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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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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4/2015 18:27: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
暨中國大陸歷史反思運動綜述

辛灏年

編者按:這是辛灝年先生2014年7月在南加州僑學界紀念抗日戰爭七十七週年活動上的演講。因切合「民國研討會」主題,特安排在這一欄目刊登。
我非常感謝在座的朋友,感謝洛杉磯僑學界的朋友,感謝洛杉磯所有的紀念七七抗戰活動的團體、僑領和朋友們。今天晚上我來到這裡,講「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
中國大陸歷史反思運動的由來


「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作為主題,是因為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民間曾爆發了一場歷史反思運動,這場歷史反思運動在1985年推起了第一個浪潮,在1989年以後推起了第二個浪潮,在1999年之後,推起了第三道浪潮。那它是怎麼來的?
中國大陸在上一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曾經出現過一次共產黨號召的思想解放運動,而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很快就分成兩條道路:一條道路,那就是共產黨要求的,「解放」到毛澤東思想裡面去;另一個解放運動屬於人民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解放運動是通過文學的解放,通過文學對生活的干預來解放的。人民的解放運動是在文藝、文學的解放之後來到思想解放的領域,對思想進行解放的運動。發生了一段時間以後,就看出來它和晚清的思想解放運動相當相似,就像經濟改革一樣,滿清的經濟改革叫「洋務運動」,中共八十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叫「改革開放」,都是在經濟上進行改革,都是允許民辦,允許官辦,允許官商合辦,都是要引進外資,從各個方面來說它們是非常酷似的。
等到經濟改革推動起來以後,由於前三十年中國大陸的政治狀況,它所殘留的一些阻礙的思想開始起作用,也就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和它的頑固派之間的較量,也就像滿清時代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和以光緒為首的改良派、改革派之間的關係一樣,發生了衝突。在這個情況下,它的思想解放就做不下去了,無以號召了;它的經濟改革在1985年以後開始停滯。特別是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這個指示,特別是他們要求讓他們的子弟們、讓「無產階級革命」的子弟們先富起來的那些指示,一下子使腐敗在中國哄然而起。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用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1983年中共召開了它的全會,決定要搞政治改革,但是這份政治改革的報告,它的文件就像一紙空文一樣,一直延續到今天都沒有進行一點點的政治改革,所以經濟在1989年之前陷入一種低迷。
因為政治的阻礙和經濟的停滯不前,思想解放運動走不下去了,官方的「思想解放運動」公開批判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為中心內容的進步的改良思想。這個所謂進步的改良思想,實際上就是晚清的進步改良思想在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重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種進步改良主義思想,反對傳播西方的文化、思想,反對人權、民主等等一些世界的普世概念,在這種狀況下思想解放運動當然就被阻止了。
可是人民的思想解放沒有停止。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在第一個文學的思想解放中開始回憶了文革當中知識青年在農村所遭遇的種種的痛苦。人民開始回憶了在文革十年當中所遭受的屠殺和種種的非人的待遇。人民的思想解放,還要超越文革,又反思到了1957年「反右」鬥爭。當年只有四百萬知識份子,可是中國共產黨打了一百一十七萬「右派」,被打的「右派」實際上就是家破人亡、勞教、勞改、夫妻離婚、子女沒有人撫養。1979年的時候,共產黨為了收拾人心,給他們平反了。
共產黨又摘掉了所謂「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的帽子,使這些人的子弟重新能夠在社會上做人了。在文革當中廢除了的高考制恢復了,所以人心開始向上。但是沒有想到的是,當人民的思想解放,解放到「反右」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時候,共產黨阻止了這個思想解放。
人民被阻止的思想解放並沒有熄滅下去,卻反過來朝著1949年以後整個毛澤東時代所發動的十七次政治運動,和在十七次政治運動中被枉殺的八千萬中國大陸人民,進行了一種程度的反思,這個反思剛剛開頭就被共產黨鎮壓下去了。
那怎麼辦?就在1979年到1989年,這樣一個思想解放、經濟改革的年頭裡面,在這短短的十年當中,當經濟改革受到挫折,當政治改革被拒絕,當反「官倒」反腐敗得不到伸張的狀況下,人民感到鬱悶,鬱悶的人民在等待著一個機會。什麼機會?就是讓我們能夠真正的瞭解,1949年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所做的這些事情,尤其是毛澤東時代所做的這些事情,到底對我們中華民族,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人民,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對我們民族的前途起到怎樣的破壞作用。
歷史反思的第一個階段


