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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媳妇在华生活在恐惧中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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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25/2014 20:24: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多年来,朝鲜媳妇郑金素代表了一个隐秘的群体—非法越境并滞留于中国的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他们在中国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我封闭的脆弱基础上。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陆续从流经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图们江一侧越境而来,冒着被遣返、苦役、入狱甚至被枪毙的危险,进入中国。韩国统一部2006年的统计称,当时有10-15万朝鲜籍非法越境者滞留在中国。

  他们中有的在短暂停留后,带着中国亲戚的援助悄悄回到了家人身边;有的则像泼到泥土上的水,悄无声息地渗入到了广袤的中国城乡;还有些则在辗转数千公里后再次偷渡离开中国。

  在没有合法身份、不会说汉语、不知晓路线的多重阻碍下,这些朝鲜偷渡者只能借助外力才能成行。多年来,这在边境已经成了一门地下生意。

  台海网 12月22日讯 据南都周刊报道,对郑金素而言,祖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这位近40岁的女人在吉林省珲春市已生活了近20年。在这座欣欣向荣的边境小城,她总是将自己封闭起来—沉默寡言,很少外出,避免跟任何陌生人接触,平日除了到学校接送儿子,或是去农贸市场买菜外,她几乎都呆在寂静的家里。

  她深爱的家,也是她的秘密藏身之地。

  她来自朝鲜,是祖国的“叛徒”。

  朝鲜媳妇

  “她大概是在1996年冬天过来的。”曾经从事过中朝贸易的朝鲜族商人李世泰回忆道。他是郑金素的丈夫金永南的舅舅。

  1998年的一天傍晚,李世泰第一次见到了郑金素。“她又瘦又矮,无精打采的模样”,李世泰说,那时郑金素跟金永南住在珲春东北某个偏僻山村里。

  李世泰的姐姐曾试图欺骗弟弟,她说儿媳妇家在吉林农村,是亲戚介绍嫁过来的。但李世泰发现,每当他对郑金素说中文时,对方就一脸尬尴无法回应。第二天,姐姐把李世泰拉进隔壁房间,压低声音说出了实情:媳妇是朝鲜人。

  在靠近朝鲜的中国边境山村里,朝鲜媳妇并不鲜见,但又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存在。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现在郑金素有一个忠厚勤劳的丈夫,一个快要升初中的帅气儿子,她跟年迈的婆婆也相处融洽。但除了最亲密的家人,没人知道她的身世。

  多年来,郑金素代表了一个隐秘的群体—非法越境并滞留于中国的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他们在中国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我封闭的脆弱基础上。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群体就已出现在中国。

  过去17年中,郑金素只回过一次朝鲜,但那是被中国警方抓住后遣送回去的—1998年冬季,几名警察围住郑金素当时躲藏的那个偏僻山村里的家门,把她带走并遣送回了朝鲜。据说村里有人告发了金永南娶朝鲜媳妇的事。

  金永南曾痛苦地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妻子。但不久后的一天夜里,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郑金素口气慌乱地让丈夫快去接她。

  她又一次过江了。

  上次被遣返回国后在监狱中度过的绝望时光,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多年来时刻提醒着郑金素:她也不属于这里。

  去年春节,李世泰严肃对郑金素说:“你不能一辈子躲下去了”。他说等有机会时,会帮她结束恐惧中的生活。三年前,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也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在郑金素家里躲藏40天后,他们远赴云南并再次偷渡出境,最终去了韩国。

  听完李世泰的计划,郑金素哭着答应了。

  地下生意

  李世泰的计划很简单:找“朋友”把郑金素运送到云南,再伺机进入东南亚国家,最终进入韩国。

  《凤凰周刊》曾披露过逃离国境的朝鲜人进入韩国的“地下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后,一路向西前往内蒙古,再从陆路穿越边境地带的茫茫戈壁草原后进入蒙古;另一条路线则是一路南下,从云南、广西边境偷渡前往东南亚国家,再辗转前往韩国。这条全程超过4000公里,横跨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偷渡路线早已隐现多年。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正是经此路线去往韩国的。

