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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會通/莊祖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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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1/2013 05:53: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會通
  基督教自利馬竇來華起算,已有四百年之久。如以文化更新的“起、承、轉、合”四個階段而言,目前應屬從“承”到“轉”的階段。因此,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交會點,應屬現階段首要的工作。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在許多問題上,的確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但異中有同,不是完全沒有交會點。而有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與溝通,劉述先、杜維明、趙敦華、梁燕城等許多當代海內外的學者,都曾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但不約而同地,他們都強調兩個最重要的課題︰一個是有關於“人性論”,另一個則有關於“宇宙論”。

南郭点评:四百年基督教来华之说显然与史实不符, 早在公元230年,基督教已最早来华,此后公元500年,唐太宗时代,元朝忽必烈时代皆有相当发展,利马来华传教已是明末的事。有关细节与证据,请阅吾之《基督教中国简史》
 楼主| 发表于 12/1/2013 05:58: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人性論
  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對人性有一種樂觀的態度,所以劉述先認為儒家是在傳布一種“現世的福音”。王峙軍在《比較人論》一書中,曾詳細分析中國人性論的發展。並指出孟子的“性善”之說,后來如何成為儒家思想以及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甚至連佛教進入中國后,也不得不與“性善”之說有所妥協或調適,於是產生了所謂“眾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論”。這種佛教的“心性論”固然是中國佛教的核心思想,卻非常可能並非原始印度佛教的思想,而是佛教為了因應中國“性善”的思想,乃以頗具創意的方式,所自創的新觀念。
  但是也正因佛教的附和,“性善”的人性論,在中國被大大地強化了。然而,韋政通認為,這種“人性本善”的觀點,特別與基督教比起來,對生命的體會毋寧說是膚淺的。因為儒家對現實人生的種種罪惡,始終未能有較深刻的剖析。因此,這種儒家“性善”的道德思想,對生活安適、痛苦較少的人,比較適合而有效;對生活變動幅度大,且也有深刻痛苦經驗的人,就顯得無力。連當代佛教大師聖嚴都慨嘆說,佛教似乎都是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才大行其道,人們似乎把禪修視為繁忙人生裡的“清涼劑”而已﹗
  因此韋政通不能不問︰在這個複雜多變、焦慮不安的現代社會,這種傳統的“性善”道德信念,是否還足夠應付?我們還可進一步追問︰對經歷過十年文革浩劫的人,“人性本善”的論調,能否解釋這空前的人間悲劇是如何發生的?
  相對的,基督教則強調“原罪論”。這使得篤信“性善”的許多中國人,下意識地排斥基督教。但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悲劇之后,“原罪”的概念可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罪惡的真相。因此,卓新平指出,現今大陸文壇“懺悔文學”的出現,文化界“懺悔意識”的萌生,對中國社會是一大奇跡。然而這正代表中國人經由痛苦的心路歷程,開始對人性有一種新的、深入的領悟與體認。
  可是許多當代學人對“原罪論”仍有不少誤解,需要略加說明。首先,基督教的“原罪論”並不等同於荀子的“性惡說”。因為基督教一方面強調所有人類陷溺罪中無法自救的事實,但又同時肯定人類原來是依據神公義和慈愛的形象而造。前者似乎接近“性惡說”,而后者又類似“性善說”。梁燕城曾指出,孟子的“性善”是指人的“心性本體”,也就是人的“應然層次”;反之,荀子的“性惡”是指人的“具體本性”,也就是“實然層次”。如依此分析,則儒家所見,基本上與基督教所見略同。因此,在我看來,基督教對於“人性本善”抑“人性本惡”之爭的看法是︰“人性原本“知”善;人性亦本會“行”惡。”