可是大家都沒有想到,這個時候出了兩件事。一件事就是,198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週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為了對臺灣的國民黨進行統戰,第一次公開承認,國民黨也是抗戰的,國民黨是在正面的戰場上抗戰。這對很多的臺灣朋友們來講,很正常啊,我們本來就是抗戰的,是你說我們不抗戰的。可對大陸幾代老百姓來講,那可是石破天驚啊!因為1949年以後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的所有教科書裡面都寫著,國民黨不抗戰、出賣國家,將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所以我們的歷史學家們,特別是那些中青年的歷史學者們,就開始趁著共產黨說國民黨也抗戰、國民黨也在正面戰場上對日作戰,而研究起國民黨抗戰來了。因為,既然共產黨也說國民黨抗戰,那麼我為什麼不能研究國民黨抗戰。
1986年因為李宗仁的關係(李宗仁背叛民國,投降中共),李宗仁在歷史上,又曾經是指揮台兒莊戰役的最高司令官,那麼共產黨為了達到統戰的目的,也因為跟李宗仁的這一段因緣,允許了「血戰台兒莊」這部電影的演出。這部電影在1986年就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電影院裡面播放了,當時我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都感到十分的驚訝,原來國民黨的士兵——其實這些話都是共產黨教的,講錯了——國民革命軍,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他們是怎樣的在對日戰場上捐軀,他們是怎樣在保護中華民國血脈的反侵略戰爭當中,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這一點我舉個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
我想在座的臺灣朋友也許不覺得很激動,可是當時我們的那個激動是你們不能想像的。在我家住的對面有個「解放電影院」,我就去解放電影院去看了這部「血戰台兒莊」,電影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斷的都有觀眾的鼓掌聲,我高聲的叫「好,國民黨打的好」,這樣的呼聲,結果就引起來也同時看電影的幾個老幹部的不滿,共產黨老幹部的不滿:「這有什麼好啊,我們的共產黨打了多少仗啊,日本人都是我們打的」。可是電影院的觀眾怎麼回答他:「你們是打了很多仗啊,你們從來只打內戰不打外戰!」哇!這句話引起整個電影院裡瘋狂的呼叫聲:「對啦!你們只打內戰,不打外戰,你們不像國民黨他們打日本」。
所以這部電影剛剛上映了半個月就被禁掉了。後來大陸又播了很多的抗戰電影,很多都被禁掉了,可是禁不住,因為1985年承認國民黨抗戰,就等於在中國大陸放開了一道缺口,人民就開始從這個缺口裡噴湧而出,我們的歷史學者們,開始了研究國民黨抗戰的第一個高潮。
我舉個例子。在這個階段裡面,首先河南人民出版社在短短的兩年之中,就是從1985年到1987年這兩年之中,就出版了二十七本研究中華民國史的叢書,而其中大多數是研究國民黨抗戰的。它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抗日戰場上殉國的國民黨將軍,當時還不知道全部,一個青年學者寫了這本書,列舉了一百一十五位國民黨將軍,是怎樣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捐軀的。這本書在中國發生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人民開始反思,因為以國民黨抗戰為中心的抗戰史,仍然要引起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興趣,也就是影響到對中華民國的興趣,因為過去共產黨講國民黨不抗戰,說中華民國是個舊中國,是個黑暗的反動的中國,是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1987年出版的一本書叫做《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這本書很重要,在於把1927年4月18號蔣介石先生領導北伐、解放長江以南的中國以後,在南京重建的南京國民政府,它的建立,和它到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它對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為這個國家所做出的貢獻,特別是在經濟上,為這個國家未來的八年全面抗戰所打下的經濟基礎,寫得相當的清楚和明白。
大家不要忘記,那個時代正是蔣先生和他的國民黨實行訓政的時代,也是共產黨和所謂的「左派知識份子」、「自由派知識份子」們拼命的詆毀和攻擊國民黨政權的時候。毛澤東辱罵蔣介石先生「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可是蔣介石先生從1928年宣布訓政綱領,到1937年在廬山號召全民抗戰,在這十年當中,他們建立了一個訓政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幹什麼的?一方面這是歷史的教訓,建立一個頑強的、堅固的中央政府,以防止外國的侵略,防止舊勢力的專制復辟,在實際上這個政府又從縣以下開始,教育人民如何掌握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權利,就是以縣自治開始來推行民主的進程;同時在這十年裡面,草擬憲法(「五五」憲法草案),準備了中國從軍政走向訓政,走完訓政,走向憲政。
這本書在這些方面所付出的貢獻,在中國大陸可以說是1949年後沒有的,因為1949年以後在大陸絕對沒有一篇文章,更沒有一本書敢說國民黨做過一些好事。除此之外,在1949年到1989年中間,出版了大量的反思國民黨抗戰的書以外,也出了大量的關於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沒有出版過一本孫中山的書,也沒有在報紙上刊載過孫中山先生的任何一篇文章,可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青年學者寫了一本書,叫《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
大家都知道,戴季陶是個堅決反共的人物。戴季陶對國民黨、對中華民國最大貢獻是什麼?他的貢獻就是在共產黨融進國民黨之後(打著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用國民黨的軀殼來填補他們共產主義的思想,批判三民主義,宏揚共產主義,否定中國國民革命,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戴季陶先生英明睿見,他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兩個陣營之間的問題。一個陣營要在中國革命道路上把中國變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另外一個主義,共產主義,要在中國高喊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要把中國重新變成一個被人專政的國家。戴先生的睿智就在於,早在1927年左右,他就能把這個問題分解得清清楚楚,有力的證明了「四•一二」清黨的歷史正確性。
所以我們這個學者很了不起啊!當然,他不敢明講,可是他把這些事實給捅出來了,他把戴季陶怎麼講的話捅出來了。儘管有的時候,他還要說幾句「戴季陶反動」的話,可是他把戴季陶的「反動思想」全部拎出來了,我們這些讀者一看就明白了。
所以在1985到1989年的這段時間裡面,在人民的思想解放受到阻遏的時候,中國的中青年歷史學家們,開始反思國民黨抗戰,反思國民黨時期的中國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狀況。雖然他們仍然是改良主義者,因為他們不能否定共產黨,凡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發生交接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事件上,他們當然還要站出來維護共產黨,可是他們畢竟把國民黨做的那些事,好事和壞事,都講出來了,壞事我們都知道,好事我們不知道,他就有心的把國民黨歷史上的、中華民國歷史上的一些正確的行為、做法如何保衛和推進這個國家,表現在我們中國大陸的讀者面前,特別是一代青年讀者的面前,這是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第一階段。
今天我在這裡說,謝謝,謝謝,這第一階段的功勞歸於誰,歸於中國大陸的歷史學界,歸於中國大陸的那些中青年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者們,他們開創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先河,他們把中華民國史及一部中國現代式的真實部分,開始推向了我們讀者的眼界。
可是中國大陸就在這個時候出了第二件事,在人民的思想解放被壓迫,在國家的經濟改革被終止、被阻滯,在國家的政治改革絕不進行的情況下,1986年到1987年,中國大陸發起了一場自49年以來,從沒有過的學潮。
這個學潮公開的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它起於合肥,東及上海,西至武漢,北至北京,南及廣州,這場學潮在中國的幾十所大學裡面,澎湃而起,反對85年以後中共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也就是讓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們先富起來的政策。雖然這一場運動相當的聲勢浩大,也使當權者感到害怕,但是當局者還是厲害的把他們鎮壓下去了。
當年我在武漢大學,我就看到我們武漢大學學生會的主席,也是這場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和推動者,事後被逼瘋了,因為要他交代背後的黑手。這個運動不像共產黨發動的所有運動那樣背後都有黑手或者紅手,這個運動沒有背後,他交代不出來,最後把他逼瘋了。一個有才華的青年,就這樣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被葬送了自己的人生,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大陸當時1986、87年的高校裡面,是屢見不鮮的,我不能一一說來。
86、87年的學潮是被強硬的政治力量壓迫下去的。在86、87年發生了幾件事情。一件是開除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作家王若望、劉賓雁和學者方勵之的共產黨黨籍,因為他們雖然身為共產黨,卻在中國宣傳「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同時,胡耀邦先生,共產黨裡面一個難得的真誠的人,有才華的人,心裡面有人民的這樣一個人,他由於支持人民反對腐敗,要求政治改革,而被共產黨在1987年解除了總書記的職務。
我順便告訴大家一下,胡耀邦先生被解除職務的表明原因,中國大陸人民皆知,但有一個原因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是胡耀邦先生在八十年代上半紀訪問英國的時候,英國的大使館給他安排了一個節目,就是有一天的下午要讓他去給馬克思的墓去拜墓,也就是去為中國共產黨的祖宗馬克思上墳,可是時間到了,耀邦同志哪裡都不在,誰也找不到他,他上哪兒去了呢?他悄悄的一個人跑到大清時代駐英國公使館裡面去了,站在孫中山的畫像下流眼淚,這說明他心裡是怎麼想的。
就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中國大陸的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感到痛苦,剛剛才說要為了振興中華改革開放,大家都帶著一種從未有過的熱情來支持這場改革開放,希望改革開放在政治改革的推動下,能夠在經濟上為中華創造更大的成就,在思想上得到更大的自由,讓人民能夠多多少少活得像一個人一樣。
可是沒想到,86年、87年的學潮之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批判或開除,以及胡耀邦先生被解除最高領導的職務,終於造成了1989年波及全國的學生運動、市民運動。我們今天回頭看也罷,還是當時我自己對這場運動的看法也罷,這場運動實際上完全酷似於晚清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也就是戊戌運動,只不過戊戌運動提出了真正的政治改革方案,並且戊戌維新推展了一百天,做出了一些成就,最後被頑固派慈禧太后將六君子斬首在大清王朝的龍壁之下。
那麼共產黨呢?共產黨對這一場運動的要求,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要求反腐敗、反「官倒」,這樣一些口號,完全不予正理。詳細情況我不必說了,這件事情轟動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最後用坦克車、機關槍,在北京對學生和市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在全國各大中小城市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這場運動,它的痛苦、它的流血,比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不知道要慘痛多少倍,可是這場運動是把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那一點信心,對振興中華的那一點期望,對政治制度變革的那一種願望,強硬的壓迫下去了。
在1989年到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經濟改革之前,也就像1898年戊戌變法之後,到1901年慈禧太后重新推動二度經濟改革,一模一樣。在相同的時間裡面,當時的中國大陸人感到鬱悶不堪,一根火柴都能夠點著。當老布希總統去打伊拉克的時候,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時候,中國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機關到工廠,連人像發了瘋一樣,每個人都在關心著老布希為什麼不把伊拉克打的更狠一點,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政治學習的會上會說出這樣一句話,老布希你為什麼不炸中南海,可見人民的民憤到了什麼程度。
鄧小平為了挽救這個狀況,發出了二度經濟改革的號召。政治改革當然不提,因為到現在為止,政治改革是一點都沒有改動,讓人民感到很沉悶、很鬱悶。可是85年到89年,我們的歷史學家已經把對國民黨抗戰的反思,提上了日程,已經產生了「血戰台兒莊」的電影,已經出現了懷念一百一十五位戰死在抗日疆場上的將軍的故事,更多的書正在繼續發行和出版,於是中國大陸的歷史反思走向了第二個階段。
歷史反思的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從1989年以後開始,這個階段不像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它已經不像89年前歷史學界的反思,它已經從歷史學家走向了廣大民間,所以我後來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中國大陸的民間歷史反思運動。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各行各業裡面,特別是文化界、新聞界、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青年知識份子,未必是學歷史的,都開始反思歷史。
我隨便舉幾本書的例子:1989年8月,解放軍作家張正隆寫了一本書,海外很多朋友也知道,叫《雪白血紅》。這本書出版以後,引起了轟動,引起了高層的緊張,因為從來沒有過的,他描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攻打長春的時候,堵住長春裡面挨餓的人民,不讓他們出來,整整餓死長春人民十五萬。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這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事情。原來以為解放軍打是人民解放戰爭,它怎麼會餓死人民呢?可這本書有詳盡的資料,採訪了一百多個中共的將領,最後完成這本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說明一條:人民已經懷疑,在中華民國的時代,中共的軍隊是怎樣奪取江山的。
1990年,中國大陸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在中共統治下從來沒有出版過,其實臺灣朋友人人都知道,這本書就是孫中山先生寫的《中國革命史》。可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沒有用這個名字發表,它用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大家想一想,在1989年人民遭到了機關槍、坦克車的鎮壓以後,我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居然敢將孫中山這一本《中國革命史》用《革命尚未成功》的標題出版,它所深含的意思,誰都明白。我們當時讀到這本書的時候,非常的激動,都覺得真的革命尚未成功,我們今天的中國還是沒有自己的民主的自豪感,唯有的人權都被奪走了,我們的民生要求改善,卻又很快被逆轉。
在這個狀況下,人民開始要研究孫中山的革命,要研究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於是1991年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遠征軍》。這本書在出版之前曾經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個大型文學雜誌叫《當代》上發表過,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正面的以記實文學的方式,來描寫中國在二戰當中怎樣領導了東方的幾個國家,去抵抗日本的侵略。看過以後,引起全國震動,人民進一步的感到,國民黨時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為國爭光的中華民國,這個中華民國不僅堅持了中國的抗戰,而且支持了東南亞的抗戰,我們的蔣介石先生居然是東部戰區的最高司令長官。蔣介石先生頭上的那些被塗抹的最難看的色彩開始褪去,就從這裡開始褪去。
同樣是1991年,中國大陸出版了一位老歷史學家寫的一本書。這本書很有意思,我在合肥的新華書店裡面發現了這一本書,我三次要求把這本書拿出來,我想買,我翻翻目錄以後,又把它還給售貨員了,就這樣反覆三次,售貨員都很吃驚,說:「你這個人怎麼回事,到底買不買?」我最後跟自己說了一句話:「不管他是什麼觀點,對於一個已經走進歷史的人來說,你還是應該買來看的」,我就買了。
這本書裡面寫了什麼呢?為什麼我會猶豫買呢?是因為在這本書的目錄上,全是罵蔣介石的,比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比如背叛大革命,比如殘酷的鎮壓人民,比如發動五次圍剿戰爭,推動中國革命的火種,等等,全部是罵老蔣的。拿回家我有一個多月都沒有看,可是一個多月後我心裡想還是看吧,既然買了嘛,我就拿過來看,一看以後我傻眼了。
它裡面的內容和它的目錄完全不一樣,它在目錄上罵老蔣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可是到了書理面是老蔣好話說盡,好事做的太多。這位作者楊樹標教授是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他的這本書很有意思的,他這本書在詳細的描述了蔣先生的歷史以後,他在書當中特別提到兩個問題。一個,抗戰是蔣介石領導打的。他說,大家想一想,中華民國是當時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是蔣介石,如果蔣介石不堅定抗戰的話,中華民國那些國民革命軍們會去抗戰嗎?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講到抗戰勝利後和抗戰的成就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說蔣介石不扺抗呢?我們怎麼能說蔣介石不抗戰呢?這時候大家沒話說,而且他把蔣介石怎麼領導抗戰、怎麼親往前線,怎樣在崑崙關戰役的時候被敵人砲彈打過來,被埋在沙土裡,方先覺軍長把他從沙土裡刨出來,他都寫上去了。在1937年,日本所謂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開始之前,蔣先生曾經臥在北京的那個盧溝橋的南邊的河堤上,自己在那裡爬行了一千米,來考察如果日本從北面打過來,我軍怎樣建立自己的防線從斜面去打過去。他把這些都說出來了。我忽然感動,我從來沒有過的感動。蔣介石很可愛啊,他不像共產黨講的是一個殺人的怪獸啊。
他特別是把對歷史的反思伸展到了北伐是誰打的,誰領導打的。他說了一句話,兩度北伐都是蔣介石領導打的。大家想想看,在我們過去的書籍裡面,都說蔣介石不好好的北伐,蔣介石被開除了北伐的總司令,那是武漢左派政府幹的事。可是我想問一問,兩度北伐都是蔣介石當總司令,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如果沒有蔣介石做總司令,這個北伐戰爭能夠成功嗎?南京的國民政府能夠重建嗎?北京舊都能夠克定嗎?他能夠在孫先生的碧靈寺的靈柩前面痛哭流涕嗎?
楊樹標教授他的這本書經過不斷的再版,也進行不斷的修改,現在出版的書已經丟掉了許許多多罵蔣先生的話。他最大的貢獻在哪裡?最大的貢獻是十九年以後當蔣介石日記開放的時候,中共派了一個有名的歷史學者到慈湖來看蔣介石的日記(這位先生其他的我都不說了,我寫了一本書叫《最後的污辱》很快就在臺灣出版,詳細的說中共學者是怎樣來看待蔣介石日記的,怎樣去得到所謂的成果的);楊樹標先生在十九年之前,他已經認識到除了反共以外,蔣介石都是正確的,這是在他的後記《未了的話》裡面,白紙黑字寫出來的,可是蔣先生日記開放以後,那個被共產黨中共中央統戰部派到慈湖那位最有名的學者,居然得出的結論和他是一樣的。不要忘記,十九年了,大陸的反思已經如火如荼了,其它的他污衊蔣介石的一些情況,我以後在專題裡面再說。
楊樹標先生應該說對反思抗戰、反思北伐、反思蔣介石先生一生的歷史,是建立了功勳的。那麼大家想一想在中國大陸,我剛才講,何只是歷史學界啊,就在199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國民黨——1937》。這本書的尾頁上寫了一句話,這句話我背給大家聽,「五十前年那一場保衛我們偉大中華民族血脈的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有權利知道。」這可是解放軍的作家們、學者們寫出來的。
在這一本書裡面,把1937年抗戰歷史,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們怎樣在平津、在京滬、在平漢幾條戰線上和日本人血戰的情況詳細的做了最真實的紀錄,寫了叫人讀了以後滿身鮮血往外湧啊。這本書寫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在1937年七七抗戰全面開始之後,黃埔軍校畢業的兩萬五千青年軍官戰死在全面抗戰發生後的前四個月,抗戰是誰打的還用問嗎?
1994年,大陸走出來一個作家,他的原名叫高爾品,他已經反思十年了。走出來以後,他終於稱自己自由了,可以講一些他對歷史的認識了,於是他在海外在紐約和他哥倫比亞大學的幾個朋友,和一個著名的作家鄭義(他在大陸的朋友),聯手舉辦了一次紀念辛亥革命大會。這個大會,只有我們在大陸經歷了歷史反思的幾個學者、專家、作家們一起在紐約開的。這個大會在旅館裡包了個房間,能夠容納四百個座位。這個大會從早到晚開了整整一天,中午全沒有吃飯也沒有人離開會場。我們講什麼?我們講一個東西:辛亥革命是中國民族革命,或者說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開端;辛亥革命是勝利的革命,不是失敗的革命,辛亥革命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新紀元。
十幾位大學的教授、專家、學者和我們一起,開了這個會。當這個會開到高潮的時候,我們有位大陸留學生,從口袋裡取出了一面若大的青天白日滿天紅的國旗,掛到了大會正面的講台上,全場轟動,那是因為這個會是在海外第一次由大陸人自己主辦開的紀念辛亥革命的會,也是由大陸人第一次把這面中華民國的國旗掛到了會議的牆上。
1995年中國大陸又出版了一本書,叫《日落》,是由著名的作家也就是《中國遠征軍》的作者寫的。它的前言裡面有一句話:「歷史可以忘卻但不能竄改」。他寫了很多被共產黨竄改的歷史事實,將它矯正。
1996年大陸有兩位民運人士,他們第一次發表了一個宣言,要求國共都回到1946年政協會議的立場上去,承認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雖然這兩個人在後來的很辛苦也很痛苦的生活當中,一個離開了這條路線,另外一個在徬徨之中,但是他們當時的行為,是代表了大陸人民、大陸知識份子中一部份心聲的。
到了1997年,大陸有兩位畫家,一位畫家在美國,一位畫家在大陸。在美國這個畫家因為聽到我在講辛亥革命過程當中提到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他費了三年的功夫,畫了一副畫,叫《國父》,把參與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一直到建設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先賢先烈們,全部畫在一面若大的包括蒙古在內的中華民國的這個國旗上,那個大海棠葉上。當時這幅畫到臺灣展出了,我們給它做了宣傳。現在這位畫家又回到了中國,他在繼續做著,在美術上進行歷史反思的事情。另一位畫家在大陸就開始構思,畫草稿,等到草稿畫完以後,他就開始走了出來,到了美國,然後用自己老年的這種殘餘的精力,畫了一個系列,就是共產黨系列。什麼系列?他畫了一個毛澤東,穿著血紅色的袍子,手上戴著鐐銬,站在一個小船上,在地獄河裡面行走,從地獄裡面走向法庭。他為張志新,他為許許多多的被中共迫害致死的英雄們,都畫了個人的畫像。這個畫家就叫做袁耀鍔,他原是中國著名的畫家。
在1989年到1999年這個階段,我只能說這些了。這一階段所出的書,反思國民黨抗戰的書,反思中華民國歷史的書,太多了,我來不及說。
《誰是新中國》的寫作背景


