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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 丁咚:危机关头的中共“正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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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8/2014 03:14: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般来说,每五年一届的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度会议,只承担宣示最高层政策理念和代表委员“清谈馆”的作用,除了热闹以外,并不具有实质的意义。但由于2014年是中共重启全面改革计划后的“元年”,在贯彻落实改革决定方面是否会进一步提出具体举措,更兼中共中央新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是否仿照中央军委,在国家层面也建立相应的体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地进行运作,尚存悬念,因此颇受瞩目。

对中共来说,如果经由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将赋予此机构程序上的合法性,增强其履行职能的权威性。而中共中央作出的改革决定,在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后,也将获得正式的法律授权,为这项全面改革计划提供必要的保障。

今年“两会”另外一个心照不宣的重要使命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议和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确认的方式,对过去一年来中共治国理政、推动改革的工作进行肯定,巩固其权力基础,并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

仅仅一年过去,中国政治就从舆论公认的习李体制,隐秘地变成了当前的习近平体制。通过改变繁文缛节、采用鲜活朴实语言进行政治表达、新媒体即时报道、随机性访问民间,走访各界人士亲民秀等各种丰富灵活方式,习近平展现了集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于一身,和兼具硬汉情结但又不乏柔性面孔的全能政治领袖形象,集权趋势大大增强,从而削弱了已经实践多年的党内分权和制衡体制。

诸多事实表明,中共有意打破在胡锦涛当政时期九常委各掌一方、各自为政、元老幕后干政、总书记个人威权不足、只充当“维持会长”的旧格局,重树总书记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习近平成为中共自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多权力和个性色彩的强势领导人。

中共对习近平领导核心地位的维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变得更加自觉,针对最高领导人的造势运动密集实施。如中共党内作出决定,从2013年11月起,用半年时间举办七期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学习研讨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在新近举办的省部级主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刘云山提出,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习近平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换届前夕,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由于矛盾集聚,已处在深刻危机之中,包括以党的贪腐现象愈演愈烈,和突发的薄熙来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以经济滑坡为表象的经济危机,以及以公民社会屡受打压下的朝野博弈、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十八大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就进入了“危机体制”(成立超级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是具体表现)。中共能否自我疗治顽疾、能否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持续发展,取决于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威、智慧和能力,度过危机,开创新局面。其中,“正名”是第一步,包括为习个人“正名”,塑造国家重大事务“拍板者”形象;为执政党“正名”,强力推进党组织的改造;为党的执政能力“正名”,推动全面变革。为此,习近平领导做了三件大事:

多措并举,整党肃贪。谨慎处置薄熙来事件及其余波,以法治方式掩护政治斗争,既避免政争导致“鱼死网破”的恶果,又借此扭转党的不利形象,最大程度地挽回民心,维持并改善中共的统治信誉。党的自身危机,是妨碍其长久执政的最根本的阻力。因此,中共出台党内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实行巡视制度、借深究薄熙来案之机对外宣示“反腐成果”等整党和反腐措施,成为习近平一代先于改革实施的重要步骤。

调和左右、古今,重夺党的话语权,坚守中共唯一领导体制。改变一段时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软弱无力”的状况,利用“左”、“右”中体制基本支持派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性的同时,增强执政正义话语表述的灵活性,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以避免思想混乱,确保党的长期、绝对领导。

呼应朝野吁求,提出改革纲领,推动全面改革。胡温十年蹉跎,面对危局,束手无策。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端出“改革大餐”,旨在证明它才是领导中国继续发展的唯一力量。为避免自身溃败,在摸了三十多年石头后,中共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牵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脱逸出党的领导轨道。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提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其真实意蕴即在于此。

赢得了难得的回旋空间

随着“大老虎”浮出水面之日渐渐逼近,恩威并施下重占意识形态阵地,全面改革的态势也全面拉开。中共新领导层过去一年多来全力推动的“正名运动”,取得了某些成效:新一代迅速树立了权威,习近平左右腾挪、上下博弈,掌控了关键领域的最后拍板权,领导核心的政治形象逐渐鲜明;中共党内不正之风、贪腐现象和宗派主义,在凌厉攻势下暂时收敛,执政形象有所改观;改革全面启动,公共舆论从强烈不满、非议,纷纷到普遍持观望态度,不论改革能否贯彻到底,获得成功,中共都赢得了难得的回旋空间。

但考察政治现象,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或者仅凭一时得失,需要从三个维度全面而客观地审视:中共建政的历史和改革所已经取得的水平和成果;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当政者的改革和施政,是否本着天下为公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

中共建政和改革的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毛泽东执政时期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时期(江泽民、胡锦涛的执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的延续)。通过这两个历史阶段,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靠自身走不通,国家陷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改革扭转了崩溃的趋势,创立了国家发展的新局面;江泽民时代沿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更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使国家继续得到发展;胡锦涛时代则是“萧规曹随”,在这一时期,改革的成果逐步显现,经济市场化格局得到稳定、政治和文化多元化势头明显、公民社会开始发育;但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高度集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期待和公民诉求的差距越拉越大。

世界各国政治现状足以表明,不论是何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如果固守传统,只能死路一条,要么灭亡——如苏东;要么苟延残喘——如朝鲜;要么走资本主义式的变革道路——如中国、越南、古巴。唯有西方体制在最近的数百年屹立不倒,其他多数国家最终选择的都是“西方化”,从而避免了崩溃的结局。

从这两个维度,可以得到结论,在中国,改革的必然逻辑是,应该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公民的新诉求,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抱着天下为公的精神,全面、彻底但可以是渐进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适应经济市场化的格局,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反观中国目前政情,不是顺着历史发展的河流推动改革,而是以顶层设计的名义,为其预设了前提。对这个前提的设置,不是出于公心,而仅仅是当政者的历史情结和狭隘私欲。

正因如此,不管是改革、施政的目标还是举措,都充满了内生性矛盾,表现在诸多方面:人治为体,法治为用,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是其形象化表述。根据这一原则,就不能实行宪政,因为宪政的本义,就是约束和规范权力,并对其进行制衡,使其无法肆无忌惮地施行;固权为本,反腐为用,反腐是为了巩固权力,确保长期执政,而非真心惩治一切腐败现象,所以坚持政党反腐模式,选择性惩治腐败,而不是制订更行之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政治民主化的终极目标势必是分权和制衡,党的唯一领导体制无法永远存续,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当政者,就有必要为其制订预应措施,在避免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和平转型,但一系列事实说明,它不仅不是未来的政治目标,而且正在受到千方百计的阻挠。

最后用一句话结束本篇:正名或许有用,新一代领导人已雄赳赳气昂昂闪亮登场;改革未必可行,天晓得会生出什么样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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