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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忠函王岐山检举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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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21/2017 17:1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世忠给王岐山发出挂号信一个月以后的)
后记
2017年5月18
各位读者:一个月前,我以挂号信的方式给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发出了49页的检举信。王岐山本人究竟会不会看到它,我不知道。但是,人们大概注意到了,这封信同时也是给全世界的华人看的。说到“华人”二字,是个比较笼统的名词。包括生活在海峡两岸三地的同胞、凡是具有华人血统的人们。不论是否加入其它国籍的海外侨胞、不论你是拥共的、反共的、关心或不关心政治的,也不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统统包括在内,因此称之为《告全球华人书》。
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1.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压住了这个案子,故意违反民法“对于上诉的民事案件,应该在三个月内开庭重审并作出二审判决”的明确规定,故意把这个上诉案件拖延了整整四年半,也就是十八个三个月。不知道够不够条件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们当然不会告诉原告,个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理由。但是,后来的事实揭露了真相,就是这家法院的负责人积极主动地向最高法院输诚,说是“此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需要请示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处理?在获得了“不以侵犯陈世忠的名誉权结案为宜”的明确指示后,黑龙江高法就向哈尔滨市法院传达了这个指示,同时又一次强调“此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因此,人们不禁好奇,此案究竟是涉及了哪些如此敏感的政治问题,以至于要把一件清清楚楚的故意杀人案以及一件明明白白的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搞得如此复杂,使得这么多家法院如此为难,研究来研究去,整整花了四年半 的时间,总算找到了几位心甘情愿地执行那个指鹿为马的指示的法官,把一审案件的结论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彻底改变呢?
既然这两家法院都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这就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本人愚钝,特地把我十几年前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第20封信中进行的分析加以整理,求教于全球华人,分析有错,敬请指正。我对这个奥妙如同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的解答如下:
问:涉及此案的敏感政治问题是什么?答案是:
1. 刘宾雁,是一位著名的党报记者,又是几年前新当选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由于他勇敢地为民请命、揭露黑暗,他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深受广大民众欢迎。邓小平钦点,第二次把他开除出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宣称他写的作品都是严重失实,人为地制造了对他“群起而攻之,群情愤愤然”的局面。可是现在《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陈世忠居然打赢了官司,证明刘宾雁在李植荣被杀这个问题上并未报道失实,这个政治影响太坏了。因此,必须不顾事实,改变原来判决书的结论,以证明刘宾雁一无是处,就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严重失实的。
那么,刘宾雁早在198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究竟是怎样触怒了军方呢?《大参考》上署名为“沈阳军区政治部”的文章讲述了其中的原由。主要是因为该作品的主人公陈世忠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批评。而雷锋这个被树立为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榜样的典型正是来自沈阳军区。因此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始终对刘宾雁以及陈世忠耿耿于怀。但是正如大参考文章所说的,刘宾雁也好,陈世忠也好,并没有全面否定雷锋。文章写道:“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只不过把陈世忠的忠诚看得比雷锋的忠诚更重要而已。”     而从作品“第二种忠诚”里人们可以看到,1964年的陈世忠是怎样看待雷锋的:......我看到你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我承认雷锋身上有很多宝贵的品质,我当然应该向他学习。但是我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着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缺点。他的美中不足就在于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雷锋有句流传颇广的名言: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它孕育着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大危险。首先,把你和党等同起来;其次,它预先就断定了你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不但你过去和现在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雷锋必须句句执行,而且连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早已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锋早就准备去照办了。这不是十足的盲从又是甚么呢?
        
    你想一想,如果全国人民、全体党团员真的都成了雷锋,将会形成一种甚么局面呢?社会风气、道德面貌固然会焕然一新,可是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又有谁能够出来帮助你们纠正呢?都像雷锋那样,连想都不敢想,哪里还谈得上甚么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呢?可是你们却号召大家都这样做!可见,你平时提倡的“广开言路,闻过则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就是说,你们这样下去,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得错到底,后患无穷......