到了1999年,有一個大陸的作家,他94年來到海外,將自己寫的、整理的一些資料,將自己寫好的導論,東一句、三兩句的抄在四本大書的天涯地角字裡行間(因為害怕在上海過海關的時候被中共的國安發現);他把自己寫成的一部分稿子揉得爛七八遭,用它來包裝禮物和一些帶出來的東西。他終於出來了,他終於逃離了共產黨中國,來到了一片自由的土地上,開始寫出他的中國近代史辨。1999年,這本現代史辨就以《誰是新中國》的題目在美國出版了。
我想我這裡要插進去一個故事,因為這個人就是我,我想對大家做一個報告,我是怎麼走進歷史研究的。我是屬於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湧現出來的那一批敢於干預生活的一批青年作家,是在中國大陸49年以後,第一次文學解放中湧現出來的三十幾個青年作家中的一個。當時一個省一個,參加中央文學講學所,我是那裡畢業的。我的這些作家朋友、當年的同學們,他們今天都是中國文壇上的名將,或者是中國文壇上的各省文聯的主席、副主席、黨組書記、黨組副書記,只有三個人為了自由逃了出來,一個是我,第二個是古華,第三個是孔捷生。
我在1994年,終於因為和多倫多大學交換學者項目,走出來了。我走出來幹什麼的?我就幹這一件事的。我把我自己在國內已經贏得的所有名利、地位全部扔掉了,我把我在國內那個好端端的家,被很多朋友們羨慕的家扔掉了,我把我在國內有兩份的收入,一份是我的教授的工資,另外一份是我作家的稿費,扔掉。我知道到海外來我會很苦,我也知道我已經四十七歲了,到美國來的生活我能想像得到,可是我曾經對著鏡子說了一句話,我們人都有一死,既然我選定了這條道路,那我就繼續走下去,堅決走下去,那怕是死於非命。
所以有一次在史丹佛大學講演的時候,有一個華裔教授就問我,你怕不怕?我說怕,怎麼會不怕共產黨呢?我用一句俗話說,狗行千里吃屎,人行萬里怕共產黨,沒有不怕的,到海外還怕,我也怕,但是為了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了把中國的現代史搞清楚,為了給中國人民找到一條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正確道路,就是孫中山道路,我不怕死於非命。
順便說一句,這幾年我差一點死於非命,上帝救了我,我想在這裡藉這個機會,也跟那個要我命的人,那個黨說一句話,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要知道在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歷史學者們,成千上萬的歷史反思的健將們,當時拎著自己的腦袋在反思的,如果不能拎著自己腦袋,你就沒有這個勇氣,因為在中國大陸,這是絕對有風險的。直到有了網路之後,人民才可以在網路上,去開始自己的反思。在這之前任何報刊上,在共產黨所辦的所有的雜誌上,你是看不到歷史反思的痕跡的,人民只能在暗中口耳相傳。
那我怎麼走上這條路的呢?就是因為我覺得在改革開放八十年代的上半期,我已經感覺共產黨對文學創作的壓迫越來越深,誘導越來越厲害,我感到我從79年、78年開始寫作的那種愉快的、能夠為老百姓講話的那種心情,已經被壓抑到最低處。我寫了一篇小說叫《我的媽媽》,79年、78年寫出來,整整的在中國青年報給壓了一年,他們不敢發表,因為這篇小說寫一個女教師如何的愛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結果毛主席把她整死了。因為共產黨不准否定毛澤東,我這一篇小說雖然終於在《北京文學》發表,被全國三十幾家報紙和雜誌轉載,可是卻遭到了壓制,而且壓制得很厲害。
我寫了一位居委主任的故事,叫《細胞閑傳》。我寫了共產黨一個居民委員會主任怎樣在共產黨的政策下,在三十年當中,翻雲覆雨對自己的人民做盡了壞事,可是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她也能趕時髦去做「奔四化」居委會的主任。於是我這篇小說發表以後,也是被太多的地方轉載。鄭州市的那個居民委員會代表大會給我寫了一封信,在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要開一個細胞代表大會。為什麼我在這篇小說裡寫了一句話,我這句話說完了大家都懂:你們不能小看我這個居民委員會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細胞。結果沒想到,公安部一個副部長居然抓住我這篇小說,說如果他是個細胞,那他就是個癌細胞,那我們的黨中央是什麼?不就是癌症嗎?並以此威脅中央作家協會(因為那一年我得獎的呼聲非常高),說如果你們要給這篇小說評獎,我們就要逮捕他。當時文壇最高領袖周揚先生,共產黨的文壇最高泰斗,找了我說,不給你得獎是為了照顧你,是為了保護你。然後又說了我一句,你的頸把子太僵了。我就說了一句話,為什麼說我的頸把子太僵了?你為什麼不能寫一個得獎的呢?我說你們提倡的東西都不是好東西。
第三個,我寫了文革。全國的三家最大的電影廠,要來拍我這部小說,叫《華彩》,結果三家電影廠說,改編成劇本,在文化部全部通不過,說政治有問題。為什麼?中央這個時候已經通知了,不允許拍文革的影片,不允許作家們放肆的描寫文革。
後來我又寫了三部長篇小說,總的名字叫《八十年代紀事》。《八十年代紀事》的第一部,是《痴漢和他的女人》,我寫一個賣瓜子的小生意人,他一會兒因為改革開放,他被捧得全國都知道,一會又因為他做個人的生意,不給他賣瓜子,又把他抓起來,判了七、八年。我就寫一個小生意人在所謂經濟改革的歲月裡面,他一個小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完全聯繫在一起,我就寫這小生意人最後變成另外一個人。我採訪了這個人物,他最後告訴我一句話,他說我最後才懂了,我只要用錢把他們口袋塞得滿滿的,他們才會讓我賣瓜子。
用我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小生意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要想獲得中國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靠自己的才華和本領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商人、企業家,是不可能的。他在這樣的國家環境下,必須和專制的權力相結合。你們看現在中國大陸不都是官商勾結嗎?一個大官貪污倒下來,一大批企業家跟著他倒台,為什麼大陸官商勾結了?
第二部小說叫《都市的女兒》,我寫了一位省委書記的兒子和一個大賓館的服務員之間的愛情故事。在這個大賓館裡面,人人都過著很好的生活,那是共產黨集體貪污的地方,不像現在,在80年的大賓館還不多。在我自己生活裡讓我了解到,大賓館裡面全是他們和他們的子弟們吃喝玩樂的地方,搞政治陰謀的地方,可這個公子很善良,他愛上了這個貧窮的服務員,這個貧窮的服務員就堅決的不嫁給他,為什麼?這個年輕的女孩子說了一句話,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這是這個系列第二部小說,甚至在北京《光明日報》還出了一大版文章。那時我對歷史生活和現實生活表現了深刻性,可是所有的劇本都被槍斃,為什麼?因為我暴露了,改革開放當中開始出現的這種社會的尖銳對立、權與富的尖銳對立。
第三部小說叫《少夫人達琳》,我寫了一個高官之家努力要進行改革開放,可是他的小媳婦,也是非常要追求改革開放的,對於改革開放過程中佩服一個本省的副省長,這個副省長相當有改革氣派的,就是因為她佩服他、崇敬他,心裡面甚至有一點愛他,在改革開放遭遇困難的時候,這位副省長是因為她而被開除了黨籍,解除了副省長的職務,這個高官家庭,在89年後走向了徹底的沒落。
我的這本書裡面,第一次用學者和學生的對話,說了下面的一些話:這不是真正的改革,這連康梁的專制改良都不如,如果像這樣改下去,將來不是共產黨拿血洗人民,就是人民拿血洗共產黨。我在這本書裡面第一次提出了我對辛亥革命的看法。
我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輝煌的歷史事件,它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可是辛亥之後中國所浮現的混亂現象,所有的專制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當中都發生過,任何的第一個共和國都曾經被推翻過,都曾經被復辟過,甚至於復辟很多次,我們中國也一樣,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北洋軍閥挾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大家沒有想到,我們都沒有想到,從蘇聯開始出現新的專制復辟,這個專制復辟是什麼?就是以革命的名義來復辟專制制度。
我在這本書裡面,最後的話我不敢講,我承認,我不敢講。這本書沒有內容介紹就出版了,但這本書直到今天為止,盜版不止,盜版者居然給我在國內的家人寄稿費,因為我所預見的這個改革開放的最後的結果——腐敗,今天已經表現的非常的淋漓盡致了。可是我寫的這些書一再的遭到壓制,也讓我對創作的興趣大大的銳減下來。
當時出現了一個問題,一個小小的故事:我的大哥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是一個名牌大學的教授,他曾經跟我講:小弟呀,你還是不要寫小說了吧!像你這樣寫下去,遲早有一天要寫到牢房裡去,以我對你的觀察,你的學問基礎不錯,底子比較厚,你還是去寫歷史小說吧!我這個老大哥,聽大哥的一句話,沒想到改變了我半生的歷程。
我就想,是啊,我還能寫下去嗎?再寫下去的話,真的要寫到牢房裡去了。那我就逃避吧,我就逃避現實,我就乾脆去寫歷史小說。我大哥講:好,你寫歷史小說,以你的基礎是夠的。那我看歷史看來看去,我就喜歡上了辛亥革命,我就喜歡辛亥革命前後,我們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祖國的前途奮鬥的那種精神意志、犠牲的勇氣,我就選擇了辛亥革命。誰想到我選擇了辛亥革命以後,不但沒有逃離現實,而且一腳就插進了一個危險的現實裡面去了。
因為我在研究歷史的過程當中,在1983年開始,我慢慢的發現,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部歷史是一部虛假的歷史,這一部歷史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編撰出來的歷史。我在1983年的新華書店找到兩本書,一本是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的教授史扶鄰先生所寫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本是法國的著名歷史學家米勒寫的《法國大革命》。我從關於孫中山的這本書裡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正確性,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正確和偉大;我又從法國的那本歷史書裡面看到,所有的專制國家在走向民主的過程當中,都會出現一個現象,專制政權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和制度,它不惜一切的進行改革開放,保住自己的性命,最後改革開放都釀成瘋狂的腐敗,造成人民極度的不滿,最後推翻這個王朝,革命爆發。
這兩個觀點支撐了我後半生的所有觀點,然後我再從這裡面開始意識到,我們的歷史是需要我們去澄清的。我特別到武漢大學重新學習歷史,我在學習歷史的過程當中,發現了中共的一百一十多個謊言。比如它說:1935年10月21號,中共中央紅軍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向南突圍。可是到了第二頁它又說:中共中央紅軍宣布北上抗日。你明明是向南突圍嘛!你怎麼是北上抗日呢?日本人在東北嘛,你怎麼往西南跑呢?日本人是在東北往華北打,你怎麼又往西北跑呢?對不對?我發現這個問題以後,我覺的很奇怪呀!這不是長征呐,這是逃亡啊!最後我才發現毛澤東講的,我們到西北是要打通這條通往蘇聯的道路,在我們實在不能夠維持的時候,我們就逃到蘇聯去。可是他卻用長征欺騙了我們中國大陸人民整整半個世紀。
這樣的例子我尋找到了一百多個,然後才造成了我對現代史的巨大的興趣。最後我決心,在1989年以後,我決心捨棄自己來寫這本書,什麼都不管了,家人沒飯吃也不管,只要這本書寫完,我就行了。這樣我才積極的爭取調到大學,成了交換學者到了加拿大、美國,終於經過四年的磨礪,這本書出版了。
我應該說明的是,這本書的出版,在中國大陸當代的那些反思過程當中,算一件事,因為不能說它有很多的成就,但是要說一點,它是1985年到1999年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反思——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反思中華民國史——的一個小小的總結。因為我在1983、84年走向歷史研究以後,八五年正好趕上歷史反思的第一波巨浪,我看了許許多多反思的書籍,對於我都是相當的有刺激的,而且相當的幸福的。
第二,它也是我自己獨立思考的一個結果。因為我是一個作家,作家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你要有思想。任何一個作家寫好一部作品,如果作家本人沒有思想,他的人物就不會有思想,而沒有思想的人物是沒有生命的人物。所以我為這本書在思想上進行了很痛苦的模擬。我跟大家講,我前後花了十四年,我寫作花了四年,我搜集資料的時間是最短的,可是我在想問題的時候花的時間最多。
1987的那個夏天,我在武漢大學,他們請我去講演,我和另外一個作家朋友陳世旭我們兩個住在一起。我一夜沒睡覺,早晨起來的時候我就告訴他:哎,我告訴你,我一夜沒睡覺。他說:你神經病嗎?我說:我在想一個問題。他說:什麼問題?我說:我告訴你,我想通了,共產黨就是復辟。他說:什麼復辟?我說:專制復辟。怎麼個專制復辟?我說: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以革命的名義來復辟專制制度。他一愣,然後對我說:唔,是的,是復辟。他一下就鼓舞了我。
然後我很快地回到安徽的時候跑到我老家,我一回去,跟我高中畢業的二十幾個同學見面,我說:我這個話跟任何人不敢講,我想徵求你們一下意見。我說:我發現了一個真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是一個要復辟專制的革命。我這二十幾個同學都跟我講:太對了,一點不錯啊!然後他們就講他們的感受。那天,我很開心,最後他們說了一句話:也許將來啊,你在理論上的成就比創作上的還大得多呢!這句話我聽了,心裡還酸酸的,可是我知道,我可能是對的。
革命的分類


