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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雨:爸爸,我们等你回家专访律师夏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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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22/2017 11:09: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4/22/2017 18:59 编辑


萧雨:爸爸,无论多久我们等你回家——专访律师夏霖之子  
20岁的夏崇禹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2014年11月8日,地点是北京的家中。

“一大早的时候有一帮人敲门,都是便衣。我妈开门之后,他们就冲进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在客厅睡的,他们就径直先冲过来找我。把我晃醒了,然后拎起来,问我是不是夏霖。”
夏霖,夏崇禹的父亲,46岁,知名维权律师,曾为艾未未、浦志强、郭玉闪等一批中国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出任辩护律师。

睡得迷迷糊糊的夏崇禹第一反应是:家里进强盗了。练过剑道的他反手就要去抓床头的竹剑。妈妈和奶奶赶紧把他拦下了。

“我记得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摄像机,吼我们,让我、我妈还有我奶奶在厨房门口站成一排,拿摄像机对着我们。其他人就在屋里面到处翻东西,到卧室里把我爸控制起来,后来就把我爸带走了。”

夏霖出事,一家人其实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也没料到后果有多严重。

夏霖自己也是神色轻松,大冬天的,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红色格子衬衣就跟他们走了。

“走的时候我爸还跟我们说,没关系的,就是取证,调查只能调查24个小时。他马上就会回来,叫我们放心,然后……就到现在也没见过他了,”夏崇禹的声音有些哽咽。

2016年9月2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夏霖诈骗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法学界和人权团体普遍认为,夏霖被判重罪,实则因为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为弱势群体发声而受到中国官方的政治打压。

夏霖坚称自己无罪,提出上诉。此案的二审将于近日开庭。

八九是什么?

在夏崇禹的童年记忆里,做律师的爸爸总是很忙。有好多年,爸爸都是一个人在北京,他和妈妈在贵州,一家人一年才能见上两次面。

小时候最喜欢骑在爸爸夏霖肩头的小崇禹

小时候,爸爸喜欢把他扛在肩上,还常常恶作剧地躲起来吓他。每当这时妈妈就会很生气,而爸爸却总是乐此不疲,“现在回想起来,五味杂陈。”

小崇禹4岁左右的时候,一天,他问爸爸:“八九”是什么?家里的简报、书籍上常常印着“八九” ,他对这两个数字格外敏感。

爸爸皱着眉头望着他,“他想了半天,表情挺凝重的,突然笑了一下,跟我说89年发了一场大洪水。你妈妈他们,因为我妈妈是部队消防的,就用麻袋去堵洪水。”

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件事,夏崇禹知道爸爸是在向年幼的他掩饰内心的伤痛。

要到很多年后,夏崇禹才会真正明白“八九”这两个数字的含义。

那时候,他已经上初中,因为成绩不错,被选中加入共青团,“回家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时,我爸突然情绪特别激动,坚决反对我入团。”

第一次,爸爸像和成年人对话一样,向他讲述了1989年记忆中那个黑色的初夏 。

那一年夏霖19岁,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的大一新生。5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已经戒严,他和同学们在重庆市政府门口静坐,声援北京学生。广场的灯都灭了,一片漆黑,天上还飘着小雨,一大群军警包围着他们。

6月3日凌晨,北京的枪声响了。 得知消息后,他和几个同学来到歌乐山烈士纪念碑前,愤怒地撕碎了团员证。

夏霖曾经和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故事。讲到动情之处,泪如雨下。八九是他的一个心结,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心结。

夏崇禹最终没有入团, 在学校的政治教化和父亲的故事间,小小年纪的他选择相信父亲。
我想为这个国家做更多事

夏霖做律师其实是半路出家。22岁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在贵州省公安部门当警察。

“他去当实习警察后,就觉得很难受,他说觉得这个工作‘挺龌龊的’,然后就辞职,去考的律师,” 崇禹后来听爸爸讲。

几年后,夏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贵州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接的都是商业案子,包括为茅台酒厂做法律顾问,家里从不缺好酒,生活轻松安逸。可是夜半时分,他常常会对妻子林茹说:“我其实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

“而我会说:‘你千万别出去说啊,别人会笑话你的’ ,”林茹在一封写给夏霖的信中说,“我是真的觉得会被人当自大狂的,一个小小的律师常常说这样的话,想这样的事,有些自不量力吧。”

可是后来这类话夏霖越说越多,终于有一天,他放下了工作,离开了家,奔向了北京。那一年他30岁。

“听妈妈说,当时爸爸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夏崇禹告诉美国之音:“(文章说)89这代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作为,他特别难受,他跟我妈商量,他一定要去北京才能施展他的抱负。”

在北京,夏霖进了北大法律系,也结识了一帮有情有义的好弟兄,这些人日后都成了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如当时的北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后来的传知行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

二十七年不改初心

正直、义气、固执是夏崇禹对爸爸的评价。

“我跟我爸关系挺好的,特别像哥们那种关系,”他说,“我爸是一个挺江湖的人,特别够义气,为人挺坦荡的。”

夏崇禹记得,有一些事情会让爸爸特别愤怒。 有一次在贵阳街头,他看到一个城管在赶一个擦皮鞋的小工,冲那个小工喊:“滚!”他顿时暴跳如雷地冲上去,对城管喊:“你有什么权力让他滚?!我是律师,你没有这样的权力!”

爸爸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小崇禹在报上读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小贩、复原军人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的报道。他央求父亲说:“爸爸,你帮帮他吧!”

夏霖主动找到崔英杰一家,提出免费为他们辩护。在这个案子上,他投入了很多心血,最终救下了几乎被押上刑场的崔英杰。

崔英杰案引发了空前的社会关注,也让夏霖名声大噪。

“后来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的小学老师听说了我爸是夏霖,还请他到我们学校来做了个演讲,” 至今说起这事,夏崇禹都骄傲不已。

在他的记忆里, 那是父亲第一次介入维权案件, 随后他又接手了另一个震惊世人的敏感案件——湖北洗脚女邓玉娇刺死淫官案。

“09年的时候,我爸接了邓玉娇的案子,我家当时离我爸的律师事务所很近,有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有人跟踪他,才开始特别紧张。”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夏霖总是这样笑着安慰家人。他的维权事业却一发不可收拾:从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学童名单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成都作家冉云飞案,从中国最具争议的艺术家艾未未的发课税案,到维权律师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罪”案……2014年10月,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夏霖责无旁贷地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一个月后他自己也进去了。

一年后,郭玉闪取保候审重获自由,夏霖却因为“零口供”仍然身陷囹圄。

郭玉闪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夏霖:“二十七年来,始终不改初心。从贵州到北京,从商业律师到人权律师,人生的路,越走越坎坷,越走越惊心动魄。”

人家来了 你只能跑

在异乡的土地上,夏崇禹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爸爸出事后,夏崇禹被家人送到美国读书,“那时妈妈非常焦虑,担心我被牵连,她认为我的远离才能让她和父亲安心。”

2016年5月暑假他回到北京,听说爸爸的案子6月17号要开庭,他准备去旁听。

但是就在开庭前几天,林茹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因为之前有维权律师王宇一家在首都机场被限制出境的先例,经过前思后想,家人买了机票,让夏崇禹在庭审当天飞回美国。
在飞机上他很难过,“我真的特别想去旁听。我做儿子的,就在旁边看他两眼,鼓鼓劲、加加油也行啊。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就是任人宰割,人家来了,你只能跑。”

三个月后,妈妈打电话来告诉他:“判了,12年。”

等你回家

2017年中国农历新年,夏家仍旧天各一方。

夏霖还在铁窗背后,这是他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三个春节;林茹独自在北京,为即将开始的二审奔走。她坚信丈夫无罪; 夏崇禹继续在美国念书。在异乡的土地上,他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也更加理解了爸妈。

对于即将到来的二审,他们没有抱幻想,毕竟在中国,卷入政治敏感案件的人大都凶多吉少。

“我爸还在做无罪辩护。我们觉得无罪的可能性真的满小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算要判的话还是年数少一点吧,” 夏崇禹说。

此时, 他最想告诉爸爸的是:无论多久我们等你回家。

转自:美国之音



郭玉閃:季布無二諾,侯嬴稱世魂——新年致我的朋友夏霖

贈別
中原初逐鹿,揚鞭入京門。縱橫計不就,慷慨去猶存。深懷鄉土恩,何必憚姦橫。莫學武陵人,蟄居桃源困。季布無二諾,侯嬴稱世魂。人生感豪氣,功名誰復論。——夏霖 1992.6

又一年結束了。夏霖馬上要在看守所裡迎來第三個春節。想念他。

夏霖吃虧就吃虧在長相上。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茅海建老師的歷史課上,當時覺得他長得好精明,很不喜歡,可後來的交往完全顛覆了對他的印象。他口才好,三觀正。在茅老師的課上,對著梁治平老師(他們倆算西南政法的師兄弟)演講他對梁老師書的看法,開頭就很不凡:讀師兄這本書時,還喝了點小酒…又在課後忙著組織大家喝酒,只要志同道合,就都邀在一起,奉上茅臺酒。所謂志同道合,自然就家國大事而言:他是八九一代,心裏一直包著一團火。

茅臺真香,我就是從夏霖這開始了高陽酒徒的生涯,現在夏霖不在身邊,越發不可收拾。想念他。

瞭解他的人,都能想起他那熟悉的眯著眼睛笑的特別單純的樣子。越交往越會發現他的單純。他的相貌和他的單純構成了反比,很吃虧。鄧玉嬌案,他會見鄧玉嬌發現新證據,但從看守所剛出來就發現鄧媽媽不在跟前,他想,壞了,公安先下手毀滅證據了,一急,眼淚都出來了。屠夫吳淦擁抱他,安慰他,結果被網友誤會成律師抱頭痛哭。有些人譏諷說,律師什麼場面沒見過,至於掉淚嘛。其實,有一顆赤子之心的,無論做多久律師,見過多黑暗場面,內心依然是柔軟的。

