇添足。多之一分,则多;少之一分,则少。客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客观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不客观因而不真实的历史,虽然也打着历史的旗号,盗用历史的名义,但与历史本身则是两码事儿,这样的胡编滥造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虚妄的冒牌货。如此的冒牌货竟也能风行一时,但与真实的历史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对真实的存在倘若不能进行如实的描述、反映、揭示,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信息的客观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都普遍地缺乏粮食,都吃起了瓜菜代,一天到晚都饿得爬不起炕、走不了路,都瘦成了皮包骨,把十里八村的树皮都给啃光了,最后一家一家地死光光,一村一村地死光光。对于这种客观实在,当时的党姓媒体都没有予以任何反映,仍然是一片又一片的大好形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谈笑凯歌还”(毛泽东),郭沫若写出了根本经不起推敲、纯属为粉饰太平而无病呻吟的空洞无物的一堆堆的分行垃圾,贺敬之“放声歌唱”之类的歌功颂德之篇什堂而皇之、盛极一时,溜须拍马的、顺风朝屁的、捧臭脚的、异想天开的、把良心卖给魔鬼的等等,都各显神通、粉墨登场、眼花缭乱地营造出共产风水甲天下的荒谬绝伦之局面。中国农村的惨状,则根本没人理、没人提、也没人写,全是瞪着两眼说瞎话、说胡话、说昏话、说鬼话,但就是不说人话,就是不说真话。连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一些实际情况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都被中共中央判定为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而遭到罢免、批判,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谁要是提意见,无异于活腻味了找死。整个大陆,都变成了噤若寒蝉的所在。党姓媒体在全国人民都饿得嗷嗷叫的惨不忍睹的状态下,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吹牛皮,真不知世界上竟还有“羞耻”二字?!中国大陆的舆论一律的党姓媒体一直都是如此这般地从事着遵从中共党魁毛泽东主观意志的宣传的,一直都是毫无愧疚地报喜不报忧的,总是以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为能事,连篇累牍地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甚至连一点点所谓的负面信息都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信息都不见。这边厢广大农村一穷二白、处处荒凉、破败,亿万农民食不果腹、奴隶般地辛苦劳作,度日如年地煎熬着、哀伤着,那边厢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一片大好”;这边厢啼饥号寒、苦难深重、饿殍遍野、尸体如山,那边厢却敲锣打鼓、捷报频传、大放厥词、革命口号响连天;这边厢所有的真相都被捂着盖着,一个字都没有,一点真相都没有,那边厢亮丽的肥皂泡越吹越大,谎言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旗开得胜、连绵不断。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中共建政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党姓媒体都没有更不容反映真实的客观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届中共党魁的主观意志。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完全地脱离中国工农业的客观实际,实属胡乱整,把中国经济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堕落成极度贫穷落后的可悲之惨状。中国人普遍地营养匮乏,满脸菜色,上顿不接下顿,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饱饭,没有饿昏就算是烧高香的了。即便这样,还总是讲什么“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时不时地全家还得吃“忆苦思甜”饭,还得感谢毛主席,并高唱“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红歌;日常用品极度短缺,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甚至一家只有一床被,十几平米的小土房、茅草房竟住着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生活的窘迫不是一家两家,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无所不在的饥寒交迫之下,党姓媒体仍然一天到晚地、喋喋不休地、虚张声势地鼓噪着中国人民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在哪里?就在注了水的数字里,在抹了蜜的言词里,在牛皮吹上了天的口号里,在海市蜃楼的共产天堂里,全是美不胜收的假话、亮丽多彩的肥皂泡,根本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金碧辉煌的谎言可能得逞于一时,也可以暂时性地编造出琳琅满目、花里胡哨、空穴来风的水中月镜中花,但风头一过,就立马显现出无中生有的雕琢痕迹,并完全彻底地暴露出阴暗苟且、肮脏下流之本质,就像把一只丑陋的蟑螂给涂抹一层闪光的油彩而使之看起来美丽、精致、辉煌一样,但蟑螂无论再怎么乔装打扮,也不过是让人恶心的丑陋的蟑螂而已。被党姓媒体捧上了天的各种各样的卫星、数字、口号等,不就是这种不堪入目的肮脏丑陋的蟑螂吗?




信息之客观必须符合实际,必须是真相、真实的反映。要做到这一点,无论以往,还是现在,都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几乎没有客观信息容身之地的中国大陆,讲真话尤其是困难重重的,是艰难险阻的,是需要拿出身家性命来鸡蛋碰石头的。在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的谎言国里,虚假成风是时尚、是潮流、是社会风习。究竟能有几个甘愿冒着遭迫害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大义凛然地、力挽狂澜地、中流砥柱地、堂堂正正地、光明磊落地、铮铮铁骨地说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真话来呢?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来说很少、极少。敢于讲真话者,实属凤毛麟角。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少之又少的勇士、豪杰、英雄,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总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黑暗中,总还是可以透漏出那么一点点的光亮,至少还不是全部地黑暗,还没有彻底地绝望,毕竟是可以救药的,也是聊可慰藉的。




说真话,其实并不稀奇,但在谎言流布的特色国度里,不稀奇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稀奇了。在泱泱之众的跪拜着的人群里倘若能够出现一个摇摇晃晃、哪怕东倒西歪也要挣扎着站起身来的人,能够出现一个挺直腰板、高昂头颅的自主之人,毕竟是值得欣慰、值得敬重、值得佩服、值得效仿的,因为这样的人实乃国之栋梁、民之骄傲,足以堪称出类拔萃者、超凡脱俗者、大智大勇者也!




7、信息的透明性




信息的透明性是指,信息不应该被封锁、隐藏、包裹、屏蔽、垄断。这就是说,应该公开的信息,都要尽可能地公开、刻不容缓地公开、毫无疑义地公开、毫无阻碍地公开、全部地公开,特别是要公开公权力的来历、公权力的活动及其作用等政务信息,还要公开官员财产状况的信息,至于国计民生的信息,就更得要全面地公开而且彻底地透明了。由于这些信息或多或少、轻重不同地涉及到社会中几乎每一个人的利益,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就更没有任何理由遮遮掩掩的了,就更没有任何借口羞羞答答地东躲西藏的了。




所有应该公开的政务信息都必须公开,所有应该公开的公共信息都要透明。这不但是口号而且在现实中也应该按照这种合理正当的要求去做。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口号喊得响,实际做得孬,这充分地显示出言行不一的两极之状态,是言词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政务信息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原原本本地公开过、透明过,哪怕一个县、哪怕一个县级政府的一个部门的本应公开的信息,也都是很难公开、很难透明的。全国的各个政府从上到下以此类推,全国的党务系统各个部门以此类推,恐怕都是如此,至少大同小异,本质一样,形式也一样,表现能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应公开而透明的公共信息,现在却都被统统地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厚厚的密不透风的帆布之中,都被放置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特色防护中,于是就形成了无处不在的阴暗、苟且、肮脏、下流的密室政治。在中国特色密室政治的条件下,现代的政治文明必然是天方夜谭的、是望尘莫及的,是既没有希望又没有前途的。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几个方面:一是权力的来源不公开、不透明。领导到底是怎么当上的?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靠站队、靠依附、靠玩弄权术、靠荫庇、靠拉关系请客送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靠跑部前进跑官要官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无奇不有的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公开的秘密。官场已然成为最腐败、最没有做人底线的大染缸。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的官场之所以如此地乌烟瘴气、雾霾重重,是因为严重的政治污染弥漫了整个中国官场,也弥漫了整个中国大陆。能够当上领导的,一般地说来主要是靠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靠朝里有人好做官,靠酒肉穿肠过的迎来送往的关系,至于品德、知识、能力、水平、才华等综合素质则不做主要的考虑。关系是首要的,权术是重要的,综合素质则是次要的,乃至于可有可无的。没有关系,不会玩弄权术,综合素质再好,也是要靠边站的。中国官场向来实行一个颇有讽刺意义的相声段子所描述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某些当领导的对于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所要完成的使命等等,几乎是没有任何知识的准备、没有才华的准备、没有能力的准备,更没有与之相应的品德,说当领导就当领导,说位高权重就位高权重,于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上到下当领导的都是概莫能外如此这般地走马上任的。




如何成为领导,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不无诡秘的特色秘密。中国大陆的官场,实际上就是密室政治神秘莫测的运作之结果。密室,就是关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面进行密谋、策划、交易、谈判、妥协或你死我活地争抢之场所。各级领导都是由此而堂而皇之地出笼的;二是密室政治产生的领导究竟是怎么样进行决策的?例如就某项工程如何进行招标、投标的?如何动用成百万、上千万乃至数十亿的资金的?钱都是怎么花的?合不合理?是节省了还是浪费了?要浪费,到底浪费了多少?一项工程是这样,十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工程,都是怎么进行决策的?




根据中国大陆的制度性弊病,不受监督、没有约束、没有制衡的跑冒滴漏,更不用说可想而知的贪污腐败、吃拿卡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项,究竟有多少?这,恐怕还是一笔又一笔的无底洞式的糊涂账。糊涂账之多,有如过江之鲫,泱泱之众,数也数不清。




制度性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制度性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制度性的封闭,是最大的不公开、不透明。公权力的运行里面存有太多太多的猫腻:贪赃枉法、见不得光的阴暗苟且卑鄙等,最后竟统统地以层层包裹下的密不透风的国家秘密为掩护,为其打着合法的旗号继续干尽一切非法的勾当和一切罪恶之行而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公权力的活动不能够公开而透明,人们立即就可以明确地而且是正确无误地判定:公权力正在从事着难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的不无阴谋的犯罪活动。不公开、不透明的公权力是与人民相异化、相矛盾、相敌对的,其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魔影重重的犯罪集团。虽然它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这个亦或是人民的那个,但本质上却是以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为其存在的不二方式的。公权力的不公开、不透明,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是在制造人间灾难、冤案和悲剧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触目惊心的犯罪活动;三是公权力的运行结果也必须完全彻底地公开而透明。如果公权力的运行结果不能公开而透明,那么其所耗费的无以计数的民脂民膏、那么多的金山银山恐怕都要像打水漂一样地无影无踪了,甚至连个响声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具有特色的中国大陆,投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却建成了没有效益、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巨无霸工程,形成了留之无用、拆之可惜的鸡肋项目。亿万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是这样白花花地流进了黑暗无耻的阴沟沟里。真乃岂有此理?!真该天打五雷轰!




政务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里所有的官员都必须进行一五一十的明确的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都已列入各国的法律条文,都已成为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严格制度了。在天日昭昭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大陆的官员可以不申报不公示自己的财产,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至今也仍然没有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法律制度。税务部门由于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而无从掌握官员的财产状况。广大民众对于官员财产就更是如堕五里雾中,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晓。官员由于没有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之约束,于是就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大肆寻租,权力市场化,官帽金钱化,职务融资化,不法之财急剧膨胀。权力一经成为肆意敛财的融资机构或准融资机构,官场究竟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污浊不堪的场所?委实难以想象。怎一个“触目惊心”了得?




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就意味着政治权力仍然是腐朽没落的王朝制,还远远没有靠近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边缘,还仍然在极权专制主义暗无天日的圈子里面打转转;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也不可能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政治文明是既没有可能又没有希望,更谈不上前途;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任何政治改革或变革的花言巧语都只能是耳边风一吹而过,都只能是糊弄人的活计,连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不但不顺应民众的合理的正当的正义之呼声,不但不满足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之要求,不但不去适得其所地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具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反而还把那些要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正义人士都给抓进了监狱里,都以所谓的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或煽动颠覆等口袋罪而予以匪夷所思地关押和荒谬绝伦地审判。这,还哪里有一点点文明的气味?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明目张胆的肆意栽赃;这,就是迫害正义的胡作非为的横行霸道。既是可耻的,又是野蛮的,更是落后的。这是以邪恶压制良知,以残暴驱逐人性,以罪恶消灭道义。




要求官员申报和公示财产,这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走向正常而开明的必由之路,这是制服巧取豪夺的公权力并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正当之举措,这是觉悟了的中国人民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时代进步之趋势,这是中华民族走向自我解放的完全正确的立场和方向。




在全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显然已经远远地落后了,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够向先进靠拢、迎头赶上,却偏偏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建立?非但如此,为什么还要百般打压要求建立此种制度的广大民众?没有正义的制度,就必定存在着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之制度。




我们决不能再继续一如既往地死抱着邪恶罪恶的制度之大腿不放了,我们必须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和开宗明义地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好制度,也一定要刻不容缓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专门法律,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官员都能够遵守法律,使各自的本职工作都能够在阳光底下良好地运行,并使官员的财产之信息不但可以为税务部门所掌握,也可以为广大民众所知晓。无论是底层的官员如股长、科长、处长,还是最高的官员如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都得按照即将拟定和公布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法》而如实地申报自己的和家庭的财产,并受到国家税务部门的严格监督、审查,同时也应受到广大民众的严格检查。如果申报有差异,必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更要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




拥有行政职务,拥有一定的权力,是通过服务于广大民众和社会而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知识、智慧与才华,并以此来实现自己所确立的服务于公众的独特的人生价值,即获得公众认可和社会承认的荣誉、名望等,而根本不是为了追求发家致富的经济利益。这就是说,从事社会服务而拥有一定的权力之人,主要是为了实现报效国家和服务社会公众的志向,是追求一种精神层面和信仰层面的内在的愉悦,是追寻人生价值具有超越意义的目标的实现,而绝不以获得金钱和增加财富为目的。虽然国家和社会必然给从事公务的人员以相应的待遇,但仅仅是给予其一定的生活保障而已。要想发家致富,如果从事其他行业,可能比当个官员要好的多。当官,绝不应当是发家致富的便捷途径。中国社会应当确立此种应有的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理念,中国的法律也应当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做出相应的绝对必要之努力。




中国大陆要走向并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改变官本位的腐朽没落之意识,就必须全面地、深入地更正纯系恶劣风习的当官发财之观念,要逐步地形成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美国的例子非常值得借鉴、值得学习、值得仿效。凡是从事公务活动的美国官员,从美国总统到各州州长,从参议员到议长,从众议院到议长,凡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官员,都得如实申报和公示自己的及家庭的财产,事无巨细都要填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掌握一切官员财产之状况,要是普通民众查询的话,也很容易找得到,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公务人员及其活动都是公开的、透明的,都是毫无遮掩、毫无隐藏的。像中国大陆的官员财产状况,官员的一切公务活动极其结果都被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密密麻麻的一层又一层的绝密和秘密中,都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里贼一样地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运作,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国家里,这样的状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更是决不能允许的,那是必须遭到法律之严厉制裁的,那是一定逃脱不了法庭的公正审判的。权力之不公开、不透明在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里所面临的下场,只能是别无选择的灭顶之灾,此外无他。




美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随时接受民众的检查、审定,如此,从事公共服务的美国官员基本上就没什么隐私,可能也不允许有什么猫腻,哪怕有一点隐私、有一点猫腻,都可能或极有可能立即引起广泛而深入的报道,甚至引起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独立的新闻媒体恐怕早就做起了连篇累牍的文章,头版头条肯定没有跑,炮轰连绵也实属正常,这是任谁恐怕都招架不住、也确确实实难以招架的了。美国官员的职位越高,就越没有隐私,因为作为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对公众、对社会、对国家有一定的乃至极大的影响的,所以其财产、生活、言论与行为等就必须全面彻底地公开而透明;与此相对照的是,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有不能对外泄露的隐私,其隐私权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谁要是侵犯了一般公民的隐私,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也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一点刚好与中国大陆相反。长期以来,普通中国人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隐私权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公权力所侵犯、干扰、破坏、乃至剥夺。在“很斗私自一闪念”的社会环境里,还哪里谈得到普通民众的隐私?在普通中国人都没有隐私的情况下,中共领袖的隐私却以国家机密的形式给层层包裹起来,也极其严密地给保护起来,秘不示人。中共领袖的一切都是神秘莫测的,都是绝对不能公开透明的;各级领导的隐私,也是不能为广大的民众所知晓的。民众无隐私,而领导有隐私,有特权。领袖的隐私,就更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了;领袖的特权,简直就是广大无边。权力掌握者由此而变得毫无约束、毫无制衡、毫无监督、颐指气使、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乃至胡作非为,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灾难、人祸和悲剧。这种痛入骨髓的深刻教训,确实是血泪纵横、尸骨累累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是惨绝人寰、一言难尽的。