那麼這本書首先建立的是什麼東西呢?用我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大膽的建立理論。因為要知道,當我們在寫一本書,在我們批判一個東西的時候,我們如果用的理論武器、戰鬥武器都是對方的,你最後就會掉進對方概念和理論陷阱裡面去了。這話可不是我發明的,這是黑格爾三十六歲那一年回到家裡,坐在火爐邊上沉思冥想整整一年,他才發現了一個真理:當我要批判的時候,我絕對不能用別人的概念,我畢竟要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統,等我把自己的概系統建立以後,我的批判就有非常牢固的基石了。
這句話說的是很對的,那我就花了大量功夫,我把馬克思、列寧、恩格思、史大林他們所創造的一些所謂的概念,一百六十六種,我進行了一個一個的甄別,就是什麼叫資本主義?什麼叫資產階級革命?什麼叫資產階級共和國?什麼叫流氓無產者?像這樣很多很多的概念,我都對它們進行重新的校訂,最後我發現,馬克思正是用這套思想理論的概念系統,成就了他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一個反動的宗教。
所以我在寫《誰是新中國》的時候,在我腦袋裡產生了一個大膽的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統跟理論的這個想法,這個想法幫助我很大,為什麼?我第一建立革命分類的理論,因為今天的人民一聽到革命二個字,在西方,喝點咖啡,就否定了革命,為什麼?是真的西方不需要革命嗎?需要再講革命的話,那不就搞亂社會嗎?對不對?這恐怖主義嘛!所以西方喝點咖啡否定革命,他忘記了,沒有革命,美國不會獨立、法國不會成為民主國家、英國沒有君主立憲,就像孫中山講的,「君主立憲,皆為革命之所賜」。
在中國,我們今天大陸老百姓,大陸知識分子,一談革命就色變,為什麼呢?共產黨的革命把我們害死了,你不是四九年前吧?四九年以後,在共產黨的歷次的革命運動當中,我們多少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坐牢的、勞改的、家破人散的,更有多少,八千萬條人命被它革掉了,日本侵華戰爭打死、打傷我軍民二千三百萬人,共產黨在外無外犯、內無內憂的時代裡面,將人民逼死了八千萬,這樣的革命,誰還能夠去再來一次?誰還可能去歡迎它?所以我首先作了一個革命分類的理論。
革命跟革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孫中山發動的就是中國的民主革命,推翻帝制、推翻專制,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一個憲政民主的共和國,是這樣嘛,沒有錯,對不對?那麼共產黨的革命呢?共產黨的革命講得很清楚,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革命實際上是要推翻中國已經建立的一個正在走向共和的美好制度,恢復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制度,雖非君主專制,卻是黨主專制啊!
在世界歷史上還有過很多的革命,比如伊朗在79年的革命,它是個革命,可是它是教徒們推翻巴列維國王恢復教權統治的革命,它是倒退的革命,它不是進步的革命,所以伊朗到今天還要繼續追尋民主和自由。蘇聯,前蘇聯的革命,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可是大家知道嗎?不是十月革命,是十月背叛,因為1917年2月在俄國發動了一次非常和平的革命,沙皇在八天之內簽字退位,所有的皇族都要求不復辟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的二月臨時政府,然後繼續建立一個俄羅斯共和國。大家要知道,這個俄羅斯共和國就是1991年蘇聯垮台以後,俄羅斯人民回去的那個共和國,所以列寧的革命是推翻了這個共和國,建立了他的專制的蘇維埃聯邦國。
我們去區分革命的不同,我們就知道中國在這一百年當中出現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區別在哪裡?它的區別就在中國民主革命,是指推翻專制,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它和中國國民革命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革命,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權革命,那麼為什麼我們要說國民革命呢?因為當時的中國遭到民主列強和專制列強這些國家的欺負和凌辱,所以我們要有民族主義的精神來發動一場民主革命,才能在被世界列強欺負的狀況下,把自己的民族解放出來,所以國民革命的含意要比民主革命更寬闊,而本質和民主革命是完全一樣。
中國發生的第二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我講過了,它就是所謂的階級革命。講階級就是講等級,講專政就是搞專制,這樣一個革命,它當然是逆潮流的革命嘛!是完全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同的革命,所以當共產黨在1923年借助蘇聯的支持進入國民革命陣營的時候,在國民革命陣營很快發生了分裂,因為兩個不同的革命如何去繼續共同推進呢?不可能的,一個要搞民主,一個要搞專制,是不是?
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以後,我們就能把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搞清楚,讓我們的大陸老百姓放心,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中國民主革命要求我們去做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一個曾經有過的民主制度,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
革命與復辟