他給譚作人當辯護律師,開庭那天場面很大,成都的朋友們去了很多,進不去,就在法庭外等著。開庭結束後,老浦和夏霖甫一露面,大家掌聲雷動。夏霖事後很慶幸的跟我說,當時他及時低頭衝進衛生間,沒讓大夥兒看到他又掉淚了。

其實,看見了又咋地,你又沒個高大上的相貌讓人把你當英雄。左右都是一個瓜娃子。

他很佩服譚作人。譚作人兄最初以為成都會以經濟罪名整他,就托話不讓夏霖浦志強為他辯護,後來發現居然面對的是最標準的政治罪名,於是又帶話到北京,要求必須浦夏來辯護。夏霖去會見譚作人,告別時譚作人抱拳說,袍哥人家,絕不拉希擺帶。這個場面他先後跟我描述過很多回,說的時候必然手一揮,然後眯眼吸口煙,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譚作人的硬漢風格在夏霖身上引發的共鳴。

所以他出事時的袍哥作派、零口供,與譚作人的硬漢作派是一脈相承的。他對自己的要求亦一以貫之。年輕時開始點燃的那把火,從未在他內心熄滅。他的驕傲、他的骨氣,我從骨子裡明白。誰能真正傷害到他?抓捕迫害他的人?謾罵誣蔑抹黑他的一些律師?其實,誰都做不到,除非他心裡的火滅了。

真想念他。

他很想找到一位師姐。當年在重慶的廣場,他們被一大群軍警包圍,燈都滅了,天全黑了,飄著小雨,又聽說北京已經戒嚴了,夏霖和其他同學一圈一圈的圍坐著與軍人對峙。他在最外圈,不知怎的,突然渾身直打哆嗦,怎麼都停不下來,這時在他後面的這位師姐看見了,輕輕的抱住他,像戀人一樣自後攬腰抱著他,他被一股巨大的溫柔抱住了。而且沒多久,人群外突然閃來一道光和沸騰的聲音,原來是一大群學生坐著車過來支援他們。瞬間一切都變化了:黑暗被驅走,雨點被忽略,同學們一起歡呼,軍人們則從眼前快速消失。

那一刻被擁抱的溫柔和隨後的光明,深深的刻入他的記憶。與他生命最深處的那把火一起,從此都沒有遠離他的生命。他知道;我,明白。

嫂子林茹也知道。她知道他心裡的那把火,所以她支持他離開西南,離開他已經很成功的商業律師生涯來北京,做一些非商業的、然而是他最想做的事情。生活當然會變得更艱難、更複雜。她知道。他也知道。

最後,一切都如期而至。如今一道鐵牆,牢牢的把夏霖和嫂子,和我,和其他朋友們隔開了。夏霖後悔嗎?嫂子後悔嗎?

1992年時夏霖寫過一首詩:中原初逐鹿,揚鞭入京門。縱橫計不就,慷慨去猶存。深懷鄉土恩,何必憚姦橫。莫學武陵人,蟄居桃源困。季布無二諾,侯嬴稱世魂。人生感豪氣,功名誰復論。

前段時間嫂子把這首詩找出來帶給我。人生感豪氣,揚鞭入京門。季布無二諾,侯嬴稱世魂。兄弟,我知道你不負初心。

或許你和李白一樣,對天下、家國有一顆躁動的心,渴望着某個重大時刻,「救趙揮金棰,煊赫大樑城」;渴望像魯仲連一樣,「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李白的詩「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未嘗不是為我輩而設。「功名誰復論」,不在功名,但在這股生命的豪氣。

人生知己難得,2012年我曾爲與我彼時一起共度劫難的兄弟們寫過一首詩:生死相交一萬年,酒澆趙土會誰傳。去留慷慨兩肝膽,往返徘徊孤啞咽。絕塞生還然季諾,高山流水鼓牙弦。劫波度盡有兄弟,青眼高歌惟浩然。

夏霖,你當然也會懂我的心思。我們都是「生無一錐土,常懷四海心」,這麼多年風風雨雨,越走越近,越走越不可分。現在你在裏面咀嚼磨難,我在外面重建生活。

讓我們彼此耐心等待重逢吧。有一首歌,許巍的「藍蓮花」,我送給過很多受難的人,也曾送給自己,現在再送給你,我們都要相信「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你對自由的嚮往」。

新年快樂。

2017.1.1

转自:淮上有秋山


 楼主| 发表于 4/22/2017 11: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郭玉閃:江山如此,有酒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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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在熬過了近一年十一個月之後,夏霖律師,我的朋友夏霖,終於要迎來宣判的一天。

不管起訴的是什麼罪名,世人皆知,他是因擔任我的律師而入獄,而受難至今。

2014年5月,當時因爲代理浦志強案子,夏霖卷入了一些争议。6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夏霖、凱平在工體喝酒,心情沉痛的討論完老浦案子,老夏忽然對我說,如果未來你入獄了,我做你律師,一定公開的爲你大打一場,不計代價。我說,當然,如果我入獄了,你儘管打,隨便打,不用顧慮我會付什麼代價。言畢,凱平作證,三人舉杯,大家一飲而盡。

誰曾想,這一天居然那麼快就來了。工體這場酒後三個月,我被抓、凱平被抓,夏霖出任我的律師。一個月後,他也跟著被抓。隨後,我輾轉在三個地方拘押,他則一直被關在第一看守所。一年以後,我取保重獲自由,他卻因為零口供繼續被留在鐵窗後,如此又過了一年,才終於迎來對他的宣判。

我們都支付了預料中的代價。

這種代價,注定會到來,在我們年輕時,爲自己選擇了對待這個國家的態度後。他是八九一代,最青春的年華裡,選擇了上廣場,與他的同代人精疲力盡爲這個國家掙扎;又以西南政法學生的身份,選擇了公開宣誓,發誓此生不爲鷹犬,不爲爪牙。

他當然做到了。二十七年來,始終不改初心。從貴州到北京,從商業律師到人權律師,人生的路,越走越坎坷,越走越驚心動魄。

對於會到來的人生代價,他和我,都有心理準備。對現實體制的反應與殘酷,他遠比我清醒。我們的人生,自在北大茅海建近代史課上認識開始,就宿命般交織在一起。2004年北大靜園草坪的聚會抗議,我和小夥伴們被圍在草坪里,他帶着律師本和我們的委託,在草坪外轉圈,隨時待援。2008年鄧玉嬌案,他在巴東,我從北京千里馳援。2012年,我把光誠送入使館後,在家裏書房,夏霖爲我梳理了當局各種秋後算賬的法律方法,從顛覆到非法經營罪,一一過濾分析,2年多以後,在我身陷囹圄時,這些探討都成了最可寶貴的經驗。

我們都對會承擔的歷史宿命有認識。對未來的時代,他、我還有許許多多走在路上的同道,我們都註定是墊腳石、鋪路石。接受這種歷史的卑微,是我們的榮光。

對即將到來的日子,我們都未改初心,不改初心。

污名化也好,重刑也好,居是邦也,何奇之有?遭拘押時,有一句話我曾重複過很多很多遍:只要宣判,一天和十年是一樣的。以夏霖之傲氣,又何嘗不是。22日的宣判,結果可能是11年,也可能是2年,而無論是多少年,和法律都沒關係。這是我們的宿命,那就承擔吧。

江山如此,有酒盈尊。9月22日,我會帶著酒,等候在法庭外面,等待結果。其實,對夏霖,對我,對法官易大慶,對101專案組,這不是一個結果,這是一個開始。

郭玉閃 2016-9-20

转自:风中过燕市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27060| 新公民运动


燕云:夏霖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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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十九年,阴历和阳历便重合一次,今年今日,夏霖的生日,阴历阳历同一天,生得可是时候,八月十五中秋节,却注定是一个月圆人不圆的日子。

如你所知,夏霖的中秋将在北京东南的一座高墙之内度过,如果夜月如期升起,也许那小小的窗户格能透进一缕月光,光明总是挡不住的,只要有一丝缝隙。

夏霖生日快乐!我们将于林茹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日子。

以下是我今年6月所写的“关于夏霖”,由于许多原因,言语不能更多。

我跟夏霖认识时间并不长,第一次见面应该是2012年的冬天,李承鹏到北京,说是面见夏霖,感谢他为他代理足球官司并且取得胜诉。第二次见面已经相隔半年,还是李承鹏在场,不过是场地从北京转换到了成都。夏霖喝了几口小酒,因为约了代理案件委托人见面,所以匆匆离开。

但知道夏霖却比这个时间早很多,当时湖北野三关邓玉娇杀死官员的事件在网上极为轰动,由此知道夏霖、夏楠,也全程关注了整个案子的发展,当时夏霖的表现可圈可点,最后邓玉娇死里逃生,夏霖功不可没。

刀下留人的还有小贩崔英杰,6月17日那天,我看到远道而来的崔英杰父亲守候在二中院的门口,心里有酸楚也有感动。夏霖给崔英杰的辩护词流传甚广,很多人都能背出这段话:“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再后来,是夏俊峰一案,沈阳中院告诉张晶,要想把死人救活,可以考虑请夏霖代理案件,但后来具体因为什么让张晶改变了想法,我不是很了解。

老浦出事后,夏霖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就冲上去准备挨这一刀。

玉闪出事以后,夏霖全力以赴,可能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不爱跟无关人等啰嗦案情,基于此,我也不多问他,但知道他那段时间费尽心力。但谁也没有想到,当事人的辩护人因为当事人角色转换成了聘请辩护人的当事人。玉闪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夏霖现在放眼望去,身边睡着一排当事人。

因为许多共同的朋友,与夏霖接触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都是四川人,说话也不用憋着一口普通话,说乡音更亲切,正是乡音里的很多方言俚语,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夏霖身上的江湖习性和袍哥人家的本质。他对朋友绝对是耿直义气,没有二话,“我们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对讨厌的人和事,也绝无半点隐晦,夏霖之不讨人喜欢,大概也由于此。