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能看出,这里并没有全面否定雷锋的意思。可是就连这样诚恳中肯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和沈阳军区都不接受。而直到不久前,人们才看到一位外国记者的质疑:“奇怪的是,雷锋同志每次做好事,总会有一位摄影记者“碰巧”在跟前,留下了照片,立此为证。”可见沈阳军区为了坐实雷锋这位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花费了多少心计,做了多少“秀”!难怪包括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梁光烈在内的一批军方干部对胆敢“否定雷锋精神”的刘宾雁和陈世忠如此耿耿于怀哩!我倒是建议中纪委,不妨根据大参考文章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就梁光烈及其姘妇黄桂英的贪腐问题进行彻查,或许又可以钓出大鱼、抓出大老虎来!请看,该文指出:“在兰州期间,宋平、宋任穷利用自己当地的势力,他们把最好的矿产资源送给梁光烈的亲属开采。短短几年工夫,梁氏家族的资产超过了5个亿。目前,梁光烈可谓春风得意:自己的情妇黄桂英已经顺利逃往美国,并已经在那里安置了幸福窝,随时等梁光烈的到来,共度幸福晚年。”
第二、陈世忠打赢了民事诉讼的官司,意味着此前陈世忠对于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揭露和批评是正确的。使人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大陆司法腐败达到了何等骇人听闻的地步。使人们再次看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在实践中是如何被有权有势的法官和军方的党棍们粗暴无耻地强奸和践踏的。他们利用手里的权势随心所欲地编造谎言,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来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犯开脱罪责,耍弄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诡计,动不动借口国家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明知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千方百计不让老百姓知道他们搞的阴谋的真相。例如,明明是故意杀人,既不是过失杀人,也不是杀人未遂,而且是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听任死亡,伪造现场,欺骗闻讯赶来的部队领导,邀功请赏,飞黄腾达,而到东窗事发的时候,却又百般推脱罪责,不惜栽赃陷害自己的战友和部下,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悔罪认罪的表现。。。试问有哪一点可以让这种不齿于人类的败类得到任何从轻处理的借口呢?可是结果呢?就在所有的证人、检举人、被害人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先是偷偷地把正在上诉的杀人犯交保释放,进而根本不敢开庭就对他们免于刑事处分,最后是干脆撤销案件,来一个釜底抽薪!手段不能不说是高明!只是可惜见不得阳光!一经暴露,这一切就跌落到人世间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了!但愿这一回可不仅仅是主犯王忠全这个人渣恶贯满盈!且看有多少法官和军方代表跟着他一起在天网恢恢的法网里作伴吧!人们大概总听说过“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词儿吧?
第三、这个案件使得人们联想,原来解放军竟然可以是这样制造冤假错案,故意杀人而不受惩罚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共掌权建国以来,究竟有多少劳改犯人被冠以企图逃跑的罪名而被冤杀的呢?难道干这种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罪行的仅仅只有王忠全和马洪才这两个人渣吗?远的不说,就从中共通过它的第一部宪法的1954年算起,在押犯人的家属,接到通知,说是自己的亲人因为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者不在少数。以前只好忍辱吞声,不得已而信以为真。可是现在出现了李植荣的被冤杀,这些家属不禁会猜想:那么我们的亲人会不会也是这样被杀害的呢?这种连锁反应实在太影响安定团结了,必须尽快把它压下去,为此哪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也在所不惜。
第四、这个故意杀人案的从犯马洪才在为自己辩护时,提出了两条。一个是他是奉班长王忠全之命开枪。一个是杀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再加上他认罪服罪,因此得到了从宽处理,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这里却暴露出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未成年人居然可以当兵,把手里拿的武器变成犯罪凶器,故意杀死在押犯人,然后伙同主犯王忠全一起欺骗领导,把事情歪曲成击毙不听鸣枪警告的逃犯,从而立功,获得表扬,得以留城,改变自己的后半生命运。可是当东窗事发后,又以不满18岁为由,逃避了法律的严惩。这公平吗?中国是已经有宪法和法律的国家,有的人称之为恶法,但即使是恶法毕竟也是法啊!联合国也有规定,禁止使用童工,更不允许使用童兵。这不仅对未成年人本身极其不负责任,而且更使得所有的劳改犯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内心恐惧,朝不虑夕,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会遭到这样的杀了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军人的毒手。那么不妨追问一句,难道这种现象仅仅是个别的吗?报纸刊登过,许多农村少年是不到规定年龄而走后门参军的。杀死那个好像叫李沛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凶手以及他的几个同伴就都是这样入伍的童子军。我手里至今还保存着有关的报纸哩!人们不禁还要问,我们的人民军队里还有多少类似马洪才这样的童兵,又有多少这样的未成年人在朝鲜、越南、中印边境反击战以及珍宝岛战役中死伤或致残的呢?是啊,这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有勇气的话,就请正面回答吧!可是我悲观地估计,人民恐怕永远也不会得到答案,因为伟大的钢铁长城肯定会说:这是国家的高度机密!我是多么希望我的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想是完全错误的啊!
