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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道] 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的惰性(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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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9/2017 06:4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樊梨花 于 2/14/2017 21:47 编辑

“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的惰性(最新稿)
理性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也称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客观理性就是客观规律,主观理性就是指的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其认识成果。客观理性又分为神的理性、人的理性和动物理性。动物理性就是动物求生本能,食肉动物的理性就是弱肉强食,草食动物的理性就是逃生或伪装求生存,而鸟类则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自由性如麻雀。人的理性就是公平或者平等,神的理性就是博爱。“道法自然”就是模仿动植物的习性,譬如:龙蛇凤凰崇拜、十二生肖、五禽戏、吃动物粪治病……这是把人降低到了自然物的水平,是一种倒退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第一经典《易经》最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不信仰上帝,二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始终围绕着物质利益团团转。而西方文化是可以脱离物质功利、绝对信仰上帝的精神性文化。老子孔子都是无神论。中国最高的神“天”都要法“道”,而“道法自然”,这就否定了“神”的最高性和终极性。孔子“祭神如神在”,好似演戏而已。在老子、孔子影响下,中国人拜祖宗为神、拜皇帝为神。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拜物教文化。这种倒退的拜物教文化导致了中国全面的落后。
一. 拜物教文化导致腐化堕落、制度崩溃
西方精神第一,精神支配物质,上帝控制人欲。中国文化对神没有兴趣,精神趋向物质化,最终沦为虚无主义。因为精神会随着物质的死亡而幻灭,从而使人陷入悲观消极和渺小。为了获得暂时的满足,人就很容易受物质的引诱而流连忘返,自我陶醉,自我糜烂,中国古代帝王在物质的糜烂中醉生梦死,酒池肉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上行下效,中国百姓的价值观也是物质追求,玩物丧志,假大空盛行。这就是中国人不断地烟酒人生、腐化堕落的根源。
老子是中国贪婪文化的代表。老子要求帝王不说真实的想法,最多是行“不言之教”,这样才好搞阴谋诡计。“道可道,非常道”;即,说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而是雕虫小技而已,那没有说出来的的相“反”道才是帝王的良苦用心。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圣人的话(即“道”)要反着听,弱者们都是圣人的利用的工具(道之用)。所以,老子提倡虚无,其目的是为了“无中生有”的占有。今天,很多国人把老子当成了中国文化的自由主义的代表,因为自私贪婪和自由不是绝对排斥的,没有自由哪能实现自私?老子的自由主义只是动物的伪装求生法则,无信无义无道德,和西方的法治人权自由风马牛不相及。老子思想最终被国人拿去做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文化实践,变成一套贪生怕死的长生术。这就是中国人贪婪的主因。
唐朝参与科举的学人必须会默写《道德经》,因为老子李耳被说成是唐朝皇帝的远祖。李绅写了首脍炙人口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后来,他考中进士。从国子监做起,官至宰相,被封赵国公。发达以后,豪奢极欲,他爱吃鸡舌,每餐耗费活鸡300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这就是他的“以百姓之心为心”?果然是“智慧出有大伪”的伪君子。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其要旨就是要反礼制——“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老子却要求帝王“不尚贤”,不选用优秀者,免得智者窃国。曹魏用智者司马氏而被“颠覆”,司马氏不尚贤,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导致半个中国被灭杀祸害更大!《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就是血缘宗法制。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维护的是有“孝慈”精神的宗法制,而反对提高民智的先进制度。“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为了防止智者颠覆政权,毛泽东批武训批陶行知打击胡风反右搞文革,让愚昧者工农兵占领学校讲台。总之,“无知无欲”的原始的“无为”是最好的治国之道。老子认为: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物质利益,无可争,则民不争,无可盗,则民不盗,而且“老死不相往来”,退回到原始社会,天下就太平了。很显然,“老死不相往来”是做不到的,老子的不争、不盗的太平梦就是胡思乱想。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制度派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人当成了机器人。机器人是由程序控制的,程序的水平决定着机器人的水平。人不是机器,制度当然决定不了人的好坏。其实,制度不过是某种观念的固化硬化而已。譬如:公有制与一党专政的观念通过暴力运动使之固化硬化成了某国的制度,该党以为这先进的制度使人先进,结果反而人吃人。可见,人的先进落后,并不由其制度决定;而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基督教对于道德的提升,远超过其他一切力量。如果耶稣没有来,十诫的影响只停留在犹太人中;北欧人仍然是海盗;亚洲、非洲、美洲的野蛮民族,没有人敢去接触。林语堂在其名著《信仰之旅》中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且进入在道德上、伦理上无可比拟的美好世界。”15年前,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15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奋发研究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它们的名字:一个叫谷歌,一个叫百度。一个攀登人类智力的上限,一个践踏人类道德的下限。国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自杀率最高,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
刘亚洲说: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西方人进教堂,把这黑暗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却把它包起来,养着它;搞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家丑不可外扬。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
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病毒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韩国85%人信仰基督,总统在人民游行示威下不得不下台。没有信仰只有民主制度,过不了多久就会解体。譬如:古希腊人的公平正义观念通过移民在新城邦将其固化硬化民主制度,但他们信仰多神教,被北方蛮族颠覆了,就像中华民国人民信仰多神教被被北方暴力政权颠覆一样。朝鲜信仰无神论,残暴饥荒人吃人。中国人心中没有神的位置,就不会把自己的爱扩大到家族以外,社会就腐化堕落。所以,社会必须有宗教。因为精神贵族拥有理性精神,而精神贫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发展理性,他们需要别人的经验和教育。而宗教刚好填补了精神贫民的精神空缺和需要。宗教就像一种被精心调制的精神快餐,精神贫民从中获得精神寄托。
二. 拜物教文化导致愚昧倒退复古
人类高贵的文化,是信仰上帝的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是天之骄子。因此人类具有独立于物质之上的绝对精神,即上帝理性。人在上帝理性的指引下,不断上进。
不信仰上帝,就失去了上进心。老子把宇宙大道抽象为“一”,这个“一”就是“无”,即清静无为。因为世事如浮云,追求上进有何意义?老子把人贬为“刍狗”,“刍狗”哪会有上进心?庄子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贬低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尊严何来,人权何以产生?庄子“道”无处不在,存在于最最低下的小虫、小草、瓦当甚至粪便之中。他把永恒的“道”比作是大粪,意在否定道的崇高价值。他没有美与尊严的概念,也无美与尊严的追求,也沒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沒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就是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绝怎会有上进心?庄子人生观就是中游人生观,他说,木因才被砍到,公鸡因不才被杀,所以,人应处在“才与不才”之间才能生存。这就是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在中游。”总之,是不求上进,所以,要求“不尚贤”。这种人生观,只能是亡国之术。唐朝、宋朝、明朝的皇帝迷信道家,都亡国的可悲。
老子是屏蔽、“禁评”的老祖宗。“道法自然”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万物都是一回事,人如同“刍狗”与普通物质没有区别。人类必须服从“道”的安排,也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固步自封的愚昧主义。老子把文化、智慧看成祸害,必须完全抛弃。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帝王必须“塞其兑,闭其门。”河上公云:“兑,目也;门,口也。”可见,“塞其兑,闭其门”就是屏蔽外界事物并且禁止评论。故老子说:“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口味败坏)。”如果接触外界事物,会导致眼瞎耳聋脾胃坏。在未聋哑瞎情况下,国家应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百姓成为唯上是从的顺民。庄子更是否定知识。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对知识追求是徒劳无益的,是白费力气。中国文化因此堕入了反智(愚民好统治)、反科技(废除舟车)、反法治(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社会(老死不相往来)、反文明(结绳而治)的深渊。
中国文化就是反智文化,是反人类理性的逆流。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老子说道是“玄牝”,即女性的产门或阴道;庄子说道是大粪。也就是说,他把阴道混成了肛门。连基本的生理知识都没有,却成了中国圣人。说明中国文化太落后。正是这大粪即“道”的垃圾文化,导致了垃圾中医。中医以狗屎、猪屎、蚕屎、老鼠屎、蝙蝠屎、人屎等各种粪便做药物,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中医还提倡吃人肉治疗疾病。如今中国依然流行中医并反转基因。中医就是“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拜物教文化停滞于对物质的表面理解,在原始的巫术思维的指引下,依靠巫术迷信来对征服和驾驭各种物质,奢望“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人定胜天”的自然奇迹发生。
三. 拜物教文化导致了独裁专制
中国文化,物质第一。而追求物质利益的文化必然产生政治专制,就会压制摧残精神自由,就会追求“万物归一、天无二日”的大一统,导致中国人无穷无尽的弱肉强食、贪婪自大,所以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杀戮史。
