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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作者陈尔晋(陈泱潮)近期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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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30/2013 12:0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特权论》作者陈尔晋(陈泱潮)近期在北京大学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论陈尔晋(陈泱潮)


(2013-04-14 01:17:17)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会出现特权阶层?这其实是从反右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会出现特权阶层?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就必须对我们的体制做出一个讨论。

我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人,叫陈尔晋。这个人为什么特别呢?他是一个云南边远县城的普通工会干部,他也没有上过大学,我们有一个群体,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家里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一个人思考,独立地完成一部著作,原来题叫《特权论》,后来改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部著作有12万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革期间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理论著作,它是理论著作,不是一般的文章,而且也代表了文革的民间思想的理论水平。他首先对中国的现行的社会制度做了这样的概括,说这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是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到一个组织得很好的、严密的网里面,是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支配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权和交换的全过程,政治权利控制一切,高度集权的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社会也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作用,因为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能够极有效的动员全部社会力量,集聚力量来发展生产,来做事情,其实就是今天讲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高度集权,高度统一,就可以有效率地快速地发展。但是这样一个体制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和危机,在于权利的高度集中,权利垄断,权利高度集中就变成了权利垄断。而权利垄断必然垄断着政治权利,必然转化为资本,就形成了特权的资本化,形成了特权资本。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觉得很熟悉了,但是你要知道在文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特权资本”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从1957年大家讨论特权问题到这个时候,终于提高到一个理论的高度,找到中国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政治权利的垄断,这种垄断带来了转化为资本,形成了权利资本,形成了特权资本,这是全部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且他认为这种特权资本还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固定化垄断,一代传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固定化垄断。第一代垄断了绝对权利,然后第二代、第三代就继下来,是垄断权利体制,固定化垄断。所以他说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固有制社会走到了十个路口。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往权贵资本发展,变成了两极分化,另一条路是根本的改革。

那个时候,他一个云南偏远山区的一个青年,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他提出来必须有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取缔官僚特权,尊重劳动者的主权,尊重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在此基础上建立人民管理制,提出人民管理制的问题。我在讲1957年北大右派的时候,他们提出人民权利论,这里就更加明确提出了人民的管理权。取缔官僚特权,来建立劳动者的管理权,劳动者的主权。那么他就提出了四大主张,第一,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实行共产党的两党制;第三,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第四,人权问题提到显著地位。

所以我认为陈尔晋这样一个思想,把1957年“519”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思想差异高度集中的一个概括,这是对现行的中国的社会体制所做出的批判,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一个思路,是属于文革后期的最激进的一派的思路。

。。。。。。

主持人:好的,现在就开始提问吧。

学生1:钱老师您好,刚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陈尔晋说的那本书说到共产党的两党制,前两天我跟同学也说过,提出共产党可以分成共产党A,共产党B,共产党C,今年听到您提到两党制的问题,我觉得跟我同学的观点有点儿类似,如果说真的有可能的话实现两党制,应该具体怎么操作?跟咱们国家的宪法是不是有冲突。陈尔晋说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可宪法上是反对这个的,这两点是不是冲突了?

钱理群:其实毛泽东有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事实上共产党已经好几派了,我们都能感觉到了,只不过不愿意往前跨一步。为什么两党制?有两个一个客观现实,大家觉得共产党之外再成立一个党不太可能,而且也绝不允许,这个就很复杂了。你刚才问的问题不属于我的范围了,我是思想家,讨论思想问题,你属于政治操作的问题,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了。网上就有两个党,一个是工人党,一个毛泽东主义党,我现在搞不清楚这个党是真的实体还是网上的一个虚体,经常看到他们发表各种宣言,但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附:


钱理群:漫谈新中国民间思想史(演讲实录)


(2013-04-14 01:17: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f7c530010163xi.html

按:一年多前,钱理群先生在法学社作此讲座。本来只打算讲到70年代末的,大家都兴致盎然,于是老爷子一路讲到当下,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酣畅淋漓。

在读《我的精神自传》、《知我者谓我心忧》的时候,就非常渴望当面聆听先生演讲。我对“北大精神”的认识,也大多来自于钱老。这是我以法学社的名义完成的一个“私愿”,诸多主讲人当中,他是我最希望请到的,至今深感满足。

文字实录(经钱先生过目):

主持人(吴良健):谢谢各位法学社的社友来到今天讲座现场,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主讲人,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先生,大家掌声欢迎!

钱老师在人文学界已经鼎鼎大名,其实不需要多做介绍。考虑到在座的都是法学院的同学,在学科上稍微有点儿间隔,而且有些同学也是初进大学校门不久,所以钱老,允许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生平。

钱老祖籍浙江杭州,1939年出生在重庆,1956年钱老考入北京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自新闻系,197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师从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后来留校任教,并且一直在北大中文系担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钱先生也是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专家,2002年,钱先生荣休,但是他还是保持着和青年朋友们的密切交往,比如说和青年朋友通信,还有去南京、北京、贵州的各个中学讲鲁迅。近年来,钱先生的研究兴趣主要转向了民间思想史和新中国史的研究。法学社这次邀请钱老来讲座,也是想通过这次机会使法学院的同学们对近年来的中国思想动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闲话少提,现在就请钱老进行他的精彩演讲,谢谢!

钱理群:我多年没有到北大来演讲了,这次来是法学社请我,开始我觉得有点儿怪怪的,后来想想也很有意思,因为这本身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文学和法学的关系。我以前曾经跟医学院的学生谈过这个问题,文学和医学的关系。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法学、医学和文学,它们都有共同的对象,就是人。只是大家从不同角度去接触人的不同方面,比如说医学,主要接触的是病态的人,而法学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如果人的行为一旦触犯法律,法医就要处罚他。所以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医的面对的病人,学法学的面对的很多是犯人,或者是触犯法律的人,因此也提出了更多的人的恶性的方面。长久下去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产生我所说的,医学想象力和法学想象力。在医学想象力,大部分人看来什么都是有病,法学想象力的人看来什么东西都可能有罪的,这样对人的认识就会产生畸形,这个时候就需要文学来补救,因为文学是讲人的,真善美的方面,所以需要对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学法学的人,学医学的人,都应该有一点儿文学的修养,始终保持对人的健全的,健康的,真善美的发展,保持一个信心,保持一个信念。

所以我觉得法学院的同志应该建立一个追求,就是法学专业,同时又有文学艺术兴趣。实际上看很多劳动一辈的医学家和老一辈的法学家,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人都喜欢音乐,而且是喜欢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使人在相对紧张的气氛下可以使人的精神获得一种放松,获得一种审美的东西。这是我今天想起的问题,这是可以以后再讨论,就是文学、法学、医学之间的关系。

我最想跟北大的学生说的一个问题,也包括向今天在座的北大的同学们提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认为你们是北大人,但是你们认识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吗?你们认识北大的这块土地吗?你们知道北大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你们懂得北大的传统吗?你们知道北大传统是怎么样一代一代的承续下来的吗?如果你这些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能叫北大人?

我可以考大家,你觉得北大的历史是什么?我想很简单的,大家都会说北大有“五四”传统,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五四”确实是北大最辉煌的一刻,但是,北大辉煌就不止是“五四”那一次,根据我的研究和考察,北大历史上有四次辉煌。第一次当然是“五四”传统;第二次是1957年所发生的“519”民主运动;第三次是1980年发生的北大竞选运动;第四次是1989年在北大所发生的民主运动。这四次为什么说是北大辉煌的瞬间呢?因为这四次使得一个学校,一个北京大学对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在全世界都少有。一个普通大学,它能对这个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很罕见的,这也是北大最大的光荣。而且,后面的三次辉煌,都非常自觉地提出了要继承“五四”传统,所以“五四”传统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

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诸位不知道?你只知道“五四”别的不知道,后来的三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历史学术,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我们的历史教育有严重的问题,有遮蔽,强迫遗忘,所以一代人就不知道了。遮蔽的是什么?我觉得遮蔽的正是我今天要讲的民间思想。

这个时候想起鲁迅的一句话,鲁迅说要论中国人,我们怎么看待中国,怎么看待中国的现实?鲁迅说看中国人必须不被涂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要看他的筋骨和脊梁。鲁迅又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取义的人,不过他们总是在被摧残,被抹煞,消灭于黑暗中。而鲁迅所说的这样的筋骨和脊梁,也同样存在着当代的中国社会,他们也同样被摧残,被抹煞,以至今天进入不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也进入不了我们年轻一代的事业当中。

鲁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他说我们看中国,不能只看那些状元、宰相的文章,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要往下看,看地底下的中国,看底层民间社会的那些默默的奋斗者和牺牲者。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历史叙述和宣传机构不断在那里放大的一个中国,一个所谓高歌猛进,一路前行的中国。其实还有一个被摧残,被抹煞,消灭于黑暗当中的中国,有两个中国。两个中国,两个历史,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互动,才形成了真实的、完整的当代中国史。如果我们只讲地上的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而不讲地下的,被抹煞的中国,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历史的理解都是片面的,都是偏颇的。这两个中国,它们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纠缠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我们今天就有必要把这些民间的思想挖掘出来,要写出一部新的现代中国的民间思想史,这就是我这些年所研究的工作。


这里就要对民间思想做一个界定,什么叫民间思想?我所研究的和下面要讲的民间思想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的思想的非主流性和异端性;第二,它的传播方式是民间的,不是公开发表的,或者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或者以手抄稿秘密传递,或者有的只存在私人的日记和手稿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把日记手稿翻出来以后才发现有那样的一些思想;第三,它的作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迫害,有的为其献身生命;第四,他们的思想成果是被强迫遗忘的。以至于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就非常困难,没有材料,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对这个历史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只能根据找得到的材料做一些个案的研究,所以下面要讲的都是一些个案的问题。

