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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賊暴政黑暗的一斑——傅汝舟,暴政下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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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2012 15: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陈泱潮 于 12/3/2012 15:13 编辑

國賊暴政黑暗的一斑——傅汝舟,暴政下的犧牲者

陈泱潮 @CDZCYC
  
   2012-12-03


       258,讀網友發到我郵箱里的一篇紀念文章。題目是《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主人公是一位勇敢反抗暴政的具有理想主義正義感的志士。作者講述的牢獄生活,可以看見當時黑暗的一斑。正是為了這些犧牲者,正是為了後人不要再遭受這樣的暴政,我40年來不能不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異乎尋常勤奮地工作!
   
   
   附文:


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


       “生命的意义在于充实,而不在于长久。”——(美)马丁辂德.金
       “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现任德国女总理梅克尔
   
    本文作者:张先痴

无风不起浪
   
    这件事开始时已经是1961年的第三季度了,自1958年3月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正式成立,被判劳教的右派份子在这个无期徒刑似的集中营里(当年的劳教条例并无时限规定)苦苦挣扎了三年半以上,一个接近三百人的中队,仅仅只有一名小偷出身的坏份子像“样板典型”般解除了劳教。这个以白面书生为主要成员组成的右派群体,刚开始时对陌生的“劳教”二字,多多少少还怀有几分轻松得近乎天真的幻想,时至今日已被丢失尊严的苦闷所替代。他们当初绝对没有想到,“因言获罪”的渎罪,会沉重到永无休止的地步,许多人的忍无可忍已接近极限,那物极必反的古训正暗藏在一些人的心底蠢蠢欲动。
   
    更重要的是,这连续的三年正是毛泽东以“人定胜天”的狂妄,向自然规律、同时也向传统伦理挑战,以炫耀其独裁淫威的三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之类的倒行逆施,最终遭到惨败以后,又以“三年自然灾害”的栽脏陷害,将罪责嫁祸给永远沉默的大自然。作为承受恶果的中国人,我等为粮食供应量的每况愈下、肠胃里的空洞因迫切需要填充物而低声呻吟,长期的营养不良致使四肢无力骨瘦如柴。我们还目睹了倒在路边的饿殍、也居住过十室九空的农舍,残酷的现状雄辩地对良知未泯的我们说,这场饿死千千万万善良同胞的劫难,其元凶不是我们早年奉若神明的毛泽东还能是谁?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训诂,如悄悄话般不时在我们的耳边叨念。
   
    1961年春,筑路支队的任务有所变更,据说我们正在修筑的这一段成昆铁路,因“瞎指挥”而设计有误,奉命下马停建。我们被调去修筑广元至旺苍的一条铁路支线。刚刚由边远山区的大凉山迁来内地没几天,中队长在例行的“晚点名”时郑重宣布:今后你们给家人写信,不得再用“公安厅筑路支队”的单位名称,一律改用“415信箱”。这个保密代号的突然诞生,给这个诡秘的“流动集中营”更添加了一层神秘色彩,统治者似乎在刻意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仿佛是为了迎接这个欲盖弥彰的“化名”闪亮登场,415信箱发生了两件建队以来最具轰动效应的突发事件:其一是国庆节当天,住在旺苍县快活场的108中队的两名劳教份子一起越狱逃跑,两人分别是张先痴也就是我和周茂歧。有劳教线人举报,他们是一个“企图逃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政治避难’”的叛国集团,成员中另有任世同、罗铁夫和范通才暂时按兵未动;其二是在我逃跑二十天以后,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马盟”)的地下组织(此事是我捕回独居关押三年后才知道的)。该组织成立仅数月即因叛徒出卖而被破获,为首者周居正、杨应森均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于1964年1月18日分别在永川县和灌县遭杀害,其余成员六十余人,皆于同期在各自居住地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
   
    我们的逃跑和他们的组党,本是两件各自孤立的事件,不排除前者的“逃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政治避难’”对后者有某种启发作用,但这毕竟只是办案者的事后分析,而非逃跑者事前如此预谋。倒霉的是主管当局,按宁左勿右的办案惯例,将它们联成了一桩惊动中央的特大案件大动干戈,这也同样是我事后三年才得到的确认。有两个原因促成了主管当局的误判: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与刚破获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显然同族同宗涉嫌沾亲带故,两个逃跑者未必不是“马盟”派往“修正主义集团”以“认祖归宗”;其二是我与“马盟”为首者之一的杨应森,不仅同在一个中队,而且同在一个生产班组,又有线人称两人一贯“同鼻孔出气”。事实上我与他和同队的另一位邓姓转业军人,确实另有密谋(但并非组党之类),只因我突然受肉刑捆绑,决心逃跑以泄愤,才自然终止了该项酝酿中的密谋。可以肯定的是我与杨应森的频繁接触交往,想必早有“劳教积极份子”汇报在案。
   
