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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戰歷史的價值與當代意義第一、二、三集/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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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30/2014 01:21: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多元治理主体 于 7/30/2014 01:23 编辑

抗戰歷史與精神的當代意義                                    
—— 七七事變77週年紀念演講
作者:王康

          時間:201475日(星期六)下午300430
      地點:紐約中華公所(62 Mott Street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美東分會
      演講人:中國大陸獨立學人  
   
             感謝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美東分會,感謝張學海先生。
             女士們、先生們、同胞們下午好!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週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00週年、七七事變77週年。種種事像表明,天下並不太平,東亞地區尤其波譎雲詭,70年前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經緯萬端,追根溯源,一個最重要原因是,70年來,中國抗戰一直被嚴重塵封、扭曲和漠視。 如果不能據實重構抗戰真實圖景,不能從戰後東亞演變反思抗戰,如果不能重聚抗戰精神,我看不出東亞如何走出歷史陰霾,也看不出中國如何避免舊的宿命、新的劫數。
               時間有限,我們沒有必要陷入歷史細節,我只憑記憶略舉相關事例,說明我的觀點和判斷。
             這次演講的結論是:中國只有恢復抗戰真精神,才能催生21世紀新思維。
  
             中國人已經能夠、而且要求還原抗戰真相。原因十分簡單:台、港及海外華人,本來就多少了解甚至親歷抗戰真相,大陸越來越多的人也越來越了解抗戰。現在,揭示和討論抗戰歷史意義,已具有非常特殊的必要性和現實價值。我個人對於抗戰有幾點感想,奉告各位請大家教正。

  
一,抗戰是中國免於亡國滅種的衛國戰爭。

  
1937年,中國其實面臨四種選擇:1,媾和(9,18之後,77事變之前);2,投降(南京淪陷之後);3妥協(日本近衛內閣三次“對華聲明”期間,也即淞滬、徐州、武漢、隨棗會戰期間;4,堅持抗戰。中國選擇了抗戰。
   
         1938年2月,蔣中正在《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一文中稱:我們有四千萬方里的國土,如此廣闊遼遠的山河,如此绵亘浩盪的幅員,不僅一個日本傾他所有全部的力量,不能全部侵占,就是两個三個日本以两倍三倍於現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侵占我們全國的土地。……其次,我們還是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民族,擁有全球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四億五千萬的同胞!以如此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偉大國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吞并我們,要想全部消滅我們,是绝對做不到的事! 然而,根據國民政府外聘的軍事專家評估,1937年中國若選擇“全面抗戰”,從純軍事角度看,非常不利。中國國土1140餘萬平方公里,日本國土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僅為中國三十分之一(略等於五分之三個四川省);中國人口约四億五千萬,日本八千萬,僅為中國五分之一(略多於四川省);但日本工業總產值約六十億美元,中國约十四億美元,僅為日本四分之一;日本年鋼產量五百八十萬吨,中國四萬吨,僅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飛機一千五百八十架,火炮七百四十四門,坦克三百三十輛,主力艦、航空母艦等大型军艦二百八十五艘,總吨位一千四百萬吨,汽車九千五百輛。中國雖能生產步槍和機槍,但所有重武器包括飛機、坦克、火炮、軍艦、石油和無線電器材都完全依賴進口。中日戰争一旦全面爆發,中國海軍一星期之内就將失去作戰能力,中國空軍一個多月就難以支撑,中國陸軍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陸相杉山元大將報奏天皇裕仁稱“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三月亡華”的狂论,并非完全癡人說夢。
   
       中國為何必須抗戰,只舉1937年7月22、23兩日《中央日報》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又稱《共赴國難宣言》)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有關講話,可以最典型地反映抗戰的衛國戰爭性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稱,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續之時,我們為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團結御侮的基础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並鄭重承諾:1、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2、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現在的蘇维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统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蔣中正則強調:在此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与生存。對於國内任何派别,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更望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
   
