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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余杰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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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12/2020 00:41: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黑鐵時代的法庭上,有人宣讀黃金般的辯詞《行者思之:張思之回憶錄》[size=1.7em]2017-01-09 16:12








余杰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完整介紹]


[backcolor=rgba(0, 0, 0, 0.65)][size=1.3em]《行者思之》是中國律師張思之先生的「八十回憶」。圖/取自維基百科 (by Yongxinge/ CC BY-SA 1.0) 及翻攝自采風書坊網站

[size=1.7em]《行者思之》是中國律師界最受尊重的張思之先生的「八十回憶」。張思之從幼年在河南的童年生活談起,之後經歷抗戰,在戰火中流亡、念書,繼而參加「遠征軍」,遠赴印緬。抗戰結束,入北京朝陽大學唸法律,如同許多年輕學生一樣,投入左派陣營,參與共產黨地下黨活動。一九四九年,他成為新政權的第一批法官。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中,他被劃為右派,歷經了長達十五年的勞改。
[size=1.7em]文革之後,中國恢復了廢除二十年的律師制度,張思之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小組負責人,懸崖上走鋼絲,萬人矚目。此後,他本可在黨國體制內飛黃騰達,卻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了一條艱難而崎嶇的路——為王軍濤、鮑彤、魏京生、高瑜等多位政治刑事案件被告擔任辯護律師,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在本書中,張思之回憶了參與這些「敏感案件」的經過,道出了在中國這個「黨主法律」的國家當律師的艱辛與苦痛,幫助張思之整理書稿的孫國棟感嘆說:「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史,先生的坎坷遭遇正是這個民族的苦難縮影,先生的不懈抗爭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識份子的人格寫照。」
[size=1.7em]在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律師的社會觀感普遍不佳,甚至有人說,律師進天國,比駱駝進針眼還難。作家慕容雪村在長篇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中,淋漓盡致地描述了司法行業的腐敗。小說以律師為主人公,敘說了當代中國社會中的「罪惡、陰謀、墮落、勢利、虛偽、兇殘、歹毒、骯髒、矜持、善良、固執」。雖是小說,不妨看成新聞報導。慕容雪村說,現實比小說更可怕,比如廣東一個專門做經濟案件的律師陳卓倫,與最高法院的某大法官關係很好,該大法官特別喜歡處女,陳卓倫就定期給他送處女。律師居然身兼皮條客!
[size=1.7em]在這樣一個黑鐵時代,張思之以「一朵含露的白玫瑰」自我期許,希望在泥濘的路上,始終「帶著晶瑩露珠」、「露出直挺尖刺」。在張思之心目中:「真正的律師,似澄澈見底的潺潺清流,如通體透明的光澤水晶:是真正的人,表裡如一,道德崇高,事事處處體現著人格的完善與優美。真正的律師,必有赤子之心:純正善良,扶弱濟危;決不勾串贓官,奔走豪門,拉拉扯扯,奴顏婢膝;決不見利忘義,禮拜趙公元帥,結緣市儈,徇私舞弊;他自始至終與人民大眾走在一起。」這也是張思之半個世紀律師生涯的真實寫照。
[size=1.7em]由學者餘世存主持的「當代漢語貢獻獎」,頒獎對象一般都是為真理寫作的作家,如劉曉波、廖亦武等人,張思之是獲獎者中惟一的一名律師。頒獎詞指出,在通往自由的旅途中,張思之「不僅要做叛徒的吊客,還要做異端的辯護」,他「以哲人的智慧、詩人的激情、法學家的素養、政治家的立場」,寫出了「黃金般的辯詞」。讀張思之親筆撰寫的擲地有聲的辯護詞,我甚至覺得他沒有當作家真是太可惜了。不過,在中國,人權作家和人權律師是彼此扶持的兩種「志業」:當人權作家受政權迫害時,是人權律師挺身而出為之辯護;當人權律師被秘密下獄時,則是人權作家為之大聲疾呼。