人非圣贤,我们都不完美,我跟夏霖一样,惹急了都爱爆粗口,因此得罪人也是常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小爱好,譬如薛蛮子可能“嫖娼”,大龄未婚男可能喜欢“约炮”,夏霖也就是爱“斗地主”罢了。世界杯期间,全民网上赌球,我不会,还捶胸顿足了好久。

夏霖受余世存关于89一代文章的影响,从贵州到北京,这个段子流传已久,我跟余世存和夏霖都分别求证过,是真的,夏霖说他当时在贵州也算小有名气,也能挣点小钱,但如此浑浑噩噩度过一生,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当一群人在打牌,而他在旁边的电脑上无意中读到余世存文章时,一个改变自己的念头就产生了,并且立即付诸于行动。

转自:苍烟空
 楼主| 发表于 4/22/2017 11: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4/22/2017 11:15 编辑

萧瀚:从夏霖案看冤狱“治国”
暴政对于恶棍和正直的人施以相同的刑罚。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楔子

2013年底,我在台北的一次聚会中见到钱永祥先生,聊起台湾当年民主化型的历史时,钱先生说到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日常生活小心翼翼,洁身自好,生怕被官府抓住把柄,他说:(民主型)“害得我一辈子都得当圣人。”这句话让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人,迄今觉得如发新硎,尖锐、沉痛,但也戏谑。

无论是朝鲜型极权还是更为普遍的一般专制国家,抑或介于两者之间如今日中国之极权2.0国家,僭政者都会对那些不安于奴役地位的人们深恶痛绝,即使恣意擅权地制定了各种所谓法律,僭政者自身并不会服从那些法律。尤其是当反对奴役的人们在僭政者制定的法律范围内反抗奴役时,僭政者定会千方百计摆脱这些束缚——虽然在旁人看来本来就已经够不公平,僭政者不能接受哪怕最起码的法律与伦理约束,这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之本性决定的。因此,对于奴役社会里的反抗者,僭政者会以各种手段来对付他们,包括合法的选择性执法与司法、伪装成合法的非法捏造罪名,以及直接的剥夺自由甚至生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过“暴政对于恶棍和正直的人施以相同的刑罚。”夏霖,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律师之一,也是我关系密切的朋友,现在就正在被官府按照恶棍的待遇施以伪司法的刑事迫害。

我最初知道夏霖,是因为他在2006年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小贩杀城管”案中的“杀人者”崔英杰辩护,崔英杰能够保命,与夏霖如履薄冰但杰出的辩护工作是分不开的。此后,我认识了他。2009年,夏霖为四川的谭作人辩护——谭作人是另一个被官府以恶棍待遇迫害的行善者,因为他为汶川地震的受害者做了大量工作,得罪了地方官府而遭迫害;2009年,他为邓玉娇辩护;2011年,夏霖代理艾未未被迫害案;2011年,夏霖代理冉云飞被迫害案;2014年,夏霖是浦志强被迫害案的后援律师之一;2014年,夏霖代理郭玉闪被迫害案——随后,他自己也遭到了迫害,直到现在

只要简单看看上面夏霖的部分职业履历,就可以大体猜到他目前遭遇的原因。夏霖作为一个人权律师,除了参与这些有着高度危险的政治迫害案件外,还有外界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其他救人职业经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2001年来北京之前还在贵阳当律师的时候,他到底救过多少人(所谓救就是保命,即“死刑立即执行”这一结果之外的判决),他一个一个数了半天,说11个,那些都是他代理的死刑犯,有的甚至是一审不是他辩护判斩立决二审改判的)。据说前段时间警方去贵阳调查他以前的执业记录,很让他们失望,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简直是夏霖办案质量的金牌认证。

本文除了要为夏霖向社会喊话,还有一个目的,是借此案例分析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层出不穷的一个现象,就是冤狱“治国”现象——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它成了中国的标配部件,与国家恐怖主义同生共荣,是中国历代人民最大的噩梦之一。


壹.夏霖案迄今为止的简要经过

2014年11月8日中午,夏霖在当时位于慈云寺桥附近的家中被北京警方带走,警方没有留下只言片纸。晚上,夏霖的妻子林茹打电话给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查询之后告知,没有和夏霖有关的出警记录

24小时过去后,夏霖还是没回家,林茹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夏霖的朋友们,开始打听夏霖的下落。林茹记住了当时一位出示警官证的警察名字,我们从网上以及打了很多个电话后终于找到他属于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大队,往分局跑了两天终于和那位警察通上电话,那位警察告诉林茹,夏霖的案子不关他们的事,是劲松派出所办的案子。到劲松派出所后,值班警察承认案子是劲松所的,但这个案子是市局副局长带队,派出所根本插不上手,他啥都不知道,让找市局。经林茹再三请求,劲松派出所的警察最后告知,说夏霖确实11月8日被带到过劲松,在派出所呆了12个小时后,被市局带走,后来就不知道了。

林茹说:

“警察告诉我说:‘48小时过去了,只有三类案件可以不用通知家属。你自己去查查法律规定,应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夏霖不是官员,三类案件和他能沾上边的就是关涉国家安全了。夏霖代理郭玉闪的案件,而玉闪的案子事涉‘占中’。当时‘占中’的局势紧张,我也知道。”(郭玉闪与“占中”毫无关系,警方抓郭玉闪只是另一个假案罢了。)

直到过了五天刑事拘留书才寄到,案由是涉嫌赌博罪和诈骗罪。在这五天时间里,我们除了知道夏霖被警方绑架,其他什么消息都没有。在林茹接到这份刑事拘留通知书之后,看到这两个罪名,我们很困惑,赌博要成为罪行那得是多么吓人的聚赌——我跟夏霖认识八年,没听说他开过赌场啊;至于诈骗,我们尤觉得荒谬绝伦。

随后,林茹委托了王令律师去要求会见,但没有成功,就是在刑拘最长期限37天捕之后很久,王令也没能见到夏霖,直到2015年2月10日——那时距夏霖被北京朝阳警方剥夺自由已经95天,王令才第一次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见到夏霖。

后面的故事就简单了,先是警方把刑诉法里规定的侦查期限延期了二次;接着是检方,审查起诉阶段的期限全部用尽,又延期三次;最后是法院,他们也把开庭的法定期限用尽,甚至开庭期限全部耗尽之后,他们还向最高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但是法院在通知辩护律师之后不久又通知说6月14日召开庭前会议,6月17日开庭。

夏霖在根本没有任何正常审判程序的情况下——无论他最后会被判无罪还是判有罪,截止即将到来的6月17日,他就已经被剥夺自由588天,这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已经相当于一个不小罪名的刑期了。

贰.夏霖案迄今为止的法律程序评述

一.北京警方涉嫌绑架夏霖

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带走夏霖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随后几天林茹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实质性消息,直到夏霖被绑架后五天的11月13日,林茹才收到刑拘通知书。

不妨看一下《刑事诉讼法》第83条的无证拘留规定: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以这条的两款规定以及夏霖目前被检方起诉的诈骗罪案由论,上述到底哪个字哪句话赋予了警方无证刑事拘留的权力?即使以口头传唤不需要书面法律文书,那么12小时之后呢?如果说警方最初立案的案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所以适用了这第83条,后来侦查结果表明夏霖没有这方面的犯罪事实证据,难道不是应该立刻释放吗?

由于中国公民被中国警方无法律手续“带走”的情况实在过于普遍,以至于提出这个问题简直会被有点社会经验的国人耻笑——当一种罪恶过于司空见惯时,人们往往会失去对它的愤怒甚至基本的是非评判。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实。但我想我们依然可以像人一样地活着,而不必猪狗不如像待宰的牲畜一样活着,认清这个事实是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认命。

二.办案警方非法剥夺夏霖的律师会见权95天

自被绑架后,在最初的95天里,夏霖被彻底剥夺了律师会见权,王令律师直到2015年2月10日才见到夏霖。按照《刑诉法》第154条的规定,办案警方应当在2015年2月15日之前侦查终结,经过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可以延期到3月15日;根据《刑诉法》第156条的规定,还可以再延期二个月,即到5月15日。根据《京二分检刑诉【2015】198号起诉书》,北京市公安局是在2015年5月16日移送审查起诉的,则表明前一天5月15日终结侦查。

上述时间线表明,在最初正常的侦查期限内,即37天+2个月(2014年12月+2015年1月=62天)=99天的时间里,警方基本上剥夺了夏霖的律师会见权。夏霖会见律师的权利,可能是在警方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延期侦查之后才获得的。

按照《刑诉法》第37条第二、三款的规定: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第二款)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第三款)”

如果警方不许夏霖会见律师,只能以上述第三款规定的理由拒绝律师的会见请求,但问题在于,王令律师从未得到过这样的理由,他唯一得到的理由就是“需要查验律师证件”(参见王令:《为夏霖律师辩护记》),如王律师所言,“查验律师证件查验律师证件时间不在刑诉法规定的48小时之内”,而且王令律师也早在第一次要求会见时就提交了律师执照复印件,警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查验吗?