        我們知道,國共兩黨從1927年到1937年進行了十年腥風血雨的第一次內戰,如果兩黨能“共赴國難”,其他軍閥、黨派就沒有割據一方各自為政的理由了。我們也知道,中共這份宣言,有蘇聯避免德、日夾擊的意圖,而中共畢竟是中國人,不能置身民族獨立戰爭之外,至少口頭上必須擁護抗戰,否則將喪失在陝北僅存的立錐之地。我們還知道,一旦抗戰勝利,中共立即背棄其承諾,——這是另一個演講題目了。
   
         作為衛國戰爭的抗戰,在一名作家筆下,得到更為鮮明的表達。1939年1月,林語堂在巴黎寫道:中華民族正在經歷一次轉變,經歷一次偉大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要搶在日本大規模入侵以前得到飛速發展,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犧牲也要獲得民族解放,他們對最终的勝利深信不疑。中國再生为現代民族的歷程,與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只有這時,中國才能真正地發現了自己,他們發展為現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個幻想破滅的痛苦教訓所使然。他用一組排比句濃缩抗戰畫面:如果我們看到蒋介石個人的死對頭、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們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資源都投入到這場戰争中來,并接受蒋介石的領導,和他并肩戰鬥;如果我們看到大、中、小學的學生們都以各種形式投入了戰鬥;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軍隊在各條戰線上頑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軍、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們看到後方人民的士氣——约翰·根瑟說這種士氣除了用“magnificent(高漲,宏大)來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詞;如果我們看到年輕的女大學生們領着千百个由戰争造成的孤兒走上了楊子江上的汽船,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們看到中國的乞丐們把討來的錢投進“獻金台”上的錢箱里作為戰争捐款;如果我們看到為越冬的士兵和難民捐贈九百萬件棉背心的號召在幾天内就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原定計劃超額完成;如果我們看到難童們組織起來的劇團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眾進行抵抗……那末,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已成了既成事实。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國變成一个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结得像一个現代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志成城。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像一个現代民族那樣同仇敵愾,奮起抵抗。於是,在这種血與火的洗禮中,一个現代中國誕生了。
   
  
        中國抗戰第二點意義:中華文明存亡繼絕的神聖戰爭。

  
         錢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圖;如孔子之至聖,而此下遂有儒林傳道學傳,此始是中國人所謂之文化。自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此亦中國人所謂之文化。二戰各國,没有哪個國家如中國一樣,有那麼多的作家、學者、教授、藝術家、詩人、演員、記者,那麼多博通古今的泰山北斗、學貫中西的鴻彥碩学、風華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於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蠻和毁滅的民族精神聖戰之中。八十餘所高等院校、八十餘萬師生颠沛轉徙,跨越千山萬水,踏上了孔子以來中國知識文化重心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歷史大轉移的烽火征程。中國知識分子素來“以天下為己任”,“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厦之將傾”是他們世代傳承的天職,“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他們至死不渝的修维,“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他們至高的幸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绝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他們永恒的誓約。略舉幾例。
   
         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弘一法師(李叔同)不顧佛門成法,對弟子慨然發願:“吾人吃的是中華民族之粟,所飲的是温陵之水,身為佛子,于此時不能共纾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自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再加跋語:“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馬一孚長期息影杭州,抗戰後終於走出山林,在四川樂山創辦“复性書院”;熊十力、梁漱溟在重慶北碚創辦“勉仁術院”;張君勱在雲南大理創辦“中華民族文化數院”。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烽火中,一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来的晦涩柔靡迷乱浮嚣之气,直承春秋气象、汉唐雄风,为中国人的道德自立和文化复兴垒筑起凤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岗。       1937年11月15日、1938年1月27日,唐君毅兩度撰文,論列抗戰的精神意義:化除民族空虛而浮靡的風氣;促進民族潛伏的剛健進取精神;保持民族人格,發揚民族文化,砥礪民族氣節;保存世界唯一綿延數千年的悠久博大文明;保持人的文化反對禽獸法則;保持能夠創造未來世界文化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此次抗戰意義之神聖,遠別於歷史上任何民族間之戰爭。吾人能直接間接參與此神聖之戰爭,乃吾人無上之光榮 。”   
   
  
          中國人第一次全面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意識, 1935年,中國詩人就以《自由神》(施誼詞,呂驥曲)為名宣告:
  
  
   工農商學兵,
  
   大家一條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們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
  
   我們是中國的主人!
  
