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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郭国汀

人类历史上最恐怖最荒诞的大饥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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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4:52:49 | 显示全部楼层
the GLF touched off troubles within the PLA. troops openly criticized the regime they were pledged to defend. accounts of disaffection in the Army were disclosed in secret military documents distributed an published in teh early 1960s, which revealed that 480 of 600 men in an engieering battation, stationed in Wuhan, had families in " disaster areas" of Henan, Shangdong, and Gansu.(these documents obtained by the CIA, see J.Chester Cheng, ed.,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Stanfor, Calif., 1964)pp.279-80.


16 relatives of 60 soldiers from Sichuan had died between May and Dec 1960 as a result of food shortages(Chester 284).


in Many companies, poor conditions drove men to suicide. one unit reported eleven suicides in 1960(584).


in several instances, soldiers hard hit by the food shortages spoke out acrimoniously against the regime. a deputy spuad leader named Liu Shenghua, whose two sisters had died of edema, was one of those who could not restrain his bitterness. " at the time of my discharge, I shall not watn anything buy a rifle. "to fight the Party"!(287)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6:32:07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郭点评:柬普寨共产党除了在与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60万军民之外,在其夺取政权后的三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的直接指导,凭借超极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官员、军人,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一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以近似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和集中营的残酷虐杀和谋杀性的饥荒及体制性的强劳,屠杀和害死至少200万平民(包括妇孺老弱病残及40万华裔中的20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迄今中共政权不但从未谴责柬共屠杀华裔的罪孽,反而极力阻止审判柬共的国际审判);系统毁灭宗教,疯狂屠杀信众;摧毁一切传统文化,颠倒一切人类文明价值观;废除金钱,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消灭阶级,毁灭学校文化知识,迫害知识分子和一切专业人士,强制集体化,狂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近70万人;柬普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在于飞速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超级天才,狂妄地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极权的暴政,而红色高棉极可能是其中最野蛮、疯狂、残暴、无知、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个。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6:34: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11/11/2014 16:48 编辑

人为制造大饥荒大批饿死人
   
   1959年5月日越共秘密决议将战争延伸至南越。越共变拟发动类似中共的大跃进。胡志明于1958年10月日亲自撰写多篇文章,鼓励大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项目,结果由于干旱导致农业生产欠收,引发了一场受害人数迄今不祥的大饥荒。

自1994年始,朝鲜陷入饥荒,1996年谷物年产仅370万吨,比十年前少三百万吨。世界美景(World Vision)估计有两百万人受害;德国红十字会估计每月一万名孩子饿死,但朝鲜军队粮食充足。20世纪以来全世界所有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大饥荒,而苏联、东欧前共产国家、中国、越南、朝鲜、柬普寨、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秘鲁均发生过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至数千万人不等。


1982年至1985年埃塞俄比亚饥荒。自1984年11月至1985年8月,525000人逃荒,其中310000人来自Welo。饥荒表面系由于干旱引发,但实质则是共产党政权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的必然恶果,加之禁止农民贸易,打击迫害贸易商及由内战引起的广泛的不安全感,严重加剧了饥荒。共产党当局还利用饥荒作为武器,达到控制援助与分布人口,令异议者闭口,增加党国体制科学性空间的目的。军队还禁止非政府组织援助,阻止难民逃离(中共大跃进人为制造的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同样普遍由军警民兵把守各村各县主要要道以阻止农民进城讨饭,这是中共国会饿死3800万农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6:39:5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了毛派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为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 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 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 (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 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 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 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 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 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 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6:55:49 | 显示全部楼层
共产党体制性大饥荒
   
   (1)第一次大饥荒
   
   1920年农业严重欠收,布党仍向农民征课1000万吨粮食,农民连来年的种子也被强行征走,到1921年1月农民已经断粮,2月死亡率急剧上升。在2-3个月内各种反布党的暴动有效停止。每日成千上万农民聚集在布党委门前等待粮食到来的奇迹。全省至少有90万饿以等死的饥民。
   
   苏维埃政府则利用饥饿的方法,饿死所有敢于反抗的农民。虽然有详细准确的征粮政策后果的报告,苏联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预防这些预知的恶果。1921年7月30日,列宁向各省地负责人发布命令:立即支付税收征粮的重要政治意见!121
   
   1921年6月农业学家,经济学家和大学讲师组建了一个“抗粮荒社会委员会”,其中有不少著名人物,取得了高尔基的支持,试图说服苏共高层重视救助饥荒。1921年7月21日,布党政府不情愿地承认该委员会的合法地位。该委员会立即展开海内外求援活动。第一个举措是与东正教教宗联系,后者立即成立了一个“全俄东正教援助饥荒委员会”;教宗向全俄教会公开呼吁救助饥民。获得教会支持后,委员会立即向国际红十字会,贵格教会,美国救援协会呼救,全部获得积极响应。但仅5周后,该委员会即被苏共强行解散。
   