道家把人视为物质,把人当“刍狗”,这是中国奴才文化的根源。中国的“刍狗”奴才和古代西方的奴隶是不同的。奴隶来源于战俘,是阶级身份制。中国的奴才不是阶级身份制,而是十足的精神奴隶,是心奴。中国的奴才文化使人不独立,随大流,无信仰,好死不如赖活。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要忍让,要“大辩若讷”。楚王曾请庄子当宰相,庄子宁愿当一个在污泥中爬行的活乌龟,也不愿当一个被敬奉在神庙里的死乌龟。乌龟的逍遥游就是一个活托托的奴隶形象——古代阿Q!阿伦特说:“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魏晋玄学中,阮咸等人与猪共饮。汉族乃猪族。儿童看电视,印象最深是猪八戒。猪族追求吃饱就行了,其他一概不管。因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可见,“圣人之治”就是使人民都变成瞎子、呆子和傻子。
下面以逻辑来分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荒谬性。先从概念的外延分析入手:第一种划分,人划分为:知者,不知者。即:知者+不知者=人类。第二种划分,人划分为:言者,不言者。即:言者+不言者=人类。
老子认为:知者是不言者;言者是不知者。即,知者集合小于或等于不言者集合。若知者小于不言者,则,不言者集合=知者集合+部分不知者,也就是说,有部分不知者是不言者。老子的错误是:在不言者集合中,知者和不知者无法区分。若“知者不言”,世人凭什么判定他是知者?若不知者也无言,世人会由“无言”反推他是“知者”,岂不荒唐?若沉默就是知者,那么牛羊鱼狗就是天然的哲学家了,难怪庄子要人们像乌龟像野鹿一般地求生,原来是做沉默的“哲学家”!若“言者不知”,说话者就是不知者,就是骗子,这合乎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的观点。这样一来,老子的父母对他说话,其父母就成了骗子。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要求人们不说话,复归于婴儿,做沉默的“刍狗”。由此,一切矛盾都逃避了。原来,做婴儿、做乌龟是为了逃避矛盾、避免尴尬。其根源就是思想懒惰,不想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是老子反对智慧、反对辩论,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公共舆论的的证据。张雪忠说:习喊“空谈误国”,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就是老子用来剔除言论自由的借口,即“以智治国,国之贼”。在公共生活中,一项政策是否正当与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中国人贬为缺乏理性的“刍狗”似的废物。
“不贵难得之货”,空想!市场铁律,物少价高。难得之货,必然价贵。老子不许“难得之货”价贵,显然是反市场经济。“不见可欲”,即想要的商品也不许人们见到,显然老子要取消商品。因为市场上商品就是老子所反对的“五音”“五色”“五味”。老子连“五色”“五音”都反对,怎么会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禁止言论自由。“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空想!没有生产技巧的懒人,照样会偷,他们不偷就难以生存。老子为了“不偷”的目的,扼杀科技取缔商业,亏他想得出。这是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道粉说老子是亚当斯密似自由主义者,荒谬!
民主是复杂的高级生活方式,不是“大道至简”的原始生活。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野鹿”生活岂能产生民主?如果越简单越好,那么圣人独裁制度最好,用不着“三权分立”,用不着“司法独立”,用不着公民大会来决定国家大事。多么简单啊,大家都信圣人(即姓党),都坚持让圣人来领导,用不着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所以,老子的理想人是无知无欲(语)的婴儿,这是专制的基石啊。老子的道就是“无”,也就是无需讲理呀!婴儿连话不会说,还讲理?只需“圣人不仁”的暴力即可。民主,要开议会、搞陪审团,还得竞选,等等,都需讲理。同时还需正义的国家暴力打击犯罪等活动。可见,民主比专制要复杂,多了一个讲理的社会过程。不合道家的最简要求。所以道家只会选圣人独裁。可见,民主与道粉的“最简”追求是冲突的。
不少人认为老子很有民主意识,这是误解,《道德经》实际上通篇讲圣人之治,圣人政治就是独裁统治。老子认为:圣人之“道”就是“柔弱胜刚强”。他反复告诫统治者,要实现“强”,就必须尊重“弱”,老子突出了事物柔弱一面,而老百姓处于柔弱地位,因此有人就错把老子同情百姓,当作老子主张民主政治,这是太糊涂。找出几句尊重民意的话,这在孔子思想中也比比皆是,但万不能据此就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民主的,关键要认清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否则一切文化便不能区分了。民主是个人主义的人权文化,中国无论是暴君专制还是圣人专制,都是绝对排斥个人主义,是没有民主个人权利的容身之地。
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公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权力本身就是信仰。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孔子认为,王权至高无上,“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任何人都不得违抗。由于“老死不相往来”,没有结社自由;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四.民主不是物质性的产物,而是精神性的产物!
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基督教思想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都认为,人既非单纯的神亦非单纯的物,人在神与物之间,同时具有神性与动物性。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数十万年的丛林生活频繁地出现一个部族征伐另一个部族的“战争”,当一个部族获胜,那么失败部族的物质以及女人都成了胜者的“战利品”。被俘的女人:要么顺从侵略者,要么宁死不从。显然。顺从的女人生存下来并且将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而宁死不从的女人将失去传承基因的机会。在数以十万年的历史尺度内,顺从者的基因就被广泛地传承下来。可见,奴性是人性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女性来遗传的。我们知道:一头雄狮侵入一个狮子窝,杀死公狮和小狮,霸占母狮,重新养育下一代。这母狮又做了杀害她亲人的新雄狮的老婆,奴性够深的了。西晋末年,西晋的皇族几乎都被杀光了,后宫的女人被匈奴人霸占了,完全类似狮子间的屠杀,而且还人吃人,比狮子残暴多了。西晋的皇后又做了匈奴汉国的皇后,其儿子还成了北朝的国王。这些被暴力集团霸占的女性把自己的奴性遗传给了后代。
在原始社会,“大道至简”,不需要民主。大家的思维很简单,生产生活极其简单,吃睡而已,没有过多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族长专制就能满足需要。在战争频仍、奴性深重的中国,是不能自发地生出民主的,最多是贵族禅让制,与古希腊公民民主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历史书讲:“蒙古人库里台大会,会议的成员都是贵族或有较高职位的大将。大汗的产生也是通过库里台大会推举产生”显然是少数酋长、王公贵族、军事贵族参与的寡头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具有民主性,和上古黄帝到尧舜禹的禅让性质相当。古时的禅让会议是寡头会议,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与民主无关。寡头禅让制是内亚草原的传统,黄帝族就源于蒙古草原。由此可以断定,那种原始人就有民主的说法是错的。
民主必须有思想深度和信仰高度,否则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混战。信仰理性神的希腊文人就开发了自由文化,要求亚历山大别遮住其阳光的第欧根尼的“言论自由和世界公民”思想影响了后世欧洲的法律,斯多噶“人人平等”的哲学渗入了基督教的福音,宗教改革后“神之下人人平等”的信念使西方人天生坚信自由是天赋的人权。西方率先建立先进的人权民主制度理所当然。
西方人崇拜上帝,追求精神自由,产生了逻辑思维的说理文化。经济学诺奖得主森说:“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 “民主即让公众讲道理”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柏拉图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懂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最基本的统治技术。人的灵魂如果撇开一切物质的东西,就是跟神(的法律)打交道。“理性的推理才是人的灵魂通往神的一条道路”,这不是一劳永逸似的“大道至简”,而是一个不断接近神的过程。西方的神学院以及最早的大学,教授的是逻辑、修辞和辩证法。他们用一种共同的理性来解释上帝,不是完全随意的,他们认为上帝所说出来的话有普遍性。如果上帝的话语,或者上帝没说话,上帝的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糟了,各有各的解释了,怎么解释都有理,那就是“东方智慧”了。上帝的道记录在《圣经》中,就是神言和逻各斯。西方人重视语言逻辑,他们的批判有据可循。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开放的对话体系,形成了西方谈判、说理、辩论与论证的言说方式与交往方式。这为西方的法庭辩论与民主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打板子,暴力先于道理。赵匡胤想知道“天下何物为大”请教老臣赵普。赵普告诉他:“道理最大。”一千多年,茅于轼,讲道理是最重要的;而今天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不讲道理,只会习惯于人身攻击。这都是儒家独断话语传统所带来的文化基因造成的。
由于中国以人为神,其理性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从而对人性平等一无所知,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水浒传》是带有道教性质的小说,第71回讲“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发现手下的107个兄弟经常为名次闹别扭;遂决定用成文法的形式将他们的等级固定化。恐众人不服,宋江炮制出一份“天书”。“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梁山众好汉听得目瞪口呆。宋江趁热打铁:“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言:“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梁山好汉以兄弟(兄弟关系本身就是等级制的载体之一,所谓兄贵弟贱)相称,“替天行道”,建立了宋江为首的君臣专制关系。连“人人平等”都认识不了,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
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人反对“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因为:
1.人与动物本质区别是:人有主观理性,动物无。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万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斯多葛派强调,上帝创造人,赋予了人以理性。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理性与信仰都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思维。由于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只有“实用理性”(“理性”如果戴上“实用”的枷锁就不再是真正的理性了,故李泽厚所说的所谓“实用理性”其实是人的一种动物性),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几千年至今仍未出世。说中国人弱智,一点也不假。
2.理性思维最大功能是——抽象思维,忽略事物细微差别。譬如:一个家庭只有一夫一妻两口子,统计人口时候填写2人。很显然,抽象思维已忽略其性别差异,这样,1男、1女都是1个抽象的人,才能相加等于2,才能做人口统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每个人都当成“抽象的人”时,人与人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人口才能相加。可见,人人平等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3.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并无重大差别。虽然有愚蠢、聪明之别,但笨鸟先飞,都可以赶上来齐头并进。正是人类理性的平等成为自由平等的先导,成为颠覆专制制度的先导。