   莫依戀你那破碎的家鄉,
  
   莫珍惜你那空虛的夢想,
  
   按住你的創傷!
  
   挺起你的胸膛!
  
   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
  
   穿上意志的武裝,
  
   踏上人生的戰場,
  
   擎起自衛的刀槍,
  
   制止敵人的猖狂,
  
   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國已經突了它的黑夜茫茫,
  
   人民已經鍛煉了他的意志成鋼!
  
  
第三,抗戰是中國對國際公法和世界和平的無私貢獻。

  
         先引用兩則中國政府文稿。我要馬上補充一句,這兩則文告都一一實行了。
  
         1937年11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自衛抗戰聲明》: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無餘。
   
  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维護其領土主權及维護上述各種条約之尊嚴。中國决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中國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布《移駐重慶宣言》,宣告: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决心。……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
   
        我們最好直接引用幾大反法西斯同盟國領袖的話語,證明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多少個日本師團可以輕意拿下澳洲,橫掃印度,一直衝向中東,在近東和德國會師,吞並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俄國如果被征服,英國的崩潰指日可待,東西方兩大法西斯強國將最後對付美國。世界恐怕完全是另外一幅圖景。
   
         邱吉爾說, 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漫長的四年半里頂住了轟炸和飢荒,在日本武裝和裝備占優勢的情況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侵略者。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英國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大英帝國後來較為得體地日落西山,確有中國一份功勞。斯大林說,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俄國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的時候避免兩線作,被誰捆住?當然是中國。如果中國投降或戰敗了,另一種前景是, 日本將遵循“大東亞共榮圈”和“黃種人共同意識”,以日本的工業實力、技術和軍事化程度與中國的國土、資源、人力相融合,締造出一個令白種人顫栗恐懼的黃種人大帝國,其威懾力量將遠遠超過成吉思汗的蒙古鐵蹄,大大刷新曾經讓歐洲人聞之色變的“黃禍”紀錄。無論中國戰敗還是投降,都將是人類文明的夢魘。
   
  
          時間有限,我們加快速度。

  
          中國抗戰的第四點意義:對人類道義與文明的永恆維護。  

  
         日本1895年全殲中國北洋水師,1905年打敗俄國遠征軍,這是亞洲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1910年吞並朝鮮,日本崛起的強勁勢頭讓它產生了極其驕狂的野心。日本已不能滿足於做“東方的代表”,日本的使命首先是“支那及其他黃種人獨立自強之保護者、指導者,是亞細亞之盟主”。請聽聽率先提出“黃種人的使命”、堅定主張日本徹底法西斯化的理論家北一輝的宏論:日本代表“東方之魂”,將以與西方進行武力鬥爭的“亞洲門羅主義之盟主”的身份擊破英國,使土耳其復活,使印度獨立,讓日本之旭日旗給全人類以光芒,…若有必要,應有奪取全地球之遠大抱負,最終建立一個“革命之大帝國主義、使後世嘆賞的黃種人羅馬帝國”。如果這種“世界正義”被斥為侵略主義、軍國主義,日本則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之歡呼聲中,將之作為黃金之冠,加於自己頭上!
   
          中國不僅抵御了“黃種人羅馬帝國”的邪惡誘惑,而且抵禦了“以暴易暴”的歷史法則。真正讓世界驚訝、欽佩的,不是取得了戰爭勝利的武力中國,而是取得了道德勝利的文明中國,可惜這個“文明中國”僅僅存在了不到一年時間。在廢墟般的世界上,戰後各國——無論失敗的軸心國還是勝利的同盟國——都在劫後余生的地球上喘息掙扎,並又開始劃分、爭奪新的勢力範圍。勝利者雖然對戰後世界作出了全球安排,——歷史以再快不過的速度證明了那些安排是多麼脆弱。惟有中國對日本提出了“不念舊惡”、“以直報怨”的道德原則。中國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新的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際,優先將二百余萬日本戰俘和僑民禮送回國,中國為朝鮮、越南、印度、新加坡等國的獨立與美英蘇等白人盟國進行了艱苦的交涉,中國沒有虐待一個日本戰俘虜,沒有占領一寸日本國土。如果至今還把這一道德看成是當年中國執政當局別有用心的策略,那就可恥地貶毀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胸襟和道德擔當,絲毫沒有擺脫當年戰爭思想的流毒。
   