中国的自觉的成规模的民间的民主运动,是从1957年开始的。民间思想一直有,但是民间运动成为自觉的运动,而且有相当的规模,有相当影响的民主运动是从1957年开始的,而且是从北大开始的。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1957年北大的校园民主运动,我们一般称为“519”民主运动。为什么要称“519”民主运动呢?就是1957年5月19号那一天,在今天的大讲堂,当时是我们的大饭厅,在大饭厅前面出现一张小字报,讲什么呢?因为当时召开共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小字报就说北大代表选举不民主,对这个有意见,而且是学生个人的意见。这张小字报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就有人贴出了大字报,要求开辟一个北大民主墙。就是把大家的意见公开发表出来,贴在墙上,叫民主墙。紧接着当天晚上,也就在大饭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首诗,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两个才子,沈泽宜和张元勋写的。诗里开头就这么说“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起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把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这首诗表达两个意思,当时大学生心里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情绪需要发泄,非常明确地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考是来自“五四”。这首诗就立刻在全校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然后就掀起了一个大字报的高潮。最后这批同学就组织了一个“广场”的组织,而且出版了一个杂志,叫《广场》。在杂志上面,《广场》的发刊词里就非常明确的提出来“我们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时代,在这个变革时代,人们的关系应该重新调整。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都要重新进行思考,对于现在一切结论都要重新进行估价和探索”。这个口号就跟“五四”时期说的重新估量价值是一样的,对既有的概念,既有的价值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审视,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很明显是来自于“五四”,所以他们自己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运动”。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消息传到海外,当时胡适在美国,他很高兴。当然,胡适对北大的运动其实不了解,把北大的运动看成是一个反共运动,所以他很高兴,他说这是“新五四”。胡适的出发点是我们不赞同的,他的观点也不同意,但是他提出“新五四”是有道理的,而且胡适是“五四”的发动者,所以命名为“新五四”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大这个“519”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场面,1957年5月23号,一个人大法律系的女学生,叫林希翎,她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她偶然机会到北大看大字报,她就有一番意见发表了,就在北大今天的三角地那个地方,她发表了演讲,这个是影响重大的一篇演讲。她是法律系的学生,所以她演讲一开头就提出法律问题,她提出胡风问题。她说胡风是一个冤案,她说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成反革命了?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那么林希翎为什么在1957年从法律上提出胡风问题呢?这其实涉及到当时中国非常重大的一个治国道路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历史稍微往前推一点,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这个宪法怎么制订的呢?其实是斯大林建议的,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得政权,但是要取得权利的合法性,就必须通过立法的手段。所以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我们就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个宪法里面第一次明确的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同时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今天讲宪法前言里面的前三条,过去是没有的,以前代替宪法的叫《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没有这几条。但是到宪法里就有了这三条,这三条就是按斯大林说的,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但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个宪法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我们从现在看到的毛泽东对宪法有两个批语,就能看出他的看法。宪法里有一句话谈到“公民”这个概念,毛泽东打了一个问号,什么是公民?宪法草案里有公民有游行示威自由,毛泽东划一道扛,打一个问号,他不赞成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毛泽东对宪法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合法性,他是支持的。但是另一方面,从他内心来说,他不喜欢宪法,他觉得法律是一个约束,他不是说过“无法无天”吗?所以紧接着1954年制订宪法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以胡风案件为突破口的肃清反革命政治运动,我们通常叫肃反运动。这肃反运动是选择胡风做突破口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后有机会再讲。他发动这样一个肃清反革命运动是什么意思?就意味着毛泽东不承认“公民”的概念,他把公民划成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没有“公民”这个概念。问题是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怎么划呢?它不像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犯了法就是犯法的,但是这个没有明确规定,所以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认为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所以反革命就会越来越大,到了文革的时候越来越大,而且进一步提理论,对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应该给他民主,但是对反革命分子不能给他民主,我们要实行舆论疑虑,就要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群众专政。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连咳嗽一声都要录音,只要认定你是反革命,你一切行动都在严密监视下,咳嗽一声也要记录下来,这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治国方案,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治国。

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依宪治国,另一条是阶级斗争治国,毛泽东选择的是阶级斗争治国。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当时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胡风问题是一个要不要执行宪法的问题,要不要维护宪法的问题。所以在反革命运动中,胡风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开始提到一个人,是北大物理系的一个学生,叫刘奇弟,这个同学是北大第一个公开贴出大字报,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打出一个旗子,叫“为白毛女伸冤”,当时非常轰动。意思是这样,就是要维护宪法,他觉得胡风案件是违反宪法的,所以他要违宪。但是,正是刘奇弟为这个维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他就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劳动改造,他始终不屈服,因此不断的拷打,最后把他打疯了。疯了之后就把他关进一个很小很小的笼子里面,活活的饿死,冻死。所以在1957年,人们为维护宪法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回过头来讲林希翎的演讲。林希翎演讲之所以影响很大,原因就是她提出了一个口号,她说有一个判断,说我们现在的中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因此她提出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成为“519”民主运动这些大学生们共同的一致的要求,就是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告诉我们1957年的大学生基本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这一代50年代的人都受社会主义教育,我们都相信社会主义的,我们是讨厌资本主义的,这一代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叫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一代人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大概三个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提了一个口号,我们不仅要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我们要有社会主义民主化。这个话今天到处讲,但是请注意,是1957年第一次这样明确提出来中国不但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需要社会主义民主化。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我们要的民主不是硬搬苏联了形式,也不是翻版欧美的形式,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所以很清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他们又认为,民主是目的,不完全是手段,这一点和毛泽东发生冲突了,毛泽东讲民主,他是把民主当手段,愿意给你民主就给你民主,不愿意给你民主就不给你民主,但是学生们认为民主是我们的目的,社会主义应有之意,社会主义就应该有民主。具体到1957年提出民主的要求,针对什么呢?针对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针对着权力的高度集中。她明确提出要反对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因此,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叫“人民民主权”。这是他们的一个主张,社会主义民主。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那一代人是反资本主义的,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的,是反对私有制的,所以那代人对于民主党派是瞧不起的,认为民主党派都是资本阶级政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是反对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现在批判1957年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他们对北大学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北大学生这边嗤之以鼻,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1957年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呢?她认为1957年,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了挑战。遭到什么挑战呢?遭到特权阶级的挑战。第一次提出特权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极其激烈的争论,天天吵得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意见。大家讨论什么问题呢?中国有没有特权阶级?特权阶级是怎么产生的?而且还要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特权阶级?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阶级?当时他们经过激烈的讨论,大体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殊利益的一个群体,出现了特权阶级。另外,他们认为特权阶级产生的原因可以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社会地位方面进行研究。

1957年对特权阶级问题没有进入更深入讨论,但是意义在于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出现特权阶级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政治上要社会的民主,精神上要反对特权阶层,思想上就要求思想解放。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叫打破党的神话,不能认为党一切都是正确的。第二,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神话,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是一个批判的科学,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常尖锐,也是正确的,当时的学生实际上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很好,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判自己呢?批判武器可不可以对着自己进行批判?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是不可以的,它是载入宪法的,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时的大学生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批判精神的彻底性正表现在它同时批判我自己。所以就提出来马克思主义在自我批判当中得到继承,得到发展这样一个新的思想。

第三,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说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要归之于人的解放,要求所有人自由的解放,人的心灵,精神的自由。所以他们就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要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人。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理解社会主义新人的,对我们今天听这个更有意思。我们的前辈理解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什么,而且我要说他们自己是怎么做的。

他们说我们需要个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我们没有权利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实际上1957年北大这些右派分子,他们当中的骨干,他们确实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有强烈的个性,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始终不放弃他们的战斗,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可以总结一下,1957年“519”运动所提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三个方面其实是构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个思潮是和共产主义运动当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是片面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有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也是中国继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所谓“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一直到今天,像瑞典、北欧这些国家,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相信有两个社会主义传统的。1957年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所继承的,所坚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样一个传统。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谈,因此构成了民间思潮的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潮流。

但是这样一些1957年思想的先驱者们,他们最后都被残酷地镇压了。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在于,一部分人被摧残的时候,另一部分人站起来了。所以反右运动不仅是震慑了大批知识分子,同时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审判官。也是北大人应该骄傲的,我们又出现了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林昭。她是北大中文系学生,而且和我是同专业的,应该算是我的师级了。这个林昭当时在北大赫赫有名,我一入学就听见中文系有一个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妹妹,为什么呢?有三条理由。第一,她姓林;第二,她是苏州人;第三,她是一个才女,所以大家都叫她林妹妹。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身上有一股贵族气息。当时北大每个礼拜六晚上都会在大礼堂举行跳舞会,跳交谊舞,她是中心人物,多有男士追寻她。当时北大有两个女性,一个就是林昭,还有是很有名的诗人,叫灰娃,她们两个都有一个特点,两个人都有贵族气质,都穿白色连衣裙,整个校园里是非常突出的两个人物。这个林昭,她开始是非常纯洁,非常天真,她写过一首诗,就看出她当时的心境。“世界是这么广大,友情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我们又这么年轻”,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才女。她一直是拥护共产党的,她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她也是共青团员,所以反右开始以后,她最引起大家注意的,她一个辩证会上有一个发言,她说我是共青团员,但是我有一个矛盾,我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就是说从组织的角度说,我是团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但是我的了解又使我不得不面对很多黑暗的现实。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痛苦和矛盾。当时的林昭总体来说,她是一个中间偏右的立场,不是右派,不是积极分子。但是反右唤醒了林昭,林昭在反右以后才挺身而出,她自称是“519”民主运动的继承人,完全自觉地做“519”运动的继承人。

她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让我们非常惊叹的一件事情,她以右派之身,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和西北的兰州大学的右派联合起来,办了一个杂志,叫《星火》杂志,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群人。他们是以戴罪之身到农村,但是正因为他们农村经过了大跃进,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候到农村去的,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浮夸,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了大饥荒,目睹成片成片的农民死亡和人吃人的人间惨剧,因为他们在社会底层,目睹了这一切。这个时候这群1957年的热血青年怎么办?他们自己戴罪带身,自己戴着帽子在那里,劳动改造,但是他们觉得必须面对这些现实,必须承担民族的苦难,必须说话。从今天看是不可思议的,那样一个状况下自身难保,但是他们说心是颤动的,没有死,血是热的,没有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因此,他们在他们日记里这样写,引用鲁迅的话“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选择爆发,我义无反顾的走向普罗米修斯的取火之路。如果五七年我是莫名其妙打成右派,那么今天我是百分之百的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所以这群人是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的,他们自称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们对当时中国最大的批判,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民成了新兴无产阶级、农村无产者。