到此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北京市公安局办案警方在侦查阶段涉嫌长期非法剥夺夏霖的律师会见权,以其拒绝安排会见的理由而论,恣意歪曲甚至践踏法律已经到了完全肆意妄为的地步。

三.办案警方及其上级检察院涉嫌对夏霖超期羁押

前面说了,北京市公安局办案警方对夏霖案的侦查延期了两次,第一次延期了一个月,第二次延期了两个月。按照第156条规定可以延期的情形有四种,根据《京二分检刑诉【2015】198号起诉书》,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受理警方的审查起诉之后,“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自2015年7月1曰至8月1日、自2015年9月17日至10月17日);因案件重大、复杂,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自2015年6月17 曰至7月1曰、自2015年9月3曰至9月17日、自2015年 11月18曰至12月2曰)。”可以推断,警方一直是以所谓案件重大、复杂作为延期理由的,即使根据目前检方起诉书上罗列的四位所谓“被害人”(其实只是民间借贷的贷款方而已,下文将简要讨论本案的实体问题)“被害”情况,这也只是个很简单的案件。

就是这样的案件会被认为重大、复杂,侦查阶段延期二次,移送审查起诉后又被退侦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也就是说,比普通的同类案件多延期七次!由此,不得不怀疑警方以及检方在滥用职权,警方涉嫌违反《刑诉法》第161条的规定:

“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检方涉嫌违反《刑诉法》第171条第四款的规定:

“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以及第173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案情如此简单的案件,警方却需要自行申请二次延期侦查,检方退侦二次,延长审查起诉三次。这一极度不正常的现象,处处显示出警方与检方涉嫌超期羁押夏霖。

四.法院延期为哪般?

按照《刑诉法》第202条第一款关于审判期限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北京市一中院应该在3月2日之前审结夏案,但由于我们未必清楚的原因,法院通知说延期到5月35日(为了文章能够正常发表,只能这么写,下同——作者注)。但“2016年5月24日,夏霖的辩护律师接到二中院主审法官电话,称案子还会‘拖一拖’。”表明2016年5月35日前不会审结,于是“需要”第二次延期,接着“2016年6月7日,夏霖的辩护律师接到二中院电话,告知夏霖案将于6月14日召开庭前会议,6月17日正式开庭。”(参见林茹:《夏霖案的时间线》)

夏案自侦查阶段开始直到目前即将开庭,各个阶段的这些蹊跷延期,连法院也摊上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法院基层和中级法院,审判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少有如此多次迁延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法院主审法官看了卷宗后觉得没法开庭——案子做得不地道才会觉得没法开庭,不然一个诈骗罪有什么好一延再延的。按照《刑诉法》第202条的规定,“……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那么5月35日之后既然这么快又决定要开庭,很有可能是因为最高法院没有批准延期,要求他们尽快开庭。

五.小结:从程序违法看本案的性质

综上,夏霖是被绑架走的,后来的《刑拘通知书》也无法追赋绑架合法(刑拘通知书上写的刑拘日期竟然是一个月前的10月8日,案子办得有多浮皮潦草于此可见一斑)。而林茹收到刑拘通知书之后也没能让夏霖马上见到律师,通知书最多只相当于绑匪通知人质家属:“你们家人在我手里。”直到过了95天,正常的侦查期限结束前4天,夏霖才第一次见到律师。警方在正常的侦查期限内根本没有获得他们起诉夏霖诈骗罪的像样证据,就是经第一次、第二次延期硬着头皮终结侦查移送起诉后,也被检方退侦两次,检方延期移送审查起诉三次,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前面六次的延期都没能获得警方想要的东西(甚至包括警方被检方退侦的被迫延期),至于第七次是否如愿,天知道。

中国刑事司法界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警方端了一盆S给检方,检方把它端给法院,法院皱着眉头把这盆S吃了。这个不雅的笑谈,其实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当代中国刑事司法的荒谬和残酷,在一个警方可以肆意滥用警权毫无司法审查,而检察院、法院毫无司法独立的中国,没有什么假案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冤假错案就是这样来的。别说像夏霖这样的案件,就是聂树斌案社会影响如此巨大,无数人投入无数精力推动纠正的错案,案情曝光整整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在最高权力的干涉下启动再审程序,其他冤假错案要纠正,简直比登天还难。

夏霖案的司法程序时间线,包含着从警方、检方、法方累计共10次的期限延期,这或许预示着一个泥案正在如何被制作成所谓铁案、钢案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尚未终结,正在进入最后阶段罢了。

叁.夏霖案的实体问题

出于谨慎,我向来很少讨论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的刑事案件的实体问题,但夏霖案不得不讨论,这不只是涉及夏霖个人的名誉问题,还涉及北京检方涉嫌配合北京警方制作假案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办案警方的诸多程序违法行为早已让人怀疑他们涉嫌制作假案,但在中国这个日常舆论惯于挥舞道德大棒伤人,严重缺乏程序意识的国度,适当地讨论夏霖案的实体问题,至少对夏霖本人没有太大坏处。

到目前为止,根据夏霖案律师公布的《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中谈及的侦查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北京市检察院二分检的起诉书,还有从夏霖的妻子林茹了解到的部分案情,我将本案实体目前所知的情况做点概括(若有出入,请以将来开庭以后双方对质结果为准,如果庭审过程不公正,像其他许多案件那样法官不让被告陈述,则以将来夏霖的信息为准——一切疑点利益归于遭受不公对待者)。

一.最初的侦查内容是夏霖以前代理的人权案件和香港“占中”事件

据《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夏霖对本案的指控事实系‘零口供’并且拒不认罪”,“据夏霖讲,他被拘留后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期间,侦查机关并没有讯问其本案涉嫌罪名‘赌博罪’‘诈骗罪’相关的事实,而是大量讯问关于夏霖以前承办过的敏感案件,比如四川冉云飞的案件,北京艾未未的案件,郭玉闪案件以及‘香港占中的事件’,讯问有关浦志强的情况,还扣押夏霖的港澳通行证和家中朋友赠送的有关社会运动书籍,比如台湾施明德的《百年红潮》;夏霖认为他之所以被立案侦查,这是有关部门对他承办敏感案件和在网络上为郭玉闪、浦志强的呼吁、声援而进行的‘挟嫌报复’‘枉法陷害’,他在批捕和审查起诉会见检察官时多次进行举报和控告;……”

夏霖的这一指控并非毫无根据,他在被绑架之前一个月的2014年10月9日,郭玉闪被北京警方莫名刑拘,接着夏霖承接这起案件,为郭玉闪担当辩护人,按《刑诉法》规定,11月14日是郭玉闪批捕的最后期限,这段时间正是夏霖紧锣密鼓为玉闪避免被批捕而开展工作的时间。11月8日,正是郭玉闪被刑拘满30天,即《刑诉法》第89条第二款规定的警方提请批捕的最后期限(这一款规定本来未必符合郭玉闪的情况,但中国警方的侦查裁量权是无限的,可以不讨论。),这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警方最初三十天里讯问夏霖与赌博和诈骗一毛钱关系没有的那些问题,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因此,夏霖指控警方是“枉法陷害”基本上就是事实。

二.夏霖最初能会见律师时都有法警陪同

在被剥夺了95天的律师会见权之后,夏霖终于见到律师。按照《刑诉法》第37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但夏霖最初会见律师时都是有法警陪同,处于被近距离监视状态——当然,这种违法行为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纠正的。这说明警方很担心夏霖跟他辩护律师的谈话内容,担心外界了解夏霖被绑架之后发生的事,有法警陪同在场,至少可以让他不能畅所欲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之后,夏霖才获得没有法警监视的正常律师会见权。

三.警方所谓诈骗案,没有任何主动报案人

夏案检方所谓受害人迄今无一人主动报案过,据《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本案案发时,所谓的被害人无一人提起民事诉讼,也无一人报案,有的所谓被害人在审査起诉阶段,已经向检察机关撤回有关证言,并且声明受到了威胁和诱导;现移送法院的有的证人证言和受害人陈述也是在人身受到羁押的情况做出的,……”据我所知,警方所谓“受害人”,有的是在被非法羁押状态下作出的陈述,在羁押状态解除后,并不认同被羁押时的表态。起诉书中罗列的四位“受害人”中有两位已明确向法院提交书面声明,确认夏霖和他们之间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诈骗问题。剩下的两位“受害人”,都属于公司借贷,一个有合同有担保,另一个在夏霖被绑架之后已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的是保全债权。哪有什么诈骗!

警方的这些行为其实已经涉嫌滥用职权,伪造证据,符合《刑法》第399条规定之枉法追诉罪的主客观要件。

四.检方所谓诈骗,事实语焉不详

《起诉书》指控夏霖“2014年间,被告人夏霖以法院拍卖楼房、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被害人xxx、xxx、xxx及xxx共计1000余万元,并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参见【2015】198号起诉书》)法律文书本应以严谨著称,但这份起诉书里的指控都以十分模糊的语言表述,例如“骗取……共计1000余万元”——到底是多少?有没有准确的数字?再如“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这个“等”是什么?所谓赌债,到底有多少笔?都是什么时间、地点,跟什么人赌的?短短不到一百字的一句话里,两个最关键的指控内容都指向不明,这都什么起诉书?

