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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 王希哲的自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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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9/2017 12:0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老王社长(王希哲)的自我简介

editor note: Mr. Wang is an out of date "democratic fighter" whose thought confused sometimes ridicule enough although he might be a good man, his knowled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re very limited while he is extremely ignorant the evil criminal nature of the CCP regime and its heinous crimes. he , in essence ,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is left or right meaning in politics. in a words, his history role has turned to reactionary rather than revolution.despite his opinions full of mistakes and errors, he might be an honest guy to express his true opinion.

(民主墙时期)


近来,不少年轻朋友网上打听“老王社长”(王希哲)是什么人?----“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

这个问题,老王自己也都不清楚。半个世纪,五十多年来,他一直被无论左派的中共中央或右派的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并至今视为“反革命”。查网上的介绍,常各取所需。这样吧,老王自己把这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尽可简要地梳理一下,汇报给今日的后生群彦,是我非我,诸位各自评判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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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小王”十八岁。少年时阅读了家中斯大林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文革红卫兵起,组织了广州中学造反派的“井冈山公社”,任社长。“王社长”一直被同学称呼至今。又曾任维持广州治安的“红警司”副司令。在一次遭伏击中,中弹负伤。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后,1968年,“小王”开始对文革有了初步的思考。感觉对林副主席(军方),对中央文革,对毛主席都不能盲从。“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他召开“井冈山政治工作会议”阐述对文革新思维。8月,被广州警备司令部通知武汉警司拘捕。自此开始打成“反革命小蒋”,批斗、捆绑、殴打。被打落两颗门牙。

1969年“九大”后释放,上山下乡农民两年,回城再作工人。几年里,作广东城乡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民和市民成风的逃港问题,深刻感到文革后期的政策过“左”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后期应该对文革纠偏了。主要感觉是:

1、毛说过,要争取人民的拥护,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文革多年,过去行之有效的不少城乡工农业政策被“批判”了,搁置了。“忠字粮”、“公产风”、“割私有制尾巴”,奖金和补贴也多冻结,工农被束缚过死,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生活条件恶化,人们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利益前途,只好向资本主义外逃;
2、样板戏和教育的工农兵方向应该肯定,但文艺、教育政策都有过左倾向;
3、林彪“体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路线是极左不是“极右”。周恩来批左纠偏是正确的,批周是错误的(这实际是对毛的不满)。对文革的纠偏不是“复辟倒退”“回潮”,它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的否定和进步。
4、文革发动批官僚体制,批“官僚主义者阶级”当权派是对的,但把“走资派”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整和大面积打倒,是混淆两类矛盾的,是极左的。老干部被群众批判教育后,应该尽快解放;
5、“七三”“七二四”布告后,军队大规模出动开枪镇压杀害造反派,是错误的,法西斯的;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6、文革中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原则作为刑律,是错误的,是封建礼教原则,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应该允许党内和人民内部公开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存在。提倡“反潮流”,必须要有给人说话的条件。一派压一派,一派专政一派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人民派别专政。
7、不应无原则肯定秦始皇和法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
8、“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文革的人民大民主和《十六条》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没能落实制度化。还是毛主席要给就给,要收就收。必须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人民对特别是中央国家干部选举和“随时可以撤换他们”的制度,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确立下来。
等等

1973年“小王”起草,联络李正天和老干部郭鸿志,将以上意见写成书信,标题《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觅渠道上呈毛主席和广东省委。被广东省委内定为“反动思潮”。

第二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郭鸿志建议,将上述呈毛信件抄成大字报,公开张贴广州最繁华北京路口。郭鸿志写序言,王希哲老同学陈一阳参与部分修改,写进:“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最后王希哲总其成改定定稿,特别增加了一段直接批评毛主席所谓“开後門來的也有好人,从前门來的也有坏人”的说法。这说法,庇护和加剧了文革后期开始的各级解放干部急于安排子女的“走后门”特权风。必须批判和限制特权。再增加了公开挑战批评中央文革“大人物”“理论家”企图倒周,批林批孔批周公,将火往周总理身上烧的错误。
最后,郭鸿志为我们写道:“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是其中的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想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算是以身试“礼”罢。”

这大字报,就是中国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能闻名的广东“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它也传遍了海外。

