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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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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2/2016 11:35: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12/23/2016 00:20 编辑

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趴下的?

作者:端木赐香


一个有趣的实验: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后来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

中国知识分子在2000年中不断被统治者加上犹如跳蚤头上的玻璃罩,久而久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慢慢地就集体趴下变成“爬蚤”了。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就不好统治,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到了20世纪乃至当代,统治者们还是崇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编按:战时未偿不可,和平时期则不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果。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2000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才完全趴下的。

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空前劫难,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深得法家“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的教诲,统一全国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但在始皇眼中(编按:实际上是李斯提议始皇采纳),书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广收天下书,并效仿鲁、齐等国的博士官制度,设博士70名;博士之下,又有诸生2000余人。这些博士约相当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有点找不着北,在给始皇拍马屁的时候拍出火星来了:博士长官仆射周青臣,说秦始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等等。秦始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丞相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以点评:“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秦始皇听了,龙颜大怒,决心焚书坑儒。


“焚书”者,除《秦记》以外的史官记载都烧掉;除博士职掌所藏图书之外,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书者,一律送交地方长官烧毁(当然,医药、卜筮、种树等“理工农科”书不在焚烧之列);令下30天不烧的,要剃阴阳头,下劳改农场(处黥刑及4年筑城的“城旦”劳役);有敢谈论诗书的,处“弃市”死刑;以古非今者,灭族。“坑儒”者,因一个叫卢生、一个叫侯生的,背后议论秦始皇集权专断、不重用知识分子、“博士虽有70人却备而不用”等等,有人举报就下令追查,结果发现说坏话的人还不少,一下子弄了个反动集团,共计460人。秦始皇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

这一焚一坑,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老实多了。


秦始皇焚书,焚的是《诗》《书》等百家之语,仅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方面,后世还颇有相通之处。譬如在论及“知识分子改造”时,一般都认为工程技术人员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所谓的文科最差,说穿了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批判性。

焚书坑儒也就罢了乐,问题是秦始皇还开了一个最坏的传统,因为李斯出的一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就是说当官的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处士横议,说穿了就是言论自由。齐国设立“稷下先生”,其特点就是士持其道对政治加以议论,他们是“王者师”,可以以道压势。但“以吏为师”,就把道纳入了权力体系之中,这传统导致中国一种特殊的现象:官阶越大,在思想界越有发言权。此传统沿袭至今,就变成了官员们“做好知识分子的引导、培养、管理”的习惯思维,知识分子不能有超越官员的自由思想,否则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肉体上予以格杀。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第二次劫难,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一劫,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膝盖。秦始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所以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贩卖儒家的“仁政”,没想到“仁政”这时候很适合统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罩;其次,强调大一统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第三,“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第四,“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从头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导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轮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艺术,而儒家的温情脉脉至少看起来很美。于是,武帝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中国新儒家开山始祖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所谓的利用,汉宣帝训太子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当时太子认为父皇持刑太深,并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议,没想到汉宣帝一下变脸,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到底,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只是统治者的一件外衣而已。

后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学。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句被统治者给废了,只剩下第二句。而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最典型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当了皇帝还嫌不够,还要充当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导师。朱元璋偶读到孟子,发现这家伙居然敢对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怒发冲冠,立即下令编纂《孟子节文》,把孟子原书里的大不敬语删去85条。

总之,后世的儒学跟孔孟之初的儒学,早就不是一码事了。虽然后世儒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已经被统治者糟蹋得不成样子,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淑女落到流氓手里。儒学被统治者轮奸后,逐渐堕落为诠释封建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不仅起不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2000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在政治性的脚下。


而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面临的最痛苦、最无奈的劫难,还是统治者的文字狱。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那么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是给趴下的知识分子还戴上沉重的紧箍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460余人,开文字狱之端。汉宣帝在文字狱方面,又有所发明。首先是盖宽饶案。盖宽饶喜上书批评时政,大概用的是当今的杂文体,偶而来个小讽刺什么的。殊不知,统治者最不喜欢的就是文人这些小弯弯肠子。有一次,盖的奏疏里出现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宣帝看了不高兴,把盖的奏疏发下,命群臣议罪。没想到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们,从这些话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盖宽饶想要皇帝禅位。最后逼迫盖宽饶不等司法惩治,就自尽了。宣帝制造的第二桩文字狱案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杨恽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欢揭发别人不忠,终于也被别人揭发了,被免为庶人。做了庶人的杨恽,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骚。家中仆人举报了杨恽,宣帝派人搜查,查出杨恽给友人的书信《报孙会宗书》中有些牢骚,于是杨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

统治者这般屠杀文人,导致三个恶劣的传统:其一,文字的解释权归统治者;其二,文人之间的狗咬狗攻讦之风;其三,也是最坏的一个传统,文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官方可以随便跑你家里,以搜查你的“反动证据”。这一传统,在“文革”时被发挥到极致。至于知识分子,更有把书信自动上交组织的。这种传统,也一直沿袭到当代,警察随便闯入民居,搜查民众的家里、电脑中的文字,并将之作为惩罚民众的证据。至于对中国家庭、学校就更是遗毒横行,比如家长、教师理直气壮地私拆子女、学生的信件,检查他们的日记,在侵入私人空间作为时,不但没有耻辱感,居然还振振有词,有很强的道德感。

文字狱搞得最有声色的,也当数朱元璋。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些陈词滥调,朱元璋却很喜欢。问题是文字狱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所以,马屁没拍好,却拍没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马屁文章,内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朱元璋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认为这是讽刺他做过和尚与强盗,于是就将这些人统统杀光。那么不拍马屁、不做官总行吧?也不行。儒士夏伯启自断手指拒绝出仕,朱元璋大怒,说“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后,夏伯启被抄家枭首。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按梁启超的说法,那叫诱奸),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如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有300多人。雍正帝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比如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恶心我们大清族不识字?诽谤啊,杀!