至少目前检方的起诉书中没有任何细节陈述。作为公诉案件,起诉书并不仅仅是给当事人看的,也不仅仅是给法院看的,而是给幽幽天下人之眼看的,但这份起诉书里除了上述那种语焉不详、貌似事实表述其实缺乏事实只有论断的语句外,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

检方至少要做到确凿地证明夏霖所借款项全部用于支付赌资,而前文所说之“赌资等”里的“等”得另说;检方得证明夏霖参与何时何地何人之赌博,总共参与几场,所涉金额每笔有多大、合计有多大,并且正好与所借款项的时间先后构成有说服力的逻辑关系。

五.小结:子虚乌有的诈骗

迄今为止,控方对夏霖所谓诈骗案,除了那些民间借贷基本查清之外,其他真正重要的比如所谓赌博情况、还赌债情况都没有调查清楚。但他们有个有罪推定的基本思路,就是我让你说,你不说,那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毕竟在现代法治这件外衣之下,再要像文革时候那样搞出五花八门的罪名肯定是不行的,比如“反革命梦奸罪”(有人梦见与暗恋对象发生性关系,醒后到处说,女生羞愤自杀,做梦者被判刑)、“反革命不讲卫生罪”(奸尸)、“反革命偷看青春罪”(因偷看洗澡被判刑)、“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打赌吃屎,一方因吃的屎有毒而死亡,另一方被判刑)……残酷而荒唐的岁月日渐褪去荒唐,只剩冰冷得连黑色幽默都没有的惨酷。当然,到了新时代,刑法已经基本够用,不必再去自行创设罪名。由此,警方才给夏霖按了个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勉为其难的“诈骗罪”,以表“尊重”法律。

诈骗罪这个罪名,不但在警方非法介入民间经济纠纷时是个最常见的罪名,在迫害异议人士时也是(下文将详述)。公安部曾经三令五申警告警察不得以诈骗罪造假案,虽然这种警告在实际执法中可能没什么用,但这些文件至少是公开的。

在1989年3月公布的《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中有这样的内容:

“严禁非法干预经济纠纷问题的处理。对经济纠纷问题,应由有关企事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更不允许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和主管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在1995年2月5日公布的《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中,则有关于警方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伪造诈骗罪现象更为怵目惊心的表述:

“近来不断发现仍有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和少数民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为了本地方或某部门的经济利益而置国家法律和党纪政纪于不顾,越权办案,把不属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纠纷、债务纠纷立为诈骗案件,为一方当事人追款讨债,有的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诈骗案件的界限,谋取私利;有的采取违法收审、扣押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强行抓人,长期关押,‘还款还人’;个别地方竟以已经检察机关批捕来嫁责任,应付上级公安机关追查,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和极坏的社会影响。”

这些通知都表明了公安部门利用伪造诈骗罪越权干预民间经济纠纷现象的普遍存在,事实上,除此之外,警方还会在政治敏感案件中伪造诈骗罪进行政治迫害,这样的案例可谓俯拾皆是。

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曾于2010年8月被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以所谓“涉嫌社保诈骗罪”判刑二年,此前2009年年底,刘正有的妻子胡玉兰也曾以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曾因27年前的事件被判刑5年、因报道1998年的绵阳工潮事件被判刑7年的异议作家李必丰于2011年被四川省射洪县法院以“合同诈骗罪”重判12年,二审改判10年,这是李必丰第三次坐牢。

2012年4月,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再度被判,与前一次2008年被以“妨害公务罪”罪名判刑不同,此次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判刑2年8个月,她的丈夫董继勤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

2013年6月,LXB的妻弟、刘霞的弟弟刘晖被以诈骗罪判刑11年,虽然后于2014年保外就医出狱,但刑事判决的重压并没有因此卸掉,它是一把随时会落下的悬剑,官府将他们三人设置成互为人质模式,以获永久的打压之势。

2016年1月,河南维权人士张海涛被新疆维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和“为境外提供情报罪”两罪合并,重判19年,2009年他也曾以“诈骗罪”刑拘。

……

可见,“诈骗罪”已经与“寻衅滋事罪”、“偷税漏税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一起,成为官府用来对付他们嫉恨的不服从人士的最常用罪名。夏霖高超的刑辨技术加上他屡屡为弱势群体的当事人以及维权人士仗义辩护,原本就已经让警方很不痛快,“值得”将夏霖拿下。所以,在他刚接手郭玉闪案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放话要搞得他翻不了身。而他的零口供,更是让警方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通常所谓诈骗罪,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现途径是虚构事实骗取受害人信任,致使受害人作出错误的财产处分决定,向诈骗人交付财物。而迄今为止,检方罗列的四位受害人,至少在本案发生之前,没人认为自己被骗,也没人认为夏霖想要恶意侵吞他们的财产。既无欺骗,亦无非法占有,怎么诈骗了?

可见所谓夏霖涉嫌诈骗罪,与前述那些异议人士的所谓诈骗案一样,就是个假案。

夏霖律师(萧瀚2011年7月17日摄于北京潭柘寺)

肆.作为极权“战略物资”的冤狱

看待夏霖案,倘若仅仅局限于这起案件本身,其实反倒可能没法看那么清楚。要解读夏霖案背后隐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甚至生活密码,需要拉开更为广阔的社会大幕,将它放置在整个国家的人权史里透视;还需要将思考的长焦镜头调到更远的时空,从岁月的倒流里检测制度与文化的土壤。

历史作为一架思想的望远镜,成像镜头上那些相似以及不断出现的历史现象,往往会呈现出比当下的社会更清晰的图像。不过,与小说比,历史依然过于抽象,反映时代生活的小说里往往有着不必担心被时间风化的社会沙盘与人群石雕,晚清小说家刘鹗的《老残游记》就是这么一部小说,它写了两个名为不愛钱财的清官,实为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酷吏,曹州知府玉贤和齐河县县官刚弼。

玉贤以治安为名,肆意将无辜平民打成盗贼,以站笼这一酷刑虐杀他们。站笼是一种清代酷刑,即立枷,站笼上端是卡住人脖子的枷号,下端给犯人脚下垫砖,砖的块数决定站笼的痛苦程度,这比《古拉格群岛》中写的十九种刑罚之一的“站龛”更残酷,《老残游记》里说一般人站个三四天就死了。《老残游记》第三回说玉贤“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其中95%以上都是无辜百姓。数量如此巨大的枉死者,玉贤自己是完全知道的,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滥杀无辜呢?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第五回)而刚弼则号称“清廉得格登登的”(第十五回),却是个无能而刚愎自用、只会用刑讯逼供造假案残民以逞的虐待狂。

《尚书.大禹谟》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司法思想中最著名的一段话了,它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轻刑谐和社会的一种向往,然而,正如《老残游记》所展示的那些残刻的所谓清官,《尚书》的这一人道而先进的司法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反而被秦并六国之后的重典刑杀观念凌越,酷吏断狱传统终成中国古典司法的主流精神。

正如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指出的,旧制度并没有那么容易被革除。换瓶不换酒的所谓革命,只会让旧制度中的恶行以更为残酷的状态运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冤狱甚至直接成为这个国家的“治国”利器,成为僭政者最重要的极权“战略物资”之一。

这一变化虽然与古典时代有不少差异,但在制造冤狱的手段方面,则古为今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旧制度或旧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传承”甚至“发扬光大”。

一.极权国冤狱发生学

冤狱是极权国的常备物资,因为极权国的立国基础是区分敌我,是恐惧,是暴力,是仇恨,是谎言,而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的基础是友愛,这正是极权与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传统的一个显著区别。极权国奉行的政治准则是分清敌我,无论是德国式的种族划分法,还是苏中式的阶级划分法,都是以区分敌我为其基本的立政基础。

这种立政基础使得日常的政治生活时时刻刻以所谓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为务,毛泽东的“指头论”(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或每次政治运动的定指标,例如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标等,都是这种敌我论的表现。所以,极权国通常在意识形态上奉行某种天堂理论,而在实际操作中却采用杀人整人的地狱模式。

敌我论之下,若无敌人,拔剑四顾心茫然,极权国的立国之基就会萎缩甚至松垮,依靠仇恨所凝聚起来的万众一心就会迅速瓦解,如霍弗在《狂热分子》中讲的:“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如果大家有一个共同仇恨的对象,哪怕是敌人之间,也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因而减弱抵抗的决心。”为了维持这种万众一心的民心状态,极权国统治者必须同时拥有宣传意义上的人民公敌和事实上的人民公敌,以备相互印证,如果没有敌人,就必须制造敌人。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里有个著名的曹操借头故事,曹操杀害没有过错的管粮仓官王垕,他跟王垕明言,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但不杀你不足以定军心,所以“欲借汝头,以示众耳。”王垕来不及再说就被斩首示众,于是“众怨始解”。这是最典型的造假案以全统治之术。

冤狱是极权国的立国之本,它是人群中多数人通过仇恨少数人从而建立仇恨共同体而不是友愛共同体所必不可少的原料。这就是为什么毛时代不断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原因,没有敌人,极权国的统治者会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缺乏踏实感,也缺乏保住权位和权威的战斗感——而这同样是极权国的立国之本,自由、平等、博愛、和平、知识这些不是极权国需要的,而奴役、特权、仇恨、战争、无知才是极权国的养料。所以,奥威尔《1984》里的大洋国才有那三句著名的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1984》里写大洋国每天都要在电幕上攻击叛徒果尔德斯坦因——而果尔德斯坦因早已杳无音信、生死未知(他是大洋国制造当下敌人最好用的工具),攻击欧亚国、东亚国,甚至为了制造敌人不惜自己到国界扔炸弹,再栽赃外国,以激起人民对外国的仇视。除了毛时代的极端状态之外,直到现在,中共在宣传机器中依然经常性地将美国、日本作为敌国,煽动人民仇恨他们,因为二战,日本尤其是个最趁手、百用不厌的敌国。

一个缺乏愛和友善作为基本社会凝聚要素的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地宣示仇恨来获得力量与政治向心力,而仇恨必须有对象,总是只攻击抽象甚至虚幻的敌人,用不了多久人民就会感到厌倦,从而对一般宣传品感到怀疑,因此,不只是极权国的统治者需要敌人,受奴役的人民也需要敌人,没有敌人,他们被煽动起来的仇恨无处安放。

人们可能会疑惑,制造那么多本来不是敌人的敌人,不会被人民发现是造假吗?通常而论,在一个大范围里不会。因为在以仇恨为立国之基的极权国,人民已经被仇恨异化,人们相互之间的提防成为常态(想象一下许多小区里那些戴红箍的老头老太),仇恨会按照统治者的需要迅速生产与分配,并且获得害人的成果。每一次的被害者,与人口总数相比总是少数,甚至是很少的少数,不易造成有事实后果的人人自危;再者,仇恨本身以及极权统治者刻意制造的人际孤立,信息交流的断绝,会使得受害现象显得不突出,例如大饥荒时代死亡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发生暴动,因为像中共这样以村为单位的国有化孤岛现象是完全史无前例的,人民反抗暴政所需要的相互支持的勇气被全面屏蔽,唯余孤苦与死亡。因此,一般而言,至少在信息不畅、音 问不通的境遇下,极权统治者及其大小喽啰,不管制造什么样的假案,都很难被揭露,许多人即使明知是假案也不敢怒更不敢言。而被极权奴役时间久了之后,服从权威这种天性会被极度放大,官府说什么就认什么就会成为常态。别说像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那样大规模制造假案,至少在制造当时,没有遭到迫害或者参与迫害的人们,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那都是故意制造的冤狱,他们最多只能认识到某人被冤枉了,或者感到奇怪,某人没做什么啊,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而不敢判断冤狱的性质——这种不敢时间久了可能会让人彻底丧失正常的判断力。

