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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道] 中国文化残暴欺诈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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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19/2016 03:2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樊梨花 于 11/19/2016 19:03 编辑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表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其根源就是不信正义的上帝以及不知求真的方法与逻辑。反过来说,信仰正义的上帝与学会逻辑科学方法是中国人彻底走出丛林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文化的残暴性、欺诈性和愚民性集中体现兵家身上

中国一直是个丛林国家,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之早,举世罕见。黄帝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为了警告作乱者,黄帝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这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北宋开宝二年(969)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文革时期,吃人风潮席卷广西等地。

据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正是正义之神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所谓“止战”、“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战俘吃战俘人肉终难止住。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时,袁绍兵有八万人投降,曹操一个不留,把这八万人统统杀了。后人评价说,曹操的做法对自己有利。虽说是八万降兵,但管理成本高昂,要给他们吃喝,还要防他们造反。释放是人道的办法,但这些士兵都是袁绍的人,他们回去后,会被袁绍重新组成军队再打回来。也就是说,为了胜利是不需要人道正义,唯有屠杀屠杀再屠杀。

在西方,战争目的不是杀人吃人,只要投降就行了。战俘或交换或者卖为奴隶。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不杀降卒是西方的通则,而在中国杀降卒却是司空见惯。秦将白起就坑杀赵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李鸿章就经常杀降卒数万,李的外国军事顾问骂李鸿章是野蛮人。

中国兵家谋略——兵不厌诈。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已成国际显学。“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装弱装孙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是来源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五千年文明”智慧代表之一“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兵家多征战撕杀,残酷嗜血;兵家的目的是驯服万民,为君王卖命,自己在这过程中谋取功名利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百姓的手段只能是野蛮和残酷的。

“尚同”的残暴专制源于兵家。孙子说:“使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威”(《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国古代的兵家驯服民众的办法就是恐怖和死亡,他们以此绑架民众,只能跟谁他们走到底,否则就会死的很惨。孙子在练兵时只因吴王的两个爱妃2次没号令排好队,孙子就杀了2人,连吴王的求情也被否决。他以恐怖手段达到了威使众人的目的(杀人立威)。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却为当代的中国人所肯定。
中国的愚民思想起源于兵家。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九地》)。此后,诸子百家都强调愚民。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云:“将德(将者,于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将德”仅仅是一种手段:“将德”的目的,只在于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样使用,才有一将功成万骨枯!

二,中国文化残暴性和欺诈性的原因是不信正义的上帝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在顶层的表现。中国一旦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绝无例外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大杀功臣、忠臣,为剿除竞争对手和皇权世袭开辟道路;二是迫害知识分子,尤其不愿为其所用、有独立政见者;三是在政权的驱动下,大造个人迷信的欺诈性说教,使人民诚惶诚恐接受“君命授于天”的个人崇拜。

专制社会充斥着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以掩饰其残暴。统治者都会散布两类谎言:第一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民接受专制特权的合理合法。

古希腊神话说,宙斯赐予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有平等权利。宙斯说,“凡是不讲尊敬和正义的人,一概处死。”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须拥有正义与敬畏的品质。这表明:政治和人们的良知、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正义是政治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普罗泰戈拉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

吴思鼓吹暴力至上,根本不佩称人。那么多人喝彩,说明中国处在丛林社会。吴思批判腐败潜规则等,那和民主无关。吴思鼓吹“血酬”暴力决定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就是暴力至上。吴思到处演讲暴力,还跑到香港讲。这是共党支持他,他本人在文革时期就是共党,而且是共党后代。他宣传中国自古暴力决定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面在说历史,实质就是告诉香港人,北京的暴力决定你们香港人的一切,港人别争了,你们斗不过北京。吴思宣扬社会无正义,只有弱肉强食的暴力,还宣扬打不赢就逆来顺受,就忍,就做奴隶。吴思宣传暴力,对正义的民主事业危害巨大。