为了根除中国人民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灾难深重的悲剧,为了使我们从以往的迷失中彻底地觉悟起来,我们必须学习美国对官员的的监督、制衡、约束的行之有效之方式,以使中国的所有官员,包括国家主席在内、包括政府总理在内,更不用说大大小小的官员了,都要把自己的财产、公务活动及其结果等都予以全面地公开、彻底地透明,以真正地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8、信息的连续性




信息的连续性是指,信息是有其来龙去脉的。前一个信息,是后一个信息的来源;后一个信息,是前一个信息的结果。如果没有来源,信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没有结果,信息的作用就半途而废、戛然而止了。




佛教讲因缘,讲因果,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类似的例子还有:一滴水,反映出大海的本质;一粒尘,表现出大地的风貌。所有这些讲的都是有关信息的连续性。




信息的连续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人物的塑造上,比如在美术上、雕塑上,或者在戏剧、电影、电视剧中,在很多甚至几乎一切的文艺作品里,一般都要研究如何扑捉人物瞬间的典型动作,因为瞬间的典型动作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意义,能够以点带面地、提纲挈领地和纲举目张地展现出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历史场景所具有的尽可能多的最大的信息量。《拉奥孔》的雕塑充满了动感。拉奥孔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挣扎和让人怜悯的极尽扭曲的表情、全身肌肉绷紧的动作,无疑是在表现着他现在正在遭受着的痛苦,也昭示着他此刻痛苦之来源即以往的经历,并预示着他难以解脱的苦难的未来。当下的表现、眼前的动作,不但包含着拉奥孔此刻的痛苦煎熬之状况,而且也分别指向了过去和未来。




由此可见,艺术上的一个动作、一个造型、一个亮相,不但是主人公所处的当时的处境,而且也能够透视出以往的经历和未来的可能状况。艺术动作的典型瞬间,说明了信息之所以发生、如何发展及其走向的一连串的含义丰富的内容。




信息的连续性,实际上就是信息在不同阶段之状况。认识信息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明确信息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可能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进行信息预测。换言之,掌握信息的连续性,我们对任何事情最起码可以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数,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9、信息的竞争性




信息的竞争性是指,信息需要通过对比、鉴别、交锋,而各显其能、而一决高下。一个信息可能比另一个信息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为了获得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信息,就势所必然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层次不同的或明或暗的竞争。




信息的竞争性,是信息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之反映。怎样确定有价值的信息,如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得根据不同的社会、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不同之需求来考虑、来认识、来定夺。有的信息在当时看起来很一般,但后来一看却是非同寻常具有相当重要之意义,也有相当重要之价值;有的信息在当时看来很重要,但过后回过头来一看,其价值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能是负数的。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在现实中也司空见惯。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尤其在各显其能的商战中,对于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信息,人们的判断就可能不尽一致,也许会大相径庭,依此作出不同之决策,进而采取截然不同之行动,或捷足先登地抢占先机,或一无作为地甘居人后。有这么一个例子:A和B都是制鞋公司,两家公司都各自派出了市场调查人员来到一个岛上。A公司的调查人员给总部发去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岛上的居民都在打赤脚,因为没有穿鞋的习惯,生产出来的鞋子肯定没人穿、没人要、没人买;B公司的调查人员给公司发回的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岛上的居民现在都赤着脚,生产出来的鞋子在这里肯定大受欢迎,鞋子肯定卖得好,制鞋企业在这里肯定有无限的商机。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对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信息,由于知识、经验、能力、才华、智慧有区别,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方式不同,鉴别力、判断力也一定大有不同,其最终结果也必定是相距甚远。A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只是依凭固有的经验、感觉来考虑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就平庸无奇、墨守成规,就不会也不可能开拓进取,求得发展;B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一下子就抓住了市场的商机,这就是岛上居民潜在的可能之需求。其捕捉信息的能力是强的,眼光是独到的,认识是明确的。市场就是,一方面需求创造供给;另一方面,供给也创造需求。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供给不断地创造需求,不断地给人们创造出更舒适、更快捷、更方便、更个性化的精神产品和物资产品。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信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与智慧的竞争,是能力与才华的竞争。能者上,庸者下。这就是说,捕捉信息、处理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早已决定了竞争的结果。有的人即便拥有了重要的信息,但由于未能加以有效地利用,所以就错失良机。哪怕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信息在某些人的手里,似乎都变得一文不值了。不能重视信息,尤其不能充分利用信息的人,决不会赢得出其不意的成功,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10、信息的计算性




在人的一生中,无论生活还是事业抑或工作,每个人都不免要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大大小小的决策。无论作出什么决策,都必然经历或长或短、或简单容易或艰难困苦的过程。小的决策,可能分分钟就搞定;大的决策,也许需要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作出。其时间之长短,得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而敲定。决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信息不断地进行计算的过程。很多决策的作出,即便表面的形式上不用算盘,但在内心深处却肯定像算盘一样噼里啪啦地打起了小九九,或像计算机一样展开了周密快速的心算。信息的计算,都得用有形的或无形的算盘巴拉一番,诸如利弊分析、加减乘除、趋利避害、短期投入或长期投入等项缺一不可,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然后才能作出最有利的最终定夺。




对于各种各样决策的计算,也有先后顺序之别,还有信息的反馈并提出修正、修改的建议等。企业经营者常常通过反复的计算才能作出一个决定,包括购买原材料、雇佣工人、引进技术、确定生产的产品、数量、质量,是否根据市场的需求扩大再生产、产品的运输距离或远或近等,都需要进行连绵不断的反复的精密的计算,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增加效益。此之谓开源节流。只有这样,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降低成本。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必须密切关注并把握市场的瞬息万变。也就是说,需要对市场的诸多细节,如物流、距离、时间、人员等各方面进行恰如其分的精密计算,以最低的成本卖出最高的价格,以便于赚取更多的差价。




明智的顾客常常是货比三家,而绝不会在没有任何比较、没有任何鉴别、没有任何计算的情况下,盲目地购买。所谓的聪明人,就是精于计算的代名词。这里的计算,是指货物性价比的信息计算;所谓的傻子,就是没有或者匮乏信息计算因而不会计算的别称。有的人对于小事不计较,也不屑于计较,那是对无关紧要的信息没有计算或对此根本不予考虑而已。但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却认识明确、立场坚定,那是因为对于重要的关键的信息则是有着明确的或者精确的计算。




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自由者,其所计算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仨瓜两枣、一亩三分田,甚至也不是牢狱之灾所造成的人生之折损,乃至生命之丢失,其全神贯注的,乃是人权之进步和国人之自由,甚至不惜以自己生命长度之缩短为代价,来扩大整个社会的自由之宽度。这是以自我生命的有限尽其所能地扩展社会发展的无限。这,就是先锋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是其所应具有的独特意义的另类计算;为了追求民主而身陷囹圄,到底是值还是不值?按照通常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不值也必然不值。但对于站在以弘扬民族大义为立场、以推动社会发展为职责的人的角度来看,值与不值的问题是根本不予考虑的,是一目了然的、是一清二楚的、是不言而喻的。




在范围广大的监狱里,即在小监狱之外的社会上发表意见、抨击时弊,做自己应该做的监督、检查、批评、矫正苛政猛于虎的公权力等事情,是工作;即便由此而蒙冤入狱,在很长的时间里,哪怕一句真话也不能说,而且想说也根本说不出来,甚至不同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一点也发不出来,那也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坐牢就是工作,而且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工种,是一种独特的工作、是一种以苦为乐的别开生面的工作。




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追求的目标肯定也不一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就是说,不同人的信息计算之方式,是决不能等而同之的,是有相当大的乃至极大的差距的。




11、信息的分散性




信息分散在无数的个人之中。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是市场的主体。个体经济,即私营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资源配置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私营经济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个人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命脉。




忽视信息的分散性,实质上就是否定、忽略和排斥个人的主体性,就是否定并排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因为个人能够准确地掌握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并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恰如其分地满足自己的和他人的需要。只有个人的计划,才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换言之,个体掌握的信息应当是符合实际需要的,至少是相差无几的。




信息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企业之中。企业必须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公有制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管理不完善,非生产性人员众多,等级森严,吃拿卡要、跑冒滴漏、得过且过等各种腐败、各种浪费、各种损耗举不胜举、无边无际,更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之需要,因而算不得现代意义的企业,甚至连企业之实都没有,只是徒有虚名耳。公有制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相异化、相矛盾、相冲突。企业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得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包括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等在内的经济结构,以质量求发展。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企业的基石。企业的发展与否,在于能不能精准地把握并运用市场需求的信息。有的企业把握先机找对了路,于是就有所发展;有的企业则摸不准市场的需要,盲目地进行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众多的产品积压下来,资金链一下子就断裂了,因而就只能别无选择地退出市场。




集中信息,就是中国以前实行的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之下,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各个国有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只能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无论购买原材料,还是雇佣工人;无论运输,还是销售,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得按照上级的统一指令行事。各个国营工厂都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决定权,因而也都没有主动性、创造力,更谈不上创新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人浮于事、都吃大锅饭。对此,过去有一句颇为流行的经典口头禅:北美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一个大家拿。工人偷,厂长拿,书记搂。反正都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的,所以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不偷白不偷,偷了也白偷。计划经济的产权不分,竟至于此。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着短缺经济。短缺经济之所以形成,就在于信息是集中的、计划的。信息集中势所必然地把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都给捆得死死的。集中的信息否定、排斥、消解信息的分散,从而根除了孕育在民众之中的生产积极性和本应具有的蓬勃的活力。




集中信息的计划经济绝不可能全面彻底地了解、把握并运用每个人需求的详尽信息。正因如此,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最终不得不一败涂地,只好自我消亡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搞信息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都贴上了贫穷社会主义之标签,都是清一色的短缺经济,都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彻底失败。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一本书的名称所昭示的那样:集中信息的计划经济,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为了摆脱奴役之路,信息必须分散。必须通过信息分散来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必须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破除并取缔党国大公司主导市场经济的陈腐落后的僵化制度。要加强私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要重视信息分散在市场配置中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私营经济由于信息的分散而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私营经济在市场供需的跷跷板上寻求持续的平衡,不断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满足自己的需求,又填补市场的空缺,从而为社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12、信息的时代性




不同的时代表达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反映不同的时代。一个时代注定有属于一个时代的特定信息。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无论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还是列宁、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无论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大陆,还是波尔布特统治的柬埔寨,亦或是金正恩统治的朝鲜,都时刻散发着领袖独裁的信息、残民以逞且滥杀无辜的暴力革命的信息、恐怖肆虐和谎言遍布的信息,总之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邪恶、罪恶的信息。民主社会与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判然有别的,是截然相反的。民主社会所展示的,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权力得到限制的信息。




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定期选举。权力受到民众的监督、约束与制衡。人民拥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政治参与权、选举权、话语权、信仰权、结社权等一切人权。发达的公民自治需要得到支持和巩固。民主是防止独裁专制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民主在维护社会的生机与多元化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政治分裂;宪政,不仅要求制定“良宪”,而且还要求“良宪至上”。良好的宪法,是国民意志的集中之表示,是一切权力的源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宪政必须以良宪为前提、为基础。人民的意志通过宪法授予政府应有的权力。宪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避免肆意滥权的权力之恶。




民主,由于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故而能够防范政治寡头的专权;宪政,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权力的分立,既杜绝少数人的独裁,又防止了“多数暴政”的出现;既发挥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又确保政府功能的正常行使。民主与宪政,互有所长、相得益彰、相互补充、齐头并进,有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




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并提倡多党竞争。政治文明的社会都一直存在着执政党与在野党当面鼓、对面锣地相互批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这么一个正常而又合理的局面。世界上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也就是说,执政党由于长期赖在台上,极易产生懈怠、腐败、滥权、堕落,从而丧失原有的活力。在此情况下,在野党可以依凭于自己非暴力的能力、水平和实力等成为执政党。国家的政治权力,绝不是为某一党派所独霸、所独享的私家财产,而是可以为任何党派所分享的公共财产。政党之执政,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而为大选的投票箱所认定、所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必须通过人民的投票而合法地组成。非此则不足以合法;人民代表必须通过竞选而产生,必须充分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必须切实地回应民众所提出的一切正当合理之要求,必须解决一切应予解决的国计民生之问题,必须对政府工作予以严格地监督、检查、批判、斥责、罢免等;




司法独立,绝不是有名无实的一句口号,而必须是活生生的现实。司法只服从法律。司法不能服从于党的或政府的领导。司法必须非党派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司法,是全民的司法、国家的司法、全社会的司法。司法之判决,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司法,是人性的坚强堡垒,是良知的最后防线,是值得信赖的正义保护神;




新闻媒体必须自由、必须独立,故此新闻媒体应当而且必须私有化。国营的新闻媒体由于只能姓党,因而不可能自由,也不可能独立。只有私营新闻媒体,才能适得其所地适应新闻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闻供给,以满足社会对信息之需求;公民自治的社会组织,由于满足民众的不同需要,因而自足并且发达。此乃社会本身具有的康复力量、拾遗补缺的救济能力以及蕴藏于民众之中潜在的蓬勃旺盛的青春活力;地方自治由于信息分散、信息分散由于切合各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更能够为地方选举的领导人所如实地掌握并有针对性地作出相应的决策,因而必定要好于信息集中而垄断的大一统的原有的和现行的专断的治理模式;职业化的军队必须属于国家。国家化军队不能归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归属于任何党派的领袖;国家化的军队决不能效忠于任何党派,也不能效忠于任何领袖。军队效忠于党派及其领袖,是野蛮社会的耻辱标志,因而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并予以彻底否定。否则,万丈深渊就是必然的归宿。军队必须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军队必须职业化。职业化、国家化的军队只能代表国家行使防御侵略、维护和平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如上所述的民主各要件,是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正义之要求、正义之信息。对于十四亿中国人民来说,这些信息恰恰是极为欠缺,更是刻不容缓地需要补足的信息。




要进行政治文明的正义转型,就必须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和堂堂正正地追求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一党专政的中国社会。还是滞留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滑稽可笑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中。本来是处在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部落中,只不过弄了几句时髦的装腔作势的口号,竟也能够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地瞒天过海,在好几亿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联合国所规定的最低的水平线以下之时,怎么还能够打肿脸充胖子,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地积攒下来的血汗钱都毫无顾忌地给扔进了哇爪国里?怎么竟能够恬不知耻地向着全世界大撒币?真乃岂有此理?!荒唐之至也!




没有符合常理的人性、没有符合正义的价值观,只靠抛洒花花绿绿的票子、只靠给出民脂民膏的金山银山,是交不了几个知心朋友的,是换不回多少心悦诚服的真挚感情的。毛泽东统治的年代,中国人民都穷得要命,人均一天连一元人民币都不到,中共还一天到晚地穷嘚瑟,还到处输血、风风火火地支援世界革命:给朝鲜一千亿(美元)、给越南数百亿(人民币),给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国几十亿、上百亿,给非洲一些喊“毛主席万岁“的国家十几亿、几十亿,送钱送物简直什么都送,结果一个个都反过来还骂你,一个个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白眼狼。毛泽东、周恩来不但把中国的大片国土都割让给缅甸、印度、越南、朝鲜、前苏联,而且还满世界地大撒币,到头来弄得是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人家不但不感恩,反而还对中国有怨言、有仇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规模排华浪潮和对50万华人的大屠杀,就是对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卖国求荣的一个回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中国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去访问,一下飞机就看到了中国支援的钢板、机床、设备、工具等都在码头上堆积如山,东一堆、西一堆地闲置着,所有的物资都因风吹日晒而锈迹斑斑了。傻子都知道,这肯定是好久都没人照管、没人看护了。李先念好奇地询问前来迎接的领导人:“你们不怕这些物资天长日久就这么搁着,都要烂掉了吗?”回答是:“都烂掉了没有关系,中国还可以给我们支援更多的嘛!”