为什么农民会成为新兴的无产者?他说这是对农民经济剥夺的结果,对农民政治人身自由剥夺的结果,对农民精神控制的结果。他们最后就问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结论是农民在中国国家体制中的实际地位,而不是口头地位,因为口头地位,农民是工农联盟国家。实际地位,农民实际处于国家奴隶,即农奴的地位。这是第一次在大灾荒的年代为中国农民说话,这里还特别值得提出来,参加反革命集团的,有一个当地的县委书记,这个人叫杜映华,他是真正农民的儿子,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农村的游击运动,所以他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他非常痛苦。他说革命胜利了,给农民带来的是什么?是饥饿,是死亡。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在鲁迅时代,鲁迅还可以发出声音来,但是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的世界,明明天天都饿死人,还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他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所以他忠实于农民,最后就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最后他也牺牲了。

《星火》这批人和1957年北大右派一样,他们都是一些社会主义者,所以当他们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就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出路。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我们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我们要民主社会”,这是再一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然后他们从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当时的中国现状,中国的体制,做出这样的概括,他说“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第一是国家集权,权利高度集中,第二,形成了新兴的官僚统治阶级,第三,在这样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各阶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基本利益被侵犯,而且出现了政治寡头,出现了思想垄断,所以他们就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批判国家社会主义。

正是他们这样一种如此犀利的批判,就遭到了血腥的镇压。1960年的元旦,《星火》第一期油印出版,只印了30份,1960年9月,《星火》全体人员和支持者、相关者,一共43人,后来判刑25人,已经准备好的《星火》第二期没有得到出版,而最后林昭、张春元,还有刚才说的杜映华,三个人分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枪杀,他们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我们现在还要谈林昭,林昭后来被捕入狱,她在入狱当中遇到一个基督教徒,这个人叫余亦乐(音),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当时她的罪名是什么?说她是入魔的基督教徒,当局说她只要承认没有上帝就可以立即释放。但是这位忠实教徒坚守自己的信仰,宁愿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出狱以后还被监督劳动18年。所以这是一位基督教徒的殉道者,这位殉道者给林昭以巨大的影响。因为林昭出身在基督教家庭,她本来就有基督教的训练,这次在这位入魔的基督教徒感召之下,她就开始走上宗教的道路。她说天父所赋予的悲悯和良知感染了我,她把自己的道路和路线称之为上帝普人的路线,基督教政治的路线,她把自己的思想概括成为民族意识和基督教精神,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这是她自我命名。

她思考的两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自由?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的,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在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美的自由。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不仅是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奴役者自己也不得自由。因此,她提出来我们要建立的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代替一个,一个压迫者代替一个压迫者,而是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因此她提出来中国的血流得太多了,我们的斗争是不是可以改变另一种方式,不用暴力的办法呢?然后她对很多的革命者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在革命胜利以后准备做什么人?是不是准备做一个新的奴隶主呢?我们有一个观点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把压迫者变成被压迫者,把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实际上是制造了新的奴役。她说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不是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而是为了给一切人自由。不仅使被奴役者从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奴役者从另一种不同形态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自身也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她的理想是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同时得到解放,同时获得一个真正的自由。

当然,我们今天看她的自由理念非常之可贵,非常之难得,但是也具有乌托邦色彩。我看最感动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林昭在这里提出反对以暴易暴,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是自己受到空前的暴力的迫害下,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情况下,她还提出要反对以暴易暴,给所有人都以自由,这种情感,这种境界,不是一般的情感,一般的境界,我认为这是圣女的境界。所以我们把林昭称之为中国的圣女。中国有三大圣女,林希翎是一位圣女,第二个是林昭,还有一个是张志新,现在都已经塑了像,中国的三大圣女。所以她是一个明知自己要被暴力所摧毁,但是还坚持反抗暴力,而且有以暴易暴历史不再重演的理想,所以她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林昭有一首长诗,叫《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诗里有这样几句话“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她临死的时候是渴望着一个人的真正的独立和解放那样一个黎明。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题目,林昭和她的同伴。

第三个题目,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之路。同学们对文革可能很不熟悉,很陌生,但是今天来不及给大家谈文革,以后有机会可以专谈文革,文革是非常有价值的,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对文革的评价也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个很尖锐的交锋的地方。今天我这里不准备详细讨论文革,而只讨论文革最后一段时间,讲文革的民间思想之路。

所谓文革的民间思想之路,大体上发生在1970年左右。它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文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关于如何评价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争论也很多,我这里不想再详细展开了。但是我只讲一点,知青不管什么道理,不管什么理由,城市的青年到了农村,第一次接触底层的农民,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情感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说的一段话里,他说只有到了农村,我才知道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老百姓太苦了,老百姓太好了,一直到今天,如果有志愿者到农村去,还是这两种感受,中国农民太苦了,中国农民太好了。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自称为社会学的国家,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为什么我们农民,这么好的农民还这么苦?这是摆在所有知青面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年那些城市里狂热的红卫兵,现在到农村以后,经历文革的狂热以后,终于把自己的脚踏在了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是意义非常深远的。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批和农民有深刻联系的知识青年,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文革后期的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就是林彪的出逃。林彪出逃可以说对文革的年轻一代是晴天霹雳,很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居然出逃,人们就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怀疑了,也不能不对文革产生怀疑。而且特别对狂热的崇拜毛泽东的青年人,感到了空前的绝望。有一个知青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有一个走向地狱般的感觉,一切都毁了,一切都破碎了。这样一些年轻人面前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自我的精神危机。因为这批人都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满腔热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倾注热血的理想还值得吗?还能相信什么呢?到底要追求什么?这是一个自我的精神危机。更加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危机,因为谁都看得很清楚,林彪的出逃就标志着文革的失败。也就是说,文革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应该走一条什么路呢?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彷徨阶段,一切绝望了,一切努力导致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要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那代人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思维方式是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是有关系的,所以同时提出三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人所能解决的,于是这些年轻人就开始聚集起来。所以民间思想村落没有明确的组织形态,聚集起来大家讨论,写文章互相交流,或者油印一个小报,或者传递,或者串联,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一个寨到另一个寨,实际上是一个很松散的思考,一个民间思想的村落。而且他们当时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感觉到文革快要结束了,中国走到底了,中国的历史要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折。所以当时他们就明确提出来,中国无疑在等待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认为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而且这样的变革需要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为未来中国的变革铸造思想理论,来推动未来中国的变革。但是大家注意,因为这封信的作者是我的小朋友,这是一个17、18岁的学生,那个时候这样小的年纪就思考这些,抓住了时代,提出重大问题,而且有强烈的责任感,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是那代人非常可贵的品质。

同学们可能听起来这个比较抽象,我可以念几段他们的回忆录,看他们当时怎么样来读书的,第一步就要读书。不像今天大家有书不读,那个时候是没书,读不到。有这样的例子,说每天下工都劳累不堪,没有电,连煤油灯也没有,只有用墨水瓶、药瓶自制的小煤油灯,在豆大的灯烟下挤不下三、四个人,所以一本书得到后只能轮流看。第一拨从吃饭以后看到11、12点钟,第二拨从11、12点钟看到3、4点钟,再后第三拨,轮流一起看到天明。特别是从外村传来的书,限定两、三天还,大家还想自己做一点儿笔记,唯一的办法就是轮班看,通宵达旦。还有这样的回忆:睡得正香,硬要挣扎起来换班,只有走出窑洞,在雪地里捧把雪擦擦脸,看山区格外明亮的星星月亮,直到冻得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再爬到小炕上去看。那会儿不觉得累,如果这个书该怎么活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话“雪地读禁书,天下之一快事”。那个时候我在贵州一个师范学校里教书,在我的周围也团结了一批年轻人,我们也可以叫民间思想之路。当时我作为年轻人,我是唯一的大学生,都是一些知青,临时工,一些社会青年。那个时候我住在城市的边缘,我旁边是一个水库,他们每天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各自到我的小房间里面,我们就一起读毛主义诗词,讲鲁迅作品,讲国家大事,天下大事。所以有首诗“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我们当时胸怀大志,考虑的是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但是过的是烧饼和清汤的清贫生活。这样一批胸怀大志的穷教师、穷工人、穷知青,当时我们是以青年毛泽东的名言“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来自立的。

这样一些民间的思想村落,当时是遍布全国的。现在很遗憾,这些资料都丧失了,留下的资料并不多,但是汇集起来,我觉得当时的思想成果也是相当的可观。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民间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深度。

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派别,第一个派别,对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核心是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会出现特权阶层?这其实是从反右运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会出现特权阶层?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就必须对我们的体制做出一个讨论。

我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人,叫陈尔晋。这个人为什么特别呢?他是一个云南边远县城的普通工会干部,他也没有上过大学,我们有一个群体,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家里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一个人思考,独立地完成一部著作,原来题叫《特权论》,后来改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部著作有12万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革期间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理论著作,它是理论著作,不是一般的文章,而且也代表了文革的民间思想的理论水平。他首先对中国的现行的社会制度做了这样的概括,说这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是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到一个组织得很好的、严密的网里面,是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支配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权和交换的全过程,政治权利控制一切,高度集权的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社会也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作用,因为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能够极有效的动员全部社会力量,集聚力量来发展生产,来做事情,其实就是今天讲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高度集权,高度统一,就可以有效率地快速地发展。但是这样一个体制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和危机,在于权利的高度集中,权利垄断,权利高度集中就变成了权利垄断。而权利垄断必然垄断着政治权利,必然转化为资本,就形成了特权的资本化,形成了特权资本。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觉得很熟悉了,但是你要知道在文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特权资本”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从1957年大家讨论特权问题到这个时候,终于提高到一个理论的高度,找到中国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政治权利的垄断,这种垄断带来了转化为资本,形成了权利资本,形成了特权资本,这是全部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且他认为这种特权资本还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固定化垄断,一代传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固定化垄断。第一代垄断了绝对权利,然后第二代、第三代就继下来,是垄断权利体制,固定化垄断。所以他说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固有制社会走到了十个路口。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往权贵资本发展,变成了两极分化,另一条路是根本的改革。