    我的逃跑一旦与“马盟”这一“通天大案”搅在了一起,那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十万个为什么”将等着我受用。它不仅让我在预审中累受刑讯逼供之苦,还让我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内独囚一室、从不放风,倍受精神煎熬,但这一切比起杨应森等等先烈的牺牲又多么不足挂齿……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我因患眼底出血症视力几乎丧失殆尽,才得到个机会在放大镜的帮助下,翻阅了“马盟”的尘封档案的复印件,解开了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当年的劳教份子,除少数被法院判处管制者以外,大部份人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称为公民,甚至将他们尊称为“国家的主人”也很难说是讽刺挖苦,君不见1959年众“劳教公民”还参加过一次装模作样的所谓选举。但实际上他们又是被专政的对象,按劳教纪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行为准则“夹着尾巴做人”。 如果一定要解释我国这颠三倒四的身份错位,足以把全世界的法律博士逼疯,最好还是交给“中国特色”这把万能钥匙去“答记者问”。反正众“劳教公民”并没有行动自由,甲队和乙队或乙队和丙队的“劳教公民”,在“相互监督、促进改造”的恐怖氛围中,人际交往几乎成了麻烦的代名词,特别是劳教之前的陌生人,一句话,我既无机会也没有必要和本中队以外的劳教份子交往。
   
    有一位“马盟”成员名叫傅汝舟,多年以后,他的姓名在我的记忆中占有特殊地位,手边属于他的这几页复印案卷也显得分外沉重。在囚禁着近万名劳教份子的这只庞大的“415信箱”里,我和他像两个薄薄的信封不知散落在信箱的哪一个角落。在这位最后被判刑二十年的傅汝舟的审讯笔录中,记载有他曾对某某人(名字忘了)说过:“我们已派人去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话,在审讯中他矢口否认,事实上他对任何指控都予以否认。而我这个被控“企图逃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当事人,对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却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地球上有一个名叫傅汝舟的人。然而神经高度紧张的办案人员,又岂敢对“派人去南斯拉夫驻华使馆”这一经人举报的重要线索轻易不予采信?这就导致了下述长达八个月的 “圈套”。

唯有歌声多壮志
   
    1962年2月的某一天,这时我早已自天津捕回四川,被关押在灌县看守所的二号监房两月有余。突然看守兵打开监房喝令我这个“独居犯人”抱起铺盖调动监房,在看守所这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的此番调动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我是由普通监房调往关押重点要犯的“小监”。
   
    那年头灌县看守所的建筑布局分为两个部份,主建筑是一幢大约四十米见方的木结构四合院,内设十个大小不等的监舍。四合院的一边的底部,修着一间大厕所,它与邻近的监房之间留有一段一米多宽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扇木门。跨出此门便是本看守所的第二个部分,它以一片宽约十米的荒地远离了四合院,对面则是一字排开的十二间小平房,每间约二平米见方,狱方给予的正式名称为小监。十二间小监的一、二号监房是漆黑无光的黑监,我刚刚迁入的这间就是一号黑监。进门以后看守兵锁了房门,不一会,我突然听见相邻的二号监房内有咳嗽声,知道我有一位邻居,他是谁?我心中暗想,但据我此前的坐牢经验,看守所决不会把两个案情有关联的人(劳改专业词汇叫“同案犯”),关押在有可能互通信息(劳改专业词汇叫“串案”)的地方,据此我判定咳嗽者绝对是我不认识的人。
   
    我并不在乎小监黑监,也不在意什么要犯不要犯,反而更喜爱这恬静简单的居住方式。因为自囚入这个看守所,过上了独居一室的崭新生活,与世隔绝中难免胡思乱想。回忆起若干年前,在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上,曾听过著名老作家李劼人的一次演讲,说他在创作《死水微澜》期间,为杜绝外来干扰,曾一度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连三顿饭都是由家人送入……我记住了老作家为这部传世之作付出的艰辛。对应我时下关进这僻静的“监狱里的监狱”,简直像“天赐良机”般不可多得,立即开始动笔写作我构思已久的长诗《嘉陵江三部曲》。我不断以写交代材料为借口,向轮换值班的看守兵索要笔墨纸张。我很快地适应了黑监这白天漆黑,夜晚灯光透亮的“黑白颠倒”,只顾潜心写作,乃至忽视了我还有个