   列宁指令:“我建议立即解散抗粮荒委员会,以颠覆罪名逮捕组织者判三个月,其他委员全部驱逐出莫斯科,分至其他地区的主要城市,并严厉控制切断他们的一切通讯,指示各报纸组织人员污蔑他们的名誉,指控其与白军,资产阶级联系密切,让他们成为可笑人物,在报纸上连续报导两个月。”123
   
   撤销该民间委员会后,苏共成立了一个官方机构。1921年厦天饥荒最严重时,有三千万人挨饿。但官方机构仅提供了300万人的食品,红十字会,贵格教会,美国的援助每日供应1100万人的食物;尽管有国际援助,1921-1922年全俄仍然饿死了2900万面临饿死的饥民中的500万人。(129)沙俄时代最后一次大饥荒发生于1891年,政府社会绝尽全力救助,饿死40-50万人。
   
   (2)第二次大饥荒
   
   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布哈林反对的“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体制”人为造成的。与1921-1922年饥荒不一样,前者苏联当局承认,寻求国际援助。官方一直否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GPU以假相蒙骗外国人,通过外国人之口宣称乌克兰决无饥荒。
   
   1932年8月7日,苏联颁布一项法律:“任何偷盗或破坏社会主义财产者,皆处死刑或十年徒刑”。自1932年8月-1933年12月,超过125000人被按该恶法判刑,其中5400人被处死。
   
   1932年10月,在相关地区征购任务仅完成15-20%,10月22日,苏共政治局派出两个特别委员会前往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前者由莫洛托夫(Molotov)率队,后者由卡冈诺维奇领队,包括特务头子雅哥达。他们立即禁绝一切贸易,清洗商店,支付贷款,增加附加税,立即逮捕破坏分子,反革命,皆由GPU配合。凡有破坏嫌疑者,整村农民被驱逐。11月,5000名地方干部被清洗,15000名集体农庄工人被捕,71236人被驱逐;1933年,268091人被驱逐。
   
   1932年厦,第一份有关1932-1933年冬粮荒的紧急报告送达莫斯科,8月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报告,即使在收成较好的地区也存在实际的饥荒危险。同月,卡扎克斯坦共和国(Kazakhstan)主席伊沙爱夫(Pyotr Isaev)通知了斯大林该共和国饥荒的实际程度。甚至铁杆斯大林分子乌克兰总书记科斯西欧尔(Kossior),和卡哈塔爱维奇(Khataevich)书记均请求斯大林降低征粮计划指标。科斯西欧尔(Kossior)于1932年11月写信给莫洛托夫:“我们必须考虑给农庄留下必要的最低需要的粮食,否则来年将无人播种。莫洛托夫回信答:“你的立场完全错误,不是布尔什维克。”(164)数日后,政治局给地方党政指令再次强征,连留下作明年种子的粮食也全被强行征收。数百万农民无处可寻觅食,被迫大量进城。1933年1月2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一项命令:“采取任何手段将农民赶出城市,由党政和GPU执行。”在所有饥荒地区GPU均设立特别关卡,禁止农民离开其所在地区。
   
   1933年3月,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显示:一个月内阻止了219460人进城,同时遣返186558人。卡哈尔基夫(Kharkiv)发生吃人事件,GPU和意大利驻当地领事馆报告均有纪录。1933年4月,作家沙罗科哈夫(Sholokhov)路过库岗(Kugan)后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详细描述了地方官员如何酷刑逼粮,要求及时采取救助措施。1933年当数百万人继续挨饿时,苏联政府却继续强制征粮,并为工业化利益,出口1800万英担粮食。
   
   (3)第三次饥荒
   
   1946-1947年秋冬季,苏联发生了第三次饥荒,主要在(Kursk,Tambov,Voronezh, Orel Rostov)五个省,至少有50万人受害,这次饥荒同样被掩盖得严严实实。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6:59:38 | 显示全部楼层
Thomas G.Guo noted:  the formal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Mr. Zhao Ziyang had organized an research group there are two hundred members, after extensive investigating concluded that during 1958 and 196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t least 43 million to 46 million Chinese starvation to death. although Mr. Zhao , never reveal the report publicly, one of the member Mr. Chan Yizi who attended the research certified 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1990s that the horrible crimes the CCP regime had committed.

