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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道] 中国主流文化是标准的流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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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7/2016 21:30: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樊梨花 于 11/7/2016 21:49 编辑

黎 鸣:孔儒文化是东方标准的流氓文化
——什么是流氓
——不讲任何最基本(自然、道德、社会、法律、逻辑)的理性“原则”的人们
——只讲“亲亲尊尊长长”的“礼仪”的人们,只讲现实经验的既得利益的人们
——孔儒文化即是一个只有“亲亲尊尊长长”价值的“伪文化”
——是不讲任何最基本(自然、道德、社会、法律、逻辑)的理性“原则”的“伪文化”
——也即“流氓文化”,乃至“黑文化”
——什么是(真)文化
——(真)文化是人类对于“真善美”的人生价值不断进行追求的社会言说、行为、思考的教化和创化
——孔儒“文化”没有任何关于“真善美”的人生价值的追求
——孔儒“文化”只有对于“礼乐”所要求的“亲尊长”的规定性的教化,没有创化
——很显然,孔儒“文化”不足以称为人类向真、向善、向美的文化
——很显然,孔儒“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标准的伪文化,流氓文化,黑文化
——孔儒文化在今天全世界所有的“黑社会”之中均可以找到它的同类
——因为黑老大也同样都只认亲、认尊、认长,而根本就不认真、不认善、不认美
——所以,孔儒“文化”确实是一个标准的东方伪文化、流氓文化、黑文化
——所以,正是孔儒的流氓文化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流氓人治的政治
黎 鸣
纵观中国整个两千多年来的政治的历史,我突然有了一种发现,尤其在受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的启发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中国人的“天下”,实际上长期以来就非常像是一个巨大的黑社会,而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自然也都是黑政治。这种黑社会和黑政治的性质非常相似于蚂蚁和蜜蜂的动物的社会,中国的老百姓就像是一大群蚂蚁或蜜蜂,始终都在一个不断变更着的“蜂王”的家族集团的统治之下,这个统治集团更具有一群类似“雄蜂”的儒家文人们的簇拥和护卫,这种“蜂王”加“雄蜂”,也即王族集团加儒家文人护卫集团的上层统治的集团,永远地处于劳作和卖命的大量“工蜂”和“兵蜂”们之上。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不成文的类比,中国人的政治体制显然会比蚁群和蜂群的政治体制要远为复杂得多。但即使如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相同的永恒不变性,却是非常明显的,这几乎就是中国人的永远人治的政治体制。
这个黑色的动物性质的人治政治的体制完全是从孔丘及其儒家的带有浓厚“流氓”的“黑”色彩的“文化”之中孕育出来的。说白了,正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流氓文化”、“伪文化”和“黑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的流氓政治、伪政治和黑政治,以及更顽固不变的中国的黑色的人治政治的体制。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流氓人治的政治,非常类似蚁群和蜂群的动物“政治”,同时也非常类似世界各地存在的黑社会的“政治”,只不过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它更具有自身显在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以大黑吃小黑的方式形成的最大的黑社会的“合法性”。造成这种所谓“合法性”的工具性的根源,正在于孔丘及其儒家的“流氓文化”(其实就是伪文化、黑文化)的实际上获得了全体中国人习惯性承认的“独尊”的“合法性”。
所以,真正最关键的还是中国文化的具有浓厚的“流氓”、“伪”和“黑”性质的问题。说的更完整一点,中国孔儒的文化即是一个东方标准的流氓文化、伪文化,也即黑文化。
中国人的所谓“流氓”,其实就是指丧失了任何“真理、道德、法律、理性、逻辑”原则的人们,然而虽然如此,他们并没有丧失“亲亲尊尊长长”的“天命性、血统性、宗法性”,他们在家里照样会孝敬父母,在外头照样会尊敬黑老大,在彼此之间照样会具有某种“哥们义气”,但是他们确实没有最起码的公共道德,没有最起码的公共理性,没有最起码的公共法律,自然就更没有最起码的贯穿万事万物的思维的逻辑或“道”。