4.所以,为了维持专制制度,一定要否认人的理性。老子庄子就否认人的理性。老子说人是“刍狗”,“刍狗”不可能有理性。既然人无理性,当然只能实行愚民政策。孔子鼓吹理性不平等:“上智下愚不移”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从而为他的等级森严的“礼”制服务。从老子的“大智若愚”到苏轼“我愿儿孙鲁且愚”,说明汉族彻底堕落了,汉人的历史就是愚民反智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理性文化的落后。
 楼主| 发表于 1/29/2017 07:2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思维方式落后导致中国民主难产

作者:苏思宇

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决定着命运、心态与成败。人要获得成功,思维方式首先要正确,要不然再忙也是瞎忙。很多人总是将失败归罪于外因,埋怨别人,却不想是因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思维方式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不同,便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早在19世纪,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就认为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诗意的、是生来就有的“诗性的智慧”,指导他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并把这些反应变成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古希腊诗歌发达,荷马史诗是人类诗歌之顶峰,人家随后的戏剧美术体育都是世界第一,最重要的是,希腊人过度到了数学逻辑思维,毕达哥拉斯几何比例定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哲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科学,托勒密的宇宙学,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浮体定理等……中国无数理逻辑思维,国人心思都用在诗歌上,完全是浪费。中国人无逻辑,不会说理,是中国落后和民主难产的原因之一。

一,囫囵吞枣的模糊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感性强,理性弱,是一种原始的感性思维或形象思维。这是因为汉字的形象导致国人感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一直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即囫囵吞枣;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也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问题。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

“国学大师”季羡林胡说:“西人善分析,国人善综合”。这大师居然不知道分析是相对于综合而言的,没有分析哪儿来的综合?分析乃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之第一步,要认识某个事物或现象,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尽可能地拆开,分解为一个个单元或一个个的步骤,再研究每个单元或步骤的作用或效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得出对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必经途径,不先把事物拆开,就绝无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换言之,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就是“先分解后合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就是不懂,以至于季羡林“大师”要发出婴儿级别的昏话。不但“季大师”不懂,中国的老祖宗也根本不懂,所以才会发明出中医这种典型的“整体思维”的玩意儿。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因此,中国主流思维模式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仅满足于对经验的大致总结及对事物粗浅描述,缺乏精确分析。

道家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道家就是心中无数的糊涂虫。因为方块汉字和文言文太难学了,所以,导致了中国人对“至简”数千年的渴望。“大道至简”,道粉说,越简单越好。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也就是说越少越好,“无”最好,他的道就是“无”。这是毫无数学思维的混沌哲学,漏洞百出。如,病人吃药,必须达到剂量,少了治不了病,多了把人弄坏。哲学上说是要把握“度”,绝不会是越少越好,越简越好。学习,难道是越少越好吗?英语,少练不成,多练才成。挣钱,更不会是越少越好。老子哲学适合于懒人、无赖、强盗。譬如,喊“狼来了”骗人,一二次可以成功,多了就无人理睬了。幽王峰火戏诸候,仅成功1次。盗窃,少可能得手,多就难成功。老子的“哲学”既没有“度” 也没有“量”,最后变成诡辩术了。可见,中国人的“至简”追求导致国人思维懒惰(只有诗歌思维,没有数理逻辑思维),走捷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而践踏道德底线,破坏法治……

二,诗性思维实乃原始思维

中国古代文化几乎都是诗。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三字经、弟子规、唐诗、宋词……全是诗性语言,模糊不清,没有逻辑。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是采取一种情感态度,包括CCTV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面动不动就是移情,有时候是滥情,好像不是在播新闻,而是在播一首顺口溜,播一首韵文、对偶句、抒情诗,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语言。刘勰早就讲到过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登山的时候,你的情充满了山峦;观海的时候,你的意就是在海中体现出来。所以,中国是一个诗化的国度,这诗不是古希腊的史诗,而是“诗言志”的抒情诗。唐朝开科取士,你诗做得好就可以当官;因为诗做得好,就可以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道理来,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导民化俗嘛。朝廷不是以法治国,而是是以德治国,以情治国,因为中国人的德就是情啊。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

原始思维是一种幼稚无知和野蛮的思维模式。如进化论学派代表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功能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的思维重心是繁殖和食物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社会学派代表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称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存在着质的差别:后者是逻辑思维,前者是“前逻辑思维”,倾向于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即受到“互渗律”的影响。

列维•布留尔把诗性思维的心物融合的思维方式称为“互渗律”思维。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论”:一切存在物、人工制品都有神秘的力量,这神秘力量可通过接触、传染、转移等活动对其他存在物产生渗透作用。互渗即相互作用,譬如:写作中的“情景交融”,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都是这种互渗式的巫术思维的产物。巫术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相似律——相似的事物就是相同的事物;所以,有“吃啥补啥”的食疗理论。第二个是接触律——人一经接触某物的部分物,就会获得该物的本领。所以,就有吃屎喝尿的中医。

国人的巫术思维就是诗性思维,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的特点就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无立足之地。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中毉认为: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夜明砂是蝙蝠屎,中医用它亮病人的眼睛;因为蝙蝠夜行被认为眼特亮。其实,蝙蝠是瞎子,靠超声波导航。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逻辑。一个民族不能理性客观的对待自己的身体,而是阴阳五行八卦胡乱叫唤,怎能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半野蛮民族。说什么“东方理性”,完全是自我贴金。

诗性思维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诗歌思维导致中国人言行两极性跳跃,缺乏理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情绪跌宕起伏,行为忽左忽右。邓晓芒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讲逻辑,不讲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

三,先进的古希腊的数理逻辑思维

古希腊产生了数理逻辑思维。希腊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上丰富多彩事物本身并不是本质,它背后抽象而纯粹的数字和形式才是本质;万物表面事物这么复杂,但实质很简单,就是:1,2,3,4,5,6,7,8,9,10,以及点、线、面。毕达哥拉斯认为:上帝是个伟大的工程师,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各天体之间距离的数的比例关系构成整个天体的和谐;人体内湿和干、冷和热、苦和甜之间适当的比例使人健康。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此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而中国的数学原始得多,比如说,中国的勾股定律只是现实经验之上的一种猜测,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则是严密逻辑推理形成的体系。中国有祖冲之圆周率之类的的算术,可是理论数学、几何学几乎没有,一些孤立的发现构不成理论体系。