1975年,“民主与法制”口号被中央定性为“反动思潮”,“李一哲”四人在广东受到广东省委组织的数百万人次的无数次围攻批斗。但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十分开明,没有逮捕“李一哲”,反而允许李一哲在批斗中口头和大字报答辩。七八篇反批判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大字报,全部王希哲起草。结果,这广东长达一年,数百万人的围剿批判,极大地扩张了这篇文章的国内外影响,成为了一种关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动员。“民主与法制”口号深入人心。


1976年,华叶政变,“四人帮”(中央文革核心)被捕。人们以为李一哲将平反。不料,
1977年,韦国清主政广东,反逮捕了李一哲四人。定性“民主与法制”为反动纲领,省人大全会报告上,宣布“李一哲反革命集团”。面临着极刑。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主与法制”命运扭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口号,开始成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方向和国策。王希哲狱中阅报惊悉,起立仰天长啸。

1979年春,习仲勋释放了李一哲,亲自主持平反了李一哲,与李一哲多次恳谈。这期间,是王希哲最“反毛”的时期。他特别愤怒毛下令镇压了拥护和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他提出,“毛不是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么?毛不是说,凡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吗?为什么矛头指向他了,他就要镇压群众运动了?”。他还公开批评了毛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和“五七指示”中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习仲勋极其生气,召见和指斥王希哲说;“王希哲,你怎么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双手作举旗状。至今声犹在耳
王希哲到北京,龚小夏问是否凭吊毛主席纪念堂?希哲拒绝了。

但很快,王希哲就发现,邓小平、胡耀邦在“彻底否定文革”下,路线急速右倾。胡耀邦治下共青团中央和青年报开始大肆鼓吹“恭喜发财”一切向钱看,放开“伤痕文学”控诉“文革罪恶”,鼓励青年“吃喝玩乐”不闻政治,倡言人性“性解放”满足“性饥渴”(中国社会风气败坏自此开始)。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放出“文革浩劫”论,向文革造反派算总账,以错对错继续混淆两类矛盾,以“反革命罪”重判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先利用民主墙拥邓,后镇压民主墙,取缔“四大”,收缴了文革人民手中最有效的民主斗争武器。王希哲发现必须抵制邓小平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右倾路线了。他支持了民主墙,支持了“中华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为其机关刊物《责任》撰写了社论《邓小平错了!》。为抵制邓小平新的专制,徐文立甚至向王希哲建议组织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
香港的各界民主运动(那时的香港民运全属认同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广州找到王希哲,要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王希哲介绍了他们北上。

王希哲在香港发表长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提出毛文革的错误,在他建国后急进的社会主义改造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七大路线”。但又指出,不应“彻底否定文革”。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方向是正确的。无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也无论其中有多少错误,只要中国斯大林式官僚体制不改变,只要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官僚基本矛盾未能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将持续下去,人民运动将此伏彼起,永远不会结束。因为这是“人民文革”。王希哲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后来海内外文革研究史中的“人民文革”概念。王希哲将后来发生的“86”学潮和“89”大规模民民主运动,都视为文革的延续,理论皆出此。

1981年4月,王希哲被中共邓小平中央再次逮捕。“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执行十四年。关押广东怀集监狱。期间,发生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各界向中央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魏京生、王希哲等要求。香港民运大规模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结合了起来,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港支联)至今。

王希哲1993年“假释”出狱。在狱12年。与前两次相加,缧狱共15年。自此,“小王”变为“老王”。

1996年10月,为推动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建议台海国共双方回到蒋毛重庆双十协议原则基础上谈判国家统一问题。联合刘晓波发布《双十宣言》。刘晓波立即被捕。王希哲经汕尾偷渡香港避难。香港当局面临“97”回归,不敢收留,将王交美国驻港领馆安排赴美。

赴美后,在哈佛费正清中心任访问学者两年。研究文革和台湾问题。搜集了大量中共抗战胜利前后声明中国应走美式民主宪政道路的文献,交《小参考》发表。后国内笑蜀据此再收集编辑了著名的《历史的先声》。

1997年,海外民运奠基人王炳章博士哈佛拜会老王,一再邀请王希哲介入海外民运。王炳章介绍说,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国民党以经费要挟,竭力要把海外民运变质为附属台湾台独路线的对大陆情报组织。王炳章坚决抵制,受到排挤和民运的“开除”。他决心另树旗帜,重建不附庸台湾的大陆民运组织。希哲被炳章真情和正义感动,应允加盟民运。