毛泽东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之心态,简直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当成了一文不值的大傻瓜、都当成了他毛共的狗奴才了,而中国人民又怎么能够把这个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最大的败家子、卖国贼、痞子王当成了比爹娘还要亲的大救星、红太阳、北斗星呢?这究竟是何道理?见过无聊的,但没见过这么胡闹的;见过胡闹的,但没见过这么滑稽透顶的。荒谬绝伦,竟至于此。实在难以理喻,一言难尽也!




毛泽东给中华民族制造的的罪恶,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两千年专制之总和。也就是说,在祸国殃民、缔造灾难和悲剧这方面,毛泽东堪称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比,实属人类几千年才横空出世的一个罕见的超级魔头。但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阴魂依然不散,一直兴致勃勃、兴风作浪,这是其来有自的,也是积重难返的。毛粉的蠢蠢欲动、肆意张狂,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幽灵始终在中国大地上萦绕、盘桓。近期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又匪夷所思地唱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仿佛十年浩劫中祸国殃民的情景再次复辟了。由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文革的历史罪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由于邓小平出于自己的和小集团的狭隘私利,肆意妄为地淡化、掩饰、遮蔽并抹杀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残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滔天罪恶,别有用心地误导中国人民对待罪恶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在对文革的制度性根源没有深刻反思、没有彻底反省的情况下,人们都陷入到稀里糊涂、迷迷糊糊之中,从而按照邓小平的计谋去脑残一般地“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革之所以能够回潮就在于,极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得到任何揭露、检讨、批判和清算,文革始作俑者的魔鬼面目仍然是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图腾,一无是处的恶魔思想还要让中国人民全面地、准确地、科学地予以领会和掌握。难道毛泽东思想的阴云笼罩,血雨腥风,灾祸连绵,胡乱整得还嫌不够惨吗?难道让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及其独裁专制之病毒还要一如既往地在悲怆的中国大陆继续开拓进取地招摇过市、颐指气使、横行霸道,以兽性毁灭人性、以无耻取缔良知、以罪恶埋葬正义吗?




历史的罪恶何时能够得到应有的全面彻底的真正的清算?清算了历史的罪恶,也许就可以相当程度乃至极大程度地减少现实政治的重重雾霾了,至少雾霾不可能覆遮于整个的天空和大地,最起码还能够透露出某种希望的蔚蓝、某种可能的光芒。但由于历史的罪恶统统地被遮掩、被封闭、被抹杀,所以现实政治的乌烟瘴气、群魔乱舞、邪恶罪恶的触目惊心,就势所必然地登堂入室、一马平川、攻城略地。




我们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大的勇气,坚决彻底地诀别历史的罪恶。历史的罪恶,必须予以清算。文革的罪恶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因而并没有成为过去,文革的制度性根源还远远地没有被揭示、被暴露、被批判,更没有被抛弃。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不可小觑之作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令人可怕的恶魔般的恶劣影响。文革的病菌仍然在繁殖、在扩散,随时都可能变换着花样地伺机而动,以不可想象的方式侵入我们的生活,毒害我们的身心,蚕食我们的灵魂、腐败我们的大地。




我们中国人现在也许是仅仅在日历上进入了现时代。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在经济制度上、在文化制度上,尤其在我们的观念上、在普遍的社会意识上,总之在道德和法律的文明水准上,可能我们还远远没有进入今天的日历所标明的现时代。现时代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新的理论。处于新时代,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风貌、新的气象、新的做派。这个新,就是一定要摆脱并去除以往不良的历史之狼毒,一定要克服、战胜并消除滞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已经内化了的一个个小毛泽东、一个个非人性、无良知的狼心狗肺、一个个六亲不认的兽性十足的行尸走肉。




13、信息的创造性




信息的创造性就是,在以往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排比、增删、借鉴、归纳、综合等,以形成前所未有的、别开生面的新信息。所谓的交叉学科,就是信息创造性的突出表现;诗人的灵感,就是信息创造性的最瑰丽、最壮观、最富有诗情画意的集中展现。诗人用明喻或暗喻、用各种各样的具象,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艺术媒介,根据情感表达的不同需要,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叹为观止的艺术情景,形成前所未有的别有洞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诗歌艺术的新信息。信息的创造性在文艺作品中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诗人的本质是进行艺术创造即意向的合成、分裂、变异等艺术加工和制作,是进行大胆无畏的难以想象的和恰如其分的艺术创造。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匪夷所思、难以想象,又那么贴切、恰到好处。大开大合,有张有弛,依凭灵感而遨游宇宙、开天辟地、上天入地、指点江山、叱咤风云。艺术形象的创造,是诗人的本质,是诗人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灵感是艺术创造的翅膀,诗人特别需要珍惜灵感、追求灵感、扑捉灵感,因为灵感就是新意向的同义词,就是创造性的艺术价值。灵感就是艺术创造的突破,就是所谓的超越。这与发明家的工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创造,是发明家的本质。发明家的工作,就是对既定成规、原有事物的突破和超越。




信息的创造性,就是信息的超越性。曾经风行过一个时髦的词组,叫做:头脑风暴。头脑风暴的意思就是,通过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整理、发布等,而把所有最有价值的信息都加以卓有成效的运用,使之像原子核一样地相互碰撞,最终生成新信息的蘑菇云。




创造性的信息,价值是巨大的,意义是非凡的。如果信息是财富,那么创造性的信息,就更是无可估量的极其巨大的财富。一个好主意、一个好点子、一个好思想、一个好观念等等,都是一个个创造性的信息。一个创造性的信息,可以振兴一个企业,可以引领一个行业,可以使整个社会都受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比如电话、电视、手机以及互联网等,都是创造性的信息所结出的人类文明之累累硕果。创造性的信息意义何等巨大、价值何其巨哉?!




14、信息的预测性




信息的预测性就是,在既有信息的基础上,人们对于事物的走向有所感知、有所把握、有所预测。比如根据气象预报,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出行等就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适当安排,这,就是信息预测发挥作用的一个实例。




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无穷无尽的维权事件,启示、促进并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与追求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异议人士前仆后继地奋力抗争之努力连成一片,势所必然地形成波澜壮阔的无可阻挡的社会正义转型:无论在外面的大监狱也好,还是在高墙、铁丝网、探照灯,老虎狮子也发蒙的里面的小监狱也罢,国内外的正义人士求民主争自由的行动始终连绵不断,面对打压从不退缩,一直此起彼伏地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抗争,以讲理对抗粗暴,以文明对抗野蛮,以和平对抗暴力,以微弱的肉身对抗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貌似强大的铜墙铁壁,以自由对抗禁闭,等等,愈益彰显出权利克服并战胜权力、人性取缔党性、正义战胜邪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民主力量。民权抗击强权的信息、极权专制日趋衰落的信息、赵家人腐败团伙全面崩溃慌不择路的信息,确实是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令人鼓舞的铁板钉钉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有根据地作出明确的信息预测:中国大陆正在从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状态一点一滴地、艰难曲折地转向民主宪政的方向上来;从排斥、围剿、镇压人权,正在逐步地转入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并实现人权的目标上来;从司法不独立、司法党派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法律不健全、恶法丛生、权大于法、法律工具化,法庭不是公平正义的坚强堡垒,而是冤假错罪案的制造工厂等满目疮痍之状态,正在转入到司法独立、法律是正义的守护神、法律是根除所有邪恶罪恶之利器的正确之路上来。根据如上所述,可以进一步认定: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持之以恒地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立场并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就一定会圆满地完成我们建立公民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共应该首先要学会放下身段,以小学生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学习先进,克服落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借他山之玉,攻己之石。这个玉,就是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经验,就是值得仿效的台湾民主。学习台湾,就要以迎头赶上的心态来学习、以不甘落后的努力来学习、以奋勇争先的精神来学习、以奋发有为的状态来学习。学习台湾,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是中国大陆的百年大计,必须从现在开始,必须从娃娃抓起,必须从共产党自身抓起。




台湾现在已经民主了,大陆什么时候也民主;台湾现在自由了,大陆何时能够自由;台湾人权已成现实,大陆什么时候可以有人权、什么时候可以获得人权的全面彻底的实现;台湾已经实行法治了,中国大陆何时能够实现法治;台湾已经走向宪政了,宪政仍然遥遥无期的中国大陆何时能够迎来宪政那一天?套用一句时髦的大陆语句反其道而用之就是:台湾的今日,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给我们大陆人做出了值得借鉴、值得学习、值得仿效的好样板。台湾人民通过自己手中神圣而庄严的选票堂堂正正地、光明磊落地选出了符合自己意愿的领导人。在台湾,至今已经过了三次和平过渡的政党轮替。政党轮替业已实行了二十年。投票箱里面出政权,这是台湾人民早已形成的雷打不动的共识,实为十四亿大陆人民心向往之的正义之追求;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告别野蛮、走向开明的深情而热切的时代呼唤,是大踏步地迈入人类文明之林的卓然醒目之旗帜,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努力终于修成正果的明亮之结晶。在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政治文明面前,带来灾难和痛苦、制造惨绝人寰历史悲剧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暴力革命之教条,注定是死耗子一般地不堪入目、臭不可闻、令人恶心的,是只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邪恶罪恶;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按照法定程序、按照选举票数显示人民力量的唯此为大的社会变革的里程碑,是通过数人头来决定政权的分配之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就是耀武扬威的真理,一切都由刀把子说了算。刀把子、枪杆子都是要砍人头的,都是要以剥夺人的生命为能事的鲜血淋漓的赤裸裸的残忍之暴力。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均证明,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文明的、和平的、理性的、合法的、正义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的行之有效的最佳之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武装篡夺政权的方式,是暴力的、非法的、疯狂的,是悲剧重重、灾祸连绵的,是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既是愚昧的,又是野蛮的;既是野蛮的,又是落后的;既是可耻的,又是荒谬的。




要人人共享的和平,而不要令人可恶的暴力;要投票箱里面的竞选,而不要枪杆子和刀把子的相向;要激烈的言词讨论、争辩,而不要全面内战的武斗;要公开、公正的政治文明,而不要丛林法则的政治阴暗;要制约和限定权力的权利,而不要镇压并剥夺权利的肆意滥权的权力。一切都要以捍卫人权为原则、为标准、为旨归;必须实行国家领导人的直选、海选、竞选。这,就是台湾和平过渡的政党轮替对中国大陆未来政治走向的十分明确的重大启示和极其光辉的伟大的示范作用。




总有一天,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也要通过全民竞选的方式走上未来的政治舞台。到了这一天,中国人也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庄重地投下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以选择出自己所认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这一天绝不会久远了。我等海内外铁骨铮铮的民运人士所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是在为中国人民最自由的这一天而不辞劳苦地、奋不顾身地、坚韧不拔地工作着,或者正在心安理得地滞留在极其难熬的阴暗而潮湿的共产监狱里,或者正在昂首阔步地、前仆后继地奔走在前往监牢的荆棘纵横的漫漫路途中。无论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甚至失去最可宝贵的生命,我们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且甘之如饴、安之若素。因为中国人民的人权、民主与自由,就是我等民运人士别无选择地进监狱、不自由的原因之所在;中国人民的和平、幸福与安宁,就是我等不得不面对着的难以忍受的非人折磨和种种暴力的理由和根据。这,就是我等先锋知识分子慷慨悲歌、义无反顾、泰山崩于前而永不变色的正义之立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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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春: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及其破解(下)


作者:郑贻春【民主中国首发】來源:電子郵件时间:2016-06-2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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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不但要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以“臭老九”对待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的卑鄙无耻之政策,而且也要全方位地修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邓小平式的鼠目寸光的下流之定义。准确地说,就是要坚决地更正以往所有的共产革命之歧途,全面地扭转忽视知识分子应有作用的种种社会意识之错误,彻底地诀别一切否定知识、蔑视知识、排斥知识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罪恶,是中国大陆社会正义转型的必不可少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解脱中华民族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的极其重要的关键的战略布局、战略思想以及战略行动。




2016-6-23




15、信息的广泛性




信息的广泛性是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分门别类的、五花八门的信息。自然界有自然界的信息,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信息;有宏观宇宙的信息,有微观宇宙的信息;有历史的信息,有现实的信息。信息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信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人生在世,是接收、处理、发布各种信息的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就是要尽力地捕捉并有效地利用各种有价值乃至最有价值的信息,以充实和丰富我们多彩的人生。




16、信息的普遍性




信息的普遍性是指,信息是普遍存在的,因为物资是普遍存在的。信息既存在于有机界,又存在于没有生命的无机界。各种事物,无论人还是事,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是通过各自的信息呈现于世的,每个事物各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信息及其表达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把人脑称之为小宇宙。这表达了早期人类对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朴素的直观认识,也确实揭示了某种客观真实。人脑是宇宙中最复杂、最精密、最神奇的生物系统。人脑的奥秘至今也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一切的潜力等何以能够发生、发展,还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处于五里雾中。人脑蕴藏丰富的信息库还远远没有被打开,仍然是神秘莫测、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与进步,人脑的丰富宝库将会赫然洞开,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创造力、才能乃至天才,一定会前所未有地和蜂拥而出地迸发出来。


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信息。处于各种信息的包围之中,就是处于信息的普遍性之中。




17、信息的积累性




信息需要不断地积累而愈益地丰富起来。信息不积累,就必然地显现出单薄、无力、虚弱之状态。正像一个在事业上或学问上有所成就之人,绝非一朝一夕、一曝十寒之结果,而必定是由千万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之结果。研究一个科目、钻研一门学问,没有经年累月的扎扎实实的积累是不行的,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功底的。没有功底而只靠花拳绣腿地糊弄事,那是迟早要漏兜子的,终归是一事无成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功底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积累,必定没有大的收获大的成就。丰富的知识需要积累,丰富的信息同样需要积累。


信息的积累性,就是信息的丰富性。丰富的信息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的,这就如同获得知识和才能的情况一样。倘若要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学识,没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持之以恒之拼搏,注定是不会有充足的信息的,也是不可能有渊深的学识的。


信息掌握得越多,头脑就越能够变得开阔,就越能够游刃有余、扎实有力、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此之谓:艺高人胆大。或叫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玉不琢,不成器。这就是说,积累信息得需要长期地集中注意力。只有千锤百炼,才能修成正果。




18、信息的创新性




信息的创新性是指,在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地把握各种可能性,综合利用现有的一切信息,进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信息;信息的创新性,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信息的人可以在既定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适得其所的加减乘除、千变万化的排列组合,从而使信息发挥出尽可能多的甚至最大的效应,以横空出世地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新信息。




19、信息的多样性




信息的多样性是指信息的变换性。有一个说法是:一百个人看《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还有一个说法是:诗无达诂。一首优秀的诗篇自有其应有的多元、复杂性和不尽一致的解释,由此构成了诗歌理解的歧义性,即,这样分析也可以,那样解释也没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一样。简言之怎么理解都可能有道理,都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差池。


信息的多样性在文艺作品中展示得尤为突出,在西方现代诗、美术、音乐、歌剧、电影等方面都可以找得到。无论达达主义还是野兽主义,无论印象派还是抽象派,很多艺术都有相应的表现。单就一幅画作的方式和内容来看,都有值得探寻的广大空间,都有广泛的乃至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多样性。达利的一幅抽象画,可以有多种解释,现代派艺术作品都有这样的情况。一部诗歌作品、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戏剧、一幅画作,常常表现出一言难尽的多重情感、多种含义,就像达·芬奇《蒙娜丽莎》神秘莫测的微笑一样,似乎总是让人琢磨不透。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多样性、复调性、复杂性,就在于这种余韵缭绕、回味无穷、一咏三叹的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之特征。