越宣传暴力,当局就越要亮剑屠杀,而士兵们心中充满了残暴的杀气。两派打起来,必然血战。没有真妥协,民主不可能。中华民国就是没有真妥协,各派军阀总是想吃掉对手,结果让共党坐大。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宪政才有可能。这是宪政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基督教的非暴力的博爱思想深入士兵心中,使共产党屠杀令作废。这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灭亡的文化原因。叶利钦就呼吁东政教发动信徒反对“8.19”政变。在西方,人们经常通过教堂来传播思想信息。中东的伊斯兰教更是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朝拜圣地麦加常发生踩死人的事件也依然毫不畏惧)。唯有中国教会随时在当局监控下,时刻面临着坐牢的危险,因此小心翼翼,对国人影响有限。
儒家文化重亲情最终导致社会混乱。当你在家庭里强调孝亲价值的时候,讲爱屋及乌并兼顾别人的感受,但是毕竟是从私开始,强调的是亲疏远近,到社会以后就有了裙带风,也有非常多的与血缘有关的腐败状况。每个中国人崇拜的是自己的祖宗,他没有共同的神,除了在家族之内有一定约束外,在家族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成一个利益纷争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血亲关系,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去管他。这时,中国礼教就要求人克己,做圣人君子,但难度非常大,因为每个人的圣人君子标准不一样,社会缺乏基本的正义共识,乱的一塌糊涂。

而欧洲美国没有儒家文化,但它有宗教,都信上帝,上帝是他们共同的保护人。这样一来就他们就不会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血缘关系、亲疏影响就变得小了。他们走出家庭来到社会,就会一视同仁的平等相处。而且西方的法治是做人的最低标准,你不按这个标准做,马上就要受制裁,所以容易做到。由此可见,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法治、信仰上帝——人就会克制自己,不愿意进地狱,要进天堂,这就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体制。


中国情况正相反。首先,人群的划分是从家族开始,然后才是社会,先顾自己,然后再心系天下。这样一来,就使得这“私”悄悄隐藏。其次,中国人一进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关系,你有了我就没有,人人都为小家利益拼搏,每个人身后都以家族为支撑,斗起来就没有底线,弱肉强食或者同归于尽,没有正义,残暴无比。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被杀,其思想被发扬光大。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因此成了西方的神,耶稣是正义的化身,耶稣的思想成了西方人指路明灯。中国的少正卯讲学强调求真务实,不利于专制统治,而且追随少正卯的学生一度超过了孔子,孔子做官7日就杀少正卯,少正卯思想彻底失传,这就奠定中国文化虚伪欺诈的悲剧。儒家文化没有诚信,没有正义,只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逃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解决问题的责任、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圣事。这样的民族必然多灾多难。

当局刚刚枪毙杀村官的“义人”贾敬龙,2016年11月16日晚陕西延长县发生特大血案:村主任曹英海一家被人砍于血泊之中,3死6伤。所以,中国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民主宪政才有可能。可是一些人就是迷信暴力,他们不知道:非暴力思想并不是废除一切暴力,废除只是非正义的暴力,防御性的暴力就是正义的暴力。

三,中国欺诈性文化的原因是不会求真

在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 村长长期冒领死者粮食直补款。这就是官僚欺诈弱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论文抄袭成风,校长申报院士的论文都是抄袭的;连医学论文都可以买卖,而且生意兴隆;2016年科学家韩春雨刚在英国发表1篇假文章,就利用它谋取了2个多亿民脂民膏。面对诸多科学家质疑,河北科大百般包庇。根本原因是儒家的父子相隐的骗子文化所致。
儒家之所以成为皇帝的帮凶,是因为它奴才似的狡“智”为皇帝所喜,可以用谎言来使老百姓愚昧化和工具化。“信”被儒家牺牲。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论语•子路》曾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即: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孟子说过: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

孔子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他自己就不兑现。他没做过史官,居然就敢编辑史书《春秋》。在《春秋》所记载的240年中,孔子的“祖国”鲁国,有四个国君被杀,一个被打跑,还有一个客死外邦。如此重大的事件,《春秋》是一个字不提。这就是“为尊者讳”。连编纂史书这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说谎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说谎的呢?孔子编《春秋》的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

到了宋朝,连“丘”字也要避讳。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画圈。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丘姓也被迫写作“邱”。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不单为圣人讳,还得为所谓尊者贤者讳。杨万里任监司,出巡外地,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不悦,说:“万里昨日到”。太守大惧,赶紧下令将歌妓收监。田登做太守,元宵节不许百姓说灯,下令把点灯三日说成放火三天,开创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古奇迹。

一位中国老师给美国小学生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从地主家借了口大锅,完事还了一大一小两口锅,说小锅是大锅生的孩子,地主当然笑纳。过了几天,又管地主借锅,这次没还,说是锅死了。听了故事,美国小学生并未称赞阿凡提的智慧,而是质疑:他用小锅骗了地主的大锅!他为什么不靠劳动创造价值去赚钱买锅呢?

