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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胜:“百家争鸣”其实是“百奴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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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3/2016 23:56: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易经》和诸子百家,都是围绕“王道”而展开的,绝无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性探索和发现,虽然偶有涉及到一些自然现象,那也仅是为了举证说明王道有多么符合宇宙真理、多么符合天意罢了。王道就是王权之道,也是强权之道,更是一种统治之术,治民之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安国兴邦”。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诸家,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概莫能外。他们并非出于人性、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研究探讨如何为生命谋幸福,而无一例外都是站在“王”的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治民统国”。
百家之言,皆是研讨如何驯服收拾那些“刁民百姓”来为我王服务,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统一。并且,他们将这样的立场和思想假借玄虚的道,用“道”的诡辩逻辑,将其篡改成“天意”的真理,并且在王权的推助下成了化育万民的中华文化。所以,《易经》和诸子百家毫无疑问就成了一种活生生活的奴隶文化,并且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举世壮观。这种奴隶文化得到各方诸侯王的赏识和推崇,于是,一时间就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盛况。由此,居然还被无数的后来者误当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言论自由的时代,思想爆炸时代。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百家争鸣”,好比就是一帮肉食者,在这个纷争的时期各自发明了很多吃人的方法,并且还互争高下,相互比拼谁吃的更残忍而不露声色,谁吃得更血腥而又显斯文,谁吃得更彻底而又不留痕迹……万万没想到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吃人方式在裹上“道”的外衣之后,居然真就被人们当作了“天意”。同时,还被当作一种无比高明的和伟大的思想理论得到了两千多年的传承,直到至今,依旧有众多人还想将它将继续传承下去。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绝对多数的被吃者们也能为此鼓掌欢呼,大叫“吃得好!吃得妙!”俨然被吃是一种何等骄傲与自豪之事!想想,这是需要如何高明的骗术和多么愚蠢的配合,才能达到这一完美的戏剧性效果?!
诸子百家的王道思想,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备的奴隶文化,它不仅能让智识阶层为当权者着想,而且还能让被统治者也为当权者着想,这是让统治者何等快活的事情?!全世界都没有的好事,而中华文化独有,这就是元清和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原因。可惜的是,统治者并不能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万寿无疆”,永远成为肉食者。一旦他们的权力旁落,那么他们的子孙一样会沦为奴隶,成为被吃的对象,并且也将被这种奴隶文化侵蚀到人格尽失、尽显愚蠢。
诸子百家在整个中国专制历史中,首当儒家儒学的吃人之术深受统治的青睐,其思想核心的“仁”不是理性的爱,也不是原始的善,而是一种虚伪的道德伦理观。“克己复礼”,克制天性自由,恪守周礼的等级规则,基本说的是吃人有吃人的规矩,被吃有被吃的规矩。一方面要求吃人者对被吃者保持必要的礼数,正如伊斯兰宰杀牛羊要念经赎罪一般;一方面也要求让被吃者要有奉献精神。这样一来,“天下归仁”,就和谐大同了。当然,吃人者是无需去多想为什么要吃人的,因为他们早已经认定这是天意,天生就该是吃人者。而被吃者,难免就会发问:这么痛,为嘛要吃我?所以孔子就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他们认识到被吃只是天意,而不能让他们知道更多的问题,否则,这人吃起来就很麻烦。愚民,这是吃人的最高境界,从智力上摧毁人的认知能力,甘愿为奴。以森严的等级制,不能让愚民认识到天意即是真理与正义,也不能认识到人是自由和平等的,那么,只好接受被吃的现实,最终变成甘愿被吃的奴隶。儒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谋划着吃人和被吃的法子,当然他们不会傻到自己也站到被吃者的行列里去。于是,他们就给自己的帮派定了个职称,叫“圣、贤、儒”,要求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意思儒门之人是通天意的。借此告知被吃者,我也和吃人者是一伙的,不要不把我当回事。信奉我有可能让你变成吃人者,于是就受到了众多被吃者的膜拜和推崇。同时也告诉吃人者,我和你是一伙的,别连我也给吃了去,否则我让被吃者吃你们,吓得吃人者赶紧优待优待。
站到吃人阶级立场的,不仅仅是儒家,而是诸子百家。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必定被吃者数量庞大,总有不服各种吃人法子的,不愿被吃,这使肉食者们感到颇为不爽和恼火。那么,除了手段最高的儒家吃人法,那就数法家吃人术了。法家的吃人方法很简单直接,那就是“弱民”采用强势政治文化,剥夺人的经济及部分人生自由,并施以严刑峻法。大抵上就是不让被吃者太强壮,施以武力威胁就能成为甘愿被吃的人,对于那些不受威吓的,不行就施以刑法,乱棒打死了吃肉酱。所以,商鞅在《弱民》中明确表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用心不可谓不歹毒,只可惜到最后他自己也被惠王给车裂,连同族人都被尽灭,给人分吃了去。
道家吃人法效果不大明显,虽不受吃人阶级所待见,但颇受被吃者的喜欢。因为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就是让被吃者只知道干活吃饭,无知无欲,和蠢猪一样,想吃就吃。和法家几乎一样,这还是弱民,只是没有法家的那份残暴。其实,道家意思就是不要把吃人搞得那么明显吓人,要学会骗着吃,把吃了人当作没吃人一样。为了在被吃时没那么痛苦和恐惧,所以被吃者们非常的感激道家,觉得老庄简直就是下凡的神仙爷爷。
诸子百家的吃人术可以说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几乎达到了无人不吃的地步,绝对称得上是肉食者们的完美思想套餐。这样,在肉食者们看来自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对于被吃者还是略显残酷与残忍。恰巧后来有了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中国虽然没有与统治政权有过多密切捆绑和联系,但对于被吃者的奴隶们,这却是莫大的福音。因为佛教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比之老庄的“有无”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非但如此,佛教还教会了人消极抵抗自我的恐惧意识,消灭自我意志的最好方法那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正义慈悲思想。并告诉人们,受苦受难是成佛的必经之路,你所看到的、想到的、经历的都是空的、假的。除此之外,佛教还给人以希望,告诉那些被吃者们,你们还有机会轮回到这个世间,努力修行,甚至还有可能转世成为吃人者的统治阶级。天哪,这太让中华的被吃者们所期待了,于是就义无反顾就信了佛。整天念些谁也搞不明白意思的佛经,讲些鬼都不信的玄异故事。在被吃的过程中,依旧活着的奴隶们就用佛教的法子,为自己那早已经死去的灵魂超度。超度的目的,仅仅是拿来欺骗自己,祈求自己的来生变为肉食者,去吃人,而不要被吃。
儒、释、道、法,最终成为我中华吃人文化的绝对宝典,也是世界人类奴隶文化集大成者。汉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化,最终就是把自己的民族驯服成全世界最乖巧的奴隶。胡人进来,元人进来,满人进来,开始他们只是征服者,没想过要成为永久的食人者?!只因为这儒、释、道、法所烹饪人肉的水准早已臻于极致化境,把人肉做成了绝世大餐和稀世美味,这些蛮子们根本经不起诱惑,最终也就沦为了吃人者。就是因为他们短暂的贪恋吃人的美味,而且其后代子孙又成了被吃者。这真是一个悲哀的结局!而我们的大汉民族呢,虽然他们是如此乖巧和驯服,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时期都是最为劣等的奴隶,他们也并不为此痛苦。他们饱受践踏与欺凌,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反过头依旧歌颂他们的元大人和满大人的文治武功,英雄盖世,圣恩浩荡......匍匐跪拜,山呼万岁!
在这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像我们大汉民族这样完美的奴隶呢?!,不可能找到,因为这是绝对独步天下的,是阿Q们赖以骄傲的:我们的祖宗,如何如何。要说奴隶的炮制手段,当数儒家最为经典。他们以“三纲五常”和“孝”的手段,可以让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是一块奴隶的好料子。从胎教开始,一动一踢就被母亲呵斥和吓唬,刚生下来就要被绑起来,说不绑不听话。稍有淘气,就拿最凶狠的事物来吓唬你:“再哭,再哭狼来了,把你拉去吃了”,“再闹,胡子来了,把你给抓了去”,“再调皮,就打手手”……稍有不顺就责怪孩子“不听话”、“没孝心”、“不懂事”……非但婴孩时期要遭受种种恐吓和责备,稍稍长大一点,父母兄长、亲戚长辈都要训以恭敬之言。诸如:长大了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听话顺从,等等。并且告诫“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不要“锋芒毕露”,要懂得“内敛”,“识时务”,等等。除了父母兄长,各类长辈的教诲,多不胜数。稍有不顺,轻则责其不孝子孙,重则责其离经叛道,更有极端的诅咒孩子天打雷劈的也大有人在。中国人从来不拒绝体罚孩子,而且还乐于体罚孩子,说什么这叫“家教严”。被打的孩子居然也不怨恨,还说都是为了我好。当然,实在不行也施以溺爱和还无原则的宠爱,无论是溺爱还是宠爱,其最终目的都是只要孩子听话、孝顺就好。这个国度和民族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父母和周遭成年人的友爱、平等和尊重,只有听话与顺从的威逼利诱。还未成年,父母就通过种种手段加血脉亲情的道德,草草绑架了孩子们的一生。早早就把自己的意愿和所希望的、所理想和所愿望的一切,都交给孩子们去承担。只要孩子们达了他们对于“孝顺”的要求,那么这个孩子也就不知不觉成了一个非常合格的奴隶。合格女奴隶就成为丈夫和家庭的奴隶,那么丈夫又是社会的奴隶,服从各个阶层的统治阶级。他们知道被吃奴隶的艰辛,所以就拼命的培养小奴隶,希望自己孩子成为更加吃苦耐劳、比自己更加优秀的奴隶,更加讨吃人阶级喜欢,最好莫过于能成为吃人的统治阶级。到此,我不由得佩服起孔孟这些老杂种的高明来,他们居然可以让奴隶们从怀胎开始,自觉的产出和培养小奴隶们,而且还能自觉考核验收。这是多么高明的手段才能达到的境界?!在他们的精心设计之下,我中华真正的实现了奴隶从生产、培养、验收一条龙的全自动化流水线,根本不需要统治阶级花任何成本和精力,真正的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省钱的绝佳效果。这实在比起西方发明的工业流水线更加具有科学性,并且更为精密和严格。所以,国人为此无论多么的骄傲和自豪,我都能完全的理解。因为,中华的奴隶文化绝对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现在孔子学院满世界开办,无异于就是在推销中国奴隶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我们国人也不思平等与自由,亦不管公平和正义,更不要人的基本尊严和生命幸福,依旧还沉浸于骄傲满满的奴隶文化。以成为被吃者而幸福,以成为吃人者为毕生追求。无论如何,只为了汉语吃人文化的万年不朽,只为了我们中华奴隶的自豪骄傲,他们毫不在乎代代为奴、万世为奴!