二号监房的邻居存在,他毕竟是个与我无关的陌生人。
   
    引起我分外注意的是我忽然听见他低声的唱着一首歌,这首名为《热血》的歌,它对我情智初开的少年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因为那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光辉的抗日战争时代。歌词开始唱道:“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似第聂尔伯河似的奔流……”歌声低沉凝重,发音很准,估计唱歌者的文化修养在我之上,而熟悉抗日战争初期流行歌曲者,通常年龄都长我几岁(我五岁即读小学)。更重要的是歌声中洋溢出那份激昂奋进的热情,和我那份忧国忧民的心态不谋而合,我甚至怀疑这涉嫌臭老九也是个右派份子,又甚至想过用某种方式与他取得联系。
   
    但是且慢,这是什么地方?它是共产党关押政治要犯的黑监,而我是负有重大反革命疑案的被侦察者,这危机四伏的险恶处境允许我草率行事轻举妄动吗?就凭一副令你激动的歌喉就能将他视为朋友、引为同志吗?算了吧,快三十岁的人了,别那么孩子气,想罢,我冷静地回到那首《嘉陵江三部曲》的“传世之作”中。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把小监的生活规律简单介绍一下,前文说过,我并不在乎什么小监黑监,在此我还得补充说明,比起集体关押的大监房(也包括只关一个人的大监房),我更喜爱这一排远离四合院的小监和黑监。在我看来,这黑监除距离死刑判决更近一点、这个“不确定因素”以外,几乎全是我梦寐以求的居住环境,堪称难得一见的狱中精品。看守兵虽然偶尔来小监押犯人出监外审讯(劳改专业词汇叫提讯或者提审),但绝不会刻意过来干扰你的构思写作或者“幻想变天复辟”什么的。但他们在交接班时,你最好还是靠墙静坐作沉痛悔罪状为佳。反正他的例行公事,只是拨开你门上那直径十多公分的窥视孔,确认你依然“健在”就万事大吉。看守兵这种“一分钟打扰”每天就那么早中晚有规律的几次,不像四合院里的大监房,左邻右舍吵架打架分菜分开水争多论少朗读监规犯人放风挨揍被捆呼妈喊娘哭天呛地……总之除了强奸案,什么怪事都可能在这个五颜六色的小空间里发生,因此,你想静下心来潜心写作什么“传世之作”纯属痴心妄想,相比之下黑监的优越性也就不言自明。

话头还是回到我这位住在二号黑监的邻居身上,也许是为了对极权暴政表示抗争,也许是为了排遣一人独居一室的寂寞,他时不时会自娱自乐低声吟唱一番。不过应当承认,他唱的《流亡三部曲》、《孤岛天堂》、《嘉陵江上》等等、还有些我忘了歌名的抗日歌曲,有时甚至令我感动得潸然泪下。特别他每日必唱的那首名为《骊歌》的夏威夷民歌,真还有点令我百听不厌。但是我仍然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回应(也许他只是自我激励,并不在乎别人的反应),我只能说这些歌曲所张扬的基本情调,与我正在写作的《嘉陵江三部曲》的感情主轴不谋而合,使这部歌颂为理想献身的诗作离“公式概念”稍远一点,所以我对他的低声伴唱,不但毫不反感,反而还暗藏一份助过一臂之力的感激之情。
   
    这位邻居似乎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坐牢经验,他唱歌时能准确地避开看守兵交接班的危险时段,而且他的音量也相当克制,因此几个月来,从没有因他这种违犯监规的“乱说乱动”而招来麻烦。某日,他更心血来潮地唱起了英文歌曲,我读初中时毕业于武汉市一所基督教名校,对他吟唱的《老黑奴》、《多年以前》、《夏日最后的玫瑰》、《骊歌》等早已耳熟能详,是当年几乎同学们人手一册的《世界名曲101首》(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中的著名歌曲。歌声让我回忆起纯真美好的学生时代,对比今天面临的一片险恶黑暗,新仇旧恨在心中激荡,恨不得跨到门边,把这位“心有灵犀”的难友也唤到门边来一诉衷肠……  