黄学章:理屈词穷的大实话——看社科网北原文章

中国社科院网北原先生的雄文《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探索性错误”的观念,引来了网上一片吐槽。
然而细看北原先生的文章,却也有其可爱之处。他在全世界同声谴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人间惨剧的面前,欲辩无力,理屈词穷之下供出了一些大实话。
1,该文承认了在和平条件下,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
2,该文承认了饿死上千万人,早已是“正史”和“野史”的共识,并举出《中国共产党史》中就明确记载“仅1960年就比196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这是党自己的文献记载,可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
3,该文承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党的“左倾”错误造成的,与一贯宣传的“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无关。
4,该文第一次将“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与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说是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实质发人深省。
5,该文创造“探索性错误”的概念,并非北原的弱智。很可能,他是在提醒人们,像中国如此这般的“探索”,是要付出数千万人性命为代价的!那么,我们还要放着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遵循的“普世价值”之路不走,继续“探索”吗?
所以,北原先生的文章还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那些至今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年青人应该认真看。

(附) 北原: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2014年09月22日08: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 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 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后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者 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匪反霸、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1961年安徽非正 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省、 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东、 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 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 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 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 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 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话,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是 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 分)。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 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 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 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 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 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 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 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 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 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 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 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 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 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 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 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 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 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 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 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 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 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 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 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 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 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 则更值得警惕了。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 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 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 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 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7: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大饑荒時代的英勇記錄
——記《星火》反革命集團案
◎ 裴毅然




● 因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於1970年被中共殺害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左)及其倖存戀人譚蟬雪。(本刊資料)

● 編者按:在一九六○年大饑荒最慘烈的年代,蘭州一批勇敢的大學生聯合蘇州的林昭,決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喚醒黨內外的良知,起來摧毀中共暴政。事敗後林昭張春元等就義,四十人被捕。案情直到今年才由倖存的女犯譚蟬雪著書昭告天下。

  北大烈女林昭之所以被捕並判刑二十年,研究林案的人都知道,案底並不在右派身分,而在於一份秘密刊物《星火》。

  一九六○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油印三十餘份,第二期已組稿,但未及印出。六○年九月,該案因兩名告密者發於天水,列為全國「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八○、八一年,《星火》全案獲得艱難平反,但不可查閱檔案,「案犯」無法獲悉判決的依據。今年二月,《星火》惟一女犯譚蟬雪(1934─ )在香港出版《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天馬出版有限公司),五十年前的「第四大案」終呈於世。前北大教授錢理群序言:「這本拿在手裡都會顫抖的好沉重的書,我們將如何面對呢?」

  譚蟬雪,廣東開平人,職員出身,五○年入廣西革大、後留校,再入越南留學生中文專修學校、桂林文化館,五六年以調幹生入蘭州大學中文系,五七年劃右,被稱「蘭大林希翎」,是《星火》組織重要成員,六○年六月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捕,旋因《星火》案判刑十四年;七三年底出獄,進酒泉「二勞改」安置性小廠;八○年平反,任教酒泉師校;八二年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員;九八年退休,定居上海。

星火案主要「案犯」(除林昭外)

  張春元(1932─1970,《星火》核心),河南上蔡人,四八年底參軍,志願軍坦克兵,王首道小車司機,五六年蘭大歷史系調幹生,右派;五九年六月號《電影文學》發表張匿名作品文學劇本《中朝兒女》,應邀出席長影新片攝製計畫會,天水馬跑泉公社黨委聞訊致函長影,揭露張右派身分,拍戲作罷。六○年七月被捕,八月十日越獄,六一年九月六日再捕歸案,押於天水三監,上手銬腳鐐;原判無期,七○年三月處決於蘭州。

  杜映華(1927─1970),甘肅隴西土店子村人,隴西師範學生地下黨,歷任中共漳縣副書記,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城關公社第一書記,五九年劃右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六○年二月被捕,七○年與張春元同在蘭州被處決。

  胡曉愚,九江人,北大化學系研究生,留校助教,五五年調蘭大,化學系講師,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後為蘭大教授。

  顧雁,上海人,北大物理系畢業、蘭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判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後任教蘭大,八五年教授,後調科大物理系。

  苗慶久,北京人,出身地主,公安司令部邊防保衛局中尉,五五年考入蘭大物理系(調幹生),右派,判刑二十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高級教師、校長、廠教辦主任。

  向承鑒(1938─),江西武寧人,五六年考入蘭大化學系,右派,判刑十八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教導主任、校長。

  何之明,長沙人,五六年考入蘭大物理系,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任教,八二年定居美國。

  楊賢勇,四川人,五五年蘭大中文系調幹生,右派,判刑十年;平反後分配蘭州三十四中,高級教師,二○○五年病歿蘭州。

  被判刑十年以下者:孫和,上海人,陳德根,四川達縣人,賈啟賢,農民基層幹部。梁炎武,北大助教。羅守志,甘肅人,武山縣委農工部長。胡學忠,武漢人。田昌文,武漢人。謝成,隴西人。

  幾位受牽連者如下: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馮涉筠關押近一年,無罪釋放後蘭大拒絕接受,四處流浪,文革中被遣煤礦,死於礦難。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鄧得銀,六一年畢業分配通渭中學任教,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呂綏生,六一年畢業分配蘭州西固六中勞役打雜,文革遭毒打,妻小趕入農村,備受歧視近二十年,後為教授。