简而言之,冤狱是极权国统治的根基之一,与许多人所想象的不同,并不是统治者或者掌权者搞错了,而是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至少极权领袖们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权力性质的惊人事实。

但是,极权统治有着其根深蒂固的自身缺陷,就是通过仇恨所建立起来的永远只能是一个毁灭型世界,而不是一个建设型世界,它所成就的毁灭性力量最终也会将其自身摧毁。如果极权统治者想要改变这一状态,他们至少必须进行一些符合自己生存所需的改革。1978年之后的中国,不同于毛时代,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差异,邓以来的改革,在经济上救活了原本即将灭亡的极权统治,它的冤狱于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上也都有变化。

毛时代的冤狱发生机制,是一种无限权力与混乱暴民相结合的产生机制,同时还有一个特征,是几乎完全没有法律的运作机制,“文革”期间那么多荒谬而五花八门的罪名就是那么来的。毛时代发生的冤狱有下述特点:

一是数量规模空前巨大,毛时代及其历史惯性的延续,这个国家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冤狱,牵涉人口数亿,被剥夺生命的人数、被剥夺财产的人数、被剥夺自由的人次都以千万计;

二是性质单一,几乎全是与极权意识形态相关的冤案,即使本来无关,也硬被附会为相关;

三是类型看似庞杂实则单一,无论是极权本身所计划的产物,还是民间自相残杀涌现的,都属于极权统治者毛所需要的,即计划与随机相伴;

四是极度野蛮、残忍,这是毛时代大量冤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经过表面上的审讯后判刑屠杀或关押与各种未经审讯直接屠杀都数量十分庞大;

五是人群的类型化迫害,毛时代往往使用一些意识形态标签对人群进行划分,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按照人群使用冤狱迫害,比如对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长期、持续迫害就是典型。

邓以来的时代与毛时代,在整个社会生活方面都有了巨大差异,虽然许多内在的机制是相同的,比如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但即便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也表现得不同,而其他社会、经济的差异则更大,所以冤狱的发生机制也随之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一数量虽然还是巨大,但与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例如1983年开始的严打运动,一年内杀了2万4千多人,但与毛的大规模杀人运动(比如镇反、土改、“文革”最初几年)死亡人数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二性质多样,有些是最高权力所需要而制造的冤狱(比如严打),而更多的则是无制的权力本身的产物,并非属于最高权力计划内需要的冤案,还有一些则不是任何一级权力所刻意制造的,而只是制度错误的产物;

三是具有制度化倾向,即邓以来形式上的法律制度逐渐在建立,但其内核依然不是保护自由和权利型的法治模式,而是维护极权统治型的奴役模式,因此,与上述第二点相关的是,无论哪种性质的冤狱都穿着所谓“依法治国”的外衣。

四是与毛时代比,总体上野蛮和残忍的程度大幅度降低,这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因为迫害运动而吃人肉的事不再听说),无需详论。

五是与毛时代相比,针对特定群体的迫害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抑或范围都已大大缩小,像毛时代那样大规模迫害则已基本结束,针对少数非常特定的职业群体(例如针对维权律师、针对揭黑记者)或身份群体(例如上访者)的迫害依然存在,并且迫害的目的往往是典型化和威慑性的,并不是针对这些群体全面展开冤狱迫害(去年709迫害律师事件是其中较大的一次),但对FLG群体以及地下基督教会等宗教团体的迫害则规模很大,范围很广,频率也相当高。

二.当代中国冤狱类型学

至少从秦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官民对立的历史,即使其中有少量的所谓仁政年代也是数量上极少、质量上对立程度稍轻的时代而已,总体而言,就是王亚南先生所谓的官僚政治之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官僚阶层掌握着巨大的暴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由此衍生出奴役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如果不进入官僚阶层,就是受奴役的状态,虽然官僚等级制内部还有他们自身的上下级奴役问题,但与完全无权者相比,他们依然是压迫者阶层、奴役者阶层。

共产极权之所以会在中国安然落地生根,主因即共产主义其实是个官僚政治无限扩张至极致状态的官僚社会,与中国古典传统几乎一拍即合。以韦伯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定义即家产官僚制而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是一个官民对立程度比古代严重得多的党产官僚制社会。这是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钥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共产中国的冤狱问题才能看清背后隐藏的真相。

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对邓以来中国改革的评价,邓对中国的所谓改革并不是根本性改革,而是很大程度上回归中国古典时代,也就是说,官僚社会逐渐回缩到官僚政治状态——但当然还是比古典时代的官僚机器要庞大很多,性质上也有较大差异,只是在权力无制这个基本问题上性质未变。

这种回缩性的改革,基本特点是,逐渐建立维护其统治的法律制度框架,经济上还给民间一定的资源以自我生产与分配,政治上彻底剥夺(选举以及政治性结社)或者如果彻底剥夺无法做到就强力钳制各种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请愿自由、游行自由),文化上采取阉割政策,对社会采取压制与打压态势以保证人民不能联合。

这种社会状态中,官民对立的程度依然严重,但由于像毛时代那样的大规模、长时间、大范围的冤狱会造成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稳定搜刮的利益,自邓以来,非完全必要的冤狱,尤其是纯粹意识形态冤狱不再成为中国的日常必需品,而只是特定状态下的特殊用品,因此邓以来的中国冤狱呈现与毛时代以及古典时代都不完全相同的景象。

目前中国的冤狱,大致分为如下类型。

(一)钦定伪造假案型冤狱

这类冤狱通常只针对两种人,一种是高层权力斗争的落败方,一种是民间反抗暴政者的标志性人物(如对LXB、王炳章、高智晟、郭飞雄、许志永、胡佳、高瑜、浦志强、郭玉闪等),这些案件的一大特点是往往最高权力本身就可能会这些案件的当事人,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会作出相应批示。

(二)默示授权伪造假案型冤狱

这一类型中除了也包含地方官场派系斗争中的落败者,也包含诸多地方官府进行的维稳迫害所制造的冤狱,比如四川对阿安扎西、刘正有、李必丰、谭作人的迫害,也包含本文所谈的夏霖案。无论是针对高层权斗的落败者,还是针对民间反抗者,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自身的暴力统治。这些冤狱往往符合最高权力的意志和利益,但最高权力自身可能通常不会过问这些案件,而只是默示首肯。

(三)权力失控的伪造假案型冤狱

前文曾经提到的公安部因地方警察越权干预经济纠纷而发的禁令,其实就是针对这种权力失控伪造假案型冤狱的。除此之外,各地警察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或在执行公务之外,恣意滥用警权早已成为社会公害,由于这部分原因而导致的冤狱丛生,大量的在警察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利益之后就撤销案件了,这些冤狱在以当事人失去其应得利益的基础上无法呈现。治安警察在打击黄赌毒过程中,这类以警察获利为目的的假案,大多是以“立假案—获利后销案”这样的方式发生和消灭,如果当事人不告诉,通常难以查获。所以这类型的案件,因其往往销案迅速仿佛没有存在过,而且由于它们通常是以获利为目的,与那些陷人入狱甚至死刑的假案相比,危害也要小很多,至少对当事人的自由、财产、生命的侵害是较低的。

(四)主观放任的制度错案型冤狱

这一类的冤狱通常是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而其中办案人员也存在着恣意滥用权力的现象,例如大量刑讯逼供产生的错案,都是如前文讲到的《老残游记》里那位刚弼,刚愎自用、偏见严重,一旦自己认定的就以为错不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监督和制约,他们就会顺着权力的本性恣意妄为,直到大错铸成之后,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肯改正,这就是中国刑事司法屡见不鲜的罪错递增现象。但是这类错案与故意制造的假案依然存在较大区别,办案人员至少最初的时候并没有故意伪造假案的动机。

(五)无过错的制度错案型冤狱

世间并无百分之百的圆满制度,因此,任何制度都可能出错,这种错误是人性本身所带来的制度缺陷所致,不是办案者的主观恶意,也不是办案者的不负责任所致,因此,严格讲,只有这类错案,才是货真价实的冤狱——就是谁都没有过错的错案。

上述五类冤狱中,除了最后一种属于所有制度都会有的冤狱,其他四种冤狱都源于权力不受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冤狱丛生的原因。作为一个史上官民对立最严重、最持久、最普遍的国家,相应的,中国的冤狱现象一定也是最骇人听闻、数量最庞大、持续时间最久、存在范围最广、对人民的伤害最深的国家。

三.冤狱“治国”

在那些完全不在乎人民死活,甚至也不在乎自己死活的政治暴徒如毛泽东眼里,冤狱作为一种极权战略物资,是可以无限生长、永不衰竭的邪恶资源,这是由极权国的国基是进行敌我划分和仇恨这一点决定的。也因此,上述五类冤狱中除了最后一项非人力所为之外,其他四类冤狱在极权者维护自己奴役性和压迫性统治的“治国”过程中都发挥着巨大功能,即使僭政者自己都意识到那是饮鸩止渴,也常常无力停止吸毒。

冤狱的“治国”功能简单归纳如下:

(一)迫害功能

无论多么勇敢的人,面对迫害总是痛苦的,勇敢并不是一个人的天然选择,而往往是无奈的选择,因此,残酷的冤狱迫害足以让所有受迫害者感到恐惧——虽然他们即使恐惧也依然前行,尤其是那些进行肉体上的酷刑折磨、残杀生命这些最严重的迫害手段时,没有多少被迫害者真能挺过去。