  其次,基督教所強調的“罪”(Sin),並非作奸犯科的“罪行”(Crime),而是偏離神完美形象的“罪性”(Sinful Nature)。因為,基督教的“罪”這個字,在希伯來文與希臘文中,均指“射不中的”之意。換句話說,“罪”在聖經中,是指人沒有達到作“人”應有的標準,而這標準正是神自己。所以羅馬書三章廿三節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這種觀念與儒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看法也很接近。而儒家所謂的“聖賢”,則近乎於基督教所說的“敬虔之人”(Godly Man)。
  在這樣新的理解下,“原罪論”不但不應該成為中國人接觸基督教的“絆腳石”,反而應該會成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個新的交會點。不僅如此,這種對罪的深刻體認,還能夠產生高度的“自省精神”和“懺悔意識”,從而達到真正的自由與生命的更新。
  劉述先固然不同意“儒家思想對人性有膚淺的樂觀主義”的看法,但他也認為,儒家思想需要通過基督教對人性不同視域的刺激,發掘出儒家傳統內部對人性黑暗面的照察,並加以進一步的擴大,才能夠對於現代人所面對的情況有所把握,而予以有效的“對治”。
  所以,對“人性論”的再思考,將是未來中國文化脫胎換骨的一個新起點。而在這方面,基督教的“原罪觀”與“懺悔意識”,將對中國文化提供對人性極有深度的觀察,作為新的轉化點。重要的是,在中國文化中,也並非沒有類似的體會。若能不懷成見地重新檢視,不難促成中國文化的再造。
 楼主| 发表于 12/1/2013 06:30:47 | 显示全部楼层
宇宙論
  宇宙論所牽涉到的重要問題包括神是否存在、創造以及“超越觀”等重要的問題。其中“超越觀”對現代社會的人生觀影響最大,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歷史上,也是沖突最大、爭議最多的問題,因此特別需要詳細地討論。
  如眾所周知,中國文化一向比較強調用“內在超越”的途徑來達到“自我提升”的目的。因為中國人喜歡強調,無論是儒家的“天”,或是道家的“道”,或是佛教的“佛性”,都內在於吾人的生命之中,不假外求。至於修養的方式,儒家提倡先“內聖”然后“外王”的方式,認為“人人可以成為堯舜”;佛教則強調用“明心見性”之法,認為“人人可以成佛”;道家則以“觀照內心”之法,最終達到“人人可以成仙”的目的。因此,三教都是提倡一種“自力拯救”式的宗教,其細節雖有差異,大體上卻是極為相似的。
  但基督教卻與儒釋道三教大相逕庭,強調“外在超越”或“純粹的超越”。因為基督教認為,創造世界的神本身不屬於這個世界,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認為,神是“絕對的他在”(Wholly Other)。因此,神是超越我們知見的范圍,而且神是用“啟示”的方式向世人溝通。人能夠“感受”(Apprehend)到神的存在及作為,卻不能全然“掌握”(Comprehend)神的心意。而且人陷溺於罪惡的勢力之下,是無法“自救”的,只有借助於外在之神的救贖。這是純然“他力”式的拯救觀。
  所以乍看之下,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是互不相容、彼此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前者尋求外力的拯救,后者卻認為靠自力就可以成聖。基督教強調神是至大、至上的,是存在於人心之外的;但宋朝朱熹則謂︰“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唐代禪師馬祖道一也主張“心外無佛,自心是佛,佛外無心。”基督教重視神的“啟示”,儒家和佛教則看重人的“領悟”。凡此種種,兩者似乎難有會通之道。牟宗三甚至認為,基督教若不改為“自力教”,就永遠無法在中國立足。
  其實若仔細觀察,在“超越論”方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也並非沒有交會之處,只是需要下功夫去正確地了解基督教的精意,同時對中國傳統思想有較深刻的反省,才能看出其交會點。
  事實上,基督教真理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二律背反性”(Paradox,或稱“吊詭性”)。換句話說,基督教的許多觀點,往往是以“似非實是”、“似反實正”的表達方式來敘述。未深入了解的人,就常常只知其“表”,不知其“裡”,以至於嚴重誤解了基督教。茲略舉數例,便可理解。
  譬如很多人說基督教有“他世”情懷,儒家卻肯定“現世”。其實基督教沒有佛教“輪回轉世”的觀念,卻強調“僅此一生”,因此基督徒特別重視在有生之年,如何善用自己的光陰、錢財在濟世助人的事上。當然基督教也的確強調“來世”的賞罰,但“來世”的賞罰卻是以“今世”的貢獻為基準的。
  所以,強調“來世”情懷的基督教,在社會改革、慈善救濟、捐資興學上的貢獻,比一般社會大眾高出許多,這是有目共睹的。反倒是肯定“現世”精神的儒家,正如韋政通指出的,卻逐漸失去了救世的熱情,不是存著“學而優則仕”的私心,就是受佛道兩教的滲透,逐漸轉為“出世”了。
  若從這種“背律二反”的特征去看基督教,我們就可了解,基督教乃是以“外在超越”的方法,來使人脫胎換骨得到生命的“更新”;再由這新生命來進行“內在超越”的“成聖”工作。還有,神既是“絕對的他在”,但同時,神又與信徒“互為臨在”(Mutual Indwelling),正如耶穌常對門徒們說的︰“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不單如此,基督教認為“死”是通往“生”的必經之路,因為種子如果不被“埋藏”在土裡,焉能開花結實?同理,人若不肯“埋葬”自己的野心或私心,也就無法超越自我,去得到更高層次的豐盛新生命。通過這樣來理解基督教,就可以找到許多可以與中國文化會通之處,甚至可以找到對治中國傳統文化弊病之道。