  没有合法身份、不会说汉语、不知晓路线……,多重阻碍下,所有的朝鲜偷渡者只能靠外力帮助才能成行。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门地下生意。

  李世泰有三位朋友就曾是专干这行的“生意人”。

  58岁的张隆升曾是这个组织运送偷渡者团伙的老板。他现在正蹲在监狱里—因犯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他在今年第三次被捕入狱。

  至少在1998年前后,深陷“苦难的行军”中的朝鲜为张隆升带来了新的“事业”—只要将那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组织偷渡出境后,他就能按人头从韩国某个组织那里收取酬劳。

  在这个跨越多国的偷渡网络中,张隆升承担着最关键也是最危险一环—负责非法越境的朝鲜人在中国境内的接收、藏匿、运送等所有环节。

  2001年新年,在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的社论中,张隆升的“客人”却蒸蒸日上。他就像一位事业成功的老板—总是出入于宾馆饭店,随时夹在腋下的黑色钱包里装着厚厚的现金,常常张罗朋友们吃饭喝酒,然后抢着付钱结账。

  李世泰不认为张隆升的大方都是出于友情。一次饭桌上,张隆升悄悄邀请李世泰加入他的事业,“只要把朝鲜客人带到指定地点就行”,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条件。李世泰最终拒绝了邀请,他担心这门违法生意早晚会出事。

  事实也是这样—大约在2004 年前后, 张隆升第一次被捕了。但几个月后他就走出了看守所。李世泰猜测,当时张隆升没有被警方抓到太多证据。

  没过多久,张隆升便重操旧业。危险重重的偷渡生意远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他仍然需要帮手。那些没有稳定工作,靠打工挣些微薄收入的朋友们,就成了他捕捉的对象。

  业务员

  其貌不扬又身材矮小的珲春农民朴正勇,在数年后成了张隆升那数目不详的手下之一。

  现年近60岁朴正勇,与年迈的母亲租住在珲春一个紧挨着图们江的边境村子里。在为数不多的朋友眼里,他是个穷困潦倒而又无可救药的老酒鬼。喝了酒后,他敢吹嘘自己能用牙齿咬住铁钉,“用手把它掰弯”。

  2009年7月,朴正勇接到了张隆升的邀请电话,成了张隆升偷渡团伙中的一员。收到张隆升汇来的一笔钱后,他很快在延吉租下一套房子,兴奋地期待着自己的“美好钱程”。

  两年后,李世泰的朋友老胡,也无意间被拉进了这个网络。2011年春节后,他寄宿延吉的朋友“老赵”一处闲置的屋里。而老赵已接受了张隆升的邀请,为了办事方便,他说服了老胡。

  身为老板的张隆升几乎都呆在北京、沈阳两地。他极少露面,没人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但很明显他是位组织偷渡的老手—韩国的组织为他提供着稳定的资金,他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通过电话就能调动手下人完成“客人”的接送任务。他同时有好几部手机,而每个号码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更换。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老胡、老赵住在延吉市一片长有杂草的居民区中,距离汽车站只有几分钟车程。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把朝鲜人接到家里藏匿,再把他们带到车站,买票送他们上车。

  2011年3月的一天上午,老赵第一次带来了“客人”—两位三十多岁,穿着像当地年轻女性一样时尚的朝鲜女人。她们已经在延吉的亲戚家里躲藏了一段时间。

  当晚,老赵、老胡带着她们乘出租车到延吉客运站,随后帮她们买好了去往沈阳的长途客车票。客车驶出车站后,老赵打电话告知了张隆升车牌号码,预计到达时间,还把司机的手机号码也告诉了他。在张隆升掌控的网络里,会有别人来跟进这辆车的行踪。