[size=1.7em]張思之的「黃金般的辯詞」,不僅寫給著名的異議人士,也寫給被冤屈、被踐踏、不名一文的草民——他們甚至付不起律師費,張思之有時不收費也要仗義執言。本書中收入的此類案件有:「排斥律師、草菅人命」的李清章案,「秘殺被告、群起告冤」的曹海鑫案,「槍杆子裡出政權」的郭凱案,「收拾律師,無所不用其極」的李奎生案,「權力至上、法律淪喪」的張啓生案等,每個案件都刺穿了「依法治國」的面具。
[size=1.7em]二零零五年,張思之接觸到聶樹斌案,決意為這位無辜冤死的農村青年正名。然而,他的努力卻碰到鐵板、付之東流。直到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最高法院複審判決聶樹斌無罪,死者二十二年的沉冤才得以昭雪。有網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聶樹斌案與大清朝的楊乃武小白菜案做了一番對比:楊乃武於一八七三年被捕,四年後得以昭雪,仍被列為晚清四大冤案。由於慈禧太后親自介入,涉案的三百多名官員中,三十餘人被革職、充軍或查辦,一百五十多名六品以上官員被革除頂戴花翎、永不續用,包括浙江巡撫楊昌浚、浙江學政胡瑞瀾、杭州知府陳魯。與之相比,聶樹斌在一九九四年被殺,二十二年後才被判無罪。除了主導此案的「河北王」張越因周永康案而垮臺,沒有任何官員被追責。而且,最高法院表示,沒有證據表明聶樹斌受到刑訊逼供。然而,白癡都明白:若非刑訊逼供,一個無辜的小夥子,為什麼會承認他沒有做過的強姦殺人案?不比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治真比不上大清朝。
[size=1.7em]為「壞人」辯護:完成黨國交付的任務
[size=1.7em]張思之一舉成名,是因為他出任很多前輩律師避之唯恐不及的林彪、江青「兩案」的辯護小組組長。他在回憶錄中,並沒有以之為職業生涯中的光榮一頁。他坦率地承認,那是完成黨國交付的一項任務,審判是一場排練好的戲劇。文革的罪魁禍首應當是毛澤東,但毛澤東是「法庭上的大象」,大家心知肚明,卻又假裝沒有看到。
[size=1.7em]在準備辯護的過程中,張思之跟同事閑聊說,「得弄清楚是四人幫還是五人幫」、「實事求是地說,是五人幫!四人幫算老幾?」當然,那是私下裡開的玩笑,他清楚地知道,在審判過程中不可能涉及到毛澤東,上頭命令每個律師都要反複與當事人溝通,在法庭上絕對不能提到毛主席。如果律師扯出毛澤東的罪惡,說不定自己先於四人幫被塞進監獄。
[size=1.7em]當局原本安排張思之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江青是最難對付的受審人。張思之到秦城監獄與江青會面,經過一番交談,江青拒絕他擔任律師,說他「態度不好,是葉劍英、鄧小平的人」。會見快要結束時,江青希望張思之將手上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送給他,張思之拒絕了此要求,讓江青自己向監獄索取。
[size=1.7em]作為文革的受害者,劫後歸來的張思之很難做到心平氣和、物我兩忘,對江青難免懷著一定的敵對心態。事後,張思之承認「有重大失誤」,對江青不夠耐心且充滿偏見。「面對一個性格多面、心態複雜的對象,作為律師,應有合情合理的分析。偏見,恰恰是那『不夠耐心』的根源之一。我有時會想,如果做得好些、細些,失誤帶來的遺憾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呢?」一名優秀的律師,應當將法律當作最高信仰,即便為「眾人皆欲殺」的「壞人」辯護,也要盡力幫助其行使法律賦予的基本權利。張思之反省說:「給江青辯護儘管有壓力,有難度,有挑戰,但對法制的健全完善,對律師的歷練成長,卻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個意義甚至會超出審判本身。我沒能為中國律師把握這個歷史的機遇,我經常為這個重大失誤而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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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審判江青。圖/取自維基百科


[size=1.7em]被江青拒絕後,張思之轉而為林彪案的「同謀」、林彪集團的「四大金剛」之一、海軍司令李作鵬當辯護律師。兩人的第一次會談,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戰友。張思之在法庭上幫李作鵬擺脫了兩個罪名,一條是謀殺毛主席,一條是另立中央,撼動了上級「罪名不能動」的指示。