罗素说:“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居功至伟。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它影响了柏拉图、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学家。《独立宣言》(从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义性)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18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体系。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这里“数学方法”就是思维的形式正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构建西方理性传统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作了更全面的升华,奠定了希腊文化思维方式的基础,也成为今天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这种思维相信: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表象并非根本,它背后的理念、规律、规则和蓝图才是至关重要的。譬如:做房子,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砖块等材料,这些东西是基本的,至于设计样式则是附带的形式。而在西方人看来,设计房子的图纸起决定作用,它才是整座房子的根本。可见,希腊文化不重视人的感觉到了的物质材料,而非常重视理性思维、抽象理念所掌握的规律。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均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四,民主首先是一种说理文化

民主首先是一种文化,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主是以言论自由、逻辑思维为基础的说理文化。国人至今不知道怎样说理,必须先学习逻辑等基础知识。

程序正义”(规则正义)高于“实体正义”(结果正义),是西方法学公认理念。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轻程序、重实体根深蒂固。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为了所谓的“义”,可以不择手段。孟子把墨子骂为“禽兽”,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清朝僧格林沁无视《天津条约》,诱击英国船只,一时天下称快。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怎能说推翻就推翻呢?冯玉祥以武力相威胁,逼逊帝溥仪出宫,也是举国欢庆。《清帝逊位优待》是双方谈判的结果,要修改也得坐下来说理,怎能“以暴行之”?

中国的“万物归一”的虚无的“道”导致民众一盘散沙和政府的独裁专制。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追求国家政治统一和“定于一”圣王。中国先秦君主霸有天下,却爱称呼自己为“孤”和“寡人”即“1”。 在中国,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组织。家国同构的“国家”不为古希腊人承认为国家;在西方,社会的原子是个人,而不是家族;家族组织不能支配社会组织。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任何思想家曾提出过类似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种“原子论”的思想;黑格尔曾指出,古代哲学中的原子论,是以古典政治中的个人主义原子论为原型的。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历来排斥个人主义而崇尚集体主义。儒家思想是将人看作“群”和“类”的存在,每个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根本无“人权”的萌芽。有些人非常天真,企图从孔子与国学传统那里寻找到民主法治与普世价值,然后与世界接轨,这正中了当局的圈套。康晓光先生说过,“我们倡导儒学,重尊孔子,其目的就是要为了维护中国的专制制度,防止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中国形成气候。”

西方的万物归于一神或者万物由无数的原子构成的观念是一种多元的均衡观,其在神学上的表现是三位一体,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三权分立,其在社会上的表现是陪审团制度,等等。因此,可以断定:毕达哥拉斯的多元均衡的几何思想推动了古希腊的民主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深远,体现在:1.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组成宇宙的各种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对称的,任何自然力量都不能占据和支配一切,自然界的最高权力只属于一种平衡和互动的法则。连雅典人聚会的广场都按照几何比例来构建的。2.柏拉图学园有一规定: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包括柏拉图,正是在数的原则的指引下形成了“正义”理念。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而内部均等的数是一个平方数;平方数是一个完美的和谐。一个国家只要部分间的均等而被区分出来,它就是正义的,正义就是维护这种平等。3.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是正当的比例关系即多元均衡,显然受到了美感比例关系即“黄金分割率”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爱的比例”无法量化为具体的数值,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具有量化倾向。

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虽然在古代社会里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就随着希腊与罗马社会的衰落而沉寂了。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一直存活着,并且渗透进了基督教神学里,虽然这种理性思维被神学体系的信仰外壳紧紧地包裹着,但它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释放。近代大学的产生让它一步步从神学中独立出来,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更给它广阔的生存空间。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需要的动力和原料,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机械化。19世纪以后,各门科学理论全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而电力能源的广泛使用又把它们联系为一体。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今天,人类几乎完全回到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脑子里的观念就可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反过来,一切现实都能由简单的数字支配。同时,这种理性思维还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普遍的契约和法制规范着人们的交往行为,整合了全社会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了人类的高度自觉与自律。这就是西方文明几百多年来席卷全球的全部奥妙。
 楼主| 发表于 1/29/2017 07: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冯友兰说:孔孟之间的区别:孔子推崇齐桓公之霸,孟子则贵王轻霸,王道为民,霸道为君;孔子力主恢复旧礼,孟子则否认旧礼之至上,强调个人判断可在礼之上。
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重儒,孔孟并提,甚至称孟子为亚圣,但却只提“尊孔”,而无“尊孟”一说。其根源在于孔子的政治思想本身是君主专制的思想基础,最有利于君主从思想上统治老百姓,而孟子则多民本思想,不为帝王所“尊”,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封建帝王,一旦取得了政权,都要尊孔,而不说尊孟的根本原因。朱元璋甚至走向极端,敬孔而恶孟,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
康晓光先生说,我们倡导儒学,重尊孔子,其目的就是要为了维护中国的专制制度,防止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中国形成气候。康晓光先生最后还对雷颐先生说:我们走着瞧,十几年之后的中国肯定还是孔儒的中国,因为中国不可能走别的路,只能够走专制之路,而要走专制之路,就离不开孔儒思想。中国大陆当代新儒家的四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庆、陈明、康晓光与盛洪。
在中国当下,那些有权又有钱的人倡导儒家,重新尊孔,用纳税人的钱,在国内外四处开设孔子学院与国学馆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倒是一点也不含糊,就是要用孔儒国学之类的东西阻止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影响,阻断民主法治制度在中国的进程。同时趁机大捞民脂民膏,大发国难之财。像蒋庆这样,靠装神弄鬼,十多年来,编辑专门毒害青少年儿童的《国学经典诵本》发大其财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是不少的。他们大捞钱财的同时,还不忘记要做帝王之师,成为一代国师。国学腐败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一个孔子学院网站,自己给自己招标,竟然招到3500万元。国内外舆论哗然,称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网站。
 楼主| 发表于 1/29/2017 23:31: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上帝不是“大道至简”的“东方智慧”

柏拉图用逻辑理性证明了神,所以,柏拉图强调,政治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懂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最基本的统治技术。他强调理性推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这意味着,虽然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你只有严格按照逻辑理性说出来,大家都会同意这话语就是神意。
西方的神学院以及由教会所办的最早的大学,教授的是逻辑、修辞和辩证法。他们用一种共同的理性来解释神和上帝,不是完全随意的,他们认为上帝所说出来的话有普遍性。如果上帝的话语,或者上帝没说话,上帝的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糟了,各有各的解释了,怎么解释都有理,那就是“东方智慧”了。上帝的道,已经记录在《圣经》中,上帝就是道,就是言,就是逻各斯。西方人重视语言逻辑,他们的批判有据可循。中国人的批判比较情绪化,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柏拉图说:灵魂就是人的精神,精神的特点是自由或自动性。世界上的事物有三种,一种是自己不动,由别的东西推动;一种自己也动,也推动别的东西;三种自己不动而推动别的东西。第一种是物质世界;第二种是人的灵魂;第三种是神。
柏拉图认为不守法就是不敬神。这个观点到今天,西方人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不守法就是不敬神。在他们潜意识里面、血液里——法律是神圣的。
柏拉图指出:城邦的法律以个人灵魂的健全作为基础,而灵魂的法律也就是神的法律。人的灵魂如果撇开一切物质的东西,就是跟神打交道,实际上就是神的法律。“人民需要达到这样一条路,理性的推理才是人的灵魂通往神的一条道路”,这是神清楚指引的道路,但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不是“大道至简”,只是可以不断接近的目标。你要走向神,但是走向神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
人的正义都是相对的,神的正义是绝对的,但是人的正义必须不断的接近于神的正义,这里头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法、刑法和国家法的问题。最后又返回到了神学,因此柏拉图的《法律篇》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地位极为重要。近代思想研究启蒙思想家比如说洛克、孟德斯鸠等等,他们提出的“代议制、分权制、三权分立、相互制的学说”都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法律篇》。