  劉述先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儒家思想后來發展的結果是,“人”被無窮擴大,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根本見不到“天”了。所以他認為儒家思想也應凸顯出“天”的超越性,不可任其塌陷下去。基督教強調“純粹的超越”,正可以提醒儒家不要聽任“天”的超越性失墜。他還指出,基督教排斥“偶像崇拜”是有深刻含義的,因為有限固然可以通於無限,並不意味著有限可以等同於無限,更不可將真正的無限,用有限來“形相化”的。
  余英時也說,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價值系統,不僅沒有因為現代化而崩潰,而且正是現代化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泉源。卓新平還進一步指出,基督教“超越觀”可以提醒人們,在建立“法治”的社會時,需要有一種超俗、絕對的價值觀來作對比、參照,使得這些法律、製度、組織得以不斷調整、修改和完善。也就是說,這些學者以及湯一介都認為,基督教所強調的“外在超越”,不僅不是個文化會通的“障礙”,反而可以藉此補足中國傳統文化過分強調“內在超越”的缺欠。因此“超越觀”是會通的交會點,也將是未來中國文化的轉化點。

三、展望
  回顧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雖然利馬竇有很好的起點,但因教內教外的夾擊,以至功敗垂成。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基督教與天主教再度向中國叩關。這次雖然在促進中國現代化方面,基督教貢獻頗多,卻又在民族主義、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浪潮下,被排斥、淹沒了。
  然而目前卻是一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空前”的良機,因為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盲目排外激情已遠,大部分學者對西方文化的精華認識得也較深刻,基督教可以真正和中國文化彼此對話、會通,進而促成中國文化的更新與轉化。因此最近中國出現一批所謂的“文化基督徒”,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也值得深思。
  “文化基督徒”固然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上會有貢獻,而其中也有許多是真誠的“尋道者”。但是若要以基督教思想來轉化中國文化,則恐怕不是“文化基督徒”所能做到的。因為畢竟“贊賞”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是一回事,個人內在生命被基督信仰所“更新”又是另一回事。而正如前文所說的,自己的生命若沒有被聖靈所“更新”,也就無法承擔文化之“轉化者”的角色了。
  最后,在未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會通方面,我提出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無法”與“無天”,這對中國的“現代化”,構成某種程度的障礙,是需要藉著與基督教的會通,尋求對治之方。另外,在會通的交會點方面,我也“拋磚引玉”地提出“人性論”與“宇宙論”,作為未來會通的焦點。我誠懇地盼望,所有的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都能彼此虛心切磋琢磨,以再創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高峰,迎向二十一世紀。

南郭点评:作者以无法无天概括中国文化,吾以为有失偏颇;法家重法制,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法治精神,而西方文化或西方国家并非皆有法治精神,法治其实是英国司法实践的独特产物,而且只到18世纪初最后确立。此前仅是理论理性上含有部分法治精神,实践中则同样缺乏。法治的发展事实上与基督教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至少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之。某些半桶水基督徒若想以彻底毁灭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则注定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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