[size=1.7em]不過,張思之一直為一件事感到後悔。李作鵬因心臟病入院治療,日常起居受嚴格監控。上級得悉李在書寫「最後陳述書」,叫張前去刺探內容。見面時,張思之特意提起被告享有最後陳述權利,套李的口風。李早有準備,說寫了份自我辯護的提綱:「縫到棉襖裏了……誰也拿不走!」這番看似漫不經心的有的放矢,讓張碰了個軟釘子。多年後,張思之有一番自我反省:「這次會見,是為律師生涯中的最大敗筆。問題不在於一無所獲。作為律師,怎麼能這麼幹呢?意圖從被告手中套取人家的『辯護大綱』,爾後交給法院制定辦法應對,這當然構成對被告的傷害。他是你的委託人啊,律師的職業道德怎麼可以被拋到九霄雲外呢?」他已經意識到,律師的職業應當高於「黨性」。
[size=1.7em]為「好人」辯護:成為公權力的對立面
[size=1.7em]為「壞人」辯護,「壞人」的刑期早已內定,只須配合當局演戲。而為「好人」辯護,則讓張思之成為力抗「國家恐怖主義」的人權律師,正如張思之自己所說:「在律師領域工作,註定處於同公權力相對峙的狀態。對方強權,仗勢施壓;應變不周,會有失策、失誤乃至失敗,好在從未失神,心中永遠埋著希望的種子,期待著笑到最後。」
[size=1.7em]二零零五年,我曾因被中共當局構陷入一起名譽權案而向張思之諮詢,他聽我講述有關情況之後,就知道對方一定不簡單,有國家的力量在背後操縱。因為那段時間張思之生病,我便請另一位在名譽權官司方面經驗豐富的浦志強擔任律師。但無論浦志強多麼努力,此案經過二審之後仍然失敗。再後來,我離開中國,浦志強成為中共的階下囚,在獄中受盡折磨,獲釋後無法繼續擔任律師。事後,我想,這個案子即便由張思之親自出馬辯護,也會輸掉,因為判決結果人家早已「內定」——張思之自己也知道:「我所接觸的政治性比較強的案子,從來沒有贏過。」他還曾憤憤的說道:「如果你能從我敗訴案子的辯護詞裡講出一件事、一句話是我講錯了,我都認輸。」然而,中國的法庭從來不是真理的戰場,而只是權力的附庸。
[size=1.7em]在中國當人權律師,很難為辯護對象贏得公義和自由,還會讓自己身處險境。在張思之的律師生涯中,曾遇到警車明目張膽、寸步不離地跟蹤、攝影、恐嚇;甚至在法庭上,出現了代表對方出庭旁聽的一隊士兵,全副武裝、荷槍實彈、氣勢洶洶,連法官都察言觀色、如履薄冰,惟有張思之仍然慷慨陳詞、義薄雲天。這就是中國律師的現實處境:政府特別是強力部門從不尊重憲法和法治,在他們眼中,律師是弱勢中的弱勢、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張思之在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說了一番心裡話:「按道理來講,我們不應該感到恐懼。實際情況是,我有恐懼。作為一個律師,特別是一個高齡的律師,我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經常會考慮到辦理這件案子是不是有風險,甚至會不會被關進去。這本身就是恐懼。我希望這種恐懼能夠免除。羅斯福所說的『四大自由』其實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但是『免於恐懼』這一點講的太精彩了。」連律師都不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法治國家何以成立?
[size=1.7em]這本回憶錄最精彩的部分,是張思之將為多名良心犯的辯護過程娓娓道來,宛如美國律師丹諾的故事——處於法治社會的丹諾,常常讓正義在法庭上得以伸張;而處於專制社會的張思之,往往只能在法庭上失敗之後「立此存照」,將公正的判決留待歷史學家去完成。
[size=1.7em]其中,最感人的一篇是談鮑彤案的經過。六四屠殺之後,反對調兵殺人的趙紫陽被罷黜並軟禁。作為趙紫陽秘書的鮑彤成為替罪羊,被非法關押四年之後,開庭審判,以所謂的洩密罪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張思之生動地描述了跟鮑彤會面時的一個細節:鮑彤問:「他怎麼樣?」張思之與之心有靈犀一點通,知道「他」是指趙紫陽,就回答說:「他很好,身體很健康,你放心。」一邊說,一邊有淚欲流。鮑彤跟著說:「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會好。我無所謂。」這話發自肺腑,這一幕可以寫入當代《史記》。這個時代,人性幽微到了禽獸不如到地步:江澤民因告密而青雲直上乃至成為「核心」,薄熙來與穀開來落難後如仇敵般互相撕咬,周永康的秘書們淪為階下囚之後拼命揭發昔日的主子,這是一個充滿血腥味的鱷魚潭。而趙紫陽與鮑彤之間的情誼,千金一諾、肝膽相照,不是單單為著私人的情誼,乃是基於共同的理想與價值,所以是何其的高貴、何其的純真!