亚里士多德:正义是城邦建立起来的基础。城邦的治理要依靠正义和法律,不能依靠爱,不能依靠爱建立一个政治体制。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却由一个人统治,那是不正义的。这就否定了古希腊的僭主制,也否定了道家的圣人统治。

法律的创制或发现过程与政权有一定的距离,与神关系密切。在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立法完全受宗教观念的指导,法律与宗教教义、教规自然地融为一体。
西方自古就有独立祭司阶层执掌司法,从而可以批判现实、改进现实。然而,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天人相分、神人对立的历史阶段,所以缺乏对世俗生活的批判眼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改写历史,解释历史,就可以把他的称帝说成是替天行道,说成是天意,反正他有权。天意本身就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了。如果是神人相分,人们就可以说:你不是上帝,你不能代表天意。
中国人把皇帝当成上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楼主| 发表于 2/2/2017 07:13:13 | 显示全部楼层
“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的惰性

理性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也称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客观理性就是客观规律,主观理性就是指的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其认识成果。客观理性又分为神的理性、人的理性和动物理性。动物理性就是动物求生本能,食肉动物的理性就是弱肉强食,草食动物的理性就是逃生或伪装生存,而鸟类则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自由性如麻雀。人的理性就是公平或者平等,神的理性就是博爱。“道法自然”就是模仿动植物的习性,譬如:龙蛇凤凰崇拜、十二生肖、五禽戏、吃动物粪治病……这是把人降低到了自然物的水平,是一种倒退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第一经典《易经》最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不信仰上帝,二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始终围绕着物质利益团团转。而西方文化是可以脱离物质功利、绝对信仰上帝的精神性文化。老子孔子都是无神论。中国最高的神“天”都要法“道”,而“道法自然”,这就否定了“神”的最高性和终极性。孔子“祭神如神在”,好似演戏而已。在老子、孔子影响下,中国人拜祖宗为神、拜皇帝为神。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拜物教文化。这种倒退的拜物教文化导致了中国全面的落后。



一. 拜物教文化导致腐化堕落、制度崩溃



西方精神第一,精神支配物质,上帝控制人欲。中国文化对神没有兴趣,精神趋向物质化,最终沦为虚无主义。因为精神会随着物质的死亡而幻灭,从而使人陷入悲观消极和渺小。为了获得暂时的满足,人就很容易受物质的引诱而流连忘返,自我陶醉,自我糜烂,中国古代帝王在物质的糜烂中醉生梦死,酒池肉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上行下效,中国百姓的价值观也是物质追求,玩物丧志,假大空盛行。这就是中国人不断地烟酒人生、腐化堕落的根源。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制度派的错误,就是把人当成了机器人。机器人是由程序控制的,程序的水平决定着机器人的水平。但人的水平却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制度对知识与道德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所以制度决定论错。



其实,老子是中国最早反对制度决定论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的要旨就是要反礼制。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老子却要求国王“不尚贤”,就是不选拔好人聪明人来接班;结果,西晋被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断送了。《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就是血缘宗法制。“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原来,老子维护的是愚昧的宗法制精神“孝慈”,而反对任何提高民族智慧水准的先进制度。老子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在他看来,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物质利益,无可争,则民不争,无可盗,则民不盗,而且“老死不相往来”,天下就太平了。很显然,“老死不相往来”是做不到的,老子的不争、不盗的太平梦就是胡思乱想。



刘亚洲说: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西方人进教堂,把这黑暗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却把它包起来,养着它;搞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家丑不可外扬。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神的位置,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中国人是不会把自己的爱心扩大到家族以外,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



二. 拜物教文化导致愚昧倒退复古



人类高贵的文化,是信仰上帝的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是天之骄子。因此人类具有独立于物质之上的绝对精神,即上帝理性。人在上帝理性的指引下,不断上进。



不信仰上帝,就失去了上进心。老子把宇宙大道抽象为“一”,这个“一”就是“无”,即清静无为。因为世事如浮云,追求上进有何意义?老子把人贬为“刍狗”,“刍狗”哪会有上进心?庄子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贬低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尊严何来,人权何以产生?庄子说“道”无处不在,存在于最最低下的小虫、小草、瓦当甚至粪便之中。他把永恒的“道”比作是大粪,意在否定道的崇高价值。他没有美与尊严的概念,也无美与尊严的追求,也沒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沒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就是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绝怎会有上进心?庄子人生观就是中游人生观,他说,木因才被砍到,公鸡因不才被杀,所以,人应处在“才与不才”之间才能生存。这就是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在中游。”总之,是不求上进,所以,要求“不尚贤”。这种人生观,只能是亡国之术。唐朝、宋朝、明朝的皇帝迷信道家,都亡国的可悲。



“道法自然”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万物都是一回事;人类虽然有不同于物质的精神,但是人类的精神不独立,如同“刍狗”徒有其表,和普通物质没有区别。人类必须服从天“道”的安排,也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固步自封的愚昧主义。庄子不仅否定精神,更否定知识。他说,人类即使有认知能力,但这能力很有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知识追求是徒劳无益的,是白费力气。中国文化因此堕入了反智(愚民好统治)、反科技(废除舟车)、反法治(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社会(老死不相往来)、反文明(结绳而治)的深渊。



中国文化就是反智文化,是反人类理性的逆流。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老子说道是“玄牝”,即女性的产门或阴道;庄子说道是大粪。也就是说,他把阴道混成了肛门。连基本的生理知识都没有,却成了中国圣人。说明中国文化太落后。正是这大粪即“道”的垃圾文化,导致了垃圾中医。中医以狗屎、猪屎、蚕屎、老鼠屎、蝙蝠屎、人屎等各种粪便做药物,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中医还提倡吃人肉治疗疾病。如今中国依然流行中医并反转基因。中医就是“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拜物教文化停滞于对物质的表面理解,在原始的巫术思维的指引下,依靠巫术迷信来对征服和驾驭各种物质,奢望“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人定胜天”的自然奇迹发生。



三. 拜物教文化导致了独裁专制



中国文化,物质第一。而追求物质利益的文化必然产生政治专制,就会压制摧残精神自由,就会追求“万物归一、天无二日”的大一统,导致中国人无穷无尽的弱肉强食、贪婪自大,所以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杀戮史。



道家把人视为物质,把人当“刍狗”,这是中国奴才文化的根源。中国的“刍狗”奴才和古代西方的奴隶是不同的。奴隶来源于战俘,是阶级身份制。中国的奴才不是阶级身份制,而是十足的精神奴隶,是心奴。中国的奴才文化使人不独立,随大流,无信仰,好死不如赖活。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要忍让,要“大辩若讷”。楚王曾请庄子当宰相,庄子宁愿当一个在污泥中爬行的活乌龟,也不愿当一个被敬奉在神庙里的死乌龟。乌龟的逍遥游就是一个活托托的奴隶形象——古代阿Q!阿伦特说:“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魏晋玄学中,阮咸等人与猪共饮。汉族乃猪族。儿童看电视,印象最深是猪八戒。猪族追求吃饱就行了,其他一概不管。因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可见,“圣人之治”就是使人民都变成瞎子、呆子和傻子。



下面以逻辑来分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荒谬性。先从概念的外延分析入手:第一种划分,人划分为:知者,不知者。即:知者+不知者=人类。第二种划分,人划分为:言者,不言者。即:言者+不言者=人类。



老子认为:知者是不言者;言者是不知者。即,知者集合小于或等于不言者集合。若知者小于不言者,则,不言者集合=知者集合+部分不知者,也就是说,有部分不知者是不言者。老子的错误是:在不言者集合中,知者和不知者无法区分。若“知者不言”,世人凭什么判定他是知者?若不知者也无言,世人会由“无言”反推他是“知者”,岂不荒唐?若沉默就是知者,那么牛羊鱼狗就是天然的哲学家了,难怪庄子要人们像乌龟像野鹿一般地求生,原来是做沉默的“哲学家”!若“言者不知”,说话者就是不知者,就是骗子,这合乎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的观点。这样一来,老子的父母对他说话,其父母就成了骗子。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要求人们不说话,复归于婴儿,做沉默的“刍狗”。由此,一切矛盾都逃避了。原来,做婴儿、做乌龟是为了逃避矛盾、避免尴尬。其根源就是思想懒惰,不想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是老子反对智慧、反对辩论,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公共舆论的的证据。张雪忠说:习喊“空谈误国”,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就是老子用来剔除言论自由的借口,即“以智治国,国之贼”。在公共生活中,一项政策是否正当与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中国人贬为缺乏理性的“刍狗”似的废物。



“不贵难得之货”,空想!市场铁律,物少价高。难得之货,必然价贵。老子不许“难得之货”价贵,显然是反市场经济。“不见可欲”,即想要的商品也不许人们见到,显然老子要取消商品。因为市场上商品就是老子所反对的“五音”“五色”“五味”。老子连“五色”“五音”都反对,怎么会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禁止言论自由。“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空想!没有生产技巧的懒人,照样会偷,他们不偷就难以生存。老子为了“不偷”的目的,扼杀科技取缔商业,亏他想得出。这是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道粉说老子是亚当斯密似自由主义者,荒谬!