         七十年前,在一艘遣返日本戰俘和僑民的船上,貼有一張公告。一名船長自作主張寫的一篇中日文­對照的普通文字:
  
  
    這次日本侵略戰爭結束後,留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民,雖然隨著戰敗而成為戰俘、敵僑,而中國方面仍然一本傳統的精神,沒有給你們絲毫侮辱和危害。你們想想中國人民由於日本侵略中國,八年苦戰的結果,還處在水深火熱中急待拯救的凄慘情形,你們不能不深深痛苦反省,徹底覺悟!中華民族,由於崇高的文化熏陶,只感到人類是應該同樣的發展,同樣的有生存權利,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固有的德行,她從不賣弄小恩小惠、淺薄幼稚的伎倆,或是什麼陰謀詭計。……一個專橫跋扈、強取豪奪來兼並的國家不能生存於世界。這是歷史上無可逃遁的史例,誰違反它,誰便會招致失敗和覆亡的教訓。
   
           中國曾經把世界從現代“黃禍”中拯救出來,遏制了日本排斥白種人的變態狂, 拖垮和打敗了在東西方都惡名昭著的邪惡國家。幸運的是,中國乃是世界上最看重“仁慈”、“信義”、“和平”的民族,中國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闖入任何極端,中國對“人性常理”的尊重,確保她永遠不會走上瘋狂和毀滅的道路。一個像中國這樣占人類五分之一的龐大國家,又身受了無數的苦難和不公,以她飽受創傷的心靈和潛藏的無限力量,如果被某種貌似“偉大”實則野蠻、號稱“神聖”實則恐怖的思想所俘虜,那末她所帶來的後果將遠遠超過東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只是一場真正浩劫的序幕。無論如何,我們還不能宣稱已經在思想上完全戰勝了日本。雖然沒有誰再提出過“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黃種人帝國”一類“使命觀”,沒有誰制造出新的種族理論和國民性優劣比較,但中國在抗戰勝利後三十年余年間,曾在自身內部公開實行新的尊卑貴賤身份等級,並且以“偉大”、“英明”、“進步”的名義把它們變成“運動”和“制度”。在三代人崇尚暴力和倡導鬥爭的表演中,是否滲透和摻雜著當年日本的思想精英們幽靈般的宿命呢?我們在反常而艱難的歷史環境中顯示給世界的,不也有當年導演了戰爭悲劇、煽動起一個民族走向深淵的非理性、仇恨言辭、狂熱和極端思想嗎?如朱成虎一類好戰分子,竟然敢於公開鼓吹核大戰,一個劲兒要超過希特勒和東條英機,令人匪夷所思!
   
           由此,抗戰不僅是一段往事,而可作現實和未來的參照和指引。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用在中國抗戰,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抗戰精神的當代意義了。

  
第一, 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的基石。

  
        蒙元和滿清兩次異族入侵,乃中國歷史兩大黑暗時期,中國近代衰敗腐朽的內在根由。滿清統治中國尤是漢人的奇恥大辱。1644年,滿人30餘萬人,八旗軍隊17萬,竟然征服中國並統治267年!日本與中國“同種同文”,1868年後明治維新,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侵華時人口達七千萬。按蒙、滿征服邏輯,日本若征服中國,其理由更是充分。中國為何拼死抵抗,最根本原因是,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已不可違逆。
   
         1921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成立十週年,梁啟超發表演講,聲稱中華民國雖然才十歲,但她前程遠大,將“與天齊壽”。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旋乾轉坤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黃帝、堯、舜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漢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來貴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誕生了“民族精神的自覺”,即“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從今以后,任憑他那一种異族,野蠻的文明的,東洋的西洋的,獨占的共管的,“若再要來打統治中國的壞主意,可斷斷乎做不到了”。再就是誕生了“民主精神的自覺”,即任憑甚么人,堯舜、桀紂、劉邦、李世民、朱元璋、王莽、朱溫、袁世凱,“若再要想做中國皇帝,可是海枯石爛不會有這回事了”。
   