这就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孩子看待问题的不同,明明是欺骗,一方认为是智慧,另一方则认为是不齿。目前,中国许多金融借贷诈骗就是这样发生的(见许锡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中国人开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孟子还把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潜逃,称为大孝,号召人们学习。
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圣人的教导密切相关。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智慧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 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的高超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国家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许多大学的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弄虚作假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败坏了社会。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伤害了每个中国人。科学才是探求真相、真理、创造财富的正确之路。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更骗不了神的慧眼。
 楼主| 发表于 11/19/2016 08:46:20 | 显示全部楼层
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 干部长期冒领粮食直补款

作者:跪射俑

“他都死了8年了,他的粮食直补款还在被原村主任一直冒领,直到换届才被发现,太让人气愤了,生前无法享受国家低保活活病饿死,死后莫名其妙被村干部领取粮补整整8年”一村民说。      

2016年10月9日,跪射俑接到村民举报,笔者来到西安市临潼区相桥街道办新李村了解村民吴长利粮食直补被冒领一事,据村民介绍,2008年冬天,他们在吴长利的家里,看到在没有门窗的房间里,发现了全身僵硬的吴长利死在床上,谁也不知道吴长利到底死亡多久。

村民说,他死亡的前20天左右他的儿子吴金虎得了急性痢疾,没钱医治,再加上营养补充不上,发现时已经死在后院的雪地里,家里一片狼藉,几块砖头垒起来的简易灶台上一口生锈了的铁锅,算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

吴长利和他儿子的死讯传开,村里人议论纷纷:说吴长利智力有些问题,没有生活来源也无劳动力,还带着一个儿子,家境贫寒,算是村里最穷的人了,村里当时若将其列入低保户名单,给予他们最基本的保障也不至于被活活饿死,更有人透露消息,说当时在任的妇联主任薛完会,将国家发给贫困村民的粮油之类的补贴未曾下发,把应当属于死者的米面粮油全都拿回家。  

据反映,吴长利病饿死后村主任冒名领取粮食直补款,“如果没有换届选举的话,原村主任薛完会如果继续连任下去,不知道她还要冒领多少的死人粮补款。”据知情村民介绍原村主任薛完会冒领吴长利的粮补 。“整整8年,去年换届选举的时候此事才暴露出来。

“要是饿死之前能给予补助,他俩人也不至于活活饿死。”据村民反映,村里最穷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国家低保政策,而薛完会与村支部书记李三堂在职期间,把符合领取救助款的吴家父子没有列入享受国家低保政策的范围: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以及残疾人、失业人员等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优抚孤老及优抚对象。且申请低保需要出具书面申请书、家庭合影有关资料,那么在吴长利死亡之后,又是谁代替他办理的手续?死者又是如何签字摁手印的?

薛完会冒领吴长利名下的粮补长达8年时间为何无任何部门认真审核发现此事?更令人蹊跷的是,2015年4月该村委会换届需移交工作,薛完会担心此事暴露,便在街办财政所出具一份证明,证明显示2015年4月1日薛完会将自己名下多年来领取死者吴长利的粮补转到吴长利哥哥吴碾场的名下,想以此来洗脱自己。

而她办理此证明的时候,不知道吴碾场早在2014年12月22日已经病故,虚假证明上吴碾场的签名以及摁出的指印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回头再看薛完会出具的转移粮补证明,吴碾场签字同意的地方,血红色手印清晰的刺眼。莫非他在愚人节起死回生之后签字画押领取了弟弟粮补?(以上为当地部分村民反映材料,以权威部门调查为准,同时也邀请新闻单位记者进行深入调查)   
 楼主| 发表于 11/19/2016 08:53: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幸的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崇尚的圣人,从杀少正卯开始就奠定了这个文化的悲剧。因为,这里隐藏了一个成王败寇的法则。而西方的苏格拉被杀殉道,因此成了西方的第一哲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宣言:让我去死,你们去活,不知道谁更会有前途,只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死,超越了世俗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传统。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也因此成了西方的神,那都是道义的化身,没有把杀人的人当成圣人来崇拜。把“你死我活”动物丛林法则,转化成了“我死你活”的人类文明的开端。