雍正时有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叫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被当代一再吹捧的“康乾盛世”中的乾隆,在搞文字狱方面更绝。如乾隆二十年,他看胡中藻不顺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数罪并罚,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其实,最让人悲哀的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帮助统治者打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给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的堡垒。这一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跟农民这个阶层一样的懵懂无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盲草民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虽然历史上有着众多的文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例子,但是一旦新的王朝逐步走上了正轨,知识分子们就不再忸怩作态了,这一点明朝的士大夫们与清朝的关系就可略见一斑。而《水浒》里梁山好汉的招安情结,又何尝不是明朝士大夫们的心态反映呢?招安与归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悲剧。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臣妾心态


先秦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者面前有三种选择:师、友、臣。自从秦皇开了以吏为师的传统,他们在强权面前,再也没有师的光荣。至于友,也是没影儿的事。中国帝王们,还没见谁把知识分子当朋友呢,当然,临时做朋友倒是可能的。比如刘邦起事的时候,萧何、曹参等都是知识分子型官吏,跟刘邦的关系,有那么点友的交情。可是随着政权的建立,他们就慢慢沦落为臣了。

为臣也不错,如果真应了孔子所谓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话。问题是,中国的强权或者说政治,就是那么一介武夫,大臣面对他,只能是臣妾的待遇。基于这个层面,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还不如说成是“女大当嫁”。中国文人被罢官,犹如小女人被休回娘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沉河,与其说是爱国,还不如说是殉情。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怨妇心理

与臣妾心理相伴随的,就是怨妇心理。中国文人最擅长的,就是怨妇文学,也叫弃妇文学。色衰爱弛,秋扇见捐,长门宫漏,寒鸦日影,文人之所以能把弃妇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共同的心理体会。比如白居易《琵琶行》里的“老大嫁作商人妇,门前冷落车马稀”,我们现在读来感触并不深,可“江州司马青衫湿”,你要单以为咱的大文豪是为了小女人的丈夫老不归家而流泪,那就太小看咱的文豪了。听别人的小曲,浇的是自己胸中的块垒,大文豪在强权面前不再得宠,被贬千里,犹如娘娘被打入了冷宫。白居易为商人老妇泪洒青衫,还不是一样的心理感觉——失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争宠心理

既是臣妾,那么妾与妾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不好处,大家争宠献媚,免不了争风吃醋的。我们老说文人无行,文不如妓,就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邹阳在自己的《狱中上书自明》里说:“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连豪迈千古的李白都知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许皇后与赵飞燕争宠,武媚娘套牢李治,这些女人的媚功与手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只不过水平有高有低罢了。韩非子的故事里,有个叫郑袖的小娘们,乃是荆王爱妾。荆王新得美女,郑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见,近王,因掩口。王问其故,郑袖曰:“此固言恶王之臭。”及王与郑袖、美女三人坐,美女近王,数掩口。最后的结果,傻丫头的鼻子被荆王割掉了。郑袖这一小手,真宗年间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就玩得特圆。

众所周知,真宗年间,寇准做了宰相,又做了件千古牛事:当时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挥军南下,真宗吓坏了,大臣们都说跑吧,只有寇准说不能跑,最后半带强迫性地让真宗与他一块儿到了澶州城下,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打了胜仗,真宗乘胜签订了城下之盟。从此之后,寇准更牛了。

有一天,真宗召见大臣,寇准未等散朝先行一步,真宗目送寇准离去,一旁的王钦若吃醋了,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因为他有保卫社稷之功?”真宗点头称是。王又说:“澶州之战,陛下不认为是耻辱,反而认为寇准有功于国,这是为什么呢?”真宗一听傻了,问:“为什么呢?”王钦若说:“兵临城下订盟,为《春秋》所耻。我们的澶州之战,就是城下订盟。以陛下大国皇帝这样的尊贵的地位,而订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真宗一听,说得也是。王钦若继续加“太太牌”酸醋:“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钱的人在钱快输光的时候,就把剩下的钱全拿出来做赌注,这就叫作孤注。寇准让陛下亲征,就是拿陛下作孤注一掷,陛下想过它的危险性吗?”陛下一想,寇准就危险了,结果寇准被打入冷宫——贬下去了。

再比如,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为与萧淑妃争宠,不惜屈节接武则天回宫,与武则天合伙整萧淑妃,萧淑妃被整倒以后,王皇后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乃是原来的同伙武则天。文人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就举“两个小人物”——蓝翎与李希凡吧。两个小青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合作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可谓是一炮打响。可惜,俞平伯被批臭以后,“两个小人物”的内斗也开始了。这是正常的。看蓝翎同志的回忆,你会发现,他对俞平伯本人没有多大的意见了,他更大的意见是针对李希凡——自己曾经的战友的。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好女不嫁二夫”的贞洁心态

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贞洁观与中国女人的贞节观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女人贞节的高峰时代,与知识分子忠贞的高峰时代完全吻合。明朝时的中国女人最讲贞节,而那时的中国士大夫也最讲气节。兴起于崇祯二年(1629年)的复社,原本不过是一个以复兴古学、切磋学问为宗旨的文人社团,但他们的宗旨似乎更重气节。明朝时,中国寡妇再嫁被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也是至死不嫁清王朝的。陈名夏、洪承畴等几个改嫁了,历史书籍怎么恶心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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