 楼主| 发表于 10/3/2016 23:59:36 | 显示全部楼层
你还在认为欧洲中世纪很黑暗吗?


    中国的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在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持续千年的中世纪,是蒙昧的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的文明才开始崛起,重现辉煌。而且,文艺复兴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它“反对神本主义、张扬人本主义”的结果。实质上文艺复兴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而是后来的宗教改革才纠正了人性方向,哪些人性需要解放,哪些人性需要被约束规范。中国人以“黑暗的中世纪”来抹黑基督教,极力吹捧文艺复兴,是受到前苏联官方伪历史学教条的误导,所以对中世纪的认识难免显得偏颇,甚至颠倒。一说起中世纪,总喜欢在前面加上一个“黑暗的”修饰语。似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世纪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世纪就是宗教迫害、审判异端、火刑世纪。在今天看来,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走向了极端,但平心而论,在人类的哪一个历史阶段又没有出现过极端呢?19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大革命,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哪一个不胜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极端呢?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弊端。对每一个时代,我们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而应该进行全面的审察与综合分析。当我们谈到中世纪的基督教不宽容迫害异教时,我们同时也应该想到它的知识积累、大学创立、教堂建设、城市扩张、草坪文化、建筑与绘画艺术等方方面面,以及人们在精神领域的纵深拓展。对照着今天的世界,完全有理由说,中世纪确实是信仰的世纪,是人们苦修精神之功的世纪。就人类心性的虔诚程度、内心的静穆程度,以及超然物外的灵性之境而言,说不定它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再现的黄金时期。