苏格拉底与耶稣的被害,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先河。而孔子的出现仍然是动物世界里的“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的化身,其实说起来仍然只是野蛮。儒家文化所谓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之书,所为何事?只不过是学会了虚伪。所谓成仁,只不过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所谓取义,只不过是舍他人之生取自己之义。孔子活了73,孟子活了84,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逃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责任担当,与解决问题的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与这样的人生态度,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圣事。这样的民族不多灾##多难才怪。

一个视自己同胞的生命为草芥,却有着狂热的权##力崇拜与祖宗崇拜的情结,而且这些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这样的传统文化,一旦被冠以“优秀”的名目,我们后人只有继承与发扬的义务,没有质疑与改造的权利。这算什么呢?一个缺少良知与正义感的民族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以成##王败##寇作为核心价值标准,如果整个民族千百年来,都是在崇拜权##力与暴##力,如果大家相信为了结果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谁又会在乎死多少人,又有谁会在乎有多少孩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呢?
 楼主| 发表于 11/22/2016 01:36:35 | 显示全部楼层
自贾敬龙被死刑之后~
强权震慑屁民往往是一厢情愿,而快意恩仇则是另一种自然之法。

11月16日,延长县七里村镇曹渠村村主任家发生灭门案,已致4人死亡,另有4人医院抢救。
11月18日,屯留县西贾乡茶棚村村委会副主任赵云飞一家5口被灭门。
11月19日15:00时许,博白县双凤镇镇北村村主任被村民杀死。

有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国民被欺凌的六十多年,留下的罪孽有多深,仇恨就有多深!如果国法丧失公信力,正义法则程序或将开启,乱世出豪杰——
当奴隶们不再忍受权威支配,奴隶主的快乐天堂就将走到尽头……
 楼主| 发表于 11/22/2016 01:59:05 | 显示全部楼层
铁血屠夫白起。也叫公孙启。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打仗铁血无情,六国军队只要听说是白起带兵来战便吓的望风而栗。史书上记载说:所有的国家都不敢与秦国作战,后面加了一个注释,就是因为秦人有白起。

公元前294年,白起出兵攻打韩、魏,全歼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获首级二十四万;前278年,领兵攻楚,放水淹鄢城(今湖北宜城东南),军民死伤数十万,尸体到处随水漂浮;前273年,白起率军攻赵魏联军,大破赵魏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斩首十三万,后与赵将贾偃交战,用水淹死赵兵二万人;前264年,白起攻韩,攻陷五城,将韩国生力军五万余人全部斩首;

公元前260年,与赵国的长平之战,白起将俘获的赵军四十万人全部活埋,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小兵回赵国报信。位于今高平市的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建有骷髅台,明代诗人于达真有诗写道:“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赵将空余千载恨,秦兵何意再传亡?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可以想见长平古战场的血雨腥风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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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计杀人一百余万,这还是白起的一张不完全统计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就占二分之一。铁血人屠当之无愧。

二、辣手屠夫曹操




辣手屠夫曹操。曹操不但是盗世奸雄,还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公元193年,攻打陶谦,制造了徐州大屠城,有记载“击谦……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泗水河都因尸体堆积而阻断,足见当时惨状。另外曹操还破张邈,屠雍城;征吕布,屠彭城;攻袁尚,屠邺城;征乌丸,屠柳城。每到一处,都实行杀光政策,手段毒辣之至。

三、疯狂屠夫黄巢




疯狂屠夫黄巢。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残暴毒虐,嗜好滥杀无辜。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攻占长安时,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一城百姓完全站到了官军的立场上,“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

《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兵围陈州近一年,粮草短缺,就制作了数百个巨型的石臼,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臼中,用巨型石锤砸磨成肉糜让士兵吃,流水作业,日夜不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全被吃光,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连四周的百姓都给吃光了。黄巢还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被杀者有二十余万。其疯狂程度令人毛骨悚然。

