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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回忆胡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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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2/2018 06:5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陈泱潮 于 7/12/2018 07:07 编辑

钟沛璋回忆胡耀邦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5天前
    钟沛璋先生现年94岁,2009年他曾接受我们采访,回忆有关胡耀邦的一些往事。他说:

    1953年,开始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我是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在《青年报》发表了,《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耀邦同志看到了,他觉得很有思想,指名把我调到北京。1954年初,我就当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管文教方面的宣传。

    耀邦自己直接抓团的报刊宣传,所以经常到报社来。我们团报团刊的负责同志,经常被叫到他家里开会,他及时传达中央的一些精神,布置题目,出思想,叫我们写文章,我在《中国青年报》写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耀邦定的题目。同时,我也跟耀邦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帮忙起草文件,比如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人会议,在延安召开的五省青年造林大会。1954年以后的几年里,跟耀邦接触比较多。1957年,党发动整风,号召大家鸣放,提意见。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感到无政府状态的大鸣大放,应该加以引导,回来向耀邦反映。但是后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党的指示,连续写了几篇反右的社论。当时闹哄哄的,我说应该在讨论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大字报揭露很多问题,应该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形成团结。后来说,不行,要反右,我们按照耀邦等团中央领导的意思,也发表了几篇社论。

    当时报社搞了好多右派出来,出名的有刘宾雁,他在《中国青年报》也是编委,青工部的主任,经常出去采访,写了《上海在沉思中》。还有一个副总编,叫陈模,从小就参加革命了,也给划成右派了。讨论我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行政部门有两、三个人投票,要把我划右派,其他的干部都不赞成,所以给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被下放到农村,带队劳动。

    到了1958年,当时党中央主管工青妇工作的是刘澜涛,他要重新讨论工青妇的党的领导问题,就把1956年我们筹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发言找出来。我当时的意见是青年工作应该有青年特点,应该有独立性,独立活动,青年对一些坏的现象应该有冲击作用。我说,“五四精神”就是反对坏的现象。当时认为这些发言都是右派言论。有相同主张的项南、梁步庭都受了处分,从书记处的书记被贬到农村当公社当书记去了。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还说是爱护我。这使我大为困惑。明明我是少年入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怎么忽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真不知道右派为何物。但既然反右是毛主席的决策,戴右派帽子是党组织的决定,思想不通,还得不断检讨认错。几年后,把帽子摘掉了,1960年回报社当普通编辑,我还是努力地干。

    1964年,又要开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几位团中央书记组织了一个班子,起草报告,写了几稿,感到不满意,就把我这个“摘帽右派”叫去参加起草。我写了一稿,几位团中央书记觉得还可以,就让我和几个同志一起带着稿子到湘潭,请耀邦审阅。当时耀邦带职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我到了他那里,耀邦没想到我也去了。说:“你也来了。”耀邦看了稿子,说:“不行,没有什么新思想。”他说,应该站得高,看得远,根据毛泽东思想,很好总结几年来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从当前国内外形势来分析共青团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中心思想是要促进青年革命化。他亲自带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不断出主意,不断修改。常常是按照他原来的思想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写完,他的思想又发展了,于是又推倒重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前后写了七、八稿,终于写出一篇题目叫做《为我国青年革命化斗争》的报告。整个报告的调子是反修,是按照当时《九评》调子来写的。当时开团的省市书记会议讨论这稿子时候,大家一片叫好声,耀邦非常高兴。现在回头看,整个调子很左。

    文革前报社成立了一个知识生活部,让我当副主任,我也写一些知识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就贴出大字报,把我和老伴陈敏,还有被打成右派的陈模,说成报社的“三家村”,我写的知识性文章成了罪状。

      耀邦当时首先受到冲击,团中央是“三胡一王”。后来,耀邦跟我一起到了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劳动,耀邦也做小工,扛大包,什么都干。当时我和老伴都是摘帽右派,没人理。有一次我和老伴拉着板车陷在泥里,旁边地里的人谁也不敢来帮着推一下,后来拉车的老伴突然感到轻松了,原来是耀邦过来帮我们把车子从泥里抬出来。还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被无端打成反革命,关押的地方零下30度。老伴找到耀邦,耀邦立即给表兄杨勇写信,请求查清。杨勇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救了我儿子一命。

     后来邓小平出来了,1975年让他和李昌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受到批判,要他和李昌写检讨。李昌很着急,这个检讨怎么写呢?他又把我找去,让我帮他写检讨。

    我1968年去的干校。1975年回北京,没地方干工作了,《中国青年报》也没复刊。华国锋时代,我被借调到朝阳区委党校讲课,还是捧着《毛选》五卷,当作经典,讲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还是很慢的。后来又到近代史所参加《民国史》编写,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这一章。