民主是复杂的高级生活方式,不是“大道至简”的原始生活。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野鹿”生活岂能产生民主?如果越简单越好,那么圣人独裁制度最好,用不着“三权分立”, 用不着“司法独立”,用不着公民大会来决定国家大事。多么简单啊,大家都信圣人(即姓党),都坚持让圣人来领导,用不着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所以,老子的理想人是无知无欲(语)的婴儿,这是专制的基石啊。老子的道就是“无”,也就是无需讲理呀!婴儿连话不会说,还讲理?只需“圣人不仁”的暴力即可。民主,要开议会、搞陪审团,还得竞选,等等,都需讲理。同时还需正义的国家暴力打击犯罪等活动。可见,民主比专制要复杂,多了一个讲理的社会过程。不合道家的最简要求。所以道家只会选圣人独裁。可见,民主与道粉的“最简”追求是冲突的。



四.民主不是物质性的产物,而是精神性的产物!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数十万年的丛林生活频繁地出现一个部族征伐另一个部族的“战争”,当一个部族获胜,那么失败部族的物质以及女人都成了胜者的“战利品”。被俘的女人:要么顺从侵略者,要么宁死不从。显然。顺从的女人生存下来并且将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而宁死不从的女人将失去传承基因的机会。在数以十万年的历史尺度内,顺从者的基因就被广泛地传承下来。可见,奴性是人性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女性来遗传的。我们知道:一头雄狮侵入一个狮子窝,杀死公狮和小狮,霸占母狮,重新养育下一代。这母狮又做了杀害她亲人的新雄狮的老婆,奴性够深的了。西晋末年,西晋的皇族几乎都被杀光了,后宫的女人被匈奴人霸占了,完全类似狮子间的屠杀,而且还人吃人,比狮子残暴多了。西晋的皇后又做了匈奴汉国的皇后,其儿子还成了北朝的国王。这些被暴力集团霸占的女性把自己的奴性遗传给了后代。



在原始社会,“大道至简”,不需要民主。大家的思维很简单,生产生活极其简单,吃睡而已,没有过多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族长专制就能满足需要。在战争频仍、奴性深重的中国,是不能自发地生出民主的,最多是贵族禅让制,与古希腊公民民主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历史书讲:“蒙古人库里台大会,会议的成员都是贵族或有较高职位的大将。大汗的产生也是通过库里台大会推举产生,属于比较原始的民主选举制。”显然是少数酋长、王公贵族、军事贵族参与的寡头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具有民主性,和上古黄帝到尧舜禹的禅让性质相当。古时的禅让会议是寡头会议,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寡头会议,与民主无关。寡头禅让制是内亚草原的传统,黄帝族就源于蒙古草原。所以,中国历史充满了屠杀、吃人、皇帝霸占秀女,没有文明和民主。由此可以断定,人性不能自然产生民主!那种原始人类就有民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民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物质层面,而是建立在人性的神性层面上的,必须有思想深度、有理性的高度和信仰高度,否则就不是文明人的民主,而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混战。西方文化崇拜精神、崇拜上帝,追求精神自由,产生了说理文化,会讲道理、会逻辑思维的民族才会推行政治民主,这就是希腊人荷兰人英格兰人的民主之路。朝鲜信仰无神论,残暴饥荒人吃人;韩国信仰基督教,民主富裕人爱人。韩国85%人信仰基督,已成为信奉基督宗教为主的国家了。



许多人不明白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没有信仰只有制度,民主必将是一个易耗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解体,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病毒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国人长期受唯物论无神论的毒害,早已信仰缺失,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



对于无神论者而言,由于没有神,其理性就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从而对人性平等一无所知,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连“人人平等”都认识不了,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专制奴役的命运。“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人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因为:



1.人与动物本质区别是:人有理性,动物无。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万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人的主观理性就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理性与信仰都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思维。由于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只有“实用理性”(“理性”如果戴上“实用”的枷锁就不再是真正的理性了,故李泽厚所说的所谓“实用理性”其实是人的一种动物性),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几千年至今仍未出世。说中国人弱智,一点也不假。



2.理性思维最大功能是——抽象思维,忽略事物细微差别。譬如:一个家庭只有一夫一妻两口子,统计人口时候填写2人。很显然,抽象思维已忽略其性别差异,这样,1男、1女都是1个抽象的人,才能相加等于2,才能做人口统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每个人都当成“抽象的人”时,人与人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人口才能相加。可见,人人平等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3.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并无重大差别。虽然有愚蠢、聪明之别,但笨鸟先飞,都可以赶上来齐头并进。正是人类理性的平等成为自由平等的先导,成为颠覆专制制度的先导。



4.所以,为了维持专制制度,一定要否认人的理性。老子庄子就否认人的理性。老子说人是“刍狗”,“刍狗”不可能有理性。既然人无理性,当然只能实行愚民政策。孔子鼓吹理性不平等:“上智下愚不移”,从而为他的等级森严的“礼”制服务。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理性文化的落后。
 楼主| 发表于 2/3/2017 07:04:40 | 显示全部楼层
拜物的感性民族难以摆脱专制


在人类的早期,由于人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科学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导致主客不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由于不能把人与周围的自然界明确区分,导致“天人合一”的混沌哲学;由于不能把自己与他人明确区分,导致个体意识湮灭、集体至上的观念。由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明确的区分,也就形成不了一种朦胧的、模糊的认识,产生了囫囵吞枣的整体思维习惯。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包含在一个整体之中。整体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部分,要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中国人忽视细节忽视个体的整体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全面落后。与此相反,西方人较早地摆脱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明确地把自然、人、神分开,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确立了精神至上或人权至上,而中国一直没有走到这一步。

一,“天人合一”的感应思维

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宗教的阶段。在那个初级阶段里,各个民族的世界观几乎都是天人合一的或者甚至是天人未分的,混沌的。原始初民的天人合一的“天”,既是自然,也是神。原始初民把自然界的河流、山川、祖先等万事万物都当神。所以,天是自然同时也是神。自然、神和人,三者是混为一体的,是不区分的。这种思维方式,各民族都是一样的。

中国从远古继承了天人未分的混沌哲学,神、自然、人,都交织在一起。为什么中国没有改变原始思维?这是因为:中国直接把原始人的血缘关系放大为社会关系或国家关系;在文化上面就继承了中国原始的混沌思维,神和自然未从“天”里分化出来。在中国的“天”的概念里,神和自然是不分的。它们合称为天道,或者天理、天命。这样,“天”里面就有两个成分,神和自然。

在天人合一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比如说天里面“神”的成分跟人合一就成了“圣人”,圣人相当于半神,具有神圣性。圣人也叫“圣王”,具有政治上的权威,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天里面的“自然” 的成分跟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人”,真人又叫“仙人”,仙人就是“山人”,就是跟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人像“野鹿”,“人”靠“山”佑就是仙。道家所说的仙人并不是说永远不死的人,而是说长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已”的哲学),可以活好几百年、上千年。可见,儒家主张人要做圣人,道家主张人要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

中国神话里的神都是做好事的道德神,也是中国人的祖先神。盘古也好,女娲也好,他们和人类和大自然都有血缘关系。比如说盘古死了以后,他的眼睛化为日月,他的身体化作山川万物。女娲补天死了以后,她的身体也是化为山川、树木、河流,继续滋养着人类生存和繁衍。所以,他们又是祖先神。作为道德神,他们是圣人,有圣人的特点;作为祖先神,他们又类似于真人和仙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它们已经具备道家和儒家两种天人合一的雏形。