我在理論方面提出了第二個觀念,就是革命與復辟的觀念。我們把革命分清楚了,在世界上出現過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什麼是民主革命,剛才我講了。什麼是專制復辟呢?所有的被推倒的君主王朝、黨主王朝和各種各樣的專制統治,當它被推翻以後,專制勢力還繼續要求復辟,就是要搶回自己失去的天下、王位和權力。我們看一看,簡單的說,在法國,法國革命爆發以後,曾經被王政復辟,被拿破崙復辟帝制,三次,所以法國有第一共和國、第二共和國、第三共和國,那是因為第一共和國被推翻了,被專制復辟,推翻以後,才人民革命,繼續建立第二共和國,如此推論下去。
那在我們中國呢?大家很清楚嘛,辛亥革命創建了一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民主共和國遭遇了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政府假共和之旗號,實際上進行軍事獨裁統治,也就是專制統治。經過這些以後,大家以為復辟過去了,蔣先生也認為復辟過去了,可是復辟沒有過去,一個秉承外來的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政黨,在中國以革命的名義,掀起了一場推翻民主制度、推翻中華民國的革命。
周恩來曾經在紀念建黨的時候說了一句話:我們中國共產黨從建黨的那一天開始就是要奪取全國政權。也就是要顛覆中華民國,就是要顛覆中華民國己經存在並在艱難發展中的民主憲政制度。在1949年,這場復辟在中國大陸這廣大的地區實現。在中國近代史上,在中國現代史上,反對辛亥革命的每一次復辟都沒有成功,袁世凱沒有成功,張勳更沒有成功,北洋軍閥十一年混亂也沒有成功,只有共產黨,學習蘇聯,在蘇聯的指揮和命令下,在中國發動了這一場以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共產革命,在49年的中國大陸成功了。成功的結果是什麼?重劃階級,實行階級專政,無數條性命犠牲在重新捲土而來的專制統治之下。
革命與復辟是個什麼關係?是一個不能並存的關係。我們只有知道了這麼一個東西,我們就會知道我下面所建立的一個思想。什麼思想?那就是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係。我們經常說,毛澤東說辛亥革命失敗了,大陸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失敗了,可是近幾年來大家都知道並沒有失敗。為什麼說它沒有失敗呢?因為辛亥革命本身就沒有失敗。1989年我在我的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裡面有一段對話:看一個革命是否是失敗的革命,就要看這個革命和它的對象之間的關係,如果這個革命打倒它的對象,取代它的對象,這個革命就是成功的;如果這個革命被它的對象所打倒,這個革命就是失敗的。
辛亥革命的對象是滿清王朝,是兩千多年中國的君主帝制,是偉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並且推翻了兩千一百年的君主帝制,難道我們還能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而不是勝利的革命嗎?這是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毛澤東在1941年公開宣稱辛亥革命失敗了,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懷心緒的。可是辛亥革命勝利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不能夠說中國的民主革命的進程已經完全勝利了,因為辛亥革命之後,雖然創建了中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可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復辟勢力,一直到1949年,它才在共產黨的復辟勢力的打擊下,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復辟的,不叫王朝的共產黨的黨主王朝,由馬列宗教統治的一個新的、以政黨政治為時髦的,那樣一種反動的專制體制。
我們明白了這點以後,我們又有信心了!我們中國的民主革命從辛亥革命始,法國的民主革命從1789年從攻占巴斯第監獄始,俄國的民主革命從1917年2月的民主革命始,雖然中間俄國經歷了七十四年的專制復辟統治,可是1991年這個專制統治一旦被轟垮、被解體,俄國人民就回到了俄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七十四年前那曾經飄揚過僅僅八個月的俄羅斯的三色旗,就開始飄揚起來了,人民回到了共和了。
法國人前三次共和國都被復辟再推翻,可是法國的共和國旗雖然被踩在復辟的腳底之下,可是當人民起來推翻了專制復辟王朝以後,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旗就又升起來了,所以法蘭西的共和國才會從第一、第二、第三這樣的延續下來嘛!所有的專制國家都會出現這個情況,那麼我們今天有了信心,什麼信心?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民主進程遭遇了多次復辟勢力的反撲,雖然都沒有成功,但是共產黨在中國大陸這個很大的局部地區成功了,今天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反思中華民國歷史、中國近代史的過程當中,認識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復辟的代名詞,共產黨的政權,實際是一個專制政權,共產黨的統治是專制的統治。
今天在中國、在海內外,不論你和共產黨什麼關係,你能夠從內心裡否認它,不是一個專制政權嗎?不是一家專制統治嗎?我想稍微有一點知識和有一點良知的人都不會這樣說。
衡量歷史的標準


我們解決了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係,我們就是要找一個共同標準,從我們辛亥革命開始到今天的這一百年的進程當中,雖然屢遭反撲,甚至最慘痛的六十五年的共產專制復辟的反撲,但是我們仍然能夠看到,看到什麼?看到有兩個東西在左右著我們人民進步的思想。什麼東西?那就是兩個標準,我提出兩個標準,一個是在一百多年當中,愛國和不愛國的標準;第二個標準是進步還是倒退的標準。
在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當中,如果、如果我們的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團體,他們在國家遭遇災難,民族遭遇侵略的時候,他們能夠挺身而出,來挽救民族的命運、來反抗敵國的侵略,那他就是愛國的,是不是這樣?他就是愛民族的。如果在這一百年過程當中,任何人只要推動了中國的進步,特別是民主的進步,那它就是進步的黨,進步的團體。在這一百年當中只要是使我們的國家在各方面得到了發展的,向前發展的,那他就是進步的。讓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倒退,甚至於是反動,退回到專制的統治之下,退回到比中國幾千年君主統治還要專制或黑暗的歷史歲月裡,那就自然是反動的。
我們用這兩條沒有黨派立場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的政黨、所有的人,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結論,什麼結論?中華民國是進步的國家,它在推動著民主憲政的進步,是不是這樣?並終於在臺灣實行了還政於民。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用臺灣人的話來說,建政,用我的話來說,篡國建政,它是什麼樣的?它是倒退,它把中國49年以後,復辟到了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過的專制水平的統治之下,人民遭受了無盡的冤屈,犠牲了無數的生命,知識份子重新像蒙人在欺負漢族人民的時候——在元朝曾經把知識份子放在第九等,放在妓女的後面,妓女是第八等,知識份子是第九等。可是在共產黨統治下,我們的知識份子就叫「臭老九」。
我們用這兩個共同的標準,非黨派的標準來衡量他們,我們自然能得出一些很正確的結論。所以在這些方面,我思考的真是很多很多,當然我也和朋友們商量,我來美國以後,我曾經把我這些觀點在很多大學裡和留學生們談過,和他們交流過,也和他們辯論過,最後大家覺得,這樣的觀點還是比較能接受的。所以首先要有一個理論的基本概念,我們有了這些理論的基本概念,我們就能夠判斷事物,判斷中國現代歷史的是與非。
為民國翻案