第五、这个案子的被曝光对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极为不利。君不见,几十年来,中共想尽办法,软硬兼施,极力想使台湾当局就范,可是李植荣被杀事件的曝光使得台澎金马地区的所有从政人员以及大小军警宪特人员豁然开窍,原来中共对待我们从来就是绝不“施仁政”的,一贯不变的政策就是“能消灭者立即消灭之,不能马上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即使是如李植荣那样放下武器,起义投诚,加入解放军队伍者,即使是积极接受改造。努力干活的无辜者也在劫难逃,必须对他们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即使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他是被故意虐杀的,也要千方百计地把大事化小,再把小事化了,非要把无辜被杀的可怜人重新说成是企图越狱逃跑、不听鸣枪警告而被击毙的!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柏杨的一篇演说的标题:《丑陋的中国人》--这里特指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你懂的。
第六、王忠全之所以悍然下令杀害李植荣,是因为军方早有对三大犯就地处决的秘密指示。如果法院对凶手“依法处理”得“过重”,那么故意杀人案的主犯王忠全在情急之下就可能狗急跳墙,就可能早在1989年开庭时为了推卸罪责,而把这种灭绝人性的军方决定公之于众,到时候军方情何以堪?因此各级法院必须悄悄地把本来已经被宽大无边地重罪轻判的故意杀人犯不仅释放,而且官复原职。而让那个血债累累的故意杀人犯当法官,并且给他连升三级这种事更是“古今荒唐事,今年出得奇”的罪行,因此从最高人民法院算起,等而下之,所有的涉案法院都不得不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来掩盖前一个谎言,结果是越抹越黑,陷入今天这样更加被动的局面。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陈世忠的穷追猛打,迫使李占恒出庭应诉,而李占恒为了撇清自己,又不得不泄露天机,那么善良的人们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就这样,一直拖延到1997年,掩盖到1999年,才让全部出庭的人,包括近二百名出席旁听的人们恍然大悟:哦,真有这样的事!  而且还是“现在进行时”,而原先还以为那种事仅仅曾经发生在“保卫延安”的年代里,早已成为历史啦。原以为现在的解放军早就改好了哩!
要不是李占恒的泄露机密,谁哪怕是胆敢这样猜想一下的话,军方早就把一顶“污蔑解放军”的帽子给你扣上了!你不信吗?不妨回忆一下六四事件中被从重判处十年徒刑的肖斌就够了!他的罪名不就是“污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吗?因为这太不符合“在天安门一枪未放,一个人也没杀”的官方口径啦!这个丝毫不懂得配合袁木——中国当代戈培尔之流撒谎不脸红的肖斌实在是“咎由自取”啊!难怪连林彪都说“不说谎话成不了大事”哩!
以上几点,仅仅是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出来的若干敏感的政治问题。一孔之见,千虑一得,不一定正确,更不见得全面。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密,有待各位读者和明白人补充和指正!
2.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案件仅仅是个别的品质极其恶劣的解放军战士的故意杀人,后来,随着李占恒文章的出现,暴露了诸多幕后的不可告人的黑幕,我就想,两个普普通通的战士,犯下如此罪行以后,而且获得了匪夷所思的轻判,本来应该非常知足了,为什么还要惊动像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沈阳军区的领导、武警总队的领导等等,他们为什么要不择手段、死乞白赖地维护他俩呢?先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这原本就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做法。我不禁联想到,他们是怎样残忍对待富田事件和所谓AB团的自己人的,我不禁想起,在保卫延安的战争中,他们是怎样杀害大批仅仅是有所谓通敌嫌疑的知识分子的,而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王实味这样一个著名人物,我还想起,大约是在1953年的一期《人民文学》中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双方为争夺一个阵地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中方终于获胜,并且抓到了大批俘虏。这时,一名立下大功的志愿军,眼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得那么多,不禁怒火中生,端起机枪对准俘虏们一通扫射,全部消灭。对于这样的罪行,领导是怎么处理的呢?仅仅是狠狠训斥一顿,不替他报请立功,等于是功过抵消。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文章的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领导对这名战士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上面所说的毕竟是一些战士的自发的冲动行为。而这一次王忠全的故意杀人却是如同李占恒在法庭上所揭露的那样,是军方的战略方案的组成部分,是要求战士们贯彻军方领导的意图。这是很不一样的。这和国际公约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是极端的灭绝人性的决定。这说明,中共高层的指导思想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对敌人,要像严冬那样冷酷无情”,那就是“能消灭者立即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至于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不许虐待俘虏啊,什么履行国际公约的规定啊,都是摆摆样子、从来也不准备认真执行的摆设而已。