我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按照孔儒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两千多年来始终不变的人生价值观,他们所培养出来的人们,不正就是完全符合了“流氓”、“黑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品质要求了吗?他们可以在家尊父母,在外尊君主、尊大人,但是他们心中几乎绝对地没有人类心灵之中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然有真理,社会有法律、有理性,思维和精神有逻辑,他们根本就没有所有这一切最重要的人类“文明”的“原则”,而惟一只有“亲亲”的“血统”,“尊尊”的“宗法”,除此之外,就只有彼此的尔虞我诈,大吃小,强欺弱,中国人的“天下”,实际上不过是经过了“儒家文化”伪装、淡化、虚饰了的动物“丛林”而已,而孔儒的“礼乐”则是彻底地把中国人“天下”的“不平等”永远地固化了。这种永远被“固化”了的“人人不平等”的历史状态,事实上两千多年来已经成为了中国世世代代的永远都难以改变的中国(政治)历史的模型。
中国人长期以来,可以说一直都在心中埋怨甚至愤恨中国的政治,尤其埋怨和愤恨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是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却从来都不埋怨中国儒家的文化,而且还更疯狂地赞美、歌颂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似乎这个文化原本不应该造成中国的这个最“坏”的政治体制,而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更具有“宪政的源和流”的儒家“文化”底蕴(见秋风先生的论文)的比之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宪政”还更“宪政”的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体制”。
我很好奇,更非常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中国文人们的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文化”和“政治”的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呢?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真是那么地“伟大”、“光明”么?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却为什么又总是那么地“渺小”、“黑暗”?难道不正就是那个儒家传统的文化制造了这个“渺小”、“黑暗”的政治和政治体制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产生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历史“悖论”呢?
经过了我的近四十多年的研究,我清醒地认识到了产生上述所有问题的症结:所有的问题全都发生在,做出上述结论的文人们,始终都还仍旧把自己禁锢在孔儒文化的永远伟大、光明,而至于永远牢不可破的(却实质上腐朽不堪的)历史惯性的立场上或圈子中。正是因此,当他们想要找到产生理想政治的文化环境或“子宫”之时,他们永远都只能不断地回归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似乎凡是能够给中国人的任何东西全都贴上真正“中国”标签的“基因”型的东西,那就将绝对非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莫属,要不然,那就是“洋奴”、“外奴”,甚至还更应该是“卖国贼”。最明显的即是,如果中国人想要在今天的中国兴起“宪政”,那么它的最重要的“文化”的资源,那也必须和只能是从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中来,而绝对不可能仅仅从西方人的文化中来。然而造成这种中国文人永远都离不开孔儒文化传统的“原因”,寻根究底,其实还仍旧在中国文人们的自身的历史习惯性的“教养”之中。什么历史习惯性的“教养”之中?孔丘及其儒家的“流氓文化”、“伪文化”和“黑文化”的历史习惯性的“教养”之中。
政治的经济的东西,实际上更多地是实践的利益层面的东西。利益遭受到了损害,自然就会引起反对,所以反对现实“政治”的人们总是会不断地涌现,但是,究竟是站在什么精神的立场上、圈子中去反对“政治”,那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过去的一段时期,阶级的观点和立场曾被宣扬得非常普遍,但是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不太谈论阶级的观点了。但是,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实际上,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并不都是错误的。很显然,从工人农民的角度反对现实“政治”,与中国文人们从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情结的角度反对现实“政治”,实际上是大有区别的;然而,从个人曾经受到伤害的立场反对现实政治,与完全从最基本的(真理、道德、法律、理性、逻辑等)“原则“性的立场上反对现实政治,那又更是大有区别的。