在很多神话中,都能看到以人体为核心的微观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统对应,肉体和泥土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和风对应。这些对应都是感应认知的反映,在神话系统中组织起来,成为对世界做出统一解释的一种典型方式。这就是人类的“天人感应”。

蒙昧人相信扫把星降下灾难,日蚀引发战争,猫头鹰给自己带来厄运;吞食敌人的心、肝和脑髓能占有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初民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这是一种感应思维或感应认知,相当于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称的“互渗律”。死人和活人互相感应,星辰和生死兴衰荣辱感应。梦让女人怀孕,女人跑到山里踩了一个脚印,就怀孕了;或到庙里求观音菩萨送子,也属此类。“互渗律”就是一切和一切都互相影响,万物都有灵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有生命且充满了各种精灵)。中国人相信“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的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巫术思维认为世界的道理在于相似,只要相似的就可以互相感应。比如扎个纸人写上谁的名字然后扎针,那人就被感应而得病招灾。人参有人形,所以被说成有滋补益寿的药效。苋菜是红的,血也是红的,苋菜应有补血的功效。核桃和脑子的形状颇有几份相像,应有补脑的功效。

感应思维也称为巫术思维或诗性思维,因为诗歌用于洗脑最好,控制愚民的效果最佳。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恰恰相反,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中国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就是巫术信仰的口号。人类初民之间的战争包括了大量仪式性的感应方式,去掉对方的阳气,增加自己的阳气,都依赖于对感应的信赖。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禁止女人露面,说女人露面妨碍了祈雨;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先生找风水宝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

实际是,人类的活动对万物的变化是有影响的,但并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的因果关系。人类觉醒后,感应思维渐渐退位,理性思维逐渐占据主位。与感应思维对照,理性思维可说是因果式的思维,原理和事实、原因和结果占据着中心地位。相信感应跟相信因果是不一样的。在物理因果关系中,受动的那个物体是完全消极的、被动的,比如施力给桌子,桌子是完全消极的,力来了它就动,力撤了它就不动。而在感应中,受感者并非完全被动,它有所感、有所应和,它在受感而动之际是积极回应的,就像是人对呼唤的响应一样,是一种神秘的感动。今天,原始的巫术思考方式依然流行。民间的跳大神,就是一种感应式的治疗方式。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求签,谐音字的避讳,吉祥用语,都属于感应思维。今天,凡是不用因果机制来解释事物的发生,人们称之为迷信,迷信的东西多半属于感应。种种气功此起彼伏,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于相信感应,例如意念致动,耳朵认字,等等。

二,精神至上与拜物教的区别

在古希腊人的意识里,自然、神和人,三者开始了分化。希腊神话里面有两个神系,一个是泰坦神族,一个是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而泰坦神族是代表自然的旧神。代表自然力的神也称作巨人。巨人族就是泰坦神族,他们非常原始,例如海神、河神、山神等。新神是自然神的升级版,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真神。古希腊神话里的新神和旧神的斗争就是神开始要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的一个象征和标志。所以,希腊神话里面已经有了神、人和自然三元结构、三维结构分开来的趋势。

最早把神和自然界从哲学层面上区分开来的是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前428年)。早期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把Nous(本意是灵魂、精神)跟整个宇宙区分开来。Nous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是推动“种子”(指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初元素和始基)结合与分离从而生化万物的力量,它是万物的最后动因,是一切运动的源泉,并始终安排和维护着宇宙的秩序。这样,Nous神就是世界的动力。这意味着:自然界是被动的,神是能动的。

苏格拉底看到希腊人只图名利而堕落,不求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他认为拯救社会的根本方法在于改善人的灵魂,使人心向善;而传统的多神教没有崇高感,缺乏号召力、凝聚力。他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创造了一神教的理性神新宗教(他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他认为:理性神是宇宙的最高存在本体,是宇宙理性,是最高的善,是万物的目的和归宿。理性神无形无象,是超验的、彼岸的、是超越物质利益的纯粹精神,人看不到。不能因人看不到就否认理性神的存在,他说:指挥你身体的灵魂,你也是看不到。万物存在的原因不是人可以感觉到的,只有凭理性才能认识到。人通过理性思维,从万物的秩序和目的中去体察理性神的存在。理性神是通过他的伟大作为显示出来的。

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古代的神话和迷信“敬而远之”,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宋明新道学则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

如果说“神”的观念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话,那么“上帝”的观念则是西方文化的特产。上帝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上帝未生之前,西方文化已有了他诞生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希腊哲学蕴含了后来工业文明的文化奥秘: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真正构成上帝概念胚胎的还是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当这些胚胎同基督的人格上帝“碰撞”后,影响欧洲两千年的上帝就诞生了。

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提出了“理念论”。“理念”是“灵魂看见的东西”,是超越个别事物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实在。他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两部分:理念世界是可以被理性认知的,称可知世界;感性世界是能够见到的,称可见世界。他认为,感性世界变化不定,人们对之不能形成任何体现真理的知识,只能形成肤浅的意见;而理念世界是绝对的、永恒的,只有当人们凭借理性把握了这些事物的“理念”,才能说有了确定的知识。理念是万物的本体、目的、共相、模型,与自然万物相对应。世界上的自然物、人为物、精神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理念是有等级的,处于等级最高点的是“善的理念”即神。神是世界存在的原因或根据,但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它只是善的事物之因而非恶的事物之因。神在本质上是善是真。任何理念不过是分有神的善而已,神既是它们的原因,又是他们的最高境界(目的)。神是万物的尺度,是造物主,但它并不是从无创造宇宙万物的。宇宙产生前,已有三类存在:理念,质料,空间。神首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灵魂的职责是使事物受理念支配。然后,神用全部材料按一定此例和几何结构创造出天体,接着创造了各种动物。神最后造出人。人是大宇宙的缩小,身体各部分都合乎目的而具有完满性(类似天人合一)。由于人独具理性灵魂,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而人的使命就是要侍奉神,祭祀神。

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他将“神”作为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视神为万物生成和运动的原因及其最高的原则和实体。他认为,构成世界的实体有三类:可朽的运动实体(如动植物包括人),永恒运动的实体(如各种天体),不朽的、不动的实体。第三类实体跟上两类实体不同,它没有物质的躯壳,不是由任何质料构成的,因此,不是感觉的对象,而是“纯形式”,是纯粹的现实性,不动也不变,他将之称为神。

神是第一推动者。他认为,天体的运动是永恒的,而事物运动之初必有启动运动的原因(动因)。后世的牛顿第一定律揭示:物体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亚氏说,这个动因本身不能是运动的,否则就得找更高一级的动因。他称自身不动的动因为第一推动者,也称“不动的推动者”。他认为质料和形式、潜能与现实是相对的,事物的发展是质料形式化的过程,是潜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也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逻辑上说,在发展的最初点,就是不带任何质料的形式,没有任何潜能的纯现实,不动的永恒的动因,这就是善、理性、神。神是宇宙灵魂,处在宇宙的最外层,推动天体的旋转。神施行了第一推动之后,就任由宇宙万物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运动,不再进行干预了;因为神永远保持他不动的特质,不会去思考和干预任何比他次级的存在。

神是终极因或第一因。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生生不息,变换无穷,就像一个巨大的因果链,一环扣一环。这样逻辑地推导下去,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唯有它不需要什么原因,这个终极因就是神。终极因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最根本最原始的起因,也称“第一因”;就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苏格拉底的最高的善。亚氏说,终极目的即极因之善,“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所谓‘善’,亦即‘终极’”。“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之实现即至善,即永恒之生命。”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兔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神是纯粹自我沉思的理性,是事物运动的最高目的。万物都趋向这个最高善、最高目的而运动。神不是内在于万物使其运动,这与柏拉图的神是不同的。柏拉图的理性神内在于人性中,是人类求善实践的主体和依据。亚氏的神是万物渴求的对象,万物自行产生皈依神的动力。不是因神爱万物,而是因万物爱神。神不走出自身到世界中,但世界不能不走向神。这样,理性既是事物的目的因,也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人有理性,而人的理性起源于神的理性也最终统一于神的理性。神是理性思辨的对象,理性因为人思想神而分享神的神性,神因为能够被人思从而使人获得了理性。亚氏认为神是最高学问,是至真、至善、至美。“因此神的活动,它最高的幸福,也许只能是思辨活动。而与此同类的人的活动(思辨),也就是最大的幸福。”纯粹的思辨活动是高级的生活,是符合人类本性和目的的真正的生活,是“神在人之中”的生活,是人的最高的善。思辨是人的真正的生命。他说:“如果理智对于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乎理智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就是神的生活。”他认为人通过思辨就能通达神性,从而实现人的不朽。这种理性观后经斯多葛派的改造,宇宙理性变成了上帝理性,上帝创造人,也赋予了人以理性。这就是基督教诞生于希腊语社会的原因。希腊学者为基督教诞生提供了文化基础。