20、信息的个体性




信息的个体性是指,信息的接收、储存、处理、发布等是个体行为。即便是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其接收者也还是个体。信息的个体性,决定了信息必须以针对个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个体由于经历的不同、知识的不同、能力的差异、认识角度的不一,因而对于信息的取舍、认识、鉴别、判定和利用,都极有可能是不尽一致的、是大相径庭的。


信息的个体性是指,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需要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信息。比如,向法律人提供法律信息,向医护人员提供医疗信息,向科技人员提供科技信息,向社会研究人员提供学术信息等等,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向所有的人提供不分门类、不分行业的几乎所有的有用的和没用的信息。在信息时代,信息逐步地走向个体化。这就是,根据个体的需求而予以分别地、有的放矢地对待。不提供个体不需要的没用的信息,而提供个体需要的有用的信息。




21、信息的系统性




信息是一种系统的集合。各种信息在相互联系中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整体,信息系统是物资世界的系统的再现和反映。信息的系统性要求全面地、整体地、准确地掌握信息,特别是要关注信息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便于更好地运用系统性的信息。信息的系统性要求,要把握主要的信息,要弄清信息的主要方面、主要内容,要研究处于系统之中的不同信息的不同作用、不同功能。比如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大的系统是主要的、关键的。重中之重乃是制度性的政治变革。制度性变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提纲挈领的,是必须纳入我们应有的战略位置而予以优先考虑、优先对待的。政治系统包括政治理论、方针政策、权力架构及其来源、制度运行及其结果等各个子系统。不但大系统需要全面彻底地变革,而且各个子系统也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积重难返的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刻不容缓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乃至革命。不改变各个政治子系统的毛病和欠缺,整个大系统的改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没有希望自动地走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正常合理的社会上来的。在整个大的政治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其他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所以改变每一个子系统,都是推进整个大系统改变的必要之举措,都是整个社会变革的题中应有之意。除了政治系统之外,还有牵涉到社会变革的其他的大系统,如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等等。




信息的系统性是对于事物的系统性的描述和反映。没有系统性的全面的观点,没有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长远设想,任何事业都是不可能搞好的,也是必定搞不好的。如中国只是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政治上却是既不改革也不开放,所以被人们称之为跛脚改革。跛脚改革就是既不全面又不彻底的属于半吊子的改革,改来改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远远地超过了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时刻面临着引爆的危险。中国业已进入了中等收入社会的陷阱,随时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崩溃。崩溃可能还不仅仅是基尼系数过大导致的,主要的还是信仰的崩溃、人性的崩溃、良知的崩溃、道德的崩溃、法律的崩溃,是社会意识的全面崩溃,因为整个社会都没有诚信,契约意识极其匮乏乃至空无。




人们不能信守承诺,不以说假话为耻反以为荣,谎言满天飞,谎言国里尽遭灰,没有人之为人的哪怕最起码的底线,都普遍地堕落到丛林法则的低级、下流之水平,简直是什么规矩都不讲了、什么信誉都不顾了。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几乎都如此这般地紊乱、溃烂,惨不忍睹、一言难尽,那么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大系统又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惨绝人寰的地步呢?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的硬实力现在可能有一些,总算饿不死,毕竟能够吃上几顿饱饭了,看起来也确实多了一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飞机场、大饭店、高铁等等。但这些经济上的成就是应当作为自吹自擂的资本吗?希特勒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德国就搞起了令世人称羡的高速公路,法西斯德国的国民经济可以说是领当时的欧洲经济建设之先的。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和繁荣昌盛加上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最终竟使德国及其人民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只要政治制度是独裁的、是极权专制的,哪怕经济上搞得再好,GDP的数字火箭式攀升,财富累计得甚多,但国民的人权是不彰的,自由是没有的,民主是寻觅不见的,那么,眼花缭乱的所谓“大国崛起”最终的下场也是不容乐观的,是要付出必须付出的惨痛的巨大的代价的。在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里,政治不但绑架经济,而且还绑架文化;不但绑架文化,而且还绑架整个社会,绑架社会上的一切,直到把一切都推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连同极权专制主义自己一同毁灭了,才算是达到了毛泽东所期望的搅得周天寒彻的天下大乱。希特勒在这样,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更是这样,极权专制主义的混世魔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样。可见,表面的经济繁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那是所谓的硬实力。但属于人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属于文化文明的内容如人性、良知、道义这些人的本质之类的软实力,恐怕就没有多少了,就可能或必然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了,就一定是让人不敢恭维的了。整个社会的内部系统都紊乱不堪,都残缺不全,都漏洞百出。此种积重难返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如何加以弥补,如何加以修缮,都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深长思之。尤为重要的是,对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以立即解决积重难返的制度问题为是。


信息的系统性要求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既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又不能好高骛远地不切实际、无的放矢。




22、信息的交互性




信息如果不能交流,就只能像一滩死水,没有活力,无所作为。信息如果要发挥自身所应具有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就必须进行交流。信息不会因为共享而泯灭其应有的价值,信息分享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就像某些精神产品一样,占有的人越多,其价值就愈加增大,故此,信息的交流和扩散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信息的交互性就是信息的交流性、信息的比较性。交流性是比较性的前提。信息的比较性是指,不同的信息放在一起进行参照、对比,正如不同的知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一样。信息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先进与落后、优点与缺点、有价与无价、有用与没用。没有比较,就不会也不可能分辨出不同信息的特点、差距以及不足之处。




文革中的中国人都普遍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需要我们去帮助、去拯救、去解放。那时的中国人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解放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民,一定要解放美国人民,一定要解放欧洲人民,一定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那时候闭关锁国,信息封闭,除了党性媒体之外,什么信息都没有。没有比较,人们就鉴别不了是非对错,人们自然就糊里糊涂。信息的来源单一而且唯一。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洗脑,不成脑残才叫怪呢。中国人民作为脑残式的战天斗地的革命人民,一天到晚地狂喊乱叫着解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贫穷落后的人民,好让这些国家里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就像现在金正恩统治着的朝鲜人民一样,对于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除了相信党文化的宣传教育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除了迷信伟大领袖圣旨般的最高指示之外,就什么也不相信了,于是就盲目地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自得其乐,自以为是,仿佛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但实际上却是处于饥寒交迫的地狱里而不知不晓。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人民愚蠢得可以的匪夷所思一样,当时的整个世界也是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




23、信息的全球性




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才能够实现全球性。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信息远远达不到这一点,信息通常被限定在国境线以内。互联网是全球计算机的互通互联,因而为信息的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十分便捷的条件、机会和可能。虽然有的国家通过设立防火墙的方式把一切信息都给屏蔽在外,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破墙软件,像灯笼,彩虹,无界浏览,自由门,火凤凰等都是受到“网络信息应该能够自由流动”这样一个理念激励而开发出来了,并用来惠顾互联网的广大用户,人们由此可以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尽情地冲浪、畅游,随心所欲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汲取一切希望获取的信息。


信息的全球性是指,任何信息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被随随便便地隐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密不透风的了。信息的自由已经完全彻底地冲破了所谓国家主权的干扰、阻挠和破坏,而浩浩荡荡地形成了互联网信息横扫一切如卷席的威武雄壮之场面,已然完全彻底地打破了固步自封的人为设定的国境线,更打破了积重难返的党派意识形态之束缚和官本位的等级制信息之观念,从而消解了贫富之差距、职务权力之大小以及身份之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接收、储存、处理、发布之差异。简言之,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贫民窟里的人,可以花同样的时间与美国总统观看同样的信息,这,就是信息全球性的本质特征。




由于互联网所形成的信息全球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所谓的地球村。东半球和西半球相隔万里之遥的人可以即时进行通讯,就像近在咫尺一样,距离感已然消逝。信息的全球性要求人们绝不能单单从国家的、民族的、地域的角度看问题,也不能以狭隘的意识形态方式处理问题,而要以面向世界、面向全球的战略思维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信息的全球性证明,用以往行之有效的党派意识形态看待问题的方式已经属于老黄历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了,故此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把自己的思维从各种各样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坚决打破教条主义的栅栏与围墙,排除一切不必要的干扰、破坏、阻挠、障碍等,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与缺陷,修正我们的错误与过失,告别我们的邪恶与罪恶,以早日真正地融入人类文明的先进之林。




24、信息的虚拟性




信息,应该是真实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一切的信息都应当是真实的。但是,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信息都不真实,甚至是弥天大谎;在互联网上,信息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拟的成分。比如发布信息可以用网名,不一定非得用身份证上所标明的真名实姓,其所发布的信息有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属于主观臆断、猜想甚至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造谣、胡编滥造的谎言。在社会社会中、在互联网上,信息由于虚拟性,尤其需要予以仔细地分析、比较、甄别、证实。对于虚拟的信息不检验、不甄别、不证实是绝对不可以的,是极有可能上当受骗的。




信息的虚拟势所必然地导致信息的泛滥,有用的信息与没用的信息都搅合成一团,混合在一起,纠缠不清,难以条分缕析,也弄不清真假,所以特别需要去伪存真,以辨别没有价值甚至有负面价值的虚假的信息,并排除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无用的信息,而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真实的有用的信息。对信息的虚拟性人们应该提高警惕。不警惕信息的虚拟性,肯定是要自食其恶果的。试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魏则西死亡事件证明了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在信息发布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莆田系与百度竞价排名合作将魏则西这样的患者骗至医院,肿瘤患者魏则西高价接受已被美国所淘汰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治疗,花光积蓄,人财两空,而后终于不治、撒手人寰。




这个悲剧也让人们看到百度屏蔽和垄断信息资源对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


公众愤怒谴责百度,是因为百度一向依靠竞价排名这种方式来获取商业利益。人们普遍相信:百度与公权力机关相勾结,通过非常卑劣的手段封杀了谷歌,迫使谷歌于2010年被挤出中国市场,此后百度垄断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通道。


魏则西事件表明,信息垄断注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人祸和悲剧。没有竞争、没有开放的垄断是根本不行的。如果信息搜索引擎能够相互竞争,人们选择信息的范围就会更大,人们选择的自由就会更多,人们就极有可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正确的合理的选择。如果谷歌没有退出中国大陆,那么魏则西选择的药物就有可能不是美国政府所严厉禁止的无效药,谷歌就极有可能提供有效治疗的相应药物了。如此魏则西就绝然不会上当受骗而导致人财两空了。魏则西相信了治疗他的药物百分之九十以上疗效的一面之词,耗资巨大,然而却根本无效。魏则西已然陷入了昧着良心赚钱,实属谋财害命的黑暗陷阱。魏则西事件表明,信息垄断是绝对有害的,垄断信息的搜索引擎是害人无商量的;


例二,警方在媒体上极力掩盖雷洋的真正死因。2016年5月7日晚,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雷洋去机场接机途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为由扣押,并于当晚死亡。事发后,警方及党媒立即开足马力加大渲染雷洋涉嫖。在尸检时,雷洋的家属发现雷洋全身伤痕累累,睾丸异常肿大。据大陆财新网5月10日报导,有多位目击者称,当晚21点多,雷洋跑着呼喊救命,身后有数名便装男子追赶,随后雷洋被摁倒在小区停车位上。一位目击老人回忆称,围观者打了110,事后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经检查便装男子出示的警官证后,雷洋便被拖进面包车带走。而在网民拍摄的视频中,雷洋大喊“帮忙一下”。附近有居民称,雷洋还喊了“不是警察是黑社会”。5月17日,雷洋家属及代理律师以 “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向北京市检察院控告与此案相关的警察和辅警。




雷洋案已成热点。如果昌平警方说得对,雷洋因为嫖娼、因为作垂死挣扎而逃跑、因为与没穿警服的便衣搏斗、因为突发心脏病而猝死,那为什么对雷洋的案情遮遮掩掩,而不能提供全部的详实的证据,反而还留存引起人们疑惑的诸多疑点?雷洋的家属看到了雷洋尸体上的多处伤痕,从来没有任何病症的雷洋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由一个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一下子就变成了遍体鳞伤的尸体?这都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广大网民的愤怒、悲伤和同命相连的同情,这都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昌平警方肆意乱权、残民以逞、迫害无辜的怀疑、担心和忧虑。在中国大陆这个特色的国度里,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横行霸道的公权力肆意欺压无辜百姓的事例,简直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确实彰显出刀把子匪夷所思的任性、张狂和无所顾忌。这样下去,又怎么得了?公权力的胡作非为已然造成了全社会普遍的邪恶、罪恶,根本不讲哪怕是最起码的道理,根本不讲哪怕是最起码的人权,还哪里有什么正义、公正?还哪里有什么和谐、稳定?这样的现实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也的确不适合于人居了。雷洋案一出,任谁都能体会到自己生存的危险了。雷洋不仅仅是他自己,而且是你我他的每一个中国人。就是说,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下下一个雷洋。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是经不起像雷洋这样的被肆意殴打、暴力摧残和百般蹂躏的。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雷洋,都极有可能因为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原因而被无辜地活生生地打死,人的生命竟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和匪夷所思地被无辜地和谐掉。




警方由于占据强大的国家资源,所以就必然地任性,任性还没人管,因为谁管谁就会受到可以想象的追究、迫害、围剿和重锤一般连绵不断地打击,因而十四亿中国普通民众、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甚至还不如雷洋的身体那么健康呢,就更显得无力、无奈了,就更经不起公权力任性的折腾了。正因如此,民众强烈要求查清雷洋致死的真相是合理的、正当的,是中国人民人权觉醒的标志,是维护人权、扞卫人权的时代呼吁。


民众有权利质疑公权力对雷洋的处理方式,昌平警方必须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作以不惨假的诚实的交代。参照国际上发达国家处理警民冲突的成熟经验,像处理雷洋这样的案件,最好应该由独立的调查机构参与其中,必须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问题。有鉴于此,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调查机构完全可以起到政府起不到的平息社会舆论的平衡器的无可替代之作用。但由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地限制、阻挠并打压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根本没有第三方独立的调查机构,因而就不会也不可能形成平衡器所应起到的平衡之作用。警方的说词是代表官方的立场,是不会也不可能取信于民的,况且还存有种种令人顿生疑窦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疑点等问题,民众普遍的拒不接纳就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了。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大陆必须迅速地、大面积地、广泛地、积极地培植独立自主的NGO机构,以调动起社会上的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是必须存在的权力之恶。权力之恶必须受到相应的制约和管束。没有监督、制约和管束的权力之恶,只能是苛政猛于虎,此外无他。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是不可或缺的,是必须予以加强的,因为NGO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难以解决的实际的社会问题,对于稳定一个社会来讲理所当然地可以发挥出值得肯定的行之有效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独立检查官来处理,还事情以真相,还各方以公道。但中国目前还没有独立检察官这种制度,似应参照西方国家的此种制度予以建立为荷;再一个就是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法院是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因而是不偏不倚的、是公正无私的,是为民众所信服的。法院判决,就是对各方的一个到位的交代。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哪怕什么都不信,但是却都能够相信法院的判决,人们在内心深处都相信法律的公正、法律的正义。法律是正义的守护神。




中国的法律与此是大不相同的。一是法律有漏洞,甚至还有恶法在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中国的法律极不完善。法律本身问题重重;二是有些法官不正义。法官不是以正义为准则,却是以创收为目的。特色法院基本上都已成为隐形的金融机构了。故此,冤假错罪案甚多。因为某些法院本身就是冤假错罪案的制造工厂。雷洋案直到现在也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将来是否能够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真相,恐怕都是个未知数。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公正的处理、结论,可以说都是不那么容易得到的。如果能够以雷洋事件为契机一直追查下去的话,说不定就像十多年前孙志刚案件的作用一样,可以并能够引发某种制度性的变革。倘若如此,雷洋之死就不能算是白死,雷洋的血也就不能算作白流了;