(二)恐吓人民功能

所谓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一个人群里往往只有很少数几个人是最勇敢的,愿意带领大家进行抗争活动,因此,当领袖被迫害之后,除了对领袖本人的身体和精神伤害之外,其他人也会被带入这种遭受迫害的恐惧,由此,吓阻人民、让人们安于奴役的恐吓功能就发挥出来了。

(三)威慑同僚功能

除了针对人民的冤狱,极权者集团内部的权斗向来也是极度残酷,因此,针对同僚们的频繁冤狱,可以收获恐吓与威慑同僚功能,以防止被篡权。当然,这项功能并不总是那么稳妥的,它常常也激发更加白热化的内部恶性权争,而先前的胜利者随时也可能变成阶下囚甚至刀下鬼。有人统计过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证明这是一个生命最没有保障的“职业”,就是因为权斗过程中如毛泽东之类永远胜利的权王是极少数极少数的。

(四)投名状功能

对于许多刚进入权力场的人来说,制造冤狱可能会让最初心思单纯的人感到不忍,而权力尤其是无限权力的本性则是残忍甚至邪恶的,制造冤狱是权力作恶的常见形式,让那些本来清白的掌权者参与作恶,就可以让他们手上沾上脏东西甚至沾血,如此也就绑架了参与者,使之不能萌生退意甚至叛变常态的作恶者,与他们形成攻守同盟。这就是制造假案冤狱的投名状功能。

(五)赏赐奴才功能

恣意权力的行使往往需要数量巨大的协助者,但由于财政制度从属于权力,而权力的等级制决定了财富分配方面在极权者内部也是极不公正的,那么协助者中除了那些仕途心很重,为了飞黄腾达会主动谄媚式作恶的之外,其他的普通协助者不可能分到很多羹,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通过制造冤狱劫民间之财,就是个很好的财政补充,治安警察之所以热衷于抓赌抓嫖(在此过程中为了敛财什么下作的手段都会使出来),而不是热衷于抓贼抓杀人犯,原因就在这里,黄赌毒是警察最重要的提款机之一。

(六)孤立被奴役者功能

人为冤狱对人民所产生的恐吓功能,除了会使得人民内部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从而制造分裂之外,还能产生威不可测的效果,因为暴力肆意突破任何伦理底线,能够使得人们一方面恐惧,另一方面不知所措,由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就会使得人们倾向于孤立而不是联合,猜忌而不是和睦,怯懦而不是勇敢,于是数量虽然巨大,但因为毫无组织,人民只能安受奴役,别无他法。

(七)收买民心功能

在一个奴性深重的群体中,由于长期的恐惧和奴役,奴性日渐深入骨髓,人们逐渐遗忘了自己是被剥夺了自由,奴役是强加的,恐惧是强加的,一旦恐惧有所减少,束缚有所放松,就会感恩戴德。因此,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传统,新登基的皇帝除了要收拾一批旧臣之外,还经常会平反一些前朝冤狱,以收买民心。

但既然冤狱是奴役统治的战略性物资,就不能随意耗尽,所以不能全部平反,要留下一些,至少不能影响统治的合法性。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里就写到过当年赫鲁晓夫时代平反冤案时,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党领导对加快释放政治犯并无真正的兴趣。

在一个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给人民制造飞来横祸的僭政者统治之下,人民往往会对何为正常生活失去记忆——如果以前基本上也没有过,那会失去向往,因此,僭政者以冤狱所制造的上下其手就往往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效果——因为我是专门给你制造灾难的,如果什么时候不制造灾难了,你们当然会感激。长期接受奴役统治的人群,有这样的心理几乎不可避免。

这就是冤狱“治国”的邪恶权谋术。

结语:友愛与正义的城邦Vs.冤狱极权国

一.幸灾者与道路继续通往奴役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都呈现出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不管官府对那些为了正义而努力的人们进行了多么可怕的迫害,迫害者依然支持者众多,诸多长期被奴役的人们已经习惯于被奴役,习惯于站在迫害者立场上帮腔,从而对被迫害者进行各种道德中伤。

此次夏霖案也曾遭遇类似的情况,在夏霖身陷囹圄零口供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散布夏霖所谓诈骗的谣言,而他们的根据也只是一些极不靠谱的道听途说,他们不把力量用在谴责迫害者身上,却把口水吐在被迫害者身上。

除开那些官府特地雇佣来洗地的,上面那类人在历次公共事件中都不在少数,正如许志永为教育平权行动入狱,依然会有遭受不公正教育待遇的父母们会谴责许志永不愛国一样。这是可悲的,这是继续行进在奴役的道路上,毫无自由的自觉,不但不努力走向自己的自由,还把走向自由的人拖回到奴役之中。

二.友愛与正义的城邦

1987年的诺奖诗人布罗茨基曾于1994年给当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写过一封公开信,在信中,布罗茨基说:

“人类之恶始终存在。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并非一架望远镜或一扇窗户,而是我们的自我映像,亦即人的负面潜能。在我们那块土地上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大事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共产主义’。”

其实这是提醒哈维尔,不要把什么邪恶都统统归于一个标签,布罗茨基当然不是要哈维尔否认共产之恶,而是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堕落,而非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我们这个物种的问题,因此便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国人依然重要,在将共产世界改变成非共产世界的道路上,需要像布罗茨基所反省地那样进入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内心省察,如此才能产生真正可能的抗体,而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时时刻刻遇到的问题。

我在前文讲过,极权和真正的政治之差异,在于前者是区分敌我、创造敌人,后者的基础则是友愛与正义,是仁者无敌。顺着两套不同的逻辑,人性产生的后果差异巨大,尤其令人沮丧的是,人性的逻辑在邪恶的制度里远比在良善的制度里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这似乎充分地说明了人性的堕落比人性的升华容易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堕落是一个值得时刻自我警惕的对象,人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甚至是人的神性,最寻常的体现,并不在于能够到达多高的高度,而在于不堕落到多低的低度。

极权统治在激发人类恶性方面,显然举史无俦。作为一种专门释放邪恶与暴行的制度化存在,冤狱是其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当掌握了所有暴力资源的极权者在针对我们的一个同类进行迫害制造冤狱的时候,只要我们还能记取城邦的初衷是友愛与正义,那么,即使怀疑受迫害者的道德,甚至怀疑他是否罪犯,依然应当善待他,帮助他获得时间,帮助他从囹圄走进阳光,让他能够自由地站在我们面前,或开口申说或自由地沉默,到那个时候再来询问他,不是会得到更为真实的故事吗?

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暂时先把所有的质问抛给那个掌握了所有权力、暴力、财富和宣传资源的迫害者:

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

我想这就是通往友愛与正义的城邦之路上必不可少的声音,它将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中形成巨大的莫比乌斯环回音,引领我们走出区分敌我的泥淖。不只是需要感谢那过往的无数夏霖们和现在还在狱中受难的夏霖们,我们还要尽可能地愛护他们——无论如何,我们总要翻过这片广袤的冤狱沼泽,走向那个仁者无敌的城邦。

2016年6月13日

转自网络



 楼主| 发表于 4/22/2017 11:11: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4/22/2017 11:13 编辑

:夏霖案子要开庭了


端午节前一天,我接到了丁锡奎、王振宇两位律师的电话,告知我接到主审法官通知:6月14日召开庭前会议,6月17日开庭。这个通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两位律师在5月底刚刚被法官告知案子要“拖一拖”。第二次延期的最后期限是6月4日,再延期就得报最高院批准。从6月4日到开庭的短短十几天,是否已经最高院批准延期,我不得而知。

夏霖自2014年11月8日从家里被北京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一年半,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一次次的延期,几乎已经将诉讼程序上可以用的时间全部用足。在最开始的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律师一次又一次的申请会见从未被允许过,从未能依法会见夏霖,长时间无法得知他的状况,在极度担心害怕的情况下,让我和家人那段时间生活完全失常,几被摧毁。

那天,一大群警察到家中来搜查,带走夏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也没有说任何理由。我知道他当时代理我们的好朋友郭玉闪的案子,心怀侥幸的想也许警方只是想敲打敲打他,但是1天、两天、3天过去了,夏霖还是没回家。心一点点往下沉,我完全懵掉了,幸好有朋友们帮忙,我们到处打听夏霖的下落。来家搜查的一个警察曾向我出示了证件,我记得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工作机构,于是我打电话到辖区派出所,但派出所说没有出警记录;后来朋友帮我在网上查,查到了那位警官隶属于朝阳区治安大队。我跑了几趟才在朝阳公安分局门口由门卫传话问到了那位警官,他说,不关他们的事,是劲松派出所办的案子;我又急急忙忙赶去劲松派出所,值班警察说案子是劲松所的,但他什么都不知道,让我去找市局。这个时候已经3天过 去了,我心急如焚,只能抱着这条目前唯一确定的线索不放,跟这个值班警察死磨硬泡:"你们带走了人,必须告诉我现在人在哪,为什么带走夏霖。"磨了很久,他终于告诉我,夏霖确实11月8日被带到过劲松,在派出所呆了12个小时后,被市局直接带走;但是当时是市局副局长带队,他们派出所的人根本沾不上边,所以也不知道夏霖被带去了哪里。我说你们带走了人怎么能不通知家属呢?值班警察说:“三类案件可以不用通知家属。你自己去查查法律规定,应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夏霖不是官员,三类案件和他能沾上边的就是关涉国家安全了。夏霖代理郭玉闪的案件,而玉闪的案子事涉“占中”,当时“占中”的局势紧张,我也知道。