3. 上面讲的是中国对异己分子的处理方式,那么对“自己人”又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先讲一段题外话: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究竟有多少?你们知道吗?我想大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因为这也属于国家机密。但是应该承认,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特别是把最终执行死刑的决定权收回,由最高法院再次裁决。这以后就少多了。这是现在。那么过去呢?举个例子吧!十几年前,我参加过在雪平市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其间谈到中国的死刑人数。当时大家知道的数字是每年四千多。可是一位瑞典的女博士研究生的讲演则声称,根据瑞典外交部掌握的资料,那一年的实际数字是一万五!当然我无从查核,不过也觉得不大可能是空穴来风。但是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却仍然占全世界执行死刑人数的绝大多数,好像是占百分之八九十,对吗?可是,我现在想为中共辩护的是:你们大家光看到中共对于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的一面,却忽略了它有时也表现出极端仁慈的另一面,那就是:一切要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看问题。而在司法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即刀把子的领域里当然就更加必须强调这一点!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的故意杀人犯王忠全的无限宽大就是这个理论的具体化、人性化的体现!大家不妨想一想,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王忠全的所作所为难道不都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的吗?可是到了中共手里,就变成了“亲不亲,阶级分。”君不见,被捕后的王忠全一口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吗?他不是再三强调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好战士”吗?而他原来所在部队的战友如刘继贤排长等也在内部刊物上载文白纸黑字地责备法院干部不该不从阶级观点看问题,不该忽略了这个案件的阶级背景。言外之意就是:他陈世忠再好,哪怕那么多的证人证言都是充分无误,可是这些人毕竟都是一群过去的劳改犯呀!而王忠全即使犯下弥天大罪,毕竟是咱们的阶级弟兄啊,是咱们的子弟兵和战友呀,怎么可以敌我不分,糊涂至此呢?其结果就是给黑河法院出了个难题:在众目睽睽、铁证如山的庄严法庭上,他们无法不承认王忠全等人确实犯下了故意杀人罪,以平息众怒。可是又故意在量刑上搞了一个猫腻,出人意外的从轻发落,这样就给后面的免于刑事处分埋下了伏笔!耐人寻味的是,王忠全的顶头上司、法库县法院杨院长在书面材料里质问道:“已过追诉时效,黑河法院难道不懂吗?”意思是,明知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为什么还要判他刑呢?善良的不知底细的人们该明白了吧?哪里是黑河法官不懂法?他们清楚得很!他们比你杨院长高明得多!他们不是不想救自己的阶级兄弟的狗命,可是又不便做得过于明显。设想一下,在法庭庭审中,凶手的犯罪事实已经如此清楚,而法官突然宣布二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岂不立即引起哗然?就会追问为什么故意从轻发落?而且还会继续上告、抗诉,此外,出庭旁听的诸多媒体也会撰文详细介绍庭审的全过程。岂不麻烦大了?就这样,“大事不糊涂”的黑河法官们先宣布二犯有罪,判了刑,在公开场合下暂时平息了民愤,成功制造了法院公正公平办案的假象,让到场群众基本上得到某种虚假的满意感、满足感而各自归去。然后呢?把球踢给上级法院,预先留有充分的余地,可以轻易地进行黑箱操作,即使是正在上诉的未决犯,也可以悄悄地交保放人。接下来,最高法院的任院长、陈庭长当然“心有灵犀一点通”,指示不必开庭(怎么可以开庭呢?那样的话岂不露馅儿了吗?)就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悄悄宣布免于刑事处分,然后再悄悄地撤销案件,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就正像辩护律师早就预见到的“大胖子脱衣服,一步一步地来”(见庭审记录),这跟贪污犯洗钱时常用的拐弯抹角、暗度陈仓的办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司法领域的“活学活用”!话说到这里,你如果继续相信,在中国大陆真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除非是你的精神病患得不轻!话又说回来,如果认真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办事的话,中国每年已经在全球独占鳌头的处决人数岂不更多啦!可见,还是对王忠全这样的宝贝败类网开一面的好啊!总之,林昭该杀,杨佳该杀,聂树斌该杀,呼格该杀,唯独王忠全不但不该杀,还得让他升任法院庭长!你该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的真谛了吧?