例三,中共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了九十多篇反对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文章,但中共建政后却根本没有履行自己信誓旦旦地宣布过的任何诺言。如果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判决,这肯定是事实俱在的诈骗罪,诈骗的情节极其严重、手段十分恶劣、影响既广且深,应当予以严厉之惩处,故此宣判无期徒刑可能都算是少的了。


诺言不实现,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就是概莫能外的谎言,就是瞒天过海的虚幻,就是明目张胆的犯罪。中共后来的所作所为,与其当初所堂堂正正地、义正词严地表白过的,刚好相反: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却实行了中共自己的一党专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反对蒋介石的领袖独裁,后来却长期实行中共党魁的领袖独裁;中共批评国民党政府不给中国人民以自由,中共后来竟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共要求民国政府向美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学习,中共后来竟视美国实行的民主制度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共批评国民党为“一党专政,遍地是灾”,后来中共自己竟全面地搞起了“一党专政,遍地是灾”的中国特色。总而言之,中共后来所做的与其当初所说的,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相差个十万八千里,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所谓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也。中共七十年前要求的民主、自由、宪政的连篇累牍的漂亮话白纸黑字地、明白无误地就在那里写着,活灵活现地就在那里说着,言犹在耳,但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从来不予兑现,甚至连一丁点兑现的诚意也没有。不能兑现的承诺,哪怕冠冕堂皇,哪怕夸下海口,哪怕蛊惑人心,都不过是坑人害人的骗子所耍弄的精心设计的骗术而已。骗子的骗术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却根本经不住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七十年的光阴突忽而过,连续几代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任何承诺的兑现,连一点点兑现的影子都没有,只是听到了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发出的沉闷而又辽远的不无讽刺的回声,几代中国人自由民主的渴盼、梦想和希望,都已经消弭于浓重的历史烟雾之中了。




例四,毛泽东于1949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写道,“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话音刚落不久的一九五零年,毛泽东就立即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竟把其许诺过的“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所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网打尽,统统地镇压、枪毙了,三、四百万人就这样无名无分地、统统地死于非命了。这,就是人们相信毛共骗局的可悲下场;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自命的所谓“阳谋”就是,一开始毛共大张旗鼓地宣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极力鼓励、动员中国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让人们自由地表达看法、意见、建议等,后来毛泽东却自食其言,兴师动众地搞起了反右运动,一下子就把所有表达意见的人以所谓右派的名义全部地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冷宫,惨遭各种各样的非人折磨、蹂躏、侮辱和打击。像毛泽东这样的毫无信誉、不守承诺,绝不仅仅是上述所及的两个事例。此类事例在毛泽东混世魔王的一生里可以说有如过江之鲫一般,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一言难尽的十足的下流坯?




例五,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让中国人都感佩至深的话语:“我(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假定邓小平是个“儿子”,但他干的却是弑父弑母的恶魔之勾当。世界上有见过邓小平这样的滥杀无辜、无耻之尤的“儿子”的吗?连中国百姓举行和平示威,以表达反腐败、反官倒的意愿,他邓小平都要派三十万野战军以所谓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名义冲进首都,用坦克来碾压、用机枪来扫射、用刺刀来相向、用铁蹄来践踏,他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颠倒黑白、胡作非为的“儿子”呢?与其说他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莫不如说他是屠杀中国人民的不可理喻的魔鬼;中国人民与其有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所谓“儿子”,莫不如干脆没有这样的对中国人民肆意妄为地大开杀戒的犯下滔天罪行的凶神恶煞的超级罪犯。邓小平装模作样、虚情假意地把他自己打扮成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完全是大骗子的一种花言巧语,是他冠冕堂皇的卑鄙可耻之伎俩,是他为了诱使作为受害人的中国人民上当受骗的胡言乱语,是连一点点的真情实感都没有的虚了冒套。




邓小平本质上是把中国人民都当做了可以生杀予夺的不共戴天的仇敌、都当成了可以任意屠宰的猪狗,所以他那信口雌黄的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显然是十分可笑的更是荒谬绝伦的胡扯。既然如此,那中国人民又凭什么把这个毫无做人底线更毫无任何操守的恶魔当成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总设计师”?恶魔“儿子”邓小平这么毫无德行、这么令人发指,那么,被杀得遍体鳞伤、哀叹连绵、噤若寒蝉的中国人民难道就连哪怕是最起码的一点点的觉悟竟都没有了吗?




总结中共领袖们绝对不一的言行,再看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绝人寰的历史,完全可以明白无误地认为,共产党是从来不讲契约的,因为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契约这一词,更没有契约精神之念想、之概念、之理念。共产党根本不懂契约等于生命甚至大于生命的道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向来是共产党自以为是、胡作非为、以逞其能的圭臬,也是其没有做人底线、没有行事原则的极其野蛮的暴虐的行为方式。轻忽许诺的共产党常常信誓旦旦地许诺,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施放的欺世盗名的烟幕弹而已,是从一开始压根就不打算实行的,以后就更是实行不了的。所以共产党的许诺一开始就是放屁,一直放屁,甚至连放屁都不如。




毛泽东在其所谓革命的痞子一生里,向来没有说话算数这一说,其所作所为都是超级骗子的言而无信、言行不一、不择手段,根本没有哪怕是最起码的做人之准则。这么一个从来不把诺言当做一回事儿,只是把诺言当做骗人之把戏并随时随地予以毁弃的势力小人,竟能执掌中国大陆的政权之牛耳竟达几十年之久,真乃世所罕见的荒谬绝伦、绝无仅有。毛共的承诺,包括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包括坚决不搞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表白、包括“进京赶考”,还有“为人民服务”等等,简直连一点点真情实意都没有,是彻头彻尾的一点也不含糊的百分之百的欺骗。




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哪怕是口头承诺,更不用说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承诺,是必须得到严格地遵守与执行的,因为承诺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承诺就是生命。承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契约,按照犹太人的说法,是人间与天堂的彩虹之约。毛共七十年前做出的一定要保证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一切应有的自由等等的承诺,一直在布满灰尘的历史档案里面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呢。如今中共还是在继续坚持它早已否定了的一党专政,中国人民一直是既得不到自由,又得不到民主;既没有人权,又没有法治。也就是说,中共所有美丽的言词,都是糊弄中国人民的虚幻的泡影,直到把亿万人都给统统地糊弄成了鬼。


相信骗子的许诺,意味着善良的人们已经别无选择地步入了被精心设计的坑人害人的圈套里、陷阱里,倒霉是必然的,悲哀是一定的,追悔莫及的痛不欲生也注定是跑不了的。




、更正扭曲的错误的信息,恢复真实的正确的信息




1、更正错误的信息




有些信息是错误的。但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党姓传统媒体上,在新兴的网络媒体上,在普遍的社会意识上,尤其在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却常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信息,谬种流传,深入而广泛,影响极其恶劣,乃至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喝着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其中有一个例子是说蒋介石不抗日,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像缩头乌龟一样地躲到峨眉山里乘风纳凉去了。待到抗日战争一胜利,蒋介石就立马从峨眉山上下来要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即蒋介石要来摘桃子了。对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说得非常明白,讲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来不承认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抗日的主力,反而说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但历史的真实、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事实绝非如此。在艰苦卓绝的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首脑。是蒋介石领导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的卫国战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英勇无畏的军队、中华民国的全体民众,才真正是抗击日寇的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却干脆躲在延安的窑洞里,除了搞一些跳舞、歌咏等之类的娱乐之外,基本上都忙于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了。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共只是瘸子打围坐着喊,即抗日宣言发得多,抗日行动少又少。毛共不但不抗日,而且还极尽破坏抗日民族战争之能事,总是阻挠全国军民的抗日活动,最后竟通过极其阴暗、下流、无耻、卑劣之手段推翻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篡夺了民国政府的领导权。由于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所以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对国民党的抗日将士尤其恨之入骨,非要斩尽杀绝不可,中共建政之初所搞的大规模的镇反,就是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曾经保存中华民族血脉而与日寇浴血奋战侥幸存活下来的国军将士。屠杀国军将士,目的就是要抹去中国人民在民国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记忆。真正的摘桃派---毛共却把中华民族所有的英勇不屈的扞卫者都以所谓历史反革命的名义统统地予以消灭,从此真正的摘桃派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是莫名其妙的所谓的中流砥柱了。正如着名的历史学家辛灏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国军的抗日是血写的历史,中共的抗日是墨写的历史。




曾有三百多万国军就是抛头颅洒热血地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有二百多位国军将领在与日寇血战中长眠于生养他们的华夏山川了;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仅剩下两、三万人,但经过八年抗战,竟发展成三百多万的军队和民兵等军事组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战争只能是人越打越少的杀戮机器。哪里还有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队这样的越战人越多的匪夷所思的景况呢?显而易见,中共领导的军队不是处于抗战之中,而是游离于抗战之外,只是一心一意地谋发展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总是骚扰、伏击抗日的国军,专以搞所谓的摩擦为能事,极力地阻碍抗日,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华民国抗日的战略部署。这还哪里有一星半点儿的民族之大义?简直是日寇的帮凶、民族的罪人、正义的公敌。由于毛泽东篡夺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所以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抗日神话就像连篇累牍地上映的抗日神剧一样胡诌八扯、肆意编造、自吹自擂、瞒天过海。这样的错误信息耀武扬威地风行于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体,无孔不入地占据着中国大陆的历史书籍,恬不知耻地侵入国人的记忆深处。




错误信息遮蔽了真实,掩盖、阉割了真相,纯系无中生有、夸大其词、胡乱编造。比如,说中共军队在某次战役中歼灭了日寇两千多人,日本的战况报告却只是标明了六个日本人阵亡;共产党宣称在另一次战役中消灭了日伪军一万多人,但日本的战况却是有名有姓地指明仅仅阵亡了十二个日本人,伪军六十九个等等。日本的军事报告报道阵亡者一般地说都是准确的,因为日本政府需要对阵亡者家属发放抚恤金,哪怕差一点恐怕都是不允许的。




如果要改正如上所述的或类似的错误信息,就必须首先了解正确的信息是什么。不了解正确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倘若改起来,也实属不易。比如,很多人未必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毛泽东自称他搞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等等。细究起来,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发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几乎从来都不是出以公心。发动文革,更是毛泽东冠冕堂皇以售其奸的假公济私之恶行。十年浩劫的文革,是毛泽东卑鄙、龌蹉、下流、肮脏之心理的外在表露,表面上是揪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实际上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党内根本没有走资派,刘少奇更不是走资派。刘少奇是中共的左派。是刘少奇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推向了至高无上的神位,是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打先锋,整人无数、害人无数、坑人无数。文革进行的前期,自称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的刘少奇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并主持了这一场引火烧身、自掘坟墓的政治运动。刘少奇被毛泽东运动群众给批斗、凌辱乃至整死,也应算作是刘少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狐假虎威的咎由自取。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挑起武斗导致全面内战,以致天下大乱,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所施放的人不知鬼不觉的烟雾弹。通过现已发掘出来的关于文革十年的历史材料来看,毛泽东背后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他自己的毛家天下。这一点可以从张玉凤、姚文元等人的历史回忆中看得出来。毛泽东在其最后制定的遗嘱中明确规定:中共党的主席先是江青,再由江青把位置传给毛远新。




为了确立毛家天下,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地斗倒批臭对毛家天下构成威胁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甚至不惜大搞宫廷政变社会化、全国化。文革是毛泽东把党天下转换成毛家天下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行动。对于声望日隆、位于前台的刘少奇,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心有不甘,耿耿于怀,耍尽阴谋诡计,使出所有手段,经过长期准备,毕其功于文革之一役。专看历代帝王玩弄权术典籍的毛泽东,对其非法篡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惴惴不安,对离他权位最近的那个人,即所谓的二号人物总是有着防范和怀疑的莫名其妙的变态心理,无事生非地挑毛病,隔三差五地生事端,直到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和托词予以清理、打击和排除,用一个力量打另一个,再用另一个力量打这一个。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绞肉机里毛泽东总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毛泽东的全部努力和全部希望,都是寄托在建立他一家一姓的毛家天下。中国的共产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质都在于此。




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任何宣传,都是不能当真的,也是根本就当不了真的,就像能说会道的诈骗犯所说的最动听、最真诚、最可信的花言巧语一样,那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那是内涵诱人上当的巨大的毒素的。像这样的经不起仔细琢磨、认真考虑和反复推敲的滞留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错误信息简直是太多太多了。错误的信息一多,正确的信息就必然没有任何的哪怕一点点的位置了。更正错误的信息就必然是荆棘纵横、积重难返、难上加难的了。但让错误的信息继续存在下去,岂不更加悲哀、更加荒唐、更加不可思议?所以,哪怕再不容易、再艰难险阻,也必须把历史真相和现实真相毫无遗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给所有人。不讲正确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就注定改不掉,就必定会永远地滞留于人们的记忆深处;不揭示真相,固若金汤的谎言就决然不会自动地融化成一滩稀里哗啦的烂泥。




2、更正扭曲的信息




每一个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曾经接受过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扭曲的信息,故此我们的很多知识都是扭曲的,很多认识都是扭曲的,观察问题、理解问题、看待问题、判断问题的视角、立场、观点和方法等也都是扭曲的。我们像人一样地思想,但思想是扭曲的;我们像人一样地说话,但说出来的话是扭曲的;我们像人一样地行动,但所作所为是扭曲的。这是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社会里必然出现的十分可悲的状况。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大的哈哈镜,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必须被扭曲,以扭曲的思想而思想,以扭曲的语言而表达,以扭曲的行为而行为,一切都已经哈哈镜化了,一切都已经别无选择地扭曲了。




扭曲的信息是货真价实的谎言。谎言是对真实、真相的否定、排斥和取缔。信息是存在的,但真实已被抽空了,于是信息即是谎言,谎言即是信息。哈哈镜里的形象绝不是事物原本的形象,而是被扭曲了的形象。历史被扭曲,、被乔装打扮、被肆意装潢,或增加或删减。为了适应一时的政治之需要根本不管不顾曾经发生过的原本的真实、真相,随心所欲地胡涂乱抹。胡涂乱抹的历史显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历史的胡编乱造,是对于真相的掩盖、屏蔽乃至埋葬。公正地说,历史是不能被创造的,是不能予以假设的,更是不可以想象的。




但是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人们都概莫能外地坠落于一言难尽的往事如烟的迷雾之中。即便不能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历史真相都被扭曲了,至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很大一部分的历史真相是统统地寻觅不见的,是遭到相当程度甚或极大程度之阉割掩盖的、是残缺不全的、是扭曲了的。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掩盖历史、阉割历史,千方百计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扭曲历史,仿佛不扭曲历史就要犯有现实中的政治错误似的。为了避免现实中所谓的政治错误,为了坚持所谓的政治正确,所以就要牺牲历史、漠视真实、掩埋真相,就要大胆无畏地扭曲历史。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以党魁的意志为意志,以权力的的风标为向导。在历史的真实被扭曲成假象之后,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愈加显示出现实政治的难以理喻的和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




中共从建党至今将近一百年了。贯穿于共产革命的全部历史几乎都是扭曲的历史。为了与中共党的创始人张国焘划清界限,在编辑红军战史时,本来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开辟河西走廊、打通国际通道的由四方面军几万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连提都不能提,连说都不让说。谁要是提、谁要是说,那就是在给共产革命的叛徒张国焘涂脂抹粉、鸣冤叫屈,那就会犯有不可饶恕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仅仅因为张国焘是四方面军的首脑,所以有关张国焘的一切便都偃旗息鼓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人民公社的共产风表达了一下不同意见而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总头目之后,开创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此后就不允许再提了、百团大战不能再提了、与胡宗南极尽周旋的昆仑纵队不能再提了、保卫延安的赫赫战功不能再提了,所有关于彭德怀的历史都不能再提了,哪怕彭德怀作为主帅亲自指挥的重大战役也都不能再提了。提了就是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着干,就是在为彭德怀评功摆好。这么做可是政治上极端严重的错误乃至罪恶。像这样的事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真的是难以尽数,泱泱之众。林彪事件出现后,四野的军史就再也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也根本没法写了。一写四野的军史,就必然牵扯到某一次战争、某一次战役。作为四野主帅的林彪肯定是要说话的,是要发布命令的,是要作出决策的。一写林彪,就要联想到林彪投敌叛国的事情,就要联想到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搞两面派的问题。所以四野的军史不能写,也不敢写。有关林彪的事情简直什么也不能写。




