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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主革命党的副主席李泰玉 已经88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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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20/2015 22:1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空难都摔d 于 3/20/2015 22:13 编辑

http://xj.news.163.com/07/0517/12/3EMQGSD5006400B3.html


  天山网讯(记者张迎春报道)4月21日,当记者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见到正在独自散步的李泰玉老人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目红润,身板硬朗,他已经88岁了。

  李泰玉是解放前新疆民主革命党的副主席,新疆“战斗社”早期的负责人之一。60多年过去了,曾与他同甘共苦的一批新疆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的因病而故……现在,早期的负责人当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李泰玉拄着拐杖,轻松地走上了他家的二楼。在俭朴的房间里,他坐在沙发上和记者谈起当年自己在新疆“战斗社”的经历时,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在他的完整叙述中,一个个从未向媒体披露过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从历史的风尘中向我们走来。

  留学苏联向往革命

  小时候,李泰玉随父母从山东省东平县来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934年,他在新疆省立一中毕业时,经过严格考试,和17名同学一起考上了苏联中亚大学政法系,成了新疆第一批苏联留学生。留学期间,聪明好学的李泰玉,各科学习成绩一直都在班里保持第一,而对他的影响最深的是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他逐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了新疆日报社当编辑。当时,虽说新疆在盛世才的统治下,但报社主要负责人都是从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还有一些中共党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新疆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他说,当时在新疆的共产党员都没有公开真实身份,他们组织各个学校的师生教唱的《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让他常常感到斗志昂扬。特别是林基路(时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编导的话剧《呼号》,还有他在《新疆日报》上发表的《六大政策的工作作风》和《诸葛亮出奇山》等文章,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李泰玉喜欢这些歌曲和文章,经常反复研读和思索其中的内容,当时他感觉要实现自己向往的共产主义理想,就要跟着共产党一步步地向前走。

  1942年4月,李泰玉担任报社内名为《通讯》的俄文版小报的主编。在报社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编辑李何等一批共产党员,共同编写了《九年来伊犁建设》,收集和整理了《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反法西斯战争图解》、《反法西斯战争通讯集》和《包围圈中的日寇》等文章。

  正当他充满了革命热情的时候,新疆政治局势悄然发生着一个重大变化。8月份,新疆日报社编辑长、共产党员李宗林和很多党员一起,开始陆续返回延安。临走时,李宗林对他和周围的同事说:“如果在新疆还能写文章,我就不走了。”听了这话,李泰玉感觉到新疆局势要变了。果然,不到1个月,盛世才公开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并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大批新疆共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使新疆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晚上,他发现屋外有人监视自己。此时,李泰玉心里清楚:自己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党的培养,为党做过一些事情,很可能也会被逮捕。他做好了被逮捕的思想准备。

  李泰玉一下子摸不着头绪,心里没个着落。他不知道这种局势还会持续多久?更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路应该走向哪里?他想办法躲过盯梢的人,和报社的赵新亚、于江志等思想进步的同事,一起悄悄探讨着这种形势。经过反复讨论和思考,李泰玉心里越来越清楚:盛世才推行的政策,属于改良主义,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个随风倒的投机政客。只有共产党才能真心地与广大群众结成同盟,为了人类的共同解放进行不懈的努力,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么,新疆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了吗?不会,共产党在新疆可能还会有人在。他想。

  “组织起来走革命的路!”曾受马列主义教育和共产党影响的李泰玉,和报社等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发出了这样的内心呼喊。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简直太落后了,苏联当时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就占到了欧洲第一位,亲眼看到苏联群众的富裕生活,第一次见到人与人之间还能那样平等友好相处,真是一种天堂般的人性化生活。”时至今日,李泰玉谈起留学苏联期间的感受时,仍然感慨万千。他说自己当时十分渴望那种理想的生活,认为那种生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实现。所以,他不想再等待下去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寻找到党组织,为党做点事。

  新疆“战斗社”的由来

  1944年12月,李泰玉和报社同事赵新亚、于江志等4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报社已被国民党控制了,各种思想进步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一律不准订阅。担任报社资料室主任的赵新亚,偷偷订阅了《新华日报》。李泰玉经常组织大家学习,了解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发展动态,相互交流意见。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共同的思想:坚持斗争,斗争必胜!