4. 现在,我请读者您耐着性子,第三遍重读李占恒关于李植荣被杀的经过的陈述。
李占恒:刘宾雁笔造悲剧(关于李植荣如何被击毙的陈述)
(全文于1997-1998年刊载在沈阳晚报、老年报、华西都市报、新安晚报、桂林晚报,黑龙江晨报等13家报刊上)
     “这一天是马洪才第一次出外勤,马洪才端着半自动步枪,不停地巡视在自己分工的警戒区域。草甸子的西面有一个漫岗,那是他重点防范的区域,那岗上长着柞树林子,榛柴棵子……忽然,马洪才发现有一名犯人向西边警戒线靠拢,他神经顿时紧张起来,转眼间那犯人越出了警戒线!径直朝西运动──马洪才立刻迎上前去,边跑边向犯人喊话:“站住!回来!”犯人如入无人之境,马洪才又喊: “再不回来,我开枪了!”犯人仍然向前运动……
     
同一时间,王忠全顶着西南风沿着警戒线南线向西游动,在拐弯处,也就是西南角,他看到一个犯人在距马洪才较近的一点上越出了警戒线!这是入伍仅有一年零两个月的王忠全第一次面对犯人逃跑!神经也高度警张起来,他已看到马洪才离开哨位,追赶犯人,便急忙上前增援----犯人、王忠全、马洪才都运动了一程,犯人还不见停步,王忠全边跑边催促马洪才:“开枪”──马洪才开枪,枪声响过之后,逃犯躺倒在地上……( 李犯越出警戒线多远,说法不一)。
     
这里并非无懈可击。马洪才对逃犯“口头警告”有了,但是鸣枪警告不够明显。尽管执行看押任务不到一个月,但是凡是看押劳改罪犯的哨兵都知道使用武器的时机,在通常情况下,口头警告无效应当有一个“鸣枪警告”的过程。带班员王忠全“开枪”的指令是在紧急中提示马洪才赶快“鸣枪警告”,马洪才也想着鸣枪警告,但是在运动中把那警告为目的的枪平端了(原文如此)。这个从未打过运动靶的新兵,在跑动中,瞄也没瞄,一枪就把犯人撂倒了,王忠全为此责备了他,马洪才慌乱不知所措,冲天空又放了一枪。王忠全恐出意外上前夺下来他手中的半动步枪(原文如此),为他退出了弹仓里剩余的子弹……
     
当日勘验了现场,当日处理了尸体。”
当时黑河地区中级法院就此案作出的判决书我就不再重复,这里仅仅举出十几份大同小异的证人证言中的一份,请你加以比较,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目击证人马超元的证言材料
证明人:马超元,男,47岁。现住黑龙江省泰来县六三农场二分场,工人
证明事实:19694月份,我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七分场服刑。亲眼目睹看押劳改犯人执行打草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事。这是一起冤假错案。事隔16年,现在应该恢复事情本来面目,依法处理这个案子。
那天下午三时许,我们一百多名犯人打草。带队的是知识青年李队长。他大概冷了,到较远的昨天打好的草垛那儿去了。三个看押的解放军,在那面一个,这面一个。有一个好像来回巡逻的。李植荣是一个积极超额完成任务的犯人。他在警戒线附近打草,并未出线。但看押战士说他出了警戒线,他解释说没有出线。那战士就令他放下镰刀往前走,李植荣服从命令走到警戒线外约五米左右的地方。过一会另一名看押的解放军,大概是班长过来了,跟战士说了几句话,然后问李植荣:“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回答:“我过去在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当过排长”。“你犯的什么罪?”“反革命。”“杀过人没有?”“杀过。班长叫李植荣向后转,往前走。李植荣又服从了,朝前走了五六步,站住了。班长小声跟战士说”打”。战士就推子弹,李植荣听到子弹上膛声就转过身来。这时李植荣与两名战士相距20米左右,面对面。战士举枪就打,李植荣中弹往后倒下去了。班长又对战士说”再打一枪!”战士有点慌了手脚,不知怎的子弹掉在草地上。他拣起来推上,枪口较高朝天打出第二枪。这一枪很响,不像第一枪打到李植荣的腹部枪声不怎么响。我当时离现场七十米左右。开头的谈话我没注意听,只顾自己打草,我是听陈文勋说的。后来打枪前后我可认真的看和听,因为西北风,我在下风头。班长叫李植荣往前走,又小声叫战士“打”,“再打一枪。”这些话我确听到了。后来班长对犯人说”叫你们带工组长集合,找队长来。”李队长来了,解放军对他说了几句话。他又到李植荣倒下的地方,用脚踢了李植荣一下。李植荣未死,我见到他翻身滚了一下。说什么话可都听不到,因为这时我们已集合站队在草垛旁,离现场有100多米远了。李队长到队前宣布:“犯人李植荣逃跑,解放军鸣枪警告不听,还往前跑,被解放军击毙了。现在收工。”我当时想,你李队长在很远的地方、前天打的草垛睡觉。既没看见也没听见。明明第一枪把李植荣打倒。第二枪才朝天打的。你们真是颠倒黑白。
收工回监,两个解放军跟着,留下一个在现场。六小时左右以后,犯人李伯海、郑宝春奉命用小牛车去埋葬李植荣。据他们回来说,李植荣还未全死。警戒的红旗被移动到离死者好几十米远的地方。因为当时两名解放军生怕别人说李植荣未出警戒线,在100多名犯人收工走后,有一个留下,把旗往里移动好几十米。又据说带工犯人组长刘德元第二天带犯人打草还要用红旗,他去拔红旗时发现红旗已被移进现场五六十米左右。可见这两名解放军是在伪造现场,掩盖故意打死人之罪。
以上事实所见者不止几人,而是一百多名犯人。当然不能人人都像我亲眼见开枪的情形。但开两枪,人打死了,离警戒线很近这一点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回监舍后,石干指导员问我们犯人当时现场怎么回事。有的犯人就如实告诉了他。但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军管时期,法制遭到破坏,解放军随便打死人,犯人们又能怎么样呢?但人们心里是永远记住这桩极不公正的事的。现在法制日趋健全,我迫切希望公正的法律机关、正直负责的共产党员们,把这个冤假错案尽快查清处理,让死者的亲人得以平愤,让违犯法律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让全国关心此案的人见到裁处。
我对自己的证言负法律责任,随时准备出庭对质与作证。
据我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戴有让、胡三江、陈蔚森、郑维、陈世忠、段学礼、魏家庆、李才、李维政、刘德元、陆宇辉、郑远志、张磐、陈文勋、刘永发、王洪、宋光汉、陈月宦、王培良、崔梦庚等等,特供政府参考。
证明人马超元(全文完)