从平型关大捷到飞往苏联半途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的整个历史不是空白,就是混沌;不是闪烁其词,就是语焉不详。林彪的历史活动很大一部分或绝大部分都被肆意妄为地抹杀了。林彪是这样,其他人一个个也都是概莫能外地如此。中共党史不乏因人废史的例子:陈独秀不能写,瞿秋白不能写、向忠发不能写、博古不能写、张闻天不能写、华国锋不能写、胡耀邦不能写、赵紫阳不能写,等等。这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经担任过中共党的总书记职务的重要人物,不是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存有那样的问题,不是左了,就是右了,总之就是不能不左不右地占据中间的位置。哪怕没有问题,也肯定能够挑出问题;哪怕没有毛病,也必定能够找出毛病。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像这样的不是左了就是右了的人物长期地占据了中共党的最高位置,当然毫无疑义地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正确路线的代表则是非毛泽东莫属。要是讲毛泽东与所有这些错误路线代表的斗争,那还可以,并且也可以大讲特讲,然而,这些人物只能作为毛泽东所谓正确路线代表的反面教员,属于极不光彩的陪衬而已。至于真实的历史情况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的,谁知道呢?也许毛泽东不但不与这些人物做斗争,而且还要鼎力相助也说不定,甚至连巴结都巴结不上呢。历史在中共看来只是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反正怎么有利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也都可以。但有一个绝对不能忘记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按照政治正确的要求去说。




这么搞的结果,就必然是扭曲的历史。扭曲的历史,都是篡改真相的那一套。特别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扭曲信息的事例就更是举不胜举、无穷无尽的了。无论宣传口号,还是报章杂志,亦或是中共中央文件,几乎无一不是扭曲的信息。想当初厚厚的三大本揭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专案材料事实俱在地、铁证如山地摆放在所有的中国人面前,铁板钉钉、无可置疑,不容人不相信、不容人不认定,刘少奇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可是文革之后,这个被毛泽东残害致死的坏家伙刘少奇却被郑重其事地平反昭雪,被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朽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并且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与害死他的仇敌NO﹒1的毛泽东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地并列站在一起而为中共党徒所信奉。中国政治之诡异,简直比鬼还要鬼。说起来,刘少奇死得是实在太惨,也委实不冤。死得太惨,是因为作为威风赫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死得毫无尊严、毫无价值;死得不冤,是因为刘少奇的一生是极左的一生,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一生。在中共党史上,哪一次重大的整人活动没有他刘少奇张牙舞爪的黑爪子?正如有人明确地指出的那样,刘少奇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功狗。刘少奇对毛泽东投之以桃,毛泽东对刘少奇报之以李,毛泽东把党的副主席位置交到了刘少奇的手里并确认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后来又把国家主席的位子交给了刘少奇。但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槽子里拴不住两头叫驴。毛泽东岂能容忍自己的功狗在卧榻之旁安睡?特别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了违逆毛泽东意志的几句真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刘少奇之所以敢于触动毛泽东的逆鳞,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在他的家乡实地考察了半个月,真正地体察到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实际,并向众乡亲诚恳地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把乡亲们的生活给搞好。搞不好就可以挖祖坟。




刘少奇此时此刻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乡亲们的现实困境正是由于几年前批判彭德怀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先是肯定并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后又屈服于毛泽东的淫威而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并支持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刘少奇,在制造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一事上,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之罪责。但后来总算有那么点良心发现或人性没有完全失落,刘少奇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算是其人生绝无仅有的那么一次值得肯定的亮点了。相比刘少奇的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性,毛泽东则是毫无人性、毫无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关爱之心,更谈不上对于中国人民一丝一毫的感情。毛泽东说:死了三亿,还能剩三亿。把饿死三亿人的粮食给没饿死的三亿人吃,不就可以吃饱了吗?听听,这还是一个人所应说、所能说的人话吗?这,就是中国人民视之为伟大领袖的比流氓还混蛋的连篇鬼话!




3、恢复真实的信息




追求真实的信息,在谎言流布的中国大陆是极其不易的,是难上加难的,是要付出沉甸甸的、痛苦的、惨重的、巨大的乃至极大的代价的,必要时恐怕是连生命都要舍得拿出来的。说一句令人沮丧的和哀莫大于心死的实事求是的真话:有的信息可能永远都无法追求到真实、真相了,因为追求到真实、真相,就意味着假象的现实被完全彻底地戳穿了。假象的戳穿显然是不利于刻意营造出来的和谐稳定的局面的,就形成不了强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状态了,所以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屏蔽真实、牺牲真相,按照中宣部统一的要求定调子,则是大有必要的。




很多真相追来追去,竟追出个虎头蛇尾,先是雷声大,然后就是渐渐地雷声小,最后竟连一点点声息都没有了。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稀里糊涂、马马虎虎、不了了之。很多事情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都是这样不清不楚地予以化解的。比如“东方之星”的沉船、天津大爆炸、徐纯和被击毙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一样嚷嚷一阵之后便都悄无声息了,都以没有下文的方式而草草收场了。准确地说巨大灾难及其根源都被和谐掉了。即便是一下子就震死了八、九万人的汶川大地震,亦复如是。汶川大地震一来,绝大部分外表看起来像模像样的锃光瓦亮的教学楼都被一下子夷为平地了,很明显那些震塌了的教学楼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豆腐渣工程,根本起不到任何防灾减震的作用。由此成千上万个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学生们便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昧着良心赚黑钱的冤死鬼了。与那么多被夷为平地的豆腐渣教学楼相比较,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却在地震之后仍然豪华气派、威严屹立、毫发无损,确实彰显出中国大陆所独具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力之象征、权柄之重要、权威之赫赫。虽然在宣传、口号、会议报告、党政文件上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声称:一定要重视教育,亏什么也不要亏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计等等,但实际上仅仅是上嘴唇下嘴唇一碰的过言词之瘾的嘴上混气而已。是根本不必当真的,是没有任何真实内容的。如果真的重视教育并把教育作为百年大计来认识、来考虑、来对待,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教学楼一片又一片稀里哗啦地倒塌的满目疮痍的凄惨景象了,就会在各个方面,尤其在根本上、在工程质量上竭尽全力地确保学生们的生命安全了。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是保护我们的希望、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就是保护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正因如此,教学楼的质量就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学校建筑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所有的建筑中最好的,绝对有减灾防震的最强大的功能。




应该说,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好不好不是太重要,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无所谓,当然最起码的质量是应该得到保证的。准确地说,社会上所有的建筑在质量上都要得到应有的和必有的保证。但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有一个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问题。这就需要首当其冲地确保学校建筑的最高标准、最好质量,而后再考虑其他。至于党政机关,决不应更不能考虑在前,而必须要放置到后面去考虑。因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公务员,都是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办事员。党政机关办公大楼那么豪华气派,质量要求那么高,花费的民脂民膏那么大,那么多的金山、银山都投入进去,又有何种必要呢?这么做,就是为官员们为自己谋福利、讲享受,这是具有特色的讲排场、摆阔气。可以说这么做是很不合理的、是道德败坏的,甚至是贪赃枉法的犯罪行为。不能够把钱用于国计民生更需要的地方和最重要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都是缺德之至的。




屹立不倒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与已成瓦砾的众多教学楼相比,在汶川大地震中简直是让人无语的了,一下子就表现出权力者目光短浅,只为自己打算,漠视、忽视教育,不顾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狭隘、卑微之心态,既显示了权力者的任性和张狂,又表明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学生们面对灾难、人祸和悲剧时无以逃脱的令人扼腕兴叹的深深无奈。什么是特色?这,就是明晃晃的恬不知耻的混账透顶。


在防震减灾的领域里,我们应当向日本学习诸多有益的经验。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日本的地方政府对学校教学楼与学生宿舍的建筑,都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高标准,并且在施工中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哪怕差一点,也得推倒重来,决不允许蒙混过关。对于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的建设,都要采取最好的质量、投入也最多,简直是不惜一切代价。但日本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办公楼则是能将就就将就,真是舍不得投入更多的资金予以修缮或重建,所以在日本很多办公楼看起来都显得破旧而且寒酸。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官场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日本官员首先要考虑的是为民族的希望负责,为孩子们花钱,为学生们提供质量最高的最安全的建筑,所以形成了正好与中国大陆相反的景象。日本一有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都立马往学校里跑,因为大家都清楚,孩子们学习的地方最安全、最可靠、最保险,可以说那是保护生命、扞卫生命的刚强堡垒。




日本的经验确实是中国大陆的官场应当用来照一照自己的十分明亮的镜子。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教育,如何万分地珍惜一个民族的明天和希望,绝不仅仅是口头上、言词上或文件里的事情,而是要通过每一个具体的步骤体现出来的,是需要落实到每一个实际的行动中去的,是要把每一栋教学楼都要建成打不垮、摧不烂、震不破的绝对安全的屏障的。前些年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召开的全市中小学生参加的一次大会上突然发生了火灾,主持人立即让学生们保持安静并要求“领导先走”,结果中小学生死了好几百个,领导们逃避及时,甚至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踏着学生尸体逃之夭夭的这些无耻之尤的领导们现在还是在健健康康地工作着,一如既往地更恬不知耻地继续着他们莫名其妙的和不知所云的“为人民服务”。“让领导先走”,就是中国大陆党政官僚们在面临灾难时以求自保,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地勇敢的逃跑精神,是权力掌握者一推六二五地推卸责任,既不能为属下负责,又不能为中小学生负责;既不能为民众负责,又不能为自己的职责负责的毫无担当的可耻意识,这是平时夸夸其谈满嘴官话、套话、大话、假话、空话,一到关键时刻就立马现出原形的只顾自己利益的位高权重的权力小人、势利小人。“让领导先走”的克拉玛依现象,在日本、在欧美、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都是决不允许的。但不允许发生、不可想象的事情,却偏偏在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廉耻地发生了。这就是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别,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性与兽性的两级,秩序与混乱的标志。




在回避真实、掩盖真相等方面,中国大陆的党姓媒体手腕高明、方法多样,比老狐狸还要狡猾。比如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热点事件出现之后没多久,就会有另一个热点事件接踵而至地出现,后一个热点事件压过或掩盖了前一个热点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于前一个热点事件的关注。这个办法玩得相当熟练,几年来的诸多事件都是按照这个套路去走的,从而使任何事件的真相都不能得到完全彻底的揭示和披露,结果任何正确的真实的信息都不能为人们所获得、所把握。也就是说从任何一个悲剧事件中人们都不可能汲取真正的深刻的教训,都不能从中获得值得警惕的有益的经验。悲剧的根源仍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探究,悲剧的隐患仍然在潜伏着、隐藏着,甚至时刻都在发挥着作用。相同的或类似的悲剧经常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的或照旧不误的方式惨烈地发生着,人们总是在同样的绊脚石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跌跟头,就是不能避免摔得头破血流的凄惨而悲凉、倒霉而苦难的命运。由于不能寻根究底地找出跌跟头的根源特别是制度性的根源,不能找到事情发生的真实、真相,总是有这样的遮掩、屏蔽或者是那样的障碍、禁锢,所以中国人势所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犯有同样的即便是小儿科的错误。真相,游离于中国人的普遍意识,似乎一直处于悬空的状态。




真实的历史在中国大陆是极难找到的,哪怕跋山涉水去寻觅,也是很难成功的。腥风血雨的波澜壮阔的共产革命,给真实的历史施放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过于浓重的烟雾。几乎所有的近代史、现代史都被所谓政治正确的重重雾霾所笼罩,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厚重的政治尘埃所掩埋。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否像当时的《人民日报》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很多大陆中国人至今仍然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必要的,是一场抵御美帝侵略、守土有责的正义战争。虽然人们从直觉上也感觉有些不对头,志愿军入朝作战帮助了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爷孙三代的金家王朝的最黑暗、最无耻、最下流、最卑鄙的王朝统治,搞得朝鲜人民至今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整日地挣扎在具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的死亡线上。但大陆中国人还是相信《人民日报》当年的说词。《人民日报》说南朝鲜的李承晚首先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战争,所以人们也就稀里糊涂地信以为真了,原因就在于信息来源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党控媒体,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来源,况且也决不允许、也无可能,就像现在的朝鲜人只能收听一个广播电台----平壤广播电台一样,朝鲜民众至今还认为朝鲜的最高领袖每日三餐都是喝粥,只不过比他们每日三餐的粥干一些罢了。信息封闭所造成的朝鲜民众普遍地愚昧,竟至于此。党控媒体下的信息闭塞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难道不也是同样的结果吗?中国人民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军。因为党控媒体就是如此这般地宣传的。但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金日成一直想统一朝鲜,一直央求斯大林允许其发动统一朝鲜的战争,但斯大林肯定有顾虑,以极力避免苏联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所以一直不应允金日成的请求。但美国的政策后来发生了某些变化,美国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支援欧洲,对亚洲包括台湾、韩国的事务显示出不以为然的轻视,由此斯大林最后同意了金日成的统一计划。金日成统治的朝鲜军队在三八线一带一直与南朝鲜军队发生摩擦,事端总是不断,都已成习惯了。金日成统治朝鲜后,急欲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常派人或亲自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帮助朝鲜的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爽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把四野中经过战争历练的骁勇善战的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三个师一并划拨给了金日成,纳入朝鲜人民军。从此,兵强马壮的金日成信心满满,决心在统一朝鲜的战争中先发制人,把李承晚打个措手不及、落花流水。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金日成命令朝鲜人民军以希特勒的闪电战方式万箭齐发,倾巢而出,立即踏过三八线,几乎没费什么力便很快拿下了韩国首都汉城,之后一路高歌地向南隆隆挺进。李承晚政府及其韩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都被赶到韩国最南端的釜山一线,眼看着就要被赶到海里去了。在这万分危机的情况下,国际舆论对金日成的侵略行为作出了异口同声的谴责,联合国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并立即作出了义正词严的决议,严厉谴责金日成的侵略行为,并授权组成以美国为领导的联合国军,16个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部队参与到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战争中去。联合国军总司令由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麦克阿瑟立即调兵遣将,首先从银川登入,掐断了向南推进的共军退路,打破了共军进攻的态势,不久就夺回了汉城。并由三八线一路向北推进,不久就占领了平壤,北韩军队都撤至新义州一线,靠近鸭绿江,似乎很快就要被赶到鸭绿江里面喂鱼去了。在此紧要关头,应金日成如丧考妣的连连哀求,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但抗美援朝得出师有名。到底用什么名义好呢?毛泽东为此茶饭无心、夜不成寐,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绞尽脑汁怎么也编不出一个像样的词汇,在琢磨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好词:保家卫国,虽然实际上保的是金日成的家,卫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包括林彪在内的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赞成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一意孤行地坚持出兵朝鲜,立即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改换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做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志愿军集结于辽宁省丹东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嘹亮的歌曲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几乎是人人传唱,耳熟能详。