四、野蛮屠夫铁木真




野蛮屠夫铁木真。铁木真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霸业,可以说完全是由森森白骨搭建起来的。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未能幸免;公元1221年,铁木真第一次西征,对撒马尔罕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蒙古兵有5万人,平均每人杀死24人,共计120万,就像杀猪宰羊一般,真是视民如草芥,野蛮到了极点。

五、屠夫之最忽必烈



屠夫之最忽必烈。这位元朝的建立者施行种族灭绝政策,大肆屠杀汉人、南人累计1800万之多,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几乎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这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已作为世界记录收录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上(1985年版)。堪称屠夫之最。

六、冷血屠夫朱元璋



冷血屠夫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当上皇帝后便翻脸不认人,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块弄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他还设立酷刑 “剥皮揎草”,就是将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朱元璋在各州县都设有“剥皮亭”。其冷血程度可见一斑。

七、变态屠夫朱棣




变态屠夫朱棣。比起其父朱元璋来,朱棣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几乎被杀绝,一次就枉杀了14000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灭“十族”,对于方孝儒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取乐,一个女子日夜要受20多个男子的凌辱。有的被摧残至死,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又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就是临死也不忘其残杀本性,死的的当天,30多名宫女被带上殿堂,殿堂内置有小木床,让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为其陪葬。真是名副其实的变态屠夫。

八、兽性屠夫张献忠




兽性屠夫张献忠。明末起义军将领。率兵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其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假称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张献忠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说的也是张献忠的“杰作”。真是丧尽天良丧失人性,兽性屠夫的名头用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

九、嗜血屠夫努尔哈赤




嗜血屠夫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后来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努尔哈赤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屠杀殆尽。充分展现了他的嗜血嗜杀的残忍本性。

十、地狱屠夫多铎




地狱屠夫多铎。清豫亲王。1645年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誓死据守,多铎用红衣大炮轰开城门,杀进扬州城。多铎因为久攻不破,心里恼恨,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屠杀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繁华的扬州城,刹时变成惨切切的人间地狱。清军对老百姓“如驱牛羊”,见人就杀,城内各处积尸如山,连小孩子也不能辜负,“满地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杀到最后,连水塘都因血流成河而变成了五色塘,这是多么惨烈的一幕啊。真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屠夫。
 楼主| 发表于 11/22/2016 02:04:57 | 显示全部楼层
要知道在中国圣人、圣徒、圣崽、圣孙们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篡改历史事实,毁灭真相。孔子当年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其实就是篡改了鲁国历史,开了一个极坏的头……
 楼主| 发表于 11/25/2016 03:49:50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西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性暴力
 
(美国)宋永毅
  稍微熟悉一点文革历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广西是重灾区。在广西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的指使下,军队和武装民兵屠杀了近六万「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使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高达十五万,居全国之冠。甚至还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吃人的风潮。但是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作为大屠杀的自然衍生物,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出现了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集中迸发。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披露: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大屠杀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在整套档案里,完整的强奸、轮奸、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尸、毁尸的记载便有二百二十五个案例之多。按民间调查,女性受害者的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一时间,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广西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
 