  一小时后,老赵从ATM里取到了张隆升汇来车票钱和300元酬劳,跟老胡平分了这笔所得。这也是此后他们大部分任务的酬劳标准—每送一名朝鲜人上车,他们只能挣到150元。老胡一直对如此低的酬劳非常不满,但老赵总是劝他知足。

  此后三个月时间里,他们那毫不起眼的住处就像谍战电影中的“安全屋”一样,成为近百名朝鲜人的中转地—一对刚越过图们江的衣衫褴褛的吸毒父子;三位曾经在延吉做过色情视频服务的年轻姑娘;一名在中国做生意失利后不堪忍受国内刑罚,从囚车上跳车逃跑的朝鲜商社职员;已经有亲戚去了韩国的普通夫妻……

  从东北到昆明

  通过无人知晓的渠道,张隆升早已获得这些人的偷渡信息。在他的安排下,有人会带着他们在约定的时候—通常是夜晚,出现在老胡指定的地点。老胡喜欢把地点定在延吉市某些政府办公楼的大门外,“这样的地方晚上很少有人”,他说有助于自己“一眼就看到客人”。

  老胡只见过一次把“客人”带来的带路人。那是一位年轻瘦小的朝鲜男子。因为时间仓促,张隆升在这次行动中需要老胡把酬劳现场交给对方。拿到6000元钱后,男子带着老胡穿过马路,在一条小巷里把躲在暗处的三位朝鲜姑娘交给了他,然后转身离去。“我听得出他的朝鲜口音”,老胡说。他很羡慕男子的高收入,但想到对方所冒的风险,他也觉得理所当然。而张隆升也暗示过他,这笔钱还需要“打点”朝鲜那边的其他人。

  老胡估计他跟老赵大概送走了90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的最终去向。少有的例外是,有几名朝鲜人曾从韩国给他打来过致谢电话。

  在挣钱野心的驱使下,朴正勇认领了另一项劳苦又危险的任务:长途运输。为了提高回报率,他会等自己的“安全屋”挤进七、八名朝鲜人后才出发。他能事先领到活动经费—每名朝鲜人2000元,扣除沿途的交通食宿之类的开销后,剩下的钱就是他的报酬。每个客人能为他带来上千元收入。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漫长路途中,两块钱一个的面包,一块钱一瓶矿泉水,就是这支沉默队伍的唯一食物。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朴正勇要求“客人”路上不要说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交警检查超载情况、汽车发生故障、糟糕天气导致的交通管制,乃至“客人”晕车呕吐,都会让朴正勇紧张不已。

  他的神经始终绷紧,每天跟张隆升通上数十个电话,随时报告车程情况。当车驶进昆明客车站,他就大功告成,可以下车离去了。他甚至不用管车上的“客人”—张隆升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了。

  那边现在怎样了?

  郑金素一家正等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时刻。

  跟三年前的妹妹、妹夫一样,郑金素将在延吉坐上长途大巴,在朴正勇这类“业务员”的带领下奔向云南。在昆明下车后,有人会带她在出租房、小旅社里短暂藏匿,也可能会让她登上另一辆长途客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再穿行十小时,到达与缅甸、老挝有近千公里边境线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省一位前边防系统人士称,大约从2000年开始,该省涉及朝鲜偷渡者的案件就逐年增加,偷渡者大多以昆明为中转站,乘车到西双版纳、临沧等边境地区后非法出境。而西双版纳是最容易被选择的出境地点。

  从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出发,三个多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毗邻缅甸的边境小镇—勐海县打洛镇。这里有隐于茂密山林中的36.5公里国境线。

  在一些像张隆升和他们的上线—某个韩国组织的协调下,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客人都有人负责接应,并带着他们赶赴下一站,直到安全地点—例如泰国。与蒙古一样,泰国政府未对朝鲜偷渡者实行强制遣返措施,也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无法预测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这样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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