悲慘大饑荒帶來反抗勇氣

  反右運動,五年制全國重點理科的蘭州大學,劃右一九五名,佔全校人數百分之十四,其中學生一四三名。譚蟬雪的右派言論乃引用民諺「國民黨貪污,共產黨貪功」及日記中的「愛情自私論」。這些馬列青年劃右後,滿腦子問號,無法接受愛黨之心竟結反黨之果。

  思想資源上,這批蘭大右派學生除了馬列主義,並無其他影響,甚至未接觸歐洲人文名著,他們對「當代統治者」的批判與仇恨,完全源自「事實喚醒」,從大饑餓的悲慘現實中意識到反右、三面紅旗的荒謬,看清公社化運動對農村生產力的大破壞,從而產生反抗動力。

  「偉大的混帳」與「血淋淋的荒唐」,「事實的結論是:共產黨叫人民受饑餓!共產黨害死人!」林昭說:「正因為我本來是黨的追隨者擁護者,所以才更要反黨!」向承鑒:「自從知道廬山會議揪出彭德懷『反黨集團』後,我已心灰意冷,對毛為首的黨不再抱幻想,將我《給黨中央的上書》憤怒地撕成粉末。」

  良知使他們鐵肩擔義。五九年十月,饑情已蔓延普遍,饑民遍地乞討。向承鑒的哥哥(山西化工設計院工程師)勸弟弟不要去管農村饑情。向承鑒答曰:「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問題,是應該管不應該管的問題,是該不該想的問題。如果人人都採取迴避態度,『匹夫有責』就成空話,這正是當前局面得以發生的原因。」當向承鑒赴京看到十大建築:「這些建築的豪華氣派與農民啼饑號寒的景象該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這些建築是供人觀瞻、供人享用的。為何不先解決人的溫飽生存而後再蓋它們呢?難道臉面比起農民的死活更重要嗎?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在刻意鏤雕的繁榮背後,還是能發現饑寒交迫的身影。」大學生們備受良知的拷問!

《星火》的誕生

  五九年五月,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顧雁、胡曉愚、孫和聚會天水馬跑泉公社拖拉機站,分析形勢後,張春元提出「鞏固地位、擴大組織、聯繫同志」的活動方針,形成意向:通過串連成立組織;對社會變革作出兩種估計:一、自下而上的農民暴動;二、自上而下的宮廷政變。顧雁提出內部必須有經常性刊物,定名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昭與《星火》有聯繫源於北大女生右派孫復(下放青海民族學院),其兄孫和為蘭大學生右派。孫和一開始冒用其妹名義與林昭通信,後直接聯繫,林昭寄去詩歌《海鷗》,張春元意識到林昭能量,很快聯繫林昭,數次上蘇州面談。林昭最初並不同意冒險刻印小冊子,但最後還是同意,她將《普洛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發表於《星火》首期。

  六○年四月,顧雁、張春元、苗慶久在上海南匯瓦硝公社黑橋顧家聚會,議定《星火》散發至最高領導層,計畫八月份在五大城市(京滬漢穗西安)郵出;意在使中共高幹相互猜疑,受刺激而覺醒。同時議定:《論人民公社》寫成後,印發全國公社書記以上幹部。

  顧雁撰寫《星火》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是清醒的時候了!......幾年來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的統治集團已經陷入了一個無可救藥的惡性循環,一步步蹈著秦始皇的覆轍。為什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在國內怨聲鼎沸叛亂四起,在國外陷入處處楚歌的境地呢?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做私有財產,事無巨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正是這一次比一次徹底的反右運動,正是這一天等於廿年的躍進,加速了目前統治集團的死亡。......為徹底摧毀目前的強權統治而奮鬥!

矢志摧毀共產黨獨裁政權

  向承鑒的《自白》《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

  我們反對的是已腐朽透頂而自己標榜為英明偉大的所謂共產黨的現政權,並且矢志不移地為徹底地摧毀它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它們假借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對國內人民實行反科學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獨裁統治......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質變的起點,從此它就失卻了改好的可能性,開始公開走上與人民為敵,與道義、人性為敵的道路,步入反動的深淵。

  人民公社的最反動性在於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兒東西南北,這是對人性最基本特徵的否定。......反右傾運動證明:在統治集團內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繼續執行這種反動的政策,它的實質和表現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空前大分裂。......當代統治者已經徹底背叛了工農群眾利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眾基礎,得下了不能診治的極症。......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已滿地星火了。......當代統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張春元的《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隻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制性的奴役勞動等政策,採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饑餓等手段,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沉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用自己編造的帳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從上到下,大家都盡力打腫臉充胖子,把臃腫說成是「發福」......當今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為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麼的虛偽和無恥。

  在高壓的氣氛裡,同志們都不得不附和與服從。這種虛假的統一使領導人日益狂妄和驕傲,不顧一切地推行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政權當作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終於走上專橫獨裁的道路。