1998年,王炳章闯关回国发动组党。王希哲与王炳章等共同推动了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在国内各省数十名民主党领袖和活动家被捕判刑后,王希哲受托担负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十年,主要推动国内工人“独立工会”运动。
王希哲当初因《双十宣言》犯难,故领导民主党之外,一直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与海外最老牌最著名的台独理论家政治家代表洪哲胜等,开展了多年的理论法理的辩论和斗争。同时,与民运中的投靠台独势力,也展开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长期的斗争中发现,海外民运大多头面人物,确如王炳章痛言,为了经费,早已背叛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初衷,沦为了台独应声和西方反华势力鼓动藏独、疆独、蒙独的廉价工具,“民运”活动成为了卖国害国活动。他们不时也骂中共历史的“卖国”(共产国际),但他们的骂不是因此说,不能卖国,而是说“你们共产党历史上卖国,为什么不许我今天卖国?”。老王向他们指出,世上各国的反对运动都是与当局竞争爱国,只有中国海外“民运”与当局竞争卖国!这是当今世界奇观。
不止此。民运本应为民众争普遍权利。如刘晓波说“我们没有敌人”。但后期的海内外“民运”,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仇恨和必欲推翻、清算毛泽东共产党红色革命传统成果的敌对政治阵营。日以谩骂、谣言(却美其名“真相”)、抹黑毛泽东共产党为职事,完全脱离了今天中国民众的实际痛痒。这是反共右派革命,不是“民运”。老王不能再与之同流。
也须指出,杨建利先生主导推动的国内维权运动,有反华势力阴谋的一面,但也有它的合理内容和积极意义。不一笔抹杀。在台北,老王批评过杨建利西藏问题的错误,在曼谷,老王肯定过杨建利推动的国内维权活动。

老王认为,既然海外民运大部已经变质,就不应该由他们垄断了“民主运动”,不应该让海外各国只听到他们的声音,总以他们的喊叫来代表中国民意。应该发展出左翼的民主运动,继承文革至89运动的爱国民主精神,让海外各国政府也能听到中国民意的爱国主义呼声。
2007年,老王将民主党主席职务移交后,开始多处讲演,鼓吹发展中国左翼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个倡议国内最早被陈子明先生敏锐抓住,向国内各界作了介绍。

2008年,老王利用多维博客等网上手段,全力支持和积极建议开展了席卷全球的“保卫奥运火炬运动”,把该运动作为海内外左翼民主运动的发端。老王积极推动两岸三地民众留学生并肩高举“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旗”集会,保卫北京奥运火炬各国传递。打破两旗传统“不共戴天”的半世纪敌视。旧金山首先突破,两旗并肩挥舞,然后洛杉矶纽约,紧接全球仿效,成功地在爱国立场上团结了海外两岸三地华人。为此,组织两旗共同上街的旧金山侨领池洪湖,特地邀老王赴两旗集会现场合影,表示感谢。

老王长期与台独皇民派“理论家”洪哲胜们和李登辉台湾亲日派的斗争,围绕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所谓“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有效性开展辩论。他与马英九对话,敦促马英九国民党重视对台独的“日本主权”理论的批驳。

2007年9月7日,日本政府竟第一次所谓“以明确方式”向联合国照会,以所谓“旧金山和约”立场为据,否认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为皇民台独理论正式背书。这是战后日本最严重的事态。第二天,9月8日,王希哲立即发出声明:“关于执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提出最严重警告”。

2010年9月3日,王希哲再以顾问身份起草和发布了《中国民主党为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告海内外同胞暨两岸领导人书》,提出:
“中国两岸政府,应该向日本政府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郑重保证:“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不久,解放军彭光谦少将向香港保钓人士致敬时首次指出:日本政府必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显然,老王关于对日强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声明意见,迅速为国家所接受!