大家看到,这里是关于李植荣被杀经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法院经过庭审,听取了检察院代表的控告,听取了王忠全和马洪才以及他们的律师的答辩,出示了大量证人的证言,结果是采纳了检方的观点,否定了两名被告的自我辩护的说辞。后来,之所以宣布对这两名故意杀人犯从宽处理,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以至于再后来宣布撤销此案,其唯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俩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无它。这是明明白白的铁一般的真实。重复一遍,如果不是被法律确定为犯罪行为,何来追诉时效期限一说。只要不是蓄意包庇杀人犯,只要没有丧失理智,只要不是用脚后跟思考的人,绝不会得出另外的结论来。借此机会,我把民事诉讼的开庭花絮供诸位读者分享。让我们看看,被告李占恒自己是否相信他自己写的连篇鬼话?李占恒即席发言说:“听说李植荣的亲属(指遗孤小早)今天也来参加旁听了,我向他表示同情和慰问!”我立即回应说:“李占恒,你坚持说,根据你调查的结果,当时李植荣拼命地跑,越跑越远,马洪才喊他他也不听,继续跑,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了,于是这个平时连运动靶也没有练过的新兵,连瞄也不瞄,一枪就把李植荣击倒了。请问,既然马洪才这个新兵连运动靶也没有练过,居然能在几十米外,一枪就能命中目标,怎么不请马洪才去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呢?问题就在于,他打的根本不是运动靶,而是从很近的距离打的静止不动靶!再看,一个战士,如果发现他执行看守任务的对象即犯人已经逃跑出去几十米外,喊他也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换了任何人,也应该打呀!否则岂不是严重失职?问题就来了:既然哨兵击毙的是一个跑得很远的“逃犯”,试问你身为解放军大校,居然会向逃犯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是你丧失阶级立场,还是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编造的逃跑鬼话?”所有这些对话都有法院当场的录音录像为证,但愿这些证据没有被蓄意毁掉才好!可是,这种不需要太高智商的人都能一眼看穿的谎言,到了黑龙江省高法的法官手里,居然说李占恒撰写文章的内容基本真实主观亦不存在侮辱、诽谤陈世忠的过错!这不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了吗?既然李占恒撰写文章的内容基本真实,那么无辜犯人李植荣还是因为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两名故意杀人犯还是忠实执行哨兵任务的好战士。黑龙江省委指示成立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彻头彻尾地错了,所有的证人和证词也都是错的,都是谎言和捏造,检举人陈世忠的揭发检举当然更是错的,纯粹是对我钢铁长城的污蔑和攻击,而且是妄想革我解放军的命!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批“法官”在得出这种结论之后,居然还有脸说:陈世忠揭发检举犯罪行为是公民的积极表现,不应该受到指责!这种连起码的逻辑都故意装作不懂的人怎么有资格窃据法官的神圣的岗位?其实这也难怪,既然连故意杀人犯都可以担任法官,那么让那些装疯卖傻的白痴们当法官,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说穿了,并不是法官们的智商和白痴有一拼,而是他们完全堕落成为听话的驯服工具,在最高法院的指示下,确切地说,是在他们的教唆和强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行为。这也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向广大党员灌输的“当人性和党性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人性,给党性让路!”即使是明摆着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也在所不惜!读者们千万别忘了上面引用过的林彪同志的那句至理名言,那可是他在中共革命队伍里混了一辈子的经验总结啊! 5.         顺便纠正《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报道里几个不太重要的误导、其一是提到我记住了李植荣家的住址,写信给李的妻子胡凤兰,结果信被退回。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我连李植荣家的住址也不知道。其二,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谏党》不是被捕之前,而是入狱后八个月的事情,那是我故意选择的1964年2月29日那个闰年闰月的最后一天上交的,几天后审讯员回答我说:“根据你的再三请求,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党中央,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前来复查和平反我的案件的法官们也证实了确有其事。以上两点可能是记者的误解。此外,我一直认为当天插的是五面红旗,与平时插四面红旗不同。有可能是我看错了。6.         由于最近郭文贵等人的爆料,许多人认为事出有因,王岐山自己和亲属也不干净。怎么可以对这种人寄予希望呢?关于王岐山本人是否贪腐,我不可能进行调查,当然也就无法表态。但是,我的看法是,退一万步说,假定王岐山确有贪腐的重大嫌疑,那么是不是应该把他先抓起来,隔离审查呢?这样做似乎很公正啊!不再是“选择性反腐”了吧?哦,不,爆料中还说习近平的贪腐嫌疑也很大,那么把他也抓起来审查一番好不好呢?既然大家认为中共高官无官不贪,那么要么不反,要么全部抓起来审查把!这个任务交给谁来完成呢?或许成立一个新的革委会之类的玩意儿,来一个第二次文革好不好呢?或者还有人建议《罢免习近平》,且不说这个建议行不行得通,既然你说“无官不贪”,那么罢免他之后又怎样呢?你建议由谁来代替他呢?从现有的政治局常委或委员里面找?还是从八千万党员里面找?还是从党外人士里找?