但是再一次且慢,我绝不能轻举妄动地跨出这危险的一步。
   
    我不知道用了多大的毅力来压抑我和他搭讪的愿望,从他的歌声中我无法想像他是一个坏人,或者用二十一世纪的新词汇说“他是一个五毛党”,既使有了这样地确信,我也没有跨出走向门边的一步。八个月后我调出了小监,此时我刚刚写完《嘉陵江三部曲》的第一部。两个月后,我与一位正直善良的看守兵交上了朋友,在我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二号黑监关押的人叫傅汝舟,“也是你们415的右派反革命”。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心中暗想,这名字似乎还有那么点诗意。在2010年我读罢傅汝舟的审讯笔录以后,经过一番回忆考量,我甚至认为,这“且慢”的一步,很可能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命运,这样的揣想绝非空穴来风:
   
    我估计1962年2月,将我由四合院里的二号大监房突然调来一号黑监,这很可能是狱方经过周密策划而采取的破案步骤。他们故意让两个文化背景近似、性格外向或称嚣张的政治犯,安排成似乎可以单独交谈的邻居,同时在三号监房住入一个货真价实的“五毛党”,也可以在后墙调来一个“坐探”(那年代在中国知道“录音”这个词汇的人好象并不多),只要能找到一两句“去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关键词,这个“通天大案”的身价便会大大提升,各路破案“英雄”的提升希望也会相应提升。而在重证据轻口供的所谓原则下,纵使当事人矢口否认,傅犯汝舟和张犯先痴的判决书将轻而易举地改写,甚至在草菅人命的刑场上,多个把“人头落地”也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避开了这场阴谋绝非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也不完全是我胆小如鼠,实实在在的是我太珍惜黑监这个“写作天堂”,太珍爱《嘉陵江三部曲》那所谓的“传世之作”了。除这部长诗以外,我独居三年多时间内,还写过近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及时评文字,其形式内容虽然各异,但它们的凄惨命运却大体相同,全部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替死鬼,这是后话。

怒吼化作的绝唱
   
    回到四合院大监仍然独居一室的我,因光线条件的梦想成真,使我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尽心尽力的在《嘉陵江三部曲》的字里行间斟字酌句,对周围监舍的杂声干扰,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到1963年元旦节过后不久,一桩似乎与我无关联的突发事件,使我受到一次空前的震撼,它让我真正地认识了从未谋面的傅汝舟,他令我高山仰止的勇敢,令我肃然起敬的高尚:
   
    从门外跨入灌县看守所,首先令你站定的房间有个非同凡响的名称:“训话室”。刚入监的犯人,在这里接受搜身检查,令你交出裤带鞋带等、可以勒死自己和别人的“准凶器”,同时接受看守兵有关遵守监规纪律的“训话”(请仔细掂量这个词汇的含金量)。这训话室也是监内犯人接受捆绑吊打脚镣手铐的“发源地”。只要在巷道里巡视的看守兵,判定你犯了某种错误,便开始转动他手中的钥匙推开监门,恶狠狠地对你吼道:“去训话室”。该犯便提心吊胆地向“发源地”走去。待看守兵锁好你刚才跨出的监门,自会前来“收拾”(狱吏及看守兵对犯人的专用动词之一)你。只要该倒霉鬼走进了这个房间,最轻的处分是对着墙壁罚站,文化人称作“面壁思过”,劳改犯则自嘲为“日壁头”,随手拈来的“教育”是拳头耳光绳捆索绑,“大力挽救”的方式是脚镣手铐外搭“烟杆”(此系极为残忍的特殊刑罚,为避免某类读者的不良反应故不在此绘声绘色的慢慢道来)。
   
    大约那天上午十时左右,我突然听见从训话室方向传来一声怒吼:“你们这就是黑暗”,回答怒吼声的是拳打脚踢和打累了的气喘吁吁,还有就是施暴者偶尔迸出的下流话。接着我又听见一句咬牙切齿的大吼大叫:“你们简直就是法西斯”。这两次怒吼的嗓音我太熟悉了,他就是几个月前与我相邻而居的傅汝舟。吼声铿锵有力,吐词精准干脆,穿透了这座看守所的门窗,直入了每一位难友的心房。这勇敢的吼声难道不是我们这群受难者想吼却不敢吼出的言词吗……此时此刻,我指的是我修订此稿的2011年年底,距离事发的当年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一句话,自这个极权帝国成立至今已六十余年,真正直接振动我耳膜的类似怒吼,这是第一次而且是唯一听见的一次,它让我的听觉神经得到了永志不忘的享受,也是我怀念傅汝舟并决心写下这篇纪念文字的主要动因。
   