那个时候,他一个云南偏远山区的一个青年,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他提出来必须有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取缔官僚特权,尊重劳动者的主权,尊重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在此基础上建立人民管理制,提出人民管理制的问题。我在讲1957年北大右派的时候,他们提出人民权利论,这里就更加明确提出了人民的管理权。取缔官僚特权,来建立劳动者的管理权,劳动者的主权。那么他就提出了四大主张,第一,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实行共产党的两党制;第三,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第四,人权问题提到显著地位。

所以我认为陈尔晋这样一个思想,把1957年“519”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思想差异高度集中的一个概括,这是对现行的中国的社会体制所做出的批判,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一个思路,是属于文革后期的最激进的一派的思路。


第二派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强调思想启蒙。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广州一个工厂的工人和一个大学的教师,他们两个人原来都是文革红卫兵的领袖,文革后期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群体。有一天他们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有人提出建议,我们学当年诸葛亮和周瑜的办法,各自在手心里写一个字,然后一个写“民主”,一个写“法治”,这就说明了历史到了1973年左右,整个中国的思想界里面一些比较考虑问题的青年已经有共同的思想,就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民主和法治。1974年10月10号,在广州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叫“关于民主与法治”,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当时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是献给四届人大的。这个你们很难想象,是一个奇观,一共抄了65张大字报,长100米,广东最热闹的街头出现了长100米的大字报,而且广州老百姓成千上万人去看,那是文革时期才有的一个壮观。作者叫“李一哲”,是三个人的名字,王希哲(音)现在还在。就引起了整个社会极其强烈的反响,都传到了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离广东很远,在我们小圈子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是一个爆炸性的大字报。提出什么问题呢?首先提出来对文革的批判。批判的苗头指向了林彪,有特地背景的,因为不能指向江青的,而且他们当时还是崇拜毛主席的,所以不会指向毛主席,只能指向林彪,实际上是指向了整个文革。说林彪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实际上是对文革的批判,认为文革是封建法西斯专政。要解决这样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怎么办呢?他们提出要重新修订宪法,要制订人民民主宪法。所以对宪法的追求一直贯下来了,他们叫什么呢?叫人民民主宪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文革期间老百姓所提出的要求要写进宪法。

具体来说他们要求的民主权利是什么呢?是四大权利,而且要求写进宪法。第一,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就是人民民主,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第二,对党和国家各地领导的革命监督权,一个管理权,一个革命监督权;第三,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撤换官员权;第四,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自由,还特别提出允许反对派的公开存在,公开的自由。这个观点跟陈尔晋提出共产党两党制是互相呼应的,允许反对派出现。

我们看今天提倡的制宪运动,其实先驱者就应该是他们,他们提出的,这是民主和法治。另外一个提出中国需要思想启蒙,但是他们对中国思想启蒙的理解是非常特别的,他们认为所谓启蒙,关键是在于要人民认识自己,人民成为社会的自觉的成员。也就是说强调劳动者的觉悟,启蒙运动最终目的是促进劳动者的觉悟,劳动者一天不觉悟,一天不认识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不能参加社会生产权利,就一天不能够保持被愚昧,被愚弄的可悲地位。所以明确提出来,启蒙的目的是要使劳动者成为自己的主人,劳动者的觉醒。这样民主、法治和启蒙,就成为了第二个思潮,可以说占主导性的思潮。

第三种思潮,主张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农村体制。这个倡导者是谁呢?是一批高干子弟,和前面不太一样,前面都是一些平民的子弟,这个是高干子弟,而且其中最活跃的分子,也就是今年以来最活跃的一位先生——张木生,最近他非常活跃,提了很多主张。他是高干子弟,属于高干子弟中一批比较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也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这样一批人,提出他们自己的系统的主张。当时争论得非常厉害,在争论中张木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不要给我乱扣帽子,我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提出一个呼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句话今天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话,但是文革期间强调革命,造反,不顾老百姓的民生,不断的折腾,现在提出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也就是要求把从革命狂热回到现实,从乌托邦理想回到生活常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话说得很普通,但确实反映了一个思想的巨大变化。从革命转向建设,从乌托邦主义转向现实。这是第一个主张,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第二个主张,要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顾准,他在同时期也提出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要发展经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第三个主张,发展生产力从哪里突破?当中的问题很多,从哪里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发展生产力呢?明确提出要从农村的改革开始,把目标转向农村。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希望,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在农村,这也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显然跟我们刚才介绍的知青到农村去,对中国农民,对中国土地有深刻理解,对农民有血肉联系以后,很自然和提出来中国的改革要从农民开始。第二,他们强调中国的改革要从体制内改革,进行体制内的改革。所以大家看他的指导思想,跟我们前面讲的不太一样。我们前面讲的,像第一类陈尔晋代表的,对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这派是最激进的,是体制外的反抗运动。第二派主张民主和法治,他们也是采取街头政治的方法,贴大字报在街头,发动民众起来游行、示威、反抗,是街头政治的办法。而这一派是主张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改革。所以张木生他们很厉害,很有远见,当时就设法和胡耀邦进行了联系,就得到了胡耀邦支持。所以中国后来的改革都在酝酿其中了,因为他们本身是高干子弟,他们也了解情况,要通过上层推动这样的改革。农村的改革又从哪里入手?从解决农村的体制问题入手,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这一派提出了一个是以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为目标,具体的是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要从农村开始,从体制内部开始,而且最后要从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入手,整套改革的方案。

当时其实有类似思考的人很多很多,顺便再讲一下张志新,我不是说中国有三大圣女吗,林昭和林希翎都讲了,还有张志新。张志新和前面几个不太一样,张志新其实典型的“党的女儿”,很典型的党的女儿。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找党,找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始终坚信共产党的理想,坚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她认为当时的党已经不是党了,党背叛了你自己的宗旨,你自己的理想,我要坚持我的理想,我的宗旨,我要坚持共产党员。她理解的共产党是什么呢?她理解的共产党是五条。第一条,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不能忘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党,社会基础是工人、农民,不能忘记工人、农民的利益,这一点她和前面的民间思想者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工人、农民的利益上思考问题的。包括提出的人民主权,也是在工人、农民利益上提出来的。第二条,坚持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也是共产党员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第三条,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要敢于面对真理,不管真理多么痛苦。第四条,共产党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坚持走自己的路。所以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宗旨,所以她是党的女儿。我们从今天看,张志新真正不愧为共产党的党员,她是真正喜欢共产党宗旨的,但是恰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党员却被党自己给杀害了,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

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那几点思考,我们看看,后来实行的怎么样,所以我们注意到张木生的方案基本上完全实现,后来改革就是这些方案,就是他提的使老百姓过好日子,从农村开始,从体制内部改革开始,都是按他的路线实行。所以张木生今天为什么气壮如牛呢?就跟这个有关,当年给你们指路,现在又给你们指路,所以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今天指路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第二,也可以看出民主和法治启蒙,确实成为80年代的三大主题,民主、法治和启蒙。但是,我们仔细的看,我们可以发现80年代的民主法制启蒙和70年代末所提出的设想之间有巨大的距离。刚才讲文革后期提出的民主法制,核心是使劳动者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样一个观念,劳动者管理国家,劳动者的监督权,批评权,恰好在后来,特别9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使得劳动者反而成为了改革的受害者,这就是后来中国的问题。

另外,你要注意他们讲的启蒙主义,也使劳动人民自己觉悟,劳动者的觉醒,这恰好也是我们80年代、90年代启蒙主义拥护的。80年代的启蒙主义基本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强调提高知识分子,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确实忽略了他们提出的这个劳动者的觉悟,人民的觉悟。所以从表面看起来,80年代是继承了民主法治和启蒙这个传统,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背离的。更严重的是,陈尔晋他们提出的从体制上解决特权阶层问题,不断被搁置,完全是不知道的。人们对前面讲的都熟悉,就是对陈尔晋的不知道,因为完全被抹煞了。而正因为我们忽略了他们所提出的从政治体制上来解决特权阶层问题,反而就使得一直到现在特权阶层问题越来越严重,一直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很明显的是割断这段历史。这跟我们在80年代对文革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文革都是一片废墟,摧毁了重来,但是忽略了文革当中有很多很可贵的资料,我们全盘都否定掉了。我们老是这样,后一个把前面彻底否定掉,1957年反右,然后到了文革初期的时候,因为认为那都是右派,跟右派划清界线,右派的思想资源及不能继承下来了。80年代又把文革的资源全部拒绝了,我们不断的拒绝遗产,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我一般整理历史的时候都非常感慨,很多学者认为重大的发现,其实别人早就说了,人为这个付出生命代价。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到底是谁呀?他们是真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那个时候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而且先驱我们称之为是坏的东西,要把它抛弃掉,遗忘掉。所以我们总结起来看,民间思想者实际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遗产,我们长时间忽略它们,长时间遮蔽它们,以至于在座的年轻朋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中国的思想发展是一个断裂状态,不断的断裂,一切不断从头开始,这是我们中国思想没有得到更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yyy总结起来说,民间思想者留下了两个遗产,一个是思想遗产,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比如说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会出现特权阶层,到今天还是中国的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思想,民主、法制,人民主权,启蒙,等等,还是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精神遗产,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个遗产可以从多方面阐释,我觉得其中最可贵的是这样一种精神,不停地寻找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寻找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这个精神我们太缺乏了。所以我一直想林昭和她战友的那句话,以及当年右派的话,说我们心是颤动的,我们的血是热的,我们的灵魂是圣洁的。我觉得这些民间的先驱者今天就站在我们这里,逼问我们每个人的良知,你的心是颤动的还是死的?你的血是热的还是冰的?你的灵魂是圣洁的还是脏的?

主持人:谢谢钱老师的讲演,钱老师愿不愿意再继续简要地讲一讲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思想,还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提问?