  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曉華的認識:

  推翻蔣家王朝主要是農民的力量,多少農民家庭送子送夫為革命捐軀。革命勝利了,我們給帶來了什麼?是饑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麼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

  何之明的《論「政治掛帥」》:

  剝去畫皮,原形畢露,原來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只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的變種而已,正是這種所謂的「絕對領導」,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國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絕對統治了。......人為地製造思想上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製造思想上的緊張局勢,以便合法地對人們實現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統治,窒息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使人民成為它絕對馴服的工具。
六○年胎死腹中的組黨計劃

  向承鑒的《不打自招——評人民日報社論〈南泥灣的方向〉》(二期):

  由「解放」了的貧農、黨團員歌手唱出《社會主義好》改編版:

  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餓死了!吃樹葉,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糧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億人民活不了,活不了!

  顧雁對當時社會形勢的概括:

  專制統治的魔影籠罩全國,到處是鞭梢劍影,到處是淚痕血跡。人與人的關係已到了空前虛偽的程度,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麼真理、什麼道義、什麼愛情、什麼友誼,這一切都不如統治者的意志那樣能立即兌現。(《星火》二期跋)

  《星火》二期未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向承鑒)還有攻擊中共幹部進城後忙於換妻,指斥中共徹底變質:「劉少奇、陳毅的老婆為什麼只有二十妙齡、漂亮無比,可是他們自己卻是五十開外的老妖魔了!......無數的幹部老爺們強霸民家妻女,在他們工作過的地點設下十年到二十年暗窯,恣意作樂!他們變了,在他們身上連每根毫髮都不是人的東西了,這些畜牲!......唯有戰鬥、無情的鬥爭,把那些殺人的統治者、在我們面前橫行霸道過的畜牲統統消滅絕,才是我們生命的唯一出路!」

  《求索》證實了林昭、張春元等人曾有「組織」之議,但因林昭、顧雁的求實與謹慎而擱置。一九六○年五月,杜映華、羅守志等幹部加入,向成鑒竭力主張擬出組織名稱與綱領,擬有「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新)委員會」、「中國勞動農工同盟」,因意見不一,未正式擬定。

  譚蟬雪還控述農民賣人肉包子、換屍相食、食母食子等「新社會新氣象」。一九六○年九月上旬,隴西東鋪、土店子車站一帶農民發生結夥盜搶火車糧食事件。大饑餓時期,監獄人滿為患,囚犯的飯碗舔得比洗得還乾淨。

  向承鑒記載:饑民惟一能決定的是死亡次序,為傳宗接代續香火,女保男,長保幼,先死奶奶後死爺,繼之死母死父,千方百計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

  蘭大數學系丁武,陝西人,右派,下放天水甘泉公社勞動,因饑餓難耐,計畫逃到緬甸,沿湄公河鳧水偷渡,行前對譚蟬雪說:「與其活活餓死不如拼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我會和你們聯繫,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頭咬掉,一輩子成為啞巴,休想從我嘴裏得到什麼。」一米八的旱鴨子天天到水庫練游泳,練成後偷偷走了,至今音信全無。

  蘭大中文系學生右派孫自筠,原為黨支部委員,劃右後用菜刀剁下自己一截舌頭。中文系某班七位女生,她們的男友全劃右派,反右後七女生全投入反右英雄懷抱。

告密者一九七九年狼狽亮相

  當時,該案要犯都明白一定出了叛徒,但一直只能猜測「疑似」,無法確認。二○○六年終於通過查閱檔案,從武山縣公安局七九年《關於張春元、苗慶久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材料》中,得到「案件線索來源」。該案起於六○年四月蘭大歷史系學生右派陳幼達(與張春元同班),他向甘肅公安廳告發張春元、譚蟬雪、孫和等人經常回蘭州,與右派學生來往密切,秘密交談,散佈反動言論,行動可疑。五月二日,武山縣公安局再接蘭大下放學生右派鄭連生、柴志德書面揭發,內稱:右派張春元、譚蟬雪、孫和、向承鑒、苗慶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組織。

  不過,六三─六五年,蘭大下放武山的右派學生大組長馬啟凱與蘭大寢友江先國,根據種種跡象,已排查出鄭連生為告密者。再根據鄭連生摘帽最早,一畢業即分配工作,其他人則要等待很長時間,判定其「無功不受祿」。七九年右派改正,鄭連生也回校辦理手續,馬啟凱、江先國趕到招待所,鄭剛想握手言歡,馬、江質問:「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沒有!沒有!我怎麼會幹那種事呢!」「蘭大清理階級隊伍是不是你打的黑報告?」「絕對沒有!」江先國上前「啪!啪!」兩個大嘴巴:「我們代表受害人來懲罰你這個敗類!你害死了多少人!」鄭不敢還手,抱頭鼠竄去找保安,保安問明情況後,連說:「打得好!打得好!該打!該打!」馬啟凱後為蘭大中文系教授。