   如果只凭“中世纪”的火刑架就论断它为黑暗的,那19世纪的黑奴交易,20世纪的大屠杀、大清洗、内战、人为饥荒、反知运动等又该如何命名呢?与其他世纪全方位相比,其实“中世纪”也并没有黑到哪里去。有些人一味的抹黑中世纪,也许他们别有用心。常言道:贬低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就好像把那一千年贬得愈黑,就能为自己的黑找到某种开脱似的,或至少为自己的罪恶寻得某种释然之感。也许,他们一味强调别人的黑暗,是想突出自己的“光明”。有意夸大中世纪的黑暗程度,可能还不是一种学术错误,而是有意为之反基督教的一种政治阴谋。既然如此,那我们在言及中世纪时最好慎用“黑暗”二字,千万不要跟着起哄。

“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观点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抛弃了,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中世纪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发现,中世纪其实并不黑暗。西方学术界已经从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极端否定中, 从对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热烈赞美的激情中冷静下来, 开始了对中世纪文明客观理智的学术研究。于是,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见解已经瓦解了。西方学者已承认中世纪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尽管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一度在中世纪消亡,但中世纪的土壤中却萌生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籽。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信仰、生活方式等均自这块土壤中萌芽。可以说,没有中世纪的基督教,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斩断了中世纪与现代的根脉,现代西方文明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我国现行中学教科书《世界文化史》指出:“教会是中世纪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修道院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欧洲各地的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强调:中世纪基督教对文化和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人类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早期(公元500-1000年)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文化相融合,促成了欧洲的诞生;中世纪中期(1000-1300年)经济起飞,城市兴起,政治文化教育发达,300年间精彩迭现:中世纪晚期(1300-1500年)经过教廷分裂、英法百年战争、瘟疫流行等后,欧洲文化重新复兴,宗教革新、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依次出现,理性时代的近代欧洲呼之欲出。

    所谓“黑暗时代”,顶多可用来形容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年的前半段,即公元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大约500年,而且其含义是指光辉的古典文明彻底灭亡,发展水平很低的所谓“蛮族”入主这一地区,曾经繁华的城市、曾经拥有的和平和曾经灿烂的文化,为贫穷俭朴的乡村生活、蛮族之间的争战不休和广大人民的目不识丁所取代。在以后500年间,在“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文明之光就逐渐普照西欧,而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过是这一文明生长几百年之后的一大果实,正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是这一文明大树上长出的硕果一样。说到底,这些文明硕果,是不可能直接出自“黑暗”,或者直接从文化沙漠中生长出来的。

    美国历史学家哈斯金斯认为中世纪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时代,是十字军的时代、城镇兴起的时代、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形成的时代。12世纪罗马式建筑步入顶峰,哥特式建筑开始兴起,方言文学开始出现,拉丁古典著作、诗歌和罗马法走向复兴,吸收了阿拉伯人成就的希腊科学和大量希腊哲学得到了恢复,并且诞生了第一批欧洲大学。这就是继8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的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世纪本该是不容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普遍视中世纪为黑暗落后的时代,而对上述伟绩或予以否认,或不以为然,或讳莫如深。现代研究也表明15、16世纪发源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不是一蹴而就、没有源头的,中世纪没有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黑暗和停滞不前,而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也没有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恰恰是所谓黑暗的、沉沦的千年中世纪,才包含了大量形形色色的民族、制度、文化形态,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许多进程,蕴含了现代文明许多方面的起源。

   “黑暗时代”,最早是意大利人文学者彼得拉克在一三三〇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他以前的时代。“中世纪”这个词汇在拉丁文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十五世纪,所指的也是类似的时代。总之,两个词汇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概念,大致可以互换使用。这种概念,如同希腊罗马的“野蛮人”的概念一样,所揭示的不是对概念所指的现象的理解,而是不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往往把与自己不同、讲话听不懂的异族,都统称为“野蛮人”。至于这些“野蛮人”究竟如何生活、彼此有何异同,都不甚了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发现了古典文化,觉得自己获得了文化新生,于是,就把自己和古典之间的时代统统称为“黑暗时代”或“中世纪”。所谓“黑暗”所揭示的,恐怕更多的是这些人文学者们自己的两眼一抹黑,看不清那段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十九世纪的学者渐渐从这种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中走出、发现了中世纪文明的巨大成就后,“黑暗时代”慢慢被限定为“中世纪早期”,大致时限为公元三〇〇至一〇〇〇年。二十世纪,随着中世纪研究的突飞猛进,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黑暗时代”的概念几乎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3到7世纪)、“大移民时代”(300-700)等概念。前者着重于揭示罗马帝国的衰落,后者聚焦于日耳曼人的民族移动所产生的冲击。
 楼主| 发表于 10/4/2016 01:05:28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代欧洲与中国谁更专制更黑暗?
欧洲是“王在法下”,中国则是“法自君出”。

    对财权、军权的绝对控制,中国皇帝远胜中世纪欧洲国王

    近日,环球时报刊文《莫妖魔化中国古代制度》。文章称,中国古代王朝设有谏议、史官、科举等比较先进的制度,皇帝“并非绝对的独裁”;相比之下,欧洲王朝的独裁程度更高。揆诸史料,这篇文章的对比过于简单、片面,与事实相差甚远。

    中世纪欧洲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大多数时候为封建主义,后者则是专制主义。在5—13世纪,欧洲之国王和臣属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国王是贵族中的一员,要通过某种贵族会议共掌权力;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行使权力,在此范围之外,由各个封建领主全权管理。西欧很早就有制约王朝的机制,如英国在7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期,出现的“贤人会议”,拥有在国王之上的立法、审判等权力。13世纪后,王权扩张,建立起所谓“绝对君主专制”,但依旧要顾忌议会。

    反观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清朝灭亡,一直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全国设立郡县,统一选拔官员、征收赋税,一切大权操于皇帝之手。通常被认为能制约皇帝的相权、谏议权,因其权力本身就来自于皇权,所能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

    具体来说,西欧国王对国家有统治权,无所有权;而中国君主则两者兼而有之。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征税上。西欧国王要靠自己的收入,如王室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充当宫廷和整个政府的开销。当国王收入无法维持政府运行与国防开支,需要另行征税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如在英国,先后有御前会议、贵族大会议、国会;法国有三级会议等。