        抗戰是現代中國唯一的自我認同。之後是國共內戰你死我活,1949年後再也沒有中國人一致認同的歷史,無論大陸台灣,都各行其道。大陸歷次政治運動更使中國人發生內在分裂,非靠強力才能維持表面穩定;台灣雖有從經濟起飛到憲政全過程,但其成就至今難為大陸接納。
   
  
第二,抗戰精神是海峽兩岸最堅韌的歷史聯繫,中國現代復興與統一的國際法憑據。

           引用幾則歷史文獻:1943121日,《開羅宣言》強調:(美英中)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945813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第一號總命令》中規定,北緯16度以北地區之日軍投降由中國受降;1945821日,中國陸軍參謀長楊毅肅在芷江召見日本乞降使節今井武夫,宣布台灣、澎湖列島為第15受降區;9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和“台灣警備司令部”;1025日,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國民政府向中國全體同胞和全世界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已置於中華民國政府主權之下”。台灣宣告“光复”。
   
  
第二, 抗戰精神是矯正中日關係、重建東亞秩序的歷史延續。

  
世所共知,數千年間中國獨步東亞,兩千餘年間,中國是日本的文明恩師。徐福率三千金童
  
玉女分乘五十艘樓船東渡島國  ,雙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鑒真和尚六次東渡,歷盡艱險,攜帶的不是刀劍槍炮鴉片,而是佛學、中醫、建築、繪畫。這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帶給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的仁慈關愛,兄長式的提攜扶掖。從新石器時代的“繩紋文化”到農耕時代的“彌生文化”,從“大化革新”到“建武中興”,從“尊王攘夷”到“明治維新”,中國的周孔之教、禪宗寶鑒、朱子哲訓、陽明學說幾乎單獨鋪就了日本一千余年文明開化的路途。並賜給那片孤懸汪洋的島國三個佳名:扶桑、東瀛、日本。
                   “衣冠唐制度,文物漢宮儀”。日本蒙受中華文明恩惠之深,莫過於日本天皇制與中國的淵源。自公元645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號以來,日本天皇年號總計247個,全部出自中國典籍,達106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日本近代“開國之父”明治天皇年號取自《周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對侵略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號則取自《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直到現代,日本有識之士都不敢忘懷中國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歷史》中寫道:“日本社會就是這樣:恰如嬰兒追求母乳般貪婪地吸收了中國的先進文明,於是從野蠻階段,不久進入了文明階段。”吉田茂在其《激蕩的百年史》裡也以慶幸的筆調指出,“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來說,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
           在人類文明史上,還沒有哪兩個民間之間,大與小、強與弱、文明與野蠻,慷慨惠施與衷心蒙受,無私饋贈與全盤師法之間,有如此清晰、單純、健康而美好的關系。
          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曾兩度發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風阻受挫。那是蒙古“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的未遂攻伐,與中華本色文明無涉。
           19519月,48個國家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沒有中國人參加,國民黨正痛未定難思痛,共產黨則正跟美國在朝鮮打仗。這是又一個顯例,中國是蘇美冷戰最大受害人。作出巨大民族犧牲的中國竟然不能參與與她貢獻重大的國際會議,《對日和約》注定將遺留諸多問題。­
   
  
第三, 抗戰歷史與精神是重修中美關係、共建21世紀太平洋安全與合作的最可靠資源。

   
羅斯福總統曾制定兩條基本對華政策:1,確保兩國“有效聯合對日作戰”;2,“承認和支持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大國,在戰時與美國並肩作戰,戰後在東方主導自由和繁榮”。1941年12月31日,美國建議成立中國戰區,由蔣中正出任最高統帥;43年1月11日,美國聲明,主動放棄在華治外特權,跟中國交換平等新約,所有反法西斯西方國家效仿跟進。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以來所有不平等條約全部廢除,中華民族從此站立於東方。43年10月,美國國會廢止實行了61年的《排華法案》;43年11月,羅斯福堅持邀請蔣中正參加開羅會議;不顧蘇聯和英國反對,支持中國作為《世界普遍宣言》 签字国,以及聯合國創始國。目的都在推動中國代表東方成為“四強”。我要立即補充,如前所述,中國曾“苦撐東亞”十年之久,如果沒有中國參戰,二戰就像一戰一樣,是一場難分良莠的舊式世界瓜分,帝國之戰、列強之爭。
   