中国文人们对于儒家文化的深深留恋的“情结”,严重地阻碍了他们能够从最基本的(真理、道德、法律、理性、逻辑的)“原则”性的立场上去看待现实政治的问题。从当前中国的一些所谓“自由派”、“宪政派”人士之中的要求回归孔儒“文化”的强烈的倾向性来看,我们即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孔儒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的政治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如同上面所述的那种非常奇怪而又非常巨大的悖论的根源。问题的根子,正发生在中国文人们的深深内在的仍旧是孔儒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尤其是价值观之中。关于孔儒的价值观,我已经多次地进行论述,它们即“亲亲尊尊长长”,而根本就不是人类现代的“真真善善美美”。
产生上述悖论问题的根源,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儒家文人们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状态的一个极端错误的判断的原因。中国文人之中的不少人,至今还仍旧非常盲目地认定,中国人只是近代数百年才落后于西方,而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之中,中国人的“文明”(包括政治状态)事实上曾经远远“领先”于西方人。显然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历史上“曾经远远领先”西方人的极端错误的判断,产生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某些似乎存在“先进性”,或者说更存在“合理性”的严重的假象。
现在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所有关于中国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之中曾经远远“领先”西方人的“判断”,绝对是毫无任何(真理、道德、法律、理性、逻辑的)“原则”性的错误的“判断”。事实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在“文明”的意义上,从来就没有真正“领先”过西方的任何历史的真实。首先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究竟什么叫做“领先”?一个民族的文明之所以“领先”另一个民族的文明,他们的最重要的根据是什么?对于任何政治、经济现象的描述,其实都是极其肤浅的,是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的本质的力量的,真正本质性的能够作为历史判据的“力量”究竟在哪里?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在思想史中,在学说史中,尤其在哲学史中,更本质性的揭示,则在于对于哲学的灵魂、逻辑理论发展的历史性的描述之中。
我可以完全肯定地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在与西方人的思想史、学说史、哲学史,尤其逻辑学史的对比之中,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大饼”,或者“零蛋”。中国人在历史之中的如此低劣、平庸、肤浅的思想、学说、哲学、逻辑的状态,更谈何“曾经远远领先”西方的问题?不要再丢人现眼了,我亲爱的中国文人的同胞们啦,少谈一点中国历史曾经的“先进”性问题了。只要中国人继续坚持孔儒的“文化”的传统,中国人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资格去谈什么“先进”、“领先”的问题。
孔儒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文化”?我的判定:是一个标准的流氓文化,更是一个标准的“伪文化”和“黑文化”,说得更不好听一点,是一个根本就不把普通的中国人当作“人”看的非常典型的人类世界之中的“动物文化”,一个几乎能够与“蚂蚁文化”和“蜜蜂文化 ”等量齐观的“动物文化”。
正是这个“流氓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孕育了坚如磐石一般的永远不变的中国人的“流氓”型的人治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流氓文化”配上中国的“流氓政治”,这才真正叫做半斤对八两,或者按照木工师傅的说法:“榫头对榫眼”。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来说,这才是真正地既合符历史的真实,也合符历史的逻辑。
我劝那些整日里在那儿痛恨诅咒中国政治的人们,不妨让自己真正清醒一回,也让自己认真地来痛恨诅咒一回中国的“文化”吧!什么文化?孔丘及其儒家的永远“伟大”、“光明”的儒家文化。这个儒家文化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东方标准的流氓文化、黑文化,甚至几乎完全动物性的动物文化。
我劝那些疯狂、痴迷、盲目地崇拜孔丘及其儒家“文化”的人们清醒清醒吧,严格地讲,儒家根本就没有文化,而只有应该称作“流氓文化”、“黑文化”和“动物文化”的对于人类文明的“禁化”。仍旧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们,绝对是今天中国最标准的“蠢人”。(2011,10,12.)