钱理群:那就接着再讲讲。今天为什么要从头讲起呢?我们要了解80年代的中国,必须对70年代末期的中国也要了解。要不然觉得突然变成这样,其实在文革后期就准备好了。这三种力量不但有理论,而且聚集起来,所以文革一结束,首先出来活动的是前面两派,就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派和主张民主和法制的一派,他们首先出来了,这是历史给他们提供的机遇,这形成了西单民主墙,骨干力量就是这批人。陈尔晋那个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西单民主墙办的刊物散发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文章。西单民主墙和一批民间刊物的出现,大概就是1978年到1980年底,这样一段时间。西单民主墙提出的问题,还是他们已经准备好提出的问题,提出了法制问题,民主问题,言论出版,结社,特别是结社自由的问题,没有出现大量民间组织和大量的民间刊物,而且他们开始准备联合起来了。也讨论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实际上这批民间思想者跟毛泽东有非常纠缠的关系,首先是被毛泽东唤醒的,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很难接受到另外的异端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当中有一部分是异端的,以后有机会讲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有两部分,毛泽东有孙悟空的天性,喜欢造反,所以他思想中有一部分是异端思想,首先是被他唤醒,起码我自己就是被毛泽东唤醒的,和毛泽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是我们的精神之父,所以我们把他的异端思想得到更彻底发展。但是,毛泽东恰恰不允许你把异端思想彻底发展,因为他有一个前提,就是维护一党专政,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有各种想法,但是超出这个东西之后他就倒过来镇压你。

所以在文革中经历开始是被毛泽东唤醒,然后最后又被毛泽东镇压,这样一个过程,就逼着要思考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崇拜毛泽东,到被毛泽东唤醒,到最后走出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个问题在西单民主墙里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我今天看很多年轻人又相信毛泽东主义了,我觉得这个历史在重演。我们过去讨论过,争论得很厉害,西单民主墙主要是这个问题。西单民主墙开始的时候是和党内的邓小平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当时邓小平他们要打倒华国锋,他就利用民间力量,所以邓小平曾经公开宣布支持西单民主墙。但是一旦从华国锋那里拿到权以后,他倒过了就镇压西单民主墙,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到80年的时候,民间组织、民间社团、民间的刊物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就面临着选择了,怎么办?怎么对待这些民间思想,民间刊物?当时党内有三派,最激进的一派是周扬,周扬说就应该允许反对派存在,将来我们开全国文代会,要允许文艺界的反对派出现,他是最彻底的。胡耀邦他们主张要立法,把反对派纳入法律的轨道,因此要建立社团法等等,用法律手段引导到一条健康的道路上,这是第二派。第三派是以陈云为代表的,陈云就讲得非常彻底了,他说你们知道国民党怎么垮的?就因为共产党利用他给我们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我们才造成革命,把他搞倒的,现在绝不允许别人用这个方法对待我们,我们绝不允许别人再用这个方法,所以必须不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决彻底。所以1981年1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一个决定,取缔民间组织,取缔民间刊物,而且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人都抓起来了,这是西单民主墙的运动。

后来这些民间思想者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这些人一块儿讨论,1977年高考恢复,高考恢复有一个意义,高考恢复后使得民间思想者这批人分化,一部分进入高校了,进入体制内了,一部分人还是民间反抗,所以西单民主墙那部分是没有进入高考的,继续社会民主运动。进入大学里的,他们的思想没变,就和他们配合,于是就有了1980年的北大竞选运动,其实是这个背景,就是我说的北大第三次辉煌。北大的竞选运动是中国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次真正民主的选举运动,当时有十几个人提出竞选者,而且每个人都组织竞选团,而且每个人都发表竞选宣言,发表竞选演说,和选民见面,选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真正的一个民主选举。当时想通过这样的手段使中国的民主在大学里开始,尤其是北京大学开始,使中国的青年从一开始就有民主的训练,不仅民主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训练的问题,是很自觉的民主训练。当时为什么允许它存在呢?有一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连邓小平自己都没有下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走,是处在一个思考选择的过程中,下一步中国改革走什么路,他自己也没有定下来。趁历史这个缝隙期间,北大学生就搞了这个运动,提出非常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就讨论如何评价毛泽东,第二个讨论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将从何处走。

大体上当时是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激进派,一派是稳健派,其实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激进派最有名的,后来当选的胡平,他有一本书叫《论言论自由》。他们都在讨论撬动中国改革阿基米德的支点在哪里,胡平明确提出来言论自由,必须从言论自由开始,中国的改革从这里入手。还有一些人就提出要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当时强调两个权利,一个强调劳动者的权利,一个强调知识分子的权利,也就是说激进派主张政治思想的体制改革入手,稳健一派主张经济改革入手。当时无论是激进派还是稳健派,他们有两个问题是共识的,一个共识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必须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全面的改革,分歧是从哪开始,哪一个优先,但是他们都觉得中国的改革不能是片面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而且已经明确提出来改革的目的一切是为了人。所以他们对当时所谓的四个现代化是提出质疑的,只提物质方面的要求,四个现代化都是物质的要求,完全忽略人的解放,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这四化是要变质的,所以当时已经提出来这个问题,这是他们的共识,要全面改革。

第二个共识,中国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互相配合。不仅是配合,而且是互相制约,这是很明确的。后来就看到了结果是什么,最后被否定掉了,不是全面的改革,而是单向的进行改革,最后的改革不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而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把自下而上的改革给抹煞掉了,中国从此走上了一个畸形的改革道路。这种畸形的改革道路毕竟是改革,所以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是畸形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到北大的选举运动。当民间的力量,民间团体,民间刊物被禁止了以后,中国民间改革怎么办?这是一个难题。这个时候那些第三派的人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主张体制内的积极改革的这批人就发挥作用了。可能大家知道,后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是有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果然是按着他们的思想,从农村改革入手,而且从人民公社体制入手。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头就是当年的第三派的代表人物,那个时候已经和胡耀邦有关系了,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

这个组织看起来是半官方的,因为纳入了体制里面,但是有很大的自主权,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是一批年轻人,是一批文革后期培育出来的有理想,有抱负,又了解中国农村情况,因为他们比较年轻,结构也比较合理,有相当多的人是理工科的学生,这批人后来就逐渐的被上层领导重视。因为上层领导,特别是赵紫阳、胡耀邦体制的时候,他们也觉得现有体制内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他们想利用一点儿体制外的民间力量给他们提供一些决策的咨询,所以就得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所以他们就在全国各地做调查,做研究,而且他们很自觉的提出战略思想,中国改革的一些战略思想,都起了很大作用。显然是有党和政府组织的,同时又是民间力量的配合,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在农村的改革是成功的,这个成功的经验我觉得主要是当时的党,因为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和民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比较能够听农民的呼声,所以听取了农民的意愿,按照农民的意志,又得到了民间的支持,所以采取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农村改革的方案,支持民间的呼声和要求,使得中国的农村改革获得成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开始聚集在一些刊物的周围,一些丛书的周围,这个时候出现几套丛书,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走向未来丛书,当时三大民间组织,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一个是“世界与中国”丛书,还有就是什么文化书院,大概有几个刊物为中心,或者以编丛书的委会为中心,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就聚集了很多研究生,我们都参加了进去,这些组织是建设生为主体,参与了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又有民间形式的参与。后来的问题,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中国改革的撬杆是什么,阿基米德的支点是什么,原来是以农村改革发展生产,经济改革为支点,下一步怎么办?邓小平是比较明智的,他看出问题了,下一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提出来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中国共产党是跟农民有血肉联系,比较容易听农民的意见,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就不是农民了,主体是知识分子,还有工商界,还有市民,还有工人,这四部分人后来就成为“八九”运动的核心,就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商业者,市民和工人,这四部分人,特别是前边两部分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共产党是不信任他们的,缺乏信任感,就不可能信当年支持农民那样支持他们。本来这批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骨干,但是他们却觉得你们政治体制是别有用心,反而成为打击对象。所以“八九”运动最后悲剧的产生就是这个原因,“八九”运动核心提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从制度上反对腐败;第二个要求,真正的出版、结社、言论自由,特别是结社自由。所以当时北大学生首先成立学生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跟现在学生会是不一样的,是自己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社团。后来知识分子也组织起来了,工人也组织起来了,这个就不能容忍了,就超过了底线了,陈云说得很清楚。

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前前后后有好几次,第一次,1957年毛泽东就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是文革,他也希望搞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次是邓小平,1980年提的,第四次是邓小平1986年提的,第五次是最近这些年提的,但是中国的改革一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了瓶颈,利益冲突就非常尖锐了。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把动力变成阻力,错误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是改革的动力,但现在看是阻力。所以我觉得总结中国这几年走的路,大概是这么走过来的。


主持人:好的,现在就开始提问吧。

学生1:钱老师您好,刚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陈尔晋说的那本书说到共产党的两党制,前两天我跟同学也说过,提出共产党可以分成共产党A,共产党B,共产党C,今年听到您提到两党制的问题,我觉得跟我同学的观点有点儿类似,如果说真的有可能的话实现两党制,应该具体怎么操作?跟咱们国家的宪法是不是有冲突。陈尔晋说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可宪法上是反对这个的,这两点是不是冲突了?

钱理群:其实毛泽东有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事实上共产党已经好几派了,我们都能感觉到了,只不过不愿意往前跨一步。为什么两党制?有两个一个客观现实,大家觉得共产党之外再成立一个党不太可能,而且也绝不允许,这个就很复杂了。你刚才问的问题不属于我的范围了,我是思想家,讨论思想问题,你属于政治操作的问题,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了。网上就有两个党,一个是工人党,一个毛泽东主义党,我现在搞不清楚这个党是真的实体还是网上的一个虚体,经常看到他们发表各种宣言,但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学生2:钱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薄熙来唱红打黑?后来全国兴起唱红热,您怎么看?