  
       現在,我們回到現實。1995年,俄罗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結束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中國沒有一兵一卒出場,二戰好像與中國無關,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目为和平祈祷;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當包括德國亡軍人在內的諾曼底全體陣亡將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陽光下平等而尊嚴地接受後世人們的致意時,在猶他海灘和整個歐羅巴降臨了一個巨大的句號:歐洲自相殘殺的歷史、歐洲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歷史,正式宣告終結。返觀東亞,再狂热的“亞洲門羅主義”鼓吹者和新式“大亞洲主義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片广场上握手言和。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正是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和朝鲜,至今陷于难堪的分裂。70年前,中美是共同對抗日本的盟友,今天中日之間依然怒目相向,美國卻是日本的盟友,東亞上空再次戰雲密布。
   
  
        去年7月7日7,我曾在北京一次有500餘人參加的集會上提出幾點呼籲,我願借此機會重新呼籲:   

   
第一, 中國共產黨應放棄馬列主義,回歸中華文明,正式、公開、誠懇地承認,中國國民黨領導和堅持抗戰,是對國家民族作出的巨大犧牲和不朽貢獻。勿需任何縝密繁复的戰略思慮和政治算計,勿需一分錢投資,只需實事求是態度,就可超越冷戰鴻溝,終結內戰歷史,彌合民族創傷,恢復民族大義;

   
第二, 兩岸和全球華人不受阻撓地以各自方式紀念抗戰,兩岸政府及民間共同建立中華民族抗戰紀念基金,撫卹抗戰老兵及親屬後人;
   
選擇黃河、長江抗戰舊址,修築抗戰勝利紀功碑、抗戰先賢祠和抗戰陣亡將士公祭堂(參照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

                                        第三, 安葬祭祀全體為國捐軀的軍人);

   
第四, 國共兩黨聯合發表文告,共同紀念抗戰,並謀求簽署國共《停戰協議》,推動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第五, 中國大陸放棄與俄國商定的共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眾所周知,前蘇聯曾在中國最艱難的1941年春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又於1945年與美、英簽署《雅爾塔秘密協議》,全盤葬送中國抗戰成果。蘇聯政府只在日本投降後才對日宣戰,借機出兵中國東北造成國共內戰,並使領導抗戰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成為內戰失敗方,中國人為此蒙受空前災難。中國應把抗戰勝利70週年當成“恢復中華”的百年之機,大陸政府和中共負有最重要責任。中國應與美國共同紀念太平洋戰爭勝利70週年,重新修好兩國關係;

   
第六, 中華民國政府曾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1945—1972),中華人民共和國繼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1972—2015),兩岸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共同致函聯合國,呼籲有關國家簽署《世界和平宣言》。孔子2500年前就希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西方從柏拉圖到但丁到康德到愛因斯坦,都有建立世界政府追求永久和平的理想。

            我完全意識到,此種呼籲不過是暗夜微音,或被譏為“與虎謀皮”。都不管,慮及此就直言。

  去年今日在北京,此類呼籲曾引起強烈共鳴,吾道不孤。

           全球化時代演變日亟,世界正處於新軸心時代。大陸雖經濟高速發展,但禮崩樂壞,貪腐肆虐,近期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人敗露,顯示大陸危機何等深重,照此下去,30多年財富膨脹的“盛世”將可能毀於一旦。台灣雖完成憲政,卻也族群渙散,統獨對峙。中國人幸有共同的抗戰遺產,共同的精神資源,不予珍惜繼承,何其狹隘荒堂。若真要實現中國夢,何不從還原抗戰歷史,宏揚抗戰精神始。日本、美國如何,不由中國說了算,但中國事由中國人自作主宰,則天經地義,梁啟超100多年前就作出判斷了。

           中國能否否極泰來、貞下啟元,相當程度取決於能否重歸大義,洞燭機先,吃準火候,擺脫歷史羈絆,衝決意識形態牢籠,走出歷史正步。明年2015年,應是旋乾轉坤之年,否則,中國危機將加速惡化甚至萬劫不覆。歷史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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