    引起傅汝舟愤怒抗争的缘由我至今也不清楚,结局却立刻兑现,一阵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从训话室传出,熟知监狱生活的人都知道,他们给不屈的傅汝舟戴上了脚镣手铐。我想到他的歌喉即将变为咬紧牙关的呻吟,不禁愤愤不平心如刀绞,再想到他替我们怒吼,帮我们发泄,此刻却独自一人去承担统治者施以的残忍报复,我们这群受益者就一声不吭地顺从下去是否问心有愧?
   
    我在四合院里住的是六号监房,这座木结构的监房虽然四周由砖墙密封,但木质的监门仍然留有些自然形成的洞孔和门缝。对外界信息的渴求兴许是被囚者的原始欲望,他们日积月累的利用可乘之机将门缝或孔洞拓宽增大,以便展开视野看见更多监室门外的“风景”。我现在所住监房的右前方二十米左右,就是训话室通向狱内的大门,我的一只眼球占据了六号监室门上的一个孔洞。我终于第一次看见了傅汝舟的身影。他不足一米七零的中等身材,长期的黑监囚禁,使他的脸部显现出病态的白皙,上面镶嵌着两只喷发着怒火的眼睛,以下则是一对流淌过鲜血的鼻孔,它的下面便是被血痂复盖了的嘴唇,戴着脚镣手铐的傅汝舟艰难地移动着他沉重的脚步……
   
    我领教过脚镣咬啮脚踝的痛楚,他拖曳着负重的双脚,一步又一步地缓缓向我走来。这时,脸上泛着狞笑的看守兵还倚靠在训话室门边,把玩着在指头上旋转的钥匙扣,算计着这副脚镣移至二号黑监的时间……当我看见傅汝舟在巷道上向我渐渐靠近,夺眶而出的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估计他蹒跚到我声浪所及的区域时,我竟情不自禁的小声唱出了那首我百听不厌的《骊歌》,这首歌还有个通俗的名称叫

《珍重再见》:
   
   看那乌云已笼罩的群山
   
   啊,你就要离开我的身边
   
   今后我们将远隔万里关山
   
   只能默默隐藏我的思念
   
   珍重再见 一路平安
   
   我要时刻等你在美丽的花园
   
   珍重再见 一路平安
   
   祝福你直到再相见
   
   
   
   你听海涛不住的奔腾呼喊
   
   啊,盈彻我心中无限的留恋
   
   我的热情常燃烧在我心间
   
   我要等待直到我们再相见
   
   珍重再见 一路平安
   
   我要时刻等你在美丽的花园
   
   珍重再见 一路平安
   
   祝福你直到再相见
   
   珍重再见 一路平安
   
   我要时刻等你在美丽的花园
   
   
    显然突如其来的歌声引起了他的惊愕,还故作镇静地向歌声来源的方位瞟了一眼,随即更加放缓了脚步。此刻他已经清楚地知道,在这饱和着恐怖血腥的监狱里,仍有一位和他爱着同一首歌的知音。虽然他并不一定知道,此知音曾一度是他近在咫尺的邻居。总之,贴近孔洞的眼球看见他对着歌声微微一笑,同时,眼中开放出两株泪水的花朵……!
   
    这是一帧美丽绝伦的特写画面,它一直定格在我闭目沉思的眼前,一直悬挂在我回忆的脑海,因为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

其实都很可悲
   
    最早替“马盟”案鸣冤叫屈的是重庆市高等法院的吴明法官,他呕心沥血奔走十年,及至离休却仍无成果,可见此案的阻力非同小可。我在专案组向四川省委报批周居正死刑的材料上,读过以下字句: “周犯居正……冒充我地下党员”的“罪行”,后有住在重庆的难友说,直到今天,被誉为红色教育基地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纪念馆”的墙壁上,依然镌刻着曾经在这里关押过的地下党人员的名单,那上面周居正三个字仍然赫然在目。我想还是借用本文开篇时写过的某段话,作一个理屈词穹的说明:“如果一定要解释我国这颠三倒四的身份错位,足以把全世界的法律博士逼疯,最好还是交给‘中国特色’这把万能钥匙去‘答记者问’。”这里便不再赘述。
   