    但在中国,“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显然,百姓交税属天经地义,皇帝则能依据需要,随意开征新税,以至“急政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由于不掌握财权,古代欧洲国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拥有效命于自己的军队。在需要打仗的时候,国王往往需要依据封建契约,请贵族出兵,或向银行借款。1215年,英王约翰为应对战争,将贵族的“兵役免除税”增加了16倍,同时提高继承税,激起贵族联合反抗,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1688年,也就是中国的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此后国家财政权被全部置于议会掌握之下。


    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中世纪欧洲国王更无法与中国皇帝相比

    财权、军权之外,古代欧洲国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缺乏专制力量。最主要的干预力量来自教会。在“君权神授”的解释体系下,国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教会,从而使国王的合法性受制于教会。罗马教会对国王权力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当一种权威施以不公正时, 人们能去寻求另一种权威保护。所以古老的德国习惯法《萨克森明镜》说,上帝把两把剑留给世间。给教皇以精神之剑,给皇帝以世俗之剑。

    教权对王权的干预,首先表现在王权常常不得不寻求教权的支持。譬如,“征服者”威廉在进攻不列颠前,亲自从教皇手里接过一面旗帜,以示罗马教廷对此次军事行动的支持。黑斯廷战役后,约克大主教为威廉加冕,宣誓:“威廉保证维护教会的权力,并且持守良法以成为贤明之王。”

    其次,王权与教权也是在不断竞争之中。因争夺主教任命权的矛盾激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1076年,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也不甘示弱,开除亨利教籍,并废黜其王位,并号召德国人反对国王。丧失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终不得不向教皇求饶,身着平民衣服,在格里高利七世的住所外,迎着风雪站了三天三夜。获得接见后,亨利四世亲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恢复了自己的教籍。

    反观中国,所谓“儒学”,并无教会这般的政治实体力量,虽同样鼓吹“君权神授”,但儒学群体本身,并不掌控上述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权,事实上只能成为皇权专制的附庸。确立了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董仲舒,其大一统思想被汉武帝所赞赏,但其旨在约束皇权的“天谴论”则被武帝唾弃;甚至当董仲舒欲借宗庙发生大火为由,以“天意”批评皇权时,其本人也险些被武帝处死。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复观,也只能承认,“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但结果,专制政治的自身,只能为专制而专制,必彻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学所表现的理想。”在他看来,“在中国, 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可以与专制的政治势力作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争,所以最后只有全面性的农民暴动。”

    在中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代言人教皇册封国王乃是常态,反之,在中国,则是皇帝不断加封“意识形态”代言人孔子和孔子后人。何者在精神层面的专制程度更高,实一目了然。

    简言之,古代欧洲国王与中国皇帝的专制权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欧洲是“王在法下”,中国则是“法自君出”。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所有的君权都是有限的,没有一个国王能如中国皇帝那样,随意剥夺臣属的自由或土地。更没有一个欧洲国王,曾经实现过行政集权化与司法一体化。
 楼主| 发表于 10/4/2016 01: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几千年来,统治阶级都在愚民,最后的事实就是统治者的成功,他们成功的把民众变得很愚昧,因为民众愚昧让统治者们很放心,他们就可以任意操弄社会和国家。愚民可以稳定社会,而愚民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慢慢会整体的衰败,最后被别的国家轻而易举的攻陷。无论是后汉、南宋、清末皆是如此下场。

针对南京大屠杀,一个日本兵押成百上千的人去屠杀,居然没有反抗。普京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上的肯定会死,所以都不反抗。无论是不是普京说的,这叫什么聪明?俗话说:小聪明吃大亏,真正的聪明是智慧,智慧就是可以成就或成全的思想。大家都不想死,你要真聪明那就是活下来,可事实是不反抗最后全都完蛋了。有人冲上去,前面的固然会死,但后面的人可以活下来。死者将成为真正的英雄,被活着的祭奠,总比不反抗被屠杀都死了有价值吧。既然是聪明人,这么划算的事情为什么不干?!说到底还是蠢。不反抗这不叫聪明,是真正的愚蠢。“枪打出头鸟”,我们从小被父辈这样告诫,不要锋芒毕露,其实意思就是隐忍,不能真实表达自己,要学会伪装,首先装傻。其实不用装,中国人不但很傻,而且很蠢。南京大屠杀这种蠢,最大问题就是国人没有血性,长期被奴役,变的非常的软弱与顺从,而且没有是非判断能力。
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list/63620

就拿北京首都机场来说。过了安检在登机口等候区等候,只要工作人员往检票口一站,大部分人就哗的拥挤过去抢位排队,熙熙攘攘,极为嘈杂混乱。好多次,都没到登机时间,仅是工作人员就那么一站罢了,这些人就排了队,生怕落后。也有经常看到因插队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的情况。排队挤,检票挤,然后上了飞机找座位、放行礼又是一阵乱挤,下飞机也是挤,取行礼还是挤。事实上,登机时间是非常充分的,就算全是残疾人坐轮椅,都足以有序从容的登机。为什么非要挤呢?他们从来不去考虑。有人说中国人太多,人多指密度还是总量。挤一定是密度,要说人口密度我们不如新加坡和日本。其实,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没有正确判断,没有是非观念,没有节奏把握,真正的群羊现象。

