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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梁家河之路不足为训 德国 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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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6/2018 22:42: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9/6/2018 22:44 编辑

平庸的梁家河之路不足为训

德国 彭小明

人生转折的拐点

历史人物的生平中常有他们人生转折的拐点。孔子曾经“厄于陈蔡”,困顿于旷野,绝粮断炊,师生反思探索,孔子总结出“君子固穷”、“一以贯之”和“小人穷斯滥矣”等思想,而且遣用能言的子贡到楚国求援,终于解围脱困。德国社民党先贤、诺奖得主勃兰特,少年时代就遭纳粹追捕,流亡北欧,被纳粹吊销护照。他学习了挪威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摒弃苏共的路线,战后重建的德国社民党,赢得大选而执政。一跪成名天下知。邓小平文革遭贬,下放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接触了基层社会,稍接地气,认定了人民需要发展经济,否定文革的政治路线。

从现象上看,梁家河也颇似习近平的人生转折拐点。但是仔细分析,却发现仅为形似,并无神似。近年来国内宣传对梁家河的吹捧持续升温,不仅把平凡的琐事颂扬成伟大,而且还要把十足的平庸也颂扬成伟大。

躲避追缉的少年逃犯心态

习近平在青年时期下乡到延安地区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这是文革中1700万知青走过的最平常的路。算不上吃了特别的苦,也没有出现特别的思想火花堪称“大学问”。据说干部子弟中有少数如张木生等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回不了体制),是怀着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下乡的。但是习近平不是。他下乡时的心情很复杂。他不瞭解农村的穷白面貌,更没想到城乡差别是怎么回事,农民怎么生活。他当时正被公安和街道追缉,因为他是反动组织联动的活动分子,而且有现行罪行被坐实。他发现下乡可以躲避追缉,于是在离京的火车上笑了。毛时代的党内斗争一直非常险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被追究,到了文革时期,大批高干遭打击,他们的子女要反抗,形成了恐怖组织联动,习近平加入了联动。联动红卫兵反江青的言行基本就是权力纷争的表现,谈不上什么思想和学问。他的思想心态基本上是一个躲避追缉的少年逃犯心态,躲过一天算一天。作为党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青少年时代参加过残害人民的反动恐怖团伙,还曾在梁家河一带躲避追缉。登上领导职位以后,从来没有对全国人民做过相应的交代,是非常不正常的政治现象。

不想扎根的过客心态

真正进入了农村的生活,习近平极不适应,他陷入了苦闷,并染上了烟瘾。当地领导已听说他是黑帮的孩子,还听说他拿面包喂狗。下乡知青不适应是普遍的,并不稀奇。习近平不安心劳动,混了半年,中共召开九大。他专注地谛听九大的广播,名单中没有父亲。万分沮丧的他撒腿又跑回了北京。逃犯归来,公安逮个正着,进了少年教养所学习班,到东城区劳动,铺设地下管道,半年才获释放。在少教所吃不好,住不好,身体当然很亏。他来到陕西姑母家休养生息,每天喝一碗羊奶,赔补赔补。期间见到了他的姨父姨母(延安老干部)学到了一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党传秘诀。转眼已经进入了七十年代。至为关键的还是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作为党校干部可以看到中央内部文件《北大清华关于今后农村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报告》。母亲立即行动,不仅给习近平写信鼓励他好好表现,争取被基层推荐进入大学,同时又给大队党支部写信,请求领导关心和支持习近平努力表现,双管齐下。农村党支部很少收到这样的信件,少不得也有点受宠若惊。习近平不傻。原来好好表现还能上大学,那不是“跳出农门”的捷径吗?通过积极表现争取上大学,实际上是典型的“过客”心态。他的积极转变不过是逃犯心态向过客心态的转换罢了。平心而论,上千万的知青十之有九都怀抱过客心态,彼此彼此,只是不符合举国上下不断地重复宣传“知青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罢了。大学来招生了,习近平三个志愿全都填写清华。更加暴露出他的过客心态。习近平现在说“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西部大开发》2012年09期) ,真的这样热爱黄土地,申请大学的三个志愿好歹也填一个农业大学?没有。尽管数理化基础很差,也坚决只填工科院校清华,绝无二话。注意,当时还没有清华校友比北大更易于升官的说法,上大学的知青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脱离农村。习近平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卓越优秀的表现。