  对受害女性戕害的多重性
 
  这有两重含义:一、对施害者来说,他们不仅劫色,还劫财甚至害命。一般说来,这种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古代野蛮民族在入侵中国时的暴行,在杀戮了男性被征服者以后,便占据他们的妻女作为战利品。二、而对被害的女性来说,她们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的被占有,更有永远无法消除的精神创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西的整个「处遗」工作中,因为中共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广西文革惨绝人寰的丑闻和罪行,对施害者的审判和处理基本上是「宽大无边」的。在数万名和杀人有关的罪犯里,只正式枪决了十人。但就是在这仅有的十名死刑犯里,有三名是因强奸杀人罪被起诉的。他们是:一、李超文,原广西容县六美乡(大队)民兵营长;二、徐善富,贵县大岑公社柳江大队民兵营长;三、王德堂,原广西凌云县武装政委,现役军人,后任凌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李超文和徐善富来讲,共同点是在陷害和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时,强奸被害者的遗属数十人。而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告发,他们都还进一步策划杀人灭口甚至灭门绝户。有时,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放水」(交给群众暴力批斗)为威胁,在女性受害者的极度惊恐之际达到肆意奸淫的目的。以李超文案为例,他先是诬陷归国华侨周恒志「藏有炸药」,将其打成重伤。又在持枪周恒志回家时,以搜查为名,强奸了年仅十六岁周的妹妹周惠炎。为了防止周恒志和家人告发,他又策划杀害了周和其父亲周德两人。接着,周恒志的母亲也被迫自杀,其妻也被迫至神经失常。这样李超文就达到了霸占周惠炎的目的。与上述两案相比,王德堂案则更具有在权力斗争胜利后占有失败者的妻女的色彩。在所谓的「一月夺权」中,王德堂以武装部政委的名义动用军队和武装民兵夺了原县委书记赵永禧的权。但因为赵其实刚到凌云县才工作了一年,又为烈士之后,民间要结合他取代王德堂的呼声极高。这样,赵永禧和支持他的干部群众便成了王德堂的头号政敌。为了保持自己的夺权成果,王非但策划谋杀了赵永禧,还残酷迫害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群众。在战胜政敌的过程中,如他的死刑判决书所述,他「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取威胁等手段,先后多次强奸被害家属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其中被杀害者之妻四人,被批斗者之妻二人,凌中女生二人(「四‧二二」派),病人家属一人,还调戏猥亵妇女五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死刑犯在犯罪的当时都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虽然他们并不是得到上级的指令实施的性暴力,但性暴力是有组织的大屠杀的伴生物,而他们的身份又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国家机器施暴的无法分割的责任。
 
  一般说来,在农村的大屠杀结束后,四类分子或「阶级敌人」的妻女常常被强行分配给凶手们为妻,这更给受害的女性带来了长期的精神创伤和无穷尽的灵魂折磨。她们常常轻则外逃重新嫁人,重则精神失常或自杀身亡。如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金秀县金秀区长二公社党支书、「文革」主任莫志光,为了达到奸淫和霸占青年妇女莫秀云的目的,召开群众对敌斗争大会,当场打死陶明荣(莫秀云丈夫),又逼死了莫的父亲,还活埋了莫的母亲莫女娇。然后,莫志光又以莫秀云的孩子为威胁,如愿以偿地奸污了莫。最后,莫秀云为了不甘长期当莫志光的性奴,只好离乡背井,逃落他乡。再如,在天等县一九六八年三月的「祥元大屠杀」后,杀人凶手黄正建等人把被他们害死的农会冲女儿先进行轮奸,后强迫她给凶手农朝丰为妻,还将被他们害死了的农良权、农良宁两人的妻子分别嫁给凶手黄正建、蒙加丰为妻。但不久这些女性无法忍受和杀父杀夫的凶手一起生活而出逃改嫁了。
 
  因受辱而自杀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如扶绥县城厢公社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初挖掘所谓的「反共救国团」中,把妇女梁美霞诬为「反团」成员,斗打她之后又奸污了她。梁美霞性格刚烈,于八月二十日含恨投河自杀。几乎是同时,扶绥县山墟区「革委会」在宣布破获所谓「反共救国团」时,杀害了被冤枉的邓太梅和邓安德,凶手们又「结伙轮奸死者邓安德之女邓美兰(十六岁)、邓太梅的儿媳何连(三十二岁)以及本村被管制的邓太良之女邓娥嫦(十七岁)等三人,少女邓美兰不堪羞辱欲上吊自尽幸亏绳索拉断而不死。」
 
  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这些精神上的创伤,以致在文革结束后还造成了作孽深重的多重悲剧。上思县思阳公社一个妇女,丈夫被杀后,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凶手占有为妻,还为其生下两个孩子。至一九八三年全面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她终于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的凶手,悔恨交加,不想为仇人留下后代而将两个无辜孩子砍死,自己也疯了。
 
  对于不愿意嫁给凶手的女性,施害者一方面逼迫她们改嫁出门,以便没收她们家的全部财产;另一方面,还向她们征收匪夷所思的「改嫁费」,以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一九六八年五──六月,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的大队「文革」主任黎亦堂在指挥民兵杀光了当地的地富分子以后,便规定凡被杀害了的地富分子的老婆要改嫁、女儿要结婚的,必须经过他批准,并到大队民兵队交所谓「证明」款后,才准办理结婚手续。据有账可查,该大队有六名妇女出嫁,被大队民兵队、生产队勒索所谓「证明」费共八百九十四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相当的一笔巨款!但这还远不是全部,档案记载:「除此之外,该大队民兵队还抄没地富家庭的现省一千三百五十八点四○元,没收地富物资折款一百六十五点六○元,没收外地在该大队搞副业人员的物资折款八百五十三点三○元。据统计,黎亦堂等在杀人前后,指挥民兵抄没、勒索地富物资折款和现金共三千二百七十一点三○元,这大批钱物均被这伙杀人凶手分赃吃光。」
 