[size=1.7em]另一起張思之敗得更慘的案件,是四川的阿安紮西活佛案。在當地深受愛戴的阿安紮西活佛,被四川當局誣陷為成都天府廣場爆炸案的主使者,面臨死刑的威脅。獨立知識分子王力雄發起為阿安紮西活佛冤案呼籲的簽名信,我與劉曉波、王怡、廖亦武等是第一批簽名者。王力雄進而邀請張思之為阿安紮西辯護,張思之自然義不容辭。獲得阿安紮西家屬的委託書後,他千里迢迢赴成都展開調查。沒有想到,情勢突變,該案主審法官王靜宏突然拒絕承認張思之所受之委託,告知在此前一天,阿安紮西本人已委託了另外兩名律師。
[size=1.7em]當時,炮製此一冤案的元兇是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或許,當張思之接手此案的消息傳出,周永康一夥擔心心細如髮的張思之拆穿案件的黑幕,便想出了這釜底抽薪之計。逼退張思之後,阿安紮西被判無期徒刑,且家人會見長期受阻。從此案開始,我就對周永康的陰險狡詐、殘忍暴虐有了最初的認識,後來周升任公安部長、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一路罪惡昭彰,最終身敗名裂。但是,周永康垮臺並不意味著阿安紮西就能獲得平反,這是制度的邪惡,非周永康一人。阿安紮西照樣悲慘地冤死獄中,當局連屍骨都不交還家人。
[size=1.7em]英雄或匹夫:那些人們不願聽的真話
[size=1.7em]張思之雖然未能在法庭上為異見人士爭到自由,但他與多位辯護對象成為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比如,他讚賞鮑彤在法庭上的表現「明快、清晰、乾淨俐落」,宣判之時,「沉著冷靜,未動聲色,微微一笑」。等到鮑彤出獄,兩人常常相聚,互相唱和,情同手足。再比如,張思之為記者高瑜辯護,「對其第一印象很好,第一她沒有畏懼之心,第二她沒有抱怨之情,第三談起情況來從從容容、有條有理」。高瑜出獄後,張思之送去兩束鮮花——高瑜在獄中兩度獲得國際大獎,每次都應該有一束。
[size=1.7em]另一方面,張思之也從不諱言對某些異議人士或維權律師的批評性意見。他看到願意參與人權案件並為敢於之付出代價的年輕一代律師愈來愈多,為此感到欣慰,並毫無保留地將經驗傳授給他們。同時,他也看到某些異見人士或維權律師身上驕狂、自戀、急功近利、虛榮心強、專業素質差等缺陷,並直截了當地指出來,希望他們改進。張思之批評某些維權律師,既不願紮實研究案件資料,也不願將當事人的利益置於首位,只是將人權案件當作在國際社會謀求自身名望的王牌,頻頻接受西方媒體的訪問,宣稱自己是未來中國的總統或總理。
[size=1.7em]張思之也敏銳地觀察到昔日的英雄,去國之後很快成了徒增笑柄的匹夫。當年,他與上海律師郭國汀合作辦案,對其評價頗為正面:「在法庭上,郭國汀非常尖銳,勇氣可嘉,敢講,也能講到點子上。」然而,對郭氏流亡之後的表現,張思之大搖其頭:「後來他在境外不斷發表一些不靠譜的意見,當年那個意氣風發、衝鋒陷陣的郭國汀律師的身影漸去漸遠了。」
[size=1.7em]張思之對魏京生的評價前後判若兩人。三十多年前,張思之到監獄與魏京生第一次會見,印象相當正面:「魏是『智慧型』的被告人;他所追求的,僅止於人民大眾應當享有的民主權利;為此承受的個人榮辱已置之度外,並不在意。」然而,時光流逝、環境變化,人也面目全非,張思之對魏京生赴美之後的表現提出嚴厲批判:「他可能沒有搞清楚『流放』之後應當做什麼和怎麼做。……你曾那麼義憤填膺、理直氣壯地批判方勵之不該『丟旗』,可你呢?你懂得什麼叫『扛旗』,怎麼『扛旗』,以及『扛』什麼『旗』嗎?劉曉波獲諾奬,竟然大喊大叫:劉曉波算什麼?哪年哪月他說了幾句什麼,『夠得上偉大嗎?』分明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妒忌:我還沒得諾奬呢,怎麼讓你得了?渾身沾滿低級趣味,哪裡還有政治家的胸懷?是,想當年他也許有條件結緣諾奬,那時他被世人推崇為中國的曼德拉。可是,探究一下曼德拉一生,坎坷經歷中體現的超凡精神、品格、氣質、風采,加以對比,我只能說,也許中國還真的沒有產生曼德拉的土壤,僅憑四堵高墻一間囚室二十載關押是不夠的。誠然,應該體諒在域外的種種困難。儘管如此,我還是忍不住想說:願他好自為之。」
[size=1.7em]若是一般人對民運、維權律師或反對陣營發表如此尖銳的批評意見,一定會被批評對象打上「中共特務」的烙印,這是這個群體對付批評意見時的反戈一擊。然而,他們無法如此攻擊和誹謗德高望重的張思之律師、進而讓批評意見灰飛煙滅。其實,這些意見是如此寶貴,被批評的對象應當虛心接受、反躬自問,甚至所有在專制制度下喝過「狼奶」的反對派人士都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引以為戒,超越自我。中國異議陣營面臨的問題,不是遭受的苦難不夠多、不夠大,而是如何將足夠多、足夠大的苦難轉化成精神資源,塑造謙卑而正值的品格,迎來我們自己的曼德拉、哈維爾和瓦文薩。如此,張思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才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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