  不久,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1945年1月,两个组织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将“社”字取掉,改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新疆共盟)。书记是赵新亚,李泰玉担任宣传委员,成员大约有20人,都是一批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青年。“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开展活动,就模仿苏联地下革命活动的模式进行活动。”李泰玉说,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新疆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章程有序言、总纲、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基层组织等部分组成。最低纲领为:在新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高纲领为:在新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家还一致认为,今后这个组织可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一个总支部,在尚未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之前,维持原名。

  “当时,有一个内部刊物名叫《熔砂》,我认为改为《战斗》更有号召力,大家同意了。”李泰玉回忆说,《战斗》刊物是手抄本,不定期地刊登一些先进思想的各种文章、大家的学习心得等,他担任主编期间,特别是当年11月,他亲自编写了一期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特刊,效果不错。从此,《战斗》刊物改为油印。由于《战斗》刊物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民主生活,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对“新疆共盟”成员和广大群众影响很大,“战斗社”这个名字成了大家习惯的口头称呼。一直到现在,仍沿用这一名称。

  宣传革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

  他们在迪化的东风路附近,以杂货铺为掩护,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还成立了城内和城西两个支部,李泰玉担任城西支部书记。1945年9月17日,是陈潭秋等革命烈士的牺牲纪念日。李泰玉和成员们一起绝食了一天,在迪化满城西四道巷的张志远家里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静默志哀,唱着国际歌,决心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为新疆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李泰玉一边主编《战斗》刊物,一边和赵新亚一起,利用在新疆日报社工作之便,建立了一个得到报社批准的职工福利会。他们将一批思想进步的书报杂志送给职工传阅;还办了一个医务室,专门请来医生给工人们免费检查身体;在一些茶社里,还组织一部分工人进行思想交流,建立了“红色工会小组”等秘密组织。很快,一批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觉悟迅速提高起来。这时候,报社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取消了这个职工福利会。

  李泰玉不甘心。开始担任国际版主编的他,在编排稿件时,经常有意将倾向共产党方针政策宣传的文章放大进行处理;将与共产党政策对立的文章,从标题和字词上处理成模棱两可的意思。有两次,他借撰写社论之机,将国民党某个思想论点“偷梁换柱”,成了共产党的观点,在一版显要位置登出来,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分子的不满。社长先后两次找他单独谈话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下次再这样,就不客气了。”李泰玉不吭气,心里却暗暗高兴。“那时候,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早都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回味当时自己的机智巧妙,李泰玉老人至今都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开心地说。

  与狱中党组织接头

  与国民党展开巧妙斗争的同时,李泰玉和“战斗社”的同志们,继续寻找地下党组织。他们给狱中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送去了资料、食物和药品。狱中党组织乘机将全部被关押党员和亲属及群众的名单送出来,希望能得到党中央的营救。后来,“战斗社”派人秘密将这份名单,几经周转,送到了延安。这时,担任“新疆共盟”组织委员的赵普琳,与党组织已取得联系,他告诉李泰玉:党组织让我们去东北,那里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我们应该到那里直接参加对敌斗争,新疆没有共产党组织了。李泰玉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新疆真要是没有共产党了,更应该留下来就地战斗。于是,他召集成员们谈话,没想到,大家都不说话。后来,赵普琳说服不了李泰玉,和赵新亚等20多名同志,陆续离开了新疆。留下来的不到10人,“战斗社”负责人只有李泰玉了。

  无奈,“战斗社”的活动停了下来,《战斗》刊物也停办了。

  1946年5月的一天,“战斗社”成员于江志突然跑来悄悄告诉李泰玉说:“被关押在监狱的部分同志,争取到了保外就医,有人想和‘战斗社’负责人见面,你去。”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李泰玉来到了红山脚下的一条河边。安着一条假腿的谢良,正装着在河边洗衣服,他们用暗号接上了头。

  谢良说:“过去,监狱的伙食很不好,后来,我们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现在伙食改善了,虽然监狱中有些同志受到了敌人的殴打,但大家情绪都很稳定。”“监狱中有一部分人叛变了,这些人知道你们这个组织,很有可能还来找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上当。”谢良一边信任地向他介绍了狱内的情况,一边嘱咐他多加小心。

  “很多同志都走了,我将路费也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走,我们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今后该咋办。”李泰玉有些伤感地说。“你能留下来,就很好,坚持斗争下去,我们可以帮助你。”谢良的话,给了李泰玉很大的精神鼓舞。

  后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受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的委托,将关押在新疆监狱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亲属及工作人员,释放回了延安。准备启程前,地下党组织安排人,帮助狱中的同志变卖衣物。在迪化的老马市(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育才巷附近),李泰玉装成买主,又与他们接了两次头。李泰玉给对方送了一些《新华日报》,让监狱中的同志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动态,另一方面与他们商量狱内外配合革命活动的问题。最后一次,李泰玉写了一个小纸条,希望他们转交党中央。上面写着:请党派人和我们联系,领导我们斗争,我们没有经验。后来,当这批获释的同志们顺利地离开了新疆,走到西安时,托人给李泰玉捎来了信:明天我们去延安,我们一定将你的意思转告党中央,派人和你联系。

  费尽周折找到党中央

  尽管绝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撤离了新疆,但李泰玉对新疆革命斗争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和留下来的同志在罗志家里,进行重新选举。李泰玉被推选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记,罗志、陈锡华、于江志等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后来,还吸收了一批新同志,继续进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斗争。这时候,新疆政治局势又有了新变化。由原新疆省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个地区合并起来,建立的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下简称三区革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新疆和平条约,阿巴索夫作为三区革命的代表,来迪化参加即将成立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大会,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秘书长。