夏霖被带走,到底是受政治案件所牵连,还是因自己的经济问题,外界有很多猜测,为此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随着我知道的事实越多,我越坚信他的无罪——“诈骗案”的“受害人”无一是主动报案,而全是公安机关在带走夏霖后主动告知他们“夏霖涉嫌诈骗被抓”、要求他们“配合调查”的,有数人甚至是在被羁押状态下做的笔录;夏霖在被拘留后的第一个30天里,侦查机关并没有询问涉嫌罪名的相关事实,而是大量询问夏霖以前承办或参与的“敏感”案件,如冉云飞案、谭作人案、艾未未案、浦志强案,以及当时正在代理的郭玉闪案和香港“占中”事件;今年3月份,律师递交的取保申请里详细阐述了应该认定夏霖无罪的观点与理由……这些都让我更坚信:夏霖无罪,他绝无诈骗之心,与朋友们的经济往来也纯属民事关系。但 是,我也知道,夏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代理案件而惹上“麻烦”的律师,我忧心忡忡地等待即将到来的庭审,不知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结果。唯愿他能平安回来,处理好手边的债权、偿还债务,承担他对朋友和家人的责任。

夏霖妻子:林茹
2016年6月11日
 楼主| 发表于 4/22/2017 11:12:26 | 显示全部楼层
肖雪慧:今天,夏霖被带走整一年
去年的今天,夏霖被带走,到今天,失去自由整一年。6月30日第一次退侦期限用够,第二次送检;检方用够第二次送检期限,再次退侦后,警方用够期已于上月第三次送检。在浦案那里被用尽的送检-退侦-再送检……,正在夏案故技重施,把退侦-送检程序吃干榨尽,恶意运用程序和恶意拖延,以长期羁押,未审先罚。

最后一次跟夏霖通电话,是去年11月初,那天,一如往常,聊起浦的案子、张思之老先生的身体。那天,夏霖说张老恢复很好,但语言能力是否能完全恢复,他有些忧心。说正忙玉闪案子,已经好些日子没去看张老,过两天就去。几天后,他被带走。

在夏霖失去自由一年之际,重发两个月前写的长微博

2015-11-8




肖雪慧: 关注失去自由近10个月的夏霖律师
再有两天,夏霖失去自由就10个月了。6月30日第一次退侦期限用够,已经再次送检,期限也要到了。在浦案那里被用尽的送检-退侦-再送检……,似乎要在夏案故技重施,把退侦-送检程序吃干榨尽。

十个月前夏霖被带走,很意外,但细细一想,就不意外了。

夏霖对自己的定位不是维权律师,办案走的技术路子,但从不惧为公义出手、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义救崔英杰、出手邓玉娇案。崔案结案后,夏霖继续关心着这个年轻人,在崔英杰服刑期间,夏霖不仅经常跟小伙子通信,还多次探望。我看过崔英杰写给他的一封信,读来令人动容。邓玉娇案发,他迅速赶赴巴东,取得关键性证据。案子后来能取得好结果,跟他在艰难危险处境下所做的前期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巴东的作为和处境,从张思之和浦志强当时致他的信可以看出:

夏霖律师:

联系困难,沟通不便,师友同道,十分挂念。

目前巴东情况令人担忧,考察你们前段工作,就我们所见,完全合法,无懈可击。信赖你的职业操守,不担心你的业务能力,只是挂念你们的人身安全。
……
如有不适,请设法电告,我们将随时前往。凡诉讼,终有水落石出之日,眼下不必过于着急。

关注着你们,相信你们,等你们归来!

浦志强 张思之
二OO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邓案之后,他跟浦律一起接下当时极为敏感的成都谭案。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这个案子的性质就预先决定了审判结果,但两位律师尽了最大努力,在跟反法治力量的较量中,虽败犹荣。一、二审主审法官宣判审判结果,不敢正视两位律师的眼睛,也是奇观。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不光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处事风格。浦律出事,他欲推动事务所发声明支持浦律;雪村自首,他去派出所接人;玉闪被抓,他立即接手……

在浦案上,他秉持“有一分希望做百倍努力”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但也受了不少误解和攻击,我在微博上谈及这事,有律师留言:“我是知情人之一。疾风知劲草。”

他的委屈只有跟很少朋友诉说。有次电话中他有点天真也有点负气的说:“一旦到可以公开案情不必忌讳那天,老子要臭骂……一顿。”还没等到这一天,他自己进去了。

如今夏霖失去自由10个月,现正遭遇送检---退侦---再送检……模式的折磨。但他没有被抓的维权律师那样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却有出自某些同行针对他的流言,在夏霖无法自辩、解释的处境下,不出示证据的指控性流言,伤害的不仅是夏霖。

我始终认为,律师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职业共同体,只要不是听命权势随权势鼓点起舞的败类,律师间无论办案方向、理念有怎样的差异,个人关系上有什么问题,关键时刻宜抛开歧见和隔膜,团结起来维护律师权益、法律尊严。

2015年9月5日星期六
 楼主| 发表于 4/22/2017 11:15:41 | 显示全部楼层
段宏庆:维权的代价——从夏霖案谈起
一位亦师亦友的老编辑嘱托我关注律师夏霖的案件,写点文字为他发声。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但真正决定动笔,却不知从何写起。

之所以犹豫,因为我对夏霖其实并不了解。说来惭愧,认识夏霖已近10年,虽有数面之缘,我竟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实际年龄多大,对他案件的细节更是知之甚少。

我最早认识夏霖,准确说是知道有他这么一个律师,源于2006年冬天,我当时所在单位的一名记者报题跟进“小贩崔英杰北京街头杀死海淀城管队长”的新闻,这是那年中国大陆最热的新闻之一。记者说崔英杰案开庭在即,我问记者的信息从哪里来的,因为当年这个案件舆论争议很大,官方一直很谨慎,始终不公布案件进展的消息。记者说:“夏霖律师,他是崔英杰的辩护人。”然后记者还补充了一个信息,夏霖是志愿免费为崔英杰提供辩护的。

后来的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崔英杰虽然最终还是被法院认定故意杀人罪成立,但法院判决也部分采纳了律师的观点,最终留下了崔英杰一条命,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夏霖也算是一战成名,他撰写的崔英杰案辩护词至今还作为经典辩词在网上流传。

崔英杰案之后,夏霖还陆续代理过一些维权案件。2009年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夏霖是最早介入为邓玉娇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之一。当然,在邓玉娇案中,夏霖的代理工作有些虎头蛇尾,他和另一位代理律师会见完邓玉娇走出看守所后,两人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并抱头痛哭的照片被网络热转。但也正是这一有些过于感性的行为被很多人叱责为“不专业”,后来家属也解除了委托手续,邓玉娇案正式进入审判程序后,夏霖没有再介入。

在夏霖这些年代理维权案件中,他和媒体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当下中国国情造就的特殊生态——律师代理维权案件需要通过媒体发声,制造舆论影响,形成压力来对抗强大的公权力;而媒体如果在重大案件中想获得及时消息,也只能依靠参与办案的律师,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几乎铁板一块不会透露任何有用的案件信息。所以有人总结:律师和记者天然是盟友。

最近三年来,律师和记者这对天然的盟友在中国大陆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压,调查记者、维权律师纷纷被抓。夏霖不是首当其冲,在他于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拘留之前,他所在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浦志强律师已经早他近半年被抓。浦案举国轰动,我就不赘述了。

浦志强被拘留后不久,为其提供律师服务的屈振红律师也被拘留。当时即有传言称夏霖可能是下一个被抓捕的对象,但他显然没有放在心上。当年10月,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郭玉闪被刑事拘留,夏霖受家属委托接手代理工作。但一个月后,他被从家中带走,警方未向家属出示任何法律手续。5天后的11月13日,家属才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夏霖涉嫌的罪名为“赌博和诈骗”。

从2014年11月8日至今,夏霖已经被羁押超过一年半,案件已经起诉到法院,涉嫌罪名由最初的两个减为“诈骗”一个,而无论是警方的侦查期限、检方的审查起诉期限、法院的审理期限,均多次延期,全都达到了大陆的法定最长期限。这期间辩护律师曾多次为夏霖申请取保候审,但始终未获批准。根据辩护律师的最新信息,夏霖案将于今年6月17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我很好奇夏霖案能够受到多少的舆论关注?他有些名气但又不是特别有名。浦志强被抓后,有人套用电影《建党伟业》台词赞之:“自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莫过于此”,确实传神。夏霖显然没有这样的待遇,正如本文开始所言,即便是我这样认识他近10年的媒体人士,对他的案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

这实际上是大陆很多普通维权人士和律师面临的尴尬境地。中国大陆的法治与民主需要众多人去努力,但这种努力过程中会有很多危险,很多人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这种局势下,惟一能和公权力抗衡的就是舆论关注,形成外部压力至少能让公权力有所忌惮,哪怕只是表面形式遵从法律制度,起码也有一些约束。但舆论焦点又是有限的,而且是挑剔的,真正能造成“举国震动”的人有几个?夏霖多少还算有点名气,2015年“7.09”抓捕的那些律师,有几个能真正让普通大众记得名字?

争取法治与民主艰难历程需要很多的人前赴后继,但历史能记住的其实很少。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南非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其实有无数的牺牲者,但最后除了马丁·路德·金,除了曼德拉,还有多少人的名字能被人随口说出?

而且当下中国还存在一个可怕的现象:那些你在为他们的权利呐喊呼吁、为让他们获得民主生活不惜入狱坐牢的民众,他们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在乎。对他们而言,如果能民主,固然好,他们可以享受自由;不民主也无所谓,已经习惯了。

所以有时候我忍不住在想: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做一个维权斗士有何意义? 更何况是一位不太知名的维权斗士。

夏霖不算完全无名,还有人记得他,还有人愿意为他呼吁。我所知有限,只能为他写下这点不多的文字。我期待更多的人关注他的案件,无论他罪与非罪,我希望他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基于政治的考量。

事实上,法治与民主的真谛是:一个人可以自由、免于恐惧地生活,无论他有无名气,是否受到舆论关注,他在法律面前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这种话在当下中国说出来似乎很像笑话,但如果大家完全都不说甚至不去想了,可能这个社会真的没有希望了。

最后,借用夏霖当年在崔英杰案的辩护词中一段话作为结尾:“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

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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