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年—270年)是古希腊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他提出了“太一”说。太一是最高的精神本体,有时被称为“神”,但神是通过万物显现的,它却可不以任何事物而出现;有时被称为“善”,但它又先于善而存在。它高于柏拉图的“理念”。它超越“有”,“有”出自于它。它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任何地方都有它存在。它是不可定义的。

普罗提诺把宇宙所有的存在看成是太一向外流溢的产物。太一流溢出的第一层本体是“奴斯”,即纯粹的理智、精神,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相对应;流溢出的第二层本体是宇宙灵魂。宇宙灵魂是宇宙万物的主导原则。从宇宙灵魂再流溢,也就是太一流溢出的第三层事物是个人灵魂和具体的万物。他引导人类摆脱虚幻的污浊的实世界,皈依纯粹精神的善与美的永恒世界,神的世界。

古希腊的理性神观念源远流长。到近代,又衍生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黑格尔提出,“绝对精神”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内在本质,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永恒的实在,世界上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都是它的外化,它的外在表现。他的“绝对精神”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是神性,是神的最高贵的体现。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的一面。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两半。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或者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天使”就是人带有神性或精神性,以追求真理和博爱为目的,爱敌人,爱邻近你的人;“魔鬼”就是人的肉体带有自然性,以生存为目的,伴随着竞争、掠夺与杀戮。而人性是人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植物或生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神性或者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对于无神论者而言,没有神,其理性就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专制奴役的命运。

人除了动物性的吃喝性交外,还有更高的追求即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就把人从自然界提搞到了纯粹的精神境界。在基督信仰中,上帝是绝对精神。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犹太基督教确立人的精神高于物质的基本原则。在《旧约》里,神发洪水、发雷电,惩罚那些不听话者。但在《新约》里,连耶稣基督也逃脱不了一死。但是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升到了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人在纯粹的精神生活中与上帝合一,达到个体意识的完成。个体意识涉及许多方面,比如说财产关系、人际关系、人身不得侵犯、生命安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或肉体层次。基督教使人确立了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就是物质的事情都不谈,人最该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超越一切物质和感性需要之上的纯精神,这就是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核。

西方有一种纯粹的科学传统,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科学研究的动力来自于生命兴趣的冲动。“哲学”在古希腊就是“爱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不计功利,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最高目的。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明天会下雨啊!于是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两千多年后,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出去。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的“爱”的追求,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中国文化核心是物质至上,都是围绕物质功利转。除基督教外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被搞成了拜物教。进道观拜神、进寺院拜佛,都是为了保佑升官发财。古儒们拜孔,是为了求仕;今儒们学马列,也是为了当官。为什么被全球抛弃的马列垃圾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拜物教是其肥沃土壤。中国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经》,清华大学初建时,居然把它作为校训。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质挂钩,即把功利作为是否厚德的标准,这就是号召大家去追求财富,并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财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国到处宣传恭喜发财(新年贺词的首句),多么荒谬!

中国文化的初心,是人的自大、无需信仰上帝,是人人皆可为尧舜,是君子“自强不息”获得成功,而成功的标志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西方基督文化的初心,是人的原罪,人的渺小,人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得到救赎。西方人很清楚,他们和中国人最大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他们有精神价值观,而中国人不懂精神价值观。所以,把中西文化冲看成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应是错误的。

三,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的区别

西方人也把上帝称为天、天父、天堂,即“高高在上”从而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中国的天没有那么高。中国的成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无所不在。同样是天,它们的含义不一样。

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或自然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请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创世”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是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的了。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对待客观世界。

中国人沾沾自喜地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精神是西方没有的。“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天我合一”。“我”在甲骨文通“杀”,就是扼杀自然,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自然与他人的意思。当王把自己当人,把所有的其他人都当“刍狗”的时候;“天人合一”就成了“天王合一”,合一后,王即由“人”升级为“天之子”。事实是,人们都是“天子”;然而,中国却只有一个“真命天子”。所以,其他的人都被视为行尸走肉了。这是对天的大不敬。中国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成为至高无上的“真命天子”,为此处心积虑无所不为;所以,中国人愚昧无知且虚伪而缺德,不怕遭天谴,总是人祸不断。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国度,活着就是受罪。

中国的天虽然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天有时指地方;有时指天理;有时指规律或社会规则。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同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西方自古就有独立祭司阶层执掌司法,从而可以批判现实、改进现实。然而,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天人相分、神人对立的历史阶段,所以缺乏对世俗生活的批判眼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改写历史,解释历史,就可以把他的称帝说成是替天行道,说成是天意,反正他有权。《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天象的变异,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只有圣人即圣王才能把握。圣王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国人把皇帝当成上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西方的“天”是能言的。《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有词(语言),后有物,就这么简单!词就是上帝。中国却是“天道无言”。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没有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恒的逻各斯。虽然,老子的道是永恒的“恒道”,由于避讳,“恒道”成了“常道”,最后堕落为生活技巧和长生术而已。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鲁迅所说的“沉默的国民”,中国社会因此难以摆脱一塌糊涂的“酱缸”文化。

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人还说什么?可见,“天道无言”根除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能产生民主制度的。

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史,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所谓的几千年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奴隶文化而已。生命被剥夺了自由的能力,被剥夺了爱的能力,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被剥夺了创造的能力,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被剥夺了审美的能力,被剥夺了科学思维的能力。他们不知生命的高贵,不知生命的尊严,不知生命的神圣。他们听不到灵魂深处的生命呼唤,听不到来自宇宙的生命律令!几千年来,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生命被杀戮了!

可悲的是,悲剧依旧在这片土地延续!某中学班主任老师对学生说:我最恨日本人。当日本女孩在南京大运会比赛中从木马上摔下的时候,中国看客幸灾乐祸,都鼓掌叫好,然而,她却眼含热泪向中国观众鞠躬,国人惊呆了;日本首相看见中国队出场,热烈鼓掌;刁包子看见日本队出场,冷若冰霜。2012年反日的那次事件中被砸穿头盖骨的西安人李建利,一直住在医院里。因为开了一辆国产丰田,他被同胞砸车、暴打,险些丢命。其妻王菊玲恨过打人凶手蔡洋,最后她说:“归根结底,这事还是要怪日本人。”中国人胸怀仇恨,喜欢武斗,和日本人有什么必然关系?自古以来,互相侵略的民族多了去了,进入现代文明后,有几个在互相仇恨?当年被德国侵略过的国家,有几个还在恨德国人?大家都在携手并进!即便犹太人也只追查纳粹分子,并没仇恨德国人吧?整天怀揣仇恨的民族,是不会有半点前途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民族之间互相瞧不起,城市之间互相鄙视,穷富仇恨,官民忌恨,婆媳矛盾永远是电视主流。这都根源于爱有等差的仁爱或别爱。差别的爱必然导致差别的恨,唯有博爱才能消除仇恨,唯有耶稣基督的大爱才能消除仇恨。

中国人看不到西方社会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没有逻辑理性,国人难以摆脱愚昧残暴;没有平等自由,国人难以摆脱专制奴役。
 楼主| 发表于 2/3/2017 07:06:41 | 显示全部楼层
仇日教育,降低了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女排夺冠、屠呦一呦获奖,日本国民的反应是清一色祝贺。2014南京青奥上做体操的17岁日本小姑娘从木马上摔了下来,全场中国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欢呼声。小女孩淡定的爬起来给嘲笑她的人举了三个躬,全场鸦雀无声……

一个无知无能弱智的权贵组织带领不出优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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