还有在中国坐电梯也是一样,特别是北京首都机场T3的上下梯。一旦有飞机到达,电梯门口就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电梯进出只有一个口,要想走得快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先让里面的出来,外面的再进去。这样的围堵,不仅不会更快,反而更慢。这是常识。可我们的国民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了。这是无意识现象,无意识就是丧失是非判断能力(脑残),没有是非判断也就没有正确的行为方式,更没有好的社会环境。
发表于 10/4/2016 15: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既误解了中华古典文化精神,对西方文化精神与实质同样一知半解。就本质而言中西方文化并无实质区别,每当西方学习东方文化后,则西方超越东方,反之,每当东方认真学习西方后,则不可避免东方很可能也会超越西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最善于学习他国他族者必定最终胜出,这才是真理。
发表于 10/4/2016 15:28:25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不是将茅头对准真正的罪魁祸首中共专制暴政,主因是他不敢得罪当权犯罪集团,因此,他指桑骂槐将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替罪羊。
 楼主| 发表于 10/5/2016 05:22:22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民为贵,只不过是在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前提下,鼓吹君父仁义,爱民如子的说辞。如果把这种观点当作东方民主思想的渊源,那不仅幼稚,而且表明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彻底无知。帝王社会,以君为主,这是非常明确的,君主对民众的态度并不影响其人身依附的制度属性,不仅鼓吹民为贵与民主无关,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纳谏制度同样与民主无关,主权都在君主手中,这种主权是以军队暴力为基础而不是以民众授权为依据的,这种非契约的君臣关系是等级制度,不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上。而西方所说的民主,是建立在独立自由与平等基础上,不存在谁贵谁轻的人为划分,并且以独立的司法体系保障自由与平等,而不是听命于某个官员。

为何在华夏文化中不能孕育出民主制度呢?关键在于缺乏民主相关的思想,当儒家推崇仁义时,它已经默认了权力者的特权与优势地位是合理的,就承认了君臣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以官方礼教制度限制了民众自由。

儒文化中的人们之所以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作民主思想特征,是把掠夺者的态度当作恩惠,不重视个人意志自由的神圣性,反而追求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新儒家学者还有把民生改善当作民主,而那事实上只不过是唯物化的,追求实惠的犬儒苟且文化。因此,无论是权力者声称以民为本,还是某朝皇帝真正让利于民(比如汉文帝),都与民主无关,都只不过是低调的独裁。
 楼主| 发表于 10/7/2016 21:06:51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彻底清算儒家奴隶主义,才能把中国建成自由之国
2016-10-07 19:31阅读:220
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儒家认为,人生而不自由。这就是列于儒家《十三经》,被孔子称为“不学《诗》,无以言”的《诗经》十六字真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可见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天下奴,天下人实为“人下人”――帝王的奴隶。这一逆天灭人的奴隶主义伦理,被儒家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天不变,道亦不变”。
  
儒家先把“天下人”贬为“人下人”,随后再指明出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儒家认为,全体天下人即“人下人”的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其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位极人臣”听起来荣耀之至,其实还是奴隶。
  
就其本质而言,分为“人上人”、“人下人”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隶,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则是帝王的奴隶。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人下人”,因此无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也只是相对的“人上人”。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只是从“奴下奴”变成“奴上奴”罢了。“大臣”不过是大奴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隶。因此“人上人”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掩盖真相,却自我吹嘘为“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不遮蔽事实,不掩盖真相,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
一、君子和小人
  
儒家不满足于把“奴上奴”婉称为“人上人”,把“奴下奴”婉称为“人下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对居于全体“人上人”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隶皆受奴役的专制主义真相,对居于全体“人下人”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由于天下皆奴,所以“小人”就是小臣、小奴。“小人”的真正对词并非“君子”,而是“大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等级高低。简而 言之,“君子”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小人”是为帝王“劳力”的低等奴隶。
  
帝王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奴役全体“劳力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劳心者”集团帮助他奴役天下,维持奴隶主义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儒家正是霸占“人上人”、“奴上奴”、“君子”的职业垄断集团。天下人要从“人下人”、“奴下奴”、“小人”升级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必须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熟读并信从儒家《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被奴隶主义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结果经营不善,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然而资产重组后,奴隶主义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汉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从此以后,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就业机会全归儒家。从此以后,《十三经》就成了天下人跻身“劳心者”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业。
  
儒家把儒家以外的全体“人下人”、“奴下奴”通统贬为“小人”,似乎一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不可能成为“小人”了。其实这又是颠倒黑白的“正名”:被儒家贬为“小人”者倒未必是小人,以“君子”自居的儒家中反而大多是小人。
  
非儒家的“小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不愿做奴才,不屑做“君子”。一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羡慕奴才特权,竭力跻身“君子”集团。前者实为大丈夫,后者才是真小人。
  
儒家“君子”也可分为两种:一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同时竭力否认,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是因为于己有利。一种并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但他非常明白,假装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正是因为于己有利。两者固然有真假道学之别:真道学并非真君子,而是真奴才;假道学是伪君子,但并非假奴才。然而一切奴才都不可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只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因而跻身“君子”集团但等级较低的奴上奴,无不在等级更高的奴上奴面前自称“小人”。
  
所谓“小人”,并非“人”的问题,而是奴的问题。卑鄙龌龊的“小人”行径,是奴才和渴望升级为奴才的奴隶的固有特征,是儒家奴隶主义教化天下的必然产物。仅仅批判“小人”和“小人”行径,而不批判制造“小人”且同样“小人”的儒家“君子”,无助于终结“小人”和“小人”行径。只有彻底批判儒家“君子”的奴隶主义,才能有效终结奴才、奴隶的“小人”行径。只要儒家“君子”的奴隶主义不被彻底消毒,“小人”和“小人”行径就不会绝迹。
二、有和无
  
儒家奴隶主义宣布,一旦“贵为天子”,就“富有四海”。天下人和天下物,都是僭号“天子”的独夫民贼的私产。因为“富有四海”,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朝代都可冠以“有”。汉朝叫“有汉一代”,唐朝叫“有唐一代”,宋朝叫“有宋一代”,明朝叫“有明一代”,清朝叫“有清一代”。但秦朝不叫“有秦一代”,因为寿命太短,仅“有”十四年。元朝也不叫“有元一代”,因为这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其大一统不仅包括全部中国“天下”,而且包括“天下”以外的许多地区,因此热衷于“夷夏之辨”的儒家不予承认。
  
或问:清朝也是异族入主中原,为何有资格叫“有清”?因为蒙元朝廷不雇佣儒家集团,把儒家集团贬为“九儒十丐”的臭老九,不让儒家“位极人臣”,于是欲做人上人、奴上奴而不得的儒家集团就动用“正名”利器,贬之为“夷”,不承认其为“夏”。而“以汉治汉”的满清朝廷雇佣儒家集团,于是做稳了人上人、奴上奴的儒家集团再次动用“正名”利器,宣布满清在种族上固然是“夷”,但文化上已归化为“夏”,“他大清”不妨称为“我大清”,也有资格谓之“有清”。
  
其实天下全归帝王所“有”,不归儒家所“有”,为何儒家喜欢说“有汉”、“有唐”、“有清”?因为这正是标准的奴才口吻。既然主子“有”,分得一杯羹的奴才当然与“有”荣焉。至于分不到羹的全体奴隶,只算一个“无”,也只有一个“无”。对天下奴隶而言,即使是本族主子,也依然不是“我大汉”、“我大唐”,而是“他大汉”、“他大唐”,于“我”何“有”?
  