钱理群:法学院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说得很好:“鼓励唱革命歌曲,不准革命,大演建党伟业,不准建党”,其实本身充满着矛盾。红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部分都是革命时代的,建国后的比较少。而且革命变成一个执政党,老讲革命党的历史,就有点儿怪了,但是有一个背景,渲染怎么打下红色江山的,在我看来,某种程度是为太子党上台做舆论准备,就有合法性了。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今年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严峻的一年,借用英国首相说的“英国病”,实际上今年所有国家都病了,英国病了,日本病了,美国病了,瑞典也病了,所以今年是一个世界空前危机的时代,全球都病了,各种社会体制,各种模式都病了,内部矛盾都暴露了,今年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感,另一面就是变革感。整个世界的思潮是什么,危机和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大唱红歌,绝对不清醒,如果中国真好,真的风景这边独好也可以唱红歌,问题是你自己危机重重,绝不亚于别人的危机,你却不正视,还要用虚假的,所谓光荣历史的回忆来掩盖这些,我最担忧的是不清醒。一个民族不清醒,一个民族有危机不要紧,一个民族不清醒是最大的问题。

对于今年唱红歌,我感到很痛苦,就是表现出不清醒,或者制造不清醒,制造虚假的假象来掩盖矛盾,这是最大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谈自己国家的危机重重,都在那里骂,这是好的,批判自己的体制,自己的问题,这是改革的前提。而中国恰好不做自我反省,不做自我批判,不做自我审查,而是不断的歌唱自己。中国如果出问题,我觉得将来要出在这里,就出在不清醒。别人改了你不改,但是改革是一个世界潮流,我觉得要放在世界性的危机和改革的思潮来看,这个唱红歌问题非常之大,这是我的看法。

学生3:钱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的从60年代到70年代,相对于体制内部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经过从乌托邦到现实的立场转变。您认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民间思想,他们是不是真正经过对中国现状的理性思考,还是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受到条件的限制,是从书本中获取了一些思想,然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对现状不满,把这两者结合,而没有经过更加现实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

钱理群:从我刚才的叙述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北大学生在校园里面提出来的,当时我在校,这些人在同学中很少,属于同学中少数的比较能思考问题的一些同学,他们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有一个背景,是苏共二十二大。苏共二十二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而且揭发了工人运动中很多问题。再加上当时世界有一个改革运动,或者波兰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的运动,这批人基本受这个影响,用这个思想对照中国问题,所以发现了中国问题。他们的思考可能有你的问题,他们从书本上,从理论上对现实进行批判,缺少更少的根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到后来,林昭他们,《星火》那批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到社会最底层了,已经经历了那个现实,他们不是不了解中国国情,他们恰好是因为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再来思考问题的。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更加如此,文革后期,他们在农村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之后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所以书斋里的思考走向中国大地,和大地的人民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我今天来不及展开讲了,民间思考有很大的局限性,局限性在哪几方面呢?第一,思想资源非常有限,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同学们是有书不读,我们是想读书读不到书,所以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书我们都看不到。所以读禁书,为什么刚才讲那么难,要轮班读,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源非常之有限。从另一方面说,理论准备严重不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这些思考者本身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取一个词叫“半大孩子”,因为他们都是16、17岁,18、19岁,可能比在座的诸位还要年轻,而且他们的学历,他们的知识都不如你们,是这样一批人。本来思考中国的改革,建立这种理论是知识分子的任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承担这个任务。相反,思考中国问题的,做理论建设的人,倒是这些半大孩子。半大孩子一方面可以说精神可嘉,而且非常了不起,但是另一方面是非常有限的。第三,所有这些民间活动有一个特点,都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这个压力对人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是体会到这一点的。而且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1957年,从“519”那天贴大字报到6月8号就开始反右,所以历史给北大的学生只有20多天的时间,让他们自由讨论,自由发言。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思想资源很重要,但是留下的东西非常少,而且都是一些片断,就是那么几句话。如果你们不了解历史背景,就看这些资料,会感觉这这么一点吗?不知道这一点是怎么来的。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民间思想先天不足,留下的东西不多,正因为不多,所以特别地可贵,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中国的改革,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缺少理论的指导。中国始终都没出现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需要理论指导,所以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这么曲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认为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学生4:钱老师,您觉得理论能够指导改革吗?或者说改革需要理论指导吗?

钱理群:当然需要。比如很简单的问题,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这么一个基本判断,以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界,共产党成立60周年是应该庆祝,为什么呢?因为共和国成立60年以后,共和国努力了60年,我们中国基本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中国统一了;第二,中国独立了,现在中国完全是独立的国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自己的选择;第三,中国基本解决了大部分人吃饭问题,而且经济开始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老一代人其实担负的就是这三大任务,看起来很简单,独立、统一,经济发展,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口这么众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当然,从另外一面说,付出代价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完全了三大任务。如果文革后期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今天的中国和当年不一样,今年的中国跟世界连在一起了,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所以中国向何处去实际上影响世界向何处去。这样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经济发展的中国往哪里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类似文革后期的任务。

下一步怎么走?我提出一个理想主义的说法,我们要重新建立新的制度建设,价值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活建设。这就涉及到价值的问题,包括在座的各位,大家感到非常苦恼,非常痛苦,一个原因就是失去了价值理想,我们没有价值理想。我们这一代本来有价值理想,我们的价值理想就是革命,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革命问题这么多,我们也很困惑,我们对革命进行反思,但是又不能抛弃革命,我们这一代就陷入了困惑中。而你们这一代呢,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价值问题,所以新的价值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是需要有理论基础的,给社会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念,提出新的理想。社会的发展不是空想出来的,要重实践,这是一个理论实践互相交替的过程。

所以我总觉得知识分子对时代最重大的要求和贡献,应该是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价值理想。历史上看,马克思提出马克思主义那套理论,对后来世界发展影响多大,包括思路也影响也很大。我们讲理论对演示的影响不仅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错误理论可能带来错误的实践,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理论思维。尤其是现在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确实需要新的社会价值影响,理论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讲的理论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确实是需要的,这是我的认识。

学生5:钱老师,我有三个问题想问一下。

第一,您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最近我感觉中国思想界开始更加关注胡适的价值,您认为现在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鲁迅式的学者还是胡适式的学者,还是您觉得鲁迅和胡适本质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个人对文革和反右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但是现在一个困境,第一是在研究材料上非常受到限制,各方面都不会鼓励你做这方面的研究,你不可能把这个作为论文的题目,就算做出来也不会发表。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为这段历史的铭记做一些什么?我知道您曾经写过《1957学研究笔记》,我们青年一代应该有这个责任,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三,您刚才提到北大历史上的四次高潮,其实都是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历史,您觉得作为一个本科阶段,是不是应该直接投入到政治活动当中?因为包括“五四”运动中,胡适校长并不赞成学生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更鼓励学生在本科阶段以学术态度来学习,不要去直接参与政治,不知道您对于这一点是怎么看的,谢谢!

钱理群:你提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说过很多次,我们这个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夫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鲁迅,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胡适,而我们老是把他们独立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事。别的国家很羡慕我们,我跟很多韩国、日本朋友接触,他们说你们中国有鲁迅,我们没有,你们中国有孔子,我们没有。这是中国的三大宝贝,我们多自豪,这三个人是可以走向世界的,但是我们老把他们互相对立起来,这个问题很大。

比如胡适和鲁迅,他们是有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简单说起来很简单,鲁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一个车倒了,有几个态度,一个态度是把它扶起来,一个态度是把它推倒,还有一个态度是我看着它倒。胡适属于扶起来的,他对国民党的政权是扶的态度,当然他对国民党有批判,但是他是扶的态度,不让它倒。鲁迅是不推,看着它倒,因为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就倒吧,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对现实有批判的,这是共同点。但是胡适是体制内的批判,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另外,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有区别。鲁迅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所以他更注重思想启蒙。因为他觉得人心里不变的话再好的东西都不行。而胡适更重视体制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对国民党政权一直要扶持呢,不管国家怎么搞,只能帮你又批你,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我认为应该是共存的,而且应该是互补的。每个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坦白说,我更倾向于鲁迅。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鲁迅思想更具有原创性,而胡适思想缺少原创性,因为胡适很简单,就是把英美的东西搬过来,照着做就行了,鲁迅是探讨一条中国自己的路。我曾经做过很简单的比较,如果有机会听两位的演讲就会发觉很好玩的事,胡适演讲就很明白的告诉你往哪里走,所以学生听完他的课眼睛发亮,说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而鲁迅演讲,刚说一个命题马上就怀疑不对,你听着搞得很简单,到底怎么走不知道,这是两个人的区别。我为什么倾向于鲁迅呢?因为鲁迅偏向于思考,思考问题,而且鲁迅思想更用原创性。比如说鲁迅利国利人的思想,我觉得非常可贵。他的理论就是批评,中国现代化道路,他说物质不是现代化,单纯物质不是现代化,单纯科技不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人心,是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这个思想到今天都有价值。