老王立即评论:“王希哲近十几年无数文章(见《论台湾》)呼吁中国对日外交中的台湾问题和保卫钓鱼岛问题,应该站在保卫二战盟国胜利果实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上,......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有心为日本戴上的紧箍咒;是日本政府必须兑现不得翻案的承诺。只要它敢说琉球和钓鱼岛主权是它的,它就是在翻《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案,翻二战结果的案。可惜,中国人民和后来的中国外交家却对日本政府当年向毛泽东、周恩来,向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这个重大保证的意义不求甚解,漫不经心,希哲没有大声呐喊提醒之前,几乎从不见人们包括中国政府在台湾主权和保钓运动中提起它,遑论琉球归属问题。
现在好了。现在大家都懂得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意义了!在这场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中,中国人民应该最响亮地把这个口号喊出来。让中南海听见,让东京听见,还要让华盛顿也清楚地听见。 ”

随后,大家看到,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成为了中国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对此,老王在2012年中国民主党拉斯维加斯代表会议上总结说:
“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问政、参政”(代表鼓掌)。说明,哪怕在中国民主党取得国内合法地位前,只要我们真正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爱国立场,我们提出的国策方针和口号又是正确的,为中共政府接受,我们就能在一定意义上实际地“问政、参政”,以此,来争取全国人民对中国民主党的认识,提高中国民主党的声誉,赢得人民更广泛的支持,这就能为中国民主党未来在民主化中国的政治竞争,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了。”
(可惜,后来的中国民主党没有按照这条路线走)

2012年,重庆事变
文革后期经济政策极左,邓小平扭转它,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得人心的。但无节制的私有化和权贵资本主义恶性膨胀,如邓小平自己说:出现了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薄熙来重庆的施政,就是企图要尽力地扭转这邪路,摸索创造出一套既能改革开放,又能节制资本,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模式来。它得到了重庆人民和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当然引起了一心要把资本主义复辟到底的汉奸后裔温家宝和社会反共右派集团的极端仇视。于是,围绕“重庆模式”的评价和斗争,中国现时左右两大敌对政治集团势力,两大阵营,开始出现成型了。

2012年3月,温家宝们借长期阴谋策划的王立军事件,发动重庆事变,诱捕了薄熙来,与国内外反共右派勾结呼应,捏造罪状,将薄熙来下狱。然后,疯狂地封闭了“乌有之乡”“旗帜网”等几乎全部左翼网站,钳制左翼批评,实行白色恐怖。孔庆东电视台指出,“这是反革命政变!”。立即被封杀。

王希哲在重庆事变发生第一天起,坚决站到了挺薄的一边,也就是站到了最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边。他用每天向国内各界数千有影响人物广发email的方式,号召了这场挺薄之战:

当天,他写道:“欢呼中国右派及其党中央的巨大胜利!”(2012-03-15 )
然后,他不断地写到:
“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的白色恐怖”(2012-03-16)
“公然主张和叫嚣“杀人立威”(杀黄奇帆)的右派党中央法西斯“高参”辛子陵(2012-03-22)
“重庆打黑与中南海的“黑打””(2012-03-27)
“胡温政权进一步走向法西斯化:“乌有之乡网站”被封公告”(2012-04-06)
“完全封杀左派舆论,胡温政权彻底法西斯化!”(2012-04-07)
“现在整个海内外民运都这样的“坚决拥共”了。不必大惊小怪 ”(2012-04-13)
“勇敢站出来学习王铮,发起全国公民要求会见薄熙来人大代表的维宪维权活动”(2012-04-14 )
“必须挫败一次中共中央,中国人民才能开始为自己争得民主”(2012-04-17)
“薄熙来与中国航母特殊钢的关系”(2012-04-24)
“人妖颠倒的世界!倒薄奏效---重庆释放违规使用食品标志案沃尔玛员工”(2012-05-01)
“王希哲按语:“换旗”、“沉船”和中国不得不选择重庆“新改革派”路线 ”(2012-05-15)
“老王按:“中国需要薄熙来。薄熙来并没有倒下,反之还将站得更高””(2012-05-18)
等等。

这场挺薄维护国家正气和正义的斗争,至今还在继续。挺薄这场大斗争中,涌现的许多的80-90后青年,开始称老王为“王老”了。这称呼似是尊称但颇不吉利。但人总是要向着“老”走去的。没有办法。