    六十年岁月已匆匆过去,回过头来审视“马盟”旧案,同时也反思我们这伙共同经历的“叛国投敌集团案”,不禁令我产生一种自我嘲弄的羞愧,简而言之的一句结论是“其实都很可悲”。我们这群“一厢情愿”的“马列信徒”(“马盟”的组织名称和我等逃跑的目的地足以证明这一判断)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我们只是一群没有吐尽“狼奶”的“脑残”。轰动一时的“通天大案”,也只不过是众“脑残”共同犯下的一次“病急乱投医”的“路线错误”,结局只是用这群“自恋症患者”的生命和青春,去再一次证明这个极权统治者的残暴—-虽然这已经被证明了千万次。
   
    但是,也应该公正地说,不管傅汝舟等等“马盟”人的认识受到多么大的局限,事发当年,在面对饿死几千万同胞的严峻时刻,作为知识精英的他们,作好慷慨赴义的准备,主动地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其精神之可歌可泣应当给予肯定。这正如那句民谚所说“鹰可以飞得象老鸦一样低,而老鸦却永远不可能飞得象鹰那样高”。当我们读罢杨应森、魏昭、傅汝舟和众多“马盟”人的事迹以后,再颂出这样一段民谚,可算是献在他们坟头上的一簇鲜花吧!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剩下的就只有一份永远的遗憾了:在事发的当年,为什么我们这群“读万卷书”的“臭知识份子”,只知道死死抱住疑云重重的“马列主义”不放,竟然不知道还可以从“普世价值”的和煦阳光中,去吸取无穷无尽的热量,它才是照耀着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伟大热源,除了极少数几个臭名昭著的“马列国家”以外。

“陪杀场者”如是说
   
    1980年8月,我从臭名昭著的四川省雷马屏劳改农场平反出狱,此时距离我所判十八年的满刑期只差四个月。毛泽东死后两年,全国的右派份子好像“一风吹” 似的把帽子“改正”掉了,未曾“折磨致死”的右派们,纷纷从各自的流放地返回了原单位。这时,我常常会想起也是右派的傅汝舟,想到他那颇含诗情画意的名字:给你一条船,一条能够帮助你穿过激流险滩的船,一条能载着你跨过惊涛骇浪、驶向天涯海角的船……但是,承载着“改正”右派傅汝舟的那条船,如今停靠在哪里?
   
    有一种鲜为人知的中国特色:对一个“资深劳改犯”而言,要探询另外一个“资深劳改犯”的下落,肯定比一般没有劳改过的“外行”方便得多。这恰似一句四川民谚所说:“耗子洞只有耗子才钻得过”。我托这句民谚的福,不费吹灰之力、便于1981年在重庆找到了另一位“资深劳改犯”齐家柳,他也是出自“415信箱”的“改正”右派之一。早年他因所谓“偷听敌台罪”判刑十五年,辗转押往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服刑,1980年从那里平反出狱。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狂得发疯的1968年秋,傅汝舟在农场主持召开的一次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并当场枪杀,对他宣判的罪行是“恶毒攻击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这则令我唏嘘叹息的恶耗彻底击碎了我与傅汝舟重逢的希望,也粉碎了我和他一起去歌厅并肩高唱《珍重再见》的美梦。失望中我只有用一条新发现的规律来安慰自己:共产党敢于嘲笑资产阶级的 “温良恭俭让”,其底气的来源于他有一种跨越人性底线的能耐,能将每一个现行体制的叛逆者,在成为英雄之前,就预先把他变为烈士。
   
    1991年,我被一位“资深劳改犯”借到北京去替他打工,三年后返回四川,去原单位办了退休手续,借“发挥余热”的美名替某杂志编编写写,其实只是为挣点钱去对付孩子那高昂的学费。只是不论我走南闯北干什么营生,刻骨铭心的监狱往事时不时会走进我的回忆,或者在风雪交加的旅途,或者在闪电雷鸣的深夜,总会在臆想中遇到些冤死的难友,他们满脸泪水一身血污地向我走近,其中也有从未交谈过的傅汝舟,特别是他眼中那俩株泪水的花朵……
   