所以我自己感觉,中国向何处去,鲁迅的思考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起点,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个人认为鲁迅更重要。但是可以注意,现在当局对鲁迅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第二个问题,在座的同学可以做什么研究,可以做什么工作,我们刚刚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其实在座法学院的同学,从我的叙述中就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是法学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可以做一些具体的研究,比如说1957年以后,比如说《劳动教养法》,其实在1957年之前就开始修了,真正制订是1957年以后。1957年以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可以做一些法律研究。我刚才讲的民间思想,如果你要研究法学史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料,具有法学史研究的价值。对具体的立法、法律的制订,1957年以后,当时法学界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具体研究,回避大的政治前提,现在中国在这种大的政治前提是不让你做的,但是你可以做具体的题目,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我也是呼吁,1957年是影响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各领域都产生变化,1957年前和1957年后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在各学科不同研究的,所以是一个综合的,多学科的研究。这个研究不必打着旗号,你说1957年研究,那绝对不允许,不打旗号,但是做的是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我觉得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今天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我谈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广,各方面都有,多学科综合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问题。胡适是有一个看法的,我也同意胡适的看法,是在一个正常的,健全的社会里面。1989年学生运动我就做过演讲,我就讲这个问题,我说面对青年学生,我很痛苦,是我们大人没有把国家搞好,然后让孩子出来说话,这是不正常的。在健全的社会里面,青年学生的任务主要是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怎么样充实自己,积蓄力量,不是去打的时候,这是正常的社会。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只有青年出来。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蔡元培先生是反对北大学生去游行示威的,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五四”游行,这把火是蔡元培点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晚上听到消息,说是《巴黎和约》要签订了,要阻止《巴黎和约》的签订,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只有找学生出来,所以他连夜召集学生开会,这个火是他点的。为什么点?就是在非常时期,大家都不觉醒,大家都蒙蔽,这个时候青年首先觉醒,首先喊出呼声来,然后引起社会的争论。其实北大这四次辉煌都起了这个作用,因为青年有一个特点,比较敏感,敢于提出问题,思想比较活跃,所以很多问题都是青年首先喊出来了,起到一个登高一呼的作用。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原因很简单,青年没有力量。后来可以看北大的“八九”运动到什么地步呢?学生只好绝食,他没有别的,只有生命了,因为青年是没有力量的,就靠生命来拼死唤醒民众,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的,是不需要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青年热情,大家很容易被利用,会被个人利用。文革时候的北大,文革时候的清华,问题就出在这儿。文革时期的北大,青年学生,被当时党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利用。我心里很矛盾,一旦青年参与运动我就很紧张,因为我觉得青年没有理想,第二,我怕他们受骗,怕他们上当。但是有的时候觉得青年不喊,也喊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矛盾。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还是认为青年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干预政治,不是去参与政治活动,更重要的任务还是学习。我对志愿者运动很感兴趣,我主张青年学生不能只关门读书,还是要适当的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至少了解中国的国情。现在大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仰,怎么建立信仰?在青年时期有两条,第一条读书,寻找各种思想资源,读得越多,资源越多。另外一条,适当的参加自由活动,参加社会实践,目的是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国情以后才可以确定。总体来说,还是应当是一个成长阶段,还不是付出的阶段。

学生6:钱老师您好,我也有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第一个问题,对于当下民间的一些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于军国主义的思潮,您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后发的国家,必须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呢?如果是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负面的效果减低到最低的程度。第二个问题,对于目前民间乃至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犬儒主义的风气,您有什么看法?这种风气在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吗?或者说在我国前几十年思想发展脉络中是不是有其源流?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应对?第三个问题,时至今日,您觉得中国的民间思想是不是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如果有的话,从您的经验来看,从过去几十年经验来看,有哪些比较好的发展和传播的方法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另外,比如今天的一些新兴的手段,比如网络,作为民间思想的载体,您认为有什么利弊?谢谢!

钱理群:这也是两难的问题。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怎么看待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自己也很困惑。一方面,我始终认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现在并没有世界大同,毕竟不是一个世界大同的社会,所以不能没有民族情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民族情感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利用的。比如说大跃进怎么发动起来的,也建立在民族情感上,当时中国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有这种要求,但是走极端,反而带来了灾难。要求改变面貌的民族情绪,纳入到非理性的轨道以后,最后就给民族自己带来的灾难。比如说文革,也有一定的基础,中国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要对人类做出贡献,中国是大国,这很容易煽起民族的情绪。但是这个非常容易被利用,被利用这里面就有什么问题呢?我要区分一些东西。民族、国家、政党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混淆的,政党代表国家,国家代表民主,你要是爱国,爱民主,就要爱这个国家。而且现行体的国家,你得爱这个领导,爱这个党,现在是混乱的,这个逻辑很容易上当。

所以我觉得“五四”以后,现在大家很简单的把“五四”作为爱国主义传统,当然也有道理,因为“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爱国运动。但是可以注意“五四”时期,陈独秀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判国家独立。爱国和国家主义是两个概念,我觉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两个概念,国家主义是什么意思?是把国家利益,特别是代表国家执政者利益,什么叫国家利益?就是把国家利益,实际上执政者的利益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所有人为这个利益牺牲,这是必须批判的。它和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主义永远被利用成国家主义。所以当时李大钊就明确提出来,爱人比爱国更重要。这个问题有许多理论的问题,既有感情问题,又有理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威胁确实是国家主义。因为经济发展了,现在有的人把中国经济发展了,实际上由经济决定了人的思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说明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模式是最好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而且把它推向全世界,全世界危机了,只有中国这边风景独好。陷入这种国家主义思潮,而且国家主义背后有一个中华中心主义,我们的民族有一个弱点,我们没有世界概念,我们是中央概念,宇宙的中心是中国,我对这个非常警惕。有两个东西我一直反对,一个是中华专制主义,一个是中华中心主义。民族情绪,民族感情要有,但是要警惕,要爱国,要警惕变成国家主义,那样是会带来灾难的。刚才说青年学生容易被利用,这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座的青年,因为你们在没有别的理想的时候,爱国几乎成为了你们唯一的信念。我理解你们的爱国思想,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你们爱国是对的,但是切忌严防被利用。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现在整个情绪,我要说一点,大家不用把现在的问题太夸大,我认为任何时代都有。文革后期更严重,比现在严重得多,因为看不到任何一个出路,没有路可以走了,刚才讲的民间思想者是少数而少数,大部分人是混沌的,大部分是糊涂过日子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思想者,可贵性就在于这些思想者有承担意识的永远是少数,永远是孤独的,永远是痛苦的。孤独、痛苦是思想者的宿命,我也很痛苦,我也很孤独,但是我要说一点,思想者虽然孤独,虽然痛苦,但是他是充实的,从来没有空虚过,因为他有一个追求,有一个信念,而且为这个信念在努力,在做事情,我就觉得踏实。有一篇小说叫《智慧的痛苦》,痛苦没有问题,痛苦是和智慧连在一起的,痛苦和思想是连在一起的,所谓的思想者就是痛苦的。如果你想做思想者,你就准备痛苦和孤独,但是它是有价值的。我今天为什么归结一点,民间思想者的精神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献身,就是针对当下的市侩主义,个人利益就是一切。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夸大,另一方面,跟自我选择有关,如果选择了就做这个准备。

第三个问题,当下中国有三大民间运动:

第一大民间运动就是维权运动,这在法律界介入得不少,法律界最好做的事情就是介入维权。

第二个运动就是网络运动,这个网络确实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网络民主下一步怎么发展还要再观察。当然,网络是双刃剑,网络民主有好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可能造成网民暴政,多数压迫少数人,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特别是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可能网络民主的作用更大,可以冲破很多思想的束缚,这方面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曾经给一个年轻朋友写信,我说你坚持理想要坚持下去必须找朋友,不能一个人。朋友怎么找呢?班里找不到,就到别的系去,别的系找不到就去学校里找,再找不到就到网上去找,网上再找不到可以到书里去找,书里可以找到你的朋友,你的支持者。我预感网络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会比较复杂,不是单一的一个发展,因为网络就是一个双刃剑。

第三个运动就是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青年志愿者,或者叫义工,有各种说法,就是社会组织。我对三大民主运动,前面两者基本没有参加,维权没有参加,网络也没有参加,我参加的是志愿者运动。因为我分析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未来有发展可能性,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单纯从统治的角度说,政府不能老跟着民众这么顶着,政府要么把民间镇压下去,镇压下去就变成民间暴动,政府也不能接受,社会组织正好是政府和民间中间的环节,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社会组织还会有发展空间。而且现在中国社会组织已经有合法性了,大家也看到有一个领导权的争夺,想控制社会组织,按他的办法做,你怎么反控制,怎么在他的控制当中再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最近跟很多年轻人提,在中国你想做事不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没有余地的,包括网络,包括维权,都有一定参加的空间。

另一方面需要有两个精神,一个就是韧性精神,鲁迅说所谓韧性精神就是要准备一代、两代、三代,不要想在你这代就解决问题,我是不想,但是我觉得你们恐怕也等不到,我说得比较悲观,你们也等不到。中国会慢慢往前进,但是绝达不到我们想象的那一步,这是一代一代的事情,要做长期的准备,所以要慢,不能急,但是不停止。我提倡鲁迅的一个做法,也介绍给诸位,鲁迅说你要在中国做事,定一个目标,有几个做法,第一种是急于求成,不吃不喝,拼命干,坚持不了几天。第二,一边干,一边按自己的理想去做事情,另一方面照样谈恋爱,照样读书,照样玩儿,然后就可以坚持下来。所以我概括为“边打边玩儿”,我们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只玩不打,大部分青年都是只玩儿不打,另一个是只打不玩儿,坚持不了多久,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边玩儿边打。我现在就是这么生活,我边玩儿边打,我每年发表一、两篇文章,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他们不舒服了,我就玩儿,到处去旅行,我到全世界旅行,边打边玩儿,把它当成生活,不是说非常时期一定要做了不起的事,我是边做边玩儿,该看戏看戏,该谈恋爱谈恋爱,照做不误,但是我时不时打一枪。第三,首先要有智慧,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不是被控制,现在没有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地步,没有那么因为,也没有那么可怕。有人说现在的问题太多了,压力太大了,做不了事,我觉得这是懒汉的说法,是逃兵的说法,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做事,问题是你要寻找缝隙。而这个缝隙当中免不得要有妥协,但是妥协要掌握度,过度妥协就变成市侩主义了,怎么又妥协,但是又有度,这就要智慧。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需要的就是这两个精神,一个是韧性精神,一个是智慧,韧性加智慧,这样有可以应对了。

学生7: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到在咱们国家也有几次机会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政治改革没有进行下去,我可以猜测是遇到了阻力,可以把这个阻力因为特权阶级。我想问一下关于特权阶级,在当下您对它是怎么认识的?在体制内进行的任何政治改革,从一个历史的纬度去看,它所付出的代价都是特别大的,没有革命或者采用更加激进的方式消除得更彻底。但是因为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法学院的,法学院的学生的价值观念有一个取向,就是任何的改革都应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前提下,对我们来说也挺痛苦的,看到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有些时候也需要找激进的方式,但是激进和价值是有冲突的,这是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关于特权阶级您是如何看的,有没有很好的方式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以后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阻碍。

第二,前两天通过法学社,也突击回顾了一下钱老师以前走过的路程,特别有一本书叫《知我者谓我心忧》,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也知道钱老师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问题,想钱老师结合到自己的经历,也结合北大传统,谈一谈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您,您的价值追求到底是什么,什么支撑了您走这么平凡的道路?