    胡耀邦再次恢复工作之后,以一种伟大的政治家气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组织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我学习了真理标准讨论,特别是参加务虚会,慢慢的认识水平才上来。务虚会我在中央的新闻单位那个组。务虚会谈得很不错,解放思想,谈了很多东西,确实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起草团的十大报告。1978年3月份要开团的十大。当时是团中央找我起草,韩英找我。耀邦当时有一个思想,是进行新的长征,让青年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我按照这个思想来起草报告。当时有人报告到中央,提出要像热爱毛主席一样热爱华主席,要像紧跟毛主席一样紧跟华主席。我说,我们不能再写这种个人崇拜的东西,把这个抵制掉了。起草完报告,我就回中国青年报社了。右派改正后安排我做《中国青年报》副总编,副社长,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当时候佘世光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第二件事,是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年成长。十年浩劫之后,青年思想陷入极大的苦闷和迷茫当中,感到被愚弄,被出卖,陷入信任危机。广大青年存在着失学、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社会上对青年很不理解,认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责备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把这些账都算在青年身上。

    作为团中央研究室主任,1980年4月,我为团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党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请中央制定相关的政策方针,解决青年问题。同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为一代青年成长广开出路》,提出培养一代青年的成长,首先要解决青年的实际问题,为青年广开学路,广开才路,广开就业门路,广开文体之路,广开人生之路。当时还进行了人生意义的讨论。

    面对香港的广东,是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大批青年想方设法偷渡香港,跑去了以后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又跑,让人想起《红色娘子军》里打不死的吴清华,这是很尴尬的。为什么从社会主义的大陆跑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因为生活差距非常大,你阻止不了他们。后来建立蛇口开发区,经济发展起来了,就安定了,人慢慢就跑回来了。开始时候偷渡罪名很大,叛国。农民就是为生活嘛,何必戴这么大的帽子。

    第三件事情,是为《中国青年报》制定新时期的办报方向。在1979年11月13号,我在报社全体大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为造就一代忠诚社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而努力》,把培养青年成为忠诚社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作为我们报社的神圣使命。我说,《中国青年报》停刊11年以后复刊了,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求丰富报纸内容,改进报纸的版面。与青年更近一些,这也是借别的报刊的口号,人家做得好的,我把它接过来。同时,要求报社按照我在《人民日报》写的《为青年成长广开门路》,作为我们报纸的宣传提纲,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

    有一件发扬青年政治民主积极性的事情,就是公开报道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搞特权。这个报道当时震动很大,王磊听了以后就傻了:怎么可以公开批评一个部长呢?当时《人民日报》对这件事很支持,也登了这个报道。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中纪委也支持我们报道。接着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大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反映很强烈。官方有些人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而青年方面觉得非常好。有些青年原先看破红尘,认为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根本不相信党,不相信领导。这件事比多少红头文件都有效。因此我在《人民日报》上写的文章讲了这件事情的意义。这件事说明我们的青年的确是可爱的,可信赖的,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大好事。不单是鼓舞了人们反对不正之风、实现四化的信心,意义更深远的是,它与人大代表行使民主监督相联系,正在开创一代民主新风,我们向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又迈近了一步。这个典型事例宣告了十分重要的两点:第一,任何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对公仆行使监督、批评、任免的权利,是实现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第二,利用报纸监督公仆,好事表扬,错事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立真正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应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的民主。要实行高度民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党在前进,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陈爱武批评王磊之后一个星期,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们一方面关心青年切身利益,广开门路,另一方面保护青年一代的政治积极性。因此,《中国青年报》报纸发行量猛涨,从几十万份涨到三百万份,是历史最高的发行量。

    第四件事是创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我当团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感到研究室不能光给领导干部起草讲话稿和文件,首先应该调查研究青年情况,所以我建议,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合成立一个青少年研究所。这个建议得到批准。1981年,就把研究室改成青少年研究所了,就在原来的研究室办公。同时,我把张黎群请回来当所长,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老社长,也是反右时弄下去的。我因为还管《中国青年报》,兼副所长。当时青少研究所有20—30人。如谢韬的夫人卢玉,还有谢昌奎、唐若昕、李景先等。

    创办青少所以后,金观涛找我,要出《走向未来丛书》,他找不到挂靠单位。我就写信给邓力群,说他们这些青年很好,我又拿了其中的一本给他看。他说,包遵信这个人不好,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嘛。这样,《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挂在了青少年所,张黎群和我都兼任丛书顾问,支持金观涛他们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因为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新的知识、新的学术成就都不清楚,丛书传播新的知识,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先后出了几十种,很受青年热爱,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好,大家都去买,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柜台和玻璃门都挤破了。金观涛当时也成了青年思想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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