积极的劳动表现

听说大学招生的消息以后,习近平变了。积极地参加生产,锻炼了身体,能扛重活了。他还去四川绵阳学习办沼气的技术,然后办成了生产队里的沼气池。他也参加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积极工作,入团入党的申请,写了一份又一份,两年竟达十馀份之多。

文革中积极的表现有意义吗?关键还是查出身,看血统。黑帮子女(刘少奇子女)或者地富反坏右子女是绝对不可能入党的。与他同车下乡的知青黑荫贵发表的介绍说:“……到了1972年11月12月份,百分之八九十的知青离开了农村,……,剩下没有走的,一部分像我这样,40多个北京知青被当地安排当了干部,剩下没有走的那部分,大多是由于家庭出身或政治问题,比如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父母有一些历史问题等等。习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参看2016.12.13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我和习近平一起到四川学办沼气》)这位黒荫贵先生说话有点绕。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时的政策,招兵招工招生凭的就是父母的政治面貌:血统论,父母黑的一律不招。林彪一家折戟沉沙,毛泽东受了刺激,把习仲勋的审查取消了。于是允许接见子女,习近平可以跟父亲相见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松动,他还是所谓“可教育好的子女”,入党没门,写十份入党申请也是白搭。再看习近平跟他父亲的老部下老同事一起泡制的“土证明”。只说“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前途……”云云,却一句也不说习近平表现如何,争不争取进步。说白了,还是出身决定一切,表现是不重要的。如此这般就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进步之路,绝不能产生“榜样的力量”,倒是十足的血统论和拼爹的典型。

清华工农兵学员受控最严

习近平上的是清华大学。却是清华水平最低谷的时期。工农兵学员是清华学生中科技成绩平均水平最低的群体,水平还不及中专生;也是思想水平最低的群体,比反右时期和八九六四时期差得太远。清华当时的领导干部就是毛泽东四人帮最得力的打手迟群和谢静宜。习近平上清华的三年,尤其是1975-76年,正是中国风云多变幻,政局最动荡的时期。可是天安门吟诗的“小平头”和印刷传播“总理遗嘱”的传谣人,没有一个是清华的工农兵学员。清华被迟群谢静宜监控得严严实实,而习近平则是他们班级的党支部书记,是奉命监控同学思想的基层干部。毕业以后他脱离化工专业到国防部任秘书,开始攀爬高层仕途。后来又回清华来捞取了一个在职博士的灌水学衔。人民日报记者说他访美期间住在美国朋友家中,连最起码的日常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忽然间又居然能在博士论文中参考三十几篇英文文献并摘取章句,分明是有人捉刀代笔,这博士能有含金量吗?

平庸的成长之路

习近平的成长之路是一代知青中相当平庸的一例。他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里,吃过一些苦,得到一些锻炼。他的表现如何?非常一般。这样的一点经历太平凡了,没有任何特别的亮点。张木生(退休前《中国税务》主编、专业研究员)也是干部子弟出身的下乡知青,他在农村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理论文章,实际上提倡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四川知青徐友渔在农村自学外语和多科知识,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上海知青陈丹青自学美术,创作了《西藏组画》等作品;竹林、叶辛、王安忆等知青创作了知青小说,还有大批知青自学成才,成为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更加可贵的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私下里订立了攻守同盟,暗中推行包产到户,如果带头人被杀被关,其馀各户立誓供养其老小。习近平从入党升官到入学入仕,父亲平反复出,家庭背景越来越强硬,地位权力也越来越高,可是仕途却越来越没有风险。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习近平好歹也算是经过了一点苦劳和压抑吧,但是未必曾“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坚持独立思考,权衡于思维,终于有大作为。他一路升官几乎没有艰难险阻,跟孟子的上述结论刚好相悖。他的政坛经历没有任何可以说是经过了什么风浪波折而取得的成绩。浙江日报上连载习近平《之江新语》的时候,他还要对付在职博士的应酬,不过是秘书捉刀代笔的把戏。正如该“新语”文中所说的“人无压力轻飘飘”,这类所谓新语没有任何风险和压力,纯属一路的过场小戏,毫无跌宕起伏的华彩乐段。