儒家认为,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才可称“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有”的只是“天下”之一部分,就不配称“有”。所以不能说“有魏”,也不能说“有吴”,更不能说“有南唐”,“有北汉”。那些小朝廷只算
若“有”若“无”,连“有”一部正史的资格也没有,顶多共“有”一部《三国志》或《五代史》。然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无不坚信儒家的奴隶主义箴言:“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只要“天下”还有不臣属于“朕”的奴隶,帝王们就寝食难安,这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了“天下一统”,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都不惜大动干戈,血流漂杵,一定要弄到全体天下人都臣属于“朕”才肯罢休。
  
在天下一统以前,各为其主的儒家,都把其他小朝廷称为“伪朝”,把其他小朝廷的国号称为“伪号”,做其他小朝廷的臣子,叫出任“伪职”。同时共存的几个小朝廷的帝王,必然互视为“匪”。“匪”通“非”,意思是不算。不算什么?不算人。为什么不算人?因为只要不是“朕”的奴隶,就不算人。只有当全体天下人都成为“朕”的奴隶之时,帝王才会有“真命天子”的良好感觉。
三、忠与孝
  
对任何一个小朝廷而言,天下必有“不臣之民”。所谓“不臣之民”,就是“不属于该小朝廷的奴隶”。所以尽管对某个小朝廷而言,你是“不臣之民”,但只要天下尚未一统,儒家就不认为你有“不臣之心”。因为你尽管不是该小朝廷的奴隶,但必是另一个小朝廷的奴隶。
  
一旦天下一统,就不允许再有“不臣之民”。儒家认为,天下一统以后,谁若还是“不臣之民”,就必有“不臣之心”。“不臣之心”就是不愿做奴隶,这还了得?儒家宣判:有“不臣之心”者,杀无赦!
  
儒家奴隶主义特别强调“忠”,要求天下人都做“忠臣”,也就是好奴才、好奴隶。好奴才、好奴隶的首要条件是只做一个帝王(起码是同系帝王)的奴才、奴隶,而不能做两个异姓或异族帝王的奴才、奴隶,否则就叫“贰臣”,是坏奴才、坏奴隶,要入《贰臣传》。人人都应该学“好”,所以做好奴才、好奴隶,似乎就比做坏奴才、坏奴隶光荣了。儒家认为:不能做忠于主子的好奴才、好奴隶,是奴才、奴隶的耻辱。做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坏奴隶,是奴才、奴隶的最大耻辱,比做奴才、奴隶本身还要耻辱得多。
  
被儒家奴隶主义教化洗脑后的天下人不再明白:不忠于自己是人的耻辱,做奴才、奴隶是人的最大耻辱。无论奴才、奴隶是否忠于主子,沦为奴才、奴隶的耻辱都无法洗刷。忠于主子的好奴才、好奴隶,与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坏奴隶,其为奴才、奴隶并无本质区别。只要是奴才、奴隶,“人”就已经死了。生命仅有一次,死亡也仅有一次。已死者的行尸走肉,不可能再死一次,充其量不过是开棺戮尸鞭尸焚尸,加重其羞辱而已。
  
由于儒家特别强调奴才、奴隶的“忠”,因此衍生出其他民族所无的奇特理论:人死为鬼,鬼死为魙 。所谓“贰臣”,大概就相当于“背叛 ”。“贰臣”不但难以做人,甚至难以做鬼,应该格外羞愧。儒家又把男人的逻辑移用于女人,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两个丈夫,就是女人里的“贰臣”,不但难以做女人,而且难以做女鬼,据说死后要被判官一劈两半,分给两个丈夫云。
  
“忠”从“孝”类比推演出来,又被置于“孝”之上。“忠”与“孝”是儒家奴隶主义的两大关键词和根本基石。“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单向度的“忠”和“孝”,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是把天下人视为人下人、奴下奴的逻辑结果。倡导单向度的“忠孝”伦理,证明儒家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接受单向度的“忠孝”伦理,就是接受人格不平等的奴隶主义。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或者人格平等地相互不忠诚。一个人无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一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
四、儒与法
  
儒家的奴隶主义理论偏重于战略,操作性不强,所以在儒家思想已经成型的春秋末期,奴隶主义帝国的一统天下难以建立――于是法家应运而生。法家的奴隶主义理论偏重于战术,操作性极强,所以到了法家思想已经完备的战国末期,奴隶主义帝国的一统天下顺利诞生。
  
儒家理论教导天下人如何做一个好奴隶――奴性越强越好。法家理论教唆帝王如何做一个好奴隶主――专制越强越好。所以儒、法两家是名为“中华通宝”之硬币的两面:儒家居于正面,主要是奴隶主义;法家居于反面,主要是专制主义。
  
在帝国职位的分配即分赃中也大抵如此:儒家主要出任大臣――官员,法家主要出任小臣――胥吏。大小奴才,缺一不可。儒家法家,配合默契。儒家使帝王“理直”,法家使帝王“气壮”。儒家使帝王“名正”,法家使帝王“言顺”。名正则言顺,理直则气壮。这就是帝王们战略上更重视儒家,战术上又时刻离不开法家的缘故。儒家的教化洗脑,做通了天下人的思想工作,使天下人相信做帝王的奴隶是“人”之本分,受帝王之奴役是“天经地义”,于是法家奴役起天下人来,就非常顺手了。
  
《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都没有入选儒家《十三经》,因为法家主要是对帝王做思想工作:教唆他们如何做主子,如何奴役天下人――包括儒家、法家在内。如果只能在做主子或做奴隶之间做选择,当然人人愿意做主子,所以法家对帝王的思想工作一做就通,也不必反复做,在先秦就一劳永逸完成了。打从韩非做通了秦始皇的思想工作以后,对以后的帝王就再也不需要做思想工作了。
  