2013年,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他显然延续了薄熙来对江朱胡温20余年“邪路”纠偏的路线。特别是他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辩证历史观,与老王半世纪所持“否定之否定”思想方法完全一致,这点上,习超过了薄熙来。老王基本支持习近平,虽然对他维持了对薄的冤案不满。
习近平正加强中央集权。这是必要的。纠偏积重难返。但19大后他怎样继续走,需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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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社长”的历史简介,就暂到这里。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老王则五十余年了。从“小王”到“老王”,到“王老”,怎样走过的,大家清楚了。那末,回答开篇的问题,这王希哲到底算左派还是右派?
老王自己这样回答:他是实事求是派,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潮流派,他明白事情往往会向反面转化。当一种错误倾向被扭转,却在走向另一极端的时候,便到了它又应该被扭转的时候了。直白说,当中共政策极左的时候,他是“右派”;当中共政策极右的时候,他是左派。唯一的坐标,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喜欢这首诗,是他的座右铭: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

老王至今还是“反革命”,没有平反。流亡海外后,祖国的大门20年向他紧紧关闭,不允许他回来。他就没法见见这些新一代的可爱可敬的青年们。青年们往往惊诧:“王老怎么会是反革命?”。他们不了解,当年当“反革命”是很容易的。现在,当出现了一种对共产党中央政策路线尖锐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人们都会区分一下:“这是左翼的批评还是右翼的批评?是左翼的反对还是右翼的反对?”但这是近几年的事,十几二十年前,哪有这样的区分!只要你批评中央,反对中央,管你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反革命”。故,孔庆东、张宏良、郭松民一类,若早些年,早就是“反革命”了,早就被认为是“反共右派”了,哪里会是被认作什么“左派”。这么回头看,中国社会已经很有进步了。我们还要推动它继续进步。“王希哲”们当年的青少年,五星红旗下的第一代,文革的一代,终将继续地“老”去“老”去,中国的未来,永远寄托在绵延永续的青年们的肩头上。


老王社长
2017年元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忌辰)

 楼主| 发表于 1/19/2017 14:42:14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希哲答友问:“你变成左翼了,怎还有那么多的右派民运朋友?”
编按: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最终胜利决不能依赖这些所谓左派!真正的自由民主战士必定坚定反共但决不会反华,不反共的所谓民运人士只能是自欺欺人!民运与共匪完全不是所谓左与右的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纯属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共匪是人民公敌。

老王社长

老王“变”了?老王没有变,是“民运”变了!
自文革始,再《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半世纪了,老王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点从无改变!
文革以来的“民运”,特别是四五运动发其端的现代民运(民主运动),本来是社会主义民运,即要求改善社会主义体制,推动社会主义朝向人民拥有更多实际主权的民主方向前进的民运,直至民主墙运动,89民主运动前期,性质基本如此。是“89-64”邓小平镇压后,89运动的相当一部分骨干逃亡海外,才逐渐地将原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运,变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华的“民运”。
是“民运”变了,不是老王变了。

不信请看,这些早期的中国民主运动人物:

王军涛,四五运动英雄。他当年是反共的?不是。他是左翼,曾是共青团中央委员;
万润南,文革“414思潮”领袖。他当年是反共的?不是。他是左翼。曾是刘少奇东婿,与胡锦涛一个党小组的成员;
徐水良,南京“李一哲”。他当年是反共的?不是。他文革是毛主席钦定的左派组织浙江“红暴”头头之一,后自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龙种’”;
汪岷,文革周恩来认定的左派红旗派,广州红卫兵兵团常委;
胡平,文革成都中学红卫兵报编辑;
方圆,文革“全国红色造反工人”领袖,30年代共产党老情报特工之子;
徐文立,民主墙“共产主义者同盟”策划组织者,当然左翼;
魏京生,低段“红二代”,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当然左翼;
陈尔晋(反共弥勒佛),民主墙“论无产阶级革命”鼓吹者;

如此等等。
现在呢?现在都是“坚定”反共人士。海外的反共甚至反华民运,大体在他们的领导影响之下。看清了吧,谁变了?是他们变了。徐水良分辩说,他骨子里本来就是反共的,当年不过“打着红旗反红旗”云。只有天知道。