钱理群:第一个问题,特权问题,要澄清一个概念,我认为现在改革最准确的说,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是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既得利益这个概念比特权的概念要大。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群体,准确的说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既得利益集团,一旦触犯他的利益,他就会全力反抗,但是当中的核心是特权阶层。另一方面,要澄清一个概念,不能认为所有当官的都是特权阶层,也不是所有体制内的都是特权阶层,那就是太激进的看法。包括体制内部,因为中国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封闭的,不透明的。其实体制内部很多人其实有很多改革想法的,不是完全没有改革要求,只是在体制下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很多在体制内的都是两面人,这种人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见体制就反,见掌权者就反,那样就走到无政府主义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同时也遇到你刚才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困难确实比较多,比如说今年我最大的感慨之一,比如说埃及把穆巴拉克赶走了,利比亚把卡扎菲杀了,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替代他的人是谁。现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前景未必乐观,其实很简单,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独裁统治下,不允许反对派的成立,不允许强大的反对派势力的形成,所以现在反对派是一个乌合之众,中国也是这个问题,不用管有多大的不满,谁去代替他?他也防止你代替他,所以任何有一点儿力量都给你灭掉了。所以中国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大家又不愿意社会动荡,特别是我们经历文革,经历大饥荒的人,动荡很可怕,我们希望中国在不动荡情况下平稳的改革,就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因为没有办法,促使他改革。但是他现在不太想改,怎么办?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现在确实有一个激进思潮,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代价太大了。我并不是有一个什么现实的办法解决中国问题,我也有很多矛盾和困惑,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怎么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但是又改革的路。但是我想到了一点,也是我这几年做的工作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最后还是要走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改革互相推动的路,我们能做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就是形成压力集团,民间的改革,形成压力,逼你改,你不改逼你改,就是壮大民间的力量。我参加的活动全部是民间的,包括教育改革,我参加的是民间的教育改革,民间的思想,民间的力量是很关紧的。我们现在只能选择在自己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也只能这样,因为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选择,这是我很困惑的。

我刚才说了,我是受鲁迅影响的人,我不是胡适,我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自己也犹豫不决,用鲁迅的话说还在彷徨阶段。包括刚才说的民族主义,我也很彷徨,比如去年钓鱼岛事件,一般我对于民间过分激烈的反应我是反感的,但是我还要站在政府这一边,还要支持中国的立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知识分子,但是我又对过分民族主义很反感,也很警惕,我就处于矛盾之中,所以最后结果我就是不说话了,就沉默,没有办法就沉默,经常遇到两难的一个选择。

你刚才问到我这么多年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要说一点,一个是大家不能完全根据我的著作来看我。讲一个笑话,韩国的朋友见到我,说钱先生,我们读你的著作,觉得你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很瘦小的人,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著作是把自己内心最痛苦的部分都告诉大家,其实还有另外一面,生活中我是乐观的,我吃得下睡得着的人,天大的事也拿得起放得下,再大的事也照样吃饭,照样睡觉,我是这种性格的人,所以大家有误会,以为我天天忧国忧民,那还活不活了?所以我刚才说边打边玩儿,我玩儿的时间很多,只不过你们看不到是了,不是天天打打打,那就不是我了,所以是有一个误会。

另外,说到我的经验,如果有机会我肯定要做一个公开演讲,讲我人生的梦想,人生如梦。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断做各种各样的梦,但是这些梦大体都还实现了。对我的影响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我是深受鲁迅影响的,鲁迅对我来说是精神支柱。鲁迅给我最得的影响就是他的“过客精神”,总要往前走,前方到底是什么也搞不清楚,也可能是坟墓,也可能是花圈,但是人要不断的往前走。我记得我在北大退休的时候,我跟北大学生最后的寄语就是这句话“永远往前走,永远往下看”,往前走,不管前面是什么,我要一步步往前走,绝不后退,这是过客精神,不管前面是什么,反正我要不断的往前走,这个过客精神给我的影响非常大。

另外一个是我的特殊经历,我在贵州呆了18年,我经常讲我的人身经验和自由经验,集中到一点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中国的最高到最低,中心到边缘,精英到草根,我是游走于这两者之间的。游走于高层,就是精英阶层,使得我有比较大的眼光,比较开阔的视野,但是又游走于底层,使我同时眼睛向下。所以和北大两极化,一个向前,一个向下。所以我最后的选择,我说不能有信仰,但是我选择的是从鲁迅那里得来的,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永远的批判,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前进。第二个特点就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我自己就是这两点,一个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我是永远批判社会的,因为我有一个彼岸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形成一个彼岸的理想,简单说就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切对人的压迫不管来自哪方面的,不管来自哪方面对你的剥削,我都要反抗。剥削压迫永远存在,中国式封建压迫奴役,美国式的精神压迫奴役,都是永远存在,但是我永远反对,为什么永远反对?就是有这样的理想,彼岸理想,所以促使我不断的往前走。我这些年坚持下来可能跟这样两个特殊经历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过得很快活,我每天都是很兴奋的做事情,而且感到一种快乐,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痛苦,但是我从不空虚。

学生8:钱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奥威尔的一些小说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集权体制的制度的秘密,我想问一下单从文学或者批评的角度,您怎么看奥威尔?就像回到开始的话题,从文学与法学,或者文学与医学的角度,如何评价奥威尔的作品?

钱理群:这个问题我交白卷,因为我不太了解奥威尔。

学生8:还有第二个问题,刚才我后面的同学问了一个问题,目前宪法的前沿,已经规定好了我们国家既定的政治体制和既定的执政党的问题,如果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可能会有它的一个方向,可能会是一个多党制,或者说根本的宪法制度,我们在当下如何理解宪法的价值,或者说如何解读宪法序言的问题?

钱理群: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认为宪法迟早要改,特别是序言,从操作型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宪法序言像我们这么长的,人家序言都非常简单,干什么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放到序言里面去讲呢?宪法不是干这个事的。我觉得修改宪法是必然的,这是一个意见。第二,在现行体系下我们不能推翻这个宪法,现在我们只能承认这个大的前提,我们也有要做的事情,就是督促宪法的实行。宪法规定很多,把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给我们,你落实下来,我不要新的,也不要改你的,但是我要你把宪法条文落实,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斗争,要有一个斗争的过程。不要很激进的,根本的推翻,那是不行的,说不定还要举这个宪法的旗帜,我推动宪法的事情,但是到一定的时候,这必须得改,不改没有办法往前走。

学生8:前几年《物权法》的时候,比较激进的言论就是说《物权法》是完全违宪的,通过这几年关于宪政讨论来看,是不是说在目前情况下,体制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可以先把宪法悬置起来,让它作为不仅是具体操作层面的法律,把它变成一种价值上的东西,如果说不做细致深入的学理分析的话,可能更多意义上是束之高阁。

钱理群:我有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1984年在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改革的目标从刚才介绍的文革后期的思想来说,它是要改变人民公社制度的,但是它并没有一开始就宣布要改变人民公社制度,而是一步一步地逐渐改,不动大的前提,从里面的实质内容一条一条地改。你刚才说的问题可能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先不动大的东西,逐步逐步地改,水到渠成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不太赞成过分激烈的观点,因为理由很简单,过激对老百姓没有好处,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们中国再也经不起大的动荡,可能只能采取这些办法。我觉得农民改革成功就是这样的原因,从基础做起,不动上层建筑,基础垮了上边自然就垮了,是一个自然过程,我觉得是很好的。

学生9:我问一下,刚才提到国家主义这种情绪,经济发展的成果确实比较令人注目,民主也容易产生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麻痹和狂欢,我想问一下,您认为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麻痹和狂欢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国家比较贫穷,而且之前一直对经济的问题让我们困扰很长时间,所以一朝发展带来了不是很清醒的认识,还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影响给整个国民的心态带来的影响呢?

钱理群: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我的态度就是这个,比如说唱红歌,有的老太太就愿意唱,我并不反感,他作为老百姓,有各种理由愿意唱红歌,我不反对。我警惕的是政府行为、国家行为。比如说刚才说到中国确实苦够了,突然有点钱了,愿意高兴,这是正常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经济决定的。

另外,我还有一点比较怪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统治方法有一个特点,毛泽东时代统治中国,要凝聚人心,要振奋人心,经常要用政治运动的办法,动不动搞一个政治运动。而且你要注意,每一个政治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了。大家不要以为毛泽东搞政治运动,包括反右,包括文革,都是他想出来的,也是有群众基础的。我们今天再搞运动不行了,我把它叫庆典模式,不断搞庆典。我们看2008年奥运会,然后是世博,中国最喜欢搞全社会运动会什么了,因为别的国家经济紧张,中国的钱政府决定花就花了,老百姓没有制约权,所以我发现全世界很多庆典都跑中国来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本质,把灾难也变成庆典,所以我觉得统治者是用庆典来凝聚人心,来提振人心,这个很危险,跟毛泽东搞政治运动在我看来差不多,我要反对的是这个,反对用这样的方法,用庆典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使大家不清醒,使大家真觉得我们中国了不起,觉得中国问题没有了,想掩盖这些问题,我反对的是这个。

对于老百姓,他们生活好了高兴,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且这很正常。包括红歌,你得承认老太太唱起来挺投入的,也不能说他愚昧,不能这样说他,要理解他,我是把这个分开的。

主持人:谢谢钱老师精彩的演讲。今天钱老师也非常辛苦,提前半小时就来到这里。在钱老师刚刚的演讲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两点,一点就是钱老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也就是对于世界和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北大学生应该牢牢记住并且汲取的精神,如果北大学生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么中国希望确实是比较渺茫的。第二点,钱老师是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谈问题的,他在书中曾经提出过乌托邦和现实世界、彼岸和此岸两分,钱老永远是采取一个批判的立场,指出价值取向之所在,那么在制度建设上,就需要我们法学院的同学从法治角度来进行一些脚踏实地的探索和实践。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钱老师今天的讲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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