由于儒家奴隶主义擅长用“正名”来遮蔽和掩盖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而法家专制主义不屑于遮蔽和掩盖,反而赤裸裸地用“刑名”来强调和揭示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真相,对欺骗和麻痹天下人不利,因此帝王们总是把“中华通宝”之硬币的儒家一面朝上,而把硬币的法家一面朝下。于是奴隶主义的最高宝典《十三经》被颁行天下,而专制主义的最高宝典《韩非子》成了秘而不宣的大内秘笈。
  
《十三经》就是儒家对一代又一代天下人反复教化洗脑的思想工作手册。劝人做奴隶,比劝人做主子困难得多,做通了上一代的思想工作,下一代的思想工作还要从头做起,决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儒家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十三经》把奴隶主义的天然合理性论述得无比深刻,把做奴隶的好处概括得极为全面,把好奴隶的行为规范阐述得非常具体。儒家让天下人觉得:不是帝王的每个人,天生就是奴隶。谁不肯做奴隶,不肯受奴役,谁就该死。只有先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隶,天生就该受奴役,才有机会享受皇恩浩荡,“缓期执行”。谁若胆敢不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隶,天生就该受奴役,就会触怒天威,“立即执行”。
  
儒家的思想工作最后竟然做到了如此地步,绝大多数天下人都认为:不愿做奴隶的人就“不是人”,不愿做好奴隶的人也“不是人”。只要是人,谁会不愿做奴隶?只要是好人,谁会不愿做好奴隶?――这就是儒家奴隶主义对中国人教化洗脑两千年以后,中华民族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批判奴隶主义,就不能不研究《十三经》,然而如果在“有清”没有了一个世纪以后,还把《十三经》奉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宝典,那么若非天生的贱奴才,就是弱智的十三点。
  
“不是人”的观念,为儒家中国独有。儒家把不是中国帝王之奴隶的人,一概视为“不是人”,一概视为“非人”。非人之人,即鬼,于是儒家中国把“天下”以外的一切同类,都叫做“鬼子”。由于在“人”国只能为奴,而在“鬼”国才能做人,因此不愿在“人”国为奴者渴望移居“鬼”国重新做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楼主| 发表于 10/8/2016 03:38:43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人明恩傅的《典型的中国人》已经问世一百余年,鲁迅的《呐喊》也已历近一个世纪,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震撼了华人世界20多年而余波未息,钟祖康《来生不做中国人》再次给国人以振聋发聩之声。一代又一代对东方这片土地怀有深沉大爱的大家们前赴后继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进行深刻善意的揭露抨击批判,期待国人猛醒,做奋发有为之事业,驱除陋习,改恶扬善,可是遗憾的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国人尤其是大陆人丑陋狰狞依然,甚至在一些方面野蛮地不可挽回地大踏步倒退。

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有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只有心存大爱的人才有兼济天下、普度众生、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只是大多数为俗物所累的莽莽庸众理解不了。柏杨说:中国人没有高尚的情操,也不相信别人有。以己度人也算是中国人的丑陋之一。站在高处的伟人们用他们的慧眼洞察出全人类的污浊,然后用带血的文字大声狂呼期盼世人狂醒,那呐喊是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在解剖他人的同时也时时自我解剖。

我没有鲁迅的犀利,没有胡适的通透,没有柏杨的幽默,没有韩寒的机智,今日想就目前国人身上遗传的病毒进行一次及其浅薄地讨论。可能有人会说:我知道你又要骂了。是的。人类最大的有知就是明白自己愚蠢无知,最大的悲哀就是自以为自己完美无缺、无所不知。我骂国人丑陋,这是不需要再次验证的客观事实。如果罔顾事实死不认错,本身就是丑陋的表现,为我的论断做佐证。忏悔是进步的前提,只有认识到自身丑陋才能根本上告别丑陋,走向文明。否则,继续丑陋直至腐烂崩溃灭亡消逝。一个不敢承认自身丑陋的民族将永远丑陋,一个没有勇气终止罪恶的民族正在奔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没有信仰盲目自大只愿听颂歌的的民族,上帝也拯救不了他。

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评价亚洲人:“一种奴隶精神统治者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一点自油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翻遍27史,中国从来就没有自油过,姑且可以算作比较自油的时代只有战国和民国时期,可惜弹指一瞬,即告覆灭。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农业部族的中国人民只是一群乖顺的奴隶而已。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第五章“阶级社会”中说:“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奴隶们在受到主子极端残酷压榨而无法活命时偶尔会操刀祭旗、揭竿而起,陈胜、刘邦、张角、孙恩、王薄、黄巢、方腊、朱元璋、洪秀全、毛啧东、呼兰大侠、白宝山、杨佳等,他们无疑是芸芸奴隶中的精英脊梁,是半跪着渴望站起来的奴隶,可是有的奴隶一旦腾龙升天位登大宝成为过去他们痛恨的“主子”时,再把万千人民当作自己的奴隶。轮回往复,代代不息。

我对鲁迅不是很喜欢。(因为据我所知:鲁迅留学日本的藤文学院是日本间谍培训基地,他最好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是日军特务,他常避难的法租界内山书店是日本情报中心,他是日本精心培养的对中国进行战前心理战的一个工具,他最大贡献在于为日本侵华、民国灭亡、鞋谠上台制造了强大舆论,由但我于政治原因,这样一位人格低劣的汉奸竟被捧为民族魂。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我不会因人废言。先不论鲁迅人品如何,就其对国人劣根性洞察研究之深邃,当时举世罕匹。“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此论断可谓精辟入里、入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大呼畅快!当然如今的共和国毫无疑问属于前者。不,我错了。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是“终于坐稳了奴才的时代”。“终于”是说明中国人民甘当为奴的渴求,“奴才”是为了突出奴才与奴隶的区别。什么是奴隶?斯巴达克、罗宾汉、闵采尔、章西女王、马赫迪、窦建德、夏完淳、兰京、专诸、荆轲,他们曾经是奴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让那条半跪着的腿最终伸直了。奴才是什么?小太监、红卫兵、党喂菌、如今大陆的猪猡猫左愤青。我一直拒绝称大陆人是奴隶,因为这实在是对奴隶的侮辱。正如我一直很反感有人把毛责东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这是对元首乃至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侮辱。