你总得有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提案吧?那么回过头来看,让习近平“自毁长城”,打倒王岐山,或者甚至连习和王一起打倒,此时此刻谁最高兴呢?即将被打倒的老虎们当然最高兴,正在被逼得喘不过气来、眼看就要落网的几个铁帽子王们终于可以咸鱼翻身、死里逃生了,或许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们也可以弹冠相庆了,哼,老子终于也有出头的这一天!你们需要的是不是这样一种结局呢?所以,且不论王岐山自己有没有问题,他领导打老虎是真打而不是假打,毕竟是中共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动真格的”,难怪他会遭到那么多次的阴谋暗杀等等。我不禁想起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的主观原因,那就是执行了以太上皇、钦差大臣李德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路线,诸如“拒敌于国门之外”、“举起两个拳头同时打人”啊,等等。请大家再次回忆一下列宁的名言:“当你一时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时,你就问一问对谁有利,答案就找到了。”不妨再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吧!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诸多罪行,从此和中共结下梁子。此后不久就发生了苏共中央关于开除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事件。在激烈的辩论中,在台上发言的赫鲁晓夫大声指责说:“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时,坐在台下的莫洛托夫只说了两个字:“你呢?”是啊,赫鲁晓夫也和他们一样不干净,不然,没有立下“投名状”的他也无法在苏共高层权斗中赢得斯大林的信任,不仅站住脚,而且占据了中央书记的职位。历史已经公认,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是他回避了在这些血腥的罪行中自己应负什么责任!照这么说,是不是应该把赫鲁晓夫也一起打倒呢?试问在那个时候打倒赫鲁晓夫究竟对谁有利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7.         我的同学和朋友里高干不少。离休干部李根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了解其中的黑幕,答应把材料转给王岐山,我就把大部分材料发给了他。可是他也担心王岐山目前恐怕顾不上这个案件。因为有更重要的案件需要处理。此话过后不久,去年八月份李根深也病故了。在这里我诚恳地请读者您献出的一片赤子之心,尽你所能让更多的华人看到这件冤案的来龙去脉,通过你拥有的各种人脉和渠道,把这封检举信传递到中纪委去,送到、发到、寄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电台、《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欧华导报、美国之音中文部、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等等海内外的华文媒体去,寄给你的亲戚朋友熟人们,形成合力,形成压力,为屈死的冤魂李植荣讨还公道。给苦苦挣扎了五十多年的遗孤小早一点点同情和温暖,多少也让咱们海内外华人恢复一点点信心: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真理才有可能哪怕是局部地取得胜利的。8.         朋友们,全世界的华人们!这封信写到这里该收尾了。当然,还可以写很多很多。比方说,我曾经写过但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有关李植荣被杀后他的遗孀和遗孤以及其他亲属的遭遇。简言之,根据后来小早的口述,村干部获悉李植荣的死亡通知书后,马上要求他的妻子改嫁,表示“划清界限”。刚刚接到关于丈夫这份噩耗的胡凤兰哪里有心思再找人家呢?于是村干部就扣她家的口粮和工分不发。幸好李家兄弟姐妹还在,就大伙儿接济胡凤兰母子苦度光阴。可是村干部得知后连这些亲属的口粮和工分也扣下。就是要逼她就范!为了不连累亲属,胡凤兰只好在丈夫尸骨未寒的情况下答应改嫁。但是那个年头谈何容易?本村的人知根知底的谁会娶一个刚刚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呢?不得已只好远嫁另村的一位农民,小早自然也跟着妈妈一起过去,改姓任,大名金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小早上学了,小学生难免淘气,可是每一次孩子吵架时老师总是光训斥小早说:“你老实点,你爸是国民党军官,被我们解放军镇压掉的!”于是,小早有理也变得没理。而不懂事的孩子们就仗势欺人,群起而攻之、打之、欺负之、百般凌辱之。他吃尽了苦头。人们不难想象,这样的所谓“血仇子弟”,永远是被列入另册的。无论是入队、入团、入党、招工、上大学、参军、提干等等,什么好事也轮不上他。哪里有什么光明前途可言!可是多年以后好不容易通过法律途径查明了真相,他的父亲是一位无罪的公民,是无辜被杀害的牺牲者,可是却得不到任何抚恤,原因是死者的官阶太小!夫复何言!现在你或许懂得了什么叫做欲泣无泪了吧?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国度里的任金凯们一哭!就此打住,不说也罢!9.         我能够奇迹般地活到今天,连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恍然梦中。但是,我总在想,人在做,天在看!如果说,十几年的监狱生涯使我荒废了专业知识,没有能够在继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新长征道路上做出更多的贡献,可是此生毕竟做了一两件奇迹般的好事。就拿李植荣案件来说吧!