    眼看古稀之年一天天靠近,老态龙钟逐渐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想起我被饥饿和疲劳折磨得几乎倒地不起的岁月,想起我被捆绑吊打以致痛不欲生的当时,我咬紧牙关忍受疼痛时,曾不止一次地默默发誓:“我将写出这一切用血汗换来的记忆”。正是当一名暴行的见证人的愿望,支撑我迈过了一次次生死抉择的关口。后来,每当我的好友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有的被捆得昏死倒地,或者我从一个仰慕者的坟头走过,我都会对着回忆中的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出来”。我认为这是所有死难者委托给幸存者的使命,它既庄严又沉重,没有任何一颗跳动着的良心有勇气去拒绝。
   
    但我的眼病又日趋严重,很担心在完全失明之前做不完这件事(我历来对口述记录的方式存有疑虑),经历中很想写而又很难写的人物傅汝舟就是其中之一,几番动笔又几番搁下,原因是了解不多素材太少。只记得多年前曾有人告诉我,傅汝舟有个女儿在雅安市川剧团,我便托人去到雅安,寻访那里的川剧界退休老人,他们的回答斩钉截铁:“从来没听说有过姓傅的”。最后我只能根据两三页复印案卷所载,他是四川汉源县人(汉源属西昌,故委他为“ ‘马盟’西昌盟委书记长”),1926年出生,1948年毕业于重庆大学,1957年服务于成都市城建局期间,被划为极右份子送了劳动教养。1962年5月他加入了“马盟”,如此而已。
   
    再一次托那句四川民谚的福,我分别给三个“资深劳改犯”打了电话,“耗子洞”得以再度钻过,回答说:“ ‘某某’出版社退休老编辑某公,曾经在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吃过囚粮,也许他知道你正探询的这个傅汝舟”。原来这位某公早年也是个右派份子,后诬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八年,毛死后“改正”出狱。同为“资深劳改犯”,也都涉足文艺界,虽无交往,但也不是完全陌生,便相约次日穿什么颜色衣服、戴什么款式帽子,在青羊宫茶园作电影中早年“地下党”接头状。
   
    见面后,相互寒喧如仪,随即直奔主题,向他打听傅汝舟,听到这个名字他神情紧张,语音似在发抖。他说:“1968年9月底杀傅汝舟那天,是我陪的杀场”,(默算一下,傅汝舟被杀时四十二岁)接着便向我详细描述了“陪杀场”的感受,他说尽管中队长告诉了他不是杀他,捆他的看守兵也对他说,“只是让你去受受教育”,他自己也知道今天的公判大会是杀傅汝舟而并非杀他,但他无论如何还是控制不住,身体不断地发抖……作为过来人,早已见惯不惊,相互交流交流也颇投契。
   
    交谈间,我想起1963年傅汝舟在灌县看守所训话室里的勇敢坚强,问了问傅汝舟临刑时的情况,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看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瞪着眼睛没有回答,他见我面带疑惑,便加强语气地重复说:“真的,我在他身旁看得很清楚,他确实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临别时,这位八十高龄的“资深劳改犯”,挂着一副颇含歉意的笑容对我说:“如果你要写关于傅汝舟的稿件,千万不要用我的真名实姓,我还有儿女”。我接受了他的要求,虽然这已经是八年前的承诺了,前文所写的某公,便是这位老兄的代名词(此番定稿时,我甚至把初稿中他所在的出版社的名称也换成了某某),以证明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人道主义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许多设在边远山区的劳改单位,陆续迁往内地某些大城市周边。刚刚提到的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迁走后,原址被改建成了一个旅游胜地。在掩盖真相纂改历史方面,中共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冠军。今天的中国,在所谓的学界精英中,四十岁不知道“阳谋”、“反右”;三十岁不知道所谓“自然灾害”、“饿死四千万”;二十岁不知道“六四天安门”“机枪坦克射杀学生”者比比皆是,更不用说在什么“旅游胜地”的脚下,踩踏着多少根傅汝舟们的铮铮白骨了。
   
    出生在共党东德、而在西德长大受教育的现任德国女总理梅克尔,那年她就任后,第一件外事活动,便是前往以色列,替她的纳粹祖辈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道歉。登上回国的飞机前,她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想到她这句击中我中华民族要害的话,作为炎黄子孙,我恨不得放声痛哭。
   
   
   
    2004年6月初稿
   
    2012年2月改定
   
    2012年3月5日刊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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