老王社长,王希哲,89运动前后十几年,他一直在狱中,不了解这个变化。出狱后接触
刘晓波,他是知识分子自由派,并非极端反共分子。流亡海外后到哈佛,在王炳章感召下介入了海外民运,初始,他仍以为海外民运是延续了四五运动--民主墙传统改善社会主义体制性质的民运。那时他的主张是回到毛七大“新民主主义”路线,可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找到契合点,完成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他的反台独维护国家主权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立场不断受到“民运”的攻击和扬言“开除”出民运。这时,他才明白了,一切都已经变了海外民运已经不是民主墙前的社会主义民运了,早已蜕变为追求彻底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革命历史为目标的反共,甚至支持台独和分裂国家各疆域的反华“民运”了(编按:唯有此点仍有可取之处,真民运决不会反华)(彭明对老王说:“海外不反共,谁给你钱?!”)。这一切,老王当然不能接受,于是淡出和退出了“海外民运”。所以,绝不是老王变“左翼”了,而是原社会主义“民运”海外变反共反华民运了。

有问,那末,为什么老王与那么多的右派民运人物还是很好的朋友呢?

老王反问,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作朋友呢?难道政治立场对立了,朋友的私人情谊也须随之不要了么?原来的好朋友就定要翻脸反目绝交了么?如军涛,希哲与他几乎是金兰之交,怎可无情无义轻尔割席断袍?

老王向不少人讲过春秋伍子胥与申包胥友谊的故事,记得起码向徐水良、李伟东等讲过。现在向你再讲一讲:

楚贵族伍子胥父兄一家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决心报仇。在通缉追捕的逃亡途中,遇到老朋友申包胥。大家相邀饭局坐下喝酒谈心。伍子胥说,“楚王太坏,杀我父兄。我一定要灭了楚国。”申包胥说,“报仇对。你努力吧。但楚国毕竟是我祖国。你能灭它,我就能复兴它!”喝完酒,两人互道珍重,拱手作揖而别。

结果呢?果然,伍子胥借吴兵攻下郢都,灭了楚国,将楚平王尸体从湖底挖出,鞭尸三百。
申包胥呢?申包胥跋山涉水千难万难奔到秦国,宫墙边哭了七天七夜,借得了秦兵,自为先锋,杀回郢都,逼退吴兵,终复兴了楚国。
两人都实现了他们饭局的誓言。虽此事申包胥批评伍子胥做得过分了:“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谢答:“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但两人还是好友。

这就是古人春秋之风。为什么我们今天左右对立的两方人物不可以学点春秋之风呢?

当然,私人情谊不能代替现实的政治斗争。
今天反共的“伍子胥”们也要报仇。不但要报六四之仇,更要报中国共产革命近百年之仇。他们本也很想向西方借点兵带路把中国(共产党中国)灭了,但这个希望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他们想好的办法是,向西方国家弄点钱,在体制内外网上网下培植起庞大的反共舆论队伍,平时造谣起哄,伺得机会由头,便煽动“百万人上街”,谅他共产党不敢再来个“六四”,步步进逼,共产党只得步步退让,最后“崩溃”,共军反戈,颜色革命成功,再清算审判,“转型正义”。

“子能覆之,我能兴之”,左翼的“申包胥”们怎么办?即应针锋相对,也在体制内外网上网下培植起广大的社会主义路线舆论队伍。一面批评30余年“特色”共产党的资本主义路线,一边支持习近平中央(编按:王氏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习氏共党仅对人权律师的镇压足以证其
流氓暴政的本性)的一切纠偏反正的正确提法和措施,尽可能地将尽多的群众以各种形式团结组织起来。一旦颜色革命发生,右翼煽起“百万人上街”,左翼也立即动员百万千万民众上街相抵抗,分庭抗礼,用“东风压倒西风”。切不可让国内外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做文章,似只有右翼的街头演出代表了中国全民的“民意”。这时的警察,只需公道地维持秩序。颜色革命烟消云散。其实,89就可以这样做的。但邓小平只迷信暴力,不相信人民,害怕任何方面的人民。曾有争论,谁是“男儿”?究竟颜色革命是“男儿”,还是反颜色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是“男儿”?看谁更争气了。谁最后胜利谁是“男儿”!

但颜色革命不成右翼就算彻底失败了么?不是。经此一役,中国的左右翼力量都能大规模地以有形无形的组织动员起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本身就体现了综合的民意。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进程,也就大大前进一步了。
这正是老王左右皆友的用意之处。

2017年元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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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左传》定公四年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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