  施害的前设性和预谋性
 
  如果我们对那些案例稍作挖掘,便不难发现它们常常带有一定的前设性和预谋性。施害者或在大屠杀发生以前就对被害的性对象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幻想或占有欲,或因性关系和被害者及其家人有过嫌隙和冲突。而大屠杀则给了他们不可多得的宣泄和报复的机会。例如,合浦县白沙公社发生残忍的杀人事件。指挥杀人者之一的宏德大队治保主任沈春先一直对地主朱有莲漂亮的大媳妇垂涎欲滴,扬言:「我们贫下中农老婆都没有一个,地主仔竟娶到这么靓的老婆」。于是他在大屠杀中指派民兵把朱有莲的大儿子抓去大队部后院,以其「调皮捣蛋」为罪名,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尔后又传其媳妇到大队进行调戏骚扰,要她嫁给他。因朱有莲的媳妇不答应,他又连续杀了她丈夫的四个兄弟,灭了他们家的门。为此,朱有莲的媳妇赶紧逃回她马山县的原籍。沈还不放过,跨县去威胁朱的媳妇。为了摆脱色狼的纠缠,朱的媳妇只得远嫁草江大队一位看水磨的老人。尽管命运如此多蹇,朱的媳妇总算逃过鬼门关,有的妇女则因此而被灭口残杀。例如,天等县都康区多信乡民兵黄全瑶曾于一九六二年向黄全秀求婚被拒绝,一九六八年三月,黄又窜入黄全秀卧房实施强奸,被黄全秀反抗未遂。此后,黄全瑶存心报复,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与民兵营长黄全通合谋将已怀孕八个多月的黄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里去活埋,「使黄全秀在坑下挣扎惨叫一个多钟头才死去」。
 
  施暴者的性虐狂和性变态
 
  机密档案揭示了相当数量未成年幼女和少女被强奸或轮奸案件,如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武宣县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宝指挥凶手覃锦必在批斗会上乱棍打死了农民王德欢后,覃锦必、覃世松等四十五人到王德欢家,轮奸了正处豆蔻年华的女儿王凡珍。在天等县「巴览屯杀害红军遗属及奸污孙女事件」中,被凶手轮奸的老红军赵维奇烈士的孙女赵笑浪仅十二岁!另一个少女,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公社东阳大队孤女李兆仙被凶手强奸也只有十三岁。因为她们尚未成年,这些少女的命运更为悲惨。浦北县北通公社的凶手们在杀害了刘政坚父子后,九人对年仅十七岁的少女刘秀兰轮奸了十九次,事后又勒死刘秀兰灭口,还剖腹取肝,割去她的乳房和阴部食用。即便是未直接受害的少女,也有的因过度惊吓而发疯,有的甚至被迫走上性犯罪的道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宾阳县甘棠公社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姚尚强带领民兵干部关有志等杀害了王宗博、王宗升兄弟。八月三日晚,姚尚强借抄家为名,对王宗博妻颜秀清进行威胁并强奸。两晚后,关有志又闯入屋内,企图强奸颜秀清,后因颜哭喊强奸未得逞。极度的恐惧逼得颜秀清带着小女儿王丽竹改嫁到邓村大队。但因为未成年的王丽竹受到极大惊吓,结果神经失常了。
 
  其次,机密档案还揭示了相当多的孕妇或被奸污,或被蓄意拷打杀害,以致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晚,玉洪公社合祥大队革委主任牙永庭召开的杀人现场会议,农民班龙显因参加「四‧二二」被挖坑活埋。「班龙显死后,其妻韦氏平已怀孕三个月,但牙永庭色狼成性,于同年九月间两次闯入韦氏平房间强行奸污。」贺县信都公社信联大队在「刮台风」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罗亚银夫妇。因罗的丈夫在水利工地被管制劳动未回来,当天只好批斗罗亚银一人,并要其女陈冬兰陪斗。在群众批斗会上罗亚银被乱棍活活打死,跪在尸体旁边的已经怀孕八个月的陈冬兰被凶手打死后,见陈冬兰腹部在动,又向其腹部猛打,使陈冬兰一人二命被活活打死。
 