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抗议、批评与指责。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作出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是破坏人类文明准则的侵略行为。面对全世界的正义声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仍然我行我素,把三、四百万之众的中华儿女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战场与联合国军进行不义之战,以至于中国军人阵亡达百万之众,伤残者与死亡人数相差无几。抗美援朝导致中国大陆闭关锁国,自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长达三十年之久,这是一个结果;另一个结果就是,自今仍然持续的金家王朝的世袭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第三个结果是,毛泽东利用抗美援朝的不义之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把所有滞留于大陆的国军将士都予以残害、枪杀,无辜死亡的人数起码有二、三百万,甚至更多,具体的无辜死亡人数只能留待所有的镇反档案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之时,方可以得到准确的详实的数据。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朝鲜战争的发起者是金日成,斯大林是其支持者,毛泽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帮凶。毛泽东后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的很不对劲,不得不承认抗美援朝很可能是错误的。但中共至今不说那一场牺牲了百万中华儿女的不义之仗是错误的,是与人类文明正相反对的可耻的罪恶。尽管中共揣着明白装糊涂,完全知道抗美援朝从本质到形式、从里到外、彻头彻尾地是荒唐的、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是有极大的负面价值的,但中共就是坚决地不予公开承认,坚决不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广大民众,还是老生常谈地讲他那一套讲了几十年的不真实的信息。用假象来代替真相。真实都被遮蔽了,真实的反面-------虚假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历史舞台,以所谓革命、人民、政治正确等名义占领了一切的空间和时间,形成了谎言就是真理的荒谬绝伦之局面。




4、运用正确的信息




1)、应当允许所谓错误言论的存在


不允许错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正确,因为正确是在与错误的鉴别、比较、争论、交锋中才逐渐地显示出来的。换言之,没有错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正确。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在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则是正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看来当时所认为的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错误,而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发表了正确的言论、正确的看法;当时看起来是正确的并且是毋庸置疑地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再看则是错误的并且是完全彻底地错误的。由此可见,正确与错误都得经过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而后为人们所认定。




中国大陆的近代史贯穿着暴力革命的罪行,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所从事的大规模的阶级灭绝行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都属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希特勒所搞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具有同等的性质,只是毛泽东所搞的阶级灭绝远远地胜于希特勒所搞的种族灭绝的程度。希特勒以最后解决的方式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毛泽东的阶级灭绝大约残杀了希特勒残杀人数的十至十五倍。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建政后迄今为止,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八千万至一亿人之多,就杀戮人数来讲,毛泽东是首屈一指的,也无人能比。希特勒不能比,斯大林不能比,秦始皇更是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毛泽东由于篡夺了中国大陆的全国政权,便自命为伟大光荣正确,其所作的一切都毋庸置疑地绝对正确。倘若有任何怀疑者,更不用说反对者,便立即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遭到枪杀。所以毛泽东的正确不过是枪杆子的正确,是刀把子的正确,是以国家暴力做为后盾的正确,是强权就是真理的正确,是蛮横霸道、恬不知耻、无耻之尤的正确。任何以国家暴力做为后盾的正确,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的宇宙真理,都是貌似真理的横行无忌的强权,都是极权专制主义肆意张扬的社会强奸,都是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犯罪,都是本质上的以及其形式上的完全彻底的邪恶、罪恶。原本的邪恶却偏偏要以正确的面貌出现,原本的罪恶却偏偏要以解放者的面目招摇惑众,这就势必造成人世间的重大劫难。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横扫一切,不但砸烂了五千年的华夏文化,而且毁灭了中国人民的淳朴民风、优良道德,而且以卑鄙下流的手段封杀了中国人民对善良的信心、信念、信仰,全面地释放出党文化如狼似虎的兽性主义,泯灭人性的群魔乱舞盛极一时,在中国大陆导演出无穷无尽的惨不忍睹的血泪悲剧、人祸和灾难。文革的发端可以一直往前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文革的初级版;中共建政之后不久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隐藏着文革的惊人密码;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文革中形形色色的整人害人坑人之方式,都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抓叛徒、揪特务等残忍暴虐之手段;文革的根子可以一直挖到毛泽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红军内部所搞的抓AB团等肃反运动,捕风捉影、严刑逼供、肆意栽赃、嫁祸于人、滥杀无辜,成建制的红军一批批地走上刑场,被同样的红军连绵不绝地枪杀,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简直匪夷所思、荒谬绝伦,天地为之变色,江河为之血流。毛泽东是残杀写出《野百合花》反映延安不正之风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的凶手,是血腥土改、按比例杀人镇反的恶魔,是反右的阳谋家,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总导演。毛泽东是中国大陆一切冤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一生,是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以致无穷、祸国殃民,导致天下大乱的毁灭大王的一生。




依靠权力自我认定的正确,向来是错误的源泉,是罪恶的渊薮。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非法获得的权力自我认定的正确是根本靠不住的,是必须予以深刻地怀疑的,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罪恶的。


为了所谓的正确而不允许所谓错误的言论生成和发展,是不能不打上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不允许所谓错误言论存在的所谓的正确,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这种正确是自我标榜、自我认定的,是独裁专制的,是不能算数的。正像在自然界里既可以有高耸云天的树木,也可以有遍地生长的小草。如果高耸云天的树木不允许青青芳草的存在,显然是违背自然界规律的;在百花园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不能认为只有一种色彩是正确的、是唯一的存在,而其他的色彩则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蛮横霸道。也就是说所有的色彩都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包括白色、黑色等各种色彩,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同时并存的。不能因为一种色彩明亮而抹杀其他色彩的存在,每一种色彩在自然界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应作如是观。




2)、不同的思想观点应该并存


不能因为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就否定并取缔其他不同的观点,就武断地认定其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即便是不同的哪怕是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允许其存在。不允许不同于自己的观点的其他观点的存在,是很不客观的,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本真就是强词夺理的,是必然形成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荒凉、空白之局面的。这,完全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应有准则。人类文明的应有准则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要用我的生命扞卫你说话的权利”!哪怕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允许你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所谓错误的观点表达出来之后,表达者不受任何歧视、藐视、仇视,更没有被排斥、打击、蹂躏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但正确的思想可以存在,即便错误的思想也可以存在。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观点,不管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可以引起探讨、争论、激辩、批评等。




3)、思想只能用思想的方式去解决


思想观念必须以讨论、商榷、辩论、交锋等和平的方式予以批评、判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必须经受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思想只能用思想的途径去解决,言论只能用言论的方法来评判,批判的武器决不能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决不能用组织处理、群众大批判、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戴高帽游街示众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等方式来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所谓错误的意见,不应采取封堵、屏蔽的方式,而要采取规劝、说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以使错误观点的市场越来越小、乃至不起作用,最后自我消解。在所有的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观点都能够充分表达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可以从中提高认识、明确是非。即便错误的观点也可以拥有表达的条件、可能和希望,只不过错误观点的市场在讨论和交锋中必然自我缩小,乃至偃旗息鼓,正确的观点在讨论和交锋中就会越辩越明而逐渐地直至普遍地为人所接受。试问,既然正确的言论可以为人们所知晓、所接受,那么错误的言论为什么不可以为人所了解呢?因为了解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走向正确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说,倘若要建立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那就一定要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蜂拥而出,那就一定要允许不同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方法的并存。




4)、谁都不能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但谁都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权利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由谁来评定正确与错误?有权者可以评定,无权者也可以评定;有偏见的人可以评定,无偏见的人更可以评定;信息不灵通的人可以评定,信息灵通的人更可以评定。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之情况下,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都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权利。如果问,到底谁最应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可以认为,作为肉身的世人谁都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既然如此,看起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的只有一个了,那就是上帝。因而我们就只能把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别无选择地交付给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了。只有上帝来评定正确与错误,才算是适得其所、恰如其分、众望所归的,才是不偏不倚、公平正义的最后审判。但上帝在哪里?上帝是灵魂。灵魂是上帝。上帝在心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立场、观点、理解、学识、经验、才能等等对于任何问题、任何事务进行正确与错误的评定。简言之,你认为一个说法是正确的,我却可能认为是错误的;他认定某种思想是错误的,我可能认为正好相反。每个人对某件事、某个想法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还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各种各样的说法、观点、不同的议论,乃至七嘴八舌、议论纷纭,都是波澜不惊、见惯不怪的了,再也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为正常的了。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强求一律,绝对统一,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提出反对意见。所有的不同的反对的意见,都一概地被蛮横霸道地认定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合理的了。为了改变这种极不理想的状况,我们就必须允许、提倡、鼓励所有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表达是人之为人的天赋人权。言为心声的自由表达,实乃天经地义的堂堂正正之人权。凭什么不让人自由地表达、凭什么阻止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




4)、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破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并彻底甩掉言论不自由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之枷锁


在中国大陆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现行条件下,在信息封锁、思想禁锢、舆论一律的严酷状态下,中国人民必须实行绝地反击,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大的勇气,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扞卫属于自己不容忽视、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大陆,主要表现在不同意、不赞成的自由,表现在可以反对的自由。也就是说言论自由是提出批评意见、表达不同立场的自由。任何夸大其词、胡编乱造的歌功颂德,任何摇尾乞怜、顺风朝屁的献媚邀宠,任何为权力者的邪恶罪恶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寻找似是而非之根据的乔装打扮,都肯定不是言论自由。




中国大陆必须逐步地、尽快地、全面地实现言论自由,必须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打破极权专制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必须刻不容缓地、大胆无畏地取缔造成言论不自由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积重难返的、冠冕堂皇的束缚、限定、栅栏、障碍等等。让封杀言论自由的一切教条、秘密、规定等统统地见鬼去吧。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甩掉言论不自由的大大小小的枷锁,彻底地告别扼杀言论自由的共产文字狱。




5)、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实行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我们一定要实现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所谓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是,言论没有限定、没有阻碍、没有屏蔽、没有垄断,任何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任何人都可以对自己关心的社会事务发表批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言论自由都不可以,都还差值得补足、值得完善的那么一点;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不仅是我们不屈不挠地拼力追求的伟大理想,而且更应该是我们锲而不舍地予以实现的活生生的现实景象。


中国大陆的现实与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实事求是地说还相差个十万八千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华盛顿的漫漫距离,必须要跨越浩瀚无际的惊涛骇浪的太平洋,是比以往的长征还要更加艰苦卓绝、更加腥风血雨,需要我们进行更大规模的超凡脱俗的史无前例的一次新的长征,还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一步一个脚印地爬雪山、过草地,力拔山兮气盖世地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填平被极权专制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深不可测的陷阱和沼泽,需要我们寻找破除网络防火墙的自由门和无界网络等追求言论自由之利器 、之软件,如此我们就可以在信息自由的汪洋大海里勇于搏击、扬帆远航,进入到言论自由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民现实的言论自由程度恐怕只是达到了百分之十左右,甚至还不到百分之十,只是在一位数之内来回晃荡、徘徊不定,连两位数都还没有达到。与其说言论自由,莫不如说言论不自由更为恰当一些、也更加符合实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样,言论从来就没有自由过,更谈不上子虚乌有的充分自由了。直到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中国人还匮乏百分之九十多的言论自由。就言论自由度排比而言,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报道,在全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大陆位于倒数第五名。这样铁板钉钉的现实是极为可悲的,也是极其耻的。每一个关心中国大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有识之士对此决不能无动于衷,肯定是感慨万端的,也是一定要竭尽全力以各种方式改变此种惨不忍睹的恶劣、荒唐、不堪之局面的。我们决不能再让言论不自由的状况继续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了,一定要彻底翻转这种可怜、卑微、可耻之排名,一定要在尽短的时间内把倒数的世界排名提到最起码让人看得过去也让人比较认可的位置上来。如果在言论自由度方面可以打入世界一百名以内,中国大陆就算是初战告捷了,也算是取得应有的进步了。如果能够继续推进,即把言论自由进一步靠前,能达到三-----五十名之间的位置,就为今后的某一天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打下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再做以更多更大的坚忍不拔之努力,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这一目标就一定会达到,也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各种各样的封条、口罩、大力胶、由一党专政的红色意识形态所生成的形形色色的严格的政治规定、要求、纪律等把中国人民的自由之口都给封得死死的,简直是一口活气也透不出来,中国人都被弄成了会说话的哑巴了。十四亿中国人民在极权专制主义的重压下,一个个都不能说话,也不敢说话,都不能就公共事务等方面发表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更谈不上提出不同的反对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了。


每一个有良知、有人性的中国人,面对这一如此不堪的情状,都应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斥责与抗争,都应该而且必须力争打破并改变此种惨不忍睹的非人之局面。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发声,就是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事业贡献力量,就是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添砖加瓦。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发出一声言论自由的呐喊,都是为中国大陆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加油鼓劲。




5、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




几十年来的党姓媒体都不能发布真实的客观信息,正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的可能或必然就没有什么是真的了。党姓媒体向来是搞所谓的宣传的。宣传是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特色。宣传通常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夸大其词的带有强制性的灌输。正因如此,宣传也被认为是谎言的传播和扩散。希特勒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可谓是从事宣传的行家里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是纳粹所向披靡的宣传取胜的至高法宝。苏俄的宣传攻势也堪称一绝,算得上是纳粹的先师了。凡是不利于苏俄的信息一概屏蔽,凡是有利于苏俄的信息则是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地反复宣传。苏俄的宣传套路一点不落地复制到中国大陆,不差分毫地克隆在中共的宣传上。其结果是,凡是不利于中共的信息,都要被封锁、屏蔽、取缔、灭杀;凡是有利于中共的信息,则是大规模地、广泛地、兴师动众地、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广而告之,生怕别人不知道、不了解,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深入而广泛地宣讲。宣传什么,什么就好得不得了,不是人间最好的,也肯定是世界第一的了。宣传某个人是英雄,那么他就必定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没有任何毛病、瑕疵和不足,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从来都是为他人着想,为人民利益打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实乃神仙也。是人乎?非人乎?




把肉身凡胎的人肆意拔高并吹捧成超凡入圣的人物,不免失真,过于美化、装潢、修饰,刻意营造的假象,比比皆是,既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又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既承受不住人们的仔细分析,又招架不住人们的逻辑推理。为了适应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英雄事迹、形象及其精神。与其说他们是英雄,莫不如说是被精心打扮起来的欺骗的幌子;与其说是英雄事迹,莫不如说是玩弄笔墨的御用文人头脑中肆意编造的主观臆想;与其说是英雄精神,莫不如说是谎言流布的恬不知耻,是撒谎不脸红、欺骗受表彰的邪恶,是罪恶时代的肆意渲染。如果能够追根究底的话,曾经风靡一时的所谓英雄有哪一个算是可以为人们永远铭记的真正的英雄呢?应该说,党姓媒体上的英雄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中华民族的楷模的。但是,被当时的历史铁板钉钉地认定为不可饶恕的罪大恶极的罪犯---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王申酉等,则确确实实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气壮山河的浩气永存的英雄。在整个社会都匍匐在毛泽东至高无上皇权淫威的脚下时,他们都以平凡的微弱身躯站起来一个个不屈不挠的大写之人;在所有人都众志成城地谎话连篇、自鸣得意地脑残之际,只有他们还尚存清醒的头脑并直抒胸臆地表达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在全国都陷入癫狂痴迷、滑稽可笑之状态时,只有他们能够游离于荒诞之外,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冷静地剖析天下大乱的来龙去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非人时代,他们振聋发聩的理想竟是普普通通的人说人话,人办人事;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社会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正常”两个字而已。即便是如此卑微的要求,他们也要付出人世间只有一次生命的惨重代价。试问,这个社会竟堕落成什么样子、竟卑贱到何种难以理喻的程度、竟龌蹉到何等惨绝人寰的地步?破除一个时代的谎言,都需要献出难以计数的无穷无尽的血和泪;恢复一个真实的道理,都得需要付出一颗颗聪明的头颅、一个个青春洋溢的身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罄竹难书的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吃人不眨眼的恶魔社会?中华民族灿若光华的智慧,怎么竟被蒙昧主义的黑暗一股脑地全部击碎?一切如花似玉的美好祈愿、希望和畅想,怎么竟被无耻的下流的丑陋的权力魔爪所蹂躏、所挤压、所撕碎。这,究竟是何道理?