从三八二十三,看中国的流氓文化


                        许锡良

这两天我的博文《三八二十三——于丹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在凤凰网上发表之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说明里面谈到的问题击中了要害。文章是用文学手法,以叙事为主的,当然也顺便带有点调侃老朋友的味道,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调料而已。今天要来说点正经的,要说点正事。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到了于丹才是真正理解并且实践了中国儒家文化,但是,这一点却没有能够说出理由。



很明显,于丹大师讲的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要表明的一个道理就是谁流氓谁胜出,谁无赖霸蛮,谁就占便宜。遵守规则是要吃亏的,守护良知是要失败的,按照常识行事的人就是愚蠢的。在这个故事里,小混混无理取闹,并且以自己头颅作赌注的小混混,靠着一点无赖与刁钻的智慧,最后不但以“三八二十三”的算法轻松霸占了人家的布匹的便宜,而且,还顺便得到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这个故事真是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占尽主流的流氓的成功文化。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一治一乱,从主子到奴才的不断更换,说白了就是在演绎着这个禅宗故事里的道理。从于丹大师作为儒家文化代言人前年在伦敦街头撒泼表现来看,她还真是中国文化的最好代言人,因为她比其他儒家文化大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不但完全深刻地理解了这种文化,而且还充分实践了这种文化。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迷信的学者,对于丹也是严厉批评有加,说她不具备中国儒家文化代言人的资格,说她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太浅薄之类,其实以我的眼光来看她是最得真传的,她不但能够深入理解,认真领会,而且能够充分地践行这种文化精神。其他儒家学者们对她的批评,真正原因其实是忌妒她用孔子大发其财,大曝其名,名利双收,而自己却没有捞到多少便宜而已。


其实,儒家文化养育出来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特别喜欢骂人训人,口言善而身行恶,特别虚伪,特别富有奴性,也特别不会尊重人,总是把自己显摆到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高高在上,其面孔常常在“狼样”与“羊相”之间瞬息转换。在伦敦,于丹大师的翻译这样说她:“此作家真是让我开了眼,我对其变脸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头一分钟还张牙舞爪对中国人呵斥,另一分钟马上笑逐颜开面对镜头和记者。”(《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其实那个翻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儒家文化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应该像英国绅士淑女一样,待人接物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其实她是在用英国文化来检验于丹,才会感觉那是开眼界的事情,感觉很失落。也许这个翻译久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于陌生了吧。其实,在国内像于丹这样的人与事,比比皆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样的做派又不是于丹一个人,于古,于近,于今,都不乏其人。


  其实儒家文化的祖师爷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些人太过于健忘,我不妨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孔子当时在见不同人的时候的不同做派吧:“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这段《论语》里对孔子见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现的描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孔子对于不同的人是明显有不同的态度的。见到比自己低的“下大夫”,那是“侃侃而谈”,唾沫乱飞,那种居高临下,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样子,非常生动形象。而见到比自己高的“上大夫”,也就是比自己官位权力大的人呢,自然是另一幅嘴脸,那就是大气不敢出的“訚訚如也”,一幅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的样子。而见到了君主更不得了,吓得脸色苍白(色勃如也),口吐白沫,手脚痉挛,手脚无措,张口结舌,口不能言,头不能抬,连站都站不直,大气不敢出,就差点大小便失禁,要尿裤子了。一幅活脱脱的奴才相。说实在的,于丹在伦敦街头对自己的翻译与随从人员撒泼,不到一分钟又对外国记者笑脸相迎,这点功夫不正是得孔子真传吗?


  什么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讲规则,其软怕硬,为非作歹,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他们见硬的就让,见软的就欺,见到强者,他就是一个奴才,见到弱者他就要充当主子。这样的人就是流氓。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儒表法里,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与儒家的道德合成的。这种文化的性质特征,谭嗣同在其《仁学.二九》中概括得非常到位,是这样说的:“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其实法家的祖师荀子,也是孔子思想流派的,儒法的真正祖师爷,都是孔子。只是孟子继承孔子取性善论为其立论基础,而荀子继承孔子取性恶论为其立论基础。中国二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皇帝几乎都是流氓,特别是开国皇帝,几乎没有不流氓的。刘邦本身就是市井流氓出身,做皇帝之后,流氓的本性只会发扬光大,而不可能就会变得高贵。朱玩璋也是流氓,以流氓的手法夺取天下,再以流氓的方法进行统治。整个明王朝,发展到后来,完全是靠流氓手法来维持统治。二千多年来的中国,谁流氓谁胜出,谁如果还保持一些人性的光辉,谁就会惨遭失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不仅政治领域,而且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是遵循流氓统治,流氓胜利法则。于丹、余秋雨等儒家大师活学活用,作为今天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是最合适不过了。