  在獄中,得到「重用的」是刑事犯,獄警公開動員刑事犯:「你們殺了人無非是一條人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萬人頭落地;你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是敵我矛盾,所以你們必須嚴格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靠近政府,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去。」

  六五年元月,《星火》案在天水體育場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五花大綁的譚蟬雪當時就曾得到一些女獄友的理解尊敬。文革後,譚蟬雪多次去天水搜集資料,當地人一聽說她就是當年宣判大會上「那女的」,立刻圍上來緊緊抓住她的手,用愛撫目光從上到下邊看邊憐:「受苦了!受苦了!」使這位堅強的「蘭大林希翎」淚流滿面,像是回到母親懷抱。

  六四年天水三監,杜映華刑期將滿,遞紙條徵求張春元釋放後怎麼辦?張給杜回紙條,要他到農村去,並「抓緊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學習馬列主義要對照中國現實,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這張紙條給他定了死罪。

  七九年,《星火》案犯們手持中央五五號文件申訴平反,天水中院復查決定:「原案定性不變,維持原判。」因為法院還是當年的原班人馬。後捅至省委,省高院成立專案組,來回數次,才艱難地獲得平反。

五十年後還是中國的驕傲

  中國政諺:領先三年是先進,領先三十年成先烈。《星火》的「反動性」至今效力猶烈,依然「領先」,對「當今統治者」的譴責銳度依然使我心驚肉跳,與五十年後的官家口徑亦相距甚闊。林昭當年就意識到了:「我們是殉道者、光榮的囚犯,這鐐鏈是我們驕傲的勳章!」(《海鷗──不自由毋寧死》)二○○七年二月,向承鑒晚年回首《星火》:「一部真正的中國二十世紀中期的《青春之歌》。」

  錢理群評曰:面對公社化運動的慘敗、面對農民的饑餓,絕大多數各級幹部以「維護黨的大局」說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如果沒有(星火)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向後代交代。在這個意義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是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的,他們才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筋骨和脊梁』。」就言論的正義性與銳烈度而言,《星火》這個集體超過了中共六十年治下所有知識份子的反叛與抗爭。

  張春元戀人譚蟬雪女士歷經十二年,數赴蘭州、天水各地搜集資料,終於為《星火》、為蘭大學生右派留下一本《求索》,一本為歷史作證的史料。合上此書,揣上《星火》,撫摸一顆顆年輕的靈魂,深感「歷史不能承受之重」。面對這群先行半個世紀的「右派」,面對《星火》墊襯著的「三面紅旗」與「階級鬥爭」,一聲浩然潼關長歎,一陣凜然覆身的歷史感湧上心頭。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7:06: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对外援助祸国殃民

费良勇


中共及专制卫道士一再煽动民族狂热,造谣攻击民运人士是卖国者。参与民运,需要出钱出力。民运人士无权无势,拿什么卖国呀?说起卖国,首推中共。中共是卖国的集大成者,流氓暴君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大的卖国贼。历代卖国者,大都是打了败仗,为保政权而被迫卖国;而中共是主动卖国,在没有亡国之忧的情况下主动出卖领土、出卖侨民、出卖人民血汗。主动卖国贼比被动卖国贼更加可耻!本文分析中共在对外援助旗号下所干的一些卖国勾当。


花费巨资援助三条白眼狼

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的共产专制统治者都流氓成性,都是喂不饱的白眼狼,都是忘恩负义的毒蛇。

1950 年金日成悍然发起朝鲜战争。毛泽东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下将中国投入这场非正义战争。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中共一方面强迫连粥都喝不饱的人民“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一方面向苏联举债56. 76亿卢布。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质。60多年来,中国每年都向朝鲜金家王朝提供大量金钱物质和技术人力援助,累计数百亿元以上。

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但1979年越南首先与中国兵戎相见。1950年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大量成套设备和粮食物质等,还有6.35亿美元现金。1976年中国外汇储备总共只有5.8亿美元。

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头目本霍查本来是一个流氓小混混,在中苏斗嘴时支持中共,毛泽东这个大混蛋就将其视为天涯盟友。1960年底,中国到处饿死人,却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假设每50公斤粮食可以救活一个人,那么,中国为此要多饿死一百万人。1954年至1976年,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每人平均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


饿死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

根据解密的中共外交部档案,中国除了大力援助上述三条白眼狼以外,还向蒙古、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缅甸、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卖国求荣。仅举几例如下: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大饥荒之间,毛泽东、周恩来无视4400万农民饿死这种严峻情况,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即使按照每100公斤粮食救活一条人命算,这些粮食可以救活4740万人。也就是说,若把这些粮食全部用于赈灾,中国就不会饿死人。中共卖国集团还向匈牙利赠送3000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000万卢布的食品。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宁愿把粮食和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这比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残忍一万倍。根据四川省荥经县59—62年大饥荒实录,这个10万人口的小县,饿死的人超过一半,而当时仓库里堆放着两千多万斤粮食,人均占有量高达200多斤。由此可见,60年代的大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毛贼是罪魁祸首。