這本書實際上是對十五年歷史反思的轉機。我從來不講自己,在這裡坐的林丹女士她就知道,我在海外的二百多場講演中從來不談自己。她問我今天為什麼談論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是我寫的?不是,是因為我想這本書是和中國歷史的反思的前途和命運分解不開的,它是反思的結果,但是它也是反思的一個中間交結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想講一講,在我總結十五年中國大陸歷史反思就是到1999年為止的這麼一個過程當中,我在這本書裡面作了三件事。因為在中國大陸,千千萬萬的學者水平都比我高,因為我是一個半路出家的,我是一個學文學的不是學歷史的,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歷史學者,他們完全有思想、經歷、更好的理論,可以更好的去解釋我們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條件和機會也跑出來,他們跑不出來了,他們不能自由的講,他們如果講出來就要坐牢房、殺頭的,而我逃出來了,我就獲得這麼一個自由,我就敢講了。我敢講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第一件事就是,專為民國翻案。專為民國翻案的過程當中,我是很痛苦的,因為我們從小就接受共產黨的那些教育,國民黨是反動派,中華民國是舊中國、黑暗的舊中國,孫中山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是革命的先行者,這樣一些東西,在我們腦袋裡放了很多。那我在反思的時候,看到民國的那麼多的歷史之後,我想告訴大家,我看到的民國的書和我得到的民國知識,不是從臺灣或海外吸收的,我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和「毛主席著作」裡面得來的,因為我剛才講了,我找到了一個公正的立場,比如說在抗戰的時候,我就看誰抗戰、誰不抗戰。
我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在第三卷裡面有個問題,大家注意的應該去看一看。它是毛澤東寫的,一看就知道,在整個第三卷就是抗戰卷裡面,毛澤東沒有發布過一個要求他的部隊——共產黨軍隊——抗戰的命令,一個命令都沒有,而是怎樣講他游而不擊,講遊擊戰爭的十八大好處,講將來跟蔣介石國民黨打仗要打運動戰,更絕不能只能打遊擊戰,講的是什麼?我們只能到後方去,不能到前方去跟日本人打戰,全是這些東西。
可是在他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裡面,你可以看到每一篇文章都是給他軍隊的指示,要三倍的、五倍的、六倍的、七倍的去圍剿、殲滅國民黨軍隊。我們站在一個公正的立場上,當民族當真的擺在我們面前,當民族的存亡已經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他想的是什麼?利用戰爭的條件準備革命,奪取政權,這是他在《論持久戰》裡面清清楚楚說的話,他利用中日戰爭來發展和擴張他自己。所以我們在反思的時候,在談到民國的時候,我心裡面是真的很有感概。
那麼我講幾句我對民國的認識。第一個在思想上,民國的建立,是有思想基礎的,臺灣朋友都知道,民國的建立,思想基礎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主義,我這裡要說一句話,它當然不對,它完全錯了,可是我想說一句,三民主義是放諸四海而難違的主義,你違背不了的,是不是?
四百年的近代世界就辦了三件事。一件事是證明要民族獨立。要民族獨立、建立民主國家,沒錯吧!第二件事,是要民權,所謂有了民權就有了民主嘛!我們只要把民權的解放當作我們民主革命的第一位,我們人民有了權利,才有可能當家作主嘛!才有可能監督政府,這都是全世界四百年來所有國家的人民都要求的一個權利嘛!就是民權嘛!第三個,民生嘛,民生主義完全是正確的嘛,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人民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好一點嘛!都希望能夠在一個較好的民主制度之下,去過上精神自由和物質豐富的生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哪一條錯了?我們不要去拘泥於這句話、那句話,我們只要把這三個東西擺在面前,我看誰也不敢說它是錯的。所以我跟我們很多那些搞民運的朋友說了一句話:你們哪,就根本不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你們要是讀了的話,你們才不會說三民主義是錯的。它是正確的。
思想上以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建國的理論基礎,所以中國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以民族、民權、民生作為自己的奮鬥的道路和方向的,是不是這樣?
今天的臺灣民主了,今天的臺灣民生早就變好了,發達起來了。今天的臺灣犯了個錯,在兩蔣的時代沒犯錯,到了李登輝這個人的手裡,不能叫犯錯,是處心積慮的幹了一件壞事,什麼壞事?他悄悄的把三民主義給閹割了。我見到許許多多的國民黨的官員,他們開口就是三民主義,開口這樣很好,但緊接著下面就是自由、民主、均富,而我一聽,聽多了以後我就覺的不大對頭了,自由加民主不就是民權嗎?那均富不就是指民生嗎?何況孫中山還說過:我的民生主義絕不等於均富。那他就不說了,就是反正是民生吧!那民族呢?民族沒有了,自由、民主、均富就少了個民族主義,民族沒有了,族群起來了,不講民族了,族群就自然要分裂了,所以臺灣才會出現一些分離的事件,我現在還不講他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已經享受了民權和民生的臺灣朋友們,如果你們還記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第一個主義就是民族主義,如果你們還把這個放在自己的嘴巴上和自己胸膛裡面,我相信分離主義就會收歛,我相信大陸就會掛在你們的心上,我相信用中華民國、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偉大理想,就仍然會被你們高舉起來。謝謝。
中華民國的政治


我們再看中華民國的政治。中華民國的政治太多了,一百年了,我怎麼能講那麼多呢?我講兩個有爭議的東西。
第一,中華民國到目前為止最遭人詬病的,就是蔣介石曾經實行過訓政,其實蔣介石實行訓政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教導,軍政、訓政和憲政,是這樣吧?但訓政到底是什麼?我剛才講過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防止外敵侵略,防止內部反動勢力的反撲,這是辛亥革命給他的教訓。
第二個,為了走向民主憲政,蔣介石從縣自治開始進行選舉,讓人民學會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四大權利,實施全民政治,錯了嗎?當然沒有錯,我用今天的話來說,有人罵蔣介石是實施威權統治。我曾經在澳大利亞的講演當中說,說他像李光耀一樣進行威權統治,不對。李光耀學了蔣介石,不是蔣介石像李光耀。
蔣介石的威權統治是威權民主統治,大家必須明白這一條,因為蔣介石是繼承的中華民國這個事業,它是用軍政、訓政走向憲政的方式,是向前走的,是要從專制的、殘餘的思想和勢力中,走向民主的未來的,也就是還政於民的未來的。
如果訓政階段超越了訓政的範圍,那就可能變成專制了,超越了訓政的限度,那就可能變成獨裁了,但是重點在於蔣介石不是,為什麼呢?因為蔣介石在當時被共產黨甚至自由派的人們罵成是「獨裁無胆,民主無量」。說明他沒獨裁,說明他民主還不那麼全面。要知道1927年到1949年二十二年,外有外犯、內有內憂,中華民國的土地上沒有一天沒有槍聲,俄國人命令中國的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要鬧共產革命。日本人早在1931年就侵占了我們東三省,和我們打了十四年的戰。軍閥的殘餘們,今天挑起兩廣六一事變,明天發動西安事變,這個國家處在這樣一個狀態下,蔣先生不用一點威權行嗎?
在我們今天中國大陸反思的過程當中,我們認識到的,蔣先生就是威權用的太少了,因為蔣先生還有一個民主理念,我訓政的目地是要走向憲政。沒錯,在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還來建立國民參政會,還在重新建立中華憲政協進會,還在不斷的徵求國民的意見,修改五五憲草。在二次大戰的所有國家裡面,在戰火紛飛的所有國度裡面,沒有一個國家在一邊經受著血與火的戰爭,一邊還在推進民主憲政,有這樣的嗎?所以我說蔣先生做的是威權民主政治,並且在抗戰勝利前,他就宣布,在抗戰勝利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且按照他的許諾,果然在1946年召開了國民大會,大會上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被胡適之認為是全世界最好的憲法,比美國的憲法還要好。今天我們中國大陸的許多學者,都在研究中華民國憲法,認為這部憲法將奠定未來民主中國的憲法的基礎。
很多人批評,蔣先生到臺灣以後,實行白色恐怖。我經常講:臺灣的朋友們,你們哪裡知道我們在大陸受的苦啊?當時我講你們不相信。我曾經當面跟蘇起、焦仁和說過:你們臺灣什麼人才都有,就是少了一樣人才,就是跟共產黨周旋的人才,為什麼呢?不是你不聰明,是因為你們對什麼叫專制,什麼叫做共產黨的專制,缺少最起碼的想像力,因為你們正常嘛!你們在正常的生活裡長大的嘛!你們不會小時候為了吃一塊餅乾去想盡了種種計策,把這塊餅乾從別人的手裡奪過來,所以你心靈不複雜嘛!你們才是正常的人,而我們才不正常嘛,是不是?我們不正常從哪裡來的?是共產黨統治的,你們臺灣所有人跟我們同年齡的大陸人相比,至少要看上個年輕十歲到二十歲,為什麼?你們沒有心靈的負擔和壓力嘛,我們是在心靈的牢籠裡成長起來的嘛!是不是這樣?
蔣介石先生真的在臺灣實行過白色恐怖嗎?不,蔣先生在臺灣,我們直話直說好吧?帶好臺灣,我們不要講這些了,那些好聽話我們不說了,打敗了,到了東邊的一個小島上,他明明知道是怎麼敗的,他知道共產黨是用什麼方法讓他敗的,他知道國際上美國和蘇聯是怎麼樣讓他敗的,他全知道,他後悔自己沒在三十年代就堅決的堵住共產黨主義的思潮,沒有堵住共產黨,他後悔在西安事變以後,沒有把共產黨二萬軍隊徹底消滅掉,他防止這樣一切的災難在臺灣重現,如果在臺灣重現的話,共產黨真「解放」了臺灣,我說你們跟我一樣,都沒好日子過,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亡的亡,臺灣哪有什麼民進黨嘛,你說?從哪裡有民進黨嘛!是不是?不可能的嘛!
是蔣先生保衛了臺灣,他保衛臺灣的很多方式,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所謂的威權統治,我的話叫威權民主統治,再說白了,就是恢復訓政嘛!他是對四六年憲政的一個倒退,是無可奈何的一個倒退,這個倒退就是為了穩住臺灣、保住臺灣,讓臺灣在適當的時候能夠真正的走向還政於民。臺灣實現了還政於民吧!臺灣的憲政成功了吧!不管臺灣存在了怎樣的問題需要改革和改良,可是它己經是一個民主制度下的社會了,人民有了發言權了,人民可以監督政府了,這是事實。
我想在政治上,中國國民黨從1911年開始,就開始了它的推進憲政的偉大工作。中國從沒有國會,有了國會;從沒有憲法,開始有了臨時約法,開始有了五五憲草,中間還有袁世凱和北洋軍閥訂的幾個憲法草案,直到1946年中國的憲法成功。可是這個美好的一部憲法,在中國大陸被共產黨發動的戰火毀滅。1949年4月21日,中國共產黨所謂的「解放人民」的大軍就要跨過長江之前,毛澤東提出了第一個要求,就是推倒中華民國憲法,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不推倒,毛澤東的專制統治沒有辦法建立。中國大陸也有憲法,那是一部專制的憲法,那是一部奴役中華民族的憲法,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的憲法,誰反馬、列,誰就死亡。
在政治上,國民黨這兩件事情,應該是做的沒錯,如果沒錯的話,那其它的我就不說它,做得太多了。在經濟上,我們看一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從一個專制的老媽媽的肚子裡生出來的,這個老媽媽已經七老八十了,她本身就非常體弱了,她身上的毛病也很多了,所以這個呱呱墜地的嬰兒一旦生下來之後,他身上裹藏的君主制度、君主社會和君主歷史給他的濃於血啊!國民黨要在經濟上發展,在各方面發展,他必需要洗乾淨身上的血,讓把自己這個嬰兒身上的有生命的血液,變成推動他成長的動力了。
中華民國的經濟