在谎言流布的社会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喝着狼奶慢慢地长大了。狼奶就是失真的信息,失真的信息就是谎言。谎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成百万上千万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大中小学的文科教学书里到处都是党文化的狼奶。为了避免并杜绝狼奶继续喂养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绝对有必要再一次提出一个令笔者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能梦想成真的建议,这就是:”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笔者第一次以“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为题写出的文章是在2003年。此篇文章竟成为笔者七十七篇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之一而被中共判刑七年并附加刑剥权期三年。笔者不但十多年前如此这般地强烈要求,而且至今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要求“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谎言无论如何都是要修改的,更何况教科书里的谎言呢?因为这么做是有益于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是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要求的,是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更是正义的。笔者十多年前第一次提出的“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连同笔者强烈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七十七篇所谓有问题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证”文章,连错都没有,更何谈莫名其妙的犯罪?简直颠倒黑白、荒谬绝伦?!即便犯下中共所认定的所谓“煽颠罪”,笔者仍然秉持永远摧不垮打不烂的民主自由之理念,故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修改所有不真实的历史,改变所有不正义的邪恶罪恶,以恢复一切的真实、真相。不要再继续肆意妄为地浪费学生们的大好光阴了,让学生们学到真正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而不要再用假象蒙蔽和迷惑他们稚嫩的双眼和纯洁无暇的心灵了。




笔者之所以再一次提出“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就是要求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再喝狼奶了,都不要再受到党文化的病毒感染了。要去除谎言,恢复真实、真相,以利于祖国的花朵都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之谓也。“修改教科书里面的一切谎言”,就是要把以前没有讲清楚讲明白的问题都要统统地讲清楚讲明白,一点也不要含糊,一点也不要遗漏。比如要讲清楚土改的问题,镇反的问题,还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六四、取缔法轮功等政治运动。这些以前在教科书里都语焉不详、不清不楚的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都要解释清楚。一定要解决教科书上难以自圆其说、更无法回答的一切问题。现在的大学、中学的教师都很尴尬,比如政治经济学里所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老师们面对学生们的尖锐提问,常常弄得无所措手足,六神无主,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把资本家和工人的劳动平等地看待,极大地忽视了资本家的资金投入、生产管理、调配资源、开拓市场等知识、智慧、能力、才华乃至天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资本家的劳动等同于工人的劳动,把资产阶级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伟大作用都统统地予以抹杀。如此等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都是不符合现时代的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的,都是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贫穷落后存有巨大差距的。社会的实际发展和进步与教科书上的教条规定是相距甚远的,也是解释不了的。鸵鸟一般的理论教条对学生们汲取知识必将带来相当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和不良作用,是极其有害于学生们的智力开发的。




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绝不仅仅是几本教科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而构成了对于全体民众的浓重的深度的污染;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若干代中国人的问题,是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无穷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漠不关心教科书上的一切谎言,还是让陈腐的教条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兴风作浪,继续毒害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求知若渴的青年,用党文化的狼奶继续喂养着金色年华的青少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激浊扬清、扫荡障碍、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清静之地的历史任务在我们的手中就没有完成,取缔谎言、恢复真实的神圣使命就算是完全地落了空。倘若如此,中华民族的悲剧还会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人祸还会有理由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中间连绵不断地生成和发展,以往的灾难还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灾难,现实的灾难也会顺理成章地变成未来的灾难。难道说,中国人民就是天生的倒霉蛋,总是要在悲剧、人祸、灾难中间来来回回地打转转,总是要像学生们逃离不了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那样地走不出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陷阱吗?




6、在信息社会,信息发挥主导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




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引导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的重要的决定性力量。任何否定知识、忽视知识的表现和作为都是与信息时代的本质格格不入的。知识的价值应该而且必须受到应有的极大的尊重。信息时代必须彻底铲除否定知识、藐视知识的蒙昧主义。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信息时代是知识分子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是知识分子引导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时代,是知识分子成为领导阶级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是领导阶级。




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当做必欲斩尽杀绝的仇敌来看待和对待的毛泽东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整死了千百万中华民族的至高无价之瑰宝-------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已然全军覆没。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中国大陆百业萧条,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荒凉苍白,委实不忍睹目,一言难尽也!


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社会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历史不会也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怎么高估,恐怕都不为过。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是引导社会进步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是知识分子忽略自己的本质、漠视自己的作用、贬低自己的价值的极不负责之表现,是整个社会无可逃脱的共同耻辱,是国家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浑浑噩噩、愚昧落后之标志。




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




在毛泽东统治的年代,社会上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臭老九”。这是用来称呼知识分子的专有词汇。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富反坏右”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的对象,“叛徒、特务、走资派”后来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专政、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于是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其底下,故此叫做“臭老九”。这顶“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之后一直摘不下来。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实行的是极其残忍、卑鄙、下流、无耻的愚民政策,用蒙昧主义否定、排斥并驱逐知识与智慧、能力与才华。“我是大老粗”成为无知无识的军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的口头禅,以此显示自己与社会时尚相一致的立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最起码的文明气息都没有,更把文化知识贬斥得一文不值、一塌糊涂,完全颠倒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耕读传家、知书达理的优良传统,真乃四六不懂、混账透顶。毛泽东统治的社会,“读书无用论”一直风行于世、长盛不衰,充分彰显了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仇视人类文明及其成果的阴暗、龌蹉之心理,也毫无遗漏地显示出共产革命毁灭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不是历史反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不是坏分子,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走白专道路,就是举白旗等,总之都被边缘化了,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永远不能抬起头来的贱民了。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之所以把知识分子贬斥为“臭老九”,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知识分子讲道理,善于分析,能够分辨是非,能够看出痞子阿飞的猫腻,而毛泽东向来胡搅蛮缠,硬把不是当理说,敢于撒谎而且也善于撒谎,敢于不要脸而且也善于不要脸,所以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几乎没有遗漏地把知识分子都当做了主要的运动员,把中国知识分子都运动得浑身散了架,真是“偌大的中国,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却把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典籍一概地称之为“封资修”的黑货而统统地扫地出门、统统地予以焚毁。焚烧书籍的浓浓的黑烟遮天蔽日,覆盖了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也熏黑了每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每一颗嗷嗷待哺的心灵。


与其有知识,莫不如没有知识,因为知识就是罪恶;与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莫不如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老粗,因为大老粗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令人羡慕,受到青睐,为人们所信任,是值得骄傲的革命大草包。知识只能受到歧视、蔑视、鄙视、仇视,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除了戴高帽游街示众或被批斗并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外,就是被逼得拿起扫帚去打扫厕所,或挎起粪筐沿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捡拾驴粪蛋去了。




知识被贬得一文不值,知识分子被贬得斯文扫地。毛泽东的政策就是要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行完全彻底之改造,以使之从根本上脱胎换骨,这就是:知识必须转换成无知,独立必须转换成依附,自由必须转换成听话,不听话是绝对不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价值的。正因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被普遍地边缘化,无知统治了知识,野蛮战胜了文明,无能取代了能力。招摇过市、耀武扬威、无所不能的蒙昧主义却主宰了中国大陆的一切领域、一切事业,由此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与世界文明的差距越来越远,乃至于天壤之别,这,就是把中国知识分子当做“臭老九”的惨痛代价。


贬低知识、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人类自我贬低乃至动物化的表现,是社会文明水准极大地降低,是荒谬绝伦的极端野蛮之所为,是咎由自取的必然落后与贫穷,是中华民族堕入茫茫黑暗的全面自杀。中国大陆之所以人均收入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一直徘徊在一百位左右,与毛泽东长期排斥并打压知识分子并使之成为“臭老九”紧密相关。


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知识分子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知识是第一位的。没有知识,必将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社会逐渐开始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知识分子由过去“臭老九”的贱民地位,逐步地向着比较正常的人的地位靠拢、迈进。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以邓小平为实际掌门人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口号。中共中央随后明确地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似乎前所未有地、郑重其事地开始像模像样地重视知识分子了,因为中共长期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现在把知识分子一下子抬高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岂不是皇恩浩荡?原先把知识分子都边缘化,都贬斥得无以复加,都成为“臭老九”了,如今把知识分子提高到所谓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的了。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地位无论如何都是提高了的。这当然不能否认。但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仍然没有表达出知识分子的本质价值,仍然与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地位还有极大的差距。与其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莫不如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贬低、压制与污蔑,是以蒙昧主义的极端无耻的说词对于知识固有价值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践踏。




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又何必费劲巴力地钻研学问,思考问题,甚至“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呢?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又何必经常不断地往图书馆里面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呢?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够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了真理不屈不挠、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呢?


读书学习的与不怎么读书学习的,甚至根本不读书的,又如何可以相提并论呢?钻研学问的与不钻研学问的,又怎么能够搅合在一起呢?从事脑力工作的、勤于思考的、做精神创造的与单纯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又怎么能够混为一谈的呢?故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是“臭老九”变形了的、隐晦了的另一种说法,仍然是“读书无用论”或斯文扫地的变种罢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甚至连几百年前的培根都赶不上。培根毕竟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毛泽东从来都是敌视、痛恨、打击、围剿、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手段极其卑劣、下流、无耻、残忍,仿佛不斩尽杀绝知识分子,就达到不了毛泽东这个痞子加瘪三的革命目的似的。邓小平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是半斤对八两,只不过后来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煞有介事地把“臭老九”换成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说。中国的共产革命之历史,是利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利用和改造是阶段性的,是权宜之计,而改造知识分子则一直是中共保持不变的野蛮政策。


应该清楚的是,没有知识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文明。藐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发展和进步就必然没有希望,也没有前途;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意味着重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故此必须坚决彻底地废弃中共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极不恰当、极不合理,甚至是极为缺德的蒙昧主义口号。一定要改弦更张地把知识和知识分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上来重视、来考虑、来对待。


以知识改造蒙昧、野蛮,以良知战胜毫无底线的缺德,以正义做为高高飘扬的旗帜,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正在来临。




知识分子必须担当起历史进步的重大责任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有才华、有智慧的知识分子,需要是非分明、热爱正义、追求正义、扞卫正义并实现正义的知识分子,需要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作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对社会事务提出自己独立见解、表达不同意见、提出尖锐批评,从而以知识和智慧积极推动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必须拥有自己就公共事务表态、议论、挑剔、批评的立场,此即知识分子之立场;应该而且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超凡脱俗之见解,既不受时尚的风潮所左右,又不为赫赫权柄的威力所驱使,更不被金钱的诱惑所腐蚀。知识分子的见解应当是卓尔不群、非同凡响、出类拔萃的,而决不能平庸无为、人云亦云、随风唱影。要像屈原所说的那样“众人皆醉我独醒”。面对世风日下的滚滚红尘,知识分子要以深思熟虑的理性判断,坚守自己不屈的信念,即使被裹挟、被冲刷、被击打,也要毫不动摇地成为傲然于世的中流砥柱,此即知识分子之见解;应该而且必须秉持自己的追求真理、扞卫正义之本质。破除假象的迷雾,大义凛然地寻求真实、真相,要揭示一切的谎言、刺穿所有的虚伪面具,以扞卫正义为旨归,此即知识分子之本质;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以知识启迪愚昧的头脑,以真实的信息取缔虚假的信息,以人性驱逐积重难返的兽性,以良知克服恶行,以有道罚无道,以正义消除邪恶、罪恶。知识分子必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批判的武器,对准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不正义的存在,口诛笔伐、嬉笑怒骂皆文章。知识分子必须勇于担当,这就是:任何的不公、不正、不义都与其必须担负的重大职责紧密相关,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逃离不了对此所应负有的不可推诿的道义之责任。社会的邪恶,乃是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针锋相对、坚决彻底地批判与斗争的;社会的罪恶,乃是知识分子必须全力以赴地、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铲除、予以歼灭的。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问题、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问题,国计民生的问题等等,都是知识分子所密切关注、必须解剖麻雀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的广泛领域。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必须起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根本起不到的说服、劝导、引领之作用,以彰显其非凡之价值,以表现其独特之意义。




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




在信息革命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能力、才华、知识、智慧乃至天才应该、可以而且能够前所未有地发挥出主要的重要的关键之作用,作为这些高贵禀赋之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必须发挥其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里,毫无疑义地可以认定: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


不但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即便在以往的工业社会里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里,知识分子也理所当然地担当起领导阶级的应有作用,因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从社会的发展来看,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是从来不可缺少的,知识分子做出的历史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工业革命的迅速兴起与蓬勃发展,都有赖于知识与能力的充分运用,都有赖于知识分子的才华与智慧的介入、引导、指挥。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角色。农业生产的进步也得需要知识分子的引领、指导。这就是说,无论农业还是工业亦或是商业,无论生产还是生活亦或是文化活动,所有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都得需要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知识、智慧、能力、才华等所有的聪明才智来予以推动、推广。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否定的,是必须予以承认的。




忽视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阶级的应有地位,藐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所应起到的主导作用,无视知识分子对于推动各项事业的进步能够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是社会停滞不前、国家不能正常发展、人民普遍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是蒙昧主义否定并取缔知识与智慧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是令人扼腕兴叹的惨不忍睹的风雪弥漫的血泪滔滔的历史之迷途,是不应该发生的但却是活生生地发生了的莫大悲剧。埋葬知识,我们所能获得的只能是野蛮、愚昧、无知、无耻、下流;排斥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大老粗就神气活现地登上了不应占据的历史舞台,大脑贫乏四肢发达的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就成为把历史大踏步地拉向后退的主力军。如此一来,本应搞好的事业根本就搞不好,一切都搞成了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一无所成,正常的社会秩序都被颠倒了被打乱了,黑白混淆、是非不明,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蛮横霸道、强词夺理。枪杆子耀武扬威,笔杆子默默饮泣。一个实行暴力的丛林法则的时代,注定是一个否定并藐视知识的读书无用论的可耻时代;一个排斥知识分子并使之边缘化、贱民化的社会,是一个硬把不是当理说、胡搅蛮缠、以无知无识的野蛮标新立异而为虎作伥为非作歹埋葬文明的下流社会。此种状态绝非正常,绝不合理,绝不是我们的应有选择,而是被肆意强加的悲惨的历史和现实,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完全彻底地改变。不改变此种可悲可耻可怜之情状,我们何以为人、何以为现代文明人、何以为现代文明的中国人?




没有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阶级,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领导,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彻底失败的,所以,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必须予以明确地认定。不论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之定论,都应该是开宗明义的,更是雷打不动的,都必须是旗帜鲜明地、堂堂正正地予以确立的。




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不但要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以“臭老九”对待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的卑鄙无耻之政策,而且也要全方位地修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邓小平式的鼠目寸光的下流之定义。准确地说,就是要坚决地更正以往所有的共产革命之歧途,全面地扭转忽视知识分子应有作用的种种社会意识之错误,彻底地诀别一切否定知识、蔑视知识、排斥知识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是中国大陆社会正义转型的必不可少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解脱中华民族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的极其重要的关键的战略布局、战略思想以及战略行动,是中国人民尽其所能地消除无知的迷雾、愚氓而实事求是地恢复真实真相的艰苦卓绝的奋发有为;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具体的实际步骤,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大陆走向人类文明之林的卓然醒目的猎猎飘扬之彩旗,是吹响中国人民尊重、保护并弘扬人类文明的嘹亮无比的世纪号角;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就像春耕土地撒种子一样地把尊重知识的理念播撒进辽远的思想之大地,经过春风化雨的光合作用,必将呈现出五谷丰登的思想解放的大丰收。更加宽松的政治局面在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成为心向往之的现实,原有的和现实的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必然望风披靡、逃之夭夭、无影无踪,社会风尚必然从久已成习的野蛮状态迅速地转入以理服人的理性文明和谐之状态,社会的彻底变革将会由浅入深以点带面地形成星火燎原的大小气候,由此而带动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变革将会次第铺展开来,从思想意识到社会架构,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从道德到法律,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乃至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引发波澜不惊的和惊涛骇浪的令人欣喜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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