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共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1万吨小麦和大米。如前所述,中国为此要多饿死20万至40万人。


毛共以国际主义之名行卖国主义之实

一个政府,首先要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而不是大力援外。如果忽视这一点,轻说是渎职,重说就是卖国。毛泽东不但不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坏生产力。中国民穷国弱,毛无力称霸世界,于是打着所谓国际主义或者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号卖国求荣,用送钱赠物来争夺“第三世界”领袖的虚名。中共甚至荒唐地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也就是说,中共可以无条件卖国。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导的对外援助事实上至少有两个条件,其一,受援者必须拍毛的马屁,尊毛为世界领袖和导师;其二,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毛27年反动统治期间,饿死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成为他长期的基本国策之一。

1954年开始,中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向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老挝和非洲等国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每个国家都高达数亿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倾国力在非洲援建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 5万人次,中方死亡64人。铁路交付使用后,中国还继续提供大量无息贷款。

毛泽东统治时期,整个中国没有几个像样的体育场馆,但毛共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豪华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金钱外交祸国殃民

为了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共大搞金钱外交,花费巨资收买流氓政客,争夺邦交不惜大肆卖国求荣。例如,2004年,为了让仅有7万人口的小国多米尼克同台湾断交,与中共政权建交,中共竟然经援多米尼克1亿120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9亿2000万元。多米尼克平均每人获得人民币约1万3千元。与此同时,中国大量工人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度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中国的对外援助远远超过国力能承受范围

中共一夺取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大肆卖国。毛泽东打着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号竭力葬送中国人民的血汗,根本不顾本国人民死活。毛泽东日益疯狂,援外越来越多,越来越荒唐。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甚至有些受援国伸手要外汇还债。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当时中国人民饥寒交迫,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


中共卖国超过清朝10倍

毛统治时期是中国五千年来最贫穷的时代,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中国的对外援助最高达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7.2%,名列世界榜首,实际上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中国的大量人力物力根本没有计入成本。在毛泽东心中,外国人才是人,中国人无非是奴隶和牲口,累死饿死打死都无所谓。

慈禧说:我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其实她是打了败仗之后被迫这样说。而毛共是真正这样做的。据专家不完全统计,毛共1949年至1976年,仅仅对几个“兄弟”的无偿援助如下:越南200亿元、阿尔巴尼亚90亿元; 朝鲜63亿元(仅朝鲜战争,后续在外)、坦桑尼亚20亿元(实际上多数倍)、柬埔寨波尔布特50亿元。 以上总计423亿元人民币,按1970年代白银价格每两8.1元算,相当于白银52.2亿两;在50和60年代白银价格更低,实际折合60亿两白银以上!中国的庚子赔款为白银4.5亿两(实际上并未全部偿付),甲午赔偿为白银2.3亿两。中共的主动卖国金额超过清朝被动赔款金额的10倍以上。


宁赠友邦勿予家奴

从1979年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中共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掏光养贿,搜刮积累了大量民脂民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自恃财大气粗,配合国内的维稳政策,为了死保专制又大肆挥霍人民血汗来援助外国。

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仅 2002至2007 年间,各种报导中提及的中共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 747.4 亿美元(约 4,708.62 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中共援助变相支持当地腐败。

据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报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09至2010年间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公司贷款了至少1,100亿美元,比世银于2008年至2010年给予发展中国家的1,003亿美元贷款还多。

根据2012年10月许多媒体的信息, 中国有这样一份对外援助名单:欧盟1000亿美元、东盟100亿美元、菲律宾120亿美元、汶莱40亿美元、上合组织100亿美元、非洲200亿美元、免除越南到期债务500亿美元,2012年预算援外950亿美元。总额已达2950亿美元,合人民币近2万亿人民币,尽显“大国风范”,实际上是为了赢得国际支持死保专制。

中共利用民族主义骗取民心,以求维护专制统治。但中共对本国人民毫无感情。对外国人花钱如水,对本国人血淡于水。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共中央仅仅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还无耻地要灾区人民感谢党的关怀!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唯独国内百姓不能用!”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障国民利益

民主国家再发达、再富裕,也绝不会轻易赠送外国巨款,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政府必须依据宪法办事,没有议会预算和决定,总统总理等任何人都无权随意支配国民财富,更不敢轻易赠送巨款给外国。例如,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8级大地震,死伤46万人,10万平方公里地区受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人民币。面对百年一遇的大灾难,中国获得的捐款为(现金和物质都折合成人民币):沙特41965万元,韩国17500万元,日本3410万元,挪威2727万元,英国2027万元,比利时704万元,德国596 万元,法国412万元,美国350万元,波兰70万元。上述国家总计捐款为69761万元人民币,即不到7亿元人民币,大约一亿美元。哪里像腐朽不堪的中共专制集团,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元送给外国。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中共卖国保专制