我的多年坚持的结果,终于得到了有关此案的六张判决书,加上两份法院文书:驳回王忠全和马洪才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件的通知书,还有黑龙江省高法给哈尔滨市法院的128号文件,它传达最高法院的指示,要求该院重审此案,并白纸黑字说明:此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不以侵犯名誉权结案为宜。堪称绝妙的反面教材啊!这不就说明,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真理才有可能哪怕是局部地取得胜利的吗?不妨来一点阿Q精神:你们说,这个案子陈世忠究竟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呢?10.        但是,这仅仅是现在我们得知的一些资料,别忘了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还有一个永远永远你到死也无法看到的关于你自己的档案。这里面或许有让你致命的秘密,比方说:此人只可利用,不可信任,或者不可重用。或者说:此人有特嫌,但未能确定,要内控使用。这就够你喝一辈子的了。但是,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和档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多如牛毛的《内部刊物》。我是饱受其害、具有亲身经历的人。就在我和对立面进行艰苦论战的时刻,突然发现,辽宁省高法下属的内部刊物早在许多年前(1990年)就发表了辽宁省铁岭市和法库县的一些法官的文章,大量歪曲事实,为其同僚王忠全鸣冤叫屈,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检举人陈世忠,包括把事情说成是陈世忠想革解放军的命。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这种罪名意味着什么!这种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文章居然可以不受人民监督,不受舆论监督,更不让被侮辱和污蔑的人知道!就连我请法院把它也列为被告之一的要求都不被采纳,理由就是它属于内部刊物!这就大开国人眼界,提醒各位:千万要小心啊!不知什么时候,你就可能“躺着中枪”。因为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尽情施放暗箭,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不用说,你连诉诸法律、请求公正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人家有血口喷人而不受法律约束的铁帽子特权!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此话不假。信哉此言!
最后讲讲,这个案件的输赢对于我个人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了这个案件,我从获得平反判决书之日起,就开始了这个伸张正义之旅。我明知这是需要担负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我还是相信,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相信党是会主持公道的。可我绝对没有想到,它会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搭进去,结果竟然落得一个妻离女散。无家无国、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地步。不幸中的万幸是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仁慈的瑞典小国接纳了我。有比较才有鉴别。我终于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有多么的重要和美好!因此我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人:
一、我应该感谢中共,使我一个贫苦的孤儿获得了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有了一技之长,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二、我应该感谢中共,使我终于檫亮了眼睛,懂得了什么是中共统治下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谛和内涵,更懂得了这是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国家。
三、我应该感谢中共,使我有充分的理由,理直气壮地义无反顾地离开它,找到能够保护我的正常国家,得以栖身,苟延残喘。
看到这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不由得回忆起无限辛酸又千真万确的著名电影台词:“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而这就是终于被逼上梁山的陈世忠的悲喜剧所在!
“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作者尤里乌斯。伏契克的名言是“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警惕什么呢?我的切身体会就是国家绝不等于祖国,不要再闹出诸如“欢庆祖国诞辰60周年”之类的笑话来。爱国和爱党更是不相干的两回事。请勿有意无意地把它们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天真善良的同胞啊,千万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不妨借用前人的诗词,正所谓:留得子胥豪气在,何惜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谢谢你的关心!期待着你的支持!但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至于流于一句空话!
5月18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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