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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道] 郭国汀 文革之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或历史之源(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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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17/2017 16:10: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郭国汀  文革之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或历史之源
余英时先生在为《文革受难者》一书写的序言中,谈到中国是个健忘的民族,这点我并不相信。春秋、战国,二十五史,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有如此详细的记载,秉笔直书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历代中国文人不仅有记史的传统,而且有做人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被左派文人逐渐清除,被共产党文人彻底斩断动脉,但是,要想置中国文化传统、人文传统于死地,却也绝非易事。研究文革,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受难者遭遇的“灾难”。在有记载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灾难都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统治者、或者是知识分子,即所谓人类中的“精英人士”自己制造的。在很多罪恶中知识分子是共谋、协从,推波助澜者,鉴于此,笔者认为,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的看法,是不准确的,甚至是片面的。这种说法,在某些知识分子那里不仅是自谀,而且严重地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的心态。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民众水平低,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使中国没有能够走向民主,陷入比中国封建专制还残酷的当代极权专制,而是因为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良知发生了问题。五四之后,中国走向了共产党专制,并且专制了人民五十年,六十年代初期,饿死了六千万人,文化革命迫害死上千万,不仅和毛泽东、共产党集团,而且和这些知识分子的助纣为虐,这些知识分子天生的软骨症,甚至还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智力,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下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短视和软弱,民运阵营的混乱和水平低下,也都是和知识精英自己的素质有关,丝毫怨不得民众。 第一,知识分子的傲慢,不仅过去,而且现在都是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灾难。重要的是让民众知道,“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犯错!
     
    第二,当代某些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黑社会,他们利用舆论,互相吹捧、愚弄民众、牟名牟利,严重地搅浑了知识和精神领域中的一切,民众必须监督他们。实际上正是这些知识精英,每日每时地都在制造大大小小的各种灾难。最近一百年这个世界遭遇的浩劫:两次大战,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文化革命,不过是这些日常问题和灾难的积累爆发。 仲维光: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博讯2004年9月03日)
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八九年专制崩溃,民主胜利,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没有借着直接对它的反弹和反思,最终推翻专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太残酷、太毫无遮拦,涉及面太广了!它的血腥迫害几乎可以说史无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几乎无人幸免,很多时候整人的人很快又变成整肃的对象;再次爆发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和残酷相比毫不逊色的镇压法轮功。造成这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据大陆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在从文革到六四这段历史中的表现和作用。这些人既包括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李慎之、于光远,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也包括其后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王军涛等下一代所谓知识精英,一言以蔽之,党、政、知识界中,置身于共产党文化中的精英。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


特别是经历了五七年反右,大陆社会几乎彻底粉碎了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基础,再经过五七到六六年近十年的闭国再造后,剩下来的只有于光远、李慎之、李泽厚等这一血缘的知识精英。老一代的,如陈寅恪、洪谦、黄万里只剩下苟延残喘,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则由于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而于光远、李慎之、刘宾雁这一代人,尽管有的人在社会居于要职,有的人已经遭到整肃,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在共产党社会文化、知识生活中的地位却是相同的。他们从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追随极权主义,参与建立了共产党社会和文化,在六六年到八九年,整个共产党社会发展到当时的状态,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于光远、李慎之、刘宾雁成年时代,是极权主义对人类威胁最严重的年代。德国政治学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波普(Karl Popper)则从认识论的角度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政权,认为极权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在总结历史时明确提出,极权主义和革命是二十世纪对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李慎之、刘宾雁、于光远先生,选择的却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最大的威胁—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他们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一直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联的坦克53年镇压东德,56年镇压过匈牙利起义,乃至被打成右派后,他们仍然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中国共产党。那么愚昧黑暗,并且带有典型的极权主义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不需要太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就能够看到。李慎之、刘宾雁这一代人,甚至在受到残酷整肃后,从来没有怀疑过党。他们居然在六六年也狂热地跟着搞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尽管自己受到冲击整肃,但是自觉地紧跟党、紧跟毛泽东。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们稍有改变,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怀疑、转向邓小平。但这也只能称之为改变而不能称之为觉悟。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对党充满了更多的希望。这尤其是在右派平反后,他们大多数人重新回到党内有权有利的地位。例如李慎之先生重新成为党的重要部门领导人,作为邓小平的顾问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在这个最为有利的,有可能从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入手,彻底反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极权主义问题和罪行的时候,他们所作的是“为党”“向前看”。这批知识精英不但没有人对这种自打自己的嘴巴提出质疑和追究,反而都陶醉于重新回来的风光。他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昔日在知识领域、精神领域的所作所为,而且居然在此时又像三十年代末期那样再次以“自由民主派”自居。这一批知识精英和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层一样,投鼠忌器,不敢彻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问题。在东欧,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他们类似,没有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如此去做。


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伦道夫(R. Dahrendorf)指出: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在中国社会建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唯物主义一元论史观的墙,彻底毁灭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道德、伦理和秩序。使得人们相信,共产党比封建社会,中华民国好、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罪行,首先解释为个人的失误。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极权主义罪行被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被吹捧为“自由主义”的李慎之至死还在宣扬反传统,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共产党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于光远、李慎之,以及李泽厚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洪谦和黄万里和其后两代人中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它使得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光远这一知识群体所形成的硕士、博士导师,不仅起不到导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学术领域,而且成为一堵阻断年轻一代和世界,和中国传统接轨的隔离墙。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染有这种性质。仲维光: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博讯2006年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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