  阿巴索夫来到迪化后,李泰玉和陈锡华一起,立即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李泰玉提议,将三区革命和“新疆共盟”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共同反对国民党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为实现新疆解放而斗争。对李泰玉早已有所了解的阿巴索夫同意了,他还提议成立新疆中苏文化协会,推荐了罗志等人去协会工作。

  接着,阿巴索夫等人应邀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临走前,阿巴索夫和李泰玉交换了意见,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争取见到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我连夜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交给阿巴索夫,请他转交党中央。”李泰玉说,信的内容主要介绍了新疆形势和“新疆共盟”组织,希望党中央能派人来领导他们。

  到了南京,阿巴索夫冒着生命危险,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梅园新村找到了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向他汇报了新疆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同时将李泰玉的信交给了董必武。董必武表示:需要向党中央请示报告。阿巴索夫第二次与董必武见面时,董必武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一是国民党随时都有撕毁新疆和平条约的可能,要有思想准备;二要大力巩固新疆的革命根据地;三是对国民党军队要多做些政治瓦解工作。他还以个人名义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目前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疆的民族问题复杂,不要过早地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同时,他还派彭国安同志随阿巴索夫一起到新疆,负责电讯联络工作。

  那封信,让苦苦寻找了很长时间的李泰玉,终于找到了党组织。阿巴索夫回疆后,立即召集三区革命和“新疆共盟”的主要领导人,在他家开会。李泰玉听了阿巴索夫的汇报,听了党中央对新疆革命的具体指示,他心里一下子亮堂了。“现在,这封信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说到这,李泰玉提高了音量,脸上有一种自豪的表情。那封信,让他清楚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他回忆说,那天晚上,参加会议的有赛福鼎·艾则孜、罗志等9人。根据党中央指示的具体方案,会议决定成立“新疆民主革命党”,推选阿巴索夫为主席,李泰玉和艾斯海提为副主席,确定“新疆共盟”成员一律转为该党党员,并在原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疆民主革命党迪化区委会。”李泰玉还负责参照中国共产党“七大”修改的新党章,结合新疆实际,起草了《新疆民主革命党章程》。

  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

  新疆民主革命党成立后,新疆很快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他们组织了一批便衣特务,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汉族群众,围攻了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艾则孜等三区革命代表的办公地点,还挑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时,整个迪化城门紧闭,四处戒严,国民党到处抓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艾则孜的住处,也被严密监视起来了。此时,李泰玉连夜写出《告汉族同胞书》,揭露了事件真相,劝告汉族同胞要特别珍惜同少数民族同胞长期相处的亲密友情,千万不要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当,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并组织人印刷了几百份。第二天,派人迅速散发了出去。

  不久,党中央主动撤出了延安。新疆的国民党得知此消息后,到处逮捕人、杀人,气焰更加嚣张了。根据这种情况,阿巴索夫建议:将新疆民主革命党的领导机关,撤往三区革命根据地中心——伊宁。1947年3月29日,在阿巴索夫的安排下,李泰玉、陈锡华、范印仲、彭国安等同志乘汽车前往伊宁。

  李泰玉在近10年的地下革命活动中,一直是“笔杆子”。到达伊宁后,他开始主编新疆民主革命党的机关报——《民主报》。面对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严重的对立问题,《民主报》及时刊登了大量反对民族分裂和宣扬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各类文章,对促进当地民族的团结和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留在迪化区委会工作的同志,在罗志、李维新等人的领导下,不但经受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还将“战斗社”队伍逐渐壮大到了100多人,并于1948年11月恢复了《战斗》刊物。复刊后,《战斗》共出了51期,发行量从过去几十份增加到了2000多份,及时刊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新华社消息,传播全国解放战争情况和共产党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动态,在新疆各族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侥幸逃过飞机空难

  新中国即将成立了,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罗志等作为新疆代表,准备去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谈起这件事,李泰玉老人至今都感到侥幸。他说,“那次,组织本来决定让我去,衣服都按我的身材订做好了,最后又因工作需要,临时换成了罗志,我倒没什么意见,就是我身材高瘦,罗志矮胖,他穿上按我身材订做的衣服一点都不合体。”没想到,后来飞机途经苏联时失事,所有人都遇难牺牲了。李泰玉说,他和罗志一起在“战斗社”工作了多年,结下了深厚感情。要不是当时临时换人,自己也根本活不到今天,一想到患难战友罗志穿着不合体的衣服,替自己牺牲了,他就觉得心里难过。

  新疆解放后,新疆“战斗社”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49年12月28日宣布解散。一直在新疆黑暗统治中,苦苦追寻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的李泰玉,于1950年10月,终于加入了自己崇敬和向往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他已经从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岗位上离休20多年了。李泰玉对记者说,自己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就是和“新疆战斗社”共同成长的这段宝贵经历,这让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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