红色基因的反动性

习近平的梁家河之路告诉我们,中共的培养路线就是凭血统、凭关系、凭个人效忠,而不是凭能力,凭思想水平,凭历练。从思想的高度来看,习近平常念错字,念错成语,只是学历太浅,还属于次要的缺憾,更严重的是思想的冬烘。他继承的所谓优良传统,无非是传统革命圣地的景点(一大、古田、延安、西柏坡),走访基层群众家庭,强调所谓的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本身就是荒谬的非科学概念。基因纯属生物遗传因子,只传递生理遗传信息,跟思想品德的言传身教毫无关系。生物染色体更与红色风马牛不相及。习近平尝足了血统论的甜头,便津津乐道这类不伦不类的红色基因概念。梁家河的生活给习近平带来很多不良影响。他骂江青的言论(妄议中央文革)被人知道以后,他拿军大衣去贿赂知情人,将事情糊弄过去。说明习近平行贿也很懂行。为了上大学,他跟父亲的老同事老部下非法泡制土证明,若不是他主动撺掇,“叔叔”们怎么知道清华招生,近平想上?跟后来捞假博士的手法,基本一脉相承。按理说,父亲的冤屈对习近平来说最刻骨铭心。可是因为平反不是他持续反思和奔走上访的结果,只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变脸,就没有形成习近平对以法治国的成熟思考。他的命运改变,一靠父亲的逆来顺受,二靠主席的心血来潮。所以习近平体会不到法治高于党权的重要意义,总是强调党权领导一切。文革前几年习仲勋已经失去权势,文革中习近平体尝了被体制抛弃的冷落。但是他躲避到梁家河短短三年多以后,情况就突然改变了。父亲复出,他很快入党做官,然后考察沼气,报名清华,到处都是顺风车。在他个人的印象里,文革中期已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的政策极左,思想监控、物资匮乏、冤案遍地,对于他来说,此时大半已成过去。所以他会有文革前和文革后不要互相否定的怪诞思维。

习仲勋的复出阻断了习近平的历练之路

社会人情总是十分势利的,趋炎而附势,尤其是中国社会。习仲勋被解除隔离,迅速改变了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生活处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从一个大黑帮的“狗崽子”忽然又变成了偏僻农村少见的副总理级陕西(本地)籍高干子弟。他的入党问题、提干问题、生活困难问题,时时都会有人来关心过问。甚至出工下地也有人给他照相留影,平常知青在那个穷困的年代是极少能留下劳动照片的。他的仕途忽然间变得畅通无阻。对于习近平及其家人来说,这当然是顺心的好事,但是对于一位成长中的青年来说,实际上阻断了历练之路。习近平自诩他下乡时读过不少书。实际上看来,并不太多,或者说未必读懂。比如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常识三权分立说,他就印象殊浅。2008年7月,习近平已经被确立党政接班人的储君地位,挂名国家副主席,暂时分管港澳事务。他巡视香港之后在告别讲话中竟希望香港立法会、香港法院和港府三大机构“互相支持、互相理解”。话音刚落,立刻在香港法律界引起骚动,大律师纷纷向外界表明立场,决不容许三权分立的地位发生动摇。(习近平应该说“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方为合适而得体。)最有争议的当属2009年2月的墨西哥讲话。习近平说:“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语病: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国内的愤青群体高声赞颂,认为是沉寂多年的毛式外交语言复活,知识界的反应则觉得其口吻远远没有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官方宣传也躲躲闪闪地要求以套话通稿取而代之。

在这段发言的背后,我们可以非常生动地想像得出,习近平在梁家河以及其他地方接触到的各级老干部,这些人的有限的知识水平,激愤的口吻和内政外交政治思维。他们敬仰革命元老习仲勋,关注习近平的成长,他们也要把革命的“套路”传授给习近平。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的革命教育跟他们也十分接近。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互相愉悦。他们不知道现代世界的外交原则不应是世界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何方),更没有想过国家建设不应该是运动的折腾,而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习近平却对此印象殊深,以至于到了墨西哥依然张口就来,话音还带着农民运动式的痞子口气。其实许多在改革开放时露头的、否定党政极左政策的思想,例如人权观念,宪法至上,无罪推定,……都是知青在文革读书暗潮中开始接触的。本来,文革时期的农村基层梁家河生产队原是某种程度上的思想真空,刚好习近平又被运动突然抛出到体制外,正是思想可以自由驰骋,展翅翱翔的机会。可惜习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他最容易形成反思和走向彻悟的时候,却迅速地滑向传统的“入团入党”的常规仕途。吃过一点苦,独缺新思维。人们可以说他当时年龄偏幼,识字还不多,理解分析能力更为不足……,但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回顾,人们只能遗憾地说,梁家河的学问不是太大,而是非常非常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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