中国目前一大部分国民已脱离了奴隶角色,沦落为奴才,沦落为自以为站起来的奴才,沦落为双膝跪倒却以为自己做了主人的奴才,沦落为对一切解放者视若仇雠对压迫者歌功颂德的不可救药的奴才,沦落为只求吃饱不求吃姿甚至饿死也不反抗死抱主子大腿眼含热泪高呼万岁的合格奴才,沦落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匪夷所思不可理喻地疯狂主动维护这个奴隶制度的乖顺奴才。我越来越发现我想骂的事物鲁迅在百年前都骂过了。“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旅挪作家钟祖康在《来生不做中国人》中说:“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令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绌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其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林语堂在《一夕话》中也有这么一句经典话语:“中国有这么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自身权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统治阶层的意识,就是在动物界也找不到如此弱智的人。”当大师们的水平境界达到一定高度时,认知便逐渐趋于一致。

我又想起了三则很出名的故事,描述奴才嘴脸可谓有声有色。[1.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太监制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答,贴身太监姚郧抢嘴道:“这是陛下恩赐,奴才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2.村长养猪,随意虐待猪。邻居抱不平,质问:猪也是生命。村长怒:俺养那么多猪,不饿死就不错了!一没放你家养,没拱你家墙;二没吃你家糠,抢你家粮;三没折腾你家,你凭什么指手画脚?群猪听了:主人理直气壮为俺扬眉吐气!并高呼大救星!3.一群贪官相聚在福满堂鲍鱼馆品着蓝带马爹利,享受着山珍海味,泛红的肥油脸颊上露出幸福的笑容,窗外,一群饥饿难耐的乞丐们,瞪着发出绿光的眼神,咽下苦涩的口水。这时几个有良心的外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进来大骂官员们,掀翻了桌子,激怒了贪官们,贪官们对着乞丐们高声喊道:外国人胆敢干涉我们内政,为了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乞丐们顿时满腔热血,义愤填膺。贪官们不给我们吃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帝国主义掀翻他们那可是敌我矛盾,这下,彻底把乞丐们激怒了,英勇地把外国人打得抱头逃窜。事毕。贪官们对餐厅老板大呵一声:重摆一桌。酒局依旧又开始了。乞丐们满足的蹲回了窗外,依旧的眼光看着之前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有这样的奴才大量存在,无怪韩寒会说:“在通往民抿之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民。”无怪以一人之力单挑一个愤青部落的廖保平会说:“愤青是中国崛起潜在的阻碍和危险。”上述所言的奴才、中国人、一群人、太监、部分猪、乞丐们、人民、愤青本质上相同,都是一群病的不轻的人,都是奴性思维深入骨髓根深蒂固的人。

奴才们已习惯了黑暗,以为黑暗就是光明;习惯了卑鄙,以为卑鄙就是高尚;习惯了谎言,以为谎言就是真理;习惯了死亡,以为死亡就是活着;习惯了苟安,以为苟安就是平安;习惯了耻辱,以为耻辱就是尊严;习惯了屈膝,以为屈膝就是站立。跪久了的人啊,稍微允许松松脚镣伸伸腿就以为是真正站起来了。我姑且可以这样模仿改编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这句话:奴才不是天生的而是被愚弄成的。公元前73年色雷斯人斯巴达克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伟大转折,我深爱的中花民国啡占区的人民们,醒醒吧!我们不想做将军,只求做一个能称为“人”的动物,只是要求拿回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只是追求一种不需要在铁屋中无助呐喊的生活,只是渴望呼吸到久违的不含血腥和恐惧的空气,我们要的并不多!
 楼主| 发表于 10/9/2016 02:4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学癖妄想用所谓传统文化建构民主制度就类似这种翻茅厕石板。他们的自信来一般来自于“仁义礼智信”的所谓五常,其实类似的为人准则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包括最臭名昭著的ISIS。高级一些的国学癖能从阴阳角度臆想与民主宪政搭建一个桥梁,这都是脱裤子放屁——找费事。


佛徒说,颜色是虚构的。其实,数也是。西方哲人以数为世界的本原,数的始基是1,是有。东方的佛道把世界的本原说成是无,即0。可是,O运算不出万数,1可以合逻辑地算出万数。所以,1是创世神,是逻辑,是科学,是进步。0是虚无鬼,是混沌,是巫术,是复古。

中国人的原始神话里,男神伏羲和女神女娲,交配生出万物。中国人从男女交配抽象出“阴阳”来,《周易.系辞》有:“阴阳交合,物之始,阴阳分离,物之终。合则生,离则死。”表达了古中国人的“多子多福”生殖崇拜。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无”虽然和佛教的“空”相似,实际上指的是“无”性生殖。《老子》第六章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此处“谷”是象征着谷的空虚、接纳、被动、包容等特征,意指女性的性器。谷神,一说为“道”,一说为生殖之神。“牝”指的女性生殖器,“玄牝”是巨大深远的生殖器象征。“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天下。”老子显然是从女阴的生育功能引伸出宇宙的起源,又从男女交合引伸出“无为”、“守静”。后来,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把“玄牝之门”的哲学发展为房中术。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根椐西哲的"一生万物"论,1是创世神,必然是1夫1妻制。“三生万物”,必然是多神论,一夫多妻制。道教后来强调同时与近百的少女性交而不射,可长生不老。彻底地脑残。

一个民族的文化,连一夫一妻制都提不出来,还有什么文明可说?一个被生物本能支配的民族文化,完全是丛林文化。什么“早熟文化”,“不能断传统”,都是痴人说梦。享乐主义,二奶成群,哪个贪官不是受生物本能支配?中国的帝王甚至以杀人为乐,而许多中国人都是幸灾乐祸者,连同情心都无,没进化成人。
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传统文化,脱亚入欧。任何对传统文化崇拜都是有害的。

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绝圣弃智,废弃文字,复古倒退;以为这样才能避免你死我活的战争。杨朱更极端了,宣扬“一毛不拔”,税收何来?这就不可能有政府,就是无政府主义。庄子主张回归自然,追求长生苟活,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始社会,《桃花源记》就是这种原始部落生活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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