  最后,机密档案还记录了:施害者们即便无法奸淫,也不放过受害的女性。他们在刑讯中有意着力于故意伤残女性的乳房和阴户,直接导致被害者惨死。而被害女性死后,尸体更遭性暴力和侮辱。如一九六八年秋,南丹县车河公社龙藏大队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的假案时,大队革委副主任、大队斗批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容盛强亲自拷打十五岁少女容秀梅:「把她的衣裤脱光,用灯去照和用火去烧她的大腿和阴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唤地,那凄惨的叫声,那悲痛的哭声,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泪。但人面兽心的容盛强还厚颜无耻地威胁容秀梅:『你给我搞,保险你没问题;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另一个案例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合浦县石康公社在许平志(公社代理书记)、莫家俊(公社武装部长)等人的策划和主谋下,召开了全社万人批斗大会,屠杀四类分子。其中圩镇大队陈国莲,丈夫劳改后,她携养一子一女,被诬作风不正,大队「文革」组织一千多妇女开展批斗,迫其承认乱搞男女关系,她衣服被剥光,被凶手用棍捅其阴部致死。无独有偶,马山县被称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杀人案件──加方公社『三‧二』事件」中,兰普吉(加方公社营业所副主任)只因是「四‧二二」负责人被武装民兵打得死去活来,他太太兰卢美金见此情况就跑来向民兵求情,不料非但被凶手打,还被人用一条尖木棍捅进她的阴部去,致使她流血而死。
 
  以性暴力辱尸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如灵山县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方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后,凶手把她的衣服剥光,并用木茹棍捅入阴道,陈尸路边。再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上思县思阳公社主任陆巨吉布置残杀南宁展览馆押送回来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虏。从南宁押送回来的女青年陆玉江和四个男社员活活打死。陆玉江死后被裸体陈尸路旁,并把竹木插入阴部示众。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的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因为她长得漂亮,凶手就还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况难以言状。被害者死得惨,死后更惨。
 
  性暴力的「谱系说」
 
  阅读这些兽性毕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时,恐怕读者会问:施害者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回答这些和战争大屠杀有关的性暴力问题,西方学者有过一些的分析,其中比较有启迪的是性暴力的「谱系说」。这一学说认为:性暴力其实是和平和战争时期的一个普遍的暴力谱系或一个特别的性暴力谱系的一部分,或者一种更扩大的延续。这一理论还认为:如果这些性暴力在某些国家里重复发生,那么常常愈演愈烈。
 
  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便不难想到在中共建国以来(包括建国前在所谓的「解放区」内),中国农村大规模地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规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们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谱系」。广西文革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并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别的性暴力谱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晋绥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重庆独立学者谭松在他对四川东部暴力土改的调查中,更向我们描述了广西文革中似曾相识的性暴力的场面。
 
  由此可见,从土改开始,四类分子的妻女便和他们的土地一起,作为一种被合法剥夺的「财产」分配给所谓的农村革命阶级──「贫下中农」。从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里,地富及「四类分子」早已沦为政治贱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贫下中农们」和他们一起在所谓的合作化运动里被中共剥夺了土地,断绝了在这方面的分配欲望。但是,四类分子们辛勤劳动,还是有一些可怜的鸡鸭余粮的积蓄的,尤其是他们的儿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妇,他们的女儿或出落成豆蔻年华的少女,这便激发了那些「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压抑在心底的最龌龊的性欲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时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为什么文革中不来第二次再分配呢?在回答「他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时,这一「性暴力谱系」理论着重考察了和平和冲突时期的关联。它指出: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杀中犯下这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兽行,还和和平时期被害者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长期非人化有关。当敌人被描绘成「罪有应得」时,暴力的责任就「被转移给了敌人」。而对他们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这种「责任的转移」所产生的强大的「道德疏离」,会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标拓宽,性暴力常常应运而生。对中国大陆数千万四类分子来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他们被非人化、公开被称为「应当消灭的阶级」的宣传和政策难道还不多不够吗?因而文革中出现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性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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