朱大可先生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胆寒,那就是中国二千多年的所谓主流文化其实就是“流氓的盛宴”,一直遵循着流氓统治的原则。今天于丹大师被这种流氓文化隆重推出来,那也不是偶然的。一种文化自然会选出最适合他的代表,于丹大师、余秋雨大师在今天走红大江南北,那会是偶然的吗?不要再说什么我泱泱十四亿中华大国,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街头泼妇当成中国儒家文化大使、形象代言人了,因为对于儒家文化,于丹才有最深刻的理解,并且她最有才能,最能够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生动形象地将中国儒家文化给予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的唯一合适人选,在这一点上连余秋雨大师都还不够格。

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三八二十三——于丹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

许锡良
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杨先生然后这样评价于丹大师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杨恒均博士在听讲过程中,脸红、耳赤、心跳,那种急哄哄的样子,想来确实是比较好笑的。其他人边听边半闭着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无动于衷,确实得禅宗故事的真谛,唯独这个杨博士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仿佛从来没有听过禅宗故事,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文化似的。

其实我关注于丹大师已经好多年了。确实,不得不服的是,于丹是中国极少数最懂中国文化的人之一。不愧为中国儒家文化大师。不过,与其他的中国儒家文化大师比如余秋雨先生之类相比,于丹大师更具有活学活用的本领,她有把任何听众都当成幼儿园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的耐心与兴趣,同时又具备了中国剑客高手那样的狠毒劲,还有戏子般的表演功夫。可谓是中国当代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人物。杨博士却不肯配合表演,硬要充当《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道破其中奥秘,真是一点也不好玩。杨博士多年在国外游荡,确实对本土文化已经日渐生疏了。我以为于丹大师所说的,“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这是非常恰当的。以气当剑,并且要杀人于无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而且那个“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更是生动贴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你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指鹿为马”典故一再在中国上演着熟知的话,又怎么会对一个“三八二十三” 的计算方式感觉不可思议呢?这种情况说得好听一点是人情社会,其实更准确地说,就是丛林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大于事实,大于规则,大于真理,甚至大于一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杨博士也许以前从来不相信中国文化里本来就没有逻辑,本来就不肯尊重事实,一切都是按照官位与权力大小来任意书写与打扮的。因此,才会发生听到这样的故事如此惊讶的表现。可是,悲剧发生的根源就在于,杨博士一方面要贩卖西洋的民主自由,一边还想顺便捞点土特产,像林语堂一样,“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东西和谐,中外合一的美梦,这样的梦想,杨博士怕是做了许多年了。我们经常见面,有时也偶有争论,饭桌上与讲台上都多次过了招。不过,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以我的说理能力与论理技巧,我确实说服不了杨博士,他对西方的知识太渊博了,而对中国文化又太过于陌生。但是,最主要的过错当然还是我的。因为,我不会讲故事,特别是讲于丹大师那样的禅宗故事。但是,这次杨博士遇到了于丹大师,她只是伸一个小小的莲花指,用给幼儿园孩子讲故事的功夫,花很多时间讲了一个小小的禅宗故事就把杨博士给彻底折服了。这不是中国文化大师又是什么?


  中国社会问题多多,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与价值观导致的,最重要的就是不尊重逻辑,不尊重事实,思维方式也主要是以权力大小为根据,以利益多少为准绳,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而且以是否获得权力江山与利益,特别以成王败寇为标准,来处理一切事务。道理不是需要讲的,事实是不需要尊重的,逻辑规则是没有的,游戏规则也是不用讲的。破坏规则的理由多的是,比如,人家是用头来担保的,你却只是用一顶帽子来担保的。说明你的牛皮吹得没有人家大,因此,胜出的自然不是你。其实,那个流氓无赖,真的会用自己的头颅来打个赌吗?他真的会那样遵守游戏规则吗?一个敢公然把计算规则改为“三八二十三”,然后强买强占人家便宜的人,他会舍弃自己的头颅吗?谁敢要他的头颅?除非碰到了另一个更为强势的流氓无赖,用武力去执行。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禅宗故事,竟然忽悠了无数的中国人。不过,与杨博士一起听讲的其他海外华人作家就聪明多了。他们也明白中国文化的精华,因此就这样教育了那个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杨博士:“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杨恒均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对于中国文化,“三八二十三”,醒醒吧,杨博士,还有那些还在做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梦想的亲们。

201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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