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和国际和平,反对中共为保专制而出卖中国的利益。

未来的民主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像中共那样,打着国际义务的旗号出卖中国利益。民主中国政府将全力解决中国的国计民生。笔者建议,未来的宪法和法律中应当明确规定,中国的对外援助基于几个基本原则:

1.对外援助一般不得超过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五,特殊年份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否则,以卖国罪论处;

2. 政府不得发动民间捐款援助外国(民间组织可以,政府发动可以视为强迫);

3.救急不救穷,遇重大天灾人祸才无偿援助;

4. 禁止金钱外交;

5. 帮助穷国发展必须本着平等互利的经济原则,一般不得无偿援助;

6. 不得支持独裁专制政权;

7. 不得无条件援助,必须有助于促进人权民主和社会公正,必须反对腐败,必须进行监督。



                           首发于《欧华导报》2014年7月总第252期

 楼主| 发表于 11/11/2014 17:11:17 | 显示全部楼层
1950-1962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年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1950~1955 6.80 12.60;1956 5.97 4.04;1957 6.08 4.67;1958 7.23 2.76;1959 7.11 3.50;1960 6.73 3.63;1961 6.58 5.19;1962 6.42 8.54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楼主| 发表于 11/12/2014 00: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郭国汀 于 11/12/2014 00:42 编辑

Richard C. Thornton,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917-1980, Westview Press 1982,pp.249-271.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ymbolized Mao's dternination to break free of Soviet controls...by all conventional economic staandards, the GLF was an immense failure. Backyard furnances, agricultural communes, d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 all become an enormous fiasco. failure of the GLF gave Mao's opponints the political leverage to deprive him of his position as chairman of the Republic. Mao did not step down voluntarily, from Nov 28 to Dec 10, 1958, Mao has personally " prepared for the Plenary session" . evidently, he failed to convince a majority that he should not step down. the "plenary session approved the proposal of Mao not to stand as candidate for Chairman of the PRC for the next term of office(250).

Liu Shaoqi become the Chairman and after Feb 1959, He quietly and without fanfare, attempted to undo Mao's policy of the GLF. beginning dismantle the backyard furnaces, recentralize industry, deemphasize the mass mobilization of labor and the commune program. Mao said in a later talk, Liu and Deng began to treat him as if he were already dead(251).

the GLF was a first attempt to destroy the very institutional system which Mao had create, but of which he had lost control(252). Mao had attempted to create a military force which he could employ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y greatly expanding the militia in 1958 as part of the commune plan. on Dec 10, 1958, discussed the issue of party control of the militia, decided Mao would not stand for reelecteion to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state.  The militia, the armed instrument, which was directly responsible to the party center, that is, Mao.(see John Gitting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Oxford, 1967),p. 213 on the miliita and party control as opposed to PLA control). By January 1959 the Militia reportedly included 220 million men and women(253).

Between Dec 1958 and Aug 1959 the Commune organizationwas virtually dismantled although lip service continued. In April 1959, the 7 seventh Plenum returned individual garden plots to the peasants and granted them permission to raise livestorck. private production sale, restoration of rural free market, reinsteated household, persoanl property returened, curtailed free food, permitted family own food.( Marion R. Larsen, " China's Agriculture Under  Communism" in 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 (U.S. GPO. 1967), Vol. 1,p.220.) However, after Lushan conference Mao called a halt, a drive began to reestablish the commune system, the mess halls reopened, plots recollectiveized and rural free market abolished. mass labor reused in large scale irrigation and other projects, including hog raising(257).
Liu use the Central Work Conference, an ad hoc organization as teh mechanism employed to strengthen his hold on the party at all levels. since the eighth Party congress of 1956, commanded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and secretariats, respectively, in the party apparatus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down to the lowest levels(258).

the first public clash between Liu and Mao occurred in January 1962 on the enlarged Central Work Conference, that is, " 7000 cadre conference". Mao reported that in general "the situation is very favorable" , but vigilance capitalist restoration and prevent "class enemies".  Liu spoke out against Mao:" In saying that the situation is very good , the Chairman refers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sinc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cannot be described as very good but is very unfavorable." Liu went on "our econmy i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referring to Mao's policies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which he saw as " a historical lession" . about " 30 percent by natural calamities and 70 percent by manmade disaests". the GLF makde things "off balance" , commune be "prematurely", "might take eight or ten years to make the necessary "readjustments", coming decate as " transition period" during which "any metod" to spur production would be " good enough", Liu also observed that " opposition to Mao is only opposition to an individual; those sharing Peng's viewpoint, may be vindicated;  it is not an offense for anybody to speak his mind at Party meetings"(259). (CB, no. 842, " Chronology of Events on the Cultural front in Communist China".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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