而在經濟上,可以說,滿清慈禧太后的「改革開放」為古代中國到近代中國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不完整的市場經濟,專制改良型經濟。可是在中華民國創建之後,這個改良型的、不完整的、殘破的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在中華民國創建之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中華民國的經濟就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在1912年以後到1919年的八年當中,中華民國在經濟上所獲得的成功,是晚清四十年改革開放成功的十倍以上,這裡有數字的,我過去說過。而且1914年4月15日,全國工商聯正式成立,沒有一個黨敢給這個工商聯派一個黨委書記,這個工商聯是全部自由的,不像現在中國大陸的工商聯,哪裡的工商聯都要有一個黨委書記在裡面,工商聯的會長主席都要聽黨委書記的,商人還有自由嗎?
所以有個商人在美國來看我的時候,就跟我講:我們現在已經不錯了,對我們來提怎麼做生意,挺好的。那我就笑了,我說:你們不錯了,給你們做生意挺好的,你們似乎得到相當大的滿足,可是我請問,你們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哪怕到一個小鎮上,你們敢成立一個自己的工商聯合會嗎?萬萬不敢!那能成功那還不糟了嗎?那你看,還不如民國,還不如一百年前的民國嘛!你看像什麼自由了,對不對?
所以自由經濟是在中華民國創建歷史的那個前不到二十年時間裡,二十七年以前這種完全形成了、自由型式的市場經濟。要知道政治是經濟的底牌啦,政治是專制的,經濟是自由不起來的,只有政治也是民主的,經濟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才不會產生腐敗,才會繼續生存發展。今天的中國大陸,就是政治是反動的、黑暗的、專權的。經濟上的自由是市場經濟的,那就是一個短暫的現象而已。
第二,在1927年到37年被中國現代史家專們稱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黃金時代,因為在這十年當中,中華民國的經濟特飛猛烈,它起到了什麼作用?它起到在這十年當中,為未來的八年全面抗戰奠定了頑強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濟基礎,37年以後的大戰,八年殘酷的反侵略戰爭,怎麼打的下去呀!打戰不就打錢嗎?打命嗎?所以中華民國的第二度的經濟繁榮是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到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
第三度是局部的,叫抗戰期間,全面抗戰的八年間,中國的西部,特別是四川的工業、農業都發展的極其之好,所以中國大陸的老先生們、老太太們,就像我的母親就說過一句話:一個四川養了全中國呀!要知道,工業發展的速度,是百分之二十幾、百分之三十幾的往上翻哪,那個時候在四川的農業改革、三七五減租,和各種各樣政府幫助農民的發展,在中國大陸1994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這本書裡,說的清清楚楚,是它的第三度。
第四度是到了臺灣,到臺灣以後,大家想想看,如果臺灣的經濟上不去,臺灣能有今天嗎?臺灣能穩定嗎?正是因為把土地改革當作經濟改革來做。不像共產黨把土地改革當作政治鎮壓,殺掉二百多萬的地主和富農,到今天為止,黨賣國土、民無私田。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臺灣就順利的,沒有殺一個人的,解決了土地問題,實施了耕者有其田,造成了整個臺灣經濟的飛躍。
第五度,就是六、七十年代,臺灣順利的接上了世界經濟轉換和發展的、飛躍的這一個環節,將臺灣終於建設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亞洲經濟發展的四小龍之首。
這五度發展它起了什麼作用?它保住了中華民國的命脈啊!這五度發展使臺灣能夠在這個基礎上,走向了還政於民的道路,它是真正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我們如果設想一下,中國大陸49年以後就像49年以前那樣,讓自由經濟普遍的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話,今天的整個中國,我們心中的大中華民國,難道就算是比不上美國,還能比日本差嗎?不會的,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是中國大陸許許多多人的看法。
隨著經濟上由於國民黨有民主政治做底牌,有自由經濟為發展,而保住了中華民國抵抗了外來的侵略,建立了一個完全脫離了政治的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到今天為止,臺灣在高科技上仍然是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到現在為止,臺灣的科學家,按比例是全世界最多的,這都是事實,在經濟上。
中華民國的文化


?我簡略的說,中華民國哪一年建立的?1912年元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我想請問大家,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1915年就開始了新思想的潮流,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在中華民國創建之後,這是事實,連北洋政府都為白話文運動的傳播和普及,盡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它的收穫也是在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中國出了一大批,或者是第一批太多的大文學家,魯迅、郭沫若,和許許多多這樣的人,他們的作品一直流傳到今天,都成為文學的珍寶,是這樣吧!
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其它所有的愛國運動,都發生在中華民國之後,還不是中華民國之前。滿清時代如果發生這樣的運動,慈禧太后老佛爺,那也就下令送菜市口了,可是中華民國沒有哇!就算段琪瑞的部下一個團長開槍打死了、打傷了四十多個學生,段琪瑞從此離開政壇,並且到現場向全民下跪,槍斃了這個向學生開槍的團長。
今天,89年殺了那麼多的學生和中國的市民,有誰被處分?有誰被開除了?有誰被送上法庭?沒有。相反,三十八軍的軍長,他因為堅決不執行開槍的命令,反而走向軍事法庭被判刑。我們中國是不是在倒退了?倒退得厲害。
所以在文化上,我們在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大批學者,是真正學貫中西的學者,這批學者,把西方的先進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優秀成分,結合起來,形成了現代中國的學術基礎,比如像熊十立這樣的學者;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下,我們出現了一大批的美術家,像徐悲鴻,一大批的美術家,今天我們在海外、在國內,想買畫的都是買他們的畫,這些人都是民國培養起來的美術家;三十年代我們又培養了,民國又培養了一大批的文學家,像老舍、沈從文,他們的作品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我們文壇的楷模;我們培養了太多科技人才,我們從來就沒有關住國門,中華民國從來沒有關住國門說不允許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楊振寧是蔣總統派飛機送他到美國留學的,這個人毫無肝腸良心,沒有道德,有聰明、有才華,沒有品性。
中華民國在文化上的貢獻,到今天為止,是全中國大陸人民反思民國、羨慕民國的重要內容之一,甚至於說最重要的內容都毫不慚顏,為什麼?因為正是中華民國有這樣的文化的表現,埋下了這樣文化的底氣,我們中國未來走向民主的時候,我們可以在思想跟文化上汲取中華民國所創造的文化、文明的內容和精神。
大家都知道,馬列在中國製造的鬥爭文化、專政文化、政治文化,已經把我們中國大陸人民坑苦了,我們須要將西方的好東西和中國好東西結合起來。第一個結合好了的是孫中山,第二個結合好了的就是三十年代的這一批大學者、大畫家、大美術家、大科技人才,一直到文革之後的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所用的科技人才,基本上都是民國培養的人才。
我們僅僅從這幾個方面來看,大家想一想,民國何罪之有?這是中華民國我們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的四個方面來探討它是不是一個正在走向共和的新中國,雖然它還來不及完成共和,那是歷史給它開了莫大的玩笑。
中華民國的合法性


那麼現在可以為中華民國究竟合不合法,究竟符合不符合歷史的合法性,來作個解釋了。我講簡單的幾條。
第一,一個國家合不合法,要看你這個國家是不是順應了世界的潮流,特別是近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潮流。大家要知道,世界上的民主革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巨浪,是發生在歐洲的,接下來才產生了英國王冠下的民主制度,才產生了法國直截了當的共和國,才產生了許多歐洲國家走向了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可是世界上第二波民主革命的巨瀾,是我們中國人推動的,是孫中山和他的先烈們、志士們、先賢們,在晚清腐敗、腐朽的統治之下,在列強不斷魚肉的情況下,發動了中國的國民革命,推翻了滿清、結束了帝制,開創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因它而始,俄國才產生了民主革命,中東才開始了民主革命的響應,它是世界民主革命幾大波當中的第二大波,是第二大波的第一排巨瀾,這一排巨瀾證明了我們的中華民國是誔生在世界民主革命的第二大巨瀾裡面,所以它是正確的,它也是合理的、合情的也是合法的。
第二,我剛才講了,我們檢驗一個國家是不是專制的國家,或者是民主的國家,我們有一個檢驗,那就是這個國家在創建以後,有沒有解放人民的民權?如果這個國家人民的民權得到了解放,人民民權的享受愈來愈多,人民愈來愈能夠參與國事,參與政治的事情,有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權利,那這個國家肯定是民主國家。中華民國有沒有沒向著這個方向邁進,並且在臺灣終於實現了,是事實吧!有嗎?(觀眾:有哇!)
是的,那麼是不是合法的?那當然是合法的,對不對?那當然是合法啦!還有,中華民國在開國之始就開始實施民主憲政,在革命前,宋教仁等青年革命家就在研究民主憲政,在開國以後,中國有史以來從來沒有出現的國會誔生了,參議院、眾議院都有了。1913年槍殺宋教仁案的時候,上海的法院就可以通知北京的國務院總理趙秉鈞,到庭受審,民主憲政的開始隨著國家向前的發展,隨著五五憲草的出現,隨著憲法的通過,和這個憲法在49年以後的臺灣,所奠定了這樣一個走向民主的機制,終於讓中華民國的土地——臺灣,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合法不合法?當然合法,是不是?
第四,中華民國在經濟上如我剛才所講的,實現了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在一百年的歷史上,它是全中國政府的時候,還是只是臺灣政府的時候,它都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贏得了經濟的發展,一直到今天為止,臺灣人民的平均收入遠遠高過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大陸人民的平均收入,對人民的生活要求來說,合法不合法,當然合法。
還有中華民國一百年打了很多戰,可所有的戰,無非是兩種戰爭,一種就是地位戰爭,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戰爭,所以我個人在整體概念的時候,把抗日戰爭整理為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為了保護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國家——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打了十四年抗戰,尤其是八年全面抗戰,合法不合法?當然合法,保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有何不合法。
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扶植下建黨,它的原名叫第三共產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的。我們的中華民國在它的前進的過程當中,要剿滅那個有外國政府、外國政黨支持、領導、蘊孕的政黨,不允許這個政黨顛覆自己的民族、顛覆自己的國家,合法不合法?當然合法,這樣的剿匪是合法的。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不管共產黨合法不合法,如果請今天在座的朋友跟我一起回到中國大陸,跑到江西瑞金再建立一個中華美利堅共和國,那你們看共產黨怎麼打,它把你剿光、殺絕,當然合法。中華民國在軍事上,是個愛國的國家,愛自己國家的政府,它當然合法,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它在文化上合法不合法?1994年我訪問臺灣的時候,蘇起先生問我說:你覺得我們臺灣到底是什麼樣的?我說:我給你八個字,好嗎?「中國傳統,美式生活」。吃牛肉,要吃三分、五分的,對不對?三分熟、五分熟的,可是傳統的文化在臺灣遍地皆是,人們堅持的傳統中國的最好的禮儀和禮節,這是今天在中國大陸上所看不到的,所以我們大陸人到了臺灣,多羨慕臺灣,說臺灣真好啊!那還是中國,說有一個青年到臺灣旅遊以後,寫了一篇文章,叫「我的祖國在臺灣」。
這說明什麼?在文化上,它是合法的,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共在中國大陸發起文化大革命,以剿殺文化、毀滅文化,遵照馬克思的教導要與傳統文化決裂的時候,蔣先生在臺灣發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我看了全部復興運動的優秀文章,我真是深有感慨啊,中華民國的復興也在臺灣,將來等我們兩岸都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下統一起來的時候,大陸人民要補上這一課,才知道什麼叫做中華民族的文化,什麼才叫中華民國的好文化。
當代的歷史反思和「民國當歸」


正是因為如此,在我那本書出版以後的近十五年來,對於中華民國的反思,已經成為一道道歷史的急浪,在這一道道歷史的急浪之中,終於形成了整體的、全國性的懷念民國思潮,這個思潮就是從思想上、從政治上、從經濟上、從軍事上到文化上,對民國的全面反思,採取系統的、個案的追蹤和釐清。
中國大陸一大批的歷史學家,都開始站在這樣一個民國思潮復興的戰場上,以楊樹標等有名的歷史學家為代表的這一批朋友,這群歷史學家裡面的文者,他們抓住歷史的個案,抽絲剝繭,把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一層一層的呈現在我們國人的面前,呈現在我們讀者的面前,整個歷史反思,走向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境界。
在這個境界當中,人民在語言上、在文字上、在行為方式上、生活方式上,甚至於民營的公司和共產黨的共和國的公營的公司上,進行對比,這個結果又造成了一個新的合法性,那就是民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才是一個好中國,雖然它戰亂頻頻,可是那是為了維護和保衛自己國家民族的戰爭,是為了保存自己民族和國家文化的戰爭,所以民國的合法性,就是在社會思潮的這樣一個環境與民國思潮的大的形勢下開始蒸蒸日上。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在長城上有我們的青年舉著一面大的中華民國國旗,上面寫著「長城上的大中華民國」;你們可以聽到,我們的高中畢業生們,棄絕高考,在高考場地上把中華民國的國旗升上去,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降下來;你們可以在世界日報的拐角上看到,廣州地鐵上有人賣一面面中華民國的小國旗,小國旗上寫著「繼承孫文,打倒共匪」;你可以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看到什麼?由於中華民國具有這樣一些合法性,那麼它就造成了整個中國大陸恢復民國運動的勢起。
它第一表現在歷史反思愈來愈走向普遍性;第二,這種普遍性帶來了復興民國的行動。大家都說要恢復民國,是指大陸那個49年的中華民國——有中華民國的臺灣就是民國,不需要我們來恢復——恢復民國的思潮造成了恢復民國的行動。共產黨的過去的管理出版的這些黨官們,居然在北京創辦了一個雜誌,完完全全他們把中華民國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交相對戰,讓所有讀者看到了中華民國可愛的那一面。
在海外,有我和幾個大陸出來的學者們、教授們,靠自己辦了一個黃花崗雜誌,用十三年的時間來證明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我們在海外、在海內的朋友們,在歷史反思的過程當中,愈來愈感受到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中華民國的進步性,已經在中國大陸很多人民的心裡紮根了,於是乎,首先出現了中國泛藍聯盟。這個中國泛藍聯盟,擁護中華民國的臺灣,擁護身在臺灣的中國的國民黨。這個泛藍聯盟建立起來以後,影響了中國大陸太多的年輕人,雖然它終於——我用一句不幸的話來說——被共產黨鎮壓了,被國民黨拋棄了。
可是緊接著,中國泛藍聯盟在中國大陸以湖南為中心,又重新建立起來了,這一批人遍及全國都有,他們被抓進去坐牢,放出來再做。中國泛藍聯盟要秉承的是什麼?那就是他們的原則,「民國當歸」。
什麼叫「民國當歸」?49年的中華民國當歸,中華民國的臺灣也當歸了,兩岸都叫中華民國,當然都歸了,中國就民族統一了,對不對?今天各種各樣的要恢復中華民國、復興中華民國的運動在中國大陸普遍的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恢復民國、復興民國的主題也在不斷的建立著,雖然共產黨的兩隻眼睛已經深深的盯到了它們身上,可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正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讓我們看到了臺灣的希望,也讓我們看到了大中國的希望,所以我在這裡講幾句閒話:我希望臺灣的中華民國台北政府,我希望今天執政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因為你們還叫中國國民黨,不叫臺灣國民黨,要記住,你們是最幸運的中國人,你們是最幸運的中國黨,你們儘量管你做最幸運的一個國家的政府就是中華民國的政府,但是希望你們不要忘記,你們的對岸還有那麼多人要恢復民國,要重建民國。
不要忘記,在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裡面,你們的國民黨是脫不了關係的,你們是無法割棄自己的責任的,我知道在國民黨的上層有兩股不健康的勢力,一個是李登輝留下來的臺獨勢力,一個就是以連戰等人為代表的親共勢力。我希望馬英九為首的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台北政府,能夠正視這兩股勢力,消去他們的影響,讓你們的心和我們大陸人民要恢復民國的心連結在一起,那麼中國國民黨就會掀起百年以來的難以找到的重大歷史機緣,什麼機緣?人民、大陸的人民會歡迎你們回去,你們愈做得好,他們愈歡迎,相反的,你們愈做得不好,請不要忘記,孫中山的價值,蔣介石的價值,中華民國的價值是全中國人民的遺產,這不僅僅為臺灣所有,我們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人,在臺灣的國民黨,或臺灣的其它的黨派,都願意承受這個遺產的時候,那麼這些遺產就一定會被我們所勇敢的接收,這是事實,這是即將實現的事實。
我希望國民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抓住機緣,抓住這個百年難遇的機緣,理解大陸人民,支持大陸人民,至少不反對大陸的人民,不要再跟共產黨勾勾搭搭,不要再到共產黨的紅地毯上走。中國大陸已經在走向專制制度崩潰的前夕了,你們要珍惜自己的歷史價值,珍惜自己的歷史前途,把我們的歷史前途和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結合在一起,我們一個燦爛的明天的中國,就會到來。什麼中國?恢復了民國,統一了中國的大中華民國就會出現,就會升起在我們的太陽下面。謝謝!

編者按:辛灝年先生在另一場演講中講述了中國大陸思想解放運動的更多背景,請參看本期雜誌刊登的演講錄《「思想解放」的命運和歷史反思的興起》。
(聽打 / 陳韻蓮  童龍  張莉)


 楼主| 发表于 3/6/2015 16:35:1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沒有出版過一本孫中山的書,也沒有在報紙上刊載過孫中山先生的任何一篇文章. I have never read a single Sun Wen's article before I was forced exiled!
 楼主| 发表于 3/6/2015 16:37:01 | 显示全部楼层
戴季陶是個堅決反共的人物。戴季陶對國民黨、對中華民國最大貢獻是什麼?他的貢獻就是在共產黨融進國民黨之後(打著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用國民黨的軀殼來填補他們共產主義的思想,批判三民主義,宏揚共產主義,否定中國國民革命,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戴季陶先生英明睿見,他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兩個陣營之間的問題。一個陣營要在中國革命道路上把中國變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另外一個主義,共產主義,要在中國高喊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要把中國重新變成一個被人專政的國家。戴先生的睿智就在於,早在1927年左右,他就能把這個問題分解得清清楚楚,有力的證明了「四•一二」清黨的歷史正確性。
 楼主| 发表于 3/6/2015 16:42:23 | 显示全部楼层
胡耀邦先生被解除職務的表明原因,中國大陸人民皆知,但有一個原因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是胡耀邦先生在八十年代上半紀訪問英國的時候,英國的大使館給他安排了一個節目,就是有一天的下午要讓他去給馬克思的墓去拜墓,也就是去為中國共產黨的祖宗馬克思上墳,可是時間到了,耀邦同志哪裡都不在,誰也找不到他,他上哪兒去了呢?他悄悄的一個人跑到大清時代駐英國公使館裡面去了,站在孫中山的畫像下流眼淚,這說明他心裡是怎麼想的。
 楼主| 发表于 3/6/2015 16:50:18 | 显示全部楼层
把蔣介石怎麼領導抗戰、怎麼親往前線,怎樣在崑崙關戰役的時候被敵人砲彈打過來,被埋在沙土裡,方先覺軍長把他從沙土裡刨出來,他都寫上去了。在1937年,日本所謂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開始之前,蔣先生曾經臥在北京的那個盧溝橋的南邊的河堤上,自己在那裡爬行了一千米,來考察如果日本從北面打過來,我軍怎樣建立自己的防線從斜面去打過去。他把這些都說出來了。我忽然感動,我從來沒有過的感動。蔣介石很可愛啊.
 楼主| 发表于 3/6/2015 16:53:56 | 显示全部楼层
楊樹標先生在十九年之前,已經認識到除了反共以外,蔣介石都是正確的,這是在他的後記《未了的話》裡面,白紙黑字寫出來的,可是蔣先生日記開放以後,那個被共產黨中共中央統戰部派到慈湖那位最有名的學者(History Professor Yang Tianshi )居然得出的結論和他是一樣的!
 楼主| 发表于 3/26/2015 13:04:40 | 显示全部楼层
Only after trans and edited a number of historical professors works o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 have been starting to understand Sun Wen's great thought and Jiang Jieshi's great mind and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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